撰文：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
翻译：李晶 等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维特伯爵是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宫廷重臣，俄罗斯帝国政治家，历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第一任大臣会议主席，是俄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维特以亲历者身份，生动翔实地再现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是维特唱给俄罗斯帝国的挽歌，为其灭亡和1917年巨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
以下是维特记录的李鸿章访俄。
维特伯爵
1
在陛下即将举行加冕典礼之际，各国按照惯例都派出代表前来俄国祝贺。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成员或者权位最高的国家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这是一位最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前来参加加冕典礼，意味着中国非常感谢我们年轻皇帝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提供借款事务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必须解决朝哪个方向继续往前修的问题。我很自然地产生了通过蒙古和北满领土直接将铁路修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想法。这一方案可以大大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度并加速铁路建设的进程。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确就能成为一条世界性的运输大通道，它可以把日本、整个远东地区与俄国和欧洲连接起来。全部问题都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我倾心于这一想法，并将这一想法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也奏明了陛下。
正值此时，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自己的故乡布里亚特去了一趟，他一直都希望通过恰克图直接将铁路修往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不重要的。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第一，我认为必须把我们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结起来；第二，我认为一旦铁路通向北京必然会激起整个欧洲反对我们。并且根据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件事本身根本不具有军事政治意义，而只是一项涉及国内政策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希望以这条铁路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边疆区——滨海州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换言之，无论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眼中，还是在尼古拉二世皇帝眼中这条铁路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绝无任何进攻意义。特别是这条铁路不应该成为再行侵占任何领土的工具。
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得很不得体，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我都先后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狡猾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快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上说，如果能让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就太好了，因为他过去就认识李鸿章，二人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都千方百计地想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让李鸿章先去欧洲再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来我们俄国之前不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很清楚，如果他先去欧洲的话，就会受到那里各国人物的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迎接李鸿章，临行前乌赫托姆斯基找我详细商量了迎接事宜。而皇帝希望这一切要做的不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就前往欧洲，在那里乘坐一条轮船（看起来像是前往马赛）前去迎接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他与李鸿章会面。之后，虽然李鸿章接到要他去欧洲各港口的邀请，但他还是坐上了我为迎接他而准备的俄罗斯航运贸易公司的船，带领自己的全部随从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一起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希望在这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我将此想法禀奏皇上，说按照李鸿章的官阶，不妨派我军仪仗队来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种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下诏着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办理。
这时我发现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都产生了官场上特有的那种嫉妒心理。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接到我的通知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尽管他已奉旨做了安排，但很想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向陛下奏报的时候插手军事问题，插手陆军部的问题，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陆军大臣的权限，而不在财政大臣的权限之中。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则希望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典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典礼，但绝不让他来彼得堡，因为他完全不必在加冕典礼前抵达彼得堡。
这时，尽管其他国家邀请李鸿章在出席加冕典礼之前访问欧洲，但李鸿章还是径直经敖德萨来到俄国，他之所以能够先来俄国，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希望并派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应当安排在加冕典礼之前，因为在典礼期间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很难进行谈判。
由于以上原因，我再次启奏皇帝，请他允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领土问题我与李鸿章的谈判尽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反对我的意见，皇上还是准许李鸿章直接来彼得堡。于是我安排李鸿章乘坐特别专列抵达彼得堡。
皇帝陛下令我与李鸿章谈判，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没有与他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他同李鸿章也谈不了什么，因为当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对我们的远东政策和我们在远东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了解，而且丝毫也不感兴趣。
李鸿章先到财政部大厦与我会晤，因为我当时是财政大臣。我对他做了回访，之后我们见了几次面，并就协调俄中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政治性的交谈。
从第一次谈判开始就有人告诉我，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要做到的是千万不要着急，因为他们认为着急是没有风度的表现，什么事都应当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所以，当李鸿章走进我的客厅时，我身穿文官礼服，立即出去迎接。我们热情地相互问候，深深地相互鞠躬。接着我引他来到第二间会客厅，并令人献茶，一切都十分正式隆重。我和李鸿章坐了下来，他的所有随从和我方的官员全都站着。然后我问李鸿章要不要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个类似牡马嘶鸣般的声音，只见两名中国人立即从旁边的房间里出来，一人拿着水烟袋，另一人拿着烟丝，接着开始了吸烟仪式，这个仪式的特点在于：李鸿章端坐不动，只管用嘴吸烟吐烟，而点烟、拿烟袋、从他嘴里取出烟嘴再把烟嘴递到他的嘴里，这些完全由身边的中国人毕恭毕敬地服侍。
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来使我产生强烈的印象。我当然也表现得相当平静，做出一种泰然处之的样子。
自然，同他首次会晤时我根本没有接触正题，我们之间只是一个劲儿地寒暄。他问及皇帝陛下的健康状况，皇后陛下以及皇子们的健康状况。而我则问起清朝皇帝、皇太后以及皇帝所有亲属的健康情况。我们第一次会晤时所谈的仅仅是这些。
之后，在第二次会晤时，李鸿章同我比较熟悉了，看到所有这些仪式并没有对我起什么特殊的作用，于是同我谈话也更坦率，也不再过分拘泥礼仪了。特别是到了莫斯科之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双方见面时已经很随便了。
对于李鸿章我可以这样评价：我在国务生涯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要名垂青史的。我认为李鸿章是这些人中比较卓越的一位，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博大精深的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主要的是李鸿章有着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国家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治理中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于是我开始同李鸿章谈起：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由于我们助一臂之力，中国才得保持领土的完整，我们既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的原则，就将永远坚持这一原则。但是为了保证我们践言，首先必须保证在意外事件发生时我们真正能向中国提供援助。而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不能给予这种援助，因为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所以，一方面必须保证在必要时我们能够从欧俄部分调集军队，另一方面也必须保证我们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集军队。我还提到，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然我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动部分军队向吉林开拔，但是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行动非常缓慢，以至于我军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最后一点是，为了补充阿穆尔边区的兵源，我们需要在那里往返调动新兵。
可见，要使我们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我们首先需要一条铁路，需要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径。为此，这条铁路必须经过蒙古北部和满洲。此外，这条铁路在经济上也是需要的，因为它能提高铁路沿线我们俄罗斯地区的生产力，也能提高铁路沿线中国地区的生产力。最后这条铁路大概也不会招致日本方面的任何反对（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这条铁路从实质上说将把日本和整个西欧连接起来。众所周知，日本早就与欧洲文明融合了，至少在对外政策和各种技术问题上是如此。所以修筑这样一条铁路只会受到日本的欢迎。
不言而喻，李鸿章提出了各种异议。但是，从与他的谈话中我能看出，如果我们的皇帝也希望修这样一条铁路的话，李就会同意的。因此，我对皇上说，他最好接见李鸿章。皇上接见了李鸿章，但可以说是私人性质的接见。所以当时的官方报刊根本没有提到这次接见，整个过程不为任何人所知。
我清楚地记得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曾因什么事举行了一次有皇上参加的庆典仪式，他是在皇村接受祝贺的（这是在皇上赴莫斯科之前的事）。在举行祝贺时，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鱼贯而入，觐见皇上。当我走到陛下跟前时，皇上向我伸出手来，他的眼睛闪出光彩，几乎像耳语似的对我说：“李鸿章上我这里来了，我同他谈了。”
与李鸿章谈判的结果后来我又同李鸿章会面，我们把一切都谈妥了，并规定了以下对华密约的原则。
第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通过其领土修筑一条从赤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但是铁路的修建应交由私人公司承办，因为李鸿章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不同意这条铁路由官方修筑，不同意这条铁路公营或归国家所有。为此我们成立了中东铁路公司，当然这个公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完全处于国家掌控之中。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的私营公司又都归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或者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或者被列为派驻私营中东铁路公司的职员，正像交通部管辖的交通工程师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私营铁路公司中工作一样。
第二，我们将在这条铁路两旁划出一段土地供铁路运行之用。我们是这段划出的土地上的主人，也就是说这段土地属于我们，归我们支配，我们可以在这里配备警察，设置卫戍，亦即建立所谓中东铁路护路军。但是划归铁路的土地数量只能是铁路运营所必需的数量，在这一段土地上，俄国确切地说中东铁路公司是主人。铁路的最后走向将根据勘查情况来确定，但不管怎样，这条铁路将是由赤塔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条比较直的线路。中国不为铁路的建造和经营承担任何风险。
另外，我们必须承担义务，保护中国领土免受来自日本方面的任何侵略威胁。这样一来，我们就同中国建立了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同李鸿章谈判中达成的实质性的原则。这时，动身赴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的时间临近了，李鸿章携带其全部侍从和奉派照料他的官员前往莫斯科。
拟定书面协议我向皇帝陛下禀告了我同李鸿章谈判的成果，皇上授权我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交换意见。
我来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处，告诉他我授权通知他（这点他显然已经知道）我和李鸿章已经就所有的条款达成了协议，但只是口头协议，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拟定书面协议。就在这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才干使我深为折服。他问我：“您能否从头到尾详细地给我讲一讲，你们都谈妥了什么？”于是我把我们就各点达成的协议从头至尾详细叙述了一遍。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听完我的叙述，立即拿起笔来逐条拟定了整个协议的内容。我看完这份协议，它条分缕析，行文准确令我吃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把我所讲的内容以清晰的条理和顺畅的语言写成了文字。接着他把起草好的协议草案递给我，并说：“请您看一看，这样写是否合适，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只能说：我没有任何修改意见，因为您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得非常恰当，就好像您亲自跟李鸿章谈判过一样。接着我又补充说，如果我自己来拟定协议草案的话，可能要花比他多得多的时间，恐怕还不如他写得那么贴切。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告诉我他明天就把这份协议草案呈递给陛下，如果皇帝同意的话，就通知我。
第二天，我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那里拿到了协议草案，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原来写的一项条款做了变动。原来的写法是：我们同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一旦日本进攻中国或我国的滨海领土，我们应当保卫中国，而中国同样也要保卫我们。但在拿给我的协议草案中这一款已经没有直接提到“针对日本”，而是说一旦有某一方进攻中国或我国的滨海地区，中国有义务保卫我们，我们也有义务保卫中国。
该条款的这种表述令我吃惊，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个是同中国缔结仅仅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另一个则是针对所有列强的防御同盟条约，因为中国和英国也有关系，英国与中国相邻，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各种纠葛，不断出现问题（如关于西藏的纠葛一直持续到今天）；此外，中国和我们的同盟国法国之间也存在着麻烦，因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占领着东京这一领地。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某些殖民地或各种各样的租借地等。所以我们承担保护中国免遭一切列强侵略的义务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协议签订，如果某个列强知道了这一条款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会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
因此我立即前往觐见皇帝，禀告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在我向他叙述了同李鸿章商谈好的一切原则之后，已经拟出了书面协议，并且让我过目，我已经同意。但是现在这一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已经做了修改，而且做了非常危险的修改。
皇上对此表示理解并说：“您去找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谈这个意见，说服他按照原来的措辞拟定协议草案。”我告诉陛下自己很难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他的地位、他的职衔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谈判都是由我进行的，现在由我去纠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做出的决定，这肯定会把他惹恼，从而更反对我的意见。当然，我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不过，这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而言毕竟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最好还是陛下亲自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谈。皇上说：“那我就亲自跟他说吧。”
在此之后不久我们就前往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
2
我比陛下先到莫斯科，李鸿章比我到得更早。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与加冕典礼有关的各种官方庆典上，花在与李鸿章的周旋上，我觉得把我已经开始的谈判进行到底这是一件有关国家决策的大事。因为一方面，俄国可以修筑一条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不必向北沿着阿穆尔河绕一个大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和中国这样毗邻的巨人建立一种稳定的、不可动摇的关系。
陛下来到莫斯科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按照传统，陛下和皇室人员都住在涅斯库奇纳宫，于是我立即前往皇帝那里奏报。
我刚到皇上那里，陛下就对我说：“我已经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过了，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并说有一条的内容是：我们不仅要承担保护中国免遭日本侵略的义务，而且要承担保护中国免遭其他国家侵略的义务，这一条对我们是不利的。公爵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协议草案的这项条款将由洛巴诺夫按照您原来确定的原则进行修改。”皇帝对我说得十分肯定，所以我认为对此可以完全放心了。在和皇帝谈话后我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见过好几次面，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一问题。
此后，我又与李鸿章进行了谈判，希望在与中国缔结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允许我们通过中国领土修筑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义条约的同时，建立中俄友好防御同盟。由于根据这一协议，中国向私营公司提供铁路租让权，所以，我决定把这一租让权交与当时已经建立并且已经开始对外营业的华俄银行，这样一来必须规定一个办法，一方面使李鸿章所代表的中国政府能够向华俄银行提供修筑中东铁路的租让权，另一方面使华俄银行能通过一项特别的协议把这一租让权转让给中东铁路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皇帝批准中东铁路租让权之前，不可能组建中东铁路公司，因此李鸿章不能向一个尚不存在的中东铁路公司提供铁路租让权。中东铁路公司只有在铁路租让合同完全生效之后才能成立，而租让合同还没有拟定，要想同李鸿章尽快签订合同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许多细节问题还没有详细研究。我希望自己手中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中国承担义务让俄国公司通过蒙古和西伯利亚修建中东铁路的中俄密约；第二个是中国政府和某个俄国公司签订的修筑铁路的协议。在当时情况下承办这一铁路的最合适的机构当然就是华俄银行，为了不让华俄银行独享这一非常宝贵的权利，我同时又起草了一个与华俄银行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华俄银行要把所有这些权利都转让给由俄罗斯国家建立的中东铁路公司。
这样首先必须与中国全权代表、中华帝国的首席官员李鸿章签订一个一般性的秘密条约。签约的日期定了下来，俄国方面的全权代表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授予他全权的电报。双方代表应该齐集外交部，按照在这种场合通行的惯例和手续签署条约。这样的条约通常用特殊的纸张书写，要写得特别仔细、漂亮，由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盖章。
与中方签订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领土的条约预定的日期到了，我们齐集莫斯科，来到了在加冕典礼期间为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租用的大楼里。一方面是俄国全权代表及其率领的官员，另一方面是李鸿章及其随从。当我们一起在桌旁坐下来之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就对大家说，我们即将签署的协议十分重要，各位全权代表，即他本人、我和李鸿章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就不必再宣读了，李鸿章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看过条约文本，他们可能已经告诉李鸿章条约文本写得非常准确，他的秘书们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我们只需签署条约。不过，李鸿章的工作人员是否还要把它宣读一遍？
于是就把一份文本交给了李鸿章的随从人员宣读（在这种场合通常有两份文本，一份是给我们的，另一份是给中国的），我拿起了我们要签署的那一份文本，目的是要检查一下涉及我们承担义务保护中国免受突然侵犯的那项条款是否同初稿的措辞一样，即我们只承担保护中国免受日本侵犯的义务。
可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一条款与初稿并不一样，仍然是按照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修改稿拟定的，而我曾请求陛下出面让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把这一条款的措辞恢复原状。我前面已经讲了，皇上到莫斯科后曾对我说他已经将此事告知照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而公爵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同意按照初稿的措辞拟定这一条款。
我走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身边，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耳语说：“公爵，这一条款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改过来。”我原以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是故意这样做的，没想到他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道：“哎，上帝啊，我忘了告诉秘书让他们把这一条款改回初稿的措辞。”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丝毫没动声色，看了一下表，已经12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手掌，几个人闻声进来，他吩咐道：“现在进餐。”（因为原来约定条约签订后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这里进餐）。接着他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12点多了，我们先用餐，不然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饭后再签字。”
我们大家同去进餐，只留下两名秘书，我们用餐的时候，他们又把条约改写成初稿的措辞，即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据我在彼得堡的意见所写的那样。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两份条约文本了，而是有一款已经做了修改的文本了，这就是新写的同初稿一样的文本。以李鸿章为一方，以我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为另一方签订了条约。
这个条约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如果我们遵守条约的话，俄国当然不至于经历一场耻辱的对日战争，我们将在远东牢牢地站稳脚跟。但是我们自己背信弃义，也可以说轻率地违背了这个条约，以至于在远东陷入了目前这种境地。这点我下面还要谈。
条约签署后需由中国皇帝和俄国皇帝批准，这个条约应该成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基础，也是我们确定自己在远东地位的基础。
条约签署后李鸿章留在莫斯科，一直到陛下返回彼得戈夫。在此期间我经常同李鸿章会晤，不是他到我这里来，就是我去拜访他。李鸿章住在专门租来用于招待中国皇帝特命全权代表的邸宅里。
李鸿章同我已经处熟了，在我面前不再搞各种烦琐的中国礼仪了。他身边有几个保镖，但这些中国保镖与我们的保镖不一样。我们的保镖被称作哨兵或暗探，他们要保卫被保护者的生命和健康免遭他人侵害，而中国的保镖只管服侍他要保护的人本身，所以一直要围着主人转：早晨为他梳洗穿衣，晚上为他脱衣，白天替他按摩、点上各种各样的香，总之就是服侍他。而且许多这样的事李鸿章都是当着我的面让这些人做的。
布哈拉艾米尔拜会李鸿章有一次我在李鸿章这里，忽然有人报告书说布哈拉艾米尔前来拜会。李鸿章立即十分严肃地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当布哈拉尔米尔带着侍从走进李鸿章的会客厅时，李鸿章起身向前迎上几步，双方互致问候。
因为我同他们两人都很熟悉，所以没有回避，而是同他们一起就座。布哈拉艾米尔显然感到李鸿章的傲慢冒犯了他，所以他首先向李鸿章示意：他贵为君王，他来拜访李鸿章本人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所以在同李鸿章谈话时，他只问候中国皇帝、皇太后，根本不问候李鸿章本人。这对于注重繁文缛节的中国人来讲显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李鸿章则一直询问布哈拉艾米尔信仰什么宗教，并对他说中国人一直尊奉孔夫子早已定下来的信仰原则，然后一直想了解布哈拉艾米尔及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布哈拉艾米尔告诉李鸿章自己是穆斯林，遵奉穆罕默德制定的教规，并阐述了这一宗教的实质。
在这以后，布哈拉艾米尔站起身来，李鸿章也随之站了起来，或许是他自己意识到，或许是有人提醒，他把布哈拉艾米尔一直送到他的四轮马车旁，这时李鸿章的形象与布哈拉艾米尔相比显得卑微多了。我当时就想，布哈拉艾米尔摆出自己的身份——布哈拉艾米尔、是君王，这一招对李鸿章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可是当布哈拉艾米尔坐上马车，马车刚要启动时，李鸿章突然喊了一声，马车停了下来，与布哈拉艾米尔一起坐在马车上前来充当翻译的俄国军官问道：“您有什么吩咐？”李鸿章说：“请转告艾米尔，有一点我刚才忘讲了，现在想起来了，他们那个宗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国待过，他那时是个苦役犯，后来被中国赶走了，大概那时他就到了艾米尔他们那里，为他们创立了宗教。”
这一招来的十分突然，这一举动显然把布哈拉艾米尔搞得十分难堪，我明白这是李鸿章对布哈拉艾米尔摆傲慢架子的报复。
接着李鸿章很满足地回到自己的会客厅。因为天色已晚，我就辞别李鸿章回到家里。
媒体没有报道皇帝接见李鸿章以及与中国缔约的消息如果注意一下当时报纸上刊载的官方消息，就会发现，关于所有皇室人物、政界显要及其全权代表的到达、皇上对他们的接见以及他们在加冕典礼后离开俄国时向皇上告别等方面的情况，《政府公报》都进行过报道，总之，当时对他们和陛下的一举一动都有官方报道。而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甚至对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受到接待的事情只字未提，对当时俄中之间签订的这一异常重要的秘密条约也只字未提。
成立中东铁路公司并把经过中国领土修建铁路的租让权移交给它这个协议中没有什么内容能为欧洲知晓，他们得悉的仅仅是一点，无非是中国向华俄银行提供了修筑中东铁路的租让权，中东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伸。这是瞒不住的，因为要履行莫斯科条约，俄中双方全权代表必须签订修筑中东铁路的租让合同。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指示，也就是说合同应该怎样拟定，我们在合同中应达到什么目的，我都下达给了财政部副大臣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他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精明的国务活动家，已于数月前在皇村去世，这时他已经是国务会议成员并当选为国务会议预算委员会主席。中国方面参加起草合同草案的是驻彼得堡和柏林全权大使，他一般是冬春两季住在彼得堡，夏天和秋天住在柏林。
由于要在夏季签署这份合同，所以罗曼诺夫就前往柏林，根据我的指示同这位中国大使拟定租让合同草案，然后交由俄国政府和中国皇帝政府批准。
我当时未能做这项工作，因为在加冕典礼后我要去参加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然后我要到伏尔加河，当时那里的省份实行了酒类专卖制度。我身为财政大臣，随着酒类专卖制度在各省的实行，必须经常到这些省区视察改革的情况并发出相应的指示。
加冕典礼
3
我不打算谈加冕典礼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全部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是每当遇到这种高级的特别隆重的庆典时根据传统惯例都要举行的，都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我要谈谈当时发生的一件非常可悲的、非常令人难过的事件，当然这个事件并不属于庆典之列。我要说的是所谓“霍登惨案”。
通常在加冕典礼之后都要举行盛大的民众游乐会，由皇上向参加游乐会的民众赏赐各种各样的礼物，其中大部分礼物甚至是很独特的，这就是以皇帝陛下名义赐给百姓的食物。然后在这个位于莫斯科城外的大广场上（现在这一广场紧挨着莫斯科市区）为民众安排了各种娱乐活动，通常皇上也来看看他的臣民如何玩乐、如何吃喝。
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到那个广场上去，皇上也会在中午之前到达广场欣赏音乐会，著名指挥家萨福诺夫指挥的一支庞大乐队将参加音乐会的演出，演奏专为加冕典礼谱写的特殊颂曲。接待民众的活动从早晨就开始了。我坐上马车正准备往那里去的时候，突然听说早晨在将要举行游乐会的霍登广场上发生了一起惨祸，发生了可怕的拥挤踩踏事件，结果造成2000多人伤亡。
我怀着难过的心情前往霍登广场，当然前来参加庆典的其他人也同样心情沉重。使我感到苦恼的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安置受伤者、如何处置所有死难者的遗体？受伤者是否已被及时送往各医院？是否及时把尸体运到了别处以免被前来参加游乐会的其他人看见，以免被皇上、所有外宾和成千名侍卫看见。接着我又想到一个问题：皇上会不会因为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而下诏把这次愉快的盛会改为追悼会，把欣赏音乐会改成在广场上为所有的死难者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
可是当我来到广场时，已经看不到任何迹象，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特别的灾难，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干净了，已经没有任何发生过灾难的明显痕迹了，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东西，凡是可能暴露灾难迹象的地方都被遮掩起来、都被清除掉了。不过，所有的观礼者（专门为他们布置了一座观礼凉台）全都感觉到并且也明白发生了一场灾难，都笼罩在一种不愉快的氛围之中。李鸿章及其侍从的马车也到了，李鸿章走上观礼台，通过翻译（李鸿章除了汉语以外，什么外语也不懂，因此同他谈话总是离不开翻译）问我：“真的发生了一起死伤达2000人的大惨案吗？”
看来，李鸿章已经知道了所有详情，于是我只好不情愿地回答说：是的，的确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
李鸿章接着又向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告皇上？”我说，当然，这毫无疑问要禀告皇上，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之后已经立即禀奏皇上了。只见李鸿章摇着头对我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鼠疫，死了好几万人，可我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一直都说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答复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李鸿章顿了一顿，接着又问我：“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帝我们那里死了人，让他苦恼呢？如果我是贵国皇帝的官员，当然也不会让他知道这一切，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呢？”
不久各位亲王和皇帝陛下都到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庆典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按原计划进行：一大帮音乐家在著名指挥家萨福诺夫指挥下演奏；一切都井然有序，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灾祸。只有皇帝的脸上有些忧郁和痛苦的神情。我想，如果按照皇上个人的意愿，他完全可能取消这次庆典，并在广场上为死难者举行一次庄严的祈祷。但是，看来皇上听了谗言，而且不用细猜就能知道进谗言的是莫斯科总督、娶了皇后姐姐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在当时直到去世前可以说都是最接近皇上、对皇上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尽管已经决定，不承认什么可怕惨祸的发生，对此事置之不理，但是很自然，这一事件还是在整个莫斯科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而且像往常一样，在上层，在宫廷内部各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斗争和一系列的倾轧。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祸，谁应该对此负责？对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做出回答：惨祸的发生是由于根本无人指挥、一切放任自流造成的，而对此则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当时莫斯科的警察局长是弗拉索夫斯基上校，这位弗拉索夫斯基以前是波罗的海沿岸某城市，好像是里加的警察局长，有人把他推荐给亲王，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又有魄力的人，能够把莫斯科治理得井然有序。在弗拉索夫斯基之前，莫斯科的警察局长是科兹洛夫将军，他的确是一个正派人，可是就他的本性来说，不是“当警察”的材料。
而弗拉索夫斯基，据我对他的了解，的确属于那种在俄语中被称为是“无耻之徒”的人，这一点只要见过他与他说上10分钟的话就可以看出。他一有空就跑到餐馆里饮酒作乐。弗拉索夫斯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是粗暴无耻之徒的典型。他在莫斯科警察局里推行并加强一套大搞贪污受贿的办法，从表面上看他似乎的确维持了莫斯科的秩序。此外，他很善于阿谀奉承，所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手下的人都不把他看成是一位老爷，而是把他视为一个听差，他把这个亲王宫廷里上上下下交来的事情都办得妥妥帖帖。
这位警察局长声称，实际上在霍登广场上的庆典全都是由宫廷部安排的，所有的民众游乐活动和款待工作也都由宫廷部主持，警察局其实同广场上的事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那里全由宫廷部负责。至于广场附近的地方和通往广场的道路则全归警察局管，但这些地方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一切正常。这场灾祸之所以发生，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是因为人们全都争先恐后地涌去，希望得到皇帝的款待，你挤我、我挤你，以至于有2000人死伤，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另一方面宫廷部的全权代表则说，向人民发放各种食物礼品和组织各种娱乐活动的事宜的确由宫廷部安排，但他们并不负责维持广场上应由警察负责维持的秩序，这种事是莫斯科警察局的职责，如果秩序混乱，那不是他们的过错，而应该开罪于警察局。
接着，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当然出面替自己的警察局说话，实实在在地说，如果莫斯科总督不是亲王，而是其他的什么人，那么不言而喻，对霍登惨案负责的首先就是总督先生了，而后就是宫廷大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早在先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就担任宫廷大臣了，由于自己的地位，他在年轻皇帝的眼里享有特殊的威望。他也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属下，说他们对此事毫无责任，所有的过错都在莫斯科当局，首先是总督。
由于这种分歧，整个官僚机构便大动干戈。在上层，高级官员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支持这位宫廷大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深得皇太后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的青睐，而皇太后当时对皇帝还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证实说宫廷部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责任，惨祸的责任在莫斯科警察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附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一派对自己更有利，所以就断言，亲王和他的警察局与惨祸不相关，宫廷部应负全部责任。
当时还有很多官员不知如何是好，不知究竟应站到哪一边，是站在莫斯科总督一边抑或站在宫廷大臣一边？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到底谁对皇帝的影响大，是皇太后呢？还是娶了年轻皇后姐姐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
穆拉维约夫和巴林伯爵对霍登惨案的调查最后，调查霍登惨案的任务被委托给当时的司法大臣尼古拉·瓦列里安诺维奇·穆拉维约夫。这位司法大臣做了调查，编成了整整一小本材料，现在还是密件，我还保存着。穆拉维约夫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惨案的全部情况、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等等都写得非常详细。但他对谁应该对惨祸负责的问题却避而不谈，或者说他的说明是极为主观的，因为穆拉维约夫自己就是靠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保举才当上司法大臣的，他过去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关系密切。
让穆拉维约夫调查此事，在莫斯科方面认为是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的影响占了上风，但这个影响看来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另一个影响，也就是宫廷大臣的影响开始占据上风，人们认为这一影响来自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这样一来，又委托前任司法大臣巴林伯爵重新对此事进行调查，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加冕典礼期间任礼仪官。
我没有看过巴林伯爵的调查材料，他的结论也没有正式告诉过我，但我几次听巴林伯爵说过：他认为主要责任在莫斯科警察局和莫斯科当局，而不是宫廷大臣。换言之，巴林伯爵认为应由莫斯科总督承担罪责。顺便提一下，当巴林伯爵还在莫斯科，调查尚未结束时，也就是在惨祸发生之后不久，他就曾在宫廷中不慎流露：最糟糕的就是亲王们被授以重任，凡是亲王们担任要职的地方总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或者出现极度的混乱。由此所有的亲王都起来反对巴林伯爵。
据我所知，巴林伯爵已把自己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份详细的奏章呈给皇上，我也知道皇上在这份奏章上做了批示（虽然巴林伯爵曾把这个批示给我看过，但我却记不得了）。我知道，这个批示使巴伦伯爵感到很苦恼，这份带有皇上批示的奏章保存在米塔瓦附近伯爵的庄园里。
弄到最后，对这件死伤2000名左右俄国人的惨案负全部责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他被撤职了。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平息下去，然而毫无疑问它将永远载入俄罗斯的史册。
这件事情过去后，巴林伯爵有一段时间似乎引退了，但皇上对他的态度没有改变，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皇上又开始起用他，像从前和现在一样。但是从那以后，巴林伯爵再也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不过这也可以说是由于巴林伯爵年事已高。
至于穆拉维约夫，由于仰仗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的庇护，则官运亨通，我以后大概还有机会谈到这一点。
参加法国大使蒙特贝洛伯爵举办的舞会在霍登惨案发生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8日，按照礼仪预定在法国大使蒙特贝洛伯爵（后为侯爵）那里举办一场舞会。这位法国大使的夫人有钱，再加上他个人的品质，特别是由于他妻子的为人，所以他在上流社会很受欢迎。这场舞会应当非常豪华，皇帝和皇后当然也会应邀参加。白天我们都不知道，舞会是否会因惨案的发生而被取消。但后来得知并没有取消，于是大家猜测：舞会即使照常进行，皇帝陛下夫妇大概也不会去参加了。
我在预定的时间来到了舞场，与我一起到达的还有奏章委员会总管、未来的内政大臣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亚金和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我们一碰面，自然就谈起这桩惨案了。当时这位亲王对我们说，许多人建议皇上请大使取消这次舞会，无论如何皇上不能出席这场舞会，但皇上根本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这惨案固然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但不应当因它而使加冕典礼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把霍登惨案当回事。听到这些话后，我很自然地就把这些议论和今天早上从中国高官李鸿章那里听到的看法相对比。
不多久，皇帝和皇后驾到，舞会开始。第一场是乡间舞，皇上请蒙特贝洛伯爵夫人跳舞，皇后则由蒙特贝洛大使为舞伴。不过皇上很快就离开舞池，他显得很心烦，看来惨案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假如他能像在许多别的场合那样自己做主的话，也就是说他能扪心自问的话，他就会对这场惨案和整个庆典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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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还同日本签订了一项条约，但只起辅助作用。我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非常成功。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和日本分享在朝鲜的势力，其中俄国占优势。日本代表欣然同意了这一条约。据此我们可以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和数百名士兵。所以在军事和财政方面，从国家理财这个意义上看，俄国获得了颇大的、可以说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权益。而且根据这个条约我们还应当给朝鲜国王派去一名财政顾问，这等于任命一位财政大臣。但是，俄日双方都可以对朝鲜产生影响。日本也可以在那里设立工业公司并主宰朝鲜的商业，日本在货币领域没有占到任何特殊的便宜，俄国同样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等等。总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认为这个条约签订得很成功。
这样，俄国和日本似乎在莫斯科已经稳稳当当地分享了在朝鲜的利益。但这时的朝鲜已经是独立的朝鲜了，因为在中日战争之前朝鲜被认为是中国的藩属，完全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根据中日条约，朝鲜在战后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正是在莫斯科签订的这一条约确定和划分了我们和日本在朝鲜的利益。
李鸿章提出不要从西伯利亚铁路向中国南部敷设铁路的建议，另一方面根据与中国签订的秘密条约，我们已经获得了通过蒙古和满洲修筑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的权利，我上面已经谈到这一点。由此我们手中就可以掌握一条拥有极大政治和商业意义的铁路。不过当时我们曾经特别强调这条铁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任何侵略的工具，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条铁路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民族的桥梁，成为东西方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的工具，它应该从精神上产生相当的影响，因为这种新的文明——基督教文明，比在偶像崇拜中诞生的黄种民族的文明更强大有力。
我当时同李鸿章相处得已经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作为俄国的朋友，劝俄国无论如何不要从即将修筑的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南下，因为如果我们南下，就可能引起政治风潮，就可能使中国人感到意外，而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欧洲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白种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怀好意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就可能引起一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俄国而言都具有意外恶果的灾难。李鸿章对我个人讲这些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思想的忠实信徒，他的儿子在一份著名的诏书中把他称为是“和平的缔造者”，我过去和现在都是和平思想的最虔诚的信奉者。作为和平思想的信徒，我认为人类只有严格遵守基督教教义，才能使它显示出这种教义的力量并发扬光大。而基督教教义的主旨是：任何人都没有残杀自己同类的道义上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残杀自己同类的权利。
我提起李鸿章这一恳切的建议是为了说明：李鸿章是中国的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从我们欧洲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的人，但从中国的观点、从中国文明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很有文化的人。
既然皇帝陛下身上蕴含着一个人在精神和心灵中可能拥有的一切美好品质的种子，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李鸿章的建议转达给皇上，因为我相信皇帝陛下也把对华条约视作一个纯粹以和平为宗旨的条约。这个条约之所以要保密，不是因为条约授予了俄国通过蒙古和满洲建造铁路的权利，这些权利直接来自不幸的日俄战争之后俄国给予中国的道义援助，而是因为这个条约在当时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在于防止日本侵华事件的重演。
在加冕典礼期间，尽管陛下发布了圣谕，遍施恩泽于黎民百姓，但当然，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向陛下呈递了私人请求和申诉。陛下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尽量满足了所有这些请求。自然，著名的《公民报》编辑梅谢尔斯基公爵没有放过与皇帝拉关系的机会，不过皇上对这种可以称之为“公爵的谄媚”的行径根本不予理睬。
后来，在我、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与日本公使签订了《俄日贸易航海条约》之后，我于5月27日前往下诺夫哥罗德主持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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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
这次展览会是我倡议举办的，尽管布置得很好，但成绩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选择了加冕典礼刚刚结束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时机。5月28日我主持开幕式的时候，加冕庆典还没有结束。我原先委派财政部驻柏林代办季米里亚泽夫担任展览会主任，他是一个只会做书面文章的人，所以一遇到这样一件很需要灵活应对的事情就有点晕头转向了。我之所以选择季米里亚泽夫，是因为他在我的前任大臣手下任职时曾举办过展览会。
鉴于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在展览会布置工作快要结束之前，我请一位局长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瓦列夫斯基前来帮忙。他有活动能力、精力充沛，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只有一点害了他，甚至差一点毁了他，那就是他太好色，而又不走运。科瓦列夫斯基做起事来精力十足，过了几天展览会就已经完全筹备就绪了。
在6月20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皇上一直待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
将免税商品管理局改为免税商品与酒类
官卖总局在彼得堡实行酒类专卖制度6月2日，宣布将免税商品管理局改为免税商品与酒类官卖总局，这是因为自从我实行酒类专卖制度以来，这个局最重要的业务就是专卖酒类。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改革，因为那时各省的酒类专卖业务已经大大开展起来。这项业务由免税商品管理局局长马尔科夫主管，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极其令人尊敬的、卓越的人，原先一直都在消费税务处工作，消费税务处就是由免税商品管理局前局长、著名的格罗特邀请他来筹建的。马尔科夫受的是军事教育，是从军队转到消费税务机构工作的。这次改革的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根据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倡议所实行的酒类专卖制度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将逐渐在全国推广。
1903年8月当我离开财政部的时候，除了某些边远地区，酒类专卖制度几乎已经在全俄罗斯实行了。但总的说来，这件事还是做得不够彻底。
在彼得堡省，特别是在彼得堡市实行酒类专卖制度时，我遇到了某些障碍，由于当时我在年轻的皇帝那里还有威望和影响，还能博得年轻皇帝的好感，所以很容易就克服了这些困难。
实行专卖制度，当然大大损害了酒厂、私营酒类零售店的利益，其中包括二流小饭馆和小旅店的利益。在彼得堡实行酒类专卖制度之后，他们当然捞不到多大好处了，于是这些业主打开了通往一位亲王的门路。这位亲王就是德高望重，但根本不了解任何社会情况的皇帝的叔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们很有把握地对亲王说，一旦我在彼得堡实行专卖制度，城市里就会发生骚动，乃至会引发流血后果。因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军队总司令，所以这件事也与他有关。
亲王把这个意见转告皇上，于是，在专卖制度推行的前几天，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时候，陛下对是否应在彼得堡推行专卖制度产生了动摇。
但在我对皇上做了简单的解释之后，陛下放心了，于是我就在彼得堡实行了这项专卖制度，而且正如我原来估计的那样，并没有发生任何动荡，一切都非常平静。
实行酒类专卖制度的最初目的和日俄战争
开始后酒类专卖制度的方针应当说在我管事的整个时期，遵照先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嘱实行酒类专卖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减少酗酒现象。我这里说的“尽可能”，指的是要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机制性的、警察方面的途径，通过制定章程的途径来达到这种目的。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要使人们普遍不酗酒，并使之一直维持下去，那就只有通过普及文明、提高教育水平和保障物质充裕的方式才能实现。
遗憾的是对日战争爆发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佐夫担任财政大臣之后，他一方面由于要筹措巨额军费而处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他性格怯懦唯恐资金不足，所以将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规定的酒类专卖制度的方针稍稍做了一些修改，这些方针是由我根据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旨意制定的、马尔科夫以及消费税务处全体官员根据我的命令而执行的。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主要是从国库收入的角度来关注专卖制度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改革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他不仅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机制性的、警察方面的办法来减少酗酒现象，相反，以卖酒收入的多少作为衡量消费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业绩的尺度，这些人不是把减少酗酒现象视为自己的特殊业绩，而是把增加卖酒收入作为自己的特殊贡献。
此外，酒类的价格大大提高，而且还不止一次。大家知道，价格可能对减少酒类的消费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办法之一就是规定一种使大多数居民买不起的价格，这可不是经常采用的，其弊病在于这样做会发生私下售酒和营私舞弊等不良现象；要通过改变价格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结果，还可以规定中等的酒类价格，这种价格使最穷的居民也能买得起酒。但是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当时都没有采用，而是规定了几乎所有居民都能喝得起的酒类价格，而且这一价格足以使他们喝得家破人亡，这种价格一直维持至今天。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卖酒的收入，但是很自然也一直对酗酒现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卖酒的收入，近年来国营酒馆的数量也大为增长，几乎多出了一倍。这两个因素都加重了酗酒现象。
如果在战时采取这种酒类专卖方针，不能责怪任何人，任何一个财政大臣都会采取与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佐夫相同的措施。但我认为，一旦战争结束财政状况趋于好转，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就是应当考虑：实行酒类专卖制度的目的是减少酗酒现象，应当按照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遗训来处理问题。
李鸿章参观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 他前往西欧
下诺夫哥罗德展览会开幕后不久，李鸿章也来到这里。他在展览会上参观了几天，在我这里做客几天，我所说的在我这里，也就是在财政大臣这里做客。李鸿章对一切都感到很好奇，特别是陈列机器和技术设备的那些部分使他感到很惊奇。随后他从俄国前往欧洲，访问了几个欧洲国家。外国人对他感到异常惊奇，因为外国人对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一无所知，他们认为李鸿章及其侍从是些半开化的人。
前面我已经说过，为了履行同李鸿章签订的条约，由我的副手罗曼诺夫和中国驻彼得堡以及柏林大使签订了一份专约，这份专约随后也得到了批准。当时欧洲有人盛传李鸿章收取了俄国政府的贿赂，其实没有这回事。当时李鸿章在彼得堡没有收取任何贿赂。李鸿章根本没有谈到什么好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