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恩之崑曲長生殿彈詞全齣

【防删】外媒讲中文的正确姿势

以泪洗面第二人 发布于 2018-10-26 21:30:41 举报

阅读数：30085

颇有一些不知趣的外媒，跑到中国大陆来搞所谓新闻监督，还试图讲满大人（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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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颇有一些不知趣的外媒，跑到中国大陆来搞所谓新闻监督，还试图讲满大人（ mandarin）  普通话。

他们忘了，这片大陆，已经不是西太后时代的大清，也不是蒋中正时期的民国。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网络在方校长的指导下，也已经独立了。

那些图了神婆又拿了衣服的外媒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咱老百姓呢，今儿个啊

轶可赛艇！

路透中文网微博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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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微信公号被关

BBC中文网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网址

​对了，您知道New York Times么？

嗯，差不多吧，就是那家英文网站、中文网站都被墙了，认证的新浪微博账号也被关了的俗名叫新乡时报的准反动媒体。

纽时中文网2012年6月上线，仅4个月之后就无限期屏蔽至今。

​对了，这家纽约地方报纸还有认证的微信中文公号呢，就是那个QQ公司的产品，而且是活的。

不过如果您用联通或移动的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后，大概会是这样子滴：

纽约时报中文网微信公号不对墙内用户开放

​香港有家叫“端”的传媒，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众说纷纭，不过根据它在大陆被彻底端掉的命运，倒也名副其实。

这家媒体的名字，用百度搜索，一度是结果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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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有微信公众号，与纽约时报一样，是没有办法向大陆用户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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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海外中文报业里著名的“两早”么？（不是“早发财早移民”）

这里说的是《联合早报》和《南华早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老牌中文报纸，一度享受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崇高待遇。用中国记协官网的说法，它是“唯一获准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海外华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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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合早报》的这份天生骄傲，似乎是不大能够持续了， 就像一度走红的新加坡华侨、中国大陆返聘客座国师郑永年先生。

《联合早报》的微信公号，已经被关掉了。

微信公号被屏蔽，似乎并未挫败联合早报新媒体编辑的​作死热情。

继续利用微博平台、尤其是配图，阴阳怪气、借古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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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一时爽……

活着不好麽。

当然，有些癖好真难戒断，也是死了都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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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该重点谈谈香港的老牌报纸《南华早报》了。

2016年初，阿里爸爸Jack Ma 占领南华，标志着港英时代残留的最后一点西方口音，濒临灭绝。

随着全面解放香港的战略开始实施，《南华早报》逐渐开始回归大陆，民间读者已有基本共识，媒体一旦姓马，那就跟姓赵，区别就不大了。

马老板一度打出了红包牌，希望南华老员工认同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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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曾通过南华早报的专访，传递出要做大做强该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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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懂政治的企业家，或者说是懂企业的政治家，放的一个烟幕弹。

猴年春晚以后，南华早报的中文业务一步步被蚕食。

南早中文网的新浪官微、微信公号相继被关。

2016年9月9日，南华早报的官网突然蹦出这样一条消息。

​

“两早”大陆华文服务的基本中断，看似突然，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

您想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统帅，都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最大的叛国者，他那根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扁担，也不得不还给了朱德，“两早”这“老朋友”的荣誉，禠夺起来，也没啥难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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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国对那些讨厌的外媒实行纸网双重封杀，看似霸道加任性，但似乎也在权限之内。

至于具体责任在谁，借用华大姐的霸气回复：该问谁问谁去。

“中国可以say No”

复杂中国下的简单外交。 ​​​​

一位客居大兴黄村祖籍四川重庆的网友认为，外交语言在中国大陆，算是一门说学逗唱装傻充愣的国际舞台艺术。

对境外媒体的限制，实践中有文有武。

文的方面嘛，主要是利用GFW技术屏蔽像纽时、BBC等机构网站，尤是其中文服务。

 武的方面嘛，姑且听听几位驻华记者的“一面之词”。

半岛电视台前驻华记者

​陈嘉韵（Melissa Chan）女士2012年被北京拒签之后，一度导致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青黄不接，被迫关闭了一段时间。

BBC北京分社记者

路透社北京分社记者

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特朗普政府最高亚洲政策制定者马修·波廷格先生回忆他的驻华采访经历。

特朗普政府东亚政策最高制定者

而那些跟中华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其在华的社交媒体账号，并没有比外媒的日子好过多少。

甚至包括联合国。

2016年4月1日，嗯，没错就是这天，联合国的微信公号发表了文章 ——

​你是联合国派来的逗逼吗？

此文向QQ方投诉，由于申请手续复杂而且前后矛盾，该机构的认证未能通过年审，一年多的反复“上访”，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了这篇连萌带吓的檄文。

配图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这事儿后来得到了圆满解决，联合国的微信公号又可以在红线之上“胡说八道”了，也成为局域网内的一个奇迹。

 延伸阅读

卖萌也得港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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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知乎上开设的4个账号被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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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能想象出，环球时报（中文版）读者俱乐部里，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的盛况。

我打听到的情况是，美国大使馆的知乎账号，是应邀开设的，而不是所谓主动的“和平演变”，而关停的决定，并非是来自“幡然悔悟”的知乎，而是大陆最神秘的relevant organs。

2016年5月5日19时左右，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管理新浪微博官微的工作人员发现，@美国驻华大使馆 打不开了。

​

​​使馆工作人员立即向新浪微博官方投诉。

正当使馆新闻处准备向媒体发布关于“封号”的声明时，当日21时许，该官微又“复活”了。

据使馆工作人员透露：这期间，管理人员（对官微）没有任何操作，微博异常显然不是美国使馆方面的原因。

“我都准备好了找新工作，” 这位使馆管理微博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文作者。

这并非美国驻华使团的官方微博头一次遭遇封号。

早在2012年7月14日，以“卖萌”著称的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被封，至今未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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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独立的意义，堪比1949年的十月一日。

为了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渗透，祖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在方校长的带领下，把推特等非法网站给墙了。为了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方无辜群众提供社会主义正能量，新华社冒着敌人的炮火注册了推特（2012年2月9日设立英文账号：@XHNews），并在第五纵队的暗中协助下，成功通过了认证，成为推特大V。

截至2018年10月，新华社推特账户已经超过一千万关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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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是最早一批翻越防火墙在Facebook上注册账号的中国官方媒体。该账号始于2011年5月，比年前轰轰烈烈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翻墙爱国运动早了近五年。

​

2015年年6月，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中俄媒体论坛上表示，该报在脸书上的认证账号粉丝数已达460万，超过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等西方大报，在全球传媒中排第二位，仅次于纽约时报。

次年5月，人民日报的脸书更上层楼，超越CNN和纽约时报，成为facebook点赞数最高的认证媒体。

延伸阅读（须科学上网）​

BBC:中国官媒脸书赞数超越CNN与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能在被中国大陆屏蔽的Facebook上获得关注度世界冠军，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大概只能用“祖流放、盛如愿”这样的当代成语来形容了。

环球时报英文版 @globaltimesnews 应该是最早一批入驻推特的中国媒体，时间是2009年6月份。

胡锡进（@HuXijinGT ）或是党报老总里唯一一位注册推特的。2012年1月这个账号出现在推特上时，不少人怀疑这个账号的真实性。随后环球时报证实了这是胡锡进的官方个人账号。

2014年胡锡进（笔名单仁平）启用了新推号@HuXijin_GT ，这个账号与环球时报英文版认证账号 @globaltimesnews 互关，且互相转推。

2018年3月4日，胡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宣布开设个人中文推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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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吁近500万微博粉丝为自己“点赞壮行”，随后删除了这条帖子，如同喝完送行酒后把碗往地上一cei的死士，颇有些萧萧兮易水寒。

胡的第一条中文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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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胡锡进这样的名人，难上加难。

推特出现过或将会出现很多“胡锡进”。

比如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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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高仿A货复制了胡的资料，只是把ID @HuXijin_huanqiu 中的n 换成了 i 。

至于这位“胡锡进”，您可以理解为作者是想cosplay 下班以后的环球时报总编辑。

​

单仁平老师俄语出身，他个人的俄国情结，开始借环球时报这个平台公器渐渐绽放。除了墙内俄语个人节目，环球时报还开设了认证的推特俄语频道。

与同辈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跳广场舞比起来，老胡致敬青春，钩沉芳华的情怀是一样样的，但能力，不知道要高到哪儿去了。

无论是作为组织的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环球时报还是作为个人的胡锡进，他们自信的声音，或雷鸣于油管(youtube)里，或响彻在推特（twitter)上。

外宣和外媒是两个概念。

对于外媒来说，要想获得在中国大陆进行中文报道的资格，千难万难。

你看纽时、华尔街日报、路透社、BBC等就没能获得资质嘛。

外宣则是外放的包衣。

“全美电视台”气质姐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用CCTV播音腔代表世界向中国提问时，比国际钢芮只能代表亚洲向美国提问的境界，不知高到哪儿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民都能感觉到那种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另类自豪。

他们用流利的现代外语向西方人传递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华社承包的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滚动播出着从国家形象到乡镇企业的巨幕广告，他们的思想境界，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连VPN是何物都不知道、只能用简体中文进行社交的大陆普通群众们，他们是这个网络的野心时代，中华民族里坚持三个代表、四个全面，成功跨越GFW的伟大先行者。

既然微信和谐掉了，就转载一下吧

张凯律师：都在一条船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7月24日 转载)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出处：张凯律师微信公众号 记于2018年7月23日

[Le Mon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foulée

La Révolution de 1789 s’est achevée en 1794 sur l’échafaud de Thermidor. Après, ce n’est plus la Révolution, mais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ante sans la Révolution.

par Daniel Bensaïd

https://www.monde-diplomatique.fr/mav/82/BENSAID/56306

Malgré ses célébrations officielles et ses légendes scolaire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end à disparaître dans un trou noir. En 1989, la célébration du Bicentenaire n’a pas peu contribué à cette amnésie provoquée. Présidant la Mission préparatoire, Edgar Faure réclamait déjà « une ecclésiale réconciliation » Blancs et Bleus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dans une communion consensuelle du juste milieu et de «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 chère à Jacques Julliard, François Furet et Pierre Rosanvallon (1). La couleur était annoncée : celle du défilé bariolé et dépolitisé de Jean-Paul Goude. Terminus de l’histoire, fin de la politique, que la fête commence et dure pour l’éternité marchande. En ces temps thermidoriens (2) de contre-réforme libérale, la Révolution était passée de mode.

Elle reste pourtant une affaire jamais classée, sur laquelle, aurait dit Péguy, « on ne se réconcilie pas » car ce serait n’y plus rien comprendre. Officiellement, il y aurait donc eu une Révolution bien élevée, bien peignée, fréquentable, celle de 1789, ressuscitée en 1795 après la fâcheuse parenthèse de la Convention jacobine. Si républicaine se prétende-t-elle, l’idéologie historique dominante frappe ainsi d’infamie certains « terroristes » (déjà), mais n’hésite pas à baptiser les lycées du nom des grands terroristes repentis, les Fouché et les Carnot.

Ce détournement de l’histoire au profit du mythe, de l’événement au profit de l’ordre rétabli, manifeste une confusion néfast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 Certes, à l’origine, elles furent jumelles, inextricablement mêlées. Avec Thermidor, cependant, la République a pris ses distances. Au fil des ans, elle s’embourgeoise, s’étatise, se bureaucratise, jusqu’à son institutionnalisation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La République, c’est ce qui reste quand on a retranché la révolution, enlevé le haut (la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et le bas (l’audace révolutionnaire) : une citoyenneté d’autant plus invoquée qu’elle dépérit, une laïcité minimaliste réduite à un espace de cohabitation tolérante, un Etat gestionnaire. Et, au bout du chemin une République de marché qui fait bon ménage avec la nostalgie d’une République positiviste, d’ordre et de progrès, judiciaire et policière, autoritaire et fouettarde. Les vaincus de 1848 avaient expérimenté cette fracture. Imaginaire, le peuple rêvé indivisible s’était fendu sous leurs yeux en classes antagoniques. Désormais, les rescapés de Juin ne parleraient plus de République tout court, mais de République sociale.

« Penser la révolution », c’est penser sa singularité événementielle, ses contradictions, en fonction des forces contraires qui l’animent. Promu historien officiel du Bicentenaire, François Furet écrivait que « les révolutions ont intérêt à être le plus possible des parenthèses courtes » et que leur grand problème, « c ’est d’arriver à les terminer (3)  ». Pour lui et ses semblables, le Bicentenaire refermait le dossier, enregistrait la fin finale et définitive de la séquence révolutionnaire.

Péguy datait cette fin de l’instauration, sur les cendres de la Commune, d’une IIIe République assagie et tempérée. Tout au long du XIXe siècle, l’héritage révolutionnaire s’est souvent cristallisé autour du rétablissement de la République, jusqu’à ce que la seconde finisse par éclipser la première. A peine fondée, il apparut qu’il ne s’agissait pas d’une continuation, d’un aboutissement, mais bien d’une substitution. Après 1881, dit amèrement Péguy, la République « commence à se discontinuer ». D’unions sacrées en mobilisations générales, le rituel républicain étouffe désormais l’élan révolutionnaire : « En moins de cent vingt ans, l’œuvre, non p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ais le résultat de l’avortemen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de l’œuv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ous les coups, sous la pesée, sous la poussée de la réaction, de la barbarie universelle, est littéralement anéantie. Complètement. »

Sur la longue durée, cette périodisation ne manque pas d’arguments. Mais, du point de vue de la temporalité politique - ses acteurs l’ont éprouvé sur le vif à leurs dépens -, la Révolution s’est achevée sur l’échafaud de Thermidor. Après, ce n’est plus la Révolution, c’est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ante sans la révolution : 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 devient une guerre de conquête, le suffrage universel (masculin) est supprimé,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illimité est rétabli, assorti bien sûr de la loi martiale. Dix ans plus tard, le rétablissement de l’esclavage par l’Empire parachève cette réaction. La référence au droit naturel de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1789 disparaît dans celle du 22 août 1795, ainsi bien sûr que le droit à l’insurrection du pouvoir constituant. La Constitution de juin 1793, qui dissociait la citoyenneté de la nationalité et radicalisait le droit du sol en simplifiant les conditions d’accès à la citoyenneté, est enterrée (4).

Les controverses sur la périodisation, sur les flux et reflux, posen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on entend par contre-révolution. On imagine souvent une révolution à l’envers, un strict rebroussement. Bon observateur en la matière, De Maistre évoquait des formes soft de détournement et de récupération, une manière rampante de défaire et de contredire l’œuvre révolutionnaire : « Le r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qu’on appelle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une révolution. » C’était pronostiquer aussi bien les contre-révolutions bureaucratiques que les révolutions dites « de velours ».

Périodi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e serait d’abord suivre les avatars de ses contradictions originelles, nichées au cœur même de l’événement : mettre à nu la tension entre le droit à la propriété et le droit à l’existence, entre l’universalité proclamée par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le durcissement des intérêts particuliers, de classe, de sexe, de nation ou de race. Une polarisation nouvelle des rapports sociaux apparaît dans la subordination du suffrage censitaire à la fortune et dans la répression de l’hiver 1793-1794 contre la sans-culotterie parisienne ; dans l’exclusion des femmes de la citoyenneté et la mise au pas des tricoteuses ; dans la fermeture nationale et le passage de la guerre défensive à la guerre offensive ; dans l’adoption de la loi des suspects et l’évolution du regard porté sur l’étranger ; dans la perpétuation du racisme colonial et les tergiversations précédant l’abolition tardive de l’esclavage à la veille de Thermidor.

La Révolution se déclarait « française » et en même temps proclamait l’émancipation universelle. La Constitution de 1793 revendiquait ainsi le droit du sol et dissociait la citoyenneté de la nationalité : « Tout homme né et domicilié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y vit de son travail, acquiert une propriété, ou épouse une Française, ou adopte un enfant, ou nourrit un vieillard, tout étranger enfin qui sera jugé par le corps législatif avoir bien mérité de l’Humanité, est admis à l’exercice des droits de citoyen français. »Elle annonçait ainsi « une citoyenneté universelle et cosmopolite »,puisqu’on pourra désormais « être citoyen avant même d’être français ». Si la République était restée fidèle à cet esprit de l’An II, il y a belle lurette que la question des sans-papiers aurait été résolue.

Daniel Guérin a montré comment, loin de signifier l’avènement d’une humanité réconciliée, l’abolition des privilèges révèle les antagonismes de classe propres à la société moderne (5).

L’élan vers l’universel se brise ainsi sur les nouvelles frontières de classe, de race, de sexe, sur l’émergence d’une raison d’Etat. La guerre aux frontières et la guerre civile provoquent une radicalisation par le haut. L’exemplarité de la vertu prend le pas sur l’égalité des citoyens. Le nouvel ordre politique requiert des hommes frugaux et inflexibles, d’authentiques « romains ». Le culte de l’Etre suprême et une nouvelle religiosité d’Etat sont censés combler le vide d’un espace public désacralisé. Le patriote « qui soutient la République en masse » - car « quiconque la combat en détail est un traître » - l’emporte sur le citoyen.

La Terreur elle-même a son propre tempo, de la Terreur populaire d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1792 à la Grande Terreur de 1793-1794. Elle se nourrit des représentations hétérophobes d’un corps social censé être homogène et débarrassé de ses parasites : le peuple, la nation, l’Etat, ce serait tout un. Le conflit ne pourrait plus venir alors que du complot étranger ou de la trahison domestique. Dans cet univers compact où société et Etat, privé et public tendent à se fondre en un seul bloc, il n’y a plus guère de place pour l’erreur « subjective ». Il n’y a plus que des fautes « objectives ». Toute dissidence devient suspecte, tout ce qui pourrait donner consistance à une société encore gélatineuse est une « faction » attentatoire à l’unité organique de la nation. Tout pluralisme, qui permettrait de résoudre par la voie politique les « contradictions au sein du peuple », est exclu. Police et suspicion sont partout.

La répression du mouvement populaire et la fermeture des clubs de femmes, l’état d’exception de la Grande Terreur marquent, selon Guérin, le dénouement de ces contradictions au détriment des couches opprimées et exploitées. La répression de Lyon ou de Nantes, le « populicide » de Vendée dénoncé par Babeuf annoncent les cruautés, décrites par Renan ou Flaubert, dont la bourgeoisie victorieuse se montrera capable en juin 1848 et contre la Commune. Dès avant 1848, Michelet constatait amèrement dans Le Peuple qu’il n’avait pas fallu un demi-siècle à cette classe vouée au « calcul égoïste » pour tomber le masque de son universalité proclamée.

La Ttrajectoire de la Révolution n’est pas d’abord affaire d’idéologie, une confirmation conséquente du ver qui serait dès le début dans le fruit des Lumières. C’est la tragédie sociale et historique d’un « déjà plus » et d’un « pas encore », entre un ordre monarchique épuisé et une révolution sociale prématurée. Le grand Michelet encore : « Les républicains classiques avaient derrière eux un spectre qui marchait vite et les eût gagné de vitesse : le républicanisme romantique aux cent têtes, aux mille écoles, que nous appelons aujourd’hui socialisme », car les Enragés, babouvistes et autres conspirateurs de l’égalité portaient déjà en eux « le germe obscur d’une révolution inconnue ». Dans cet entre-deux, dans cet équilibre catastrophique entre « déjà plus » et « pas encore », le césarisme jacobin devait tourner à l’avantage de la bourgeoisie victorieuse, des agioteurs et des spéculateurs sur les biens nationaux. Les vertueux avaient fait leur temps. Ils étaient bons pour l’exil ou la guillotine…

Face à la réaction législative qui suivit Thermidor, Thomas Paine déclara superbement à la tribune de la Convention, le 7 juillet 1795 : « Mon propre jugement m’a convaincu que, si vous faites tourner la base de la révolution des principes à la propriété, vous éteindrez tout l’enthousiasme qui jusqu ’à présent soutenait la révolution et vous ne mettrez à sa place rien que le froid motif du bas intérêt personnel », la douche glacée de la concurrence libérale généralisée de tous contre tous. Michelet confirme la prédiction en historien. Pour lui, la Révolution s’achèverait quelque part entre brumaire 1793 et thermidor 1794 : « Après, tout ceci n ’est plus de la Révolution. Ce sont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longue réaction qui dure depuis un demi-siècle. »

Et qui continue.

Lors des préparatifs du Bicentenaire, François Furet annonçait avec soulagement que « la Révolution est devenue une histoire, puisqu’elle est finie ». En tant qu’événement, nul doute qu’elle soit terminée depuis longtemps. En tant que soif non apaisée de justice sociale et « rêve vers l’avant », elle resurgit dans les grands moments de résistance et de rébellion populaires.

Pour Furet, c’était clair : une frontière étanche séparait la cendre historique de la lave mémorielle. C’est pourtant là, au point de rencontre et de tension entre l’histoire pétrifiée et la mémoire vive, dans la tension entre l’archive parcheminée et la fidélité passionnée à l’événement, q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encore quelque chose d’indispensable à nous dire.

Daniel Bensaïd

Philosophe, auteur de Moi, la Révolution, remembrances d’un bicentenaire indigne, Gallimard, Paris, 1989.

(1) François Furet, Jacques Julliard, Pierre Rosanvallon,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Calmann-Lévy, Paris, 1988.

(2) Le 9 thermidor an II (date du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correspondant au 27 juillet 1794), les Conventionnels mettent aux arrêts Robespierre sous l’influence de Barras, Tallien, Fouché...

(3) Le Nouvel Observateur, 28 février 1988.

(4) Voir notamment Florence Gauthier, Triomphe et mort du droit naturel en Révolution, PUF, Paris, 1992 ;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Albin Michel, Paris, 1997 ; 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 Les Citoyennetés en Révolution, PUF, 1992. Voir aussi Permanences de la Révolution, collectif, La Brèche, Paris, 1989.

(5) Daniel Guérin, La Lutte des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Gallimard, Paris, 1968.

劉潤恩、朱艾瑞之崑曲邯鄲夢度世（掃花三醉）全齣（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