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dredi 29 décembre 2017

【转】伯通李:总有人要负责失败 | 2017年终盘点

伯通李  2017-12-29 09:03:43 

​​本文首发于虎嗅APP

​“如何总结即将过去的2017年?”
“你现在还认为2016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吗?” 
这条社交媒体上的段子,非常符合当下“云焦虑”思潮的主流审美。虽然其内核不乏回忆滤镜和思维惰性,但依然有可用之处:同比或环比分析,本就是年报研判的重头戏。
事实上,2017年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些情结,的确与2016年以来的跌宕起伏有很大干系。
话很多,我们慢慢说。

不欠债,毋宁死

现在回首2016年,那刀兵四起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本能的求生欲望促使人们在中介的撮合下,去敲开一扇又一扇或破败或拥挤的门,以防被时代列车抛下。炮声迫近的车站,难民潮水般涌向最后一节车厢:2016年9月30日,倒数第二班列车开出;2017年3月17日,最后第一班列车鸣笛。还扒在车厢上不肯放手的,都被齐刷刷砍断手指。
这是打了极大折扣后,由国家统计局收集的官方数字,2016年最高点时,北京二手房同比价格指数为140.5%——
北京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北京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所有挤上车的人都应当庆幸。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所有主动负债家庭的财富年均增长率为9.9%,比那些没搭上车的家庭要高2.4个百分点,四年下来的平均财富差距,更是高达34万元。别小瞧,这相当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2014年谷底买了房,等于比那些没上车的人多赚了十年工资。
而这还是全国平均数据,具体到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可以去水木等跳楼气氛浓厚的社区围观,那里每天都会上演各式没上车或上错车的人间劫难小剧场,在此不表。
经历了这样一轮财富跌宕,再没心眼的人也发现了一个规律:买房,或者说负债,才是撬动财富杠杆的真正法门。按吴晓波的话说,屌丝的银行负债率为零。
于是这个本性上厌恶风险的民族,开启了全民借贷的浪潮——
图片来源:《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图片来源:《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
​这条曲线,叫“家庭杠杆率”,即普通家庭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可以衡量出一国居民负债水平。不难发现,虽然国人负债增加的根源出自2008年大放水,但2016年的宏伟之力依然令人耀目,不仅将原本平缓的曲线硬拔出一个陡峭坡度,且威力不衰,延至如今。考虑到中国居民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比重较低,这样迅速攀升的杠杆率水平其实已经值得警惕。
你以为这样人们就收手了吗?当然不会,即便房产持有率接近90%,工薪家庭的购房意愿依然高达25%,这其中占23%的家庭都已经有房,即只有2%的家庭是真正购买首套房——谁也不愿意再错过下一班列车,谁也不能阻拦国人追逐负债的迫切心情。
于是到2016年底时,房贷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高达68.3%。并且人们还在努力加码。
我们这样迎来了2017。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

而2017年密集出台的房产新政,却以冻结交易的方式,瞬间冰封了家庭资产总额的70%以上(参见上文北京房价曲线图右侧,少部分城市除外)。这下不光是没上车的痛哭,在车上的也茫然:折腾了一年房子,接下来干啥呢?
在平行世界里,另一场人生游戏同样激荡不息。
肇始于2014年的“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直接将数以百万计的中青年脑力劳动者投放到残酷的创投游戏中。他们也习惯于在风口上,享受着远超出国民平均收入的感觉。下图中高高在上的蓝色柱状图,象征着中国式“新中产”的荣光。
2015年中国各行业平均工资2015年中国各行业平均工资
​然而,风向在2017年开始全面逆转。创投两端都开始大幅度趋冷——
数据来源:IT桔子数据来源:IT桔子
数据来源:投中信息数据来源:投中信息
​无论是看新公司数量,还是投资趋向,都可以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回落之势。当大炼钢铁一般的创业热潮逐渐褪去,“市场上全都是FA,好项目倒是没几个,忙两年也不开张。”
2017年10月时,虎嗅曾经刊登过一篇热文《我们终于都消停了》,说的就是这种心态——
那时候,中国处于一种追逐财富的亢奋和创业的狂热中。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那种狂热中辞职,跳槽,创业,改变人生轨迹。
大家都在尽量的折腾。
但近两年,我发现大家都开始“消停”了。
刚刚享受完房价上涨推动家庭财富增长的快乐,新中产们就一头撞上了行业低谷。可是那些在阶梯上升中逐渐打开的胃口,却再也缩不回去了。这其中,既有勃发的消费需求,也有对自己的人生期许。
然而,不能买房,创业又遇冷,你让这些早已不安分的灵魂如何自处?
不要忘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随着互联网变现渠道的兴盛,以及全民创业热潮的泛滥。人们愈发坚信互联网给了普罗大众足够的支持,让每个能独立赚钱的人都有机会把自己做成生意。而那些经过一轮又一轮做号热潮、直播热潮、知识变现热潮后,还在上班打工的人,无疑是被时代抛弃的落魄者。
于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忠实反映了这个社会思潮——
数据出自知乎用户“chenqin”数据出自知乎用户“chenqin”
​这项调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社会有10个阶层,你认为自己处在哪个阶层?结果有60%的人选了比自己实际所处阶层更低的阶层(根据其收入可计算实际所处阶层),对自己所处阶层做出恰当判断的人只有10%。全社会自报阶层平均值只有3.9,和5有不小差距。
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甚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放低自己。这种情绪,贯穿了2017年。

比丧更丧的

2017年5月时,我曾在《丧逼简史》一文中表了个态:如果进行2017年年度汉字评选,我现在就提名一个字——“丧”。
到现在了,我也没发觉有能超过这个字的选项。
因为随后又衍生出了一系列丧文化词汇:佛系、脱发、凉了……而且所指代人群也迅速蔓延,堪称全民皆丧。不信,你去问问第一批90后。
可这终究是耍小聪明式的假自嘲,自称丧的人,大多是丛林法则和社会金字塔的真正拥护者,并心心念念希望通过这个体系换来更多的名利以及社交认可。听听——“又一年过去了,怎么样,梦想是不是更远了?”
所谓丧,其内核还是不甘,还是觉得我怎么没别人混得好。如果再套上年初滥俗的“阶级固化”讨论,这两种思潮的合力就是“别关门,我还想继续上车啊!”
然而,真正的丧也出现在这一年。
先是年初一篇《深圳两套房,面临失业,中年财务危机引发家庭悲剧》刷爆中产朋友圈,接下来“华为开始清理34 岁以上职员”的传闻又加剧了技术白领的焦虑感,最新的案例,则是前几天中兴42岁老程序员坠楼事件,为全年划上一个悲情句点。
人们纷纷开始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种失业悲剧会轮到我头上吗?”
很有可能,大量出现的薪酬倒挂现象,预示着BAT们不会为你养老。而根据招聘网站拉勾的调查,出于低人力优势等多种原因,国内科技领域的年龄警戒线并不高,只有35岁。
没错,35岁。倒推一下,正是2000年左右入学,中国第一批既不包分配又赶上高校扩招的大学生。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提速,未来这样的悲鸣只会越发普遍,华为中兴只是起步早动手早而已。
在这个单向欲望水泵永无停息的时代,总有人要负责失败。

单向欲望水泵

学界对于债务风险的界定为,总债务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400%。然而中国有将近20%的家庭突破了这个界限,换算下来有将近2.4亿人。这其中有下岗后养不起全职太太和两娃的程序员,也有被现金贷逼上绝路的更低收入群体。
无论是满足中产阶级两房两车两娃的标配生活,还是让10亿缺乏信用记录的人群也能用上iPhone,伴随这个过程,互联网金融机构们在2017年接连兴盛、违约、跑路。区块链不仅是骗子的金手指,亦成为部分互联网公司挽回业绩的强心剂。
表面上,是消费主义把失业中年逼上了天台,而实际的根源还在于单向欲望水泵,或者说,是人们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迷信。
作为提倡“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代表,作家连岳在2017年写下多篇文章力捧这种心态——
赚不到足够的钱?那是因为自己不值钱。
我很多朋友勤奋而聪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是啊,承平日久,我们已经对自己所处境遇愈发模糊,让太多人误以为自己并非凡俗,既天资聪颖又生逢盛世。总以为已经搭上人类史上速度最快的复兴号列车,可以在没有尽头的上升螺旋中享受时代红利。
这种乐观的直观表现,就是上文中那不断高企的杠杆率,亦是单向欲望水泵快速运转的象征。而更深层的心理动机,还是相信只要自己跑得足够快,就不会被影子追上。如果谁要是倒霉了,那说明跑得还是不够快。
这种价值观的拥趸为数众多,其中也不乏很多成功人士。直到杭州纵火案发生,才发生第一次明显的动摇。

“从见缝插针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绝望往往不需要很久”

网友“Jackie .Meowww”在杭州林先生遭遇灭门惨案后,发了这样一段感慨——
我们国家是这样的,如果你一辈子不摊上什么大事儿,那幸福指数是真的很高。
可一旦摊上大事,从几千万身家的小富豪,到每月几百的农民,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大多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都有个很朴素的逻辑:就是那些维权的,找媒体的,都是穷人,都是社会底层。我努力挣钱,好好工作,多认识几个当官的经商的,不惹事不闹事,本本分分过我的小日子,那些糟心事儿肯定通通和我没关系。
其实呢?大家平时都是BAT工程师,江浙沪小老板,外企资深HR,光鲜亮丽,文明礼貌,看美剧听巴赫,谈投资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横幅拉起来,膝盖跪下来,和进城讨薪,在包工头面前磕头的农民工其实没啥区别。
这算不上多么高深的见解,但却力透纸背。因为人们眼睁睁看着能够在钱塘江边住豪宅的小富翁,沦落为江歌妈妈一般的微博上访户。甚至于可能还要指望被告保姆的辩护律师,以非常规手段,去赢得请那些本不可能登堂作证的公共机构成为证人的机会。
就在昨天,有人问王志安:“杭州保姆案(的访谈节目)还能做下去吗?”
“不能。”
仔细品品这两个字。
起码已经有人品出味道来了。这个人叫“风小餮”,曾经是著名的“小粉红”代表之一。(这个定义非常不严谨,如此称呼只为便于理解)
风小餮在2014年时,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脖子上套饼的懒媳妇》。在文章中,她形容那些担忧互联网资源逐渐消失的网民为“不会伸手转饼,导致脖子上套饼也饿死的懒媳妇”——
究竟是什么,让你产生了在不断开放的中国会被网上的一堵墙困住的错觉?
未来的青少年们,可以在人人网和Facebook之间自主做出选择(Facebook即将进入中国),他们不用担心在人人网上遇不见外国小伙伴,因为外国留学生及他们的朋友会自然地慕名前来;
未来的青少年们,会在电视里看到《冰与火之歌》《纸牌屋》及更多国外电视剧;
三年过去了,这几点在中国目前是什么现状,似乎也不必赘述了。而数年来一直因这篇文章被网民诟病的风小餮,也终于无法忍受那个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于2017年年尾,发了一篇“道歉信”——
从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现状来看,我是欠围观群众一个自打脸的。
2014年时,我觉得只要个人好好拼搏就一定会有自我成就的一天,我一定是上升期的幸运者,不会是历史倒车的遇难者。
然而,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也经历了各种大小不同的“丧”,时常感觉有人捏着我的鼻子往我嘴里塞药丸。
如果问我2014年是不是傻,我只能说,是的,挺傻。
正像黄薄码所说,“从见缝插针的希望到大水漫灌的绝望往往不需要很久,你不能解开一条没有系住的船,不能听见一个穿着皮裘的影子,同样也不能穿过阴暗的生活而不怀恐惧。”

………
36年未动的主要矛盾,在今年被更换了,但我觉得下边这个版本更好——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依旧稀缺的尊严感之间的矛盾。
希望在2018年,每个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哪怕一点点。

mercredi 27 décembre 2017

【转】張贊波:关于纪录片伦理问题的一点回应或看法


張贊波 2017-12-27 10:50:14 ​​

史杰鹏文章提到《有一种静叫庄严》史杰鹏文章提到《有一种静叫庄严》
因为不用微信,才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史杰鹏(John Paul Sniadecki)好久前发表在某公号上的一篇有关“纪录片伦理”的文章:《史杰鹏:没有任何纪录形式,能处于道德的上风》。其中较大篇幅提及了我2011年的纪录作品《有一种静叫庄严》,来作为他的思考和观点的例证。
史杰鹏导演史杰鹏导演
我很荣幸史杰鹏导演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我的作品。在我眼中,他是一位非常优秀而独特的纪录片导演,既有扎实的人类学修养,又有深厚的创作历练,最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位地道的美国人,他却是一个经常在中国混的“中国通”,他持续关注中国现实,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有关中国议题(硕士论文关于中国监狱制度,博士论文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此外,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很多部纪录片,从第一部有关松花江污染问题的《松花》开始,到在四川拍摄的《拆·迁》、《四川记事》、《人民公园》,在上海拍摄的《黄埔》,在甘肃拍摄的《玉门》,还有在中国火车上拍摄的《铁道》⋯⋯涉及的题材、地域和表达形式非常多元宽广。在某个私下场合,我曾经略微夸张地说过,史杰鹏在纪录影史上的价值要大于当时拍《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安氏只来华拍过一部影片,而他拍过很多部,给中国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时代纪录。从文本本身品质来说,也毫不逊色于《中国》。还有一点,史杰鹏和中国独立电影圈的交往关系也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这也是安氏所不具备的。为此我建议在场的北京独立影展某总监给史杰鹏导演策划一个个人单元,专门展映这位学人类学的老外摄像机里的中国,遗憾我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这于这个已经被有关部门干掉了的影展,也是一种终身不能弥补的缺憾。
同为一个持续涉足纪录片领域的创作者,我当然认同史杰鹏导演对于纪录片伦理的重要性的考量,也就是“拍摄者对于被拍摄者的责任感”问题:拍摄者有责任保护被拍摄者免于因为影片的拍摄和传播而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也想说,史杰鹏导演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对于拙作《有一种静叫庄严》的所谓“影片的危害性”的考量上,明显是多虑了。史杰鹏导演认为因为“完全暴露”片中主人公的脸孔身份而将“导致严重后果的伦理问题”,甚至说“他将可能面临严峻的法律后果,甚至可能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到监禁”⋯⋯在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史杰鹏导演:从影片完成的2011年年初至今,将近7年时间过去了,不仅他所担心的这种严峻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影片中的这位主人公并没有因为我的片子而遭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他本人后来仕途通达,甚至升官进爵。
史杰鹏文章截图史杰鹏文章截图
史杰鹏文章截图史杰鹏文章截图
我这么说,并不是推卸自己为了保护拍摄对象而应尽的责任以及应付的行动,实际上,在类似史杰鹏这样的观众和评论者的担忧出来前,我就对自己的影片的纪录片伦理问题有充分自觉,包括这位主人公(我的家乡同学、截访官员)在内,我对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和地名都用了化名。另外,我尽力控制这部影片的传播和流通,尤其从不在片中人物的生活地湖南放映——这也是大家很难看这部影片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的另一部作品、涉及到拍摄对象恋爱隐私的纪录片《恋曲》也是几乎以同样方式处理,效果也同样让我欣慰:拍摄对象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受到我影片的任何不良影响。而且,我想说明的是,我所做的这些谨慎的考量和处理,并非是拍摄对象对我的要求和束缚,完全只是我的自觉而已。他们一直充分信任我,从没就此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或非议,但恰恰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和道义来这样保护他们。
但是,可能要让史杰鹏导演失望了,连同这两部已完成的涉及拍摄对象隐私的纪录片在内,加上以后我可能还会做的类似纪录电影(包括已经拍完只待剪辑的《有一种静叫庄严》和《恋曲》的“续集”),我可以再次明确地说,我不会采纳他在文中所说的“采用⋯⋯其它视觉画面”、“利用后期处理掉容貌和声音”。我记得2011年《庄严》在宋庄放映后,史杰鹏导演在观影现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给你的主人公同学脸上打上马赛克吗?我当时简单地回答:没有。现在我可以补充一点:不但从没有如此考虑,也许以后也永远不会如此处理。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电影而非暗访新闻。电影是关于人的艺术,我在《庄严》里呈现和刻画的重点是:“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体制内的矛盾和异化”,这是一种“人的异化”,是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这个被我纪录而塑造的角色,正是因为其独特而典型的思考、讲述、行动——当然也包括其进行上述一切行为时脸上所呈现出的各种鲜活神情:喜怒哀乐、嘲笑(自嘲)、鄙夷、失望、茫然⋯⋯而表达出影像艺术对人性刻画的魅力所在,也使得这个角色以及这部电影有资格进入中国独立电影史(这不完全是我自诩的话哦,顺便做一个软广:之前素不相识的前辈胡杰导演看完这部片子后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赞许地表达了“你这部片子可以进入电影史了”)。我实在无法理喻和接受,一张打上马赛克的人脸,如何去完成这种艺术功能。也许,这是我和史杰鹏导演在纪录片伦理问题上拥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之外的观念差异。
另外的一点差异,也许还在于:我觉得,不要低估纪录片伦理问题的同时,也不要过于高估独立纪录片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拍摄对象的作用(无论好坏),尤其在现有的中国政治文化体制背景下。经常有观众(无论中外)在看完我的影片后善良而担忧地问我,那些影片中的人物会因为我的影片而遭遇到麻烦吗?甚至会问,他们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最近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是在半个月前丹麦文化中心的《大路朝天》的映后QA上。我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会,那就不是中国,因为他们的一贯作法:不会处理问题,只会处理揭示问题的人。所以我有可能会有麻烦,他们绝不会有⋯⋯这听起来是一种过于武断的回答,但却是基于我近十年的纪录片创作经历以及在此片土地上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而做出的真实判断。史杰鹏导演尽管是一个“中国通”,在此层面的理解还是难免会有隔膜。
我在纪录片伦理问题上一般遵循“公私有别”的对待原则,就是:“公领域”不惧传播以及后果,“私领域”尽量谨慎对待。像《天降》和《大路朝天》这种涉及对事关公共权益的机构(尤其是公权力)进行揭示和批判的片子,尽管可能会带来对当事人的伤害,也要尽力传播。而隐私话题或隐私领域,却要充分考虑到有可能带来的传播伤害,从而谨慎控制其传播边界。当然,有些公私混杂或公私不那么明确的议题领域,在处理伦理问题上也并非有公式可套,也许就只能凭自己内心的良善和直觉来权衡和抉择了。
有时候,成为一个心怀善意的人是纪录片创作的基础。在成为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人活在世上,和人交往,行为处事,都会处处面临伦理道德问题。小到是否随地吐痰,大到是否杀人放火,这是人之为人的必然遭遇和选择。并不需要时刻提醒和过度忧虑。设想一下,当你走出家门上街购物,如果你老妈像个卫道士一样寸步不离地追随着你、时刻在你耳边提醒,当你过马路时她说:别闯红灯;当你路过银行时她说:不能抢银行;当你瞥一眼美女时她说,不要非礼。当你刚有尿意时她说:不能尿裤子;当你买东西时她说:不要给人假币⋯⋯对于这样一个全程忽视你作为具有独立思想和道德感的成年个体的卫道士,你不会烦死她才怪呢。
伦理问题,行进到一定阶段,取决于自觉的道德修养和历练,外加法制的保障和约束。纪录片伦理问题,也应置放于人的这个语境下讨论和考量。否则就难免过于虚空或苛刻。套用史杰鹏导演的文章标题句式:《没有任何的伦理问题,能脱离人的本质》。
最后,指出史文的一处事实错误。《有一种静叫庄严》并非“引人瞩目地落选于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事实是我根本就没有将片子投给这个影展,此外还有云之南影像展我也没有投。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那两个善于自我审查的所谓独立影展,已经配不上我的片子了。​​​​

mardi 5 décembre 2017

2017.12.04 上海城隍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