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27 10:50:14
史杰鹏文章提到《有一种静叫庄严》
因为不用微信，才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史杰鹏（John Paul Sniadecki）好久前发表在某公号上的一篇有关“纪录片伦理”的文章：《史杰鹏：没有任何纪录形式，能处于道德的上风》。其中较大篇幅提及了我2011年的纪录作品《有一种静叫庄严》，来作为他的思考和观点的例证。
史杰鹏导演
我很荣幸史杰鹏导演在他的文章中写到我的作品。在我眼中，他是一位非常优秀而独特的纪录片导演，既有扎实的人类学修养，又有深厚的创作历练，最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位地道的美国人，他却是一个经常在中国混的“中国通”，他持续关注中国现实，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有关中国议题（硕士论文关于中国监狱制度，博士论文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此外，他还在中国拍摄了很多部纪录片，从第一部有关松花江污染问题的《松花》开始，到在四川拍摄的《拆·迁》、《四川记事》、《人民公园》，在上海拍摄的《黄埔》，在甘肃拍摄的《玉门》，还有在中国火车上拍摄的《铁道》⋯⋯涉及的题材、地域和表达形式非常多元宽广。在某个私下场合，我曾经略微夸张地说过，史杰鹏在纪录影史上的价值要大于当时拍《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安氏只来华拍过一部影片，而他拍过很多部，给中国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时代纪录。从文本本身品质来说，也毫不逊色于《中国》。还有一点，史杰鹏和中国独立电影圈的交往关系也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这也是安氏所不具备的。为此我建议在场的北京独立影展某总监给史杰鹏导演策划一个个人单元，专门展映这位学人类学的老外摄像机里的中国，遗憾我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这于这个已经被有关部门干掉了的影展，也是一种终身不能弥补的缺憾。
同为一个持续涉足纪录片领域的创作者，我当然认同史杰鹏导演对于纪录片伦理的重要性的考量，也就是“拍摄者对于被拍摄者的责任感”问题：拍摄者有责任保护被拍摄者免于因为影片的拍摄和传播而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也想说，史杰鹏导演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对于拙作《有一种静叫庄严》的所谓“影片的危害性”的考量上，明显是多虑了。史杰鹏导演认为因为“完全暴露”片中主人公的脸孔身份而将“导致严重后果的伦理问题”，甚至说“他将可能面临严峻的法律后果，甚至可能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到监禁”⋯⋯在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史杰鹏导演：从影片完成的2011年年初至今，将近7年时间过去了，不仅他所担心的这种严峻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影片中的这位主人公并没有因为我的片子而遭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他本人后来仕途通达，甚至升官进爵。
史杰鹏文章截图
史杰鹏文章截图
我这么说，并不是推卸自己为了保护拍摄对象而应尽的责任以及应付的行动，实际上，在类似史杰鹏这样的观众和评论者的担忧出来前，我就对自己的影片的纪录片伦理问题有充分自觉，包括这位主人公（我的家乡同学、截访官员）在内，我对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和地名都用了化名。另外，我尽力控制这部影片的传播和流通，尤其从不在片中人物的生活地湖南放映——这也是大家很难看这部影片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的另一部作品、涉及到拍摄对象恋爱隐私的纪录片《恋曲》也是几乎以同样方式处理，效果也同样让我欣慰：拍摄对象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受到我影片的任何不良影响。而且，我想说明的是，我所做的这些谨慎的考量和处理，并非是拍摄对象对我的要求和束缚，完全只是我的自觉而已。他们一直充分信任我，从没就此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或非议，但恰恰因为这样，我觉得自己更有责任和道义来这样保护他们。
但是，可能要让史杰鹏导演失望了，连同这两部已完成的涉及拍摄对象隐私的纪录片在内，加上以后我可能还会做的类似纪录电影（包括已经拍完只待剪辑的《有一种静叫庄严》和《恋曲》的“续集”），我可以再次明确地说，我不会采纳他在文中所说的“采用⋯⋯其它视觉画面”、“利用后期处理掉容貌和声音”。我记得2011年《庄严》在宋庄放映后，史杰鹏导演在观影现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给你的主人公同学脸上打上马赛克吗？我当时简单地回答：没有。现在我可以补充一点：不但从没有如此考虑，也许以后也永远不会如此处理。理由很简单：我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电影而非暗访新闻。电影是关于人的艺术，我在《庄严》里呈现和刻画的重点是：“一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体制内的矛盾和异化”，这是一种“人的异化”，是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这个被我纪录而塑造的角色，正是因为其独特而典型的思考、讲述、行动——当然也包括其进行上述一切行为时脸上所呈现出的各种鲜活神情：喜怒哀乐、嘲笑（自嘲）、鄙夷、失望、茫然⋯⋯而表达出影像艺术对人性刻画的魅力所在，也使得这个角色以及这部电影有资格进入中国独立电影史（这不完全是我自诩的话哦，顺便做一个软广：之前素不相识的前辈胡杰导演看完这部片子后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赞许地表达了“你这部片子可以进入电影史了”）。我实在无法理喻和接受，一张打上马赛克的人脸，如何去完成这种艺术功能。也许，这是我和史杰鹏导演在纪录片伦理问题上拥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之外的观念差异。
另外的一点差异，也许还在于：我觉得，不要低估纪录片伦理问题的同时，也不要过于高估独立纪录片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拍摄对象的作用（无论好坏），尤其在现有的中国政治文化体制背景下。经常有观众（无论中外）在看完我的影片后善良而担忧地问我，那些影片中的人物会因为我的影片而遭遇到麻烦吗？甚至会问，他们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最近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是在半个月前丹麦文化中心的《大路朝天》的映后QA上。我的回答是：不会。如果会，那就不是中国，因为他们的一贯作法：不会处理问题，只会处理揭示问题的人。所以我有可能会有麻烦，他们绝不会有⋯⋯这听起来是一种过于武断的回答，但却是基于我近十年的纪录片创作经历以及在此片土地上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而做出的真实判断。史杰鹏导演尽管是一个“中国通”，在此层面的理解还是难免会有隔膜。
我在纪录片伦理问题上一般遵循“公私有别”的对待原则，就是：“公领域”不惧传播以及后果，“私领域”尽量谨慎对待。像《天降》和《大路朝天》这种涉及对事关公共权益的机构（尤其是公权力）进行揭示和批判的片子，尽管可能会带来对当事人的伤害，也要尽力传播。而隐私话题或隐私领域，却要充分考虑到有可能带来的传播伤害，从而谨慎控制其传播边界。当然，有些公私混杂或公私不那么明确的议题领域，在处理伦理问题上也并非有公式可套，也许就只能凭自己内心的良善和直觉来权衡和抉择了。
有时候，成为一个心怀善意的人是纪录片创作的基础。在成为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人活在世上，和人交往，行为处事，都会处处面临伦理道德问题。小到是否随地吐痰，大到是否杀人放火，这是人之为人的必然遭遇和选择。并不需要时刻提醒和过度忧虑。设想一下，当你走出家门上街购物，如果你老妈像个卫道士一样寸步不离地追随着你、时刻在你耳边提醒，当你过马路时她说：别闯红灯；当你路过银行时她说：不能抢银行；当你瞥一眼美女时她说，不要非礼。当你刚有尿意时她说：不能尿裤子；当你买东西时她说：不要给人假币⋯⋯对于这样一个全程忽视你作为具有独立思想和道德感的成年个体的卫道士，你不会烦死她才怪呢。
伦理问题，行进到一定阶段，取决于自觉的道德修养和历练，外加法制的保障和约束。纪录片伦理问题，也应置放于人的这个语境下讨论和考量。否则就难免过于虚空或苛刻。套用史杰鹏导演的文章标题句式：《没有任何的伦理问题，能脱离人的本质》。
最后，指出史文的一处事实错误。《有一种静叫庄严》并非“引人瞩目地落选于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事实是我根本就没有将片子投给这个影展，此外还有云之南影像展我也没有投。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那两个善于自我审查的所谓独立影展，已经配不上我的片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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