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dredi 26 octobre 2018

【防删】外媒讲中文的正确姿势


以泪洗面第二人 发布于 2018-10-26 21:30:41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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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一些不知趣的外媒,跑到中国大陆来搞所谓新闻监督,还试图讲满大人(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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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颇有一些不知趣的外媒,跑到中国大陆来搞所谓新闻监督,还试图讲满大人( mandarin)  普通话。
他们忘了,这片大陆,已经不是西太后时代的大清,也不是蒋中正时期的民国。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网络在方校长的指导下,也已经独立了。
那些图了神婆又拿了衣服的外媒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咱老百姓呢,今儿个啊
轶可赛艇!
路透中文网微博被禁路透中文网微博被禁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微信公号被关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微信公号被关

BBC中文网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网址BBC中文网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网址

​对了,您知道New York Times么?
嗯,差不多吧,就是那家英文网站、中文网站都被墙了,认证的新浪微博账号也被关了的俗名叫新乡时报的准反动媒体。
纽时中文网2012年6月上线,仅4个月之后就无限期屏蔽至今。
​对了,这家纽约地方报纸还有认证的微信中文公号呢,就是那个QQ公司的产品,而且是活的。
不过如果您用联通或移动的手机去扫这个二维码后,大概会是这样子滴:
纽约时报中文网微信公号不对墙内用户开放纽约时报中文网微信公号不对墙内用户开放
​香港有家叫“端”的传媒,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众说纷纭,不过根据它在大陆被彻底端掉的命运,倒也名副其实。
这家媒体的名字,用百度搜索,一度是结果为零。
它也有微信公众号,与纽约时报一样,是没有办法向大陆用户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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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海外中文报业里著名的“两早”么?(不是“早发财早移民”)
这里说的是《联合早报》和《南华早报》。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老牌中文报纸,一度享受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崇高待遇。用中国记协官网的说法,它是“唯一获准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海外华人报纸”。

​但《联合早报》的这份天生骄傲,似乎是不大能够持续了, 就像一度走红的新加坡华侨、中国大陆返聘客座国师郑永年先生。
《联合早报》的微信公号,已经被关掉了。
微信公号被屏蔽,似乎并未挫败联合早报新媒体编辑的​作死热情。
继续利用微博平台、尤其是配图,阴阳怪气、借古喻今。



配图一时爽……
活着不好麽。
当然,有些癖好真难戒断,也是死了都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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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该重点谈谈香港的老牌报纸《南华早报》了。
2016年初,阿里爸爸Jack Ma 占领南华,标志着港英时代残留的最后一点西方口音,濒临灭绝。
随着全面解放香港的战略开始实施,《南华早报》逐渐开始回归大陆,民间读者已有基本共识,媒体一旦姓马,那就跟姓赵,区别就不大了。
马老板一度打出了红包牌,希望南华老员工认同新的价值观。
​还曾通过南华早报的专访,传递出要做大做强该报的信号。
​这显然是懂政治的企业家,或者说是懂企业的政治家,放的一个烟幕弹。
猴年春晚以后,南华早报的中文业务一步步被蚕食。
南早中文网的新浪官微、微信公号相继被关。

2016年9月9日,南华早报的官网突然蹦出这样一条消息。
“两早”大陆华文服务的基本中断,看似突然,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
您想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副统帅,都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最大的叛国者,他那根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扁担,也不得不还给了朱德,“两早”这“老朋友”的荣誉,禠夺起来,也没啥难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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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国对那些讨厌的外媒实行纸网双重封杀,看似霸道加任性,但似乎也在权限之内。
至于具体责任在谁,借用华大姐的霸气回复:该问谁问谁去。
“中国可以say No”
复杂中国下的简单外交。 ​​​​
一位客居大兴黄村祖籍四川重庆的网友认为,外交语言在中国大陆,算是一门说学逗唱装傻充愣的国际舞台艺术。
对境外媒体的限制,实践中有文有武。
文的方面嘛,主要是利用GFW技术屏蔽像纽时、BBC等机构网站,尤是其中文服务。
 武的方面嘛,姑且听听几位驻华记者的“一面之词”。
半岛电视台前驻华记者半岛电视台前驻华记者
​陈嘉韵(Melissa Chan)女士2012年被北京拒签之后,一度导致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青黄不接,被迫关闭了一段时间。


BBC北京分社记者BBC北京分社记者
路透社北京分社记者路透社北京分社记者
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特朗普政府最高亚洲政策制定者马修·波廷格先生回忆他的驻华采访经历。
特朗普政府东亚政策最高制定者特朗普政府东亚政策最高制定者

而那些跟中华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其在华的社交媒体账号,并没有比外媒的日子好过多少。
甚至包括联合国。
2016年4月1日,嗯,没错就是这天,联合国的微信公号发表了文章 ——
此文向QQ方投诉,由于申请手续复杂而且前后矛盾,该机构的认证未能通过年审,一年多的反复“上访”,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所以才有了这篇连萌带吓的檄文。

配图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配图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这事儿后来得到了圆满解决,联合国的微信公号又可以在红线之上“胡说八道”了,也成为局域网内的一个奇迹。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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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知乎上开设的4个账号被封禁。
​大抵能想象出,环球时报(中文版)读者俱乐部里,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的盛况。
我打听到的情况是,美国大使馆的知乎账号,是应邀开设的,而不是所谓主动的“和平演变”,而关停的决定,并非是来自“幡然悔悟”的知乎,而是大陆最神秘的relevant organs。
2016年5月5日19时左右,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管理新浪微博官微的工作人员发现,@美国驻华大使馆 打不开了。
​​使馆工作人员立即向新浪微博官方投诉。
正当使馆新闻处准备向媒体发布关于“封号”的声明时,当日21时许,该官微又“复活”了。
据使馆工作人员透露:这期间,管理人员(对官微)没有任何操作,微博异常显然不是美国使馆方面的原因。
“我都准备好了找新工作,” 这位使馆管理微博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文作者。
这并非美国驻华使团的官方微博头一次遭遇封号。
早在2012年7月14日,以“卖萌”著称的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被封,至今未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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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独立的意义,堪比1949年的十月一日。
为了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渗透,祖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在方校长的带领下,把推特等非法网站给墙了。为了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方无辜群众提供社会主义正能量,新华社冒着敌人的炮火注册了推特(2012年2月9日设立英文账号:@XHNews),并在第五纵队的暗中协助下,成功通过了认证,成为推特大V。
截至2018年10月,新华社推特账户已经超过一千万关注者截至2018年10月,新华社推特账户已经超过一千万关注者
​人民日报是最早一批翻越防火墙在Facebook上注册账号的中国官方媒体。该账号始于2011年5月,比年前轰轰烈烈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的翻墙爱国运动早了近五年。
2015年年6月,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中俄媒体论坛上表示,该报在脸书上的认证账号粉丝数已达460万,超过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等西方大报,在全球传媒中排第二位,仅次于纽约时报。
次年5月,人民日报的脸书更上层楼,超越CNN和纽约时报,成为facebook点赞数最高的认证媒体。
延伸阅读(须科学上网)​
人民日报能在被中国大陆屏蔽的Facebook上获得关注度世界冠军,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大概只能用“祖流放、盛如愿”这样的当代成语来形容了。
环球时报英文版 @globaltimesnews 应该是最早一批入驻推特的中国媒体,时间是2009年6月份。
胡锡进(@HuXijinGT )或是党报老总里唯一一位注册推特的。2012年1月这个账号出现在推特上时,不少人怀疑这个账号的真实性。随后环球时报证实了这是胡锡进的官方个人账号。
2014年胡锡进(笔名单仁平)启用了新推号@HuXijin_GT ,这个账号与环球时报英文版认证账号 @globaltimesnews 互关,且互相转推。
2018年3月4日,胡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宣布开设个人中文推特账号。
他呼吁近500万微博粉丝为自己“点赞壮行”,随后删除了这条帖子,如同喝完送行酒后把碗往地上一cei的死士,颇有些萧萧兮易水寒。
胡的第一条中文推特胡的第一条中文推特
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胡锡进这样的名人,难上加难。
推特出现过或将会出现很多“胡锡进”。
比如这位。
这位高仿A货复制了胡的资料,只是把ID @HuXijin_huanqiu 中的n 换成了 i 。
至于这位“胡锡进”,您可以理解为作者是想cosplay 下班以后的环球时报总编辑。
单仁平老师俄语出身,他个人的俄国情结,开始借环球时报这个平台公器渐渐绽放。除了墙内俄语个人节目,环球时报还开设了认证的推特俄语频道。
与同辈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跳广场舞比起来,老胡致敬青春,钩沉芳华的情怀是一样样的,但能力,不知道要高到哪儿去了。
无论是作为组织的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环球时报还是作为个人的胡锡进,他们自信的声音,或雷鸣于油管(youtube)里,或响彻在推特(twitter)上。
外宣和外媒是两个概念。
对于外媒来说,要想获得在中国大陆进行中文报道的资格,千难万难。
你看纽时、华尔街日报、路透社、BBC等就没能获得资质嘛。
外宣则是外放的包衣。
“全美电视台”气质姐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用CCTV播音腔代表世界向中国提问时,比国际钢芮只能代表亚洲向美国提问的境界,不知高到哪儿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民都能感觉到那种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另类自豪。
他们用流利的现代外语向西方人传递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华社承包的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滚动播出着从国家形象到乡镇企业的巨幕广告,他们的思想境界,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连VPN是何物都不知道、只能用简体中文进行社交的大陆普通群众们,他们是这个网络的野心时代,中华民族里坚持三个代表、四个全面,成功跨越GFW的伟大先行者。

mardi 24 juillet 2018

既然微信和谐掉了,就转载一下吧

张凯律师:都在一条船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7月24日 转载)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张凯律师:都在一条船上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 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 闻 自 由、司 法 独 立、主 权 在 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出处:张凯律师微信公众号 记于2018年7月23日

samedi 14 juillet 2018

[Le Mon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foulée

La Révolution de 1789 s’est achevée en 1794 sur l’échafaud de Thermidor. Après, ce n’est plus la Révolution, mais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ante sans la Révolution.
par Daniel Bensaïd


Malgré ses célébrations officielles et ses légendes scolaire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end à disparaître dans un trou noir. En 1989, la célébration du Bicentenaire n’a pas peu contribué à cette amnésie provoquée. Présidant la Mission préparatoire, Edgar Faure réclamait déjà « une ecclésiale réconciliation » Blancs et Bleus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dans une communion consensuelle du juste milieu et de «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 chère à Jacques Julliard, François Furet et Pierre Rosanvallon (1). La couleur était annoncée : celle du défilé bariolé et dépolitisé de Jean-Paul Goude. Terminus de l’histoire, fin de la politique, que la fête commence et dure pour l’éternité marchande. En ces temps thermidoriens (2) de contre-réforme libérale, la Révolution était passée de mode.
Elle reste pourtant une affaire jamais classée, sur laquelle, aurait dit Péguy, « on ne se réconcilie pas » car ce serait n’y plus rien comprendre. Officiellement, il y aurait donc eu une Révolution bien élevée, bien peignée, fréquentable, celle de 1789, ressuscitée en 1795 après la fâcheuse parenthèse de la Convention jacobine. Si républicaine se prétende-t-elle, l’idéologie historique dominante frappe ainsi d’infamie certains « terroristes » (déjà), mais n’hésite pas à baptiser les lycées du nom des grands terroristes repentis, les Fouché et les Carnot.
Ce détournement de l’histoire au profit du mythe, de l’événement au profit de l’ordre rétabli, manifeste une confusion néfast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 Certes, à l’origine, elles furent jumelles, inextricablement mêlées. Avec Thermidor, cependant, la République a pris ses distances. Au fil des ans, elle s’embourgeoise, s’étatise, se bureaucratise, jusqu’à son institutionnalisation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La République, c’est ce qui reste quand on a retranché la révolution, enlevé le haut (la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et le bas (l’audace révolutionnaire) : une citoyenneté d’autant plus invoquée qu’elle dépérit, une laïcité minimaliste réduite à un espace de cohabitation tolérante, un Etat gestionnaire. Et, au bout du chemin une République de marché qui fait bon ménage avec la nostalgie d’une République positiviste, d’ordre et de progrès, judiciaire et policière, autoritaire et fouettarde. Les vaincus de 1848 avaient expérimenté cette fracture. Imaginaire, le peuple rêvé indivisible s’était fendu sous leurs yeux en classes antagoniques. Désormais, les rescapés de Juin ne parleraient plus de République tout court, mais de République sociale.
« Penser la révolution », c’est penser sa singularité événementielle, ses contradictions, en fonction des forces contraires qui l’animent. Promu historien officiel du Bicentenaire, François Furet écrivait que « les révolutions ont intérêt à être le plus possible des parenthèses courtes » et que leur grand problème, « c ’est d’arriver à les terminer (3)  ». Pour lui et ses semblables, le Bicentenaire refermait le dossier, enregistrait la fin finale et définitive de la séquence révolutionnaire.
Péguy datait cette fin de l’instauration, sur les cendres de la Commune, d’une IIIe République assagie et tempérée. Tout au long du XIXe siècle, l’héritage révolutionnaire s’est souvent cristallisé autour du rétablissement de la République, jusqu’à ce que la seconde finisse par éclipser la première. A peine fondée, il apparut qu’il ne s’agissait pas d’une continuation, d’un aboutissement, mais bien d’une substitution. Après 1881, dit amèrement Péguy, la République « commence à se discontinuer ». D’unions sacrées en mobilisations générales, le rituel républicain étouffe désormais l’élan révolutionnaire : « En moins de cent vingt ans, l’œuvre, non p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ais le résultat de l’avortemen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de l’œuv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ous les coups, sous la pesée, sous la poussée de la réaction, de la barbarie universelle, est littéralement anéantie. Complètement. »
Sur la longue durée, cette périodisation ne manque pas d’arguments. Mais, du point de vue de la temporalité politique - ses acteurs l’ont éprouvé sur le vif à leurs dépens -, la Révolution s’est achevée sur l’échafaud de Thermidor. Après, ce n’est plus la Révolution, c’est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ante sans la révolution : 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 devient une guerre de conquête, le suffrage universel (masculin) est supprimé,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illimité est rétabli, assorti bien sûr de la loi martiale. Dix ans plus tard, le rétablissement de l’esclavage par l’Empire parachève cette réaction. La référence au droit naturel de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1789 disparaît dans celle du 22 août 1795, ainsi bien sûr que le droit à l’insurrection du pouvoir constituant. La Constitution de juin 1793, qui dissociait la citoyenneté de la nationalité et radicalisait le droit du sol en simplifiant les conditions d’accès à la citoyenneté, est enterrée (4).
Les controverses sur la périodisation, sur les flux et reflux, posen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on entend par contre-révolution. On imagine souvent une révolution à l’envers, un strict rebroussement. Bon observateur en la matière, De Maistre évoquait des formes soft de détournement et de récupération, une manière rampante de défaire et de contredire l’œuvre révolutionnaire : « Le r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qu’on appelle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une révolution. » C’était pronostiquer aussi bien les contre-révolutions bureaucratiques que les révolutions dites « de velours ».
Périodi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e serait d’abord suivre les avatars de ses contradictions originelles, nichées au cœur même de l’événement : mettre à nu la tension entre le droit à la propriété et le droit à l’existence, entre l’universalité proclamée par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le durcissement des intérêts particuliers, de classe, de sexe, de nation ou de race. Une polarisation nouvelle des rapports sociaux apparaît dans la subordination du suffrage censitaire à la fortune et dans la répression de l’hiver 1793-1794 contre la sans-culotterie parisienne ; dans l’exclusion des femmes de la citoyenneté et la mise au pas des tricoteuses ; dans la fermeture nationale et le passage de la guerre défensive à la guerre offensive ; dans l’adoption de la loi des suspects et l’évolution du regard porté sur l’étranger ; dans la perpétuation du racisme colonial et les tergiversations précédant l’abolition tardive de l’esclavage à la veille de Thermidor.
La Révolution se déclarait « française » et en même temps proclamait l’émancipation universelle. La Constitution de 1793 revendiquait ainsi le droit du sol et dissociait la citoyenneté de la nationalité : « Tout homme né et domicilié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y vit de son travail, acquiert une propriété, ou épouse une Française, ou adopte un enfant, ou nourrit un vieillard, tout étranger enfin qui sera jugé par le corps législatif avoir bien mérité de l’Humanité, est admis à l’exercice des droits de citoyen français. »Elle annonçait ainsi « une citoyenneté universelle et cosmopolite »,puisqu’on pourra désormais « être citoyen avant même d’être français ». Si la République était restée fidèle à cet esprit de l’An II, il y a belle lurette que la question des sans-papiers aurait été résolue.
Daniel Guérin a montré comment, loin de signifier l’avènement d’une humanité réconciliée, l’abolition des privilèges révèle les antagonismes de classe propres à la société moderne (5).
L’élan vers l’universel se brise ainsi sur les nouvelles frontières de classe, de race, de sexe, sur l’émergence d’une raison d’Etat. La guerre aux frontières et la guerre civile provoquent une radicalisation par le haut. L’exemplarité de la vertu prend le pas sur l’égalité des citoyens. Le nouvel ordre politique requiert des hommes frugaux et inflexibles, d’authentiques « romains ». Le culte de l’Etre suprême et une nouvelle religiosité d’Etat sont censés combler le vide d’un espace public désacralisé. Le patriote « qui soutient la République en masse » - car « quiconque la combat en détail est un traître » - l’emporte sur le citoyen.
La Terreur elle-même a son propre tempo, de la Terreur populaire d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1792 à la Grande Terreur de 1793-1794. Elle se nourrit des représentations hétérophobes d’un corps social censé être homogène et débarrassé de ses parasites : le peuple, la nation, l’Etat, ce serait tout un. Le conflit ne pourrait plus venir alors que du complot étranger ou de la trahison domestique. Dans cet univers compact où société et Etat, privé et public tendent à se fondre en un seul bloc, il n’y a plus guère de place pour l’erreur « subjective ». Il n’y a plus que des fautes « objectives ». Toute dissidence devient suspecte, tout ce qui pourrait donner consistance à une société encore gélatineuse est une « faction » attentatoire à l’unité organique de la nation. Tout pluralisme, qui permettrait de résoudre par la voie politique les « contradictions au sein du peuple », est exclu. Police et suspicion sont partout.
La répression du mouvement populaire et la fermeture des clubs de femmes, l’état d’exception de la Grande Terreur marquent, selon Guérin, le dénouement de ces contradictions au détriment des couches opprimées et exploitées. La répression de Lyon ou de Nantes, le « populicide » de Vendée dénoncé par Babeuf annoncent les cruautés, décrites par Renan ou Flaubert, dont la bourgeoisie victorieuse se montrera capable en juin 1848 et contre la Commune. Dès avant 1848, Michelet constatait amèrement dans Le Peuple qu’il n’avait pas fallu un demi-siècle à cette classe vouée au « calcul égoïste » pour tomber le masque de son universalité proclamée.
La Ttrajectoire de la Révolution n’est pas d’abord affaire d’idéologie, une confirmation conséquente du ver qui serait dès le début dans le fruit des Lumières. C’est la tragédie sociale et historique d’un « déjà plus » et d’un « pas encore », entre un ordre monarchique épuisé et une révolution sociale prématurée. Le grand Michelet encore : « Les républicains classiques avaient derrière eux un spectre qui marchait vite et les eût gagné de vitesse : le républicanisme romantique aux cent têtes, aux mille écoles, que nous appelons aujourd’hui socialisme », car les Enragés, babouvistes et autres conspirateurs de l’égalité portaient déjà en eux « le germe obscur d’une révolution inconnue ». Dans cet entre-deux, dans cet équilibre catastrophique entre « déjà plus » et « pas encore », le césarisme jacobin devait tourner à l’avantage de la bourgeoisie victorieuse, des agioteurs et des spéculateurs sur les biens nationaux. Les vertueux avaient fait leur temps. Ils étaient bons pour l’exil ou la guillotine…
Face à la réaction législative qui suivit Thermidor, Thomas Paine déclara superbement à la tribune de la Convention, le 7 juillet 1795 : « Mon propre jugement m’a convaincu que, si vous faites tourner la base de la révolution des principes à la propriété, vous éteindrez tout l’enthousiasme qui jusqu ’à présent soutenait la révolution et vous ne mettrez à sa place rien que le froid motif du bas intérêt personnel », la douche glacée de la concurrence libérale généralisée de tous contre tous. Michelet confirme la prédiction en historien. Pour lui, la Révolution s’achèverait quelque part entre brumaire 1793 et thermidor 1794 : « Après, tout ceci n ’est plus de la Révolution. Ce sont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longue réaction qui dure depuis un demi-siècle. »
Et qui continue.
Lors des préparatifs du Bicentenaire, François Furet annonçait avec soulagement que « la Révolution est devenue une histoire, puisqu’elle est finie ». En tant qu’événement, nul doute qu’elle soit terminée depuis longtemps. En tant que soif non apaisée de justice sociale et « rêve vers l’avant », elle resurgit dans les grands moments de résistance et de rébellion populaires.
Pour Furet, c’était clair : une frontière étanche séparait la cendre historique de la lave mémorielle. C’est pourtant là, au point de rencontre et de tension entre l’histoire pétrifiée et la mémoire vive, dans la tension entre l’archive parcheminée et la fidélité passionnée à l’événement, qu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encore quelque chose d’indispensable à nous dire.

Daniel Bensaïd
Philosophe, auteur de Moi, la Révolution, remembrances d’un bicentenaire indigne, Gallimard, Paris, 1989.
(1) François Furet, Jacques Julliard, Pierre Rosanvallon,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Calmann-Lévy, Paris, 1988.
(2) Le 9 thermidor an II (date du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correspondant au 27 juillet 1794), les Conventionnels mettent aux arrêts Robespierre sous l’influence de Barras, Tallien, Fouché...
(3) Le Nouvel Observateur, 28 février 1988.
(4) Voir notamment Florence Gauthier, Triomphe et mort du droit naturel en Révolution, PUF, Paris, 1992 ;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Albin Michel, Paris, 1997 ; Olivier Le Cour Grandmaison, Les Citoyennetés en Révolution, PUF, 1992. Voir aussi Permanences de la Révolution, collectif, La Brèche, Paris, 1989.
(5) Daniel Guérin, La Lutte des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Gallimard, Paris, 1968.

mercredi 11 juillet 2018

【转】穿着汉服,他们想帮中国重回世界之巅

作者: 杨语 发布于 2018-07-10 20:05:01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60325863128844


一、华夷之辨 
马连道与北京西客站隔街相望。计划经济时期,这里是北京茶叶的源头,所有茶叶都在这里加工、包装,再经批发,散入北京。1984年茶叶开放私营后,风尘仆仆的各路茶商在此安营扎寨,马连道成了“京城茶叶一条街”,大大小小的茶城鳞次栉比。这里的气氛,有着城乡结合部独特的鱼龙混杂和生机勃勃。
吴化之的汉家茶馆位于马连道的“世纪茶贸中心”。这是一家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店,坐落在二楼,卡车倒车的声音和孩子玩闹的声音时不时传到店里,有些刺耳。
吴化之原本志不在茶贸,生计所迫,便开了茶馆。茶馆原先名叫“励精图强斋”,吴化之创办华夏文化研习会之后,便改名叫汉家茶馆。2013年之前,吴化之大部分的讲座都在这里举行,并录下视频。
视频里的吴化之穿一身白色直裾,宽袍大袖,系银灰色腰带,但是短发,那时他还没开始蓄发。开讲之前,他总要对店里的人作揖。吴化之作揖是迅速的,有时他正对着摄像机作揖,你能看到他庄重地把两只手并到一起,左手在外,迅速地鞠九十度的躬,然后迅速地直起身。他直起身,店里的人也对他作揖。画面里的人一般不超过十个,都身穿汉服,围坐在一条长茶几边上。茶几最近头是一道屏风,屏风上挂着一张黄纸,上面是吴化之用毛笔写的“汉家茶馆”。 
华夏文化研习会是一家汉服社团,成立于2011年。吴化之是华研会的会长。吴化之出生于八十年代初,华研会成立时他刚入而立之年。这个社团刚成立时,吴化之给它起名叫华夏文化复兴会,过了半年,觉得这个名字背后目标过于远大,便改名叫研习会。华研会的目标是复兴汉服和传统文化。具体来说,就是让中国人重新将汉服当作日常服装,朝代不限;让经史子集重回教育和人才选拔体系,成为真正的“国学”,然后帮助中国恢复汉唐时的世界地位和文化影响力,“重回世界之巅”。 
但在此之前,吴化之认为,有必要将当今人们观念中的传统文化与“华夏”区分开。为此,他在汉家茶馆中开了个系列讲座,讲“真华夏”与“伪华夏”,“真儒学”与“伪儒学”的区别。他说,其中最根本的区别,便是有无华夷之辨。 
讲座视频中的吴化之作过揖,说道:“华夷之辨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华夏,是最优秀的……我们是华,因为我们遵循的是黄帝之道。他们是夷,因为他们不遵循人类那些礼教高尚伟大的东西。这就是华夷之辨的由来……华夏我们一直相信我们自己是最优秀的,如果你连这种自信都没有,首先就是伪华夏。” 
视频里有人展开一把折扇扇风,上面写着“华夏衣冠”四个大字。 
在吴化之看来,华夏,以及儒学,自汉以来受到了佛教——他称之为胡佛,满清和西方文化的玷污。佛教是自大的——“和尚一出家叫什么,比丘。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信了我,你就比孔丘厉害多了。丘不是孔丘吗。比不就是比吗。你一出家就比孔丘牛逼多了,就这意思。比丘尼,孔子不是字仲尼吗,也是这意思啊。”
吴化之想复兴“真华夏”,就是在他看来没有被外族“玷污”过的汉文化。他认为这是天下大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日渐强盛,能与西方抗衡,如今,该到文化了。 
吴化之汉服照(左一)吴化之汉服照(左一)

2013年,华研会的花朝节集会。图为集会中的投壶环节2013年,华研会的花朝节集会。图为集会中的投壶环节

华研会汉服集会中的投壶活动华研会汉服集会中的投壶活动

二、“士人”吴化之 

早在对汉服和汉服运动还一无所知时,吴化之便自认为是个“士”。他把这归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感染。
吴化之喜欢古诗,从初中开始,他自己也写。到了高三,他在“自我鉴定”里写了首诗讽刺学校乱收费,被当成问题学生,请来了家长。吴化之很委屈,“坏学生在此之前也没有什么前科啊”。学校要求他重新填自我鉴定,不然不允许参加高考。吴化之说:“老子就不相信要通过大学的门槛才能成才。“他没有参加高考,回了家。 
吴化之家里务农,种茶。从学校回家后的几年里,他自学古典诗词。现在他自认为是诗词圈里的前沿人物。如果你搜索他的原名,能在2008年第三期和2010年第七期的《诗刊》里找到他的诗。2013年,他在汉家茶馆开讲座,传授学习古典诗词的经验。
“学写诗,按我个人经验来说,第一步,”吴化之道,“就是先背唐诗三百首。”盛唐的功底建好之后,接着开始背唐代之前的经典名作。“只要有了这些背诵功底,那肯定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他告诉房间里的“汉服同袍”。背完诗,还要学习格律。学完了格律,就要开始写。然而光有习作不够,还要有过有诗性的生活。比如观风赏月,游天下名川名寺,广交天下诗友。最后,还要熟读经史子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格局,培养写诗的高度。 
没有大格局的诗吴化之是不喜欢的。他看不起宋词,“哼哼唧唧”。词人之中又尤其看不起李煜,认为他的词或许有那么些味道,也不值得模仿,怕消磨心气。他相信心气会影响人生,如果学李煜,就得像李煜那样悲惨,“当一条可怜虫,让别人来同情你,甚至让人家来蔑视你。”他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吴化之喜欢唐诗,尤爱李白,觉得自己性格像他,也欣赏李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与我对李白的印象颇有些偏差,吴化之解释道:“(李白的爱国主义诗歌)很多,大诗人怎么能没有这些东西呢。”
关于从高中退学到23岁来北京之间的那几年生活,除了自学的经历,吴化之鲜少提及。他说自己自学了儒学,没有师承,但学到了少有的、有华夷之辨的真国学。他说自己看了二十四史和清史。对于中国近当代的历史,由于没有像二十四史那样的权威著作可供学习,他只有在需要引用时才上网查查资料。如果按照民国之前的标准,他大概可以称得上一个“士”了。
2004年,吴化之带着自己写的诗词来到北京。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作为一个诗人,他认为自己必须进京。2005年,他带着自己的诗词去找几位“当时国内诗词圈最知名的作者”,得到认可,成了诗友。这些诗友有的是中华诗词学会的理事,有的是《诗刊》的编辑。吴化之依然与这些诗友保持联系,但不以为同道中人,“他们只是吟吟诗作作赋,哪有什么想法啊。” 
吴化之有士大夫之心,却登不上天子堂,便在博客上写诗抒怀。到了北京,他写诗遥寄当时的文化部长孙家正:“丈夫身与青云俦,怀抱璧玉金门游...侧闻先生重贾谊,故作诗书上高楼。未知可为帐下否?” 又作《感事书》:“我乃温陵一布衣,‘三农’于我如膏雨。九州皆道君爱贤,未尝遗珠合浦边......誓欲扶摇直上扫妖气,奈何腰无太阿悬。天门九重帝阍在,衷肠一片无由传。今寄丹心与青鸟,望君拂拭此琅矸。” 
寻觅知己之时,吴化之还读了毛选。进京之后,毛泽东逐渐超过李白,成了对他影响最大的诗人。他欣赏毛的诗词,认为他是“我们写诗词的人当中最大的成功者。”然而他没能得到赏识。生计所迫,吴化之找了份诗词杂志编辑的工作,做了没几日便辞职了。“编辑事若何,天天空打字。难舒八方翮,俗眼忽壮士。”
不得志的吴化之没有停止关心天下大事。谋生之余,他致力于传播思想,开儒学讲座,跨入儒学圈。但他看不起那些儒学圈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穿长袍和马褂讲儒学,没有华夷之辨。那时吴化之虽然还没穿起汉服,但是西装革履。吴化之将中国在汉朝之后的逐渐衰落归结于佛教的传入,将当代社会的混乱归结于满清留下的奴性和西方世界的影响。于是他将华夷之辨列为区别真伪国学的首要标准。华夷之辨就是贵华贱夷。吴化之找不到同道人,感到寂寞孤独。直到他在汉网上看到观点近似的文章。 
那是2005年,吴化之在马连道开了家茶馆,卖家中自制的铁观音,生意不好。吴化之有鸿鹄之志,却在为生计发愁。他写了首《穷达歌》感慨世道,自我勉励:“胸中虽有五千卷,不及商人一万钱。卧龙今亦嗟生计,未入大学空称贤。公务员须看学历,遗珠谁荐入长安?…...今虽徘徊马连道,一朝展翅前门前。” 
2016年,华研会第一届公祭轩辕黄帝活动。领祭的人为吴化之。2016年,华研会第一届公祭轩辕黄帝活动。领祭的人为吴化之。

三、少年龍翔 
2012年的中秋节,汉家茶馆来了一位名叫龍翔的年轻人(编者注:按采访者要求,用繁体的“龙”字)。龍翔那时刚上大学,学校在大兴郊区,离河北比北京近。尽管如此,每个周末,他还是会搭三个小时的公交,到汉家茶馆喝茶。 
龍翔的童年在东莞度过,他出生于1994年。那个年头,他这么大的孩子,父母普遍在南方打工。那时东莞还没禁止摩托车上路,龍翔看着飞车党在街头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那时候的黑社会活动也多,他说,曾经有小学生惹了有黑背景的同学,那个小学就被带着刀的“古惑仔”们围了一圈。
初中时,龍翔被父母送回永州,寄住在阿姨家里,成了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没有让自己的视野闭塞在县城里。除了上网,龍翔还看书,看《论语》和《道德经》,看戴旭的《C型包围》, 书里写中美关系,美国的盟国从日本到东南亚,包围着中国东部边界。 
高中三年,龍翔花了大量时间在网络世界里。他的老师不满足于教授书本知识,列出了当时尚在风头的各大社交论坛,要求学生们去注册账号,以期他们多了解外部世界。龍翔在网上搜索老师说的黑客,发现了红客联盟,便成了其中一员(编者注:红客联盟成立于2000年12月31日,由中国黑客“Lion”牵头创建,组织成员利用联合的黑客技能,为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向一些外国网站发出攻击——来源于百度百科)。龍翔上网不便,没能学会编程,只能旁观。2010年,他旁观了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日黑客之间的网络战役。而他的同学们正在追日韩明星。龍翔感到可悲又无奈。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喜欢自己的东西。至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他担忧中国的网络安全,但认为中国的人心问题比网络安全问题严重。
高三时,派出所在龍翔高中的宿舍楼下设了分所。所里的警察强势,出警回来,就把抓到的犯人绑在学校里的树上。犯人们“嗷嗷”叫着,吵得他们睡不着午觉。龍翔想,政府真的有心治理的时候,黑社会是没法抵抗的。 
也是在高三,龍翔在网络世界里寻找“我们自己的东西”,找到了汉服。他在百度的汉服吧上看到了“溪山琴况”的文章。“溪山琴况”是汉服吧的前任吧主,2007年去世,他的文章和语录在汉服运动中流传甚广。比如“用千年汉文化的阳光涤荡民族几百年的心理阴暗”和“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 
这便是后来大家俗称的“汉服运动”。汉服运动发源于大汉民族论坛,兴盛于汉网,想通过复兴汉服来“复兴华夏”,确立汉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主体地位,以期解决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并帮助中国抵御外来文化。2001年的APEC会议,中国国家领导人着唐装出场,引起了网络世界里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讨论。讨论涉及汉服的起源、形制,以及汉服的消亡。讨论中明末清初的“剃发易服”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常被提起,汉服的消亡由此显得悲壮起来。汉服,作为皇汉中公认的轩辕黄帝的发明,成了被外族扭曲玷污的汉文化的代表。复兴汉服也因此被当成了恢复纯正的华夏文化的第一步。
龍翔说,他本来想参军,但是没成,部分原因是家里没关系,报国无门。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想复兴民族,没想到在汉服运动中发现了这么多同道人,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同袍”。
龍翔上高三,是在湖南永州底下的一个县城。应该是在县城的某一个网吧中,他看到吴化之在百度的汉服吧里邀请汉服“同袍”到他的汉家茶馆喝茶。龍翔心想,有家汉服茶馆,真好。他留言道:“好啊,以后有机会去喝茶。”那是他跟吴化之的第一次交流,他一直记得。 ​
正在试琴的龍翔正在试琴的龍翔

四、兄长 
龍翔的微信昵称是“浪子燕青”,他看起来还真与小说中的燕青有些神似。他穿蓝色的短褐,下身是经过改造的汉裤——古代的裤子都太宽大了,到底还是不方便。他把长头发随意地扎起来,脚踩一双拖鞋,走起路来大剌剌的,长发在身后飘荡。他作揖时只是略微欠身,手却认真地并在一起,有些绿林的豪爽和义气。加上他浓眉大眼,身型壮实,看着就更像演义中的草莽英雄了。性格也随之而来,对认定的事业忠心,对自己敬佩的领导者忠诚。
吴化之至今没能踏入前门。参加汉服运动,便成了他从政的方式。2011年,吴化之在汉网上看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汉服社团的拜年视频,还有第一届汉服春晚,感到震撼。毕竟当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只有北上广几个大城市的学生参与。吴化之认为这是天下大势,中国要自下而上地改变了。“认清时势,引领时势者,必英雄也!”于是穿起汉服,组建了华研会,开了汉家茶馆传授“真国学”。 
吴化之说,爱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华夏,也就是他口中的中国,“掌握了世间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王道,汉家的王道。”王道即天道,被中国的历史证明了其优越性。“我们华夏的文明能够坚持五千年它就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坚持不了五千年。”因此,“非得把民族主义说成洪水猛兽,要么就是你无知,要么就是你居心叵测。”
龍翔以为然,他觉得人应该喜欢“自己的东西”。高中时他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汉服吧和汉家茶馆给出了答案。 
论到天道,吴化之说,那是一种宇宙规律,就如“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太阳围绕着银河中心在转,银河中心围绕着宇宙中心在转。”每个小系统里只能有一个中心,“柏拉图也说了,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哲人王。哲人王他是一个王,他能够说话算数。……我们的政治制度,是通过天道来的,是有天道依据的。所以说我们中华的这个制度,它是没有问题的。”
龍翔亦以为然,他为华夏自豪。 
论到当今天下大势,吴化之道:“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全部沦亡了。”不守天道的美国正引领人类走向灭亡,唯有华夏的天道能阻止。只是如今中国还未摆脱满清带来的奴性,又受西方思想影响太甚——“我们的老百姓百分之八十都已经是洋心了”,需要正本清源,复兴华夏,回归天道,方能重回世界之巅。
龍翔深以为然,他将自己的日常穿着换成了汉服。 
作为一个“士”,吴化之不屑与“伪国学”为伍,认为那些人开的都是好人培训班,光说不做。他将其归结为佛教、满清和西方的影响。佛教颓废,满清文字狱盛行,西方研究纯哲学。民国时的国学家受影响太深,他都看不起,比如说王国维,国难当头,“屁事也没干最后自己投湖死了。” 吴化之要做实事,这才是“真华夏”,“真国学”,“真皇汉”——用后来的说法,“汉本位”。
每逢传统节日,华研会便举行汉服集会。龍翔入会之初,华研会会员稀少,他就当了宣传组组长。每次协会组织活动,他就带着自己的电脑,到学校边上的酒店蹭网到凌晨两三点,发数以百计的帖子。有时宣传效果不好,被吴化之斥责,他也不在意。
复兴汉服和华夏也成了龍翔的理想。他日常穿着汉服,学校里的同学笑他“穿越”,以为他穿和服;也有人问他是不是要复辟前朝。他又好气又好笑,解释一下,也不往心里去。
吴化之讲座的内容,龍翔都记了下来。他谈起吴化之,口气总是敬佩的。他视吴化之为兄长,汉服运动中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他呆在协会的时间越来越多。吴化之不会做饭,龍翔和会员们就陪着他一起吃老干妈拌挂面。等大学毕业了,龍翔就搬到了协会里住,照顾吴化之的三餐。
吴化之(右一)与“同袍”一起举办华研会活动吴化之(右一)与“同袍”一起举办华研会活动

以上两图为龍翔在华研会轩辕黄帝公祭活动上担任执事以上两图为龍翔在华研会轩辕黄帝公祭活动上担任执事

五、哲学推导 
第一次见到吴化之是在六里桥的一家购物中心。我们约在星巴克。我迟到了,微信请他先到星巴克里坐着。我到购物中心时,发现他站在购物中心外的广场上,突兀又显眼。他已经将头发留长,用一根黑色木簪扎成发髻。他的汉服似乎是麻制的,白色上衣,宽袖,扎在黑色儒裙里,儒裙下是黑色布鞋。
太阳下的广场上,吴化之对人潮视而不见,低头专注地刷一部苹果手机。手机属于华研会某位会员,他的手机坏了,华研会的办公室主任便送了一部。我走上去,跟他打招呼。我似乎应该跟他握个手,但或许作揖更合适。纠结之间,我什么也没做。 
吴化之狐疑地看着我,问:“你是汉族吧?” 
我说是。他又问:“你是同袍吗?”我不是。吴化之打量我两眼,问:“你是哪家媒体的?”我打开界面新闻的网站给他看,他看了很久,问道:“你们没有海外背景吧?”吴化之说,以前有家电视台来采访他们,“结果是黑我们的”,同袍们都很生气,想去起诉,好在报道没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没告。他们发现那家电视台有香港背景。因此,吴化之要求,发表之前要把文章给他看,对华研会和汉服运动不利的,不能发表。 
谈到古时的欧洲,吴化之斥其残暴卑鄙肤浅。他相信东罗马之前的欧洲历史皆为编造;欧洲的发展壮大,是由于蒙古人将中国的科学技术传入,之后又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度;强大后的欧洲为自己编造出一套光辉历史,以掩盖他们村夫文盲的出身。但是吴化之对欧洲历史的阅读有限,也未曾涉足欧洲,我不禁好奇他的认知从何而来。吴化之皱起眉头:“我可以从哲学推导啊。”
吴化之的哲学推导能力令我惊讶。他的价值观,据他说,不受什么人影响,是他自己提炼出来的。有些人,有些文章,对他的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我好奇是哪些促进因素,于是又约他再见面。
再次见到吴化之时,他穿着讲座视频里的那身白色直裾,只是袖口被烟烫了几个洞。当时正是接近黄昏,有些燥热。吴化之宽袍大袖地走在小区里,穿过在散步的大爷大妈和放学的小孩,带路到一个水泥凉亭,凉亭后有一排竹子。他称之为“敝协会楼下竹亭”。我们在凉亭中间的石椅上坐下,左边有三个垃圾桶对着我们。吴化之坐到我对面抽烟,告诉我,他不提倡汉人与别的民族通婚。
“民族都要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啊。而且这一方面男人负责的肯定是更多。如果说汉人的女人尽嫁给外国人了,汉人的男人你娶谁啊?也娶一些外国老婆吗?也娶一些黑人啊白人啊什么的,那你整个民族不都混乱了吗?这个是全世界各个国籍都有这种天生的合理的朴素的民族主义。这个哪个民族都有。”
凉亭外时不时有人走过,路过时放慢脚步扭头看我们。我想起上次采访,路上有个小孩看到吴化之,兴奋地说:“爸爸!你看那个人穿古代的衣服!”孩子爸爸答道:“那是演戏的。”
吴化之或许已经习惯了这种注目。他的讲述不会因为路过的行人停顿。
我问他,那些民族主义的理论哪里来的?吴化之答道,网上一堆啊,你上网查啊。网上查出来的未必可信吧,我问。吴化之反问道:“那你告诉我,哪一些东西可信?”我一时无语。他指向我身后的居民楼,道:“难道你看着科学家出来的(研究),难道就是可信的吗?这个科学家他有没有被人策反啊?就像我现在还会担心你是不是美国来刺探华研会消息的,是不是?”
我也无法证明我不是美国派过来的,毕竟我不穿汉服,也从没对他作过揖。我总忘记该把哪只手放上面。言辞很激烈,但吴化之还是保持着礼貌。采访结束,在飘荡着晚饭香味和孩子们和老人们的声音的小区里,吴化之对我作揖道别,就像讲座视频中的一样,迅速的九十度的揖。
六、 圣婴 
见到龍翔时,武梅觉得这孩子像道家说的“圣婴”,纯纯如如,心无名利,像个婴儿。 
武梅生于1970年。九十年代她本科毕业后考了几次公务员,没有考上,家里没关系,总过不了面试那关。她跟着丈夫下海经商,挣到了钱。“改革开放真正的受益者,”她说,“是我们这代人。”但是武梅不喜欢改革开放后的社会风气。90年代末,她在事业单位做商业谈判,见了不少权钱交易和钱色交易。事业单位改制后,她被同事挤兑出来,又加入了玫琳凯。
玫琳凯的直销员团队像个友善的女性大家庭,不许抱怨,提倡说正能量的话。武梅当了三年玫琳凯的直销员,认为直销是一种剥削制度,用的低层直销员的营业额来维护高层直销员的光鲜生活,把高层直销员塑造成底层直销员的目标和理想。玫琳凯的奖励机制她也不喜欢,那些粉红色轿车背后,“提倡的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
从玫琳凯出来,武梅的心思就转到了女儿珞玉身上。2012年,珞玉12岁,考上了北京的艺术初中,武梅来陪读,在北京买了房子。学校里的老师势利,武梅没有关系,珞玉在学校不受重视。
珞玉喜欢传统文化,她的兴趣从读库出版的《传家》开始。这套书是她小学三年级时武梅给她买的。六年级时,她的老师问,你的理想是什么,珞玉答道,传承传统文化。她想学古琴,在武汉的古琴台看到了汉服。她到网上搜汉服,搜到了华研会。华研会要举办端午集会,珞玉想到集会上去跳古典舞。
珞玉到华研会的端午节活动上表演古典舞,武梅跟着去看了。她看到一群年轻人穿着汉服在演话剧,没有耳麦,台上的人奋力演出,台下的人听不见声音。武梅想给他们捐些耳麦,她查了查耳麦的价格,一套要三千多元人民币,就算了。但这群年轻人,让武梅感觉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在努力复兴传统文化,条件简陋,不为名利。就是在这里,她认识了龍翔。​
2015年华研会的端午节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上,武梅第一次见到了华研会的年轻人2015年华研会的端午节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上,武梅第一次见到了华研会的年轻人

2015年,华研会的端午节活动2015年,华研会的端午节活动

七、 11·22 
2003年的11月22日,河南郑州的工人王天乐穿着汉服上街,被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那天也被当作“汉服运动”的起始。2015年的11月22日,是汉服运动的12周年纪念日。华研会决定举办一场汉服上街活动,龍翔被任命为活动总负责人。加入华研会两年多后,他第一次被委以如此重任。
珞玉也加入了华研会,华研会有活动,武梅就跟着珞玉去。11·22之前的中秋节,她第一次见到一群年轻人穿着汉服拜月亮。她喜欢这些年轻人的单纯。她跟龍翔逐渐熟了起来。11·22之前,龍翔四处发活动通知,武梅跟着他四处转发。活动之前,报名人数将近五百,成了当年汉服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场。
龍翔要管理招到的五百个人,珞玉给他出主意,把人分成大组和小组,让组长来管理。龍翔任命了五十个小组长,规划了三十多条游行路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在11月22日的晚上,北京的三环内的不同区域会同时出现五百名身穿汉服的人。“这个活动特别伟大,”武梅说,“北京之前别的地方也发起,没搞成功。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属于里程碑的这种。”
11·22之前,龍翔带着珞玉预习游行路线,武梅也跟去了。龍翔看到武梅,心想,珞玉真可怜,去哪里妈妈都跟着,不自由。龍翔和她们聊天,讲自己复兴民族的志向,说汉服运动成功之后自己归隐田园的计划。武梅心想,这年轻孩子了不起。
但是龍翔的游行计划被叫停了。11月14日,巴黎发生了暴恐事件,北京的大型活动都被叫停。巴黎事件的第二天,龍翔被传唤到北京治安总队。治安总队的中队长要求他把活动的规模缩小到五十人左右,或者把活动取消。龍翔答应取消活动,就回了学校。他还在治安总队时,有武警到他的学校里通知校领导龍翔的活动。龍翔回到学校后,又在学校董事和校长和学院院长的面前写了保证书。
龍翔回到宿舍,联系上那些小组长,将活动路线临时改到三环外。11月22日那天,活动照常举行。武梅跟着珞玉去了。游行结束后“同袍”们到一家湖北餐馆聚餐,龍翔也赶到了。他在汉服外面套了一条西装外套,从学校溜出来。赶到的时候,武梅看到他的眼角还沾着眼屎,一幅操劳的神情。她喜欢这个孩子,农村出身,没能在父母身边长大,却不求名利和社会地位,全身心地为汉文化复兴操劳。“龍翔是个很神奇的人。”武梅说。她决定帮龍翔实现理想。
11·22后,龍翔对于操办协会的活动有了信心。华研会是他上大学后主要的社交圈,现在他的能力在这里面得到了认可,吴化之对他的责备也少了许多。
2016年3月,龍翔本科快毕业了,武梅投资十万元和龍翔一起成立了一家汉服公司,公司的注册地址就在武梅家里。从此武梅的家里就像多了个孩子。武梅自己,也成了华研会的一名骨干。
八、大同理想 
武梅脸上常化着淡妆,这是玫琳凯时期留下的习惯,女人要对自己好。她看起来面善,常笑,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汉服圈里人称“何老师”,龍翔则叫她“阿姨”。日常里,她像龍翔一样穿短褐和汉裤,但是短褐的颜色比龍翔的要鲜艳些。
武梅说自己是个有大同理想的人。她不喜欢现在的社会风气,拜金主义横行,崇洋媚外;资本家赚了钱还想赚,不捐给社会和人民;年轻人没有信仰。“现在人心都是坏的。”她说。武梅是共产党员,她说自己虽然不在体制内工作,但觉悟也要比普通群众高些,不只关心一日三餐,还关心社会。
刚加入华研会时,武梅对“汉服运动”、“华夷之辨”之类的观念都不太了解。龍翔在朋友圈里转发文章,她就转发到自己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后来她认识了吴化之,也转发他的文章。微信群里的人看到她转发的文章,就加她好友,又拉到别的微信群。她在汉服运动里认识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年轻人,像龍翔一样单纯,也像龍翔一样有着不知所起的民族情结。武梅说,这就是祖先的召唤吧。这些年轻人敢言,敢于怒斥一些政策带来的不公。她喜欢这些年轻人。
武梅将许多坏现象归结为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东西进来,只注意经济的改革,不注意思想。”她认为这都是忽视思想建设带来的恶果。武梅向往那个底层人民受重视的年代:“我记得以前(媒体)天天就是(报道)挑粪工,干了什么事情,这些有品质的人啊,是吧?”
武梅和龍翔成立了汉服公司之后,协会里传出了他们从华研会独立出去的流言。后来武梅成了会员部部长,又传出她和龍翔要架空吴化之的流言。为了表示他们没有私心,武梅就把公司转给了华研会。武梅欣赏华研会里没有私心的人。她也没有。龍翔没有正式工作,她就资助他。龍翔一切以华研会为先。画麟阁还没有转给华研会时,两个机构之间的账没算清,龍翔以为武梅贪财,就和她吵架。后来误会解开,两人又亲如母子。
武梅相信真正的华夏精神在民间,武梅和华研会的“同袍”到妙峰山,看到当地老乡在娘娘庙上香时流了眼泪,颇受感动。娘娘是道教里的神仙。武梅想,华夏精神还是在人民心中。武梅认同毛泽东所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她将汉服运动的“同袍”称为已经觉醒的人民。“汉服运动,真的非常伟大的,来自于民间的……所有的民间发生的一切,它都不是偶然的。”
华研会组织的汉服活动华研会组织的汉服活动
九、皇汉、夷狄与“汉本位”
加入华研会之前,武梅把丈夫给的生活费的每一笔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她不再记账了,怕引起家庭冲突。 
华研会在汉服的圈子里虽有些名气,但是经济状况并不好。2013年,迫于经济压力,吴化之关闭了在马连道的汉家茶馆,把协会搬到香山。香山办活动实在太不方便了,他们又搬到了六里桥。华研会的“骨干”们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当作协会的办公地点,有时龍翔负担不起他那份房租,武梅就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点钱接济他,每个季度一万多元。有时“骨干”们实在凑不齐房租,武梅就把缺的钱补上。华研会的骨干生活上有困难,她也接济一些。
武梅说,加入华研会,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知识无所谓,可以跟着学,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正确。武梅在加入华研会之前,对传统文化和汉服运动的了解就像一张白纸,但吴化之的讲座她总是参加,并且带着网友。没多久,她也对“汉本位”、“极端皇汉”和“秀衣帮”也能说出个所以然了。
武梅知道“汉服运动“发源于汉网。汉服运动的“同袍”里分为汉本位和极端皇汉。极端皇汉常在网上开嘴炮,喊打喊杀,把“皇汉”这个词给污名化了。在此之前,华研会刚创立的那三年,吴化之骄傲地将他和华研会的“同袍”们,称为真皇汉,也就是“汉本位”。他认为皇汉是辛亥志士的继承者,因为提出“皇汉”一词的,“是我们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们那一拨人。当年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我泱泱中华,堂堂皇汉’。”因此这个词不容反对,“反皇汉的这些人,不管是同袍还是非同袍,你等于就是在反孙中山先生……你反皇汉,那你想当支那吗?皇汉的反面就是支那。如果你成为支那,那你就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
“皇汉”这个词在网络世界受到的抨击太多。吴化之给自己换了个名称——“汉本位”,就是理智的皇汉。兼具极端皇汉的民族热情和“秀衣帮”的实践精神,就是常穿着汉服办活动。吴化之看不起“秀衣帮”,因为他们只穿汉服,不谈政治。吴化之斥其软弱,“只要我们是爱国的,我们坚决支持党中央,你谈政治有什么错?”
极端皇汉与汉本位的争执导致了汉网的分裂。武梅理解极端皇汉的民族情结,那是由民族苦难历史激起的愤慨。如果这些人变得理智一些,像他们一样,那便是“汉本位”中的死士。吴化之也抨击极端皇汉,“一天到晚屠屠屠……像纳粹一样……”理智的皇汉,“不是那些法西斯主义——‘我们才是最优等的民族别人都是劣等的’。”
至于西方世界,吴化之将其称为夷狄之首:“非行天道人道,即是夷狄,欲以虎牙啖我华夏者,即是夷狄!……今日之西人无一日行天道人道,此非夷狄而为何?西人以利权衡天下,以商掌控天下,以欲堕落天下,致全人类道德崩溃,文化崩溃,信仰崩溃,秩序崩溃,此非夷狄而为何?西人‘亡我之心不死’,此非夷狄而为何?……今天下一切问题之核心,全在夷狄二字。西人乃当今夷狄之首耳!”
吴化之确信,不守天道的西方国家会把人类引向灭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力量能够去来遏制美国,遏制西方这种,掠夺世界这种,背离天道,背离人伦,背离宇宙秩序这样一种东西出来的话,那人类走向灭亡就是非常容易的……什么东西能够排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这种回归天道,回归伦理,回归秩序,这么一种文化。”
换了新的地址,吴化之讲座视频里的背景也变了。他坐在一幅屏风前,背后挂着黄帝像。开讲之前还是要作揖,听讲的人也回礼。有些视频里,能看到武梅也坐在下面,手里拿着一沓白纸,认真地记笔记。
十、轩辕黄帝 
武梅发现,龍翔对汉服圈子外的人说话会害羞,话题离开了汉服,他就没那么健谈了。而吴化之是个文人。显然,她的社会经验到底比龍翔和吴化之要丰富不少。加入华研会,武梅不只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社会资源。她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交能力给华研会找合作伙伴。于是,除了各个传统节日的汉服集会、祭祀古人、吴化之的汉服讲座之外,华研会又举办了不少“大活动”,希望能增加曝光率,得到“同袍”和公众的认可,扩大“汉本位”的影响力。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活动,是每年清明节的公祭轩辕黄帝。
华研会第一次祭祀轩辕黄帝是在2014年。吴化之、龍翔和华研会其它骨干组织了一次远足,从河北怀来步行一百多公里到逐鹿的黄帝城。到了黄帝城,龍翔发现门票竟然高达80元,黄帝成了别人敛财的工具。黄帝城内无人祭拜。他听说有人会一路跪拜着去佛寺,路过黄帝的庙,也没有稍作驻足。华夏的信仰被外来宗教冲击得太厉害了。 
2016年,华研会组织了第一次轩辕黄帝公祭。参加祭祀的人站成两队,手上都拿着笏。吴化之站在最前面,领着队伍往上走,上一个台阶,并一步。园内其他游客看着他们。吴化之眼镜盯着台阶,努力忽视摄像机和游客。武梅站在从祭的队伍里。这是武梅争取来的。华研会的礼仪部部长说,古时的祭祀不允许女人参与。武梅反驳道,古时的妇好也领兵打仗,也参加祭祀。礼仪部长说,典籍上没有记载女人祭祀该穿的衣服。武梅说,那就和男的一样吧,穿玄端(编者注:玄端,或称元端,是古代中国的玄色礼服,是先秦朝服的上衣。 士冠礼、士婚礼亦用之。古代祭祀时,天子、诸侯、士大夫皆服之。天子燕居时亦服之——来源于百度百科)。武梅出钱又出力,华研会有人跟她争执些什么,也是点到即止。于是武梅和其他的“女同袍”,穿着和“男同袍”一样的衣服,向黄帝行礼上香。
祭祀的音乐响起,武梅油然生出一种凄凉之感:炎黄子孙的文化多么衰败,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不认识自己的祖先,华夏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与祖先精神相通,哭了出来。 
2018年的祭祀比往年要艰难。吴化之跟黄帝故里的合作方承诺,活动规模“五百人不成问题”。可是他们召集不到那么多人。武梅不停地发帖子,发朋友圈,动员自己的社会关系,华研会的会员们跟着转发。最后凑足了大约两百人。人数凑足了,活动资金还缺三万。龍翔在网上发起众筹。筹了大约一万元,进账就停下来了。武梅着急,写了条言辞恳切的朋友圈:“钱不在多,尽力就行!实在无能为力请多多转发,让有财力的各路朋友为了民族复兴彻底崛起奉献力量!我们需要的是看到我们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之心!”这条朋友圈被华研会的“同袍”们转发出去,终于筹到了三万元。三万元还是没能完全填上资金缺口,武梅又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一万元补贴。
龍翔说,黄帝是汉服的发明者,诸子百家之父,通过祭祀轩辕黄帝,要把民族和“同袍”们凝聚起来,“秀衣帮有秀衣帮的活动,文化派有文化派的活动。我们汉本位也要有自己的活动,来凝聚全国的汉本位,来凝聚我们的同袍,来发出我们汉本位自己的声音。”武梅说,这个活动一定要做好,否则就像一个企业拿不出产品。祭祀的前一天晚上,武梅忙了个通宵,做出了150多顶玄冠。这些帽子运到新郑时,都还是包着黑布的纸壳子。她和几位“同袍”紧赶慢赶终于在凌晨五点把这些纸壳子都粘成了立体的帽子,成功地把祭祀办了下来。凌晨时,她精神有些恍惚,但还是坚持下来,或许是祖先感召,她想。
通宵未眠的武梅站在从祭的队伍里,音乐响起,她又哭了出来,她感到一种感动:无论多么艰难,只要坚持走下去,华夏就一定不会消亡。这次珞玉也在队伍里,也哭了,她看着巨大黄帝像的眼睛,不知怎么就哭了出来。 
汉服运动确实取得了进展。龍翔穿了四年汉服之后,不再被同学嘲笑,甚至得到了几位老师的认可,“这小伙子不错,想复兴我们民族。”现在穿汉服上街也不会被人侧目了。官方举办的汉服活动也多了起来,到了今年,共青团将农历三月三日,也就是黄帝诞辰,设为“华服日”……尽管这在“同袍”之中引发了关于名称的争执,但至少意味着官方认可。 
龍翔想,“天下大势,浩浩汤汤”。而吴化之在创立华研会之处就意识到了这种大势:“中山装,始于一人,而后风行天下;西服,始于一人,而后风行天下;汉服,始于汉界,终亦必风行天下。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天下大势,势不可挡。”
以上三图为2018华研会公祭轩辕黄帝以上三图为2018华研会公祭轩辕黄帝

祭轩辕,从祭的队伍祭轩辕,从祭的队伍

由于祭服数量不足,部分参与者穿着日常服饰参与祭祀由于祭服数量不足,部分参与者穿着日常服饰参与祭祀

2018华研会公祭轩辕黄帝2018华研会公祭轩辕黄帝

(本文中吴化之、龍翔、武梅、珞玉均为化名)
 —— 完 ——
题图:2018华研会公祭轩辕黄帝。由龍翔提供。
本文图片非注明外,均由龍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