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俞大維自述

我這輩子，半生書生，半生行伍，要談軍事學，尚可（不過，我從來不談。）談到文學，老實說，我是個門外漢，我的弟弟俞大綱就曾跟朋友說：「千萬別和我哥哥談文學，他只有中學生程度，文星雜誌都看不懂的。」

這又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位喜愛中國文化的美國太太問我：「瓊瑤的小說你看過沒有？」我搖搖頭，她又問：「那麼，凌波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你應該看過吧！」我依然搖頭，這下換她搖頭興嘆了，她說：「俞先生，我看你受的教育，還不夠完備吧！」

我對文學的認知，主要是來自我母親的啟蒙。

我的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自幼浸潤於書香經澤之中，養成了她淹貫文史，博聞記的才學。在我的記憶裡，她幾乎是手不釋卷的，無論經、史、子、集那一類書，均能深髓而得其味。尤其母親更有驚人的記憶力，對於歷史、詩、詞及古今中外的說部小說，亦能精確的誦出它們的來龍去脈。我們兄弟姐妹在她慈祥而好學的薰陶中成長，很多詩詞在我們幼年時便由母親口授而能背誦，這些文史知識的傳習，經由母親親授，有如母乳一般的滋補，其影響也最為深厚彌遠。

另外私塾的教育也有綱舉目張之功。在經學方面，我是從公羊傳開始唸起的，至今雖能隨口背誦，但對於經義還是完全不懂。接著是穀梁傳、左傳、四書、禮記、．．．．等。可能是由於從經學入始，所以影響我長大之後離文學的路子越遠。尤其，經部中最文學風采的「詩經」，我是到六十歲以後才讀的，並且是先讀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英譯本，讀出興趣，再回頭看原典，愈讀愈感覺香。這真是寶貴的遺產，先民智慧的結晶，人人都應該讀的。易經的情形易然，過了耳順之年，參照德譯本慢慢才唸完。

史部方面，選讀史記、漢書、通鑑的文章。另外要圈點通鑑輯覽。子部以老、莊為主，另外選讀荀子的文章。

集部從楚辭開卷，一直唸到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繤、經史百家雜鈔、．．．等。文選是先嚴親自教我的。至於漢魏六朝文、韓柳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要咀之嚼之，得其全味。詩詞方面，則以母親教的為多，我至今仍偏好盛唐詩，比較起來，宋詩的味道便不過，明清的更居其末。

當然，小時候也會瞞著大人偷看閒書。像三國演義、說唐、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都是年紀很小就看過了。那時，最讓我著迷的是隋唐演義，裏頭的英雄豪傑，個個勇猛精壯。我心裏最崇拜天下第一好漢李元霸，真希望能跟他把酒共論今古事，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好多年以後，我的表姐曾寶蓀告訴我一件往事，她說，有天傍晚，不知打那兒飛來一群烏鴉，棲在後院子的大樹上，嘎嘎嘎叫個不停，表姐說我大概被這群烏鴉吵煩了，跑到大樹下，一手叉腰，一手指著枝椏上的烏鴉們，說了一段狠話：「我如果是天下第一英雄，你再叫三聲看看！」後來烏鴉再叫了沒有，我已經忘了，不過，我可以確定，我不是天下第一英雄。

我的小學教育，可以說是沿習曾文正公所傳下的這一脈庭訓家學，逐漸完成的，另外，五舅父曾廣銓先生，爲伯祖父曾公紀澤之姪兒，他從德國出使回來之後，住長沙我的家裡，替我請了兩位英文教師，教我英文，我在向至聖先師孔子行拜師禮時，這兩位先生便站在旁邊。我也分別向他們兩位叩頭拜師，開始研習英文。

我開始進中學，是在十六歲那年，唸的是上海復旦中學，後來因爲生病在家休養，上海家附近住的都是英國人，平日，我常跟英國小孩玩耍，對語言的進益很有幫助。所以，我從復旦中學跳班二年畢業之時，除了幾何學拿第二名，英文便拿了第一名。

十八歲，我進入復旦大學預科。跟王寵惠先生唸名學，並隨薛仙祖先生唸經濟學及德文。

十九歲時，我以第一名考上南洋公學（即後來的交通大學）唸電機科。半年之後因為肺病而休學，待在家裡度過病中歲月，除了繼續跟著薛先生唸德文外，正巧那時候，我的表哥曾昭權先生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返國，我便跟著他唸數學、微積分。後來我們兩人一起把Granville微積分裡的習題都作完了。

在唸復旦預科時，我曾與同學們共同出錢買化學儀器，畢業後，他們把這套儀器全部送給我，所以在學習數學、德文之餘，做化學實驗就成為重點了。大致來說，這個階段主要學習的是科學方面的知識，與文學的關係趨於淡泊。直到我考上聖約翰大學三年級之時，才出現扭轉之勢。

聖約翰大學對於課程的排訂乃是採美式的：三年級的學生必須修邏輯學、社會學、歷史、心理學、英國文學等人文課程；四年級必須唸國際法、政治學。我另外訂了一門東亞歷史。這時期最重要的是，我跟著校長Dr.pott唸哲學史，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是使我從電機科系轉向人文學科的關鍵。所以，一九一八年我負笈至哈佛大學，攻的便是哲學。三年十二門課，統統拿Ａ，一九一九年拿到博士學位，並獲得「Sheldon Travel Grant」（謝爾頓旅行獎學金），一九一二～一九二九年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前往柏林大學留學，仍繼續攻德國哲學及數學，一方面隨 Dr.riehl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並聽愛因斯坦講「相對論」。

這段期間，與我的表哥陳寅恪先生同窗共處，我與他除了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外，更是七年的同學，兩人說詩談詞兼論經史，亦師亦友。他的國學底子非常豐厚紮實，時有精闢之論，我得他的潤澤特多。

在長達十餘年的遊學生涯中，除了哲學本行之外，對於英美文學及歐洲文學的涉獵也甚為廣泛，我對浪漫時期的英詩特別偏愛。

有一年我聽說羅素到中國訪問，倫敦中國同學會開會歡迎他，有個人站起來問他：「和英國文學比較起來，中國學生似乎比較喜歡俄國文學，為什麼？」羅素也回答得乾脆俐落，他說：「因為，俄國文學的確是高明一些！」

對於俄國文學，我非常喜歡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他的另外一部鉅著「戰爭與和平」，寫戰爭寫得十分深刻。同樣的是描寫戰爭的小說裏，我也欣賞德國作家雷馬尼的「西線無戰士」，他是反戰的，反戰的筆調較容易討好。另外，我常讀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當年，「八二三砲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每回我到金門前線時，身邊總是帶著這本書。至於爲什麼，我也不知道。

莎士比亞和歌德的作品，一直被認爲是西洋文學的經典之作，但是我個人不太喜愛。我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很廣泛，養成了好讀的習慣，尤其是受母親的影響，至今仍每天唸書，只是愈讀愈覺得無書可讀。我記得一九一二年，陳寅恪回國時，曾去拜訪一位世伯夏曾祐先生，夏伯伯告訴他：「你是故人之子，能從國外學了那麼好的學問回來，很值得慶賀，我自己則只能讀中國書，外國書看不懂。不過，近來已覺得沒有書可讀了。」陳寅恪就問他：「中國書浩如煙海，何以沒有書可讀了，夏伯伯說：「都看完了嘛！」後來我在廣州嶺南大學碰到陳寅恪，他提起這段往事，他表示自己也到了無書可讀的地步。他說，其實中國真正的原籍經典也只不過一百多本，其餘的鈞是互為引述參照而已。可惜，我當時未問是他哪一百多本？

書，除了要看得多，也要看透，看書要超越書來看，才能有迥異於常人的看法。同樣地，從事文學創作，最要緊的在更上一層樓，別人是就世中論世事，作家要就世外論世事。唯有超以象外，才能得其環中，所寫下的智慧之作，方是持之非强，來之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