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与“中国”关系史看“中华民族”的形成

作者：程映虹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注释】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前途的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讨论中有很多盲点。例如，多数人的眼光基本向“外”，主要关心的是那些有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统独”和“分合”，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及领土纠葛，还有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中国国内的其他族群问题－－尤其是在那些看上去似乎比较平静的地区－－则在关注的焦点之外。其次，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它的形成过程和历史遗产对今天的族群关系有何影响，似乎也不为很多论者所关心。实际上，就“统独”和“分合”而言，这些今天非常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在特定地区的最新发展。那些今天相对平静的地区，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动乱之源；而今天动乱频仍的地区，又很可能和沉重的历史遗产有关，不过是历史上“叛”和“平”（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的延续。再次，所谓“人民共和国”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间在族群和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其实并没有一条鸿沟，很多政策，无论是“软”还是“硬”，都有历史的先例。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那些讨论往往是不自觉地从汉人的角度或者以汉人为主体族群的角度出发，所论述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汉人和汉文化，而相关问题的讨论参与者之利害取舍和价值判断，无疑也主要以汉人族群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好恶为转移。这一点，从所谓“愤青”当中极少有少数族群成员就可以看出。

这些盲点归结起来，其实与我们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形成的理解有关。在很多人那里，“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顺因自然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之优越性的体现和向外扩张。由此出发，今天的民族主义问题主要被看作是这个民族对外的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即使有内部问题（如西藏和新疆），也认为是由外部势力所造成。这种思维框架本身是可以质疑的。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认识角度，那就是研究那些时事焦点以外的族群问题及其历史演变，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国”各个角落漫长的融合史和冲突史，尤其是自觉地批评反省那种以汉人的历史、文化和价值为依托的认识局限性，进而站在少数族群的立场上并努力超越某个族群的立场，还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真相，超越“统独”之争和“分合”之辩。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为理解那些今天被聚焦的族群问题和冲突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杨斌[1]最近出版《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0世纪）》（以下简称《云南的形成》）[2]一书，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关心民族主义问题的读者关注。杨斌的研究力图突破汉文化中心论的束缚，消解从中原王朝的立场对中国族群历史叙述的垄断，并引入一些重要的世界历史因素去解释“中国”的最终形成，为澄清和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许多似是而非或者被混淆和颠倒的问题，提供了立足于丰富的材料之上的新颖观点，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族群问题，而且会激发读者对“中国”这个概念作深入的思考。

一、归还少数族群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在讨论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时，云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云南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短暂的过程；相反，云南的形成历经两千年的漫长演变。研究云南的形成，其实也为研究其他族群地区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思考。与这样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相比，那种“自古以来某地便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类的断然说法或宣示，往往既无史实根据，也缺乏认真求实的态度。

两千多年前，云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区域，第一次与向南扩张的汉政权和汉文化发生大规模接触，到元朝才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政权对云南境内的少数族群专门作了“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云南才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外在于“中国”的地域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过程。杨斌认为，云南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它丰富的矿藏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加入帮助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共同体的最终成形。

从杨斌的研究中，笔者得到很多启示。研究今天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不应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或者中国边疆史，而是应该把边疆地区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放在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杨斌正是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发掘并强调了一些在思考中国族群问题时很少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非中国/非汉人的角色和因素，从而发现这些角色和因素如何与中国的中原王朝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在云南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为认识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和中国这些重要概念的发生和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采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杨斌的研究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对当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等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杨斌提出并批评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处理南北关系时常见的“北方中心论”和处理中外关系时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北方中心论”，是指叙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重视北方、轻视南方，叙述的角度多从北方的扩张着眼（或者强调发生在北方的汉族和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而南方（或者西南，指历史上的云、贵、藏和邻近地区）往往被置于被征服、被渗透、被统治、被吸纳乃至被开化的位置。这里的“北方”往往又特指汉人、汉政权和汉族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中国”这个概念在实际应用中等同于“汉”，于是南北关系便主要被解释成北方汉人对南方“夷”“蛮”的同化。“北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建立在汉文明优越论的价值观之上，包含有主客体之分，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相互的经济文化关系基本描绘成文明和落后（甚至是野蛮）的关系，而双方的政治关系则被定义为大一统中央与地方或边疆的关系。这个“大一统”虽然有时会丧失对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和管治，但一旦某一个中原王朝宣布某地“臣服”于己，则不管此“臣服”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也不管后来这个“臣服”关系是否中断或被拒绝，此地便被视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对于这类在“北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构建的历史叙事的简单化和背后的族群偏见，杨斌借用凯撒征高卢的名言，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中国人（汉人）来了，中国人（汉人）征服了，中国人（汉人）传播文明了”。尽管长期以来在汉语文化圈里，对汉人和非汉人问题上的“大汉族主义”也有一些批判，但这种批判通常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主张对非汉族的宽容、让步甚至优待，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正本清源，归还或者建立非汉人族群从自己的立场叙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权。

与上述“北方中心论”相关的，是处理中原王朝和周边地区关系中的“中国中心论”。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北方中心论”的放大，它对中原周边地区（尤其是南方和西南）历史上产生和演变的文明，不是故意忽略就是轻描淡写，同时对这些过去一度被包括在所谓“朝贡体制”内的政权和区域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之间的关系讳莫如深，仿佛它们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是唯一对它们有影响的外部关系。这种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所谓的中国或中原王朝始终是东亚唯一有影响的政治实体这个结论。杨斌在他的书中指出，今天在国际政治中难以和中国相提并论的东南亚，在历史上曾经包括今天被称为中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近代以前，今天的西南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而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得多，那时云南在经济文化上与南亚和印度洋的交往及相互影响，远非中原可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时的“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基本上被限制在上述“北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围之内。因此，历史上的云南作为一个曾经是相对独立并与东南亚和南亚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文明实体，它的地位很少在汉语文化体系内得到全面和公正的介绍。汉语文化体系的研究者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尤其是中国的“边陲”的角度）来叙述云南的，而描述的重心则放在云南与“中国”的联系上。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年表和手册中，史上由非汉人在云南建立的国家如南诏和大理时常缺席；而北方或西北的辽、西夏、金和元从未如此。

二、重新认识云南：云南何时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云南这个地名本身，既与河流、山脉无关，也不是当地族群共同自发形成的地理概念。杨斌指出，中国的大多数含有“南北东西”这些表示方位的名词的省份名称，一般都与某条河流或某座山脉有关，如两河、两湖、山东、山西等等。但“云南”这个地名却不是这样，在“云南”这个名称的背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它实际上是北方的王朝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云南”当地人民的，它的最终被接受是中央帝国在边缘地区长期殖民政策的结果。对于这种隐藏得很深的偏见和歧视，杨斌用“中国的东方主义”来形容。

今天被称为“云南”的这个区域，在中原的战国以前就独立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它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始于秦汉之前及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里生活着不同的部落、部落联盟和王国，各用不同的名称（如滇、僰、昆明、夜郎、哀牢、劳浸、靡莫、邛都等等，很多并不局限于今日的云南境内）。那时在这一区域从未出现过一个单一的概括性的地理名称，更没有一个所谓“云南人”的集体意识。“云南”一词首次出现在西汉时期，那时西汉在滇王国设益州郡，仍由滇王统治，在益州郡之下有一个县被命名为“云南”。西汉之后直到元朝，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声称对云南这块地方有管辖权，但从未确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反而是当地的南诏王国在唐朝时一度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挑战唐朝。元朝时中央集权强盛，正式在当地建云南行省。于是，“云南”作为一个区域集体性名词，最终在中央权力的强制下被当地人接受，此后又发展出作为“中国人”之一部分的“云南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尽管各族群在“云南人”的概念之内仍保留自己特定的身份意识）。值得指出的是，把云南完全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蒙古人。蒙元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征服云南的直接目的是从南部包围南宋，也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所以，这整个过程必须放在蒙古帝国的亚洲大陆战略的国际角度来理解。

从“云南”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原王朝从一开始就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企图用一个集体性名词去包括和指称这个地方复杂多样的族群存在，而这个名词又体现了中原王朝的地理视角－－彩云之南，即距离中原十分遥远。但对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云南”之地的本地人来说，这个名词所体现的距离感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这个所谓的集体身份意识也缺乏根据，因为他们从来就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意识来称呼自己的。

云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呢？中国的主流历史叙述一般从西汉设益州郡开始。实际上，此后从三国到宋朝，中原王朝始终未实现对“云南”的实际管治。不仅如此，唐朝时期，“云南”曾崛起了强大的南诏王国。南诏首次统一了“云南”地区，其军队三次攻陷唐朝的西南重镇成都，还两次打败属于唐朝保护国的安南（今日越南北部），它还入侵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并仿照中原对属国的办法建立起了自己的朝贡体系。迫于南诏的压力，唐朝不得不封南诏王为“云南王”。那时，南诏与中原的唐朝、西藏的吐蕃一度并列为三大强国，杨斌用新“三国演义”来形容。到了宋朝，云南的大理王国也一度十分强盛。虽然唐朝曾册封南诏国王为“云南王”，宋朝也封大理国王为“云南节度使”（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王朝仍然只用“云南”这个由“中央”钦定的地名，却从不承认“南诏”或“大理”这些本地国名），但这种册封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藩属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中原王朝满足于一个名分和面子，“云南”的君主在自己的王国照样自称南诏王或大理王，双方相安无事。直到元朝用武力灭掉大理王国后设立云南行省、对这个区域逐步实现了行政管辖，这种局面才渐渐改变。元朝在云南建立的统治被明清两代所沿袭，云南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政权。明朝又对云南实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殖民政策，使得汉人人数超过了本地原住民，并在经济上进一步把云南融入中国的经济体系。因此，说自元明时期始，云南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于史有据的。

三、云南是中国边陲还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

尽管“云南”在元朝以前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甚至不应该被称为“云南”），但它与中原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互无往来的。然而，正如杨斌所指出的，族群融合不应该被理解为汉化，即强势文化被弱势文化接受。他认为，族群融化更多地是相互融合，云南的历史就充满这样的事例。历史上迁移到云南的汉人，从饮食、服饰、宗教到节庆，都在很大程度上当地化了。所以，杨斌在他的书中谈到族群融合时，不单是使用sinonization这个词（即汉化或华化），也同时使用了indigenization这个词（即本地化）。按照他的这种概念使用方法，云南发生的族群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而不再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单向的汉化。正是这种汉人与本地族群的双向融合，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族群在中原王朝牢固的政治控制下演变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族群创造了条件。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与云南地区的关系虽然不是正式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的性质，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此引起了矛盾和冲突。中原王朝力图用把云南纳入自己的朝贡甚至郡县体制，从而建立对当地的政治统治。而云南的本地精英则以实用主义应对，当朝贡甚或郡县制这种与中原王朝的特殊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政治特权时，他们不但不拒绝，反而承认甚至争夺并炫耀中原王朝授予自己的头衔和名义；一旦这种名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制度化关系威胁到本地精英的政治独占权时，他们就起而反抗。此外，云南的贵金属、矿产、马匹、皮革、耕牛等，一向是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济压榨也常常是云南人反抗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缓和矛盾，中原王朝常采取一些收拢人心的政策，如减免税收，但这种政策效果时常被派到云南的地方官的贪婪所破坏。

中原王朝第一次把云南并入自己版图的是汉朝，那恰恰是云南反抗最激烈的阶段。公元前86年以及公元前83年、公元前28年，那里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公元初王莽时期又发生过“叛乱”。据记载，公元118年汉朝在“平叛”中斩了3万人头，以恐吓当地民众。然而，公元175年叛乱又起。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殖民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这样的暴力镇压会消弱地方势力，加上汉朝对当地权贵运用“以夷制夷”策略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某些部落和大族去镇压其他当地人的反抗），以及大量汉兵的入驻和屯垦，都使得部分当地精英的汉化程度加深。

实际上，云南被正式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前，决非落后闭塞尚待“开化”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在跨地区贸易、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地域。在中原王朝眼中，这块被称为“云之南”的地方是“边陲”；但站在当地的立场看，这里恰恰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中原只不过是它的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就“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幅度而言，中原甚至比不上云南。只有把云南的历史放在一个两千年和全球史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查，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杨斌的《云南的形成》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指出，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具有枢纽的作用。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共有3条，即陆上（东起中国的长安进西域后分叉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地中海东岸和欧洲）、海上（东起中国的广州，经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和西南（连接云南、中国的四川和贵州、西藏、东南亚和南亚，也进入南海），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交通网络，是近代以前（始于公元前2－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欧亚大陆（也包括非洲部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说到丝绸之路时，一般人想到的往往只是陆上丝绸之路，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往往被忽视，历史教学中也时常如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以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城市为起点或终点，而西南丝绸之路则在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外。西南丝绸之路不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的商业和贸易，其影响亦远及中亚、欧洲甚至非洲。因此，在云南可以看到起源于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商品、技术、风俗、宗教、语言和制度。即使云南被中原王朝征服之后，云南仍然维持着与东南亚以及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达二、三百年之久。

这种漫长而密切的交往不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的宗教、人种和族群的多元性是中国各省区中最丰富的，费孝通等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把云南和西藏之间的通道称为“民族走廊”），而且对东南亚半岛的发展，例如商业贸易的发达、城市的形成和宗教的传播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在经济上和东南亚结成一体，它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元朝以前比与中原要密切，可以被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杨斌的书取名为《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其涵义是，用“风”喻东南亚，用“云”喻中国，云南的形成就是夹在这两个文明之间，由此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和力量。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云从龙风从虎”一说，龙是中国的象征，而虎则是东南亚的象征性动物。

云南保持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密切交往并受这种交往影响的一个证据是，贝币在云南地区曾长期流通。在铸钱流通以前，贝币曾是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媒介之一。中原地区曾长期使用海贝（甚至作为钱币），秦朝统一货币后贝币才退出流通领域。但在云南，贝币作为日常交易的主要媒介，一直使用到明朝晚期。汉朝对云南建立控制时，汉朝的五株钱一度在云南流通。但汉朝瓦解、中原不再控制云南后，随着东南亚经济文化的兴盛，海贝重新进入南诏成为货币。元朝和明朝都利用云南的铜矿在当地铸造铜钱，试图取代贝币，从而把云南的货币与中原地区的货币统一起来，但云南本地人就是不愿意使用铜币。结果明朝只得将这些铜币运到贵州以充军饷，不但允许在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而且接受它作为云南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的货币。

为什么商业发达、一直与使用铜钱的中原保持大宗贸易的云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拒绝使用铜钱呢？其原因是，长期以来贝币（大量出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岛）是西南丝绸之路、尤其是印度洋地区贸易的主要媒介，它为这个辽阔地域的各地所信任和接受，不但可用于国际贸易，也是国内市场的主要货币。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成员就看到南亚和东南亚大陆一些港口城市和内地使用贝币，而这种货币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已成为古董。显然，虽然云南与中原也有大量的贸易，但云南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建立起来的更密切的商业联系，使得贝币在云南长期存在并排斥铜钱。直到17世纪中叶，贝币在云南的地位才衰落下去，被铸钱取代。贝币在云南的迅速衰落，与明朝为了控制云南大量向该地移民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奴隶贸易导致贝币的价格大幅上涨，使得远在云南的交易者难以承受。杨斌也推测，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云南的大量贝币回流到印度洋地区，这就造成了云南贝币的极度匮乏，于是被铜钱取而代之。

杨斌认为，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南海地区在近代以前长期存在着中国和印度洋两个相互独立但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国际性经济和贸易体系；政治上处于中国影响之下的云南，经济上实际从属于印度洋体系。或者说，云南的地位是双重边缘：政治上处于中国体系的边缘，经济上则处于印度洋体系的边缘。中国一直没有能力把云南从印度洋经济体系中拉出来。直到17世纪，由于欧洲的扩张打破了印度洋体系，云南才在经济上完全被纳入中国体系。这就是说，云南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光从中原帝国由内向外的扩张以及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政治方面蒙古帝国的欧亚战略，经济方面印度洋体系的瓦解，这些非中国因素，都为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除了“北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所津津乐道的中原或汉文化对“落后地区”的同化力（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力）之外，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还受到很多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关键性影响。

四、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渊源

杨斌在《云南的形成》一书中探讨了194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政策。他的观点有助于解构在族群问题上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帮助人们深入思考“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

60年来官方一直宣传它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上，因而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甚至没有能力定义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这个基本概念，遑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历代王朝都无法成功解决民族关系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源自西方的外来意识形态又怎么会成为包医百病的仙丹妙方呢？中国人1949年以后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族群带来了平等、解放和自治。这个支配中国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个政治神话。它与中共政权的其他意识形态话语一样，旨在强调中共政权的“史无前例”和“改天换地”，似乎在这个政权统治下，什么都是新的，其族群政策与以往的中原王朝统治也截然不同。

杨斌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共的民族政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继承了历代中原王朝帝国的遗产，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意义上，中国历史在这方面都未发生断裂。太阳下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并未解决族群问题，中共付诸实践的那些措施，多数可在历代王朝积累起来的对少数族群的认识和统治方略中找到先例。他强调，中华帝国的遗产中既有中原王朝惟我独尊的自大和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也有出于维持多族群帝国统治的考虑、对少数族群的宽容，甚至承认他们与汉人或统治民族在普遍人性上的一致，这就为族群平等的观念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前，边远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族群，在中央政府眼中，大体上经历了从野蛮人到帝国臣民、再到天子之下的多族群家庭中的小兄弟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总的过程是缓慢地朝向族群平等演进。现今官方所宣传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平等对待少数族群”，并不符合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历史上中原王朝所信奉的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儒家理论的华夷之辨上。西汉时，虽然儒家已被封为意识形态正宗，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他虽然用“西南夷”来称呼西南少数族群，但这个“夷”指的是持弓之人，即狩猎族群，以与农耕族群相区分。东汉班固修《汉书》时，他虽然在涉及西南少数族群的部分中照搬了司马迁的《史记》之述，但班固从儒家观点出发，放弃了司马迁对少数族群的平等态度，提出了“种别域殊”说（即住在中原的人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本质上就不一样），称西南少数族群为“西南外夷”，由此发展了中原汉文化优越论或大汉族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后来，为了强化“华夷之辨”，汉文化当中不但发明了很多贬义词去指称少数族群，把他们和动物乃至昆虫联系起来，而且捏造了很多类似的神话。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它开放的一面。所谓的“华夷之辨”并不排斥“夷”被“华”同化。儒家强调“华”有向“夷”传播文明的责任，也认为“夷”是可以被文明化的。随着多族群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和族群融化的加深，儒家的这些思想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原王朝的决策中。此外，历代统治者中不乏对族群关系有开明认识的君主和地方大员。自称“天可汗”的唐太宗就曾经对历史上其他统治者鄙视少数族群不以为然，声称唯有他能平等对待非汉族人。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这段话不但包含对普遍人性的承认，而且把少数族群视为汉人的同胞。清朝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乱以后，曾下令在朝廷文献中删除所有对少数族群歧视性的名词和称呼。这些说法和做法都表现了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少数族群态度的逐渐转变。明清时期，中原君主成了中华帝国内所有族群的父皇，少数族群也成了天子臣民，是帝国大家庭内的小兄弟，被包括进“百姓”之中，被皇帝视为“赤子”。这些观念都为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平等以及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产生作了铺垫。18世纪的“皇清职贡图”曾对这个在天子之下万方来朝、百族和谐的“大家庭”作了细致描绘。杨斌认为，这个图卷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心理，其实与当今政府的认知逻辑是一致的。60年来，政府所组织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多民族大家庭”的晚会或演出，以及全国人代会上特地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代表的聚集，不正是要再现“万方来朝、百族和谐”吗？

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60年前发明的，它不过是古代中原帝国统治传统的延续。在这个非汉族人口占据大部分领土的多族群国家，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族群地区的统治手法，通常是一方面加强军政控制，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和行政上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地区相区别。所谓的“因俗而治”和“蛮夷不可以以中国之制治之”的统治原则，就是强调不要把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照搬到少数族群地区。它一方面承认少数族群地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用华夷之辨来为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作辩护。最突出地体现这种前现代时期“民族自治”政策的，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族群的上层精英建立联盟或达成妥协，或授予他们世袭的贵族头衔，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吏，然后依靠他们治理其辖区，朝廷则不对该地事务过多干预。此外，朝廷不但在很多地区保持土司和头人制度，而且保护他们的特权，在一些牵涉到少数族群政治精英的司法案件中尤其如此。在家庭、财产和婚姻等方面，朝廷也会遵从当地的传统和风俗。因此，杨斌认为，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其他少数族群地区所实行的、被称为是史无前例的民族政策，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共加强中央控制、加深族群同化的措施，固然延续了过去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它使用的民族平等口号和民族自治政策，亦非前无古人之举。50年代前期，中共把云南的很多土司和头人吸收进基层政权，对他们及其家属优待有加，不就是对大清朝制度政策的模仿吗？当然，中共在宣传上不会承认它如何延续和仿效中华帝国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当中有什么区别于中原历代帝皇的成分，那就是它自50年代起致力推行的“民族识别”宏大工程。不过，这也不是中共的发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苏联处理族群问题经验的模仿。苏联当年把不同族群定义为“民族”，将它们包括进“苏维埃民族大家庭”，希望从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族群矛盾。中共也组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众多学者参与了这样的社会工程，耗时近30年。当一个族群（汉、满、回等等“大”民族不需要识别，杨斌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被中央政府命名为某个民族之后，它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享有其相应的权利，得到中央政权的保护，但代价是这一族群从此正式丧失了自我代表的权利和分离的权利。它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之身份，作为这个民族大家庭内的一个小兄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服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安排。“民族识别”工作为确定民族自治区域（尤其是在州、县和乡的行政级别方面）提供了依据。虽然中共宣称，这个工程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结果仍然显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就云南而言，16世纪中期，杨慎曾在他的《论民》中枚举了20多个少数族群；17世纪前期，刘文征在《滇志》中枚举了近30个少数族群；清朝的《皇清职贡图》（1770年代）中出现的云南的少数族群也是30个左右。中共的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程所“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数目是25个，差不多与明清时官方和民间枚举的一样。

“民族识别”的目的是，中央政府要正式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含糊的名称在法律意义上明确化，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而多元的现代民族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民族识别”工程至今还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工程的官方色彩太重，标准混乱，有相当的随意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例如，有些“少数民族”原本并没有清晰的族群界限和自我意识（或许他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却硬被官方定成一个“少数民族”，结果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结论：云南历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有关讨论方兴未艾，这些讨论的直接动力无疑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的重心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当代性，即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还有它对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但《云南的形成》从历史的角度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和思路。笔者读到“云南”这个地名中的汉文化中心主义内涵之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与欧洲人以距离欧洲的远近把非西方世界划分成“远东”、“近东”和“中东”的“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是多么一致。沿着这条思路，摆脱“汉文化中心论”，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那么帝国体系、殖民扩张、族群（或种族）优越论这些概念，便都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当国人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时侯，如果以责难西方殖民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准，那么，今天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其实也充满了同样的原罪。

杨斌选择今天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的云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个地区作为一个“中国”以外的文明被并入（或“加入”）“中国”、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独立的地域成为“中国”的一个边疆省份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族群融合和文明发展，也看到了暴力、屠戮、榨取和强制。云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小兄弟，那里今天的相对和谐，是两千年漫长的冲突和融合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也为理解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族群问题提供了参考系。与云南相比，西藏和新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不但更短，而且其连续性更弱。当中原王朝最终牢固地建立对云南的控制之时，近代民族意识还未扩张到东亚，而今天西藏和新疆的族群问题的背景，正是族群或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代。在云南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既有“华化”也有“本地化”，是一个双向融合的过程（尽管汉文化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今天在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基本上是汉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压倒性同化，这无疑也加深了非汉族群的危机感和对抗意识。

《云南的形成》除了有助于理解族群问题之外，还强调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如何受到很多外来因素所起作用的影响。这提醒读者注意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原文化自内向外的扩展过程，而且也得益于一些国际力量的作用，例如蒙古的征服、欧洲的殖民扩张和印度洋经济体系的瓦解。因此，即使要考查近代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形成，也必须审视“世界”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优越论、大汉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神话，都无助于认识历史真实。

【注释】

[1]杨斌生长于中国大陆，后至美国东北大学留学。他的博士论文2004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匿名评审中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古登堡奖（共8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在美国出版了《云南的形成》一书。在写作其博士论文以及此书的过程中，他大量阅读和吸收了与云南研究、中国民族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并曾多次到云南和邻近地区作学术调查。

[2]该书的英文书名为Between Windsand Clouds ─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尚无中译本。此书是一部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也充分利用了现有的与云南、中国民族、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中外学术成果，如Charles Backus, James Lee, John E. Herman,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Dru C. Gladney, Harrell Steven, John Robert Shepherd, Hans Ulrich Vogel, Colin Mackerras等人的相关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述学者的著作。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中华屠戮史拾零

本文系网上到处转载之残篇，并冠以《中国与西方战争之比较：胆战心惊的中国战争史》及《中国15次大混战，14次人口大灭绝》等标题流传。作者出处未详。前后似非出一手。次第凌乱，甚至脱漏，殆经某网站弱智无良编辑窜乱，然后辗转剿袭而至此面目。文中所涉及的史事，未可尽信。如《史记》等书载，本非信史，而以支人积习，于数字一事常多信笔夸张，可堪支那人嗜杀心理之写照，却未必实指。而其他史事细节之确认，是否史家虚构，尚须深为考究。要之，是篇也，劣质网文的典型也。

然而劣文亦有一得，亦足窥支那史面貌之一斑，尤可作李零《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一文的反面注脚。

我收此篇劣文，更在于近日所虑的问题。盖支那之为国，实系泛宗法社会。其社会关系之能纳入宗法关系轨道者，勉遵儒家伦常，而其不能者，则遵法家霸道者也。法家霸道者，恃强凌弱、“对于羊显凶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之丛林规则也。要之所谓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抛弃一切道德准则，斥一切正义观念为虚妄（不管是朴素的还是缘饰的），其为竞争也，决无公正公开，但求克敌制胜，以不择手段阴谋诡计心狠手辣的胜利为道德指针本身。

虽然，犹未尽之。盖于宗法关系轨道内部，儒者伦常的言说亦止表面，后台操作系统仍为法术。父子成仇，兄弟阋墙，朋友相欺，其中三韬六略，勾心斗角，断然绝情的事例不可尽数。唯不能赤裸裸而已。如法家赤裸裸者，则人人自危，毫无秩序可言，只看抄家伙身眼之迟速。暴秦之鉴，刻骨铭心，必假儒学以为缘饰。所谓克己复礼，礼者尊卑秩序也。总之均无正义可言。鲁迅言仁义道德者，儒学王道也，吃人者，法术霸道也。不以王道则无以太平，不以霸道则无以功成。汉宣帝言王霸之道杂用，意正在此。儒表法里狼狈为奸，于是虚伪、奸诈、阴郁，支那乃成其为支那矣。而后代历史上的能臣循吏如王安石、张居正等，虽仍持儒学话语，要之其行为更接近法家。其人多被目为奸臣，以其言利而赤裸裸尔。

而一旦入于所谓乱世，赤裸裸的法家哲学便走上前台。盖乱世间非立功无以立身，当此之时，儒学话语皆同腐论。于是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种种活剧，咸欧人所不能想见于万一者也。须俟尘埃落定，法术始又隐于后台，纲常名教粉墨登场。儒表法里，此亦弱智文明自我平衡的唯一途径尔。

而由此劣文，可以见古来法家霸道即丛林规则在支那的真正的支配地位。洋人言支那文化，多从儒道释之漂亮话语阐发，从而丹青我晦暗荒凉之支那；鲁迅、邓晓芒等一洗万古踵增之丹华，却未能揭示支那历史真正的运作机制、真正的核心价值，而吴思所谓“血酬律”者，论者以为卓见，其实指出支那历史之霸道逻辑，而而以其民科本色，出以生词，不知其所言者，韩非早尽数矣——自嬴秦而降，法家再无著述，霸道话语从来“大音希声”，彼等感之而不能言者以此；秦晖敏锐，谓支那政治从来都是法家政治，真卓见也，却信于所谓真儒学，以真儒学好于法术为里之假儒学，不知儒学之为物，未尝真过，本来便只图缘饰，不能做事，要做事，在这个弱智民族的所有资源里，只有霸道丛林规则奏效。向来儒者言义，法家言利。言义者不足以做事，言利者不足以服人，天水以下，支那人常陷于义利之辨而不能解，此之故也。至如王守仁、曾国藩义利兼备者，亿中不能有一之异数巧合尔。

而孝钦之自强，少荃之实业，又陵之天演，太炎之进说，长素所谓孔子改制，任公憧憬少年中国，乃至中正训政，太祖折腾，要皆乱世中道学以无效而不彰、法术以奏功而大炽故事之重演尔，而其间后者强过前者，一代较一代更无底线（儒学意义上的），以最无赖者最终胜出——胜出者，东兴汪都堂也。而法家前台之政治至怀仁堂事变而入于煞尾。然后太宗举元老共和，空其大位，而外以“振兴中华”、“自强不息”以至“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儒家话语缘饰其合法性。支那政治遂又复归儒表法里之常态。今则辄言“和谐”，完全转轨矣。

唯社会已非旧日规模。宗法关系之瓦解势不可挡。今日儒之为表者，上层政治话语而已矣，再不能支配民间伦理。支配民间者，法术霸道而已矣。今之民人，无不信所谓狼羊律者。吃人者固沾沾自喜，甚至被吃者亦甘其命。所谓笑贫不笑娼，此固支那历来之暗传统，今则水落石出，明目张胆矣。今支那人之最信社会达尔文主义，非达尔文赫胥黎之唆使也，非斯宾塞之唆使也（赫最恶之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所鼓吹者也），韩非幽魂附体使然者也。要之支那思维之传统未尝一日沦丧，沦丧者社会之传统尔。泛宗法社会解体，相应的儒表法里之思维早晚不能保全。而今孔已飘零，韩仍猖獗。邓晓芒力破儒学，攻城拔寨功莫大焉，唯韩非李斯等稳坐中军帐内，发号施令如故，未尝伤其毫毛。故曰：欲破支那迷魂阵，唯熟读《韩非子》能扼其关锁。

法虽猖獗，亦不过苟延残喘。盖自来霸道者，非假王道为表不能致平。霸道者，丛林规则尔。人不能止于禽兽，此儒学虽仅缘饰而能忝居支那道德主流之故也。而今泛宗法社会解体，儒学不免势去，法术庸足独擅？今其独擅者，一时而已。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法律势将占据主流。此予所深信者也。惟其过程，将不免于厮杀相噬，始能学会。

正是：谁云青史堪为鉴，不撞南墙不回头~~~[小锣急急风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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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屠戮史拾零

人口比较：中国在战国大概2000万人，西汉达到5900万；亚里山大希腊化帝国的人口大概有4000来万，罗马帝国的人口有1.2亿左右。

军队规模比较：亚里山大的远征军才3.5万人。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推翻纣王，双方兵力分别达8万和17[或70万]。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欧洲为什么打仗杀人少？中国打起仗来为什么死得人多？

1．战争的规模不同

中世纪欧洲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打仗的主要是中上层的贵族骑士，平民一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的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一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一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十字军远征，是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政府迫害辖区里的基督徒。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军队规模小。因为：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着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此条甚荒唐。欧洲亦小麦文明，“以粮为纲”。同时则不似支那因粮废牧，其畜牧业亦极发达。故能多食肉，非不吃粮食者。况火腿干肉肠之作，正为长途保存，此种生存知识，非但欧洲人，草原民族均擅长者。支那人素日肉食匮乏，更少肉储备，故一般甚少机会做火腿干肉，近代火腿乃成精贵食品，以其稀少难得尔。而作者因以肉不能充军粮，足发一噱。]

相反的是：中国军队特别多。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前既云粮能养大军，旋以粮速尽而吃人，此条自打耳光。]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一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一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

在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门口，竖立着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1157-1199，1189-1199在位）的铜像，戴盔披甲，骑着高头大马，挥剑直指青天，看上去英武不凡，被称为英国议会大厦的保护神。那上面用法语写着“狮心王”。这位被称为“狮心王”的英格兰国王是不会讲英语的。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当时，他的王国的主要疆域是在法国，包含了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他也只统治英格兰地区。理查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呆了6个月。

理查因为在一次战役中打败了“基督徒世界最大的敌人”———阿拉伯的撒拉丁而一举成名。据记载，理查在与撒拉丁交战时英勇无比，身为国王，他亲自杀入敌方阵营，连自己的坐骑都在激战中被砍死了。撒拉丁被迫撤退，还送给理查两匹骏马表示对他的钦佩。

在回国的路上，理查被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扣押，以索赎金。不料，亨利六世的妹妹爱上了理查。一次，他们在幽会时被捉获，亨利六世十分生气，但他无法因这个原因而处死一个国王，于是他让人将一头狮子放进了狱中，但没有放食物，希望饥饿的狮子吃掉理查。当狮子张开大嘴要吃理查的时候，理查却抢先一步，将手伸进狮子的咽喉，一直插入胸膛，将它的心脏掏了出来。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宴会厅，将狮子心往盘子里一放，开始享用起来，把旁人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再无人敢暗算他，“狮心王”的称号也就不胫而走。英格兰最终为理查支付了天文数字的赎金———英格兰因此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在英国，从来没有人责难理查，反而为曾经拥有这样一位当时欧洲，甚至世界上最英勇的武士和最善战的国王而自豪。这英国议会决定在议会大厦外面建立他的雕像的原因。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有人都一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一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载记》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3．战争的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一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一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

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达士兵，首先在希腊北部地势险要的温泉关迎敌。数十万波斯大军一连几天猛攻，皆不得手，后因奸细的引路，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为保存有生力量，让大部分守军突围，他和300名斯巴达士兵留下死守，恶战的结果是他和300名壮士全部阵亡。据说还有请求留下与斯巴达人并肩做战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也都英勇牺牲。波斯大军则共损失2万人。

温泉关战役后，希腊诱强敌在狭窄的海湾决战。波斯战舰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腊人终于以40艘战舰的损失获得击毁波斯300艘战舰的战果。公元前479年，希腊人进行了普拉提亚陆战和米卡尔海角的海战，把残留在希腊的波斯主力军歼灭，希波战争基本结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步兵3万，骑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页）进入小亚细亚（在当时的东方，这实在算不上一支大军）。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了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并通过外交手段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战而降，顺利进入叙利亚。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万大军狭路相逢，大流士在中军被击溃的情况下仓皇逃脱，波斯军队全线溃败，连他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中国历史还没有过这样智勇双全、奋勇当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当皇帝前，当皇帝后征服高丽反以失败收场。

1720年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

1840年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当为吴淞]、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英军1千余人，在宁波击溃清军的2万余人的精锐大兵团，然后以2千5百人的极少数军队，在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鸦片战争后，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走了军队。

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却在大沽口再起冲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援，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9月16日清军逮捕联军谈判代表，会谈破裂，联军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初联军占领北京，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

10月底，清廷与各列强签定《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对英法的赔款增加到1800万两，并割让九龙予英国。沙皇俄国这次更是满载而归：除了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利益而外，俄国又自称有调停之功，还从清朝骗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包括今日之伯力和海参崴；1864年又割取了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两者合计约100万平方公里。被骗走了大片土地还满心感激。

甲午战争满清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无法抵挡装备还不如满清的日本十几万军队。

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清军统帅叶志超却丧失了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致远号在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马关条约》规定，清朝要将属国朝鲜转给日本，而且清朝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并赔款白银2亿两，另外日本还可驻军威海。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预，清朝再加赔3000万两将辽东赎回。但1897年辽东却入于俄国之手，7年后又为日本夺占，二战以后又为苏俄攘夺，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之后（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

中国战争是陆战，喜欢搞持久战，经常是围城战术，破坏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饿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8万魏兵伐赵，赵向齐国求救，齐王答应出兵，但迟迟不发兵，等到魏军攻破赵都邯郸，双方疲惫不堪时，齐派8万大军偷袭大梁，迫使魏军撤回，于其归途中拦击，终获全胜，这就是孙膑的围魏救赵。这种包含持久战的做法必然破坏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孙膑用“减灶法”歼灭了庞涓10万大军，庞涓被杀。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国筑淮堰，长九里、高20丈、上宽45丈，军队驻扎其上；北魏军凿山洞以引水，结果不好。9月北魏军10万来攻占淮堰，但由于淮水暴涨，坝垮，10万村庄冲入大海。我们假设每个自然村最少50人，则意味着500万人淹死。

1913年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攻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坚守南京的部队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因此湖南人被杀的不计其数。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然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于是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一人，不惊一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1918年3月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部队攻入湖南平江，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强奸三日，令人发指；据同年湖南礼陵由于军阀混战造成47901户受害，死伤23459人，其中被杀的21592人。张昌宗的军队作恶多端，实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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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

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公元293年，白起大破韩国、魏国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县龙门山）仅杀掉的韩魏兵将便有足足24万；前262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于长平，此役共斩首45万人，为世所诟，然白起不失名将之誉；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嫪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20几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他以妖言惑众、诽谤朝廷的罪名活埋了读书人700余人。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12个 公子、10个公主也被诛杀，其他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1）秦末农民战争（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而后世为霸王别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复有几人？秦末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2）汉武帝独尊儒术，穷兵黩武，对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内虚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减半，即50%的人死亡。汉武帝的残暴几乎超过秦始皇。

3）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曹操说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1%！“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

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了。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被杀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赶会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7万馀级，坑杀袁军八万降卒。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杀人三千，必然会自伤八百；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在官渡之战后袁氏势力已经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经没有其他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的情况下，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民心的外在反映。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虽然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按《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由于战乱，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不当一回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5）西晋时经过八王之乱后人口减少80%。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东晋内乱和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人不下100万。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鼓励鲜汉通婚。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北周，把年仅十岁的外孙小皇帝宇文衍杀掉后，又遍诛宇文氏皇族，共杀掉北周文帝子孙二十五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六家，武帝子孙十二家，数千凤子龙孙，一时屠戮殆尽。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隋文帝造仁寿宫数以万计的死者或将死者被残忍地活埋在坑内。

文帝24年扬广发动政变杀死文帝和哥哥扬勇，霸占文帝最爱的夫人。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满足扬广的腐朽生活。

炀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欲一发不可收拾，每晚御女数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热燥，以至藏冰之家，皆获千金。

公元611年扬广第一次东征高丽时的总兵力达113.38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的夫差是兵员总数的好几倍，结果大败而回，只剩下2700残军跟皇帝回来。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惨重。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唐朝的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公元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借平息刘展叛乱，命部下杀死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人，把一个繁荣的扬州城屠为死城。《旧唐书.秦彦传》描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9）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

黄巢实际上是一个儒生，黄巢出身于一个靠贩运私盐暴利发财的富裕家庭，殷实的家底使得黄巢自小就有条件苦读儒经以求晋身官场，却不料屡次科举均以落第告终。愤怒的儒生黄巢陡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扔下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气腾腾的誓言。

黄巢回家做了几天私盐贩子。唐代规定只准国营企业经营盐，黄巢没有经营盐的许可证，结果他们的盐巴被查封没收了。他便散尽家产啸聚山林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去了。黄巢变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来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黄巢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冲天大将军”后，极端的复仇心理促使他对社会不加选择地实施破坏政策。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城内各国商人12万人，摧毁一切教堂，把曾经是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几乎一举荡平。黄巢痛恨外贸至极，大军所至，砍绝桑树，为的只是不许养蚕织丝以货外夷罢了。唐末动乱对于海外贸易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在广州北伐前黄巢从《诗经》的“率土之滨”取了个“率土大将军”的名称。

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自立为帝，把唐末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收。有人题诗嘲讽，查不出作者，黄巢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3000余无辜的儒生，全部杀掉。

黄巢将士进城时长安市民夹道欢迎，曾感动得起义军散发金银绸缎给民众；黄巢称帝后，黄巢士兵则如同明火执杖的强盗一般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殴打平民。待到官兵反攻，黄巢更把战争失利的原因归罪于长安平民，他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来了个“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式的血洗长安城。

朱温（852-912），后名朱全忠、终名朱晃，唐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乳名朱三，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朱温生性凶恶，奸诈多变，可笑的是唐僖宗还给这个数易其主的叛徒赏名“朱全忠”，封为梁王。

朱温的祖父和父亲朱诚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长兄为全昱，次兄为朱存。父亲早亡之后，因为家贫，兄弟三人随母亲一同投靠萧县刘崇家。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朱温没有形成软弱的性格，反而变得狡猾奸诈，再加上他和次兄朱存都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惹事生非，不肯勤于正事，所以乡亲们很讨厌他们，朱温也没少受主人的责打。但是主人刘崇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信佛人，经常护着朱温，并经常说：“朱三不是一般人，应该好好对待。”佛教提倡慈悲为怀、宽容忍让的思想，老太太对待众人讨厌的朱三也是一视同仁。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内朱温的官职步步高升，最后竟也做起了最高级的富贵梦：称帝。而且，一步步实施起来。

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败亡后，秦宗权继续反唐，但却到处骚扰残害百姓，还妄自称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壮大队伍，一面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郓州（近山东东平西北）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斩首2万余级，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并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从25岁参加黄巢起义军，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时47岁，朱温二十余年经营之后，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下一个目标他瞄上了皇帝宝座，为此大肆杀人。攻下长安之后，焚毁长安城，杀数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

对不听话的朝臣滥杀不止，对顺从的朝臣也不放过。为早日称帝，朱温命令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谋划。柳蒋二人认为自从魏晋以来，称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着急。第一步先要封国，然后加九锡之礼（古代天子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后来权臣篡位前都要策划由皇帝先赐九锡，九种器物包括车马、衣服、弓箭等），然后再让皇帝禅让皇位。因此，在柳、蒋等人的策划下，昭宗任命朱温为相国，进封魏王，并以21道为魏国，兼有九锡之命。柳、蒋的苦心准备并没有让朱温满意，相反，他认为这是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图谋不轨，因此大怒，拒不受封，并杀掉了这两个没功劳也有点苦劳的大臣。

朱温掌握了唐昭宗之后，仍不放心，害怕昭宗再寻找机会利用李克用或者李茂贞等地方势力，再次对自己构成威胁，说不定会是杀身之祸。狡诈的朱温效法了曹操：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他密令养子朱友恭和氏叔琮等人弑杀昭宗及其所有子孙，只留下第9子为帝；但他并不想承担此历史罪名，部署好后他便领兵出洛阳讨伐异己去了。事后又回到洛阳演戏，假装不知内情。开始听到消息时他仆地大声嚎哭：“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又回洛阳到昭宗的灵前恸哭流涕，以此笼络人心，表明自己是唐朝的忠臣。

朱温借皇后之命立年仅13岁的李杵为帝，即昭宣帝。然后杀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一方面灭口，另一方面标榜自己的清白正直。第二年，朱温又大开杀戒，为称帝铺路。二月，杀昭宗的儿子李裕等共九人。六月，又杀裴枢、独孤损等异己朝臣30多人，然后将尸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边投入滔滔黄河，原因是他们常自诩为“清流”，死后要让他们和黄河水一样变成“浊流”。朱温随后将众臣几乎全部贬逐、杀害。

公元907年，唐宰相张文蔚率领百官向朱温劝进，朱温稍作“谦让”，便迫不急待地坐上了宝座，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意为如日之光。定国号为大梁，改年号为开平，建都开封。其庙号太祖，国号大梁，始称后梁。他将昭宣帝废为济阴王，迁到曹州（今山东曹县）济阴囚禁。第二年，干脆派人将其杀掉，以绝后患。

朱温称帝之前与李克用反复争夺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因为二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入晋的门户。称帝不久，朱温即派兵再战潞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在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中又损兵折将，再次出兵时，自己所率部队竟被晋军区区几百骑兵骚扰突袭得仓惶逃窜，终致全局失利，从此他忧急成病，死前才认清形势：“我经营天下三十余年，没想到李克用之子比他父亲更为难制，我看这小子其志不小，上天又不让我长寿，我死后，诸子不是他的对手，大梁一灭，我哪有葬身之地！”

称帝后，他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同时，为保证地方行政的顺利，朱温又下令给各地将领，不论其军阶多高，部队多少，在行政事务方面一律居地方官之下，听从地方官吏管束、安排。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治安的稳定，使军队的作用发挥在保民上，而不是割据一地扰民乱国。朱温又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手下大将严加防范，一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

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

在诛杀敌兵时，朱温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魏博的罗绍威几次请求朱温帮他除掉难以控制的牙兵（即长期形成的节度使亲兵），朱温和罗绍威有姻亲关系，于是就趁自己女儿（即罗绍威的儿媳）病死的机会，以奔丧为掩护，先派精兵装扮成担夫，进入魏州城，然后由大部队跟进。内外夹攻，将八千牙兵全部杀死，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城里显得空空荡荡。正和梁军一起围攻沧州的魏博军闻讯反击梁军。梁军攻下魏博军的城池后，又将军民杀得一个不留，激怒了当地百姓，因为魏博军都是当地人出身。百姓纷纷抗击梁军。

其次就是乱杀战俘。朱温率军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南边击败朱瑄部，部将万余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弥天漫地。朱温杀性顿起，借机对众将说：“这是因为杀人不够！”于是命将士把3000战俘悉数杀死。

有一年，朱温命朱友宁攻打青州博昌县（今山东博兴），打了一个多月仍未攻克。朱温盛怒之下，命友宁驱使俘虏的十万民众背着石头木料，牵着牛驴，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将人畜木石合在一起筑成攻城的道路，惨不忍睹，喊冤之声几十里之外就能听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温又命令屠城，尸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历来战争成名的只有将领，受害的总是百姓，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绝不仅仅是一句卖弄文采的七言诗！

对待士人，朱温也是残忍至极。有一年的六月，朱温与众多幕僚及当地游客在大柳树下乘凉。朱温望了望柳树枝，自言自语道：“这柳树正好可以做车毂。”众人都未及回应，几个书生游客顺口应道：“是啊，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斥责道：“书生们只知道顺嘴戏耍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后冲着左右卫士们喊道：“还等什么？”数十名卫士亮刃向前，将答话的几个书生全部砍杀。

书生为避免朱温独语尴尬，搭讪回应，没想到撞到奸诈残忍的朱温手上，死于非命。从滥杀士人可以看出，朱温的滥杀已经走向了极端。

最后，更让朱温遗臭万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无古人。朱温未叛黄巢时，曾娶妻张惠，张惠贤惠又有智谋，在朱温称帝前不幸病故，临终前，张惠对朱温劝道：“你英武超群，别的事我都放心，但有时冤杀部下、贪恋酒色让人时常担心。所以‘戒杀远色’这四个字，千万要记住！如果你答应，那我也就放心去了。”张惠死后，朱温却放纵声色，忘了妻子临终遗言，今天爱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只要娇媚有姿色，便来者不拒。

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温兵败路上生病，回师洛阳后，住到大臣张全义家的会节园里避暑，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寝，淫乱终日，毫不顾惜君臣之礼，连张全义已是半老徐娘的继妻储氏也被他召来强与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愤恨至极，持刀要与朱温拼命，被张全义死死拉住，说不要忘了昔日朱温对他全家的救命之恩。为了高官厚禄，屈辱至此，张全义的隐忍可算是到了极点。

朱温尤让人不齿的是他荒淫到了乱伦的程度。在他的儿子外出征战时，他便将儿媳召入宫中，命为侍病，实为侍寝与之乱伦。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不但不愤恨，反而毫不知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讨好朱温，以求将来继承皇位。父子这种丑闻，在历史上恐怕独一无二了。朱友文是朱温的养子，其妻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尤为喜欢。开始以侍病为名被召入宫内，最后知道实为陪枕留寝时王氏竟也不推辞，反而极力逢迎，更助长了朱温召纳其他儿媳的淫心。

朱温为满足欲望，枕席之间答应王氏将来传位给朱友文，这又引起了亲生儿子朱友圭的不满。而朱友圭的妻子张氏也常常侍奉朱温左右，为了丈夫的前途，甘心献身，随时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温的一举一动。后来，朱温病情加重，就告诉王氏，让她通知朱友文来见他，以便委托后事。友圭的妻子张氏知道后，赶紧密告友圭：“朱温已将传国宝交给王氏去找友文，我们就快完了”。催他先采取行动。朱友圭得到消息后，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卫队及其他亲信所率的部队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朱友圭的随从冯廷谔一刀刺入朱温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温的荒淫败行，终有惨死这一下场。这一年是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终年61岁。朱友圭见他已死，用破毡裹住尸首，埋在了寝殿的地下。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五代十国后汉的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一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一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

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

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灭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80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大混战，人口损失率75%。

朱元璋当过和尚，可他还俗后抛弃了佛，重用儒家，采取儒家思想，结果杀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小明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的杀者4万人，后两案有七八万人。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政权的维护完全建立在屠杀、酷刑之上。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朱皇帝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可以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时，户部粮款案等一个案子往往杀三四万人。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百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 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被杀了，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是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定是被杀了。他一次性枉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1万4千多人。

朱棣的谋士姚广孝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46，充军边远地区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朱棣又把铁铉80多岁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灭其三族，凌迟处死。兵部尚书齐秦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兄弟全体处斩。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180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

右副御史练子宁，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151人，数百人贬窜蛮荒。

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448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217人处决。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

郑和下西洋是为追剿那些有违海禁的华人。当时聚居于苏门答腊旧港的华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资遣郑和率二万余兵丁前往镇压。郑和亦不负圣望，剿灭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领陈祖义等三人回京诛杀，以儆效尤。1405年开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时28年，在海外征战数次，死伤惨重，耗费空前。刘大夏《殊域周咨录》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一片反对声中，皇帝只得终止了如此荒谬举措。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又给自己立牌坊。永乐22年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

朱棣曾经嫌弃朱高炽的肥胖，不让御膳房给朱高炽吃饱，说是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的难受，就给他做饭，让朱棣知道后，把此人剁成肉酱。

12）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祯三年（1830年）于米脂起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

张献忠的部队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停地淫人妻女，他靠这种手段笼络手下的士兵。他们往往将丈夫与妻子面对面缚在一起，让丈夫亲眼看着妻子被人奸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满的神情就会惨遭杀戮。或者强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们互淫完毕再一起斩首。

有时张献忠命人将被掳的孕妇衣服剥去，他与部下一边饮酒一边猜测打赌孕妇的腹中怀的到底是男还是女，然后剖开孕妇的肚子查验。他还用大锅先将人油煮沸，然后将小孩子扔进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张用刀子戳锅中小儿的肉，吃饱了之后剩下的赏给兵士下酒。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体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在战后凡是有姿色的妇女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了衣服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断绳子使这个女子坠落下来，让木竿从女子的阴部穿进来，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在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尸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几寸累，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张献忠改武昌城为天授府，在那里开科取士。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再制成军粮。

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张献忠即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将收集的的三寸小脚叠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带他最心爱的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随即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得到一个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了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数千四川学子来到青羊宫后，就被张献忠推进土坑活埋。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98万全部被杀死。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 ”。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在西充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

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24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 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 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清军屠尽大同、汾州、朔州、浑源等城，清大学士佟养甲在奏章中也称“人民不存”。真教人毛骨悚然。

清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中写围攻南昌，对出城投降的不论百姓还是军人一律杀死，其泯灭天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明军王姓副将带士兵和家眷五百多人，剃头弃甲投诚，清军留下十一人活口，其余“分杀”。史书称降者少则三四十，多则数百，除部分妇子被留做奴隶，都死在清军屠刀之下。

尚可喜明朝叛将，为清军入关充当先锋，和吴三桂并列为三藩之一。尚可喜率明军火器部队叛归后金，扭转了后金和明的武器装备对比，他1650年攻陷广州后就屠杀了十二天，“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一带，队伍又日益壮大，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请缨出击清军，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孔有德自杀身亡。接着北进湖南，进逼长沙。李定国出师半年，拓地千里，势如破竹，清廷特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精锐部队十五万人，救援湖南。李定国采取透敌深入的策略，诈败撤离长沙，伏兵于衡阳城北，以逸待劳，与尼堪亲王决战。李定国军在激战中斩杀尼堪，大获全胜。

然而其时作为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国继续收复国土，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为了一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十四万进攻李定国。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孙可望只得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和郑军作战，清政府甚至下达命令，要求浙闽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退数十里，以达到坚壁清野困死郑军的目的。历史记载，清军划下界限，越过者格杀勿论，导致沿海经济遭受重创，难民数以十万计。更恐怖的是，有的民众因追赶过线的家畜而被杀。一位清军官佐整日巡回线上，每天都杀数人。在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下，郑军确实很难继续维持厦门一带的据点，只好反身收复台湾，开拓根据地。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时期。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一次，仅武昌府就捕了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损失了1亿1千万。

14）洪秀全蹂躏江南半壁，对于敢于反抗的城池，则屠戮净尽。全州城破，“牛刀”初试，一城百姓片甲不存……太平天国的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多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李鸿章答应赦免太平军苏州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此大怒，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被我们丑化的外国侵略者，还颇有正义感，反倒是李鸿章等干出了令人恶心的罪行。太平军的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后被杀，可见满清之恶习不改。

杀降不祥，必有报应。清虽然并未早亡，但向来有说法称清室后来子嗣凋零，就是祖先杀戮太重，有损阴德。自同治起，连续三代断子绝孙，也算中国历史上的异例。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湖北死于战乱者达500万，约占22.5%；湖南死亡大约200万，占占前全省人口数的9.2%。

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杀，即便是同一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难免伤及无辜。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

在过去的2700年间，中国人自专自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都是当政者喜好黄老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

DW：圣诞节和复活节，哪个更重要？

文化社会 | 2009.12.25

圣诞期间全家人会聚在一起，圣诞期间到处都悬挂着彩灯， 每家都准备了丰盛的美食，四周呈现着一片祥和的气氛。 圣诞期间到教堂祈祷，听牧师讲道如今成了许多人一年之中唯一的一次进入教堂的机会。从这些方面看，圣诞节不能不说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但是许多宗教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复活节才是一年之中基督教最为重要的一个活动 。

圣诞期间的圣诞歌曲对于每一位有圣诞情结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每年都是如此， 百听不厌。 圣经中的马丽亚和约瑟夫当然也是圣诞的主角，耶稣在马槽中诞生这个古老的故事被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 圣诞节真的是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吗?
温馨的烛光和美味的糕点

一位女士说：“精美的礼物， 五颜六色的灯光，美味飘香的糕点，家中亲戚之间的拜访，一句话， 这些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温暖。”

一位男士说：“圣诞歌曲，灯光，黑暗， 无数灯光闪烁的窗口， 也许还有孩子们像模像样地保守秘密， 这就是圣诞节。”

对于那些自认为多多少少还崇信基督教的人来说，圣诞节就是一年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 宗教学家、文学研究人员莫根罗特将此戏称为圣诞基督教。他在一本以圣诞基督教为书名的书中总结说，圣诞节已经在许多基督教教徒的实际生活中取代了复活节的地位。

莫根罗特说：“圣诞节作为基督教年历中的核心节日是个新的发展，它成了市民阶层庆祝宗教节日的一种形式。这种庆贺活动起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比如开办圣诞市场，圣灵降临节前制作插有四支蜡烛的花环，以及圣灵降临节日历等等风俗都起源于那时。这段时间不举行任何斋戒活动，到处都是活跃的气氛，到处都洋溢着幸福。”

圣诞节非常重要， 但是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看，复活节却是教会年度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是被钉上十字架为人类背负罪恶的耶稣重新复活的日子，同时也证明了死亡并不是终极的道理。由于耶稣的弟子们， 朋友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 因此他们到处传颂着这个消息。 正是在这个回忆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基督教。
兔子和彩蛋是孩子们在复活节期间的乐趣

看看不同的人都怎么解读复活节：

——“复活节同十字架圣经学有关，但是对此应当有神学方面的说明模式。”

——“对于我来说，复活节没有什么意义。”

——“复活节是在春季，万物复苏，到处已经非常美了，因此这个节日人们并不太关注。”

——“对于我来说，复活节更加重要。我感到这个节日更有深层意义，因为每年它都会告诉人们，死亡并不是终结。”

最后说话的人名字叫尼梅尔。她是一名记者，同时是教会年度话题的专家。 她说：“我认为，复活节最为美好的是，它说明了生命轮回的全部。人从死亡中走来，从夜梦中醒来，一切再次获得了重生。”

圣诞节的意义在于显示上帝来到了这个世界， 耶稣受难节和复活节意味着生命战胜了死亡。正是这个信念给了基督徒以死后的希望。这个有着2千年历史的宗教，其十字架就是希望的象征。但尽管如此，在教会大门以外，圣诞节对于人们来说似乎意义更加重要。

尼梅尔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复活节的传说-即对于生命的彼岸信任已经动摇了。人们非常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生命的彼岸。这一点同过去不同。过去的人们很简单，人们相信死后不是进入天堂就是要下地狱。”

同复活节相比，圣诞节的宗教意义并没有那么强烈， 即便是同教会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人，也可以毫无思想负担地加入庆贺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庆祝上帝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人间来的日子，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圣诞节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民间节庆。当然谁也没有必要将圣诞节和复活节对立起来。重要的是能够分清什么是美好的传统， 什么是宗教祈愿。

作者：Matthias Lemme/韩明芳

责编：达扬

哥本哈根峰会 中国式承诺中的机智

万维读者网 作者: 许允仁 2009-12-21 10:51:32

哥本哈根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各个大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碳减排目标，欧盟
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20~30%；美国是以2005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17%；中国则作出了从2005年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

由于中国此前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愿在碳排放问题上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因而，这个承诺作出后，立刻受到不少国际人士的好评。国内的媒体则更是到处将“减排20%”、“减排17%”、“减排40%”三个数据含糊地并列在一起，不断表扬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出大幅减排承诺的魄力和诚意，并高调批评美国和欧洲大国的不负责任与吝啬。

确实有不少明眼人已经看出，美国、欧盟的减排承诺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总量的减排，后者则是单位GDP碳排放的减少，但人们总是会模糊地觉得碳强度减40%也是一个不小的减幅。

当全球气候会议上，各个发达的大国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应该承诺多大幅度的总量减排时，中国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减少碳强度的承诺。这就好比一群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大事时，一个最重要的当事者，却故意说着一种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语言。为了使共同的协议有可能达成，首先必须将这个人所用的独特的语言翻译成大家通用的语言。

将中国所作的碳强度减少40%的承诺，换算成国际通用的碳排放总量指标，它的数值又是多少呢？我们看到，不少国际人士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即使碳排放强度下降40%，其排放总量依然是增加的，但是，对其增加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却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

笔者看到，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计算，假设从2005至2020的15年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年均GDP增长率在8~10%，那么，在最少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8%，碳强度下降45%时，中国碳排放的总量要增74%，而在最多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10%，碳强度下降40%时，则要增加150%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承诺实际上允许，中国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是2005年的1.74至2.5倍。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计算依然没有完全算出这个承诺的不受约束的程度。因为，国际上通常是用美元来计量各国的GDP的。由于中国按平价购买力计算的GDP远高于其按现价计算的GDP，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有着长期的升值潜力，这就使得以美元计量的中国GDP增长得更快。比如，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2005年即达1700美元，2008年已为3300美元，5年就增长到原来的3倍多，按照这个增长势头，在2020之前将轻松超过人均10000美元。假如中国在2020年达到人均10000美元，（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那么，即便不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以美元计量的GDP总量，在15年间将增加5.88倍。对应碳强度下降40~45%，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可以增加到2005年的3.2~3.5倍。

也就是说，中国的将碳排放强度下降40%的承诺，实际上是允许自己的碳排放总量在15年间增长200%以上，而2005年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是世界总量的17.5%。从1990年至2005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6%左右，即便之后的15年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长20%，假如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200%，那么，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将达到43%。显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的数据，在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阶段，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单位GDP的碳排放将会自然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即使中国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不做，那么，到2020年，它依然可以召开一个盛大的庆典，庆祝自己超额完成了在目前作出的“伟大承诺”。

我这么说，并非真的是指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没做（事实上，目前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气候问题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中），而只是想指出，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作出的减排承诺，除了表演一种姿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承诺，它对中国的碳排放行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大约是看懂了中国式承诺的机智之处，12月3日，原来不愿意作任何承诺的发展程度更低的印度也学着中国的样子，愿意将碳排放强度下降20~25%。

也许，会有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主动提出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虽然，这一承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力，但作出承诺总是一个积极的姿态，总比没有任何承诺要好一些。

确实在碳排放问题上，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发展程度很低，碳排放总量很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作具体的限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的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确实，从人均GDP来看，中国2008年是3300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人均碳排放看，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而在排放总量上，2007年中国就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每年全球碳排放的增量上，中国的“贡献”犹为突击，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来自中国。

我们死死咬住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认定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须在碳排放问题上作出“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的承诺。其实，发展中的和发达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1997年到2009的12年间，中国不管是人均GDP，还是碳排放总量都有了成倍的增长，12年前，还无须承担和无力承担的责任，在12年后的情形中，则变得应该承担，同时也有能力承担。

试想一个碳排放总量全球第一，每年提供着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人均碳排放也已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作出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世界其他各国难道还可能对此加以认真对待吗？即便他们想认真对待的话，也会无奈地发现，自己花了高昂的代价所作的少许减排，远远抵消不了中国所增加的排放量。

诚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虽然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的，只是美国的1/4，英国的1/2，这也就是中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一种单边的减排和援助责任的理由。眼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要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关学者又独树一帜地发明了全球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量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即便在人均碳排放量上超越一些发达国家后继续增排，提供了支撑。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国内问题上，总是劝导自己的国民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自己在碳排放问题上，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人的陈年老帐，却一再回避促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最紧迫的现实原因：谁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谁提供了最大的碳排放增量。

还有人说，我们在碳排放问题上，可以自己努力减排，但是，绝不向别人作出实质性承诺，以免受制于人。但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不作实质性承诺的同时，却高调批评发达国家，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和援助责任。我们自己不愿受制于人，却希望去更多地限制他人。其实，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想发展，发达国家想进一步发展。在发展中大国无限制增排的前提下，要想将一种单边的减排责任强加给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美国正是由于认为这种单边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所以，拒绝了《京都议定书》，那么，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的今天，更不可能在中国不作承诺的前提下，去承诺一种单边的责任，即便总统愿意承诺，国会也不可能批准。

协议的本质就是相互约束，假如全球最大的二个碳排放国都不愿意受制于人，那么，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不可能形成。要形成真正能够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的协议，无疑，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世界各主要碳排放国对自己的排放量作出限制。有人会说，这种限制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儿，“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可以这样体现出来，发达国家是制定减排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制定增排量和排放峰值的限制性指标。假如，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话，本质上就是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人类陷入了典型的博弈论的“囚犯困境”之中。“中国式承诺”的本质就是采取了“机智”的占优策略，在自己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同时，高调要求他人作出更多的承诺。假如，其他的国家都开始竞相模仿最大的碳排放国的这种“机智”时，最后，受到伤害的将是全球的环境，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可以说，中国政府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显得有点虚无漂缈的问题，本身并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很重视这个由西方人提出的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问题，很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和发达国家斗智斗勇。公正地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态度，也是很多中国人的立场。对处于各种紧迫的匮乏性需求压力下的中国人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自己的发展方式，是否真的会导致未来几十年间全球气温上升1度或2度，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相信会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人民对这一问题抱有相似的立场。也许，在气候问题上，只有发生了更大的灾难之后，才会惊醒在“囚犯困境”中相互博弈的各国政治家，从而达成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科学判断，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某些气候科学家制造的神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中国将会处在越来越大的世界环保舆论的压力之下。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权问题还只是一个内部问题，别国假如缺乏道德热情的话，可能会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但是，环境问题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一国的行为，对别国造成了真实的伤害。而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则提供了一个具有最广泛的负外部效应的例子，因为，这一行为影响的不仅仅只是少数人、或者部分人，而真正是关涉到全体的人类。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衡量一个超级大国的标准，那就是它创造的财富，要占全世界创造的财富的25%以上。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离这一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碳排放上看，中国在2007年就已占全球总量的21%，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不远的将来，就会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碳排放超级大国”。不难想象，这将会引发世界各国多大的不满，以及“碳关税”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中国假如真的想走一条和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目前碳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对增排量和排放峰值作出承诺。可以说，人类未来在气候问题上能否达成有效协议的关键，就是“碳排放的超级大国”能否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只有在中国作出实质性承诺的那一天，全球碳排放的峰值才会变成可预见的和可控制的。

“阿德哥”的出典

“海上闻人”虞洽卿

黄振世

虞洽卿即虞和德，宁波人习惯上昵称为“阿德哥”，是旧时上海租界上的一个所谓“闻人”。 上海有两条马路曾用宁波人的名字命名， 一是法租界的一条小马路——朱葆三路(朱是定海人，当时定海属宁波)；一是公共租界中的虞洽卿路。虞治卿路原为西藏路，南尽爱多亚路，贯通租界时的“第二特区”。南端临苏州河桥，中段跨连南京路、静安寺路，是上海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宁波旅沪同乡会和跑马厅位列两侧。把这样一条马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可见虞在上海地位之突出。实际上这标志着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非仅为虞洽卿个人树名而已。

我虽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孤岛”沉沦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平时也曾就报章杂志所刊材料，选其资料确实或较为可信者加以札录。我认为在虞洽卿的历史中，反映了旧中国买办人物的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如何横行，下层群众如何团结一致和爱国爱乡，民族资本家如何在坎坷道路上得以发展……总之，是多方面的能反映近代历史的真实资料。爰就个人所知，据实以记。这里得先声明，我既无文化，也不懂政治，较熟识的是行帮会门，较接触的是生意门槛，三句不离本行，所叙述的也只能限于这些范围。因此，这些材料只是反映虞洽卿其人其事的一个方面，仅供分析研究之用。错误或不到之处，还请熟知者加以指正。

虞洽卿的出身

虞洽卿是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今属慈溪县)人。龙山位于“三北”（镇北、慈北、姚北）。因镇海属宁波，故虞洽卿成名后，上海人常称“宁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

虞洽卿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五月十八日。小时家境贫困。父名万丰，其职业已不清楚了，有的说是在乡间开小店的，有的说是做裁缝的，也有的说曾去江苏做过信差。大致上是一个乡间的小手工业者。虞万丰有兄弟三人，万丰居幼，因贫穷成年后无力成家。后来经人做媒，娶了范市一个姓方的妇女为妻。方氏过门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虞洽卿的父亲在他6岁时就死了，靠母亲勤劳纺织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读了三四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海涂拾蛤蜊、泥螺等补助家用。虞母为人勤劳厚道，颇明事理。据说，当时龙山有个叫虞润富的，在乡间建造了一所大屋，引起乡人羡慕。虞母对年幼的儿子说：“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他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照“八·一三”事变前物价计算，他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当时的全部财产。这虽表现出宁波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但天性与母教，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母亲于民国19年(1930年)去世，虞洽卿为其母出殡治丧，大摆阔气，曾轰动一时。

关于“赤脚财神”的传说

虞洽卿到上海去学生意后，由学徒而升至跑街，以后又进洋行做买办，可说是风云际会，一帆风顺。当年上海盛传着一个与他发迹有关的“赤脚财神”故事。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虞洽卿15岁，为谋生计，由其母托同族的虞鹏九带到上海去做学徒。同时到上海去学生意的有两人，一个进南市大王庙某钱庄，虞洽卿进望平街茅家弄瑞康颜料号。据说原定是虞洽卿进钱庄去的。那天虞鹏九先带他们到瑞康，适逢天雨，虞洽卿舍不得穿母亲给他的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拿在手里，赤脚进店。一进门，由于地上泞滑，且乡下孩子初到大码头，不免心慌意乱，脚一滑，跌了一跤，手脚朝天，活像“元宝”。瑞康老板奚润如见了，连忙起身把他搀起来，仔细打量着这个乡下孩子，竟要了他做瑞康的学徒。

原来，奚老板在头夜做了一个梦，见有一位“亦脚财神”进门。那位财神爷，长面阔嘴，和虞洽卿相象。而虞洽卿进门就跌跤，手脚朝天，又像“活元宝”。“活元宝”滚进门，做生意的人岂不高兴。他以为虞洽卿便是应梦的人，问明虞鹏九后，不让虞洽卿去钱庄，把他留下了。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是迷信思想与心理作用关系。但恰恰由于这种关系，使奚老板对虞洽卿另眼看待。瑞康是一家小店，只有两个伙计，虞洽卿进去后，因为人生得长大，样子还摆得出，除做学徒应做的例行杂务外，也叫他跟同伙友出外去当跑街。在虞洽卿进店这一年，瑞康桩桩生意称心如意，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为资本额800两银子的25倍。全店皆大欢喜，就都说虞洽卿真是“赤脚财神”。当年年终给学徒发“鞋袜钱”，按例是全年12元，奚老板钟意虞洽卿，特别增加，发给他40元之多。

“赤脚财神”的故事，当虞洽卿在世时，别人谈起此事，他绝不否认。

瑞康颜料号自虞洽卿进店之后大赚钞票，虞洽卿也因天资聪颖、办事灵活而得到老板信任，这样就使他在同业中渐渐出名了。到第二年，就有一家舒三泰颜料号来挖他去做跑街。瑞康老板奚润如不放，经几度磋商，除了答应提高待遇以外，还让了瑞康的两股股份给虞，把他拉住。虞洽卿事事用心，白天做店务，晚上进夜校学英文，数年后居然可同外人会话。虞洽卿年纪虽轻，但他看货的识别力极强，善于决断。一次，他到一家洋行看货，见有一批听装颜料，因颜料箱于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发锈，洋行准备交公证行鲁伊斯马拍卖。虞洽卿仔细察看后，认定听装外表虽锈，不影响颜料质量，建议由瑞康独家买进，使该店大大的发了一笔财。

虞洽卿在瑞康工作数年，在颜料行业中已崭露头角，收入也逐渐丰裕起来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经营颜料进口业务为主的德商鲁麟洋行，请他去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做得颇有成绩，不久就提升为买办，虞除领取高薪外，还可在进口方面取佣金10%，出口方面取佣金20%。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几年，有了积累，自己也兼做房地产、进出口生意。光绪二十二年(1896)，花400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了一个“道台”虚衔，不久买进闸北升顺里全部房产，俨然立身于官绅之间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不久又转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荷兰银行在华有纸币发行权，虞任买办后，工作卖力，使该行获得巨额利润；虞也利用该行名义，以远期本票换取现金，调剂头寸，自己创设道惠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他以后办航运事业，一度负债累累，全赖荷兰银行与四明银行为之周转。

四明公所事件中脱颖而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发生了法公董局强占四明公所拆毁冢地围场事件，激起了在沪甬人的公愤。四明公所乃是宁波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其所设之殡馆及义冢地，专供在外乡人死亡后寄柩及暂厝等，宁波人对这地方都有深厚感情。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法公董局曾提出要租借基地建筑学校、医院，被公所全体董事坚拒。同治十二年(1873)冬，法公董局竟强占公所基地辟筑马路，在沪甬人全力抗争交涉，至次年三月间，酿成法军逞凶开枪，打死旅沪甬人7人，一时众怒难平，群起捣毁了法、意、挪威等外人住宅数所。后经清廷官吏交涉，法方自知理亏，经订立协议，承认四明公所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凡公所范围内山地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有损殡葬等，此一纠纷本已经双方协议解决。讵20年后死灰复燃，法方又图强占冢地，消息传开，宁波人开设之商店首先罢市，后来凡替法籍侨民及法国在沪各公私机关里服务的全体甬人，均罢工以示抗议，最后扩大到为其他各国外人服务的甬籍职工也全体响应罢工。当时在外国人家里当奶妈、大司务的雇工，宁波人几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为维护四明公所加入罢工行列，直接影响到外国人的生活问题，这才迫使各国外人出面与法方交涉，法人最后只好撤兵了事。此事自发难至解决，历时长达半载，在沪宁波同乡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组织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洗衣业领袖沈洪赉，向法租界当局交涉谈判的有严筱舫(信厚)、叶澄衷(成忠)诸人。虞洽卿当时已31岁，因他能直接和外人会话，也参加交涉。虞洽卿正当盛年，血气方刚，加上他胆魄大，有毅力，虽不是主要谈判者，但在内部运筹策划，为沈洪赉出主意，效奔走，颇为得力。他认为坚持罢市、罢工是最好手段，对沈洪赉说：“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蛮横到底。”后来他谈到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同乡会多衣冠中人，诸事难办(指有些人半途泄气)；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指斗争性坚强)。”又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事后，沈洪赉受到群众拥护，被推为四明公所经理。虞洽卿从此也在社会活动中脱颖而出，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中得到了一定声誉。

“大闹公堂”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发生了一次“大闹公堂”事件。

是年正月，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带了十多个婢女，乃被捕房探目怀疑为贩卖人口，将黎黄氏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金巩伯明瞭粤人蓄婢风尚，审问后判令将黎黄氏暂寄女押所再作调查，而德为门却怀疑金巩伯包庇，硬要送女牢囚禁。两人在庭上争执起来。金巩伯行使职权，命令英籍值庭捕头依判将黎黄氏送往女押所，英籍捕头不但不听命令，竟将公堂大门闩上，高声训斥金巩伯，甚至举手殴打，引起旁听席上华人公愤，群起卫护金巩伯，殴打捕头。消息传开，激起连锁反应。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上海道台袁海观和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迭次交涉毫无结果。时适清廷派载泽、端方、戴宏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道经上海，深恐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与苏松太道袁海观磋商后，选定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为代表，同往工部局调停。无奈英人蛮不讲理，调停毫无结果。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三人奔走了几趟，感到无法解决，不愿再进行了，只剩下虞洽卿一人照常奔走活动，每晚邀集各业领袖筹商对策，不时对工部局当局陈说利害，清廷又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到沪查办此案，经虞洽卿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商定善后办法，工部局向中国官方道歉，撤办殴辱华官捕头，黎黄氏及因罢市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开市复岗同时举行。条件商定后，由苏松太道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劝令各商店开市。经过这一事件，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又大为提高。

组织商团

在黎黄氏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巡捕罢岗，由“万国商团”代替维持租界治安。“万国商团”团员都是各国洋行的外籍职员，值勤时因与华人言语不通，常起纠纷。虞洽卿等认为有组织“华人商团”之必要，乃与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等，发起组织华商体操会(即上海义勇队中华队之前身)。华商体操会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南京路高阳里四号，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操场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起初，报名参加者很少，后来看到要穿黄布做的操衣操帽(制服)，大家都不高兴了。虞洽卿以会长的身份与胡寄梅、袁恒之首先穿着黄色操衣往来热闹市街之间，其他会员才不嫌制服难看，大家也都穿上，每月参加操练。初期招收240人，一年后增加到500人，操练成绩颇佳。虞乃以会长名义向英租界工部局申请于“万国商团”中设“中华队”一队，队员由华商体操会中挑选组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七日，虞洽卿率中华队队员83人，到南京路市政厅签订入团公约，分编为步兵四小队，骑兵一小队和军乐一小队。虞向工部局申请编队时，英人歧视中华队，规定：(一)队长要由英人担任；（二）中华队只准操演时发枪，操毕交还，不得携带回家，而“万国商团”其它国家的队员并无此项限制。对于英人这一无理规定，中华队员大为不满，虞洽卿力劝暂时忍耐，以后慢慢交涉。如此过了五、六年，工部局才同意中华队员准许携带枪支回家，而队长一职，仍由英人担任。直到民国10年(1921)，因英籍队长回国，才由副队长徐通浩升任上尉代理队长。民国16年(1927)，徐通浩调任团本部少校顾问，由陈时侠继任队长，到太平洋战争时商团被日军解散为止。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无数次内战中，商团都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布岗。

商团中华队成立后，各地区的绅董，如南市的李平书、姚慕莲、毛志坚，闸北的王炳彦，浦东的许宝铭，吴淞的唐某等人，先后发起组织保卫团，辛亥革命时，南市保卫团对光复上海起过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策动响应。虞洽卿与陈其美相识，陈以缺乏经费，求助于虞，虞手头现金无多，倾囊相助八千元。上海光复后，虞复受陈其美之托，到苏州游说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程推说无钱发饷，易帜后难以维系军心。虞愿以独力筹饷以应。程德全索款100万元。时有南洋劝业会垫款36万元归还，虞洽卿再向商界借款64万，凑足百万交程，程始易帜起义。接着，虞又到南京劝两江总督张人骏反正，张人骏不敢响应，陈其美联合浙军朱瑞、苏军程德全力攻南京，虞向外人采办枪械接济，亲自押运弹药至天堡城下。其实他运去的那些木箱中，有的并非军火，而是食品，但鼓舞了士气。事后他对人说，这就是兵家所谓的“虚虚实实”之计。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顾问、外交次长、北段民政长等职。袁世凯当总统后，虞洽卿曾一度表示支持。民国2年（1913)7月，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虞电阻浙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当时有人把一枚炸弹伪装于水果篮内送到他家，给予严厉警告。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虞才转向资助陈其美、居正等人的反袁活动。

举办南洋劝业会

虞洽卿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考察商务。他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盛，认为源于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深感中国必须振兴实业，乃萌致力于实业之志。回来后，积极参加四明银行的筹备工作，1909年又倡议筹设宁绍商轮公司。四明银行开业后，因发行纸币受外商银行倾轧，曾于1908年一度发生挤兑风潮，虞洽卿等人号召宁波同乡及商界各业全力支持，始得渡过险境。宁绍公司也受到太古轮船公司等以降低票价相倾轧，几乎难于维持，后由宁绍同乡组织“船票维持会”相补贴，才迫使太古等公司屈服，统一了票价。

宣统元年(1909)，虞洽卿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举办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南洋劝业会”，陈列全国各省的土特产、工业、手工业制品，“以资提倡实业，联络观摩”，得到端方的赞同，奏准清政府拨款官商合办。端方任会长，虞任副会长。次年四月在南京鼓楼开幕，会期三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但以后因接替端方的张人骏官僚气十足，遇事诸多掣肘，致使劝业会期满即告停办。但虞的思想已发生巨大变化，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了。”

虞洽卿于举办南洋劝业会后，曾筹组南洋劝业银行(官商合办)，其性质类似后来的交通银行。内定虞洽卿为总裁，总行设北京，在上海等处设立分行。但筹备不久，即发生辛亥革命，遂告停办。

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

民国10年(1921)，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所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以证券、花纱、棉布、标金等为交易物品，内设许多经纪人号子，代客进行交易，蒋介石当年也在其中混过。成立时组织理监事会，虞洽卿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是经纪人。

国民党人筹设这个交易所，原望以营业所得，支付东南一带活动经费。后来这些经纪人自己下手从事投机交易，民国12年(1923)信托交易所倒垮，接着物品交易所的国民党经纪人，也因投机失败，背了240万元债务，只得放弃上海这个金融据点，到广东去从事党政工作。蒋介石得虞洽卿之助，逃过债户的追逼，也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蒋后来率领北伐军到上海，由于虞洽卿的牵线，经济上得到江浙财阀的大力支助。

虞在北伐胜利以前，在政治上是倾向皖系军阀段祺瑞。民国14年(1925)2月，段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市区督办，虞为会办。4月，他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来递补为副会长。

当他应邀去京出席善后会议期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奉命以淞沪会办及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返沪交涉，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他到上海时全市已罢市两天，竟无视群众高涨的反帝情绪，贸然上街去劝说开业，遭到商店职工的严拒，连衣服也被撕破。 6月5日，全市成立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的指挥机构——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竟不参加。7日有人向他家投放炸弹警告，才使他大为震骇，立即改变态度，在总商会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北洋政府派曾宗鉴(镕甫)及外交次长蒋廷干等南下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交涉条件十七条，后经总商会改为十三条，大大降低了要求。而交涉结果，连总商会所提十三条也没有完全达到。因此，群众对总商会颇多责难。当孙传芳势力控制上海时期，虞一度受到压抑，其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为亲孙传芳之傅筱庵所夺。

“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为缓和华人反感，允许在工部局加入华董3人，后增至5人。第一届当选华董为贝淞生、袁履登、赵晋卿，次年贝、赵因有外埠职务，不能应选，推选徐新六、虞洽卿为华董。民国15年(1926)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

一般看法，“五卅”是虞洽卿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他还比较倾向于群众方面，以后则偏向于国民党政府意旨。以前对帝国主义多少还有一些抗争，以后倾向于妥协投降。这也是他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导致。

“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曾推派虞洽卿和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和钱新之都在内。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商界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们于4月25日再拿出300万元。后来蒋介石政府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这两次公债多由上海资本家阶级认购。

在所谓“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被列为“五功臣”。

主要事业——航运

虞洽卿任荷兰银行买办职务最长。民国17年(1928)2月，上海荷兰银行特为他举行任“华经理”25周年的纪念典礼和宴会，赠以荷兰国王宫220年之自鸣钟一座等名贵礼品，荷兰政府并颁赠勋章，极力笼络。虞的买办头衔到1941年结束，实际上从1924年起，即由儿子虞顺恩代理了。

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个人或合伙办了一些事业，主要事业是在航运方面。当他于1909年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以后，便对航运极感兴趣。宁绍轮船公司是合股的，他只担任总经理名义，上有董事会及董事长，不能完全由自己意志行事。后来他与宁绍董事会闹翻，不做总经理了，乃自己专心致志办三北轮船公司。三北公司成立于民国3年(1914)。最初动机是想为故乡三北发展交通事业，使棉花出口得免转口税(免纳转口税，乡民可年得利益60余万元)，三北轮船公司即设于龙山。这地方是泥涂，容易涨淤，不利于停泊船只。虞洽卿为了遵照母命要为家乡做点实惠之事，不惜化费重金，筑起一条2华里长的海塘，建立码头，同时还造了一条小铁路通龙山。据说虞洽卿为建造三北公司码头，先后耗资达200万，而功效则不是很理想。故当时乡间有民谣说“洽卿老板大糊相(宁波俗话，指不会打算)，钞票会丢海中央”。这个轮埠的废址今仍在。

三北公司初以慈北、镇北、姚北三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才参加沪甬航线。该公司在民国7年(1918年)时，只有20万资本，其后增资到100万元。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这时，三北公司就已不仅是浙东一隅的小轮船公司，而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了。时值欧战，船少货多，水脚猛涨，赢利颇多。虞洽卿以为航运事业大有可为，乃尽变其升顺里等之不动产，再为三北添资百万，续购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讵料欧战结束，外商轮船卷土重来，竞争剧烈，三北公司处境由顺转逆，亏折达数百万元。虞洽卿负债累累，几乎天天过年卅夜。有人劝他把轮船全部出售给外商，他毫不动摇，虽然一方面欠债，一方面还是尽量买进旧船。原来这是他抵债的一个诀窍。每一只旧船买价约在5至10万左右，买进后经过修理，油漆粉刷后，就可向四明银行做押款15万或20万，再去买进旧船。如此循环不息地增加船只，三北的名气是大了，其债务自然也高得惊人。单是四明银行，最高时曾达300万元。三北公司开出的一张支票，不知要退多少次才能兑现。银行为顾全虞洽卿面子，退票理由上写着“请与出票人接洽”。他的信用虽一落千丈，但因在社会上有地位，仍能支撑不倒。1927年后，蒋介石允许他发行三北公司债券，帮助他维持下去。

到抗战前夕，三北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达9.1万多吨，居民营轮船公司的首位。抗战初期，三北公司景况依然不佳。1938年时，为债务所逼，险些宣告破产。他的9万吨船队中约3万吨轮船为国民党政府征用，在江阴附近堵江。大轮船如明兴、长兴、瑞泰等20余艘共约2万吨，因吃水深不能驶入川江，都停泊在宜昌附近。留在上海的四万吨船只也因战局动乱一时无法开展活动。正是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却意想不到忽然“柳暗花明”，这支残破船队竟交上好运了。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和封锁交通，以及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的民食问题日趋严重。虞洽卿认识一个意大利商人泰来那齐，因意大利是轴心国，挂意大利国旗的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上海港，虞灵机一动，就利用在上海的船队，与泰来那齐合伙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另外两万吨船是抗战前向挪威华伦洋行订购的，抗战开始时船款还未付清。1938年，虞洽卿靠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付清了华伦洋行的船款，并以“华伦洋行代理”的名义，让这两万吨船挂挪威、巴拿马国旗。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挂这两国国旗的船只，进出日占区的港口还较方便。这两万吨船共8艘，其中四艘租给外商收取租费，两艘小船不能走远洋，还有两艘4000多吨的大船也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由于运米，使三北公司垂危的局面立即扭转，而且大赚其钱。

我与虞治卿的接触

我和阿德哥因都是宁波人，在同乡会以及其他场合，常有接触。特别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两次演“打渔杀家”的事。

1933年秋末冬初，实业部委派范质龙来当上海渔业管理局局长，由戴雍唐建议，借“建设渔业”为名，要各鱼行于客货中附征渔业建设费2%。按当时十来年中的营业额估计，冰鲜每年4000万元，河鲜每年2000万元，两共6000万元，如抽2%，一年可收120万元。这样，本来是清水衙门的渔业管理局，就有油水可捞了。范质龙以有利可图，积极布置进行。但好事多磨，为了聘请冰鲜行方面头面人物做高等顾问一事，闹起矛盾来，一些人去向蒉延芳哭诉。蒉是开设6家鱼行的大老板。他们对蒉陈说了利害关系，说征收建设费后，鱼商、渔民、各地桶头、北方咸干都不肯向上海来货了。货源断绝，鱼行就得关门。蒉延芳一听有道理，这明明是变相收渔税，就到三北公司找虞洽卿，请虞帮忙制止。虞洽卿听了他的诉说，对他说：“阿蒉，阿拉来唱‘打渔杀家’好口伐！侬去开好房间，我派胡甸荪来当秘书，要反对必须闹得大。 叫鱼行先弄几千元钱做经费，到各报发消息，登启事。”于是，他们在老惠中旅馆开好大房间，作为进行反对工作的基地。发公函北向大连、牛庄、天津、烟台、青岛，南向舟山、沈家门、岱山、衢山、石浦、温州、福建等地同业呼吁，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从1933年冬闹到1934年秋，未得解决。因为我也是鱼行业，是该业“敦和公所”总干事，与双方关系都好，大家要我从中调停。经过奔走，同意互相让步，减半收费(值百抽一)。几个头脑人物如杜月笙、虞洽卿、俞佐庭、方椒伯、林康侯及河鲜业、冰鲜业负责人，以及实业部参事余凯湛、渔业公司司长侯潮海，都参加了国际饭店宴会，签订了协议。

不料，开征建设费仅仅三天，实业部突来指令停收，大家莫名其妙。一个月后，杜月笙约我去，给我一张实业部决定在定海岛(即复兴岛)建造鱼市场的图纸，说要各鱼行投资参加为股东，给予经纪人权利。这事在行中传达后，引起反对，于是又请虞洽卿出头重演“打渔杀家”。实业部拉牢杜月笙，鱼行业捧住虞洽卿，双方又争持不下。后来陈公博辞了实业部长职务，吴鼎昌上台，第一炮就是想使上海鱼市场开业，把权力完全放给杜月笙。杜不能完全控制鱼行，事情棘手。后经一些人折冲，从解决接送鱼贩和鱼行职工运输问题着手，照顾了各鱼行的优先权利，才达成协议，使所谓官商合办的实业部上海鱼市场，于1936年5月12日开业。

旧事重提，主要是想借以说明虞洽卿的为人及其在上海的潜势力。他这人遇事喜欢插手，不怕麻烦。他和杜月笙，都属上海“闻人”，平时点头哈腰，关系很好，但遇到利益相争，也不顾情面。两次“打渔杀家”，虞洽卿立足于鱼行，较得人心。这或许就是他在上海滩上所以成功的秘诀。他对社会关系极为重视，如杜月笙办“进祠堂”，场面很大，请虞担任总理(宁波人叫总管)，我对他说：“洽老，你为他当总管，太降格了!”他从容回答：“小娃(我年纪青，故虞叫为小娃)晓得啥东西！依晓得口伐，文武百官青红帮，世界伟人翻戏党啦!”一席话，说明了他的社会经验。

晚年在内地

虞洽卿在上海贩运食米，虽然使三北公司起死回生，但个人声名，却一落千丈，群众骂之为“米蛀虫”。有一个唱独脚戏的筱快乐，在电台上编了唱词大骂特骂。另一方面，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等，对他胁迫敲诈，想叫他出来替汪伪做事。虞犹豫不决。后来其婿江一平从重庆接连来电催他去渝，说不走会有危险。他还要遮盖面子，叫江一平请蒋介石打电报邀他去重庆，才于1941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文注为八月)离开上海绕道进入内地。

虞洽卿到了重庆后，自然仍忘不了做生意。他同王晓籁合作，在重庆办了一个“三民运输公司”，资本20万元，经营陆路的抢购抢运业务，赚了很多钱。后来又在滇缅路上大做生意，设立“三北运输公司”，从仰光贩运国内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出售，也获暴利。老头儿精神极好，不辞奔走劳苦，事必躬亲。

虞洽卿因患淋巴腺炎，于1945年4月26日下午3时50分，病逝于重庆，终年79岁。

(范学文 整理)

作者：
黄振世，鄞县人。旧时上海鱼行业领袖，曾任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等职。他是帮会中人物，身跨“清”、“洪”两帮，他所组织的“振社”，与黄金荣的“忠信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已故。

像，像极了，真他奶奶的像……

跟什么像？跟什么都像。
没把我乐死。


关于中国武术——赵道新访谈

赵道新先生，原名赵恩庆，1908年9月26日生于天津。自幼聪慧，幼时读过高小与甲商，精通修表、电报，好运动，凡举重、游泳无不习之，尤嗜武艺。其父赵荫堂亦喜好拳脚，于是领其拜在天津武术界总霸主张占魁（张兆东）先生门下学习形意八卦拳。

赵道新颖悟过人，仅习艺数月便击败了几名武林高手，轰动了天津武术界。张先生亦视其为武学奇才，遂将一身绝技倾囊相授，孜孜以教诲，并为其取名为“振邦”，寄予厚望。赵先生则深求苦索内家拳真髓，寒暑不易，功臻上乘，韩慕侠、裘稚和等同门师兄弟皆自叹弗如。后来，大成拳创始人王芗斋先生赴津辅导青年会等处授拳，经张兆东先生引荐，赵道新得以随芗斋先生习拳，张先生嘱之曰：“勉哉恩庆，望更精进，庶不负老朽之望矣”。自此，赵先生朝夕砥砺，苦修研悟，王芗斋先生亦倾心血亲授玄微。未出两年，赵先生便已登堂入室，深谙大成拳之妙谛，更能出奇于无穷。王老先生对其拳学天赋极为赞赏，遂收为螟蛉义子，赐名“道新”，意为“拳道为之一新”。日本拳圣泽井健一亦惊其艺，在他著写的《中国实战拳法——太气拳》一书的谱系中，尊列赵先生为王芗斋先生的首位传人。

第一天

黄：（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很刺武术家的耳朵。比如问：李连杰是不是“花架子”？依霍元甲当时的功夫真能打败现代的拳王或搏击冠军吗？等等，你怎么看？

赵：我早就没有精力和兴致去验证或判断某个人的格斗实力了。其实，几百年来，偌大个中国拳界就已经无力对拳手的技击本领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与比较了，宣传已代替了较量。但问题是，李连杰先生是学院武星的典范，霍元甲先生是民间拳师的象征，对这两位人物的议论可以引申为目前社会对学院武术和传统拳术所包含技击性的不信任。或者说，对现存的中国功夫的现代社会价值的怀疑。正因为我们的武士和武术界久已习惯于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故而，异己的观点便习以为常地觉得“刺耳”而不假思索地一律抵制和压制了。

黄：可是，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瑰宝。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公认。

赵；这一观点，你可能是从书上看来的，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而你看的那本书也是从其它的书上抄来的，告诉你的那个人也是从另一个别人那儿听来的。对于这些诸如此类长期人云亦云的说法，有的人觉得天经地义，有的人因畏惧某种无形的恶势力而“难得糊涂”，但是，真理却不一定在多数人手中。如果你没有在世界范围进行过普查或民意测验，怎么能说“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了呢？在你那个“不容质疑”讲出来以前，怎么能够肯定我不会说出完全相反的例证呢？

黄：难道中国的武艺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吗？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承脉吗？

赵：这要看历史上的武艺与现实的武术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让我们考察一下十三世纪以前中国流行的手搏、角抵、相扑等技，再来观察一下现今大陆时兴的少林、武当、长拳等术。可以看出，中国拳术的名称未改，承载她的土地未动，传袭她的人种未变。但是，整个拳术体系的模式、内容、观念和方法，除了那套传抄的阴阳五行八卦说，早已背离了自我，面目全非了。说她发展了也好，退化了也罢。原始的祖国格斗文化遗产与其说被她的后裔所继承，倒不如说与今天国外盛行的各种搏击术很近似。那么，谁更有资格追本穷源号称“源远流长”呢？再者，格斗是人类原始生存的本能。中国嘉峪关黑山湖附近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上画有30人练武的场面，而公元前两千年埃及墓穴的墙壁上同样画着扭打的情景。就是说，“历史悠久”也不是唯有中华武术才能炫耀的专利。可是，武术为什么总爱炫耀她的历史呢？一个二五眼的拳徒总爱把“当年我师傅怎样”挂在嘴边；国际市场上的“力巴头”也爱不厌其烦地向洋人讲解“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昨天的贡献代表不了今天的优越。年幼的计算机是古老的算盘所不能匹敌的。然而，这似乎显露出一种心态。以昔日的荣耀来掩盖今日的空虚，以过去的强盛来弥补现在的缺陷。一位衰微、垂死的老人会频频想恋和絮叨着他往日美好的时光，中华武术多年来的怀旧、寻根又说明了什么？

黄：中国历代都有数不清的人从事武术，人才济济。而且中国有成百上千拳种，各具特色。您总不能说中华武术的内含不够“博大”吧？

赵：古时鲁国人举国都穿儒服，可只有一个儒者。现代的中国有千百万人各自拜倒在如林的门墙之下，可谓洋洋大观，可有多少人能够学以致用、在一生的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运动，尤其是像足球那样达到全盛的运动，参与者是由比例很小的运动员和比例极大的球迷所构成的，而中华武术人员倒挂，习武者多而观众少，可习武者的一般水平又够不上运动员。那些家中摆放着刀枪剑戟的人；那些在公园里一边转着腰一边海阔天空的人；那些在武馆或操场闻教头的口令而起舞的人，他们究竟算是拳手还是拳迷？他们有多少人能划入你的那个“博大”圈子之内呢？[传统技艺和游戏都是参与性大于观赏性。群众运动，不是专业活动。]值得忧虑的是，这个圈子内的人数正在急剧地减少，因为现在的社会能使青年人发泄活力的方式明显增多了。好了，我别无所求，只请你在每次“博大之梦”醒来时清点一下人数，看一看青年人在武馆的多还是在舞厅的多？是观看套路表演的多还是看足球的多？另外，中国千百个拳派都宣称自己是独特的，有效的，但有几十拳种及其拳技能够称得上在人体格斗运动领域内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创造？有几种训练能够革命性地改善人体搏斗本能的发挥？由于中国的版图远大于拳术交流的范围，况且拳士多祟尚保守、隐居，以闭塞信息的流通来维持神秘感[噢天哪，永远是这几招]。长此以往，拳术中同一种概念、原理和方法就会有许多让人记忆不住的叫法，就会有许多被生搬硬套上的哲学道理，就会有许多与攻防无关的门派内稀奇古怪的仪式动作。假如能刨除这些固封闭、宗派等因素所孳生出来的“重复发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归纳，中国的武术就立刻不显得那么宏大了。[如出一辙。]而“不那么宏大了”的国术的修持者们，一旦遇强敌决战，便千篇一律地变成了“拳击＋侧踹＋抱摔”，甚至变成了村夫打野架。此时此刻，中华民族上千种拳术哪里去了？这虽不敢说我们的“瑰宝盒”内装殓着“空虚”，但起码不该说是如此的“博大”了吧？

黄：如此说来，中华武术也不那么“精深”吧？

赵：不，武术与中医学都在运用先秦的哲学，这些东方神秘主义的哲理对自然与人生都产生过意想不到的启示，不能说不够精探。[虚晃一枪，避免纠缠。可以理解。]但是，从古至今，混迹拳术这一行当的人，其平均文化修养、素质和水平是否超过常人？如果不是这样，那如此“精深”的文化遗产怎么能被长期地理解和传袭呢？两千年来，儒学在常人中变成了儒教，“精深”的武术在武夫手中怎能保证不被庸俗化呢？此外，能集中体现武术精深的拳术理论在中国拳坛的地位如何呢？一个不学无术的斗拳老手，一个弱不禁风的武学专家，他俩你如何看待？无疑，前者是宗师，后者是牙婆。曾记得，体育强国苏联的优秀选手身边总要有力学家、生物学家、营养学家等专家来亲临指导。而我们的勇士则爱挥拳宣言：“不懂什么拳理照样能揍人。”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武术中的那些来自古东方哲学和初等物理教程的支言片语已经“精探”得不食人间烟火了，它是一面使人颇感深邃，耗毕生精力亦不能穷尽的广告招牌，但条件是只有借拳脚暴力的庇护才得以信口开河。

黄：您所说的太偏激了，也许还有点片面。不知道这是来自您对中华武术的失望、鄙视，还是逆反心理？我们看待中华武术应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而不是只提取其阴暗面。

赵：准确地说，这来自我对中华武术的热爱。请问，爱武术的人就一定要全盘肯定武术吗？医生指明严重的疾病是不是对病人的爱呢？[赵师傅干这干一辈子，想不爱也来不及了。能趁早的趁早别愣头愣脑地去爱。]

黄：这要看病人是不是患的不治之症。

赵：难道今天的中华武术已患上绝症了吗？不可救药了吗？要么，干嘛这么忌讳听到自己的弱点和病因？于嘛那么害怕摘掉假面具呢？爱，至少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对父母的爱，即忠顺、自谦和体谅，另一种是对儿女的爱，这需要直率的训导和剖心的点拨。关键是，你把武术当成你的家长和偶像，还是拿来用作提高人体某种能力的工具？中华武术她今天需要奉承还是批评？倘若两者她都需要，我想地听过太多的信徒太多的“拜年用语”了。为了全面起见，她也该听听偏激而又片面的初诊了。

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武林人士很难接受与忍受您这种表达爱的奇怪方式，他们不会理解您为什么“作为中国人还骂中国拳术”，他们会认为您是个怪人、叛逆或危险分子，有些人可能还会来找麻烦。

赵：是啊，或许中国武林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缺陷，一场学术争论很快会转变成一次人身的攻击和迫害。然而，一名拳术高手或其它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在全国或国际大赛上失利后，会向一个斥责他的观众、评论员或指导者提出挑战或进行较量吗？不会，只有那些不开化的善男信女才会以行动疯狂地铲除异教徒。虽然这股长期游荡在中国疆域内的无形恶势力远不及中世纪罗马教廷那般威风，但中国许多拳师和武术工作者，忧惧1600年意大利鲜花广场烧死布鲁诺的那把火在当今的中国武坛上会重新点燃。所有这些只说明了一个事实，目前，中华武术的主体已经脱离了技击术、脱离了艺术，脱离了哲学，只留存下了信仰，走入了宗教[邪教。穷途末路的伦理化的技艺在现代化到来之际很容易转变成邪教以自我维系。]。

黄：传统的拳术体制确带有宗派色彩，但并不是宗教。这毕竟不同于佛教、道教、儒教，也不似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

赵：你所提到的这些著名的古教毕竟与近代的宗教不同了。近代宗教的一个特点是趋于小型化。自清代以来自莲教、八卦教、一柱香教、天理会、一贯道、义和拳等等袖珍教派如雨后春笋。同时，也是武术派系多分化、小型化的高峰时期。而近代宗教[邪教]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不像以往的宗教那样以神话，历史和哲学观念作为经典，以人或人格化的神作为偶像。近代宗教崇拜无形自然的神秘，并喜爱与某种实用的技艺相结合，这样，某种信仰与格斗术结合便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拳术；某种信仰与养生术结合便形成了气功。同样，武术被枪炮取代了军事舞台的主角地位，还未转化为充分发泄人类某种情绪的竞技体育的空虚、迷茫时期也非常需要信仰的支持。实际上，学者们已不必为“像少林寺这样的佛门净土怎么会孕育出徒手杀生的拳术”而大伤脑筋了。林清的八卦教血刃紫禁城，就是“五女传道”书与梅花拳结合的产物吧。义和团席卷华北，也是靠神符和拳术拼凑起来的“神拳”来聚众的呀。再者，传统拳术哪一门派没有自己的偶像，仪式和清规戒律呢？

黄：宗教也是社会的需要，武术即使变为宗教的一种又有什么流弊呢？

赵：是的，宗教可作为人类信仰的栖息地，可作为受生活重压及心灵创伤之人的救治所，可作为重新得到保护感和关怀感的大家庭。然而，一种强烈的信念和愿望，如果是超越尘世的，那它最好进入一种纯粹的宗教。否则，如果长期萦绕在某种实用的技术之上就会使人像吸毒一样，溟溟蒙蒙地分不清现实与虚幻，就会使人在正义和神圣的感觉下去干蠢事。中国武术界的愚忠、保守、浮夸、宗派、排异、国粹主义；武术门派间的内争、相互轻视、勾心斗角，以及令武道内外人士蔑视、厌恶、敢怒不敢言的一切丑陋现象全都与此有关。依我的浅见，中国武术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宗教性，真正进入科学和体育运动。不要等到打一场拳术界的“鸦片战争”后再来反思，也不要待到“八国联军”在擂台上叫阵才刚猛醒。好了，我曾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你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咱们明天再谈。

黄：明天请您谈谈有关武术的技击性和艺术性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

黄：昨天，您好像在摇动着古往今来我们对中华武术的信仰基础，可对我来说，即使中国武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辉煌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年轻人，从灵魂的底层所极度渴求的对武术的痴爱，粗俗点讲，却是那些能够用来“打人”的学问，也就是用体能征服他人的格斗和格斗训练所包涵在拳术中的“技击性”，仅此而已。

赵：这是实话，你不像其它拳师一边虚伪地把“打人”划为肤浅和罪孽，一边冠冕堂皇地谈什么武术技击，谈什么哲学大道。假设有一门拳术，内含十几个功法和几十个套路，自称有天下最深奥、最厉害且说不尽的东西，但却没有培养出任何人材，每个门徒都不敢对所学有丝毫的怀疑，而是怀抱着自矜和狂想乐融融地练拳终生，请问：你对这门拳派作何感想？

黄：我觉得那是在欺骗！

赵：可你不觉得在今日的中华武功内暗藏的欺骗是不是太多了吗？有人留着仙传异术、古庙秘技之类的旧把戏，有人玩着现代科学最前沿或名人遗物、笔墨、照片的新花招。

黄：那些卖狗皮膏药的大师就由他去吧，“中国的武术具有很强的技击性”这就满足了，让我们深信，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技艺在世界来讲是最好的。

赵：且慢，历史上的事情我不敢妄言。[好，会说话，会思维。死无对证的不说也罢。科学。]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武术中最大的骗局，我认为就是所谓的“有技击性”。真不知有多少青年入受到了引诱，走入了歧途而不能自拔。

黄：如果我设听错，您是在谈中国功夫根本没有技击性。

赵：也没那么绝对，有些技法还是包含着较高的技击性和潜在技击性的。但可以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是极度缺乏技击性的。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黄：真难以接受，先让我们看看武术表演赛，那些体育学院武术系所学的，专业或业余武术队所练的，武术观摩表演所赛的，武打电影电视所演的各种中国功夫这么说来都是些“花拳绣腿”了？

赵：在公开发表和宣传的媒介内可能还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公然宣称：学院武术是“花架子”，但那些“正宗”的传统武师也没有人承认它有“技击性”。甚至武术队中练传统拳术的人也难免被讥为“披着传统拳术外衣的长拳”。

黄：学院武术是以套路为主，然而，套路练习也能提高身体各项运动素质，从而也间接地增强了技击能力。同时，套路动作来源于格斗的模仿，只要精熟套略的单练与对练，在实用时将招式“拆散”，不是同样也能应付格斗吗？所以，不能说学院武术套路没有技击性。

赵：如果说能够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都含有技击性，那篮球、游泳、登山等大多数体育运动也都应算作技击术了。我以为只有完全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才称得上是技击训练。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至于“拆招”，或称拆手、散手等，只不过是套路家和幻想家的托词和借口，它在师徒“说手”、同门“喂手”、同道“听劲”等友善的场合还能派上用场，可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悠关的角斗，持续十几个钟头的对弈尚不能照搬棋谱的“套路”行事，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我自小时候武打电影流行的那阵，就疑惑，真的对打，套路招数能有用么？为什么有人得一本武功秘笈就无人能敌？……]其实，实搏与套路对练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经，一种神经的磨练不能促使另一种神经的改善。再者，每天把百余十招式连起来过上几遍能有什么效果。

黄：当然了，真正的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是在民间，在传统拳术中。当前，广大民间武术家高喊“重视技击”，“重视挖掘传统”，就是要重新振兴中华武术的技击雄威。

赵：“文化大革命”前后，以长拳为主的学院武术作为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由官方强制推行，而其它拳术遭到了中世纪式的压制。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谈论技击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教唆犯”，后来，由于禁令的宽松，老拳师开始为技击叫屈了。学院派好像也放下些架子，不耻到民间去挖掘些什么了，但他们“挖”出了什么？被“神化”的死尸，发霉的手抄本，信口雌黄并倚老卖老的庸人。结果，技击真被重视真被提高了吗？我不否认挖掘者们害怕招贤纳士会危及自己地位等因素的存在，但我感到更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来到中华武术的传统之地的淘金者所能见到的只是昔日豪华宫殿的陈迹和焦土。[像，还是像。]

黄：传统拳术也缺少技击性吗？

赵：传统拳术责怪学院武术是“花架子”，并不等于谈自己就是“真功夫”。[像，真他奶奶的像。]不错，学院武术回避技击，传统拳术追求技击，但追求并不意味着富有。[怎么那么像？]“重视传统技击”的潜台词是：重视他们自己。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从打法上看，在攻防技术中曰经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现在，我说不清有多少万中国人正在苦练传统拳术，可我也说不出有谁敢站出来向国际拳坛挑战并称王世界。倘若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人种先天不济事，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引以为荣的民间传统拳术在技击方面已经是老牛破车、干疮百孔了。

黄：可是，当外国的拳术家、大力士和冒险者到中国叫阵，老一辈国术大师们以传统拳法大败洋人，大振国威和拳威，假如没有技击性怎么能行呢？

赵：既然有这么多打败洋人的壮举，我们怎么只听到了胜利者这边的传闻，却看不到失败者那边的报道呢？可能是外邦也忌讳提起他们所走过的麦城。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很难启齿许多被洋人打败的“耻辱”呢？所以，几十年间中外较拳的胜负比例至今仍不明朗。况且，如若说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了只猫或许就不能成为千古英雄了，而我们的拳手都遇到些什么水平的洋人呢？我的师父遇上了俄国“大力士”，我本人也遇到过丹麦“拳击家”。还有一些同道遇见了各种冒险者。其实，我们的对手一击即溃，根本未形成真正的格斗。中国传统的拳术并没有遇上“真老虎”。那时，打败洋人后虽很出名，但真正的对手还是本国人。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没有外国人敢报名参赛，而练着正统的传统拳术的那些正宗的传人，不管是凡人不理的高僧仙道，还是前呼后拥着的地方武圣，不是被打破了头就是被吓破了胆。可优胜者虽然在自报家门时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拳派，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传统拳术之外“另吃小灶”，暗地里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斗训练。

黄：可掌握中国功夫技击真髓的人从来不愿抛头露面、显山露水。

赵：不一定。他们是虚怀若谷呢，还是色厉内荏？[他们是德高望重的见光死。]多灾多难的老百姓如果感觉“清官”也靠不住时，他们只好祈求菩萨和侠客来作最后靠山，一个是人模样的仙，一个是仙模样的人。两者不必真的拥有法力和技击真髓，只要东躲西藏，保持住玄妙的泡影不被戳破，就能使百姓安心去崇拜了。

黄：您是否有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来否定中华绝技失传或秘而不宣的可能性呢？

赵；我的证据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菩萨和侠客令人信服的证据。另外，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消息闭塞，交流不便，物质贫脊，隐士们如何能启发悟性，拓展眼界，避免徒劳创作呢？又怎样能通过大量“见手”来交流技术，衡量自己？否则，又是怎么知道他们技高一筹，掌握精髓呢？生活问题怎样解决，营养哪里补给，资金、器具谁来提供？如果自食其力，花大量精力安排衣食住行，训练效果怎能提高？至于武术的失传我倒觉得不一定都是坏事，虽然某些技巧的失传或濒于失传令人惋惜，但这毕竟是自然的清洁工，通过失传更多地淘汰掉无生命力的、不实用的、低效率的和繁琐零乱的东西。

黄：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技击性”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指的不是一回事。

赵：很可能。“技击性”本身就很含糊。那么，你所指的“技击性”是什么呢？

黄：说不好，仿佛是讲“很厉害”，“总能赢”等等。

赵：是的，但应明确技击性对拳不对人。在格斗中，一个人获胜只能说他当时的状态好，一个人总能获胜也只能说他实力强，只有练同种拳术的许多人在许多较量中胜利的比例明显高，技击性在统计中才显露了出来。而用“未遇敌手”之类来标榜有技击性则是白费口舌。

黄：您是说技击性就是格斗获胜的概率。可是，在拳击赛上，摔跤手会失败；在摔跤赛上，拳击手会吃亏，那这两种拳击哪个技击性强？

赵：这恰恰说明“技击性”都是相对于固定的较量方式而言的。不论是公开的比赛，还是私下的争斗都有一条公认的或默许的规矩贯穿其中，拳技越适合这一规矩，它在这种较量中的“技击性”就越强。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规矩”，它除了要求只可借助人体自身的能量外，没有任何规矩束缚，它常见于仇杀、决斗等极端暴力的较量形式上的自由搏斗，拳术在这一较量形式下的技击性似乎是一种“绝对技击性”。在理论上我们所神住的拳术都应具有较高的“绝对技击性”，可实际上却极难确认、衡量这种技击性。因为这样做不但伤亡大，而且使观众感到残酷、恐怖且毫无“技术”可言。其实，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技击性”并非完全指拳术的杀伤力，而是要满足一种“以雄健、精巧的技艺来征服他人”的心理需要。这是格斗中文雅与粗暴之间的中庸之道。像现在的散打、推手和套路表演那样“文稚”得过分，就很难引起人民的热心；而像远古的相搏和角斗那样“粗暴”得过火，也很难不使大众心冷。

黄：我们梦寐以求的武术技击竟是一种主观上的满足，或许观众和拳迷如此，但中国的武术爱好者都想亲手把自己变成宗师和侠士，虽然他们的希望很小，可他们除了有时抱怨得不到“真传”外一生锲而不舍。假如技击性不是客观实在，那他们追求武术的动机是什么呢？

赵：对于喜欢观看武术的人来说，他是为了借运动员作为自己的替身来发泄本能的好斗愿望；而对于喜欢练习武术的人来说，他是出自于本能的恐惧。恐惧有多种，看见死人与看见活虎时的害怕是不一样的，站在高处、当众演说等不安感也各不相同。不要以为恐惧只是懦夫和窃赃的行为而与勇士和豪侠无缘，恐惧也是健康的动物或人类面临各种危险的自我保护本能。那么，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是对未知神秘的恐惧。在“可怕的情形”到来之前，比如：死亡将近，罪犯在逃，在上赛场或上战场之前，对吉凶未卜的命运面临抉择时往往处于恐惧的高峰。另外，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也会拜倒在神龛的脚下，假如他对神的一切了如指掌还会下跪吗？青年人从熟悉的家庭走向未知而神秘的社会，他迫切需要某种“力量”来充实自己，来驱赶恐惧。他需要些什么“力量”呢？是法律，是道德，是宗教等等，然人类最原初的本性要求首先是对自身肌体的崇拜。人们总愿无条件地选择自己的拳脚来充当最可靠、最应手的武器，于是敬佩搏斗的胜者自然成为安慰心悸的法宝，这也许就是练习武术追求技击性的动机。

黄：人的这种动机不是很荒唐吗？现代人类对抗的致胜法宝早已让位给枪炮和原子弹，武术的出路是不是从“技击性”转移到“艺术美”，通过人体“动”与“劲”的操练和观赏使人享受美的体验和遐想。

赵：也可以说：今天武术的价值就是能给人带来美感。但这种美感却不像我们通常想得那么简单，设想一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对他来说写诗、钻研科学是享乐，而攻击别人、挑逗异性也可能是享乐。进取与犯罪皆出自人自动寻找生理上快乐的感受，而各种人与动物没什么两样的快感经过长期的社会搅扰，逐渐被抽取出经络，再根据时代的需要雕刻成我们活着的人所喜欢的样子。这样，低级的欲念便摇身一变成为高层次的美感了。武术的美类似一种群居社会对雄性美的折服。它能使脱离父母关照的人感到了能继续得到某种强大势力的卫护和宠爱。所以，武术中那些情随事迁、因人而异的“艺术美”也是以统一而永恒的“技击性”作为基础的。套路只能是技击的寄生物，假若硬性独立出来，则立刻会找到其它寄居地，比如，依附舞蹈，成为一种权仿格斗和格斗故事的舞蹈。当然，也可能像学院武术那样变成体操，像古寺绝技那样变成杂技，像气功武术那样变成魔术，像民间拳派那样变成宗教。

黄：如此说来，武术朝着套路和技击双向发展也是错误的了。

赵：即使套路与技击能够分离，目前它们已被分开了吗？武术界为什么总想哄骗初学者，让他们以为套路练习是未来技击的根基，预先安排好的对打和推揉是技击的样板，而奇式怪招、搏人丈远是技击的目标？武术中套路与技击一直关系暖昧，它们往往根据拳师的需要时即时离。技击家虽蔑视套路，却时常用套路来掩饰技击的单调；套路家虽像叶公于那样见不了“真龙”，却常常以技击来装门面。好，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谈怎样？

黄：到时请您着重谈谈中国武术的内容。

第三天

黄：您独到的武学思维令我心里时常涌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您对当今中华武术的技击威力的怀疑和否定又使我心中忐忑，当然，我知道少数拳法和高手即使再“厉害”也救不了中国武术。但是，如果真正叫人心服，恐怕还得更具体地对中国拳术的主要“经络”的结构进行剖析，指出其中的弱点来。其实，我也曾很讨人嫌地向许多拳术家请教过他们本门拳法及整个武术的不足何在，可“回答”只有三种：第一种拳师自称才疏学浅，不具备指责拳术的资格，并劝我老实学拳，勿胡思乱想；第二种拳师借此痛骂旁门或旁人，其中多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私怨，而与学术无关；第三种拳师则表示不满，好象说：“呸！你这叛徒，大不敬，大逆不道之流。我的拳术中国第一，中国的拳术世界第一。”[跟什么都像。]

赵：可他们都在对你说：“我们都很害怕”。害怕触犯了那个东西，害怕看清了那个东西，害怕得罪了其他的害怕者。实际上，那个东西不是现实中的国术，而是幻想中的国术。拳术在幻想中越传神，在现实中就越失真；而拳术在现实中越贫乏，就越想用更神圣的幻想来弥补。[跟什么什么都像。]中国武术理论和技术的破裂由此与日俱增了。

黄：您愿意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拳术吗？

赵：只是时间不够。这样吧，这里只谈主要的轮廓，每一方面也只是“点到为止”，且不受条理层次的拘束，另外，国术的优点你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这里只谈缺点。

黄：好。首先您对武术分内、外家或按地区分类怎么看？

赵：中国技击若想发展，现在试行的拳术分类法必须全部打破。这倒不是说这些分类很不合理，而是说这些分类只能部分地划分拳术的演练特色，而丝毫不能说明拳术的技击特点。拳术类型的分割应该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或“编”出来的。它应该反映人体和不断翻新的技术，而不是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宗教式的门派习俗。少林、武当、峨媚、终南等分类恰说明了古时交通不便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今天早该成为陈迹了。而内家，外家来源于尚武的书生为抬高身价而妙笔生花，然而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外家”。其实，在荣辱生死悠关之时，谁的拳脚都是“无家可归”的。

黄：可内外家的划分至少代表了拳术的刚与柔。

赵：“刚柔”的意思更加含混和泛泛，它只能作为拳师对其他门派品头论足的口头禅，一旦用到自家的拳技便都“刚柔相济”，“内外兼修”。好象自己总是站在“刚”与“柔”的居中点上来评审别人是“偏刚”还是“偏柔”。[像。]太极拳等柔技真的靠“四两拨千斤”来闯荡江湖吗？“以搏人为主”的形意拳为什么属于“内家”呢？西洋拳击也是人的创造，那它是“刚”是“柔”呢？

黄：但“内外”和“刚柔”的学说毕竟导致了深奥的内功练法，即由意到气再到劲贯通法术的发明。

赵：“意、气、力”，“精、气、神”等等和与之相应的内功修炼是很难用正常的语言说清楚的。它似乎是自己暗示自己产生种种舒适和强壮感觉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某种宗教符号式的召唤。但在技击上都不大灵验，至少有许多新的理论同它一样有效，甚至比它更实际。[还是像。]

黄：那么，您认为中国武术在打法上有什么欠缺？

赵：国术的打法忌讳太多，除了避讳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外，各门各派还有各自的禁忌，譬如，每门拳法总忌讳与其它的拳法雷同，于是追求奇异，冷僻成风，说一个练八卦的很像大极会使他难堪，说一个练形意的很像拳击他会觉得耻辱，要知道最能表现拳派风格的并不是打法，而是故意摆出的门派礼节性招式。这类招式在表演和对峙中还算有用，但在短兵相接时则完全是多余的，笨拙的。另一个忌讳是怕摔倒。在中国民间的徒手格斗较量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除两脚之外身体任何部位着地都意味着失败、屈服和“栽跟头”。所以南方器重“马”，北方推崇“桩”。国术也多要求步距大、重心低、上身中正，殊不知这种四平八稳的技巧实用的代价是什么？其一，在“抬腿半边空”等影响下，失去了下肢的进攻，特别是极富杀伤力的高踢和高膝强击。其二，中国最优秀拳种中的“蛙劲”只不过是力求使动量沿人体某一路线尽可能低损耗、长距离的传输。还没有自觉地利用不平衡所产生的大质量部位的惯性运动来发力。其三，时时提防“失重”必阻碍步法与身法的闪动和灵巧。上述我们所丢弃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国际搏坛最宝贵的东西。传统拳术是“老人拳术”，“老”是圣贤、权威和高深的同义词，而老年人当然是抬腿艰难，倒地危险了。这样，在授拳时掩盖“圣人”弱点的托辞自然就是拳术忌讳“不平衡”了。但是，拳术并不仅仅是摔跤赛。以失稳换来凌厉的一击，即使倒地也值得。打法我就先说这点吧。

黄：下面您谈一谈练法好吗？

赵：我们的拳师总喜欢在招数和打法上寻求独创和隐秘。其实，真正独特的、能保密得住的是训练，俗称功法。训练方法决定着拳术的优劣。而中国现存的传统功法基本上是低效的。[像极了。]表现为“功夫上身”所花费的时间太长，即使有了“功夫”也不完全在某种格斗中顶用，并易出现伤害、劳损和疾病。训练是一门庞大的综合学问，决不是几十年如一日、起三更、练三九就能成功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只谈几个“错位”：首先是练法与用法的错位，不管哪门拳法都以不能散打为耻，可哪门事法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打上呢？国术大师们在练功上有两个很可笑的错觉，一是认为真搏实打是拳术的最后一课，只有“功力”精纯后才能试着临敌；二是认为精熟了推手、对练等近似格斗的技能就等于提高了真正格斗的水平。当然，在低陋的条件和训练术下很难实现肉搏，业余拳迷也不愿总是肿脸瘸腿去上班。但拳术想上高层次，“错位”就必须弥补，最终的决战怎么用，学习的开始就怎么练。另一个“错位”是疲劳和强度，民间拳手只知天天长时间埋头苦练，实行低体力消耗战术，自身的肌肉，神经等格斗所需要发育的组织并未被充分刺激。他们对更新训练器具、设备或请助手陪练有一种天然的憎恶，他们更愿意在黑暗或无人的角落里独自比划和默想。我真搞不清武士们是为了人生而借助中国武术，还是为了乞求“中国武术”的怜悯而苦行。此外，理沦与实践有错位，技术与素质有错位，公开性操练与闭门秘练有错位……我就只举这几例吧。

黄：那武术界的体制又如何呢？

赵：我们先不谈官方武坛的组织方式。仅就民间拳界而言，学生藏在心底的选择明师的标准是什么，历史不明的神秘老头儿为最佳[太像。]；能推推搡搡，会高谈阔论的居中；不能打，不会聊，只在拳术某一方面有研究的则很勉强。虽然人人都说这样不科学，可某“大师”道临时却人人都动心。另外，一师多徒制的“牧羊式教拳”能培养出高材吗？授拳不同于中小学，它需要师生更密切的接触，科学到了高水准也需一师一徒制，拳术则应更进一步，施行“多师一徒”制，只有各派拳师，体育专家，医学家，营养师等等与技击有瓜葛的领域的方家通力合作，才可能造就出中国真正的高手。

黄：这些天咱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武术，您乐意更进一步对传统拳术的具体门派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吗？我知道过分具体有时会伤害某些人的信仰和自尊，我不想在无情地解剖拳学时造成人际摩擦。所以，只想请您将中国名的不足之处列举一二。

赵：咱们先谈形意拳和八卦掌怎样？

黄：好，从传统上讲您是形意八卦嫡传，您和韩慕侠是张占魁门下最有名气的学生，从自己的门派“开刀”令人敬佩。

赵：别那么说。咱们先谈谈形意拳，如果说二、三十年代全国擂台上的优胜者中形意拳手居多，那现在的形意就“差劲”多了。原因是最讲究“合一”的形意拳除染有国术的通病外，还有“不合”之处。首先，“招”与“劲”不合，形意是“打人”的招“推人”的劲，用在击打上吧，拳掌发出只能打动对方，力量少有破坏性；用在推揉上吧，伸掌伸拳又难以将对手远掷。其实，形意拳家至今未搞清形意拳是专用于“散手”还是“推手”的技术。此外，“形”与“意”不合。都在高唱“形意并重”，都在走极端。一些人讲求“形骸”成癖，一些人追寻“意念”成疯。前者被三节、四梢、五行、六合……捆成了五花大绑，后者则躲在幽处独享精神激战。还有“拳法”与“功法”不合。谁要是想终生若练五行拳、十二形、杂式捶或直接用拳招来格斗就能“升堂入室”那就太天真了。人们喜欢把形意拳与西方拳击比较，但人们也害怕这种比较。中国事就非要纯而又纯地“走自己的道路”，哪怕是与洋人的拳技有一点偶然的巧合也要立刻删去。可依我看仅就训练方法和比赛制度而言，形意拳就该好好向拳击学习。

黄：形意八卦的出现是不是想用八卦掌来弥补形意拳的不足呢？

赵：形意八卦的互补最初来源于董海川、郭云深及门徒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后由张占魁创拳，但形意的欠缺不是八卦都能补上的，八卦掌也有不少缺点，同样也不是形意能补的。例如，八卦掌有层很厚很厚的“皮”，不易看穿，外观却给人以复杂和神秘的感受。使人着迷，也使人上当。第一层画皮，是董海川和继承者们的侠义故事，“水分”极大。第二层表皮，是八卦学说往八卦掌上硬套。历代八卦拳师谈掌法必言易理，但没人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一丝必要的关系。除了哲学启发外，在格斗中推敲阴阳八卦，就像点穴、气功、轻功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和麻醉法。第三层真皮，是基本掌法与实搏打法混为一谈。就连八卦大师也在苦思冥想：这些变化莫测的换掌游动究竟怎么“用”呢？那些用“蹚泥步”来绕对手飞转，以八个方位来打击“中心点”或凭抽身穿掌来绕到对手身后的妄想是教唆自己和他人当“炮灰”。在三层“皮”之外的爱好者撑着双掌，在精确的小圆圈上，像初学滑冰的人蹑手蹑脚地蹒跚着，不时地换掌亮出了几乎人体所能达到的最别扭的姿式。这难道就是传奇、圣典、怪招三位一体通向“雪花山”的捷径吗？

黄：大极拳在理论上和健身上是最受世人青睐的，但人们仍怀疑如此软慢的拳法怎么能应付暴力呢，而太极拳手则笑话人们的无知，他们有一套刚柔转化的深奥道理。

赵：一个外行，由于没有成见，他的印象往往是正确的。[对林林总总的国粹，这条基本都能适合。]太极拳有自己的较量方式——推手。干嘛不仅此引以为荣呢？非得是专门用于你死我活的决斗的技术才算是拳术吗？民国时期，大极拳家曾公开辩解：太极拳手之所以在各类技击赛上成绩不佳，是因为太极拳太高深，人们难以掌握的缘故……这是掩饰，还是坦白？太极拳理论文辞瑰玮，堪称传统拳谱楷模。其主线为一绝顶的阴阳辩证关系。你要“刚”吗，那就尽量地“柔”，柔到莫此为甚处，突然变成纯粹的“刚”；你要“快”吗，那就尽量地“慢”……且慢，这套“物极必反”的哲理很诱人，但有谁灵验过吗？不，你若能偷窥到那些发劲放人脆快的太极大师关在庭院内都秘练些什么就会明白的。[对。]

黄：您是说太极说在某种程度上哄骗了那些渴望技击术的年轻人。那么，少林拳是否就很直率呢？它讲究刚、快、猛，也是拳打脚踢并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少林武僧是中国拳坛的实权派和最后王牌。

赵：明代的将军就是以你这种心情去拜谒少林的，但是他们失望了。今天许多少年逃学离家奔向少林，他们也同样灰心了。千百午来各地少林人总向往着练出这种或那种常人难以达到，甚至常人难以想到的功夫。其实，这类惊人高功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某种杂技。插砂、拍树、跳坑，踢桩、卸骨、点穴、一指禅等等等等，对格斗训练而言是落后的“土”办法，但加上点魔术在表演开石、上吊、挨棒打、手指倒立等倒颇为引人入胜。我记得，马良的“新武术”和现在的“武术”，这些连传统的花拳绣腿们都责骂的“花架子”，是脱胎于少林拳术的。我记得，二、三十年代，那国术的“最后王牌”军在拳台上被乳臭未干的后生追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少林门少有文人的参与，处于理论真空下的放任自流，它的轮廓很实际，但细节很不科学。[像那什么……像一切所谓“野”的、“乱”的。]

黄：您对南方的拳种怎么看？

赵：南拳各派从外表上看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肌肉较劲的拳术。[杨宝森……“杨学”……哈哈哈哈哈……]对于内部细节恕我未学肤受。但从二十年代末国术游艺会上看，南拳手一般是南风不竞、一触即溃的。

黄：最后，您能谈淡您自己创造的拳术吗？

赵：我的“东西”是从错误和失败中泡出来的。我年轻时争强好胜，总爱充当一些名家的“打手”来和另一些名家争个高低。漠视他人，特别是失败者的长处，这不但阻碍交流而且伤害感情。另外，由于与中国武道的意识主流分歧悬殊，故始终与武术界保持着距离。至今有人叹我怪癖执拗、不识时务。起初，为解释传统劲法编了一趟“心会掌”，其实它只是个套路，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的格斗能力。现在才着手把给我带来益处和我认为较有效的训练术和交手术总结起来，补充“心会掌”。但是，世界徒手竞技的方式在不断变化，我的“东西”也在不断被淘汰掉，不会自己“找茬”，自己更新，就谈不上先进。最近，我对“心会掌”中下肢爆发力的训练就很忧虑，至今还未解决。我更希望有后生对我批评。

黄：可以看得出来，除此之外，您还为中国武术的现状和前途而担忧。今天，已有许多人对中华武术的未来进行过种种预言，您对这些预言抱什么态度，您认为哪个可能实现，或者您对中国拳术的何去何从作些什么推断呢？

赵：我不是算命先生，自然不能推测国术哪年能称雄世界，哪年消亡。但咱们能试着分析一下国术的前景。明天再谈怎样。


第四天

黄：几天来，您站在另一个高度，把武术血淋淋地剖开，使我们这班乐知天命的人感觉到一阵阵地颤抖，我想会有人说咱们这是在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但是，您很像隐居在武林深处的一位痛苦的先觉者，自然会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断向人们发出危急警告的呼号。今天，您是否愿作为一个明师为我们年轻人，为我们的武术的未来指明发展的方向呢？

赵：你知道当今中国武术界最危险、最丑恶、量强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吗？是独裁，是武道内部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专制。这是一套从上到下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关键人物有两个：其一，门派中的头人，包括祖师爷、老师父等，谓之“拳霸”。其二，与武术有关各部门的某些政府官员，可谓“官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发号施令，教导徒弟或下级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真的跟什么都像了……]

黄：这有什么危害吗？

赵：拳术是人的文化，人是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两霸”最出色的能耐恰恰正是压制人，尤其擅长迫害那些比自己更有才华，而又不怎么俯首贴耳的人。另外，作为副业，他们也不时地杷别人的成果和功劳窃为已有。请你特别注意：哪个地区的武术界死气沉沉，一盘散沙，那里头就一定有拳霸官霸。让“花架子”肆虐，而不敢真搏实打，是因为“官霸”不敢担责任，“拳霸”害怕栽跟头。

黄：那么，谁是“拳霸官霸”呢？

赵：你应该问：“谁不是拳霸官霸”？我们这帮老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霸”气，只是多数人自己不觉得罢了。[好。难得。]当然了，谁也不想当恶霸，但在这个武术体系下，不管多么善良、谦虚的人，一旦被捧到了某个高度立即便身不由己了。有一种伟大、正义的感觉推着飘飘然渐入化境，看每一个武术爱好者都欠自己的情，看他们都处在蒙昧的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教化。于是，把自己那点经验一滴一滴地挤出来，钓追随者的胃口，并尽可能多地换取崇拜者的钱财和赞颂。结果怎么样，青少年、叛道者、创新家……这一群最容易出现拳术英雄的人，也是最脆弱、最没地位的人被一“网”打尽了，变得温顺、圆滑了，其中的宠儿慢慢地也熬成霸业，再进一步压制他的后辈。[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总之，武术遭殃。所以，那些宗师、权威、武术家还是闭嘴吧，除了就某些问题进行一番平等的讨论外，最好不要以天然的坛祖和领袖的面目为拳国的子民指点迷津了。

黄：那么好的传统怎样继承？老一代人怎样用经验来扶植下一代呢？

赵：庸师往往把年纪当成经验，用来驯服徒子徒孙。而明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尽快超过自己创造外围环境。“经验”应放手让徒弟去闯、去干、去创。干出来的经验使师徒俩都受教育，这才是正常的扶植。但绝大多数老拳师却觉得这样做不合算。因此，你们年轻人不要上当，如果你的老师真要把你培养出来，或许他在人格上和生活上需要尊严，需要你的尊敬，但在学问上在技术上他决不能作你的家长，而应作你的伙伴、你的随从。如果他觉得这样作师父吃亏，那你就不要再理睬他，应远离他。最多他也只能搬出那套“武德”来咒骂你，可你却保住了事业和青春。[这话真可以献给许多人。]

黄：可是，武德一直是侠士风度的标准，中国人高层次的道德法典。

赵：过去可能是的，但现在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武德”在中国的半空中悬了千年，谁也没有看清它的全部内容。“杀富济贫”之类的豪言的现代解释是：先进的事物不许冒尖，腐朽的东西也不要死亡。“替天行道”现在也可翻译成：年轻后生不得“犯上”，以保障拳坛独夫作威作福。现在，捧着这套过时的“武德”来整人，挑别人的不是，则是最最缺德的。[打拳的能看透这层，真是了不起。]

黄：其实，我想说的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武术的现存体系真的如您所愿被彻底摧毁了，而全新的体系又未来得及建立，我怕武术若走入这种“破旧而未立新”的境地会面临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所以，在旧武术未去之前，我很想听到您对中国及世界武术前途的构想。

赵：“中国武术”是没有前途的。[正如被事先规定为“中国的”的一切都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整个世界武术的日子也不好过，你不要看那一时的辉煌、热闹。武术若今后没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会被那个伴在它身边的“千古难题”逐渐地困死。而“中华武术”若照此下去便等不到那个时候，早就自身腐烂了，在快要咽气的时候再挨上“外国拳术”致命的一击。

黄：“千古难题”指什么？

赵：什么是武术？武术是“尽量安全地表现残酷”。[哲学家的概括。令人击节惊叹。]可这是一个矛盾，想安全就不能残酷，想残酷就不会安全。自古以来，有人用金钱和奴役来淡化安全，从而提高了残酷的表现：有人创造出拳击、摔跤、推手等项目，以护具和技术约束来降低残酷，从而加强了人身安全。然而，武术要求“安全”与“残酷”这两方面同时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能做到以牺牲一方来补足另一方。武术缺乏安全会让人畏惧，缺乏残酷会让人厌倦。这是几千年地球上生来死去的多少聪明人未能解决的难题。而武术想活下去，我们或我们的后人就要赶快解决它。[这难题也是全世界范围许多传统技艺的难题，即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难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死而不亡”，断然冷酷地杀死它，精心妥善地保存它。古典音乐已经走出了这条路。现成的路。]

黄；怎样解决它呢？

赵：在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提醒你注意它。而解决它恐怕不是一个人、一个拳派的工作，甚至不是武术界自己能够承担得了的，它需要新科学、新技术的帮忙。

黄：在这里，我们中国的武术家该做些什么呢？

赵：我看中国拳手还是先别管什么“难题”吧。[对。这种世界性难题到了贵国没多大意义，贵国暂时还不具备相应的智力水平。]叫中国拳界大难临头的是他们那套陈旧的体制，而砸碎这一顽固体系的关键不在于某个伟大拳术家的出山，而在于让“小字辈”们在世界的大范围去打去拼、用事实重新告诉那帮老家伙、老脑筋什么是武术。

黄：现在，国家不正是努力使武术走向世界吗？

赵：我曾说过，政府就没有真正重视过武术。他们瞧不起武术，觉得它远不能与田径、足球、体操相比。有些人害怕武术，怕聚众搞迷信、怕小青年打架，怕摆擂台出事。咱们再看看怎么个“走向世界”：培养几个洋“花架子”在国内观摩观摩；找几个初学乍练的老外带上中国的“行头”让中国选手尝尝赢的滋味；派几个“嘴把式”到国外把东方的“实战术”传给西方的养生爱好者，或者引海外崇拜者“朝圣”，再高薪教几个大鼻子徒弟……说这是“卖国”有点夸张，但至少是在“卖拳”，在廉价出售。

朱家溍：“蜗居”中的人生

作者：陆　昕

　　我祖父陆宗达和朱家济先生（文物学家、书法家）民国时在北大为同学，志趣相投，感情甚好。并由家济先生而与他的弟弟们也相往来，即二弟家濂，三弟家源，四弟家溍。家济先生后来去了浙江杭州，很难见面，只好书信往来。以后朱家浯先生和祖父过往较为密切，所以我也对家溍先生较为了解。今将闲言琐事笔于纸上，以为纪念。

　　我去朱先生家时，朱先生兄弟三人共居于南锣鼓巷的炒豆胡同，居所东边墙上挂一块牌子，上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僧王府”。与朱先生闲聊时，朱先生说他1914年出生于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九岁时，迁居帽儿胡同，朱先生对帽儿胡同的房子印象很深。他说，那所院子共有房屋百十来问，五进院落，并有一个大花园。此宅原是同治年间大学士文煜的府第，民国初年，文煜的后人将它卖给了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再后来，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从冯的后人手中租住了这所宅子。朱文钧祖籍浙江萧山，其曾祖朱凤标由翰林历官至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朱文钧光绪末年游学英法，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归国后，历任财政参事，盐务署厅长。因他酷爱文物且收藏极富，从故宫博物院创立之初便被聘为专门委员。

　　朱先生字季黄，行四。1937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当时祖父正在辅仁教音韵训诂之学。朱先生曾回忆说：“陆宗达和大哥家济是同学，又是极要好的朋友，对我也很好。我的关于小学的基础全仗陆大哥当年打得好，受益匪浅。”抗战爆发后，朱先生不愿在沦陷区读书，于是携夫人经过一段千难万险并险些遇难的旅途，来到后方重庆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在粮食部任专员，具体工作在粮食部储备司，后来又由粮食部借调到故宫帮助做展览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四川归来，便直接去故宫上班，南马衡院长分配到古物馆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算个老故宫了。

　　闲聊往事，朱先生说，解放初期，“三反”运动开始，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工一律不准回家，接受审查。那时阶级斗争讲究家庭出身，而解放前能进入故宫的人又不可能有工农家庭劳动人民，于是故宫当时所有职工都先被假定为有问题，于神武门广场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的公安学校，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的公安学校。八人一间宿舍，交代历史和“三反”问题。从2月底到5月底，大多数人作了结论释放，而先生却不在此列。原来，在东岳庙期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交代自己从故宫中“偷”了什么，没有可交代的就被看作“拒不交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知道只要“就坡下驴”，低头认罪，也就“过关”，并不真要如何。但先生较了真，认为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怎能承认，不能自己给自己栽赃。再说如果承认偷了，交不出来怎么办？于是不肯“认罪”。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和另外“态度不好”的7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每日作些轻微劳动，听候继续调查。这样又过了一年十个月，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这期间，先生说：“有一天我正在拘留所干活儿，有个一块儿的神神秘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有个穿军装的点名道姓地要见你，是个年轻人。我一听也有点害一响，心想是不是要关监狱了。等那人来了，一瞧，原来是你父亲。他那时在北京公安学校当校长秘书。他见我就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还关照说虽然他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偷盗行为，但这回上边决心很大，别太较真儿。后来我想想也是，当时那形势，用现在的话说，叫‘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所以后来我也就不那么‘顽固’了。我还记得我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我在外头一打门，有个表姐来开门，门缝一瞧是我，并没马上开。我们都好京戏，她在门里头唱了一句《打渔杀家》的戏词，‘你退后一步’。我退了一步。她又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又退了一步。她还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已经退到对面墙了，于是也用戏中词回唱‘后边已经无有路了’。她这才把门打开，说‘我就知道，不撞墙你是不回头’。”

　　先生“文革”中从干校回来后，有两年奉命“退休”。那时我祖父正好也从干校返京，奉命编词典，空闲时间也较多。先生常来我家，和祖父谈天说地，谈些旧人旧事，印象中，谈京剧昆曲的时候不少，还总评议过去那些演员的技艺和佚事。有时说得高兴了，先生还会站起身，摆个姿势。他们都酷爱抽烟，先生一来，家里就烟雾迷漫，不抽烟的人在旁边呆一会儿也就会满身烟味儿。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导演李翰祥到北京拍电影《垂帘听政》。对于当时“八个样板戏”过8年的中国百姓来说，算个文化大事。李翰祥聘请先生作顾问，请教有关历史及故宫的知识，并将先生的名字打在片头。电影一出，轰动天下，先生也随即广为人知。不过电影毕竟与历史不同，引起争议也就颇为不少，有些议论认为先生没把好关。

　　社科院文研所的吴晓铃先生和祖父也是老朋友，家住得也近。他每天早晨起得早，从校场二条的家出来，过宣外大街，一蹓趾就是西琉璃厂西头我家，所以有段时间，常过来和祖父聊天。有天早晨，我和祖父刚起，吴先生就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季黄（朱先生字季黄）这是怎么顾的问，您看那《垂帘听政》拍的，尽胡编乱造。李翰祥外行，他可不外行啊……”祖父从来不看电影，也随着哼哼哈哈。正说得热闹，没想到朱先生也来了。因为是熟人，所以直接登堂入室，正好从外间听见。于是一掀帘子进了里间，对吴先生笑道：“大哥，这事可不能怨我，我说人家得听呀！我看他不怎么听我的意见，就说，那你把我这顾问的名字撤了，可人家还是不听，我也没办法！”吴先生搞民间文艺研究，与戏剧、相声演员来往十分密切，尤其和侯宝林先生过从多。有次朱先生和我闲聊时说：“他（指吴先生）跟我见面时，老说宝林这，宝林那，跟宝林又去了哪儿哪儿。我还奇怪，我们这些熟人里边，没有叫宝林的啊。一问，原来是侯宝林！”

　　先生时有外出交流的时候。他去香港，别人说，那时去香港一趟不容易，一块儿的人都抓紧时间逛街购物，惟独先生并不怎么上街，只在宾馆房间休息。我问为什么，先生一时间还被我问愣了，想了想，说：“香港有什么可看的？ 除了楼就是楼，没什么古迹。要说购物，我是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也就在宾馆里呆着，看看书。”

　　先生的兴趣主要在文物和图书上，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了《国宝》这部文物图集。这部图集由先生主编，费了很大心血，出版后深得好评，并被国家领导人选作馈赠外国首脑的礼物之一。不过除了研究传统文化，先生的生活和乐趣也非常丰富。

　　先生晚年自己所居的两间小屋应该是西边正房的两间耳房，穿外间小屋而过，是西南角的一块空地，方圆二十多平米，是个小小天井。里面栽花种草，植树架藤，有豆架，有虫鸣。若从里屋的窗户向外望，刚好面对这一小小庭院。春花秋月，雪夜霜晨， 时时观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先生说：“故宫也给我分了单元房，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儿方便好多，起码卫生设施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这儿，就为了这个小角落，可以跟自然沟通。”

　　其实，我倒觉得先生还没说出另一半，那就是里屋的陈设。中间一张四方桌，紫檀的，临窗一张长条形书案，红木的，桌上陈设有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砚台，清刘墉亲自刻铭的紫檀笔筒以及纪晓岚的笔搁。先生逐样介绍后，特意强调，“紫檀也分不同等级，我这个笔筒的紫檀最好，比桌子的紫檀可强。”因为我家有个红木桌，先生又教我，“买个猪毛刷子天天来回蹭，又光又亮，保护木头。”说着，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猪毛刷子，一来一回在桌子上蹭起来，还说：“我每天也拿蹭桌子来活动身体，挺好。”坐于窗前，眺望庭院，真感到外边春风桃李，里边几案精严，称得上天造地设。

　　先生为人甚随和，人来求字，很少拒绝。若是熟人，往往“立等可取”。不过先生写字时，不能旁边有人看。有次我去找先生写字，说完告辞，准备过几天来。不料先生说：“你要没事儿，坐这外间等会儿，我去里间写，一会儿就完。不过我写字时旁边不能有人，旁边人一围，我就写不好。”

　　先生外间屋里有书柜，柜中有许多善本古籍，墙上有字画和先生的戏装照。其中一张启功先生题的“蜗居”引起我的兴趣。先生解释“蜗居”的含义时，说：“这不仅仅指表面上我的居室，而是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转眼之间，先生下世已多年，而音容笑貌，恍在眼前。其所居南锣鼓巷，已被规划为一片旅游文化区。前不久，我去那儿，特意到先生家门口，见两扇斑剥锈蚀的木门依然如旧，小小门铃也一如既往，恍惚中竟又似多年前按响右侧门铃，不久便听见先生时时夹杂着咳嗽的脚步声及看见开门后的笑容。

　　徘徊在先生门口，我思绪纷飞。我没有按门铃，是因为我不想再进先生的“蜗居”。然而我不想进的原因，除去睹物伤情的常情外，还因为我此刻想好好琢磨先生曾经的教诲。

　　先生对“蜗居”的解释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蜗居”是方寸之地，而人生由于种种不可逆料的情境，也常常会在某时“窝”在某个“方寸之地”。自然和社会就是这样互为启示。如果能看清楚，便可顺势而为，不会徒增烦恼。再者，海阔天空固然可以鸟飞鱼跃，方寸之地就不能腾转挪移？海阔天空也好，方寸之地也罢，还看人如何运用。高明的人，无为变做有为；愚笨的人，有为化做无为。即便平平如我者，由此而明晰人生后，也会得到那种超出红尘之外的快乐，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

《博览群书》 2009年第6期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批开老郎中吹牛三、说大话，滥捧杜老板，伲春申浦格事体是好看（枯伊切）来邪啦。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陈存仁

作者介绍：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从学校毕业后，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1970年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1980年荣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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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医大忙，好多医生都病倒了！南市广益善堂首席内科医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师命我即日接替代诊，每日约诊一百人，我因初临证，看得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时，别的医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将开方存底料理完毕。忽然有一彪形大汉来找医生看病，说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诊。”一面说一面就拉我走。那时我年少气壮，并无畏怯，登上他的汽车直驶道前街警察厅宿舍，见到一个病人高热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诊视之下，断定是那时候最流行的伤寒症。我在丁老师门下已经学到了一套治理伤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处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热度亦减退，这样经过十余天，病人才告痊愈。原来这个彪形大汉，就是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他给我一张名片，还说：“以后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可以来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时到七时，总在四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张固定的桌子，风雨无阻必到的。”

此后，我从未找过韦钟秀一次，倒是韦钟秀常来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动笔墨的事，就到对门我住的地方，那时我住西中和里丁仲英师家，即在言茂源对面弄内，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写便条之类，写得最多的，就是许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师的门生帖。这类门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红纸，纸质极粗，毛笔写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张改用梅红笺，既柔软又好写，折叠三层，面上再加上一个红封套，前后共写过四十多份。有一天韦钟秀对我说：“你写的门生帖，杜先生很赞美，要不要几时陪你去见见他？”我说：“也好。”

晚间，我将此事禀告国学老师姚公鹤先生，并问杜氏是怎样的人物。姚师告我杜氏大约是一个粗鲁大汉，但对世故人情极为通达；我们读书人坏就坏在自认为清高，结果却成“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班人不要小看他没有学问，但可以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他对我说：“去也不妨，常常去见识见识，或有领悟世情之处。”

姚师是前清举人，国学深湛，当时文人，多数有烟霞癖，以“烟”会友，孟森（心史）、陈训慈（布雷）、潘公弼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还从旁说：“应该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韦钟秀陪同我去见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节，我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因为那时只有大家口头相传他的豪迈故事，报纸上却比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这短小的三段新闻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是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一无特异之处。

他见到我之后，先寒暄几句，都用浦东话，叫我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同时也叫我横卧下来，说：“困下来谈谈。”他最初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我说：“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当时接了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杜先生民间的名声很大，但报纸上尚少见到新闻，我搜集到三段新闻，特地剪下来送给你。”他听了面露笑容，急促地说：“读给我听，读给我听。”我说第一段新闻是：“杭州西泠桥畔，新建‘武松墓’，墓碑上刻着‘义士武松之墓’，下款具名的是黄某、张某和杜月笙三人。”他听了这段新闻，哈哈一笑，显得非常高兴。

接着他很急促地问我：“第二段讲啥？”我就告诉他，记的是“浦东中学部分校舍坍塌，由杜月笙捐资重建”。他听了又是“噢！噢！噢！”微笑不已。

等他笑过了，我又读第三段，记的是静安寺寺僧争尝产，由杜月笙调解平息。他听后又笑了一阵，说：“今天端午，收到的礼物很多，但我最喜欢的倒是你的这本簿子，以后有任何新闻，你都替我留心剪下来，补贴在这本簿子上。”

接着就闲聊了许多上海掌故，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你以后多来来，以这个时间为最空闲……”话未说完，来访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于是我和韦钟秀就告辞了。归途中，我感到有一种印象，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韦钟秀对我说：“普通客人去探访杜先生，他只是用手一挥，指着旁边的红木椅子，说‘请坐，请坐’四字为限，坐到烟榻上的人便是上客，要横卧下来陪他的便是上宾，到他那里去的文人极少，他特别看重你，你该常去走走。”

照我的记忆，杜先生最初不是叫月笙，他只识得自己的姓名“杜月生”三字。因为浦东人的习惯，取名都叫金生、根生、贵生之类。后来不知道是哪位风雅人士在他的“生”字上，加上一个“竹”字头，成为“笙”字，才改作“杜月笙”的。

其时他认识的字，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一至十这十个数目字，这是我最初见到的情况。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约三十分钟。此外还给他认两个方块字。就这样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

他对熟人并不讳言，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由浦东高桥渡海，到对面杨树浦一间小学校，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其时无幼稚园，初读方字），学费是小洋五毫。到了第五个月，因五毫子筹不到，就此辍学。

他飞黄腾达之后，大达轮船公司新船下水，请他去主持下水礼，车经杨树浦，他远指一间毁损不堪的小学校，告诉那位船东说：“我曾经在这间学校读过五个月书，后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他常常提起少时在一家生果铺当学徒。有一次，四川有位师长范绍曾在国际饭店宴客，吃到终了，侍者端上了一碟生梨，大家在谈笑之间，都怪洋刀太钝，削皮不易。唯有杜氏在片刻之间，把生梨的皮削去，晶莹光滑，范师长见到他这般削梨技术大加称道，杜氏却坦白地告诉范说：“我本是这一行出身。”范听后不敢赞一词。

杜氏出身寒微，对穷苦人的生活很了解，所以他后来处理一切大小事宜，都是偏袒穷人方面，劳苦阶级的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他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处置，另有一套。凡是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所以他发一言而能了事。但是不轻发言，言必有中。

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

杜氏所受的教育，照我的观察，是得益于听书。所谓“听书”，是江南人喜爱的一种消闲娱乐，由弹词家或评话家连续弹唱讲述的，如《岳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他自身的出发点，也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的。足见小说不但感人极深，实在也是一种社会教育。

我初识杜氏时，他并无秘书或书记之类，只有一个账房先生。这时来往的人，绝无一个文人，所以我去之后，他表示很欢迎，总是和我谈谈社会新闻，问我：“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我非但把报上的新闻讲给他听，还对若干事情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他听了很是高兴，因为当时他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工商界人士。不久后有一位刘春圃常去，刘是在警察厅当司法科长的，能说，能写，杜先生奉为上宾，好些文书往来，就由刘春圃代为执笔。其后，有一位任职绍兴安昌镇警局长的翁佐青，卸职后赋闲在上海，由张某介绍当了杜氏的秘书。从这时起，杜宅才有文房四宝和写字台的设备。

翁佐青做了很多年后，又陆续延揽了好几位精通文墨的秘书，都是写作俱佳的。外间传言“六君子”之一杨度，是他的秘书，其实杨不过是杜宅中一名清客，相貌枯瘦，杜氏不大喜欢他的；至于章士钊，也不是他的秘书，其地位近于谋臣策士一流。

此后出入杜家的人，越来越兴旺，我因医务稍有成就，比较少去。一天，因有一家第一流的药材铺叫做“童涵春堂药号”发生劳资纠纷，杜氏来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到了他的烟榻上，他给我两封信：一封是资方俞佐廷的信，一封是劳方职工的信。他只说这件事你去办一办，办到双方协议时，由我出面解决。

正在这时，突然有三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到杜氏烟榻边，三人年龄都很大，未曾开口先跪了下来。杜氏看见这般情形，为之骇然，连忙说：“起来起来。”这三个人原来是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那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他一见郑正秋，竟高声叫：“四爷叔，啥事体？介紧张？有闲话尽管讲。”接着周剑云就说：“我们明星公司，千辛万苦花了最大的资本到北平去拍了一部《啼笑因缘》，谁知道顾无为不声不响地向法院递了一张十万元提供担保状，说是他拍《啼笑因缘》在先，要禁止我们的《啼笑因缘》，今天刚在南京大戏院上映，忽由执达吏到来加以扣押。这件事，只能请杜先生出来解决，否则我们公司要宣告破产了！”杜氏很轻松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一面拉着郑正秋说：“先吸两筒烟，平平气。”接着张石川说：“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万元，本来就可以提供担保放映的，可是要是对方也跟着再加倍，那么事情就永无了结啦！”杜氏明知顾无为是没钱的，就问张石川说：“背景是不是×人？”张石川频频点头。杜氏当即提起电话打给这人说：“郑洽记四小开亲自来磕头，侬阿好让一步路拨伊走走？”对方听到电话之后，也只说了三五句话，事情便解决了，由顾无为自动到法院取消控案，影片扣押的事也就撤销了。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报纸上已闹了几个月，双方延请律师登报互相责难，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最后只经杜氏一个电话就解决了。据说顾无为后来拿到一笔钱，但是付了律师费、广告费之外，恰好一无所余。

事情解决之后，明星公司虽然挽回了破产的危机，实际上杜氏暗中贴了一笔钱，但绝不让郑正秋等三人知道，这是杜氏的一贯作风。事后，郑正秋预备好一笔礼，亲自到杜府拜谢，恰巧此日，我又在杜家。杜氏一看面色就料到他们的来意，先开口说：“你们阿是来送礼的？”三个人讷讷不敢出声，杜先生说：“倘然你们要送礼的话，以后明星公司任何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正秋知道杜氏脾气，默不出声，在烟榻上谈了半天上海时事；一方面对石川、剑云两人，伸出一个大拇指，屈了三屈，暗示拜杜氏为师。周剑云早已预备了三张门生帖，就在谈笑之间，三人突然向杜氏三鞠躬为礼，高呼“老夫子”，杜氏坚决不肯答应，说：“正秋四爷叔，年龄比我高，辈分比我大，哪里担当得起？”三个人又说：“如果杜先生不答应，我们决不离开。”杜氏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连说几个“好，好，好”，就算了却这一件轰动全上海的大新闻。

杜氏要我经手办理的童涵春堂药号的事件，我一经调查，资方俞佐廷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花了五十五万元，接盘童涵春国药号。店是老店，但是药铺中人，上下舞弊，积习成风，俞氏派了一个老年可靠的亲信宋辅臣担任总经理，到任之后，宋氏暗中调查职工舞弊的事。一天，有一位张姓的伙计，送出一料“膏滋药”，宋一查账上，并无这一笔交易，即刻通知保人，决意要开除这个职员，哪知道这个职员片刻间带了一个人来，这人自称是郁良心堂药号的职工，说这料药是郁良心堂煎制的，他因没有时间，所以托张君代送，根本与童涵春无关。此人的话刚说完，张姓职工即伸出巨灵之掌，重重地掴了宋辅臣四下耳光，宋氏当堂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全体职工骚动起来，一致支持张姓职工，几十人立刻把宋辅臣抬出店外，放在街边地上，声称“如果你明天再来，全体要打你”。宋氏懊丧之余，只好哭诉于俞佐庭，于是俞佐庭就恳求杜氏，代为荐派经理，解决此事。

我和童涵春堂的旧人都很熟，我就说明我是代表杜先生来解决这件事的。起初劳方提出许多条件，都是不近人情的，最后要宋辅臣焚香点烛叩头道歉。我说：“这也是不公平的，要是杜先生出面派一个经理来，大刀阔斧，秉公彻查，你们大家未必个个都是清白的。至于张姓职工也一定会被开除的。”全体职工听我这话，当堂缓和下来，他们只要求全体去见一见杜先生，当着杜先生面前和宋辅臣握手言和，因为许多职工只闻杜先生之名，从未见过他一面，所以他们认为能与杜先生见一面，是无上光荣的事。我就答应他们的要求，然后把情况回复了杜氏，杜氏当场就打电话给俞佐廷，俞佐廷回说：“这样解决再好也没有了，我明天送上四桌酒席，借杜府大厅，宴请全体职工和宋辅臣，双方面就握手言和。”杜先生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次日晚上，童涵春全体职工，个个都理了发，换上新衣出席，还带了松石轩照相馆的一位摄影师，同来摄影留念。杜先生只从内室走到大厅，话都没说一句，大家已欢声雷动，请杜先生坐在正中拍一张照片。留影之后，杜氏即因另有酬酢，匆匆外出，这一晚大家尽欢而散。宋辅臣事后对我说，他那天受了四记耳光，当晚就想自杀，哪里想得到有这般的圆满解决。从此宋氏在该店任职了十二年。

上海的大小纠纷，都是类此方式，由杜氏出面，事情都化险为夷，得到和平解决。

当年上海的法租界，法国人认为是殖民地，不承认是租界，所以隶属法国殖民部之下，所有官员执行着上一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对法租界居民处处用高压手段，对待公务员也极苛刻。法租界的水和电，是由“法商水电公司”专利经营，职工的薪水极低，每月薪金只有银元八元至十元。

民国十八年，法租界水电厂的职工突然罢工，一时全法租界无水无电，僵持十多日，垃圾工人也响应罢工，法租界当局毫无应付办法，但是不肯低头。在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由法工董局派人请杜氏出来调解。杜先生说：“我资格不够，你们还是去请比我声望高的人来办吧！”其实杜氏早已料到，越早插手，事情越难办，要拖到法国人支持不住的时候，他才能轻易地解决这件纠纷。

恰巧这时，有一艘法国大邮船抵达法租界外滩，全体搬运工人也袖手旁观地罢工。这艘大邮船上载来一位外交大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能利用救生艇上岸。

这位外交大员上岸之后，见到街灯全无，汽车过处，一阵阵垃圾臭味迎风吹来，在车中法工董局首长黯然无语，这位外交大员便大肆申斥，次晨拜会吴铁城市长，挽请出面调解，吴市长欣然接受。

吴市长认为万一由他出面调解不成，有失身份，想来想去只有杜氏可以了结这件事情，于是就派一位陈景仪拿了市长的名刺去见杜氏，说明这件事由中国人来料理，可以给法租界当局一个教训。

陈景仪不但与杜氏交谊很深，而且杜氏也认为时机已到了成熟阶段，于是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首长，约集法商水电公司经理先行商讨。杜氏提出：“所有工人薪金一律要加一倍。”水电厂经理期期以为不可，讲到最后加薪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法商方面坚持罢工期间薪金不发，否则，日后他们随时罢工，会无法遏止的。杜氏说：“好！就这样办吧！”

接着杜氏召集罢工领袖，有水电工人领袖、垃圾工人领袖、码头工人领袖，由他具柬在“三和楼”大摆筵席。先叫陈景仪和工人开会，任由工人提出条件，有些只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有些要加百分之四十，有些要加百分之五十，罢工期间工资照给。陈景仪就用电话通知杜氏，事情已可迎刃而解，请他亲自出马。杜氏收了电话，立刻赶到，含笑到场向代表们打了一个招呼，全场掌声雷动。杜氏一开口，全场又寂静无声。

第一句话：“你们要求的工钿太少，我已替你们讲好加百分之七十五，你们满意吗？”全场高呼“满意”。第二句话：“罢工期间的工钿不给，你们服从吗？”大家高声说：“算了，算了。”只有一个人站起来，振振有词地说：“这一点不能同意。”杜氏说：“我已经答应资方了，不能变更，那么罢工期间工资，由我来贴。”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掌声。岂知那位工人立刻说：“我要公司拿出来才接受，杜先生个人拿出来，誓不接受。”杜氏极迅速接着就说：“大家的损失由我贴，你的一份我负责叫公司会计处照付给你。”说罢之后，就倒了一杯酒，举起杯子向大家说：“我祝贺你们胜利，也是中国人胜利，希望大家明日一清早就上工。”大家鼓掌如雷，高呼“照办”。杜先生干了一杯酒就走。一场连续几个月的大工潮就此结束。从此杜先生的威望，震惊全沪。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宋子文当财政部部长，发行二五库券，到上海宴请工商界领袖，由秘书唐腴庐开名单。宋子文看了之后，删除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杜氏。唐腴庐力争不可，宋子文勉强答应下来，结果全上海工商界所认的数目，杜氏居第一名，认销总数达四分之一。宋子文见到这般成绩，大为吃惊，亲自到杜宅道谢。杜氏只能说浦东国语，而宋氏只会说英文和广东话，两人谈话，往往答非所问。唐腴庐从中传话，说出财政部的税收，不及租界，而以香烟税一项数字最大，要杜先生设法协助。杜氏说：“我是中国人，应该出力。”宋子文还认为他是敷衍性质，随便说说，称谢而别。

过了三个月，有一家最大的外商烟草公司，在上海黄浦江对面浦东设厂，地属华界，这家烟厂有工人八千名，高高的红墙，四周围起来，好像一座城堡一般，自办警卫，自设水电，不纳地税。不缴差饷，厂址沿据黄浦江，所产烟支，自己用船只运出，所以当地的中国政府机构，对这家工厂，一些办法都没有。

忽然有一天，这家外商烟草公司八千工人宣布罢工，烟厂当局态度强硬，关起厂门，一概置之不理。照烟厂当局的估计，只要罢工两个月，工人生活无着，全浦东有八千家户口不能生活，到时便会复工，所以态度硬得很。

浦东是杜先生出生之地，罢工到一个月之后，工人经济上已顶不住了，浦东绅商纷纷请杜氏出面调解，杜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对工人除了加薪之外，还要工会打电报呈请财政部，要求“洋商香烟输出租界一步，一定要纳税”。当然，工人各为自己，也不明白杜氏的用意。杜氏另面告唐腴庐，要财政部下令火车、轮船、长江线各码头，立刻停止装运不完税的香烟。宋子文得到了这个请求，才明白杜先生的用意，一一如命照办。

外商烟厂初时只估计到工人生活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一牵入政治，他们就急起来了，公司董事会推出一个华人董事、广告画家胡伯翔来想办法。胡伯翔想到非杜氏一言不能解决，又请陈景仪陪同前往会面。杜氏说：“工潮的事，容易解决，如果纳税一项，外国人不答应，那么工潮就永远弄不好。”外商烟厂内忧于工人罢工，外患于全国禁销。陷在窘境中，大约又僵持了一个月，不得不完全答应两项条件，工潮就此解决。国民政府的驻厂税收人员，也就从全体工人复工之日起，进驻该厂办公。

杜先生的行为，爱大众，爱国家，处处是这般方式，气概豪迈，行侠仗义，风头之劲，当然为世人所折服，于是声名鹊起，名震全国。

某次，杜氏得政府当局授予“少将衔”。杜氏很高兴地接受，特地在军装店定做一套军服，到贾尔业路去晋谒政府某显要，领取证明书及证章，回来时在国际饭店附近光艺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幅度不大，后来就悬挂在他的大菜间中。

光艺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之后，送登《申报》、《新闻报》，因为杜氏轻易不肯拍照，很少有他照片登在报上，但登出之后，他也不以为忤。

不料几年之后，上海有一种所谓“滑稽戏”，最著名的有裴扬华、程笑亭演出的《小山东到上海》一剧，裴扬华演的是小山东，程笑亭演的是浦东“陶巡长”，出场时巡长穿着警察制服，与报上登的那张杜氏军装照片，大同小异。巡长在台上一开口完全是浦东国语，讲的话句句都像杜氏口吻，听者无不大笑。这出戏头本、二本、三本越演越旺，轰动整个上海。

有一天杜氏的随从人员向杜氏晋言：“《小山东到上海》，影射杜先生，我们实在看不顺眼，想去捣乱一下。”杜氏睁大了眼睛说：“大家浦东人，有饭大家吃，哪能可以？后天晚上我家请客，就叫裴扬华、程笑亭到我屋里演《小山东到上海》，而且侬要好好叫告诉伊啦，决不难为伊拉，要是有一点点难为伊啦，我就不叫杜月笙。”随从人员领命而去。

一经接洽，程笑亭面如土色，说：“我陶巡长明朝起可以勿做，堂会希望作罢。”接洽的人见他怕事，反而说了许多好话，担保决不会难为他。到了那晚，程笑亭登场了，一出台一开口，座客大家都不敢笑。程笑亭手足震颤，声音低哑，杜先生见到程笑亭这般尴尬情形，立即吩咐从人到后台致意。明知程笑亭胆怯，于是他就首先领导鼓掌，大家也就跟着一阵如雷的掌声。程笑亭精神为之一振，自此他便妙语如珠，依着平时杜氏的口吻，大家笑到前仰后倒，杜氏更是笑个不止，最后，重赏而散。

杜氏对剧艺界中人，常加照顾。有一天晚餐时，叫王无能堂会，王无能是上海所谓“独脚戏”的前辈，嗜好极深，但是在台上精神充沛。演出时和他搭档的钱无量问他：“你今天的精神何以这般好呢？”王无能说：“吃饱了来的，毕生别的东西我吃得不多，但是珠罗纱帐子已经吃掉十八顶了！”钱无量又问：“此话怎讲？”王无能答：“吸鸦片时，烟斗之下要衬一小方‘珠罗纱’，吃烟的人叫做‘斗脚纱’，本来这种珠罗纱是做蚊帐的，我一小方一小方剪下来，已剪掉了十八顶蚊帐。”此语一出，听者恍然大悟，继以狂笑，杜氏亦为之大悦。

王无能在堂会上又说：“近年身体大坏，恐不久于人世，将来我的后事，只好靠杜先生了。”听者以为这是笑话，杜氏却用食指点了下自己的口，接着又用食指对台上一指，意思就是“闲话一句”，王无能会意，格外卖力，滑稽笑料，层出不穷。

过了六个月，王无能果然一命呜呼。身后萧条，一身之外，别无长物。钱无量一早九点钟赶到杜宅，恰巧杜氏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别墅，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回到杜宅。杜一见钱无量愁容满面，就说：“阿是王无能……”钱无量点头称是，杜氏即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庄票，面额很大，钱无量道谢而去。走到门口，对门房说：“杜先生真是闲话一句，连两句都没有，我等候了六小时，但解决这件事，不过六秒钟。”

杜氏不仅对剧艺界中人如此，对鳏寡孤独，都有一种特别的处置。早年对浦东一些寡妇每人发一个“折子”，每月可向他的账房领月贴七元（相等于那时两担米价）。后来被照顾的人，更不限于寡妇，不少隐贫也有不同数字的补助，“折子”究竟发出多少，谁也不知道。凡是领折子的人不幸死亡，名为“还折”，还折时另赠葬殓费一百元。

有一天，客堂里挤满了凭折领钱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呶呶不休，要亲见杜氏叩一个响头，那时恰好杜氏身穿夏布衫裤，在客厅一角摇扇观望，一班被救济的人都不认识他，杜氏也不自我介绍，只对那人说：“杜先生不喜叩头跪拜一套的。”说罢，施施然离去。一家人暗暗发笑。

还有许多清寒的前辈和文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调剂，每月派人送去固定的银数，经年累月，从不脱期。

民国十八年间，杜氏声名鹊起，威名远震，无数人辗转设法要想立雪程门，范围遍及军政工商各界，杜氏特别重视文职人员，凡投帖者，一律称作“学生”，学生对杜氏，一律称作先生或“老夫子”。

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约略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何以有这样多人投拜杜氏做他的门生呢？以我的观察有几点：

一种人因为受不了当时上海恶劣环境的压迫，所以要投拜杜氏为师作护身符，这种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居最多数。一种因当时上海绑票之风极盛，每月必有一二人被绑，多的时候，每月竟连十数人，于是好多人都投拜杜氏，这种人家私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一经拜师之后，绑票匪便不敢下手了。一种是工商界中人，为了想扩展业务，避免纠葛，纷纷投拜杜氏门下，而门生与门生之间，产生浓厚情谊，对事业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这一类人数字极高。一种是当时上海的商业团体，凡是理事或理事长，差不多都是杜氏的门生，叫做“理字头人物”。

一类是剧艺界中的佼佼者，为了怕人捣蛋，有损伶誉，于是都向杜氏投帖，特别是京剧界中人，往往不远千里来投杜氏之门，如杜氏接受了这人，都认为是毕生之光。

杜氏门生之中，数字较少而地位较高的，就是军政界人士。所谓军，不限于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所谓政，是遍及政府各部门。

一类是工人阶级，多数是工会中的领袖，所以逢到工潮发生，劳资双方都要请杜氏解决，除非杜氏不答允，答应到，“闲话一句”，什么都解决了。

杜氏对收门生，考虑最多的，一种是武夫，一种是二世祖（即败家子。——编注），他怕这般人搅风搅雨的行动会妨碍到他的声誉，所以杜氏门下以这班人为最少。这些情况，在当时上海几乎蔚为风气。有一位二世祖周孝伯大律师，曾经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张织云结婚，结婚之前签过一个极苛刻的婚约，证明男方如果抛弃女方赔偿多少损失，而数字之大是周孝伯绝对不胜负担的。不幸结婚三月，双方便闹翻了，女方要他履行婚约，周孝伯囊无余资，哪里拿得出来，纠葛闹到杜宅，张织云振振有词，杜氏只说：“周孝伯是呒没铜钿格，官司打到底，也是呒没结果的，还是我来罢。”当时即掏出两张庄票，面额不大，张织云只好勉强接受把婚约撕了。杜氏同时关照书记，把尚孝伯的门生帖取出，当堂撕了，周孝伯废然而去。

另外一件事，是当时上海邮务工人会有十个人投拜杜氏，这十个人的门生帖子是我写的，写的地方是在大中华旅店。这十人之中，有陆京士、朱学范、张克昌等三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后来却分道扬镳，张克昌投汪政权，朱学范坚留大陆，陆京士追随杜氏，矢志不移。杜氏对朱、张两人的离去，百般劝阻无效，认为是一件憾事，但得一陆京士认为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事。

一件是上海渔市场的主任唐缵之告诉我的。抗战时期，杜氏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到西北去巡视，经内江过自流井到成都，夹道欢迎的有数万人，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杜氏捐输巨款予以救济，所以西北人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投门生帖的近两千人，杜氏坚拒，且因哮喘剧发，说话不便，由四川省主席张群（岳军）替他审核名单，杜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收了一千五百名门生。

到了宝鸡，又备受欢迎，酬应繁多，杜氏又接受了五百多个门生的帖子，接着他转到洛阳，静悄悄地回到重庆。

照我的观察和统计，杜氏的门生，上海约有两千人，各省各地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五百余人。

杜氏对浦东乡亲极为关切，所以在爱多亚路建筑一座浦东同乡会，大厦巍峨，楼高七层。他还想造一座恒社大楼，在霞飞路近善钟路处预备了十四亩地，可是这幅地上搭着木屋几百间，杜氏不忍加以逼迁。另有一个门生愿献出一座新建大住宅，供恒社作为永久会所，他也没有接受。

某年长江大水灾，灾区辽阔，无家可归者百数十万人，上海的最大慈善机关叫做“仁济善堂”（其地位相等于香港东华三院），发出救济呼吁，初时捐款的人不过一千二千，杜氏见报认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就自己开出名单，设宴六席，出席的都是当时上海的富商，而且他都代他们作过种种服务。他在席间提出要大家踊跃大量捐款，以示倡导，各人纷纷捐款，当堂募集到七万五千元，杜氏自己再捐出二万五千元，凑足十万元送出。

这一次的事，报纸郑重登出，大家都赞叹不置，此后仁济堂的捐款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当时仁济堂主席是朱庆澜（子桥）将军，他见杜氏这般热心，要他当董事，他坚决不就，只说“有事我都帮忙”六个字。

历年各种各式的捐款，我也记不清，写不尽。只记得有一位最早的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在山海关外黑龙江嫩江桥和日本人打了一次硬仗，日军着实死了不少人。消息传到上海，杜氏立刻汇款十万元给马将军及其部属作为犒赏。同时，杜氏有一个学生，叫做孙桐岗（孙桐萱昆仲行），是空军学校毕业，也参与作战集团，颇有功绩，杜氏拟赠他十万元，孙桐岗坚不肯受。这两件事，时间相隔很近，报纸上登载出来之后，大家奔走相告。可惜后来马占山变节，而孙桐岗则建议将十万元捐献给国家，后来杜氏就个人奉献飞机两架给政府，一架叫“月华号”，一架叫“月辉号”，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一•二八”炮声一起，杜氏领导全上海工商机关组织抗敌后援会，支持抗战，当时十九路军在闸北英勇应战。只因十九路军从南方调来，副食什物给养不充足，杜氏连夜召会议指挥一切，同时关照各电台广播呼吁市民捐献，只要电台上说要什么，市民就捐献什么！东西堆积如山，杜氏辟出福煦路一八一号巨厦，作为临时堆栈。

本来一八一号大厦连云，占地二十余亩。心想足够堆置，不料各方送来的东西，排山倒海而来，竟然把二十亩地都堆得满满，其中还有卡车一百数十辆，同时还有许多司机自动义务日夜不断地把货物绕道送往前线。

有一天，杜氏与若干名流，乘车绕道到十九路军后方，亲自慰劳各军长，这事对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他会见蔡军长，蔡氏说：“你们送来的药品、西瓜以及香烟、毛巾、牙刷等，我们已分配给各士兵，现在只缺乏通讯用的电话机电线以及电话总机，希望你帮忙。”杜氏即拍胸回答说：“由我负责明天送到。”杜氏等又碰到一位张军长，是有名的铁汉，张说：“你们送来的东西，真是多到用不完，不要再送来了。”杜氏当堂告诉他：“明天我们还要送一辆装甲车给你，你的吉普车实在不够防御。”张氏初时推却，后来也欣然接受。

杜氏归去之后，一打听，电话器材不是随便买得到的，当晚就把自己的事业中汇银行电话总机拆掉，并分电十个人负责各人捐献电话机及电线，次晨即刻送去。此事震动一时。德商银行买办杨志云想到仓库中有一座军用电话机，也响应义举，献给十九路军，杜氏就连同装甲车送往前线，以供急需。“八一三”事件结束之后，市场恢复旧观，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渐渐稍有往来，日本方面派出日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游说杜氏，要他组设“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三十万元，以百分之五十一赠与杜氏，杜氏毅然谢绝，日本人想尽办法，劝其应允。日本人驻沪商会会长船井辰一郎保证只谈生意，不谈政治，杜氏终不为所动。

在“八一三”中日之战正式开始之前，日本松井大将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见，日人恨之入骨，所以中日之战开始之后，杜氏就急速离开上海。

杜氏盛时，念念不忘要想发展他家乡高桥的繁荣，那时市政府正拟办黄浦江渡轮，以外滩为起点，先建了一座水上饭店作为总站，另有新型渡轮六艘，从外滩开行，经东沟等站，而以高桥为终点。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推介谭伯羽主持其事，拟定一切均自筹自给，并且在高桥设海滨浴场，经杜氏策划赞助，卒底于成。

高桥有了渡轮之后，交通方便，市况热闹。杜氏就决定在他的出生地建造一座祠堂，并且附设一所高桥小学以及高桥图书馆。

杜祠所占之地，不过两亩，但是落成之日，四乡男女老幼都要来参拜。杜氏听到这个消息，决计不问乡人送礼与否，大宴三日，估计四乡来贺来吃饭的人，在二十万以上，于是就将杜祠四围空地填平，初填二十亩，后来因为上海有人发起，邀请全国名伶，到杜祠演剧三天，北京、天津的名伶龚云甫、李吉瑞、杨小楼、谭小培、王又宸、言菊朋、马连良和四大名旦，都自动要求参加演出。消息传出，全上海的人轰动了起来，识与不识的人都纷纷送礼，希望能获得一张座券，因此杜氏在短期之间，又填地二十亩，搭盖棚厂，并设戏台，演剧三天。看到这三天戏的人，都认为是毕生幸事。

这么一来，原有渡轮六艘就不敷应用，临时借用小型轮船十艘往来载客，又向全上海友好借小型汽车一百二十辆接送来宾。该日除由当地军警维持秩序外，还有闸北保卫团出动团员二千人参加保卫，所以，情况虽热闹到极点，而秩序井然。

杜氏亲自款待嘉宾，到贺者除南京各首长外，上海市市长及各局局长，以及各国领事暨绅商都到齐。

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占地数亩的餐厅，自朝至暮，每隔一小时，开筵百余席，名为“流水席”。而最热闹的，是在半夜散戏之后，一直要吃到大天光，好多人为了要看三天的名剧，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般盛况可以说是上海向所未见的。

九十年前，浦东有一个泥水工人叫杨斯盛，晚年积资甚多，他深恨自己不识字，因此联想到浦东有不少儿童未曾入学，于是拨地十余亩，捐资十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兴建了一所“浦东中学”，附设小学两所，一所在浦东，一所在南市马家厂，成为当时浦东第一个捐资兴学的名人。杜氏对他极为敬仰。

浦东中学校务，被黄炎培（任之）等霸持。黄氏也是浦东人，喜欢搅政治，因此浦东中学经费，每年不敷甚巨。杨斯盛逝世之后，每年不敷的经费，均由杜氏负责弥补，因此被推为董事长。黄炎培依然需索如故，杜氏仍如数照给，乡人尝向杜氏诉说：“黄炎培任用私人，挥霍无度，毫无建树。”杜氏一笑置之。

某年，陈群（人鹤）劝杜氏自建一大规模中学，杜氏鉴于自己年幼失学，为之心动，就在上海西区法华镇辟地三十亩，兴建校舍十数座，开办正始中学，就由陈群当校长，学生大多数是免费的，少数虽收学费，数目亦收得甚微。

正始中学共有学额六千名，但陈群并无办学经验。开学之后，不但学生不多，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杜氏大感失望，陈群束手无策。而杜氏又不愿就商于黄炎培。一天，我和杜氏闲聊，他问我：“正始多属免费，何以学生不多？”我说：“办学不是一件容易事，每一间学校，缺不了一个主干的人才，譬如南洋中学主干是王培荪，南洋模范主干是沈同一，民立中学是苏颖杰和陆澹，他们都是具有办学的才干。陈群不是教育界的，当然不懂得处理。”杜氏听了，频频颔首。接着我又告诉他：“民立中学，一山不能容二虎，陆澹颇想离去，大可以罗致过来。”杜氏连忙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去约他来见我。”

我幼时也曾在民立中学念过书，陆澹教我国文，对我印象颇好，一经我邀约，他考虑了三天之后，和我一同去见杜氏。

澹先生本来是一位文艺家，写得一手好字，他预先写好两幅扇面，到了杜宅，一件送给杜氏，一件送给陈群。陈群对书画鉴赏力极高，看了陆澹写的字，赞不绝口。杜氏对陈群说：“陆先生是办学校的专家，何不请他来帮你的忙？”陈群一口答应，并且说：“陆澹办民立中学是有名的，希望陆先生能屈就正始中学总务主任。”陆氏当即应允，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各科教师，要全部由他延揽；学生入学必须经过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连杜先生介绍的清贫子弟，也要经过考试。杜氏表示同意。

陆澹主持正始中学第二年，六千学位竟告全满，杜氏大悦。正始中学校舍宽大宏伟，单是大礼堂就为全沪各学校所不及。上海最初成立“市参议会”时，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会场，终于假座正始中学大礼堂，开第一次参议会成立大会，每二位议员都有一桌二椅，不但地方十分整洁，而且礼堂中没有一根柱，记忆中比香港大会堂餐厅还要大得多，停车场又是上海所稀见的。各国领事都来参加，见了这么大的中学校，觉得出乎意料。

杜氏的生辰是农历七月十一日，每年逢到这天，杜氏皆不愿称庆，往往避寿他处，只约一位老友闲话沧桑，这是他的“年常旧规”。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杜氏由重庆归来，不久，逢到他六十生辰，友好坚决要替他做寿称庆，预先邀定全国名伶来沪演剧，上海的戏剧界也参加演出，到时假座中国大戏院连演名剧十天。由于座券不敷分配，每一台戏连演二晚，等于十天中，有五场不同的剧目，票价高至五十万元一张，三楼票也要卖五万元。杜氏的爱侣孟小冬，就在第五、第六晚，连演两晚《搜孤救孤》，票款全部助赈。当时因为座券不敷分配，有不少军警硬要进场看戏，几乎闹出事来，幸而有警备司令李及兰在场，总算把所有风波平息下来。

杜氏全盛时代，上海凡是规模庞大的工商业机构，无不想尽办法，延揽他当董事或是董事长，因为凡是大组织，环境上如发生纠葛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能缓和局势的人物，那时在上海，只有杜氏一人最为相宜。

因此，杜氏在上海工商界的大机构中，担任了七八十个董事长或董事。杜氏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有很可观的数字。至于公职更多，国大代表，前已说过，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一职，经当选而不就，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都是会长。

何以一个最初不识字的人，有这般威望呢？都是因为他处理人事问题，有特殊的方式，往往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个大组织的困难问题，好多公司召开董事会，都移樽就教到他家中去举行，大抵小事他都不管，大事才请他出来说句话。

当时社会间各式各样的势力很大，任何机构只要是由他担任董事长的话，什么事情都可烟消云散，所以他成为上海百行百业众望所归的一个领袖人物。

杜氏对处理一件事，意志极坚强，但是也有两个极端相反的弱点。一件是对妻妾儿女的家事不善应付，常常为了家务闹得大家不开心。举一个例来说，他原本住在华格臬路，但是地方不大，气派不够，所以另外在杜美路古拔路转角造了一座很大的新式住宅，将要入住时，家庭间闹得不可开交，杜氏气恼非常，又不敢向妻妾发泄，迁延又迁延。后来有一位风水先生来说，这个宅子，杀气太重，住进去家中必多口舌，且有恶象隐伏，于是让杜氏在花园中另建一亭，用来镇压风水。但是亭子造成之后，家中反而越闹越厉害，杜氏竟然束手无策，所以这座巨宅，空置了多年。直到抗战开始，杜氏离沪，始终未进入这座新屋住过一宵。

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的疾病。最初患的是痰饮症（即慢性支气管喘息），后来转为哮喘症，我在民国十九年开始为他诊视，我对他说：“这病只能治标，没有根治的办法。”他说：“中西医不知看过多少，只有你肯说这句老实话。”但是他每次发病，总是急得不得了，好像危在旦夕一般，坚决的意志被病魔折磨殆尽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杜氏乘渣华公司最后一只邮船“宝树云”号来港，住在坚尼地台二十号陆姓建筑商住屋中，杜氏的生活环境为之大变，而哮喘的发作更频，除了喘病之外，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象。他本来是意志极坚强的人，到这时意志也极度的薄弱，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一时中西名医毕集，有时一天要请几个医生，而且有两位医生，早、午、晚要连看三次；同时各种各式的迷信办法也试过。终于他在六十四岁生辰的前一天与世永别。时为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这篇文字，我仅是以我所见的实况写出，对耳闻之事提及较少，不足以传述杜氏的生平全部事迹。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有一个很好的见解，说是“六家要旨，儒侠相并”，但是《游侠列传》中的人物，如朱家郭解，不过是排难解纷。季布季心，也不过是重诺守信，所以要是与杜氏来比较，那些游侠就差得太远了！

至于历史上有名的富翁，如石崇、王恺，不过是自己生活豪奢，更不足与杜氏相提并论了！（作者：陈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