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上到处转载之残篇，并冠以《中国与西方战争之比较：胆战心惊的中国战争史》及《中国15次大混战，14次人口大灭绝》等标题流传。作者出处未详。前后似非出一手。次第凌乱，甚至脱漏，殆经某网站弱智无良编辑窜乱，然后辗转剿袭而至此面目。文中所涉及的史事，未可尽信。如《史记》等书载，本非信史，而以支人积习，于数字一事常多信笔夸张，可堪支那人嗜杀心理之写照，却未必实指。而其他史事细节之确认，是否史家虚构，尚须深为考究。要之，是篇也，劣质网文的典型也。
然而劣文亦有一得，亦足窥支那史面貌之一斑，尤可作李零《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一文的反面注脚。
我收此篇劣文，更在于近日所虑的问题。盖支那之为国，实系泛宗法社会。其社会关系之能纳入宗法关系轨道者，勉遵儒家伦常，而其不能者，则遵法家霸道者也。法家霸道者，恃强凌弱、“对于羊显凶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之丛林规则也。要之所谓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抛弃一切道德准则，斥一切正义观念为虚妄（不管是朴素的还是缘饰的），其为竞争也，决无公正公开，但求克敌制胜，以不择手段阴谋诡计心狠手辣的胜利为道德指针本身。
虽然，犹未尽之。盖于宗法关系轨道内部，儒者伦常的言说亦止表面，后台操作系统仍为法术。父子成仇，兄弟阋墙，朋友相欺，其中三韬六略，勾心斗角，断然绝情的事例不可尽数。唯不能赤裸裸而已。如法家赤裸裸者，则人人自危，毫无秩序可言，只看抄家伙身眼之迟速。暴秦之鉴，刻骨铭心，必假儒学以为缘饰。所谓克己复礼，礼者尊卑秩序也。总之均无正义可言。鲁迅言仁义道德者，儒学王道也，吃人者，法术霸道也。不以王道则无以太平，不以霸道则无以功成。汉宣帝言王霸之道杂用，意正在此。儒表法里狼狈为奸，于是虚伪、奸诈、阴郁，支那乃成其为支那矣。而后代历史上的能臣循吏如王安石、张居正等，虽仍持儒学话语，要之其行为更接近法家。其人多被目为奸臣，以其言利而赤裸裸尔。
而一旦入于所谓乱世，赤裸裸的法家哲学便走上前台。盖乱世间非立功无以立身，当此之时，儒学话语皆同腐论。于是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种种活剧，咸欧人所不能想见于万一者也。须俟尘埃落定，法术始又隐于后台，纲常名教粉墨登场。儒表法里，此亦弱智文明自我平衡的唯一途径尔。
而由此劣文，可以见古来法家霸道即丛林规则在支那的真正的支配地位。洋人言支那文化，多从儒道释之漂亮话语阐发，从而丹青我晦暗荒凉之支那；鲁迅、邓晓芒等一洗万古踵增之丹华，却未能揭示支那历史真正的运作机制、真正的核心价值，而吴思所谓“血酬律”者，论者以为卓见，其实指出支那历史之霸道逻辑，而而以其民科本色，出以生词，不知其所言者，韩非早尽数矣——自嬴秦而降，法家再无著述，霸道话语从来“大音希声”，彼等感之而不能言者以此；秦晖敏锐，谓支那政治从来都是法家政治，真卓见也，却信于所谓真儒学，以真儒学好于法术为里之假儒学，不知儒学之为物，未尝真过，本来便只图缘饰，不能做事，要做事，在这个弱智民族的所有资源里，只有霸道丛林规则奏效。向来儒者言义，法家言利。言义者不足以做事，言利者不足以服人，天水以下，支那人常陷于义利之辨而不能解，此之故也。至如王守仁、曾国藩义利兼备者，亿中不能有一之异数巧合尔。
而孝钦之自强，少荃之实业，又陵之天演，太炎之进说，长素所谓孔子改制，任公憧憬少年中国，乃至中正训政，太祖折腾，要皆乱世中道学以无效而不彰、法术以奏功而大炽故事之重演尔，而其间后者强过前者，一代较一代更无底线（儒学意义上的），以最无赖者最终胜出——胜出者，东兴汪都堂也。而法家前台之政治至怀仁堂事变而入于煞尾。然后太宗举元老共和，空其大位，而外以“振兴中华”、“自强不息”以至“五讲四美三热爱”等儒家话语缘饰其合法性。支那政治遂又复归儒表法里之常态。今则辄言“和谐”，完全转轨矣。
唯社会已非旧日规模。宗法关系之瓦解势不可挡。今日儒之为表者，上层政治话语而已矣，再不能支配民间伦理。支配民间者，法术霸道而已矣。今之民人，无不信所谓狼羊律者。吃人者固沾沾自喜，甚至被吃者亦甘其命。所谓笑贫不笑娼，此固支那历来之暗传统，今则水落石出，明目张胆矣。今支那人之最信社会达尔文主义，非达尔文赫胥黎之唆使也，非斯宾塞之唆使也（赫最恶之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所鼓吹者也），韩非幽魂附体使然者也。要之支那思维之传统未尝一日沦丧，沦丧者社会之传统尔。泛宗法社会解体，相应的儒表法里之思维早晚不能保全。而今孔已飘零，韩仍猖獗。邓晓芒力破儒学，攻城拔寨功莫大焉，唯韩非李斯等稳坐中军帐内，发号施令如故，未尝伤其毫毛。故曰：欲破支那迷魂阵，唯熟读《韩非子》能扼其关锁。
法虽猖獗，亦不过苟延残喘。盖自来霸道者，非假王道为表不能致平。霸道者，丛林规则尔。人不能止于禽兽，此儒学虽仅缘饰而能忝居支那道德主流之故也。而今泛宗法社会解体，儒学不免势去，法术庸足独擅？今其独擅者，一时而已。基于个体权利的道德、法律势将占据主流。此予所深信者也。惟其过程，将不免于厮杀相噬，始能学会。
正是：谁云青史堪为鉴，不撞南墙不回头~~~[小锣急急风圆场]。
中华屠戮史拾零
人口比较：中国在战国大概2000万人，西汉达到5900万；亚里山大希腊化帝国的人口大概有4000来万，罗马帝国的人口有1.2亿左右。
军队规模比较：亚里山大的远征军才3.5万人。
中国军队远远超过欧洲。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推翻纣王，双方兵力分别达8万和17[或70万]。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万入侵楚国失败而归；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万入侵楚国，第二年终于灭楚国。在这里可看到人多势众的作用。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死人比较：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国历史的战争往往死亡人口过半，自秦以来出现过15次人口大灭亡。
欧洲为什么打仗杀人少？中国打起仗来为什么死得人多？
1．战争的规模不同
中世纪欧洲无常备军，打仗是临时召集军队，打仗的主要是中上层的贵族骑士，平民一般不参加军队。西方人打仗的时军队规模很小；诸侯间的交战一般就几百上千人的规模，骑士间的交战往往通过个人间的决斗来解决。所以，因战争造成的死亡比中国小得多。
1066年9月威廉率领7000人的军队渡海侵入英国，一个月完成对英国的征服。
十字军的军队规模不过几万人，这还是经过教皇广泛动员的结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屠杀了7万人。这跟当时中国五代十国比，杀人的规模还是小的。十字军远征，是因为当时的伊斯兰教政府迫害辖区里的基督徒。
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军队规模小。因为：欧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养大规模的军队。欧洲打仗，往往赶着牛羊去打仗，这样战争的规模就小，死得人当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国的韩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战术打击对手。[此条甚荒唐。欧洲亦小麦文明，“以粮为纲”。同时则不似支那因粮废牧，其畜牧业亦极发达。故能多食肉，非不吃粮食者。况火腿干肉肠之作，正为长途保存，此种生存知识，非但欧洲人，草原民族均擅长者。支那人素日肉食匮乏，更少肉储备，故一般甚少机会做火腿干肉，近代火腿乃成精贵食品，以其稀少难得尔。而作者因以肉不能充军粮，足发一噱。]
相反的是：中国军队特别多。由于中国人吃粮食、粮食的保存期比较长，不容易腐化，能养很多的军队。军队规模大，打起仗来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战术围城，粮食很快消耗完，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现象。[前既云粮能养大军，旋以粮速尽而吃人，此条自打耳光。]打仗时，很多中国人躲到城里，结果还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乡里的人被攻城军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见“苛政猛于虎”。
2．战争的目的不同
尽管领主骑士好勇斗狠，互相不断打仗，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杀戮对方为目的，更多以商业利益为目的。杀死对手，就无法做生意了，就损害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尽量少杀是西方战争的特点。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贵族打败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诺曼底骑士，400个骑士被捕，但亨利的骑士却没有一个阵亡。维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战，报告说：“900个武士中，只有3个被杀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决定性的一场战役，1500个骑士中，只有170个丧生。
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及索取合理的赎金额。通常俘虏以信誉保证于一定日期缴给赎金后即被释回，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有史载英法战争时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与英国之俘掳者自由而舒适的生活在一起，并与他们的主人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这种以金钱赎俘的方式，甚至连国王也如此。
在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门口，竖立着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1157-1199，1189-1199在位）的铜像，戴盔披甲，骑着高头大马，挥剑直指青天，看上去英武不凡，被称为英国议会大厦的保护神。那上面用法语写着“狮心王”。这位被称为“狮心王”的英格兰国王是不会讲英语的。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当时，他的王国的主要疆域是在法国，包含了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他也只统治英格兰地区。理查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呆了6个月。
理查因为在一次战役中打败了“基督徒世界最大的敌人”———阿拉伯的撒拉丁而一举成名。据记载，理查在与撒拉丁交战时英勇无比，身为国王，他亲自杀入敌方阵营，连自己的坐骑都在激战中被砍死了。撒拉丁被迫撤退，还送给理查两匹骏马表示对他的钦佩。
在回国的路上，理查被奥地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扣押，以索赎金。不料，亨利六世的妹妹爱上了理查。一次，他们在幽会时被捉获，亨利六世十分生气，但他无法因这个原因而处死一个国王，于是他让人将一头狮子放进了狱中，但没有放食物，希望饥饿的狮子吃掉理查。当狮子张开大嘴要吃理查的时候，理查却抢先一步，将手伸进狮子的咽喉，一直插入胸膛，将它的心脏掏了出来。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宴会厅，将狮子心往盘子里一放，开始享用起来，把旁人吓得面无人色。此后再无人敢暗算他，“狮心王”的称号也就不胫而走。英格兰最终为理查支付了天文数字的赎金———英格兰因此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在英国，从来没有人责难理查，反而为曾经拥有这样一位当时欧洲，甚至世界上最英勇的武士和最善战的国王而自豪。这英国议会决定在议会大厦外面建立他的雕像的原因。
中古骑士在战场上甚少杀戮对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伤亡过重会引起严重的复仇。因此战场战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骑士团体内，所有人都一律平等。为了使骑士们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统治者和教会必须对其精神上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规范和引领。10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区发起并扩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运动，就是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从989年到1050年，教会在法兰西就多次举行会议，订立《上帝之和平》，将那些在战争中乱杀无辜者开除教籍，并在各中心地区组织和平会议以说服贵族停止私战。1027年始，法兰西教会便宣告“神命休战”。起先这种休战还限收获季节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几天，最后发展到只允许每年中有80天时间可用于私战或封建战争。12世纪，“神命休战”成了西欧教会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义的屠杀规模比较小，宗教的信奉者总是希望能尽量争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种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鲁诺不是因为日心说而是由于他的异端被烧死，而且没有诛连到他人。天主教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并一直在为过去的过错进行弥补。
中国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占领土地，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杀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权。
《汉书》记载王莽篡汉时将反对他的刘信、翟义、赵明、霍鸿等人及其亲属全部“坑杀”，但该书所载的王莽关于诛杀这些人的诏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是要将这些人的尸体堆土，筑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观，上面再树6尺高的旗杆，写上“反虏逆贼鲸鲵”。可见“坑”或京观、武军实际是一回事，都是指将尸体堆积封土。
《晋书·载记》有关“坑”的记载不胜枚举，如310年石勒攻晋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坑降卒万余”。317年前赵刘聪镇压平阳贵族，“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320年石虎击败前赵刘曜，“坑士卒一万六千”。321年石勒“坑”晋军曹嶷部的降卒3万人。349年石虎死后，几个儿子争夺帝位，小儿子石冲战败，“坑其士卒三万余人”。还有大量将战败方战俘“尽坑之”的记载。这些“坑”并非活埋，该书记载401年后秦等长期围攻后凉吕隆占据的姑臧城（今甘肃武威），城内缺粮，但吕隆不准百姓出城，将企图逃出城的百姓“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该书的“坑”实际就是将受害者尸体堆积封土的“京观”。
唐太宗征高丽时，“收靺鞨三千三百，尽坑之”。北宋田况镇压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后“坑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得到朝廷赞赏。784年军阀李希烈叛军进攻蕲春，被李皋打败，“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936年辽国帮助军阀石敬塘消灭后晋政权，将后晋皇室成员以及晋军将士尸体都埋在汾河岸边，“以为京观”。986年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军，将宋军尸体筑京观。1410年明朝大将张辅进攻安南，击败安南军队，杀死2000多名战俘“筑京观”。
3．战争的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战，使用海军，战争对社会的直接破坏要比陆战小些。海战要求速决战，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则，连淡水都没有喝的了，海军贵在精，而不是数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毁爱勒特里亚城，然后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直指雅典。雅典于是向斯巴达求援遭拒绝，雅典只好孤军奋战。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将军，率1万重装步兵，采用巧妙的阵形，终于在马拉松平原战胜波斯大军，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马拉松战役，这次战役波斯十万大军阵亡6400人，雅典1万人只阵亡192人。战役结束后，米太雅得将军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战士回雅典报捷。他在三小时内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当他风尘扑扑的回到雅典时，只喊了一句“高兴吧！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从1896年开始，即近代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定期举行马拉松赛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陆军约50万，海军15万，战舰千余艘，沿第一次进攻线侵入希腊。据说，大军渡赫勒斯滂海峡时，在674艘战船搭成的浮桥上行军7天7夜，军队到希腊北部时，无论在哪里吃两餐，供应的城市就会整个枯竭。
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达士兵，首先在希腊北部地势险要的温泉关迎敌。数十万波斯大军一连几天猛攻，皆不得手，后因奸细的引路，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李奥尼达为保存有生力量，让大部分守军突围，他和300名斯巴达士兵留下死守，恶战的结果是他和300名壮士全部阵亡。据说还有请求留下与斯巴达人并肩做战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亚人，也都英勇牺牲。波斯大军则共损失2万人。
温泉关战役后，希腊诱强敌在狭窄的海湾决战。波斯战舰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腊人终于以40艘战舰的损失获得击毁波斯300艘战舰的战果。公元前479年，希腊人进行了普拉提亚陆战和米卡尔海角的海战，把残留在希腊的波斯主力军歼灭，希波战争基本结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缔结和约，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步兵3万，骑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页）进入小亚细亚（在当时的东方，这实在算不上一支大军）。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了四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并通过外交手段使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战而降，顺利进入叙利亚。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万大军狭路相逢，大流士在中军被击溃的情况下仓皇逃脱，波斯军队全线溃败，连他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中国历史还没有过这样智勇双全、奋勇当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当皇帝前，当皇帝后征服高丽反以失败收场。
1720年一位敏锐的西方观察家就指出：“中国的一切富足，浮华与礼仪，政体与衙门，生产与贸易，与欧洲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中国的强大不过是一个错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万英国或德国步兵加上一万名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打败中国的全部军队。”
1840年6月，英国4000远征军抵达广州，他们装备着枪炮与蒸汽轮船；这些东西马戛尔尼使团曾经赠给清廷，但清廷并没有人发现它们有什么用处。清朝军队的主要装备仍是弓箭和长矛，岸边的炮台犹如古董。为筹集战费朝廷在各地广设关卡，可是这些钱缴入国库时已经所剩不多。英军7月攻入厦门、占领定海，8月进入天津百河口。随后清廷同意进行谈判，英舰返回广东。1841年秋战事再起，英军相继占领宁波、上海[当为吴淞]、镇江，清朝的经济动脉京杭大运河因而被截断，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财赋一直就靠它北运。1842年，英军1千余人，在宁波击溃清军的2万余人的精锐大兵团，然后以2千5百人的极少数军队，在长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8月英军抵达南京，清廷这时感到与其糜兵费饷、节节败退，不如稍作让步、委曲求全；而于8月29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210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关关税应公开、明确（次年的虎门条约确定为5%），今后两国应平等交往；后来的相关附约还含有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鸦片战争后，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即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1856年，修改条约的时间到了，英、美、法三国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联系，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两国于是决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拆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1857年，法国一名传教士在广西被中国官吏杀害；这两件事让英、法找到了出兵的借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联军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攻占了广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联军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与各列强签署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百银600万两；同意各国派公使驻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转口税外，清朝不得对洋货再收取厘金；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清朝海关应招聘外国人进行管理。条约草签后，英法撤走了军队。
1859年6月，西方使节乘军舰抵天津，准备交换条约批准书，却在大沽口再起冲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并招募2500名中国苦力担任后勤支援，重新占领了天津。随后双方谈判20余日；9月16日清军逮捕联军谈判代表，会谈破裂，联军恢复进攻，满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庄。10月初联军占领北京，10月6日，联军进至圆明园，这个无比壮丽繁华的皇家园林，遭到联军的抢劫以后又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烬。
10月底，清廷与各列强签定《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对英法的赔款增加到1800万两，并割让九龙予英国。沙皇俄国这次更是满载而归：除了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利益而外，俄国又自称有调停之功，还从清朝骗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包括今日之伯力和海参崴；1864年又割取了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土地；两者合计约100万平方公里。被骗走了大片土地还满心感激。
甲午战争满清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无法抵挡装备还不如满清的日本十几万军队。
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清军统帅叶志超却丧失了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致远号在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马关条约》规定，清朝要将属国朝鲜转给日本，而且清朝还要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并赔款白银2亿两，另外日本还可驻军威海。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预，清朝再加赔3000万两将辽东赎回。但1897年辽东却入于俄国之手，7年后又为日本夺占，二战以后又为苏俄攘夺，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之后（1955年）中国才收回主权。
中国战争是陆战，喜欢搞持久战，经常是围城战术，破坏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饿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8万魏兵伐赵，赵向齐国求救，齐王答应出兵，但迟迟不发兵，等到魏军攻破赵都邯郸，双方疲惫不堪时，齐派8万大军偷袭大梁，迫使魏军撤回，于其归途中拦击，终获全胜，这就是孙膑的围魏救赵。这种包含持久战的做法必然破坏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孙膑用“减灶法”歼灭了庞涓10万大军，庞涓被杀。
公元517年4月南朝的梁国筑淮堰，长九里、高20丈、上宽45丈，军队驻扎其上；北魏军凿山洞以引水，结果不好。9月北魏军10万来攻占淮堰，但由于淮水暴涨，坝垮，10万村庄冲入大海。我们假设每个自然村最少50人，则意味着500万人淹死。
1913年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攻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坚守南京的部队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因此湖南人被杀的不计其数。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然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于是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一人，不惊一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1918年3月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部队攻入湖南平江，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强奸三日，令人发指；据同年湖南礼陵由于军阀混战造成47901户受害，死伤23459人，其中被杀的21592人。张昌宗的军队作恶多端，实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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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
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公元293年，白起大破韩国、魏国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县龙门山）仅杀掉的韩魏兵将便有足足24万；前262年白起坑赵降卒40万于长平，此役共斩首45万人，为世所诟，然白起不失名将之誉；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
嫪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20几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他以妖言惑众、诽谤朝廷的罪名活埋了读书人700余人。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死后，太子扶苏、将军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12个 公子、10个公主也被诛杀，其他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1）秦末农民战争（前209-前195年）：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而后世为霸王别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复有几人？秦末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
2）汉武帝独尊儒术，穷兵黩武，对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内虚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减半，即50%的人死亡。汉武帝的残暴几乎超过秦始皇。
3）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曹操说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原来人口的1%！“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
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16万多人了。人到哪里去了？
一是各路诸侯混战不休，相互吞并，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盖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弱者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都非通过武力解决不可。被杀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军队到老百姓正在赶会的阳城，把赶会的男子的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载上车，把砍下的头颅也挂在车辕上，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到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然后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反对董卓的曹操，曾经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他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占了几个县，把那里的居民都杀了，作到鸡犬不留。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一方斩首7万馀级，坑杀袁军八万降卒。那时是大刀长矛，常需短兵相接；杀人三千，必然会自伤八百；曹军伤亡，亦可想见。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在官渡之战后袁氏势力已经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经没有其他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的情况下，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民心的外在反映。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虽然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至于赤壁之战，曹军损折，更是数以万计。
更多的人是饿死和病死了。饿急了，人吃人，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按《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本来人口密集的关中地区，董卓造乱之始还有数十万户人家，后由于战乱，加上旱蝗灾害，没有粮食可吃，人吃人，仅仅两年，就吃的不剩多少了。
吃人的强盗将人当作牲口一样，用绳子穿过手心牵走。这种吃人行为大概已司空见惯，无人谴责，曹操手下有员将官王忠，在关中当亭长时就吃过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时，竟叫随从的小丑将荒坟中取来的死人头骨系在王忠的马鞍上取乐。曹丕读过不少书，诗文都写的好，后来当了魏国的君主，他对吃人不当一回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饥荒和战争，使得病的机会增加，而且常大面积地传播，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公元217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有过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
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当时中国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中原是逐鹿之地，南方和西南、东北地区好一些，但本来人少，剩下的为数也不多了。东吴的领域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时，才有230万人。
5）西晋时经过八王之乱后人口减少80%。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东晋内乱和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人不下100万。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鼓励鲜汉通婚。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篡北周，把年仅十岁的外孙小皇帝宇文衍杀掉后，又遍诛宇文氏皇族，共杀掉北周文帝子孙二十五家，节闵帝及明帝子孙六家，武帝子孙十二家，数千凤子龙孙，一时屠戮殆尽。隋文帝以杀人立威。他经常对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谁拣起拿走，便立斩。有人告：御史监师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便命杀之；有人劝阻，又被杀。特别是在他郁闷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罪的人往往也被处死。隋文帝造仁寿宫数以万计的死者或将死者被残忍地活埋在坑内。
文帝24年扬广发动政变杀死文帝和哥哥扬勇，霸占文帝最爱的夫人。炀帝更是擅杀大臣、屠戮臣民数万，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满足扬广的腐朽生活。
炀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欲一发不可收拾，每晚御女数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热燥，以至藏冰之家，皆获千金。
公元611年扬广第一次东征高丽时的总兵力达113.38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的夫差是兵员总数的好几倍，结果大败而回，只剩下2700残军跟皇帝回来。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惨重。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唐朝的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公元760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借平息刘展叛乱，命部下杀死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数千人，把一个繁荣的扬州城屠为死城。《旧唐书.秦彦传》描述：“江淮之间，广陵（扬州）大镇，富甲天下，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广陵之雄富扫地矣！”
9）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
黄巢实际上是一个儒生，黄巢出身于一个靠贩运私盐暴利发财的富裕家庭，殷实的家底使得黄巢自小就有条件苦读儒经以求晋身官场，却不料屡次科举均以落第告终。愤怒的儒生黄巢陡然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扔下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气腾腾的誓言。
黄巢回家做了几天私盐贩子。唐代规定只准国营企业经营盐，黄巢没有经营盐的许可证，结果他们的盐巴被查封没收了。他便散尽家产啸聚山林投身“农民革命运动”去了。黄巢变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来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后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于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
黄巢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冲天大将军”后，极端的复仇心理促使他对社会不加选择地实施破坏政策。公元878年，黄巢攻陷广州，屠杀城内各国商人12万人，摧毁一切教堂，把曾经是海外贸易中心的广州几乎一举荡平。黄巢痛恨外贸至极，大军所至，砍绝桑树，为的只是不许养蚕织丝以货外夷罢了。唐末动乱对于海外贸易的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在广州北伐前黄巢从《诗经》的“率土之滨”取了个“率土大将军”的名称。
公元880年黄巢攻陷长安，自立为帝，把唐末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盘接收。有人题诗嘲讽，查不出作者，黄巢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警卫的官兵全部处死，并搜捕全城所有会写诗的3000余无辜的儒生，全部杀掉。
黄巢将士进城时长安市民夹道欢迎，曾感动得起义军散发金银绸缎给民众；黄巢称帝后，黄巢士兵则如同明火执杖的强盗一般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殴打平民。待到官兵反攻，黄巢更把战争失利的原因归罪于长安平民，他将城中男丁杀戮殆尽，来了个“巢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式的血洗长安城。
朱温（852-912），后名朱全忠、终名朱晃，唐朝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乳名朱三，最初曾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来降唐。朱温生性凶恶，奸诈多变，可笑的是唐僖宗还给这个数易其主的叛徒赏名“朱全忠”，封为梁王。
朱温的祖父和父亲朱诚都是乡村的私塾教师，长兄为全昱，次兄为朱存。父亲早亡之后，因为家贫，兄弟三人随母亲一同投靠萧县刘崇家。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朱温没有形成软弱的性格，反而变得狡猾奸诈，再加上他和次兄朱存都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惹事生非，不肯勤于正事，所以乡亲们很讨厌他们，朱温也没少受主人的责打。但是主人刘崇的母亲却是个虔诚的信佛人，经常护着朱温，并经常说：“朱三不是一般人，应该好好对待。”佛教提倡慈悲为怀、宽容忍让的思想，老太太对待众人讨厌的朱三也是一视同仁。
朱温当初参加黄巢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在唐朝廷内朱温的官职步步高升，最后竟也做起了最高级的富贵梦：称帝。而且，一步步实施起来。
黄巢在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在黄巢败亡后，秦宗权继续反唐，但却到处骚扰残害百姓，还妄自称帝，并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朱温虽然兵少，却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东募兵壮大队伍，一面向兖州（今山东兖州）的朱瑾、郓州（近山东东平西北）的朱宣寻求支援。先后多次战胜秦宗权的骄纵部将，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斩首2万余级，秦宗权开始居于下风，并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
从25岁参加黄巢起义军，到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占榆次（今山西榆次）时47岁，朱温二十余年经营之后，羽翼丰满，野心开始膨胀，下一个目标他瞄上了皇帝宝座，为此大肆杀人。攻下长安之后，焚毁长安城，杀数百成千的臣子和宦官。
对不听话的朝臣滥杀不止，对顺从的朝臣也不放过。为早日称帝，朱温命令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人加紧谋划。柳蒋二人认为自从魏晋以来，称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着急。第一步先要封国，然后加九锡之礼（古代天子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后来权臣篡位前都要策划由皇帝先赐九锡，九种器物包括车马、衣服、弓箭等），然后再让皇帝禅让皇位。因此，在柳、蒋等人的策划下，昭宗任命朱温为相国，进封魏王，并以21道为魏国，兼有九锡之命。柳、蒋的苦心准备并没有让朱温满意，相反，他认为这是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图谋不轨，因此大怒，拒不受封，并杀掉了这两个没功劳也有点苦劳的大臣。
朱温掌握了唐昭宗之后，仍不放心，害怕昭宗再寻找机会利用李克用或者李茂贞等地方势力，再次对自己构成威胁，说不定会是杀身之祸。狡诈的朱温效法了曹操：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他密令养子朱友恭和氏叔琮等人弑杀昭宗及其所有子孙，只留下第9子为帝；但他并不想承担此历史罪名，部署好后他便领兵出洛阳讨伐异己去了。事后又回到洛阳演戏，假装不知内情。开始听到消息时他仆地大声嚎哭：“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又回洛阳到昭宗的灵前恸哭流涕，以此笼络人心，表明自己是唐朝的忠臣。
朱温借皇后之命立年仅13岁的李杵为帝，即昭宣帝。然后杀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一方面灭口，另一方面标榜自己的清白正直。第二年，朱温又大开杀戒，为称帝铺路。二月，杀昭宗的儿子李裕等共九人。六月，又杀裴枢、独孤损等异己朝臣30多人，然后将尸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边投入滔滔黄河，原因是他们常自诩为“清流”，死后要让他们和黄河水一样变成“浊流”。朱温随后将众臣几乎全部贬逐、杀害。
公元907年，唐宰相张文蔚率领百官向朱温劝进，朱温稍作“谦让”，便迫不急待地坐上了宝座，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意为如日之光。定国号为大梁，改年号为开平，建都开封。其庙号太祖，国号大梁，始称后梁。他将昭宣帝废为济阴王，迁到曹州（今山东曹县）济阴囚禁。第二年，干脆派人将其杀掉，以绝后患。
朱温称帝之前与李克用反复争夺泽州（今山西晋城）、潞州（今山西长治），因为二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入晋的门户。称帝不久，朱温即派兵再战潞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在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中又损兵折将，再次出兵时，自己所率部队竟被晋军区区几百骑兵骚扰突袭得仓惶逃窜，终致全局失利，从此他忧急成病，死前才认清形势：“我经营天下三十余年，没想到李克用之子比他父亲更为难制，我看这小子其志不小，上天又不让我长寿，我死后，诸子不是他的对手，大梁一灭，我哪有葬身之地！”
称帝后，他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同时，为保证地方行政的顺利，朱温又下令给各地将领，不论其军阶多高，部队多少，在行政事务方面一律居地方官之下，听从地方官吏管束、安排。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地方治安的稳定，使军队的作用发挥在保民上，而不是割据一地扰民乱国。朱温又吸取唐末地方将领无法节制终成大祸的教训，对手下大将严加防范，一旦有骄横的人出现，立即除掉，或杀或囚，以绝后患。
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
在诛杀敌兵时，朱温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魏博的罗绍威几次请求朱温帮他除掉难以控制的牙兵（即长期形成的节度使亲兵），朱温和罗绍威有姻亲关系，于是就趁自己女儿（即罗绍威的儿媳）病死的机会，以奔丧为掩护，先派精兵装扮成担夫，进入魏州城，然后由大部队跟进。内外夹攻，将八千牙兵全部杀死，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城里显得空空荡荡。正和梁军一起围攻沧州的魏博军闻讯反击梁军。梁军攻下魏博军的城池后，又将军民杀得一个不留，激怒了当地百姓，因为魏博军都是当地人出身。百姓纷纷抗击梁军。
其次就是乱杀战俘。朱温率军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南边击败朱瑄部，部将万余人，清理战场的时候，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弥天漫地。朱温杀性顿起，借机对众将说：“这是因为杀人不够！”于是命将士把3000战俘悉数杀死。
有一年，朱温命朱友宁攻打青州博昌县（今山东博兴），打了一个多月仍未攻克。朱温盛怒之下，命友宁驱使俘虏的十万民众背着石头木料，牵着牛驴，在城南筑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将人畜木石合在一起筑成攻城的道路，惨不忍睹，喊冤之声几十里之外就能听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温又命令屠城，尸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历来战争成名的只有将领，受害的总是百姓，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绝不仅仅是一句卖弄文采的七言诗！
对待士人，朱温也是残忍至极。有一年的六月，朱温与众多幕僚及当地游客在大柳树下乘凉。朱温望了望柳树枝，自言自语道：“这柳树正好可以做车毂。”众人都未及回应，几个书生游客顺口应道：“是啊，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斥责道：“书生们只知道顺嘴戏耍人，什么东西！车毂要用榆树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后冲着左右卫士们喊道：“还等什么？”数十名卫士亮刃向前，将答话的几个书生全部砍杀。
书生为避免朱温独语尴尬，搭讪回应，没想到撞到奸诈残忍的朱温手上，死于非命。从滥杀士人可以看出，朱温的滥杀已经走向了极端。
最后，更让朱温遗臭万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无古人。朱温未叛黄巢时，曾娶妻张惠，张惠贤惠又有智谋，在朱温称帝前不幸病故，临终前，张惠对朱温劝道：“你英武超群，别的事我都放心，但有时冤杀部下、贪恋酒色让人时常担心。所以‘戒杀远色’这四个字，千万要记住！如果你答应，那我也就放心去了。”张惠死后，朱温却放纵声色，忘了妻子临终遗言，今天爱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只要娇媚有姿色，便来者不拒。
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温兵败路上生病，回师洛阳后，住到大臣张全义家的会节园里避暑，前后十多日。张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寝，淫乱终日，毫不顾惜君臣之礼，连张全义已是半老徐娘的继妻储氏也被他召来强与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愤恨至极，持刀要与朱温拼命，被张全义死死拉住，说不要忘了昔日朱温对他全家的救命之恩。为了高官厚禄，屈辱至此，张全义的隐忍可算是到了极点。
朱温尤让人不齿的是他荒淫到了乱伦的程度。在他的儿子外出征战时，他便将儿媳召入宫中，命为侍病，实为侍寝与之乱伦。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不但不愤恨，反而毫不知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讨好朱温，以求将来继承皇位。父子这种丑闻，在历史上恐怕独一无二了。朱友文是朱温的养子，其妻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尤为喜欢。开始以侍病为名被召入宫内，最后知道实为陪枕留寝时王氏竟也不推辞，反而极力逢迎，更助长了朱温召纳其他儿媳的淫心。
朱温为满足欲望，枕席之间答应王氏将来传位给朱友文，这又引起了亲生儿子朱友圭的不满。而朱友圭的妻子张氏也常常侍奉朱温左右，为了丈夫的前途，甘心献身，随时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温的一举一动。后来，朱温病情加重，就告诉王氏，让她通知朱友文来见他，以便委托后事。友圭的妻子张氏知道后，赶紧密告友圭：“朱温已将传国宝交给王氏去找友文，我们就快完了”。催他先采取行动。朱友圭得到消息后，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卫队及其他亲信所率的部队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朱友圭的随从冯廷谔一刀刺入朱温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温的荒淫败行，终有惨死这一下场。这一年是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终年61岁。朱友圭见他已死，用破毡裹住尸首，埋在了寝殿的地下。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五代十国后汉的苏逢吉梳理狱囚，便将囚犯无论罪行轻重曲直一律杀掉；为霸占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诱仆人诬告，然后杀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视，必杀人，一次，太白星座昼见，有人仰视，便被腰斩；史氏还实行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酷刑。
南汉开国之主刘氏性极残忍，他以酷刑为乐，将人锅煮，然后暴晒、洒盐，使之肌体腐烂，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锤锯待人，使之血肉交飞，惨叫声不断。刘氏还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罚。
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灭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80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大混战，人口损失率75%。
朱元璋当过和尚，可他还俗后抛弃了佛，重用儒家，采取儒家思想，结果杀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贱，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小明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的杀者4万人，后两案有七八万人。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政权的维护完全建立在屠杀、酷刑之上。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朱皇帝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可以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朱元璋整饬贪腐最烈，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朱元璋时，户部粮款案等一个案子往往杀三四万人。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驸马欧阳伦也因倒卖茶叶而被诛，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百万人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 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被杀了，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是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定是被杀了。他一次性枉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1万4千多人。
朱棣的谋士姚广孝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873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46，充军边远地区而死的有1000多人。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朱棣又把铁铉80多岁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灭其三族，凌迟处死。兵部尚书齐秦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兄弟全体处斩。财政部副部长卓敬灭三族。教育部长陈迪全家处斩，亲属180余人廷杖后贬窜蛮荒。监察部代理部长景清磔死，家属亲朋全数处决，故乡一连数个村庄房舍一空。
右副御史练子宁，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151人，数百人贬窜蛮荒。
最高法院秘书长邹瑾家族448人处决。最高法院副院长胡闰家族217人处决。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
郑和下西洋是为追剿那些有违海禁的华人。当时聚居于苏门答腊旧港的华人最多，明成祖耗巨资遣郑和率二万余兵丁前往镇压。郑和亦不负圣望，剿灭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领陈祖义等三人回京诛杀，以儆效尤。1405年开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时28年，在海外征战数次，死伤惨重，耗费空前。刘大夏《殊域周咨录》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在一片反对声中，皇帝只得终止了如此荒谬举措。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又给自己立牌坊。永乐22年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
朱棣曾经嫌弃朱高炽的肥胖，不让御膳房给朱高炽吃饱，说是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的难受，就给他做饭，让朱棣知道后，把此人剁成肉酱。
12）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崇祯三年（1830年）于米脂起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其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
张献忠的部队不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停地淫人妻女，他靠这种手段笼络手下的士兵。他们往往将丈夫与妻子面对面缚在一起，让丈夫亲眼看着妻子被人奸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满的神情就会惨遭杀戮。或者强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们互淫完毕再一起斩首。
有时张献忠命人将被掳的孕妇衣服剥去，他与部下一边饮酒一边猜测打赌孕妇的腹中怀的到底是男还是女，然后剖开孕妇的肚子查验。他还用大锅先将人油煮沸，然后将小孩子扔进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张用刀子戳锅中小儿的肉，吃饱了之后剩下的赏给兵士下酒。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体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
张献忠还列木为台，命男女共登台上，然后在四面纵火焚烧，一时间惨叫声震地，张献忠与属下看着狂笑不已。他为了喂养战马，在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然后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使马长得十分肥壮。
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在战后凡是有姿色的妇女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了衣服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设计了一种叫做“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断绳子使这个女子坠落下来，让木竿从女子的阴部穿进来，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在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尸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几寸累，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张献忠改武昌城为天授府，在那里开科取士。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再制成军粮。
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张献忠即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将收集的的三寸小脚叠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带他最心爱的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随即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得到一个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了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数千四川学子来到青羊宫后，就被张献忠推进土坑活埋。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98万全部被杀死。每屠杀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 ”。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屠杀史。在西充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
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户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24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1659 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 14户”。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清军屠尽大同、汾州、朔州、浑源等城，清大学士佟养甲在奏章中也称“人民不存”。真教人毛骨悚然。
清人自己撰写的历史中写围攻南昌，对出城投降的不论百姓还是军人一律杀死，其泯灭天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明军王姓副将带士兵和家眷五百多人，剃头弃甲投诚，清军留下十一人活口，其余“分杀”。史书称降者少则三四十，多则数百，除部分妇子被留做奴隶，都死在清军屠刀之下。
尚可喜明朝叛将，为清军入关充当先锋，和吴三桂并列为三藩之一。尚可喜率明军火器部队叛归后金，扭转了后金和明的武器装备对比，他1650年攻陷广州后就屠杀了十二天，“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张献忠死后，他们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一带，队伍又日益壮大，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政权。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请缨出击清军，率军出全州，在桂林外围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孔有德自杀身亡。接着北进湖南，进逼长沙。李定国出师半年，拓地千里，势如破竹，清廷特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精锐部队十五万人，救援湖南。李定国采取透敌深入的策略，诈败撤离长沙，伏兵于衡阳城北，以逸待劳，与尼堪亲王决战。李定国军在激战中斩杀尼堪，大获全胜。
然而其时作为南明实权人物的孙可望，不但不配合李定国继续收复国土，还令冯双礼部偷袭李定国。李定国击败并收服冯双礼后，他与孙可望的矛盾更为激化。
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为了一官半爵之争，竟然合兵十四万进攻李定国。孙可望很快大败于李定国。孙可望只得投进了清军的怀抱，充当了清军扫平云贵的带路人。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和郑军作战，清政府甚至下达命令，要求浙闽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退数十里，以达到坚壁清野困死郑军的目的。历史记载，清军划下界限，越过者格杀勿论，导致沿海经济遭受重创，难民数以十万计。更恐怖的是，有的民众因追赶过线的家畜而被杀。一位清军官佐整日巡回线上，每天都杀数人。在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政策下，郑军确实很难继续维持厦门一带的据点，只好反身收复台湾，开拓根据地。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时期。清朝中期以后，白莲教等宗教组织、会党盛行，统治者加强镇压。一次，仅武昌府就捕了无辜达数千人之多；在荆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时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终激起白莲教大起义。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损失了1亿1千万。
14）洪秀全蹂躏江南半壁，对于敢于反抗的城池，则屠戮净尽。全州城破，“牛刀”初试，一城百姓片甲不存……太平天国的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多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李鸿章答应赦免太平军苏州降军，甚至封官许愿，请了洋枪队首领戈登做保证人，结果将降人全部屠杀。戈登为此大怒，要和李鸿章决斗，并拒绝了清廷一万两白银的赏赐。这个被我们丑化的外国侵略者，还颇有正义感，反倒是李鸿章等干出了令人恶心的罪行。太平军的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后被杀，可见满清之恶习不改。
杀降不祥，必有报应。清虽然并未早亡，但向来有说法称清室后来子嗣凋零，就是祖先杀戮太重，有损阴德。自同治起，连续三代断子绝孙，也算中国历史上的异例。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死亡人口1679万，约占战前全省总人口37.6%；浙江省死亡人口1630万，占战前总人口的52%；江西人口损失1172万，占战前总人口的48.3%；湖北死于战乱者达500万，约占22.5%；湖南死亡大约200万，占占前全省人口数的9.2%。
从1856年至1872年，战争与鼠疫共同造成云南大约27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在西北回民战争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灾中，陕西全省大约有710万人口死于屠杀和饥馑，约占战前人口的52%.甘肃的情况更为严重，战争中死亡人口多达1240万，占战前全省人口总数的71.4%。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覆亡的2132年间，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皇帝280多个，平均七年半即有一个皇帝诞生。改朝换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杀，即便是同一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难免伤及无辜。中国人杀戮中国人，中国人谋算中国人，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专制中国人，直到中国人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外寇乘虚而入、横扫中原。
在过去的2700年间，中国人自专自制下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都是当政者喜好黄老之说、遵行无为之治。于是民间有一种说法：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有人统计，占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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