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哥”的出典

“海上闻人”虞洽卿

黄振世

虞洽卿即虞和德，宁波人习惯上昵称为“阿德哥”，是旧时上海租界上的一个所谓“闻人”。 上海有两条马路曾用宁波人的名字命名， 一是法租界的一条小马路——朱葆三路(朱是定海人，当时定海属宁波)；一是公共租界中的虞洽卿路。虞治卿路原为西藏路，南尽爱多亚路，贯通租界时的“第二特区”。南端临苏州河桥，中段跨连南京路、静安寺路，是上海全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宁波旅沪同乡会和跑马厅位列两侧。把这样一条马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可见虞在上海地位之突出。实际上这标志着宁波人在上海的地位，非仅为虞洽卿个人树名而已。

我虽与虞洽卿相差一段年纪，属于后辈，但在“孤岛”沉沦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因机缘遇合，厕身沪滨，并为渔业问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阿德哥”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也有所目见。平时也曾就报章杂志所刊材料，选其资料确实或较为可信者加以札录。我认为在虞洽卿的历史中，反映了旧中国买办人物的如何兴起，帝国主义如何横行，下层群众如何团结一致和爱国爱乡，民族资本家如何在坎坷道路上得以发展……总之，是多方面的能反映近代历史的真实资料。爰就个人所知，据实以记。这里得先声明，我既无文化，也不懂政治，较熟识的是行帮会门，较接触的是生意门槛，三句不离本行，所叙述的也只能限于这些范围。因此，这些材料只是反映虞洽卿其人其事的一个方面，仅供分析研究之用。错误或不到之处，还请熟知者加以指正。

虞洽卿的出身

虞洽卿是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今属慈溪县)人。龙山位于“三北”（镇北、慈北、姚北）。因镇海属宁波，故虞洽卿成名后，上海人常称“宁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

虞洽卿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五月十八日。小时家境贫困。父名万丰，其职业已不清楚了，有的说是在乡间开小店的，有的说是做裁缝的，也有的说曾去江苏做过信差。大致上是一个乡间的小手工业者。虞万丰有兄弟三人，万丰居幼，因贫穷成年后无力成家。后来经人做媒，娶了范市一个姓方的妇女为妻。方氏过门后，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虞洽卿的父亲在他6岁时就死了，靠母亲勤劳纺织维持一家生计。虞洽卿读了三四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海涂拾蛤蜊、泥螺等补助家用。虞母为人勤劳厚道，颇明事理。据说，当时龙山有个叫虞润富的，在乡间建造了一所大屋，引起乡人羡慕。虞母对年幼的儿子说：“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他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照“八·一三”事变前物价计算，他用于龙山一带的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当时的全部财产。这虽表现出宁波人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但天性与母教，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母亲于民国19年(1930年)去世，虞洽卿为其母出殡治丧，大摆阔气，曾轰动一时。

关于“赤脚财神”的传说

虞洽卿到上海去学生意后，由学徒而升至跑街，以后又进洋行做买办，可说是风云际会，一帆风顺。当年上海盛传着一个与他发迹有关的“赤脚财神”故事。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虞洽卿15岁，为谋生计，由其母托同族的虞鹏九带到上海去做学徒。同时到上海去学生意的有两人，一个进南市大王庙某钱庄，虞洽卿进望平街茅家弄瑞康颜料号。据说原定是虞洽卿进钱庄去的。那天虞鹏九先带他们到瑞康，适逢天雨，虞洽卿舍不得穿母亲给他的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拿在手里，赤脚进店。一进门，由于地上泞滑，且乡下孩子初到大码头，不免心慌意乱，脚一滑，跌了一跤，手脚朝天，活像“元宝”。瑞康老板奚润如见了，连忙起身把他搀起来，仔细打量着这个乡下孩子，竟要了他做瑞康的学徒。

原来，奚老板在头夜做了一个梦，见有一位“亦脚财神”进门。那位财神爷，长面阔嘴，和虞洽卿相象。而虞洽卿进门就跌跤，手脚朝天，又像“活元宝”。“活元宝”滚进门，做生意的人岂不高兴。他以为虞洽卿便是应梦的人，问明虞鹏九后，不让虞洽卿去钱庄，把他留下了。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巧合，是迷信思想与心理作用关系。但恰恰由于这种关系，使奚老板对虞洽卿另眼看待。瑞康是一家小店，只有两个伙计，虞洽卿进去后，因为人生得长大，样子还摆得出，除做学徒应做的例行杂务外，也叫他跟同伙友出外去当跑街。在虞洽卿进店这一年，瑞康桩桩生意称心如意，竟赚了两万多两银子，为资本额800两银子的25倍。全店皆大欢喜，就都说虞洽卿真是“赤脚财神”。当年年终给学徒发“鞋袜钱”，按例是全年12元，奚老板钟意虞洽卿，特别增加，发给他40元之多。

“赤脚财神”的故事，当虞洽卿在世时，别人谈起此事，他绝不否认。

瑞康颜料号自虞洽卿进店之后大赚钞票，虞洽卿也因天资聪颖、办事灵活而得到老板信任，这样就使他在同业中渐渐出名了。到第二年，就有一家舒三泰颜料号来挖他去做跑街。瑞康老板奚润如不放，经几度磋商，除了答应提高待遇以外，还让了瑞康的两股股份给虞，把他拉住。虞洽卿事事用心，白天做店务，晚上进夜校学英文，数年后居然可同外人会话。虞洽卿年纪虽轻，但他看货的识别力极强，善于决断。一次，他到一家洋行看货，见有一批听装颜料，因颜料箱于船运途中被海浪泼湿发锈，洋行准备交公证行鲁伊斯马拍卖。虞洽卿仔细察看后，认定听装外表虽锈，不影响颜料质量，建议由瑞康独家买进，使该店大大的发了一笔财。

虞洽卿在瑞康工作数年，在颜料行业中已崭露头角，收入也逐渐丰裕起来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经营颜料进口业务为主的德商鲁麟洋行，请他去担任跑楼(等于副买办)，虞做得颇有成绩，不久就提升为买办，虞除领取高薪外，还可在进口方面取佣金10%，出口方面取佣金20%。他在鲁麟洋行任买办几年，有了积累，自己也兼做房地产、进出口生意。光绪二十二年(1896)，花400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了一个“道台”虚衔，不久买进闸北升顺里全部房产，俨然立身于官绅之间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不久又转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荷兰银行在华有纸币发行权，虞任买办后，工作卖力，使该行获得巨额利润；虞也利用该行名义，以远期本票换取现金，调剂头寸，自己创设道惠银号，后来又发起组织四明银行。他以后办航运事业，一度负债累累，全赖荷兰银行与四明银行为之周转。

四明公所事件中脱颖而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发生了法公董局强占四明公所拆毁冢地围场事件，激起了在沪甬人的公愤。四明公所乃是宁波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其所设之殡馆及义冢地，专供在外乡人死亡后寄柩及暂厝等，宁波人对这地方都有深厚感情。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法公董局曾提出要租借基地建筑学校、医院，被公所全体董事坚拒。同治十二年(1873)冬，法公董局竟强占公所基地辟筑马路，在沪甬人全力抗争交涉，至次年三月间，酿成法军逞凶开枪，打死旅沪甬人7人，一时众怒难平，群起捣毁了法、意、挪威等外人住宅数所。后经清廷官吏交涉，法方自知理亏，经订立协议，承认四明公所永归宁波董事经管；凡公所范围内山地永不得筑路、开沟、造房、种植，有损殡葬等，此一纠纷本已经双方协议解决。讵20年后死灰复燃，法方又图强占冢地，消息传开，宁波人开设之商店首先罢市，后来凡替法籍侨民及法国在沪各公私机关里服务的全体甬人，均罢工以示抗议，最后扩大到为其他各国外人服务的甬籍职工也全体响应罢工。当时在外国人家里当奶妈、大司务的雇工，宁波人几占十分之七八。他们为维护四明公所加入罢工行列，直接影响到外国人的生活问题，这才迫使各国外人出面与法方交涉，法人最后只好撤兵了事。此事自发难至解决，历时长达半载，在沪宁波同乡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组织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洗衣业领袖沈洪赉，向法租界当局交涉谈判的有严筱舫(信厚)、叶澄衷(成忠)诸人。虞洽卿当时已31岁，因他能直接和外人会话，也参加交涉。虞洽卿正当盛年，血气方刚，加上他胆魄大，有毅力，虽不是主要谈判者，但在内部运筹策划，为沈洪赉出主意，效奔走，颇为得力。他认为坚持罢市、罢工是最好手段，对沈洪赉说：“只须工商两界做我后盾，不怕法国人蛮横到底。”后来他谈到斗争成功的原因时说：“同乡会多衣冠中人，诸事难办(指有些人半途泄气)；四明公所皆短打朋友，忠厚多义(指斗争性坚强)。”又说：“这不是运气，乃是民气压倒洋气。”事后，沈洪赉受到群众拥护，被推为四明公所经理。虞洽卿从此也在社会活动中脱颖而出，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中得到了一定声誉。

“大闹公堂”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发生了一次“大闹公堂”事件。

是年正月，有粤籍官眷黎黄氏自四川广东原籍，乘长江轮船途经上海。粤人习俗，蓄婢成风，婢愈多愈显主人之煊赫。黎黄氏身边带了十多个婢女，乃被捕房探目怀疑为贩卖人口，将黎黄氏扣押，解会审公堂审问。承审官为副会审官金巩伯，陪审官为英副领事德为门。金巩伯明瞭粤人蓄婢风尚，审问后判令将黎黄氏暂寄女押所再作调查，而德为门却怀疑金巩伯包庇，硬要送女牢囚禁。两人在庭上争执起来。金巩伯行使职权，命令英籍值庭捕头依判将黎黄氏送往女押所，英籍捕头不但不听命令，竟将公堂大门闩上，高声训斥金巩伯，甚至举手殴打，引起旁听席上华人公愤，群起卫护金巩伯，殴打捕头。消息传开，激起连锁反应。市民中平时受尽租界捕头欺凌压迫过的人，起而响应，立时发展到全沪罢市，以示抗议。到处发生群众围打巡捕的风潮，有一巡捕房还被群众放火烧掉，闹得巡捕不敢出来值勤，全体罢岗。英租界当局竟下令拘捕市民，一时被捕者达五六百人，秩序空前混乱。上海道台袁海观和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迭次交涉毫无结果。时适清廷派载泽、端方、戴宏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道经上海，深恐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与苏松太道袁海观磋商后，选定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为代表，同往工部局调停。无奈英人蛮不讲理，调停毫无结果。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三人奔走了几趟，感到无法解决，不愿再进行了，只剩下虞洽卿一人照常奔走活动，每晚邀集各业领袖筹商对策，不时对工部局当局陈说利害，清廷又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周馥到沪查办此案，经虞洽卿奔走于官商之间，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商定善后办法，工部局向中国官方道歉，撤办殴辱华官捕头，黎黄氏及因罢市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开市复岗同时举行。条件商定后，由苏松太道袁海观、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劝令各商店开市。经过这一事件，虞洽卿在上海的声望又大为提高。

组织商团

在黎黄氏事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巡捕罢岗，由“万国商团”代替维持租界治安。“万国商团”团员都是各国洋行的外籍职员，值勤时因与华人言语不通，常起纠纷。虞洽卿等认为有组织“华人商团”之必要，乃与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等，发起组织华商体操会(即上海义勇队中华队之前身)。华商体操会由各商店和洋行、海关中的青壮年职员报名志愿参加，会所设南京路高阳里四号，邀请各业领袖任会董，以筹集经费。操场设于闸北华兴坊华安坊原址。起初，报名参加者很少，后来看到要穿黄布做的操衣操帽(制服)，大家都不高兴了。虞洽卿以会长的身份与胡寄梅、袁恒之首先穿着黄色操衣往来热闹市街之间，其他会员才不嫌制服难看，大家也都穿上，每月参加操练。初期招收240人，一年后增加到500人，操练成绩颇佳。虞乃以会长名义向英租界工部局申请于“万国商团”中设“中华队”一队，队员由华商体操会中挑选组成。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七日，虞洽卿率中华队队员83人，到南京路市政厅签订入团公约，分编为步兵四小队，骑兵一小队和军乐一小队。虞向工部局申请编队时，英人歧视中华队，规定：(一)队长要由英人担任；（二）中华队只准操演时发枪，操毕交还，不得携带回家，而“万国商团”其它国家的队员并无此项限制。对于英人这一无理规定，中华队员大为不满，虞洽卿力劝暂时忍耐，以后慢慢交涉。如此过了五、六年，工部局才同意中华队员准许携带枪支回家，而队长一职，仍由英人担任。直到民国10年(1921)，因英籍队长回国，才由副队长徐通浩升任上尉代理队长。民国16年(1927)，徐通浩调任团本部少校顾问，由陈时侠继任队长，到太平洋战争时商团被日军解散为止。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无数次内战中，商团都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布岗。

商团中华队成立后，各地区的绅董，如南市的李平书、姚慕莲、毛志坚，闸北的王炳彦，浦东的许宝铭，吴淞的唐某等人，先后发起组织保卫团，辛亥革命时，南市保卫团对光复上海起过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策动响应。虞洽卿与陈其美相识，陈以缺乏经费，求助于虞，虞手头现金无多，倾囊相助八千元。上海光复后，虞复受陈其美之托，到苏州游说巡抚程德全易帜起义，程推说无钱发饷，易帜后难以维系军心。虞愿以独力筹饷以应。程德全索款100万元。时有南洋劝业会垫款36万元归还，虞洽卿再向商界借款64万，凑足百万交程，程始易帜起义。接着，虞又到南京劝两江总督张人骏反正，张人骏不敢响应，陈其美联合浙军朱瑞、苏军程德全力攻南京，虞向外人采办枪械接济，亲自押运弹药至天堡城下。其实他运去的那些木箱中，有的并非军火，而是食品，但鼓舞了士气。事后他对人说，这就是兵家所谓的“虚虚实实”之计。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顾问、外交次长、北段民政长等职。袁世凯当总统后，虞洽卿曾一度表示支持。民国2年（1913)7月，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虞电阻浙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当时有人把一枚炸弹伪装于水果篮内送到他家，给予严厉警告。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虞才转向资助陈其美、居正等人的反袁活动。

举办南洋劝业会

虞洽卿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考察商务。他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强盛，认为源于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深感中国必须振兴实业，乃萌致力于实业之志。回来后，积极参加四明银行的筹备工作，1909年又倡议筹设宁绍商轮公司。四明银行开业后，因发行纸币受外商银行倾轧，曾于1908年一度发生挤兑风潮，虞洽卿等人号召宁波同乡及商界各业全力支持，始得渡过险境。宁绍公司也受到太古轮船公司等以降低票价相倾轧，几乎难于维持，后由宁绍同乡组织“船票维持会”相补贴，才迫使太古等公司屈服，统一了票价。

宣统元年(1909)，虞洽卿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举办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南洋劝业会”，陈列全国各省的土特产、工业、手工业制品，“以资提倡实业，联络观摩”，得到端方的赞同，奏准清政府拨款官商合办。端方任会长，虞任副会长。次年四月在南京鼓楼开幕，会期三个月，观众达20多万人次。但以后因接替端方的张人骏官僚气十足，遇事诸多掣肘，致使劝业会期满即告停办。但虞的思想已发生巨大变化，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了。”

虞洽卿于举办南洋劝业会后，曾筹组南洋劝业银行(官商合办)，其性质类似后来的交通银行。内定虞洽卿为总裁，总行设北京，在上海等处设立分行。但筹备不久，即发生辛亥革命，遂告停办。

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

民国10年(1921)，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所址在四川路爱多亚路转角，以证券、花纱、棉布、标金等为交易物品，内设许多经纪人号子，代客进行交易，蒋介石当年也在其中混过。成立时组织理监事会，虞洽卿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是经纪人。

国民党人筹设这个交易所，原望以营业所得，支付东南一带活动经费。后来这些经纪人自己下手从事投机交易，民国12年(1923)信托交易所倒垮，接着物品交易所的国民党经纪人，也因投机失败，背了240万元债务，只得放弃上海这个金融据点，到广东去从事党政工作。蒋介石得虞洽卿之助，逃过债户的追逼，也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蒋后来率领北伐军到上海，由于虞洽卿的牵线，经济上得到江浙财阀的大力支助。

虞在北伐胜利以前，在政治上是倾向皖系军阀段祺瑞。民国14年(1925)2月，段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市区督办，虞为会办。4月，他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来递补为副会长。

当他应邀去京出席善后会议期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奉命以淞沪会办及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返沪交涉，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他到上海时全市已罢市两天，竟无视群众高涨的反帝情绪，贸然上街去劝说开业，遭到商店职工的严拒，连衣服也被撕破。 6月5日，全市成立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的指挥机构——工商学联合会，总商会竟不参加。7日有人向他家投放炸弹警告，才使他大为震骇，立即改变态度，在总商会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北洋政府派曾宗鉴(镕甫)及外交次长蒋廷干等南下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交涉条件十七条，后经总商会改为十三条，大大降低了要求。而交涉结果，连总商会所提十三条也没有完全达到。因此，群众对总商会颇多责难。当孙传芳势力控制上海时期，虞一度受到压抑，其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为亲孙传芳之傅筱庵所夺。

“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为缓和华人反感，允许在工部局加入华董3人，后增至5人。第一届当选华董为贝淞生、袁履登、赵晋卿，次年贝、赵因有外埠职务，不能应选，推选徐新六、虞洽卿为华董。民国15年(1926)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

一般看法，“五卅”是虞洽卿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他还比较倾向于群众方面，以后则偏向于国民党政府意旨。以前对帝国主义多少还有一些抗争，以后倾向于妥协投降。这也是他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所导致。

“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工人斗争情绪高涨，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曾推派虞洽卿和钱新之到南昌去见蒋介石。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和钱新之都在内。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商界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们于4月25日再拿出300万元。后来蒋介石政府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这两次公债多由上海资本家阶级认购。

在所谓“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被列为“五功臣”。

主要事业——航运

虞洽卿任荷兰银行买办职务最长。民国17年(1928)2月，上海荷兰银行特为他举行任“华经理”25周年的纪念典礼和宴会，赠以荷兰国王宫220年之自鸣钟一座等名贵礼品，荷兰政府并颁赠勋章，极力笼络。虞的买办头衔到1941年结束，实际上从1924年起，即由儿子虞顺恩代理了。

他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个人或合伙办了一些事业，主要事业是在航运方面。当他于1909年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以后，便对航运极感兴趣。宁绍轮船公司是合股的，他只担任总经理名义，上有董事会及董事长，不能完全由自己意志行事。后来他与宁绍董事会闹翻，不做总经理了，乃自己专心致志办三北轮船公司。三北公司成立于民国3年(1914)。最初动机是想为故乡三北发展交通事业，使棉花出口得免转口税(免纳转口税，乡民可年得利益60余万元)，三北轮船公司即设于龙山。这地方是泥涂，容易涨淤，不利于停泊船只。虞洽卿为了遵照母命要为家乡做点实惠之事，不惜化费重金，筑起一条2华里长的海塘，建立码头，同时还造了一条小铁路通龙山。据说虞洽卿为建造三北公司码头，先后耗资达200万，而功效则不是很理想。故当时乡间有民谣说“洽卿老板大糊相(宁波俗话，指不会打算)，钞票会丢海中央”。这个轮埠的废址今仍在。

三北公司初以慈北、镇北、姚北三艘小轮行驶宁波、镇海、余姚航线，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才参加沪甬航线。该公司在民国7年(1918年)时，只有20万资本，其后增资到100万元。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这时，三北公司就已不仅是浙东一隅的小轮船公司，而一跃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了。时值欧战，船少货多，水脚猛涨，赢利颇多。虞洽卿以为航运事业大有可为，乃尽变其升顺里等之不动产，再为三北添资百万，续购江轮五六艘，发展沿海及长江上游航线。讵料欧战结束，外商轮船卷土重来，竞争剧烈，三北公司处境由顺转逆，亏折达数百万元。虞洽卿负债累累，几乎天天过年卅夜。有人劝他把轮船全部出售给外商，他毫不动摇，虽然一方面欠债，一方面还是尽量买进旧船。原来这是他抵债的一个诀窍。每一只旧船买价约在5至10万左右，买进后经过修理，油漆粉刷后，就可向四明银行做押款15万或20万，再去买进旧船。如此循环不息地增加船只，三北的名气是大了，其债务自然也高得惊人。单是四明银行，最高时曾达300万元。三北公司开出的一张支票，不知要退多少次才能兑现。银行为顾全虞洽卿面子，退票理由上写着“请与出票人接洽”。他的信用虽一落千丈，但因在社会上有地位，仍能支撑不倒。1927年后，蒋介石允许他发行三北公司债券，帮助他维持下去。

到抗战前夕，三北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达9.1万多吨，居民营轮船公司的首位。抗战初期，三北公司景况依然不佳。1938年时，为债务所逼，险些宣告破产。他的9万吨船队中约3万吨轮船为国民党政府征用，在江阴附近堵江。大轮船如明兴、长兴、瑞泰等20余艘共约2万吨，因吃水深不能驶入川江，都停泊在宜昌附近。留在上海的四万吨船只也因战局动乱一时无法开展活动。正是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却意想不到忽然“柳暗花明”，这支残破船队竟交上好运了。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和封锁交通，以及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的民食问题日趋严重。虞洽卿认识一个意大利商人泰来那齐，因意大利是轴心国，挂意大利国旗的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上海港，虞灵机一动，就利用在上海的船队，与泰来那齐合伙组织“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另外两万吨船是抗战前向挪威华伦洋行订购的，抗战开始时船款还未付清。1938年，虞洽卿靠英国汇丰银行的借款付清了华伦洋行的船款，并以“华伦洋行代理”的名义，让这两万吨船挂挪威、巴拿马国旗。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挂这两国国旗的船只，进出日占区的港口还较方便。这两万吨船共8艘，其中四艘租给外商收取租费，两艘小船不能走远洋，还有两艘4000多吨的大船也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由于运米，使三北公司垂危的局面立即扭转，而且大赚其钱。

我与虞治卿的接触

我和阿德哥因都是宁波人，在同乡会以及其他场合，常有接触。特别使我留有印象的是他两次演“打渔杀家”的事。

1933年秋末冬初，实业部委派范质龙来当上海渔业管理局局长，由戴雍唐建议，借“建设渔业”为名，要各鱼行于客货中附征渔业建设费2%。按当时十来年中的营业额估计，冰鲜每年4000万元，河鲜每年2000万元，两共6000万元，如抽2%，一年可收120万元。这样，本来是清水衙门的渔业管理局，就有油水可捞了。范质龙以有利可图，积极布置进行。但好事多磨，为了聘请冰鲜行方面头面人物做高等顾问一事，闹起矛盾来，一些人去向蒉延芳哭诉。蒉是开设6家鱼行的大老板。他们对蒉陈说了利害关系，说征收建设费后，鱼商、渔民、各地桶头、北方咸干都不肯向上海来货了。货源断绝，鱼行就得关门。蒉延芳一听有道理，这明明是变相收渔税，就到三北公司找虞洽卿，请虞帮忙制止。虞洽卿听了他的诉说，对他说：“阿蒉，阿拉来唱‘打渔杀家’好口伐！侬去开好房间，我派胡甸荪来当秘书，要反对必须闹得大。 叫鱼行先弄几千元钱做经费，到各报发消息，登启事。”于是，他们在老惠中旅馆开好大房间，作为进行反对工作的基地。发公函北向大连、牛庄、天津、烟台、青岛，南向舟山、沈家门、岱山、衢山、石浦、温州、福建等地同业呼吁，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从1933年冬闹到1934年秋，未得解决。因为我也是鱼行业，是该业“敦和公所”总干事，与双方关系都好，大家要我从中调停。经过奔走，同意互相让步，减半收费(值百抽一)。几个头脑人物如杜月笙、虞洽卿、俞佐庭、方椒伯、林康侯及河鲜业、冰鲜业负责人，以及实业部参事余凯湛、渔业公司司长侯潮海，都参加了国际饭店宴会，签订了协议。

不料，开征建设费仅仅三天，实业部突来指令停收，大家莫名其妙。一个月后，杜月笙约我去，给我一张实业部决定在定海岛(即复兴岛)建造鱼市场的图纸，说要各鱼行投资参加为股东，给予经纪人权利。这事在行中传达后，引起反对，于是又请虞洽卿出头重演“打渔杀家”。实业部拉牢杜月笙，鱼行业捧住虞洽卿，双方又争持不下。后来陈公博辞了实业部长职务，吴鼎昌上台，第一炮就是想使上海鱼市场开业，把权力完全放给杜月笙。杜不能完全控制鱼行，事情棘手。后经一些人折冲，从解决接送鱼贩和鱼行职工运输问题着手，照顾了各鱼行的优先权利，才达成协议，使所谓官商合办的实业部上海鱼市场，于1936年5月12日开业。

旧事重提，主要是想借以说明虞洽卿的为人及其在上海的潜势力。他这人遇事喜欢插手，不怕麻烦。他和杜月笙，都属上海“闻人”，平时点头哈腰，关系很好，但遇到利益相争，也不顾情面。两次“打渔杀家”，虞洽卿立足于鱼行，较得人心。这或许就是他在上海滩上所以成功的秘诀。他对社会关系极为重视，如杜月笙办“进祠堂”，场面很大，请虞担任总理(宁波人叫总管)，我对他说：“洽老，你为他当总管，太降格了!”他从容回答：“小娃(我年纪青，故虞叫为小娃)晓得啥东西！依晓得口伐，文武百官青红帮，世界伟人翻戏党啦!”一席话，说明了他的社会经验。

晚年在内地

虞洽卿在上海贩运食米，虽然使三北公司起死回生，但个人声名，却一落千丈，群众骂之为“米蛀虫”。有一个唱独脚戏的筱快乐，在电台上编了唱词大骂特骂。另一方面，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等，对他胁迫敲诈，想叫他出来替汪伪做事。虞犹豫不决。后来其婿江一平从重庆接连来电催他去渝，说不走会有危险。他还要遮盖面子，叫江一平请蒋介石打电报邀他去重庆，才于1941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一文注为八月)离开上海绕道进入内地。

虞洽卿到了重庆后，自然仍忘不了做生意。他同王晓籁合作，在重庆办了一个“三民运输公司”，资本20万元，经营陆路的抢购抢运业务，赚了很多钱。后来又在滇缅路上大做生意，设立“三北运输公司”，从仰光贩运国内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出售，也获暴利。老头儿精神极好，不辞奔走劳苦，事必躬亲。

虞洽卿因患淋巴腺炎，于1945年4月26日下午3时50分，病逝于重庆，终年79岁。

(范学文 整理)

作者：
黄振世，鄞县人。旧时上海鱼行业领袖，曾任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等职。他是帮会中人物，身跨“清”、“洪”两帮，他所组织的“振社”，与黄金荣的“忠信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已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