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我的这两年

2008年5月22日，一篇题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文章现身天涯博客，其作者，便是范美忠。

随后的一周里，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高达14万余次。一夜之间，范美忠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学教师，变成全国热议的公众人物。他还得到了网友们的亲切冠名：“范跑跑”，成为ABB式词新闻（其他如楼脆脆、躲猫猫等）的开山祖师。

贬他的说他无耻至极，褒他的认为他无所畏惧，很多人直接称他是“真小人”，也不知道算是褒还是贬。

时过境迁，今天的范美忠已经远离了公众的视野。2010年5月23日，我们来到了范美忠的家门口。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范跑跑有怎样的反思？今天的范美忠和昨天的范跑跑又有什么不同？

范美忠亲自打开了门，他来了。
　　　　

没有多少人够资格和我谈道德
　　　　
Q：两年前的这几天，正是您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当时怎么考虑要写那篇文章的呢？
　　　　
范：今天是5月23日，对，我的文章是5月22日发的。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要说我的考虑的话，涉及到我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写这篇文章本身是有很多我的看法在里面的。我当时可能有三种看法，但后来被诠释出很多东西。

我原来做过媒体，我在《广州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还做过教育杂志。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开会，学生演讲老师讲话啊就装的不行，我历来反感这个。

后来我做教育，当老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官场也好，还是我在课堂上教书也好，包括教材也好，整个的教育理念充满了太多的虚假的东西。

比如说小学生、少先队员就让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是很扯淡的。而且我们整个学校培养学生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看来，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国家民族。如果把国家民族作为目标的话，国家民族又是为的什么呢？

国家民族其实并非终极目的，他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国家民族。一定程度上搞爱国主义教育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这是很变态的。
　　　　
Q：国家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范：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我教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太多了。袁腾飞算什么？我在十几年前讲的比他过分多了，只不过没有人把我上课的东西向网上传而已，所以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但是在学校还是引起了很大风波。所以，我对社会的不自由和虚假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后来我做媒体，我认为媒体不应该整天宣传牺牲、感动、泪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你们新闻系可能讲反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但新闻本身的职能是反映事实真相、监督政府，尤其是反映事实真相，不是成天宣传什么牺牲与感动，也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5.12之后，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房屋的建筑质量、防震救灾准备不足、灾害意识的不足，但在地震的时候哪儿都是“英雄”。英雄的比例是很小的，而且宣传出来的英雄，里面可能存在造假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想更好的话，首先要回归真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你真实地面对它，你才可能解决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以前我学历史，我有很强的耻辱感。别人骂我无耻什么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十几年前就为这个民族感到羞耻。这种羞耻对我的内心挫伤很大。长久以来，我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等方面、总的来讲很少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中学书上的数理化全是老外搞出来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未为世界贡献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羞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水平不如美国和日本。这个是很糟糕的。（指着书架）这一排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是我不想看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写的都没什么好的。中国有谁能写出像康德那样深邃的思想，让我读起来很困难的书？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让我很受伤害。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至少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
　　　　
Q：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
　　　　
范：对，是个野蛮的国家。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苏联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人家的科技、军事可以搞得那么先进，而且即使在苏联时期，文学艺术也很厉害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很厉害的。甚至包括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这些人也是很厉害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艺术电影能达到这种高度。（中国）十几亿人口，我感觉真是一群废物。

第三看法，中国的历史让我很难接受。我觉得我和鲁迅有很相似的感觉，他不能接受中国有文明以来的历史。四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个民族怎么这么多灾难？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死亡？

鸦片战争以后本来想西方学开放，搞了百数十年，最后又回到了极度地封闭、极度地排外、极度地抗拒现代文明。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我跟很多人说过，每个人都不是道德的尺度。但如果一定要如那些指责我的人一般也以我自己为尺度，那么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

你们跟我说：教师职业是神圣的。我说：不，教师不是神圣的，但宣誓一定是神圣的。你认为宣誓都不神圣，你就没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什么都可以当儿戏，那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是神圣的？

这样，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当然，如果他们不以自己的道德观为标准来谩骂我，我自然也不会轻易去指责他人。说说而已！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喜欢苛求他人！

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当然也包括戳穿新闻媒体的虚假。地震的那一瞬间是千奇百怪的，很多人就是房子没垮，自己跳楼摔死了嘛！这些媒体都应该反映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四川的厅长，地震时候拿着垃圾桶盖在脑袋上，也有啊！不是看到的一片泪流满面、一片感动。这就是不真实。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

我是学历史的，特别求实，不会乱说。我没有见过汉旺救灾，我说我自己可以吧？我用我自己来表明，当时没那么多英雄。

我觉得很多人在宣传谭千秋，当时感觉似乎总是对我有一种暗示：你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时刻，应该为学生牺牲。我感觉到这样的宣传给我一种暗示。

比如说，一个歹徒提着刀砍学生来了，我必须上去和持刀歹徒搏斗，哪怕以生命为代价。如果一个歹徒拿着冲锋枪进来了，我必须堵着枪眼。

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我没这个义务。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警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后来我到长沙电视台，和很牛的一个主持人辩论，他说他觉得老师有这个义务。我当时反驳他，说了两点。第一，我觉得老师不神圣，倒是你们主持人、记者很神圣，应该为中国争取新闻自由而献身。
　　　　
Q：这段被掐了吧？
　　　　
范：肯定。第二，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有这个义务，那我认为你很残忍。你们既然让我负担这个义务，给我佩枪噻！冲锋枪来了，我他妈的提着一个板凳跟冲锋枪对抗啊？而且我认为你们有一种嗜血的冲动，一听见死了人就兴奋不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把这作为教师普遍职业道德的一种暗示，好像我应该有在地震时用身子扛住钢筋水泥的义务。有人说，你的学生好在没死。我说死了又怎样呢？难道是我造成的？

假设我在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或北川中学活下来了，我就有罪？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在塑造一种教师道德标准。我当时跑是一种本能，怎么可能有意识的选择呢？但我在叙述里面包含一个说法——我也有生命权。我说的“母亲”那段话的意思是：任何人和我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除非我负有特殊责任，而教师对学生是不负有牺牲生命责任的。我不是警察、军队。即使是警察、军队，救灾也不是以生命代价的——余震来了赶紧撤。不是警察的命不值钱，他们的命就该牺牲。这是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野蛮的表现，不重视生命的表现。那段话的意思是：我和我母亲的生命是平等的，如果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

我认为，政府和媒体对教师牺牲的宣传也在里面。死了那么多学生，民间义愤很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操控媒体，塑造教师英雄。“其实教育战线表现的不错。你看，那么多的老师英勇牺牲”，就这样树立教育这个行业的良好形象，以掩盖学校房子垮塌的事实。“你看，我们这里很好啊！”我认为，似乎教师在为政府部门的失职买单。

我说我不牺牲，就暗含这么一句话：咱不为你买单。房子垮了是你们的责任，这不是我修的，我不为你买单。这种暗含的话要靠别人去解读，后来我又从中解读出很多。
　　　　
彻底颠覆中国的伦理
　　　　

Q:您当时写文章时，有没有想到可能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
　　　　
范：这个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牺牲，这种谩骂攻击是我很瞧不起的，根本不可能对我构成伤害。如果你们真正强大、真的有道理，就不需要这么气势汹汹。我读了这么多书，很有理性的人，你只要心平气和的给我讲道理，有道理了我就接受。

我当时写出来的文章，发到了博客，还发到了我长期的两个论坛，一个教育论坛，一个天涯。发的时候我估计论坛里会有人骂一骂。
　　　　
Q：写文章的时候就想到了会有人骂？
　　　　
范：当时我想以这种叙事的方式引起争论，我认为中国的伦理观是有很多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政治伦理观是隐藏很多陷阱的。其实我这篇文章有很尖锐的一个意图：我想引起讨论。但我没想到会骂得那么凶。

那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忽悠得已经失去理智了。突然我的文章出来，他们觉得特别不能适应。他们骂的凶狠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五岳散人、杨恒均这些人（反对我）；我没有预料到后来电视、报纸媒体介入，我也没有预料到各大网站的介入。

记者说，其他媒体肯定是要介入的。我说，那就说明我对媒体已经不敏感了。我好多年不在媒体（工作），已经不敏感了。
　　　　
Q：您刚才说到挑战伦理的问题，挑战的只是当今时代的伦理，而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吗？
　　　　
范：这两者有共同地方，也有差别。中国的伦理里面从来缺乏权利的正义观、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缺乏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中国传统伦理还是官方的伦理，都是同样的。我说牺牲是自由选择，很多人不能理解。在底线道德之上，人们行善，乃是由人们自由的意志趋向于善。康德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是不同的。康德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承认的基础上的。人们之所以强调应该为善，乃是因为人们可以为善、可以不为善、可以为恶的情况下选择了为善。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才有所谓善和恶。

遇到老虎吃人，你不能骂它很坏。它没有选择，吃人就是本性。人有自由意志，中国传统伦理观从没给自由意志留余地。
　　　　
Q：也就是说您反对的是核心层面，您不是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伦理吧？不是完全的、彻底的颠覆？
　　　　
范：实际上是彻底的颠覆。中国的传统伦理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总的来说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血缘氏族就开始解体。如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把它当作哲学来看，而是作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伦理的变化的理论，它有相当的道理。古希腊是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城邦，而一个社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农业经济走向工商业经济时，必将出现伦理观转型。

我读大学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故乡的感觉。鲁迅的《故乡》核心在哪里？就是失去故乡。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都会出现一个故乡的失落。这种失落其实很大程度在于我无法再归宿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因为我家庭血缘做为一个整体归宿崩溃了，我变成了一个独自面对世界的个体。于是，就从宗法血缘制的伦理向现代个人主义伦理的转型，对于中国，还有从等级伦理到平等伦理的转型。

所以，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挑战肯定是整体上的。不是每一条都反对，但是核心是反对的。
　　　　
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我的使命
　　　　
Q：我们前一阵子采访了谭千秋的女儿——谭君子，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谭千秋老师的呢？
　　　　
范：我认为谭千秋的英雄形象可能存在被建构的成分。他的故事是根据挖出来的情况作出来的一种想象性复原和建构，就像我们根据考古发掘建构历史，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杂乱的事实而建构的规律一样。如果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存在的只是事实，因果必然只是我们的解释。如果他确实是自觉作出的选择，自然值得钦佩，但不可被神化。人是很复杂的，对谭老师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很感兴趣。正如我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雷锋也很感兴趣。

不仅仅是牺牲生命才叫做牺牲，牺牲名誉、牺牲经济待遇都叫牺牲。我跟他们说，我选择在中学教书，刚开始300块钱。但是我坚决反对别人认为我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或崇高。很简单，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根本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把“崇高的选择”从对他人、社会是否有利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种选择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是幸福的。不仅是因为这样选择对中国教育有利，也是因为尽管这样选择我有痛苦，但是我不得不如此，这是我的使命。改革中国教育，使中国变得自由，这是我的使命。
　　　　
Q:说说您这两年大致的历程吧。今天距离您发表文章正好是两年。
　　　　
范：我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变成世界名人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很强烈的体现了现在媒体时代的荒唐。

我在5.12之前思考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就是没有人关注你。但你说的几句话好象是反面的东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你在最艰难的时候，苦苦追求教育理想的时候，没有出名，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名，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多朋友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我是迟早要出名的，只不过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名。因为我一直很特立独行，我一直在追求教育理想，同时他们认为我在学术思想上终究会有造诣的，包括在文学研究这些领域。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认为我会出这么大的名。其实你学术搞得再好，也是小圈子的。我也不可能像于丹那样去做讲座，说老实话，那样的讲座我也不屑于做。

后来《南方都市报》想采访我，我不给他电话。当时我想，如果我不提供他们继续炒作的材料，这个事就会淡下去。但是后来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形象定格在历史上呢？我必须出来说话。如果一年两年之后我再出来说话，人们不再关注我，这一个形象就会被钉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凤凰卫视之后，我就接受媒体采访。上午是报社、电视台、杂志，还有什么BBC呀、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啊、日本朝日电视台啊之类的，好滑稽的感觉。

后来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平时写文章写得网上没什么人看，现在到处都在采访你，比如说《经济观察报》、《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那你就借他的采访把观念说出来噻！尽管有些东西他会删掉，但是总会出来一些的。所以这时我对媒体的态度就变了——从不愿意到主动配合。
　　　　
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
　　　　
Q：您以前在媒体干过编辑工作，5.12后您成为全中国的媒体关注的焦点。您觉得哪一次和媒体的接触让你更理解媒体，或者说更懂得怎么去运用媒体？
　　　　
范：我觉得还真是后面这一次，我做媒体的时候呢，不是很能进入中国媒体的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彻底的一个人，我没有自我扭曲的能力。比如我去《成都商报》、甚至是《南方周末》，说出一点话，保留一点话，我是不行的，要说就说彻底。我原来在《中国经济时报》，真的很痛苦，我觉得就是自我阉割，我觉得很爽的话要删掉，太痛苦了。后来我去《广州日报》，觉得足球新闻可能自由一点，可以骂球员，可以骂教练，甚至可以骂足协主席。但是这个商业化，比如说做标题，怎样的标题可以吸引人，于是就要夸张、无中生有、歪曲，这也是我当时对媒体的理解和感受。媒体要受政治的影响，还要受商业化的影响，我觉得不行，好无聊呀！好压抑好郁闷啊！

但在这次事件中，我觉得第一个是人们心中的真实不是现实的真实而是媒体传达的事实；第二是并不是在媒体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就是重要的事实，而是媒体把它变成怎么样的事实，是那些被媒体选择来报道的并且扎进去报道的（事实）也许覆盖了很多事实。所以媒体的选择和它介入的重心有一个遮蔽的效果。

BBC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没有问我的观点这类东西，而是问我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只关注这些事实。中国的媒体总觉得自己承担着一个道德法庭的感觉，缺少一种以事实本身为主的感觉，而且也会出现为了商业利益而歪曲事实的情况。这种扭曲来自政治，也来自他们不适当地认为自己是道德检察官的原因，其实他们应该以传播事实真相为首要目的。

我对媒体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力量，媒体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名人，媒体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力量不是只有负面的，我以前觉得媒体很无聊的，现在我觉得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他想对一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话，他要接受媒体、利用媒体。你的思想、声音怎么传达出来？你没有任何手段能比媒体更广泛、更有影响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媒体也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媒体利用你，要让读者喜欢看，它一定要把你扭曲一点、娱乐化一点。
　　　　
Q：您觉得对您的报道也有扭曲的一面？
　　　　
范：对，但我觉得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你如果要利用这个媒体，就要明白，如果不扭曲，对媒体本身是不利的。所以知识分子要放弃原本一些僵硬的态度。另外我觉得，你要反抗传统的观念，你怎能不去争夺话语的权力？
　　　　
Q：您曾经说凤凰卫视是一个契机？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的转变？
　　　　
范：凤凰卫视通过天涯博客发短消息联系上我。当时我也在犹豫，我给我的好朋友打电话。有人主张不接受采访，认为我的性格不合适，如果被激怒了，失去理智，对我的形象更不好。当时我看不到凤凰卫视，我不知道《一虎一席谈》是个什么节目。而另一个朋友说这是你的一个机会，电视媒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觉得很对。电视是很直观的，就算有编辑裁剪，毕竟是我说的话呀，直接陈述我的观点。最后我决定，还是接受吧。接受之后的效果呢，朋友第二天晚上看到一半就发短信跟我说，效果非常好。其实到现在完整的那期节目我也没有看过，我确实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后来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这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可以利用媒体呀。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说你而不是你去说自己呢？我觉得不出来说是失职。后来记者来采访我都很配合，包括《时尚先生》。
　　　　
Q：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还是遇到地震，您会不会做出新的选择？
　　　　
范：今天我们上课都在板房里，我也许会说大家蹲到课桌底下，因为现在板房嘛，塌了也没事。而且当时是第一次，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是没有经历过。就像今天让你去主持春节联欢晚会，你也会紧张。但如果你天天主持节目，你还会那么紧张么？

　　　　（子池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人为什么喜欢吃辣椒？

土摩托 @ 2010-10-23 0:12

王三表是个语言天才，前段时间他冒充我的名字写了一篇人为什么喜欢吃辣椒的文章，结果把陈晓卿和陈晓楠这对兄妹给骗了，差点和我绝交。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三表文采虽好，却是个人品很差的科盲，哼哼。

老罗有句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可我的人生很不彪悍，总共没几个朋友，再这样下去很快大家就都跟我绝交了，这可不成，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在三联上写了篇正版的生命八卦，以正视听：

人为什么喜欢吃辣椒

导言

研究表明，辣椒确实有某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但这并不能解释人为什么会喜欢吃辣椒。

正文

众所周知，“辣”不属于味觉，而是一种和高温有关的触觉，但这里面的科学道理直到1997年才被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大卫•朱利叶斯（David Julius）博士弄清楚。他发现辣椒中的主要成分辣椒素（Capsaicin）能够和人体神经细胞表面的TRPV1受体结合，这个受体本来的功能是感受高温，一旦遇到37°C以上的高温，TRPV1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发出警报，让人赶紧躲开高温源，比如把手从热水里拿开。

既然辣椒素模拟的是一种危险信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吃辣椒呢？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的祝之明教授找到一个可能的解释，他和同事们用含有辣椒素的食物喂养一群天生患有高血压的大鼠，喂养了7个月后这些大鼠的血压和对照组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血压降低的原因，发现辣椒素可以和血管细胞壁上的TRPV1受体结合，这种结合不但增加了TRPV1受体的数量，还会释放一氧化氮，正是这种小分子化学物质降低了血压，并改善了血管的舒张功能。

这篇文章作为封面故事发表在今年8月4日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细胞-代谢》（Cell Metabolism）上，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有专家认为，辣椒的这一功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北方地区的心血管发病率比南方高近一倍。当然，这一差别也很可能与北方人吃饭口味重（放盐多）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即使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解释人为什么喜欢吃辣。高血压是一种“新病”，降血压是个现代的概念，但辣椒早在6000年前就被南美原住民栽培成功了。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辣椒更是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外来作物。

在此之前，也有科学家提出过另一种假说。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约书亚•图克斯伯里（Joshua Tewksbury）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找到了一种分布很广的野生辣椒，学名是Capsicum chacoense（斜体字）。这种辣椒的辣度差异很大，有的非常辣，有的却一点辣味也没有。图克斯伯里博士研究了这种辣椒在玻利维亚的分布情况，发现越是湿热的地区辣椒的辣度就越高，而半翅目昆虫越是活跃的地区，辣度同样也越高。图克斯伯里博士认为这两个结果都和真菌有关，半翅目昆虫喜欢吃辣椒，在辣椒表面留下很多孔洞，容易导致真菌感染，而真菌在湿热条件下也更容易繁殖，所以图克斯伯里博士认为辣椒素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真菌感染辣椒籽。后来的实验也证明辣椒素确实能杀死真菌。

这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8月11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图克斯伯里博士的本意是想弄清一个困扰了科学界很多年的问题：既然植物进化出果实是为了让动物们帮它们传播种子，为什么有些果实会进化出苦味和辣味，甚至有毒的化学物质呢？他认为这是为了抵抗微生物感染而进化出来的防御机制，辣椒的例子就是证明。
这篇文章还推翻了此前流传很广的一个假说，那个假说认为辣椒素是为了防止哺乳动物吃辣椒，而鼓励更善于传播种子的鸟类去吃，因为鸟类没有TRPV1受体，感觉不到辣，哺乳动物体内则都有这个受体。图克斯伯里博士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认为辣椒素的本意是抗真菌，与TRPV1受体的结合纯属偶然。

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的人类学家琳达•佩里（Linda Perry）认同图克斯伯里博士的这个说法，但她也不认为人类喜欢吃辣椒是为了防真菌，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民族用辣椒做过食品防腐剂，而辣椒除了能杀死一部分真菌外，对其他腐败细菌没有任何效果。“我认为人类之所以喜欢吃辣椒，就是因为辣椒味道好。”她说。

显然，这个说法的关键在于“辣”这个和“烫”等价的感觉为什么会成为有些人心目中的“好味道”。对于这个问题，心理学家早就做出过解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保罗•罗岑（Paul Rozin）发现，除了人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喜欢吃辣椒，“嗜辣”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区别之一。通过民意调查和心理实验，罗岑博士得出结论说，人类对辣椒的喜好就和喜欢过山车或者喜欢洗烫水澡一样，是一种对极端刺激的特殊癖好。

罗岑博士把研究结果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1980年出版的《激励和情绪》（Motivation and Emotion）杂志上。在罗岑看来，人的感觉分为“身体感觉”和“意识感觉”两种，身体感觉属于本能，但意识感觉则加入了理性的成分。辣椒和过山车这类刺激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身体感到危险而心理明白其实没事。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和理性这两种感觉被隔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会感到愉悦，就像自己真的从险境中逃离了一样。

张鸣：留在记忆中的旧上海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按规矩，提到上海理应是说“新上海”，就像凡是提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必须是新中国一样。不过，这种意义上的“新”与“旧”，多少是政治上的，而我所说的新旧，则是感觉上的。1970和1980年代初，我都去过上海，而且待了不短的时间，那时候的上海，至少在城市的外观上，跟1949年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马路还是那些马路，房子也还是那些房子，只是穿梭于其间的人，身上没有了西装马褂以及漂亮的旗袍而已。人的精气神，虽然经过多次改造，好像还是依稀有民国的味道。记得当年一个上海知青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赖以自豪的，还是帝国主义留下的这点东西。

　　1974年，当我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旧上海。

　　祖父当年在上海经过商，属于宁波帮的一个普通成员，他留下的成分，让我们家吃了很多的苦，但因此也造成了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家的亲戚大部分都在上海。最近的是我的三伯父，他住在福建中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我在上海期间，就住在那里。福建中路位于浦西，上海人有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当然这是旧上海的老话，在今天，话已经早就不能这样说了。不过，当年的浦东，还是个棚户区，远远望去，一大片房子，一栋高一点的楼都没有。走近一看，感觉就是报上批的资本主义贫民窟，低矮，仄窄，肮脏，混乱。那年我17岁，虽然是从北大荒出来的，但不知怎么到了这种大城市，一点都不怵，买张地图，到处乱走。凡是给我留下地址的知青，一律前去拜访，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就在浦东。尽管当年上海普通话没现在这样普及，但当时的我对于浙江话、上海话悉数都懂，只是不能说。所以，问路没有任何问题，多半是他们的话我懂，我的话他们不懂。但有一半懂，就可以沟通，加点比划就可以。上海人也没有像此前人们说的那样不热情，只是说，在北京问路，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五到二十个人来回答，在上海，问十个人，大概能有八九个回答你。好在上海的路牌特别清楚，有强烈的方向感，门牌号也不乱，规律性特强，只要看见了某个门牌号，就能大体上判断出你所处的位置。

　　初来上海的人，肯定要去外滩。那里就跟天安门一样，是上海的地标。第一次看见外滩的高楼，心里一点都不激动，陪我去的上海知青感到奇怪，我说，实物没有画报上看着漂亮。每栋楼的故事，我早在书里看过了，身临其境，其实还是在境外我在照片上看过的景之外，里面又进不去，新奇感荡然无存。仅仅在进到黄埔公园的时候，有点好奇难道这样一个方寸之地，当年居然会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不让中国人进吗？当然，再后来，我成为一个所谓的历史学家之后，查阅有关上海的史料时，发现这事的确是真的，只是有点被文学夸张了而已。当年，外滩，或者说黄埔公园让我感到有点震惊的，是那里的夜色。在夜色里，我看到了黄浦江上水色与灯影，也看到公园的椅子上，坐满了谈恋爱的恋人，一把不大的椅子上，至少要坐上两对。人们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互不妨碍、互不侵犯地各谈各的。我观察过了，人人都相当投入，每对的手，都是十指相扣。在那个革命虽然退潮，但还在肆虐的年代，已经很不容易了。

　　1949年之前的上海，就以人口多，空间狭窄出名，但是1949年之后，几十年不盖新房子，拥挤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上海人布置房间，每一寸空间都会被超级充分地利用，他们在弹丸之地生存活动的能力，估计在世界上无人能望其项背。不仅如此，上海人还能够自动地把生活的空间，延伸到了弄堂里甚至马路上。不仅在马路边和弄堂里谈天消闲加煮饭，而且能在外面洗澡。那时候有一种专用于这种地方洗澡的塑料罩子，挂起来，无论男女就可以带个澡盆进去洗。真不知道他们怎样在那里头完成各种必需的规定动作的。夏天，他们还在弄堂里睡觉，不是一个两个，几乎全体居民出动，把躺椅或者折叠床搬到外面来，一排排地睡。1982年盛夏，我路过上海，由于要早上4点钟起来赶船，一路穿弄堂走过去，都是白白肉肉由于热，人们连他们平常习惯穿出来到处走的睡衣都穿不住，每个人实际穿的都非常少。去年听说，上海为了开世博会，居然规定不许穿睡衣上街了，感觉时代变化真是太大了。

　　上海也有特别让人感到温馨的事情，我对吃的感觉麻木，这种温馨，不体现在无所不在的生煎馒头上，更不是早餐的年糕稀饭，而是弄堂里的旧式澡堂。我从书里头，知道旧上海有一种人，白相人，几乎天天泡在澡堂里，不，确切地说是在茶馆和澡堂之间活动。白天水包皮，晚上皮包水。就这样互相包着，泡着，就可以混饭吃，而且吃得很好。那种澡堂，一进去，就会看到一个胖中年大汉子，多半是扬州人，热情地迎上来，帮你去掉衣服，用一个叉杆，高高点挑起，挂上。然后你进去洗，泡够了，出来，同一条汉子，会给你一条毛巾被，把你引到躺椅上，你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醒来，再去冲冲水，回家。当然，也可以带本书进去，躺在上面看，困了，再睡，如是者三。

　　当然，当年的上海弄堂里的澡堂，像我这样到哪里都要看书的人不多。最合适我的地方，应该是书店。那时上海的旧书店，还是有些书的。明晃晃摆在面上的，是大量的儒家典籍，此前我虽然看过一些古书，但多偏于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这样的东西，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都是线装的，各个年代出版的都有，便宜的很。可惜那时的我，对这样的东西没有胃口。只能慢慢等机会掏我喜欢的玩意，那些属于传统学者眼里集部的零碎。当年我还真的在伯父的帮助下，淘到过一部线装的《刘宾客集》（刘禹锡），一部《司马文正集》（司马光）。这两套书，让我尝到了给古文断句的乐趣，翻得稀烂，经常拿出来跟我的知青老师叫板。不过现在早就不知哪儿去了。

　　当时的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能人很多。但是当年的我，根本没有机会碰上这样的人。给我印象最深，也令我相当佩服的人，是弄堂里的大妈、阿姨们。怎么她们就有这样大的本事，只消见你一面，就把你记住，记得牢牢的，而且随之你哪儿来的，住在谁家，跟这家什么关系就一清二楚。这一点，北京的小脚侦缉队，真是没法跟人家比。1982年我在北京进修，住在北大附近的胡同里，都几个星期了，胡同口戴袖标的大妈，还没分清我们几个人谁是谁呢。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上海，人与人之间怎么还可能有秘密呢？既然没有秘密，传说中的那些偷情、窃香、私奔，还有那些秘密工作，地下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

　　不管怎样，当年的旧上海，我一个乡下人，一进入就可以从容到处走，不怕走丢了的上海，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繁华，高度现代，但也跟其他城市高度雷同的上海。在上海的多数地带，拍张照片，如果不是碰巧碰上在这个地方住过的人，没人敢下断言是在哪里。

　　中国最有城市特色的上海，在新的一轮城市化浪潮中，也变成了一个积木城。如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去了那里，如果不打车，已经是寸步难行了。

霞推兩則

@liuxia64
我想兄弟们一定会嘲笑我。今天警察很痛快地把朋友送我的美食送上来。我就智商归零。那警察说他老婆要过生日了，由于我，他不能去给他老婆买礼物，说一起去商场吧。我也的确有东东要买，再就是见了美食高兴，就发了善心。没想到又是个陷阱。
1 hour ago

@liuxia64
我到了商场，还没下他们的车，就有人在车外拍照。进了商场，到处都有奇怪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为我拍照。连收货员都说，怎么有这么多的人在拍照。我才知道，不仅记者想拍我，有关部门也想拍我。刘霞在愉快自由的逛商场。已打破刘霞被软禁的谣言。
1 hour ago

胡少江评论：何以五名挪威人就能使中南海闻歌乱舞？

RFA 2010-10-15

过去的一周，在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关心中国的人中间谈论的最多的消息莫过于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公民刘晓波的获奖以及中国老百姓、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各种反应持续数天成为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报和电视的头条新闻。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政府要人都公开对刘晓波的获奖表示支持，并且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位因言论获罪的新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甚至连一向避免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言的日本首相这一次也都公开加入了这一呼吁的阵营。

刘晓波毕竟是一名中国公民，而且中国政府对待刘晓波和所有类似刘晓波的中国公民的态度也正是促成刘晓波在多年被提名之后最终在今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世界舆论理所当然地将关注点聚焦在中国政府的反应上。而中国政府的反应也的确 “不负众望”，其反应完全与绝大多数政治观察家们所预测的不差毫分。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其在国际问题上惯常使用的 “抗议四部曲” 中的三部：官员出面谴责；政府发出外交照会表示抗议；停止部长级官员的交流。至于第四部曲－组织御用学者发表批判文章－中国政府在刘晓波问题上倒是没敢大量使用，因为在它看来，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关于民主、自由的文章都不应该让中国老百姓读的太多，不然太容易影响 “政治稳定”。

想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是有些滑稽可笑。中南海中那九个面孔严肃的男人言必称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而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和颁奖地的挪威只有四百多万人口，评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更是只有五个人。何以这蕞尔小国的一男四女竟然能够使得这泱泱大国的政府如此听话地闻歌起舞呢，而且舞得非常的蹩脚呢？

说中国政府舞的蹩脚，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应实在是有失常理。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主张通过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民主的刘晓波获奖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是由此去谴责甚至威胁挪威政府就实在是由些不著调。殊不知著评选委员会的五个人虽是由挪威议会所任命的，但是他们并不是现任的国会议员，也不是现任的政府官员。在他们讨论获奖人选的时候，挪威政府和议会的人员不仅无权投票，甚至连在现场观摩的权力都没有。

在我看来，中南海会议桌前的那九位政治局常委如此愤怒，而且愤怒得失态，恐怕是他们内心里的一种 “崇洋潜意识” 使然。中国每年发生的群发性抗议活动数以万计，参与的人群少则数十，多则数千。对此中央政府常常是不加理会。因为在他们心里，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否被中国人批准并不重要，但是一定是要争取洋人承认的。

麻烦是，洋人和中国人都是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自由、民主视为历史潮流。但是这一潮流对政治局的常委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利益集团是不利的。因为顺应了这一潮流，他们的经济、政治特权就会丧失。又要得到洋人们的赞扬，有不能有丝毫的利益损失。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这些年来，随著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已经逐渐摸出了些窍门。对于蓝眼睛高鼻子的商人和商人般的 “学者” 和政客们，他们的赞扬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有不愿意为钱而出卖灵魂的人，而偏偏这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的这一男四女五个挪威人就是这种人。而诺贝尔奖在国际上的声誉又偏偏高出了所有那些被中国政府花高价买通的 “国际友人”。这怎能不让已经习惯了在世界上用钱开道的中国政府恼羞成怒？

我想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反应过度和失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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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指责胡锦涛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后造谣

作者：纽约新闻评论员（博讯）
中共新华网10月14日发表题为《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 开腔恶批诺奖委员会》的报导，称：“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云云。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得知后立刻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声明：“这纯粹是造谣，是戈培尔的故伎重演。胡锦涛企图假借挪威人的名义损害挪威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卑鄙目的永远不会得逞。我完全赞成诺委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博士，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摆脱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 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嘲讽胡锦涛造谣手法太过拙劣，他说：“看看胡锦涛安在我头上的那些词句吧，都是只有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并且受过中共训练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词句，挪威没一个人能想出那些词句来，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如果胡锦涛愿意，我可以做他的教授，告诉他挪威人是怎样遣词造句的。”
—— 原载: 博讯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October 14, 2010

看到一个绝的——可谓我中华取象比类智慧的结晶，宿命论的大成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三维空间内，小到一个原子，一个分子，一个细胞，一个生态链，一个生物圈，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星球，一个星系，一个宇宙，无不是多数服从少数的集权模式，这才是宇宙的常理。。。。。。。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存在，因为不合理。。。。哪位能举出自然界中的任何反例，我这里洗耳恭听。。。。

zjd713发表于 2010-10-10 05:17

这就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真好看真好看！

从历史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
——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人民日报1989.11.07
作者：闻平

人民日报

　　“狂人”刘晓波由于插手学潮、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罪人。刘晓波走到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结果。本文拟就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谬论给予批判，以期肃清流毒。

　　一

　　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是刘晓波近年来讲演、著述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他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新时期十年长达几千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因而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进而，他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他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１页）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人的创造力，只能造就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１９８６年第１０期）他以别人称他为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感到“荣幸”。最后，他竟然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胡说“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总之，在刘晓波看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如此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刘晓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即认为传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刘晓波的这种逻辑的荒谬和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偏见，作为文学博士的刘晓波应当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决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成分的矛盾统一集合体。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除了统治阶级的文学，还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从《伐檀》到《水浒》，从《后羿射日》到《西游记》，反映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揭露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就是所谓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把它放在其产生的具体时代环境中具体分析。即便是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不应简单化地作全盘否定，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阴阳、儒、墨、名、法、道、农、纵横、杂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然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但其它各家并没有全部消亡，并且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虽然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对其历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为文化遗产，也不能说全部是糟粕。更何况除了这种上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还有下层的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多元统一的文化，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使得我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看到民族文化中有两种成分，否定和拒绝其剥削阶级的糟粕，继承和发展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得过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对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当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个文化传统不可分的理论，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同于儒家文化传统，借否定儒家文化传统否定中国全部文化传统，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刘晓波的用心在于现实。在他看来，中国现实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说：“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他认为正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现实制度的“独裁”、“专制”，也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传统民族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独裁”的工具。可见，刘晓波否定传统的目的在于否定现实，他是为了反现实而反传统的。刘晓波喋喋不休地大讲反传统的真意就在这里。然而，刘晓波的这种反动目的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刘晓波把我国今天的文化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胡说八道是无法欺骗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运动向传统的儒家文化发动了强有力的冲击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改变中国近百年的落后面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它既同传统的已经没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展开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俭朴、团结友爱、富于反抗等优良品质，从而使这种新的文化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的４０年里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国今天的文化说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当然，我们不否认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确曾不断地顽强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决不是我国今天的文化所认可的，相反，正是要坚决予以摒弃的，怎么能把这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呢？（⑴⑷）

　　至于说到刘晓波连中国人的人种都予以否定的谬论，恐怕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表示极大愤慨。早期贩卖黑人的奴隶贩子曾说黑人是劣等人种；解放前上海滩的租界地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犹太等民族指为劣等种族。人类不同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绝不存在人种的优劣问题。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决定于他所属于的种族，而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反动的理论之一，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借口。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在世界上堪称罕见。然而这种事出在刘晓波身上又不奇怪。刘晓波为什么要否定中国人的人种，看看他的“全盘西化”的谬论就会明白。

　　二

　　刘晓波与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对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体投地，吹捧得天花乱坠，向往得如痴如狂。

　　刘晓波说：“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１９８８年１２号）刘晓波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的区别，概括为“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他的眼里，西方是伊甸园，而中国是地狱；西方人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国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为人，中国则把人变成非人。刘晓波的这种概括完全歪曲了历史和现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不禁会问：古罗马在广场上被出卖的奴隶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中世纪被迫依附于教会和领主的农民过的是人的生活吗？１９世纪西里西亚的忍无可忍拿起武器的纺织工人过的是人的生活吗？而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科学的考察，在席勒的现代生产使人性分裂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异化为非人，使劳动者异化为劳动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页）资本主义生产使本应最能表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特征的劳动活动，异化为一种动物性活动，而人那些固有的动物性，相比之下反倒显出一点人的特征，这才是人变为非人的现实。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这种使人异化为非人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终于发现了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正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束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非人”的历史，并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进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进社会民主，不断地创造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会条件。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历史任务。然而，不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曲折，中国毕竟已经开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着社会，西方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非人的现实，从本世纪开始就成为文学艺术家的题材、哲学社会学家的课题，至今方兴未艾。千百万人在被异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观绝望，成为西方根本无法解决的世纪病。刘晓波把西方被异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说成是“人”的生活，把我国已经初步消灭了异化的生活说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是非的颠倒。

　　刘晓波不仅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由于不可解脱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可治愈的社会痼疾，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满足虚幻的自由的各种感性刺激。社会为了保持私有制的稳定，也极力引导和鼓励这种倾向，并设置了各种相应的机构和场所，来满足一些人的这种追求。刘晓波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货色。刘晓波说：“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刘晓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要求，把个体欲望的实现看作人的价值所在，因而他把现代西方鼓吹感性的个体满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对理性、道德、群体的强调，看作是对生命力的扼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在农业文明的未异化和工业文明的异化中做出选择，我宁可被异化。”（《形而上学的迷雾》，第３４４页）

　　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发，刘晓波必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妄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刘晓波叫嚷，中国必须“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转引自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７日第３版）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刘晓波所说的这种“彻底的变革”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人种就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太强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来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同上）。总之，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寻找到刘晓波所希望的变革力量，那么希望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刘晓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论。他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因此，当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问他：“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脱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并不无遗憾地说：“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文坛“黑马”刘晓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义，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开了封闭的地域”，使“东西方互相开放”，它“带来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着殖民地进入了现代化世界。照刘晓波的逻辑，殖民地人民真应伏地叩首感谢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刘晓波的逻辑，人们谴责慈禧、李鸿章，不应谴责他们腐败无能对殖民者割地赔款，而是应该谴责他们没有能够把全部山河拱手让给殖民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向殖民地倾销剩余产品榨取超额利润，是“东西方互相开放”吗？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国家里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他们又怎么可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义就意味着压迫和掠夺，就意味着殖民地人民越来越贫穷和落后。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进入现代化，只有在其获得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才可能发展生产，向现代化迈进。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决不是殖民主义的功劳。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４０年来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香港这一过境港口的发展，这就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虽然有１４０多年的历史，但只是在最近４０年，特别是在最近１０年里经济达到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是的，当过殖民地而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的发展得较快。然而，如果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它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水平会更高，因为任何社会形态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内部发展动力和自身规律。殖民化，这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历史发展扫进了垃圾堆。刘晓波却要开历史的倒车，为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这样蹩脚的谬论绝欺骗不了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压迫的中国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卖国主义丑恶嘴脸。

　　三

　　从学术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动；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狂人”到“黑手”。刘晓波的思想发展，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客观原因是国际国内的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纷纷寻求改革之路，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它们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放弃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助长了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活动，致使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畅通无阻地涌入国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刘晓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个。

　　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决定的。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刘晓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刘晓波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理论和价值观念，接受了某些现代派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刘晓波，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化作了他的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个体意识，成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观原因。

　　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强烈的出名意识，他要出名，以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要求；一个是他对所谓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想占有的，以满足他的物质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信条，因而毫无道德观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极端狂妄。这样的人生观念当然不会相信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根本不会想去了解世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刘晓波来说，“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论孤独》，《百家》１９８８年２月号）他要的是一个“自我”的宇宙。这样，他的世界观只能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他的方法论只能是以走极端为特点的形而上学。　　极端个人主义是刘晓波讲演、写文章的动力，也是他的反动理论观点的来源之一。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态度，追求的是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当它恶性发展起来，必然导致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导致和祖国人民相对抗。他诬蔑中国人人种不好，他的卖国主义理论——“当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这种对抗的必然产物。他这样说，绝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而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求使然。在祖国利益和个人欲望之间，极端个人主义选择的是后者，而决不会选择前者，刘晓波正是这样。他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文坛“黑马”刘晓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愚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妨碍着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语言不过关，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知道这些，对于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诬蔑中国人种，鼓吹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难理解了。刘晓波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全面否定，必然导致卖国主义。最后，他终于堕落成为一个不只是“动口”，而且直接“动手”参与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的历史罪人。

　　刘晓波在短短的几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绘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反民族、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对于他的反动面目，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

這就是傳説中的國保（2010/10/08在劉家門前）

Security personnel gestures at the entrance of a residential compound where Liu Xia lives in Beijing

REUTERS/Petar Kujundzic

刘晓波获奖，中国人的骄傲

解滨

杨振宁博士不久前曾预言，我国本土十年内会有人拿诺贝尔奖。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国家，他的预言今天实现了。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今天中国大地上破天荒地出了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终于结束了本土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悲剧。今天早上我的同事和我说起这件事时都充满了钦佩。 作为一个根在中国的人，我感到自豪。 毕竟，这是人类最崇高的一个奖。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该永远和这个奖无缘。 今天是全世界华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日子。

今天也是一个让某些人坐卧不安，懊恼万分，狼狈不堪的日子。 特别是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用尽各种手段促成刘晓波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政府要员们今天一定感到窘迫和痛苦不堪，这不仅是因为这位我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此时此刻还关在我国的监狱里，而且这件事还将促进我国社会顺应世界潮流，朝着一个公平、民主、法治、自由的方向大踏步发展。

过去几十年来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有时不尽人意，甚至颇有争议，但总的说来对于人类的进步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每当和平奖发给那些由于维护人类的正义受到当局迫害的勇士，那些在为正义而奋斗中的人们都会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支持，那些获奖者宿愿最后都如愿以偿。

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德国的犹太人卡尔·冯·奥西茨基，此人是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和政论家，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 和刘晓波一样，卡尔·冯·奥西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正被法西斯政权关在监狱里。一年后，诺贝尔委员会来到卡尔·冯·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他释放。 十年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在苏军和盟军的炮火中土崩瓦解，作鸟兽散。明年诺贝尔委员会去我国给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时， 相信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会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会更加识时务，还刘晓波人身自由，让我国大地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人类这一最高荣誉。

196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美国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促进了美国社会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各族裔社会平等的那场社会变革。没有那场变革，我们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族裔是不可能在美国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就业机会。

198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列赫•瓦文萨，几年后那个国家就彻底倒戈，脱离集权阵营，建立了民主制度。

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南非反种族隔离的领袖尼尔森•曼德拉。几年后，那个国家给予占国民大多数的黑人选举权，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结束。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给我国那些无权无势无钱的小老百姓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愿不久之后我国那些被无理拆迁失去家园的农民和小市民们将有权抵制不平等的拆迁，向政府和大款们讨个说法；那些被毒奶粉，毒药品，毒食品弄残的消费者们将有权起诉那些无良商人，把他们告到彻底破产的地步；那些被老板奴役、残害、压榨的工人和农民工们将有权争取人道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工薪，以及平等的雇佣关系；那些在为百姓合法权益奔走呼号的人们不再会因言获罪。

不错，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将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几年后，随着我国平民维权运动的发展，那些大官和大款们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过他们贪得无厌的好日子了。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一事，今后一阵子在我国也许会出现官方有组织的抗议、怒骂、甚至声讨的恶浪。 我不期待那些既得利益者还有他们豢养的走狗、打手、写手会就此罢休。前几天有个叫姜瑜的女人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刘晓波“这个人是因为触犯我国的法律而被判刑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 没听说过姜瑜是何许人也，也没听说她对人类的任何发展有过任何贡献。至少现在还轮不着她来决定谁可以谁不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中，有很多曾是“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刑”的人，如沙哈罗夫、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姬、等等等等。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和平使者。 和那些人相比，我国政府给刘晓波安的罪名并不算严重。 前面提到的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卡尔·冯·奥西茨基，纳粹当局给他定的是“阴谋暴力推翻政府”罪。刘晓波至多是犯了“阳谋和平改造政府”之罪。 在近代我国，孙中山使用暴力推翻了合法的满清政权，毛泽东使用暴力推翻了合法的蒋介石政权。这都不是什么罪行。 刘晓波并不想推翻谁颠覆谁，他不过是凭他的良心说话和做事，为我国亿万庶民百信争一点他们本来就该有的权利。把他关在监狱里，丧尽天良。

所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终究还要归功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归功于那个很有特色的我国政府，归功于那个河蟹社会。没有党和政府二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监视、跟踪，限制、关押、迫害，刘晓波怎能被造就成为一个在我国大地尽人皆知的人物？ 刘晓波今天得来的荣誉，有哪一方面不是党的培养，政府的努力，国家的栽培的结果？如今他成为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不感谢党，感谢政府，难道还要感谢谁？

有人曾遗憾地说，在过去的岁月中，我国曾经也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赵忠尧的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我国科学家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都因为种种原因与诺贝尔科学奖一一错过。其实，我国人获诺贝尔奖最好的机会早已被错过了。 如果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履行他在1949年前向全我国人民做下的许诺，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当家的，老百姓可以自由选举，自由表达意见，自由组党，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的共和国，那么我国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就是毛泽东。如果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开放后按照他原先的方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内和党外民主，让人民自由表达思想，废除因言获罪，废除一党专制，顺应世界潮流，还权力于人民，依法治国，那么我国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就是他邓小平。如果江泽民、胡锦涛在他们的任期内彻底改革教育和科研机制，在专家教授中树立扎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堵住学术腐败的源头，那么我国可能在十年前就有科学家拿诺贝尔奖了。很遗憾，这些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错过了。

坦率地说，今天就算诺贝尔委员会不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国也还是有大批合格的人选，今后几年内其中某人还是会荣获此项荣誉的。当然，这些人选没有一个是会获得我国政府批准的。 可是，假若让我国政府提出自己的参选人名单，谁又会在名单上呢？ 赵名媛？ 宋将军？ 王书记？ 杨部长？ 习主席？别把诺贝尔奖当成搞笑奖了。

国父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在文明道路上的前进是任何既得利益集团都阻挡不住的。

祝贺刘晓波，祝贺中国！

二十年前的劉曉波即能如此想法，佩服。

　　作者按：自从刘晓波在本报亮相以来，我期待着和他见面。11月27日，他结束在挪威的讲学，应夏威夷大学之邀，途经香港，逗留几日，接受了解放月报的专访，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录。

　　今年6月，北师大举行刘晓波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会，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篇访问中的刘晓波，没有表示一点学者的拘谨和斯文，而是更像一名顽强地表现自己观念的“愤怒青年”或“思考青年”。他的激烈和尖锐来自于世界观的成熟，他的勇敢无畏则显示了和中国思想界主流派的深刻代沟，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台湾六十年代的李敖。

　　如果推刘晓波为当代中国反叛的青年一代的理论代表，他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这篇访问记录值得推广给所有关注中国发展和青年一代状况的人士一读。

　　问：您在大陆被视为一匹“黑马”，言论“偏激”，他们怎么会放你出来的呢?

　　刘晓波：我出国没感到多大阻力，手续办得非常顺利。邀请递上去，先由系里批准，再由学校批，我只去过国家教委两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护照与签证。这在中国人中是非常顺利的，人家出国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简直要扒掉一层皮。我一次也没去过挪威大使馆

　　对教育制度的批判

　　问：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言承认?

　　刘晓波：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不能用学位去评价一个人，同人接触，我完全凭感觉决定喜恶、好坏。

　　问：西方社会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学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你看中国的学位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

　　刘晓波：中国的学位，我不想多谈，我想谈谈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它通过教育如何把人变成一个奴隶。

　　问：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刘晓波：过去现在都一样。

　　问：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刘晓波：没有。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序，已经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夹板”中长大的，就如围住长的一棵树，长出杈就砍掉。

　　问：你在文革时开始念书了吧?

　　刘晓波：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问：你这次去北欧，是干什么?愉快吗?

　　刘晓波：是奥斯陆大学一个基金会邀请的，他们有一笔研究中国的经费，准备请五个人：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北岛，然后是陈凯歌、万之、米丘。去讲了五次课，留下一个讲课提纲，3万多字，主要讲中国文学。

　　对西方汉学的批判

　　问：这三个月，你对北欧的中国研究有什么印象?

　　刘晓波：我仍然说，他们的汉学家中98%是废物，学素质极差，很多人在向中国政府谄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们不是学者。我比较喜欢的是如澳大利亚的李克曼，美国的费正清，他们真正是搞了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超脱态度，但现在不少汉学家，如德国的、瑞典的、北欧的，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中国，中国的东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欢某个作家，研究他的东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奥斯陆大学东亚系教授的水平是误人子弟的，包括语言能力。我对他们说，你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如中国人研究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的水平。那位邀请我去的汉学家说，我是第一个被他们邀请又对他们不客气的中国人。

　　问：除了文学问题外，你在国外还谈政治社会问题吗?

　　刘晓波：很少。我在国外很深的一点体会是，想做一个真实的人，上天给了你不同于别人的天赋，你能把它贯彻到底。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做这种人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一样需要勇气和智慧，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他妈的没法再“操蛋”(北方粗话)的地步。

　　问：你这次去夏威夷，准备讲什么?

　　刘晓波：不准备再讲文学，想讲讲哲学，大约三个月，然后可能去美国加州。

　　问：你这样云游四海，还打不打算回去?

　　刘晓波：我现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问：有的中国作家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就很难作出成就来，你同意吗?

　　刘晓波：他们是给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现，生活就在你脚下，每分钟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对内心世界，能保持感觉，就能写出东西，不论你生活在哪里。

　　问：你自己会不会面临抉择呢?

　　刘晓波：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问：中国文学提出“走向世界”的口号，但我发现他们对外部世界又有某种程度的抗拒感(年轻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苏联和东欧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惧国外生活，而且写出了好作品。

　　刘晓波：这种抗拒感来源于他们太软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他们虚构的前提，就像能不能获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其前提是中国作家已达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为什么获不到?如果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水平，这前提就是虚构的。当然，诺贝尔奖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电视片“河殇”的批判

　　问：最近我看了电视片“河殇”的脚本，金观涛他们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意念：透过所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中国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对此是否同意?

　　刘晓波：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示构成冲突和对抗，那也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问：“河殇”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褒贬不一，你同“河殇”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听听你对它的评价。

　　刘晓波：“河殇”做到了中国人现在电视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尽管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放在中国而言，我肯定“河殇”，假如放在更高层次上看，这个片子也有没什么东西。我特别不喜欢“河殇”的解说词和它的语调，那是一种毛泽东式的语言，救世主式的语言。毛泽东这一点很厉害，他的语言影响了当代中国所有的理论和小说。

　　问：很多人推崇“河殇”在文化层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对传统文化也很批判，为什么又对它很有保留?

　　刘晓波：“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河殇”中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的!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的。

　　对中国人格的批判

　　问：你说“河殇”后面的虚荣心，我也有同感……

　　刘晓波：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问：真是一番李敖味道!“河殇”实际上把中国近几百年积弱落后解释成一种历史的误会，似乎中国本应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应该落后，你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刘晓波：我不相信古书上记载的知识分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韩愈是一个很正统的卫道士，一个大儒，但此人生活无所不好，财、权、色俱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很强，学术也具有功利价值，成了学者之后，能得到许多实际的功利，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立足社会有两条路一是入世当官，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得到实际利益；一是先成名后得利，诸葛亮三顾茅庐留美名，就很会同统治者玩游戏，隐是为了显，退是为了进，出世是为了入世。

　　问：“河殇”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提出了一种解释，也就是现在很时髦的金观涛理论：超稳定结构，另外，也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

　　刘晓波：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泽东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问：你常提到“人格”，你认为中国人在人格、人性素质方面，甚至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

　　刘晓波：我只能说一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全非理性的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人智能不低啊。

　　刘晓波：那我回答不了。从制度、文化推到人种上去找?我无力去天空几十万年前的历史。中国人一直傲称古代四大发明，西方古代以来几百大发明都有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问：你曾宣称要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废墟上能建立现代中国文化，如果一个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基础，如何建设一个新文化?

　　刘晓波：传统文化只是提供了一个否定的基础和起点，不是继承和承袭的基础。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认的天才是庄子，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

　　问：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成功是儒学的胜利，证明儒学还有现代价值。

　　刘晓波：这是胡说八道!也是忘恩负义。台湾、南韩、新加坡都有美国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人权观念的约束，这些国家可能什么都没有!这是东方人的丑恶，东方人面临着人的解放的问题，中国是一架政治机器，日本是一架经济机器，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台湾、日本的人权问题表示解决，香港解决了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是功利化的，它争取的是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追求的则是生命意义上的个性解入，这是一种“纯哲学”。

　　问：哲学问题我们只能点到辄止了。不如你说说，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

　　刘晓波：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

　　问：据了解，大陆思想界对你阁下的这些高见，颇有一些如“走极端”、“绝对化”的批评，你有何辩解?是否有意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刘晓波：不是，我的声音只属于我自己，那只是中国的一种声音，别人搞条理很清晰、论证很严密的学问，我不反对，但我的方式就是这样，无以名之，但并不妨碍我欣赏西方的科学哲学。它严密的论证环环相扣，但我不会那样写，我的极端应有存在的理由，我并不要求别人和我一样。我不喜欢钱钟书那样写一条后引好几十条考证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绝，我承认他的价值，虽然我可能认为他很荒谬。

　　问：你的思路和表达方式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思辩、经验还是人生的独特背景?

　　刘晓波：我向来不喜谈“我的治学之道”，没什么道，只不过我与别人不同，其他没什么好谈的。有的人动辄谈成材之路……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给青年人做楷模，当青年导师!我很欣赏无法之法，每个人只有自己的方法，无统一的方法，做学问做人皆如此。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别人的坟墓，不要走别人的路。

　　对四大思想领袖的批判

　　问：请你介绍一下，海外所说金观涛、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是中国四大思想领袖，符不符合实际?

　　刘晓波：某种情况下是符合的。不过，方励之要除外，只有李泽厚、刘宾雁、金观涛，他们和青年的关系是伯乐和千里马。他们的“伯乐欲”特别强，他们要不断发现人，给青年人写作，而年轻知识分子又要依靠大树来生活，进入名人圈子。中国不是千里马多，而是伯乐多，故尔千里马多。中国名人征服人的办法不是打不是骂，是抚摸你、关怀你，用类似女性般的温柔去同化你。

　　问：他们四大领袖的思想在中国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刘晓波：非常大。金观涛、李泽厚很有市场，尤其在大学生中，青年导师嘛。我演讲时，别人请教，我就说不向任何人教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众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问：四大思想领袖对青年的引导，你认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无负面的成分?

　　刘晓波：我先要排除方励之，我认为他不是青年导师，他要自封的话，我也不喜欢。(问：为什么?)他有什么资格!!(问：他事实上已经是导师!)这叫做中国人制造偶像的先天遗传，有些人不愿当偶像，是别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个为掌声而跑的运动员。方励之人过的最大的关，不是和当权者的关系，而是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鲜花和掌声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他们每个人对青年的引导基本上是负面的。

　　问：这样说来，中国思想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一片空白了?

　　刘晓波：中国现在的“文化热”是虚幻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一个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国家，在十年内走完了西方两千年的精神进程，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没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词只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问：你可否说一点你对李泽厚的“挑战”?

　　刘晓波：李泽厚与刘再复有一个对话，谈对青年人的态度，说他们过去“整体地支持青年人”。过去我说过再不同庸才作战了，现在我要和庸才作战(我承认我也是庸才)。我和他们论战时是指着鼻子骂的，但他们明明骂的是我，却不指出来，说现在年轻人分化了，对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们的心态是：当你承认他是伯乐时，他就整体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时，他就不支持你。刘再复在文章最后说：“青年人，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是爱你们的!”他妈的，你那个爱值几个钱?谁要你的爱!你高高在上，赐给我一个爱，谁稀罕你!你的自我评价太不准确了!他以为爱一个人，别人要感激他，跪下叩头——没那码事!他们三位青年导师(不算方励之)的态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判

　　问：你86年发表了关于文学危机的惊人之论后，现在你看中国文学有了多少变化?

　　刘晓波：对大陆文学我想说的只是：没有好的东西。不是不让写，而是写不出来。我较喜欢的作家是残雪，他有远到世界水平的潜力，他的感觉很奇特，那种阴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觉，他的“苍孝的浮云”我很喜欢。我早就想写关于他的评论，迟迟未动笔，是想看看他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我评价一个作品有两个参照系，一是国内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国内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别人比。

　　问：中国作家的创作向西方借鉴的情况令人满意吗?

　　刘晓波：西方文学影响该唤起中国作家内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鲁迅受到很多外国影响，但他的“阿Q正传”绝对是中国式的，现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结构，比如高行健的“车站”把“等待戈多”的结构全部照搬过来，竟被认为是“创新”，这种庸俗是高级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寻根文学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陈凯歌他们也有这种情形。

　　问：你自己的文章与理论呢?

　　刘晓波：我承认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认要切切实实的学习，因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问：马克思主义近几年受到了冲击，它是否在中国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价值?

　　刘晓波：马克思给我惟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历史主义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则是胡说八道，如他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就太简单，没有看到各阶层互相制约的关系。严格地说，阶级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适用了。马克思的两分法只适用于专制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只不过是西方传统的一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圣经中的天堂。到摩尔的乌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阳城，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说这理明天就会实现：资本主义准备好一切物质条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太廉价了。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刘晓波：我要引用马克思“***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问：你是说，中国还要走香港的路?

　　刘晓波：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问：那怎么办呢?岂不太令人悲观?

　　刘晓波：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全文）

又见一只支那垃圾

毕研韬装腔作势假装中立。其实所谓“西藏问题是西方国家手里的牌”一说就是此人的杰作，却装作引用的口气。
传播学者，噢天哪，就是王八蛋。

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

——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信息多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信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

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子，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区间内，这些因子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多元。

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

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八十年代起，西藏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五十、六十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知晓。西方媒体自八十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道和录像，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

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

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

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

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

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持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

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

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

振振有词的中国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

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著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五○年代之前是一个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

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持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分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五十年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

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力度有一定差异。对此，你有何评论？

茉莉：过去西方人曾经向往过东方神秘的“香格里拉”， 但现在的西方人早已不局限于“香格里拉情结”。由于媒体的发达，关于西藏的著述大量出版，去西藏考察的人很多，他们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

你说很多国家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许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援助。但就支持西藏而言，西方国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中国人总是觉得西方人从上至下都安排好了，觉得他们支持西藏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多元社会有多元的声音，西方实行的民主制度，行政当局和议会都有不同的立场和想法，总统还经常要换届。大家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一边倒，是由于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毕研韬：3.14骚乱后，中国政府曾邀请部分西方记者到西藏考察。但我注意到，这些记者撰写的稿件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你能简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茉莉：中国政府在2008年骚乱后邀请西方记者考察，是希望这些记者为他们说好话。但是，真相根本就隐瞒不住，例如在拉萨和甘南等寺庙，都有年轻的喇嘛跑出来向记者哭诉，说他们受到怎样的压制。这样的话，西方记者发回去的报道自然不会对中共有利。

按照西方的新闻观，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揭露被掩盖的真相。而中国政府的矛盾与尴尬在于：一方面，他们不能再闭关锁国，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真的开放，老是要遮遮掩掩。这样，新闻的本质——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和专制的本质冲突起来。

今年3.14纪念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西藏，这就证明了，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资本，其大外宣在国际上注定不会成功。

毕研韬：国内有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中国民间有“西藏之水救中国”之说。我个人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对西藏的管治模式。这一点海外有些人是不是难以接受？

茉莉：国内人说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也好，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也好，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给几百万西藏人自由选举的权利，他们会选谁？藏人人心所向的，是中国政府还是西藏流亡政府？

你的看法有道理。过去中国政府统治西藏注重于主权，现在更多地从资源上去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加上中国内地矿产资源枯竭，由此之故，他们更不愿意放弃对西藏的控制。

但是，不管西藏对中国具有何等的战略价值，中国政府的管治，都不应该同西藏人的自治权利相抵触，不应该同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抵触。

毕研韬：你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目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茉莉：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时机，是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

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汉藏中断接触近二十年。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汉藏谈判完全没有可能。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中共领导人着手拨乱反正，对西藏政策有所检讨，与达赖喇嘛恢复接触。

1980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但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的开明看法，无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国实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八十年代末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执政，宣布愿意与西藏人谈判。但是，中共保守派设置了了种种障碍。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下台，因此前功尽弃。

直到2002年才恢复中藏谈判，此后的几次谈判大都具有作秀游戏的性质。今天，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更大了。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障碍，以及大中国大民族主义思潮。

毕研韬：你个人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何建议？解决“西藏问题”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茉莉：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该文的结论是：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由之时。

这就是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给西藏像香港一样的自治地位，真正实现宪法承诺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

毕研韬：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你的分析让我对西藏的认识更加多元。我越来越感觉到，在西藏问题上，立场已成为决定一切的要素。亲北京和亲西藏的人士都竭力为自己辩护，同时对对方横加指责。其实，双方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某些侧面。我的看法是，只要立场不中立，观察、分析和结论就不会客观公正。在西藏问题上，各方有无可能超越自身认知的局限，这正是我目前着力思考的课题。



（本文系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中国与世界”系列专访之一。感谢爱尔兰华人作家喻智官医生协助采访。本文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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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
关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博弈/毕研韬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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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社2010年2月18日 (博讯 boxun.com)


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抗议，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的企图从没有消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四：国际博弈的需要、意识形态作祟、流亡藏人的争取、中国政府的僵化。

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不承认这一现实的人或者愚蠢无知或者是天真过度。西方大国何时使用“西藏牌”，取决于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博弈需要。利益决定动机，动机支配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西藏现状如何，短期内都无法打消其利用“西藏牌”的企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刻板成见是历史悠久的，难以在短期内消弭于无形。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部分媒体、学者、政客和人权组织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并未明显改变。这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交织共振。

流亡藏人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达赖喇嘛已赋予“西藏问题”巨大的品牌效应。无论是“非暴力”运动还是暴力抗争，很多西方人宁愿相信流亡藏人。“西藏问题”竟然演变成测试西方政客人权立场的风向标，这不能不让笔者关注流亡藏人全方位、立体式、现代化的全球传播体系。

与此相对照，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是孤军奋战。无论是国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被外界视为官方声音。在国际上，北京一直是以政府力量对抗西方政府、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北京对流亡藏人发动的“人民战争”应对乏术，对西方社会的围攻缺乏新对策。

抛开西藏内部局势改善和国际关系变化等因素，从传播作业角度考量，中国亟需调整其西藏政策，尽快改变单纯依赖政府力量应对国际压力的僵化模式。事实表明，中国政府的应对理念与策略已滞后于国际政治生态演变，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要解决西藏问题，中国亟需新理念、新制度、新手段。

流亡藏人的三大资源优势是达赖喇嘛、“非暴力”主张和全球网络。其中全球网络是流亡藏人国际影响力的放大器。依靠本土化创新，流亡藏人成功实现了“影响力传输”。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流亡藏人将工作目标锁定于政策制订者。借助媒体、影响公众只是流亡藏人影响精英阶层的手段而已。

边疆隐患制约中国的发展。在笔者看来，西藏问题是边界问题的难点，原因之一是流亡藏人的抗争理论、战略战术和全球网络已经日臻完善，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初步认可。中国政府应在西藏问题上大胆创新，摸索出符合信息化、全球化特点的应对理念与技术手段，这对解决其他边疆问题大有助益。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