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国家，感谢猴蛇

猴蛇这席话直接把我送到希望的田野上，我牙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情绪稳定得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高物价下中国百姓过起节俭日子：飞涨的物价并未带走希望


　　涨价的冬天，你们还好吗？

　　政府的帮扶政策起效了吗？生活有了改善吗？

　　面对上涨的物价，都有什么省钱的小窍门呢？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分头采访了企业退休职工、都市职场新人、进城务工农民、城市低保人员，倾听他们的讲述，探访普通人的生活。



合肥退休职工吴至明：居家度日的省钱经

　　11月27日早上8时，刚刚晨练完，63岁的吴至明阿姨便提着环保袋子匆匆往安居苑小菜场走，她和老伴计划中午做锅鱼汤，不过今天吴阿姨却是空手而归。

　　“这么大的一条草鱼，不到1斤重，要10元钱，前几个月也就卖五六块钱，想想还是不买了。昨天晚上的红烧肉加点菜还能吃一顿。”吴阿姨拿手比划着鱼的大小说。

　　家住安徽合肥市安居苑社区牛奶厂宿舍的吴至明老两口，从各自的单位退休已经快8年了，两人退休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还要给远在广州的儿子垫付1000元左右的房贷。既要省钱，又要让两口子的生活舒舒服服，管家的吴阿姨就不得不精打细算。

　　和所有工薪家庭一样，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吴阿姨以家里最常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给记者算了一算：1斤韭菜，过去只需要3元，现在涨到了4—4.5元，鸡蛋1斤几个月以前只要3.5元，现在4.5元都不一定买得到了。还有，猪前腿肉，过去是9—9.5元／斤，现在最少也要12元，牛肉更是比前几个月涨了4元多。“还有油，几大品牌的调和油都涨了10多元，一顿好饭，要有肉有菜有饺子，过去我们老两口只需要十几元钱，现在得近30元了。”吴阿姨说。

　　好日子宽裕点过，穷日子紧巴点过，这是吴阿姨的生活哲学。自从近来物价上涨，吴阿姨就不怎么在门前的菜市场买菜了，而是到合肥最大的周谷堆菜批发市场区选购。每周周一，吴阿姨和老伴挎着环保袋子坐公交车到周谷堆，“这边的菜价普遍比我们周边便宜了1元钱左右，牛肉更是便宜了2元钱，一次买个7斤肉，就能管一周了。”吴阿姨笑言：多买一点，来回的车费也能抵消。



北京职场新人甄玉：“捡漏”超市的打折货

　　前些日子，在北京中关村一幢写字楼里上班的甄玉发现，外卖里附送的豆浆没有了。几乎就在同一天，她经常吃的胡萝卜包子从一块变成了一块二，更让她吃惊的是：“怎么包子皮也变厚了？”

　　变化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沙琪玛从八块九变成了十二块六，常吃的老婆饼从六块变成了八块，超市里几棵油菜竟然标价两块钱。男朋友每天用来当宵夜的煎饼果子价钱倒没变，可是鸡蛋贵了，加三个鸡蛋的煎饼果子从三块五变成了五块。

　　小甄25岁，刚来北京工作3个月。她说不清楚这种切身的体会是因为走出校门，直面生活了，还是因为涨价实在过于来势凶猛。

　　小甄也试过自己从家带饭，可是一个人做，一做就多，浪费了不划算。

　　小甄最近另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取钱频率变高了，以前三百五百地取，现在八百一千地取。白领收入尽管不算很高，但娱乐、聚会、接待朋友等事情少不了。朋友聚餐，以前没什么感觉，现在参加前要先打打算盘了。但是好的一点是，最近聚餐也心照不宣少下来了。

　　“以前社区大妈们热衷的超市优惠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开始留心了。”现在小甄去超市，专盯那些挂黄色牌子的，因为这都是打折的、特价的，买了就是“捡漏”。同一种商品，她总要在心里换算一遍，挑性价比最高的买，货品有散装的就不买包装好的，超市打烊前总爱去看一下，“扫扫底”。

　　“物价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只是其中之一。”小甄认为，物价起伏未必真的对生活质量造成太大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压力。毕竟我们是在发展的，只会越来越好。

RFI：上海胶州路“1115”火灾受害者家属集会要求问责政府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昨天（11月26日）晚上八点， 上海“1115”胶州路公寓大火部分受害者家庭自发组织，召开了一次“1115受害者家属”联席会议。参会者包括遇难者家属二十多人，以及部分家人未受伤亡家产遭遇火劫的受害者家庭，会址在距离火灾现场附近两三百米处，灾后官方安置灾民的的久悦商务酒店里。

艺术家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列席并被允许记录，此后，会议的记录被发布到互联网上。 这是火灾事件发生后，第一次有组织性、总结性、由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表达受害群体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和立场。

与会者称，通过了一个决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拥有共同的声音，类似业主委员会，以一个共同的声音来与政府对话。此次，他们推举了六个代表，并希望团结，不要轻易被“瓦解”。

与会者一致认为，“政府对事故责任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至今，责任是什么，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并没有说清楚。”

他们回顾了灾难的前因后果，包括，整个工程的产生情况，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施工队情况，包括消防部门来到现场的不作为，消防队员看到楼梯口不上去，什么防护用具没有携带，耽搁大量时间等等。

对此，这些受害者认为，政府“在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在没有进行谈判的情况下，违反程序单方面武断决定”，对社会公众宣布，每个遇难者的赔偿数额为96万的决定，对此他们表达了“极度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对逝者生命和他们的亲属的极大的不尊重，他们的心理感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所遭遇的痛苦是“难以承受”的。他们要求，“首先追究责任，然后才可能去谈赔偿问题”。此外，遇难者家属对赔偿的具体操作也表示了不满。

对受害者家属的这一表态，媒体人彭晓芸说，“受害者家属拒绝接受不明不白的赔偿，要求先界定责任，再谈赔偿协议。真是让人敬仰。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素养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公开透明，不接受任何暗箱操控。要对上海市民再次竖起大拇指！”

受害者家属决定，在遇难者“二七”到来时，也就是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在遇难者现场进行“二七”纪念活动。

此前，火灾事发后第一个周日“头七”，至少有十万上海市民在警方的监护下，来到事发现场鲜花致哀。他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参加“二七”悼念活动，他们希望，“活动要和平的，平静的、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参会的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公开的渠道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需要政府向他们公开道歉，明确承担责任。”他们还希望，未来能有媒体前来关注，并传达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要求，“与政府的官员或者相关部门谈话，面对面谈话，并对媒体开放”。

这份会议记录在网上公布不到几个小时后，已经成为新闻办网管局删除命令上的目标，大部分可以找到的链接已无法打开。

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刘苏里对话邓晓芒

时间_ 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点_武汉－北京，MSN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808d20100n6hs.html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亦多有涉猎，创立“新批判主义”和“新实践论美学”。已出版专著25部，译著8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这次“对话”，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各自在武汉和北京的家里。所以，说话行文，仔细看带有网络聊天几乎无法避免的“峻急”特点。

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
他长期任教武汉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师。在今年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中，有他授课现场非常生动的描述：先由一名学生朗读一段《纯粹理性批判》，重点用词、概念要特别强调，然后由这位学生对此段作出解释；再者，邓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讲解该段。如是，一学期下来，多则讲授二十几页，少则十几页。学生从开学时的十几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课堂讨论热烈，师生往复辩驳，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一册经过缩写的二十几万字《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讲下来，竟花去14和学期。没有哪位学生从头至尾听过这门课，可听课者往往有所收获——邓教会了年轻的学子们读书方法，也教给了他们关于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中，生动记录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现场。从主持人和学生，与邓的互动中，读者可分明感受到场面的热烈和求智的冲动，可称得上“非常感人”。
作为哲学家，他受到严格的哲学训练，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西方哲学，有着细致而精到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尤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他“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见“百度百科”）[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的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越性的灵魂，体现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逻各斯精神体现了这些个体灵魂在自由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保持人格一贯性，而不至于在与别的自由主体的相互冲突中遭到毁灭。——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对话中邓晓芒说，他有自己的哲学，只是还未完整地表述出来。他同时也肯定地说，他的哲学当然是立足本土问题。
一名好战士是自觉的，邓是自觉的，因此在我看来，他当然是一名好战士，一名“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无论介入文化批评，美学争论，还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无不显示其战士本色，自觉而充满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学家生涯中，邓晓芒是我知道的“卷进”各种思想争论最多的知识人。这个时候，他有两个“使枪弄棒”的舞台，讲坛和书桌。他的讲坛，真可谓天南地北，校内校外，演讲锋芒毕露，一泻千里；他的书桌，层出不穷地生产各类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论理扎实，包括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新左翼，以及《河殇》、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义”为标榜的批判对象。学术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为一名战士，邓不止一次卷入高教体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
邓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是“为己之学”，如果将其理解为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便大错。这里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愿意从对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国人身上问题的症结所在，像针灸师拿自身做实验。我理解，这种“反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义学说实践的一部分，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邓的新批判主义强有力量的秘密。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有请邓晓芒教授。


一 背景

刘苏里：很高兴能在网上与您见面，谈话！
邓晓芒：是啊，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以前都不敢想像！

刘苏里：可您还与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像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邓晓芒：那是，世界上总还是有些永恒的东西，不因事物变化快就失去了价值。其实我所啃的经典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不过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邓晓芒：我在课堂上总是对学生讲，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与当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

刘苏里：在《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里，你就是这么说的。
邓晓芒：对。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就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

刘苏里：任何意义上的“打工者”么？
邓晓芒：可以这么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打工者，过去那种什么“一兵”、“孺子牛”、服务员、国家干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适了。

刘苏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因为人民都是打工者。
邓晓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或者只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者。但我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会角色，客观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观爱好相吻合，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像我教书，不过是尽义务，遵守职业道德，但并不是我的主观志向。

刘苏里：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满意。还有什么遗憾么？
邓晓芒：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嫌时间太短，不知不觉就年过花甲了，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怕再耽误时间。

刘苏里：在我看来，你除了做哲学家外，还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论战中来的。当然，你还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哲学教师。
邓晓芒：生命就是战斗，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的论战也是我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决不是为了斗意气，所以我乐此不疲。

刘苏里：当然！不仔细读你的书，还以为你像个斗鸡，实际上，你的文字说理很强，少有意气之争。
邓晓芒：我想，如果我不战斗，而是像人们通常说的，功成名就了，该放松一下了，那我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义。那也就谈不上对自己满意了。

刘苏里：“战斗”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还是别有一番意思？这点对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说，战士是自觉的，你是自觉的，因此你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邓晓芒：战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事，而是对命运，就是必须奋起去积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这在我的书和我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里面体现得很强烈。这是为自己而战斗，不是充当马前卒或听什么将令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战线”，是为了自己生活充实、有意义，人生苦短。

二 哲学

刘苏里：好。谈谈你的哲学进路。以及你认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刘苏里：也有人会说，要振奋国民精神，必须重新弘扬国学。光是把西方的东西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将失去自信了。
邓晓芒：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么阔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创造力上；正如一个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么有钱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赚钱的能力上。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刘苏里：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思考的起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点点靠近这一原则。但我们总感到，国朝的立国基础，与此关系不大，甚至相与违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间灾难。如何才能从这一境况中走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你思考的问题之一吧。
邓晓芒：当然。但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个参照系之下才能谈清楚。所以接下来是文化问题，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

刘苏里：说穿了吧，都是伪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那种无原由的“热情”，正在消耗我们仅存的智慧和体力。它们完全不知道国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儿，到处喊打杀。非要说民族主义，我更愿意把它们定义为大汉族主 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是意识到一个族群作为个人生存所不可脱离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圣性，是超越种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种政治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种族概念，比如香港回归时唱的那首使每个中国汉人感到骄傲的歌：“永远不改变黄色的脸”。这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歌居然把中国的白种少数民族排除在外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

刘苏里：这不奇怪。中国人许多东西藏在骨子里，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这种状况，似乎与行世两千多年的儒学有些关系。
邓晓芒：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就是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历史元典的依据。国学热的乱像不过表明今天中国人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观念的现代化这门功课上不及格。有人说儒家“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礼教之辨。然而这种礼教恰好是立足于血缘亲情和家族等级之上的，不过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或宗族主义。

刘苏里：西方人也有歧视，种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启蒙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不断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使得它们的“进化”逐渐有了眉目。
邓晓芒：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早已想过几百年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然，我们一旦想，也许会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几百年，自认为想透了，其实也还没有。不过他们至少比中国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保护每个人自由的法制社会。这正是我们这个没有完善法制的社会所应当重新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刘苏里：我最近读了你与当代儒家论战的作品《儒家伦理新批判》，里面的内容很“刺激”。
邓晓芒：我与儒家的理论论战后面其实有上述意识形态背景，我很清楚。但他们并不清楚，或者装作不清楚。

刘苏里:就你上面的问题而言，我倒觉得，多数人是糊涂，只有少数人别有用心——当然，他们也可能不是什么儒家信徒，比如发明“中国模式”论的几个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谁所好。
邓晓芒：少数人别有用心不要紧，就怕多数人太糊涂。总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国民的劣根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这样么？还有义和团。

刘苏里:是啊，多少年来，是多数人糊涂，少数人利用，问题是，多数人糊涂是常态吧，关键还是少数人怀揣坏心思吧。
邓晓芒：其实，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观念有大的改变，极少数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观望的或不动脑筋的。

三 战士

刘苏里:本质上，你的学术、思考工作，是“战斗”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好思想家，好哲学家的本质。
邓晓芒：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

刘苏里:有些人从中国古典中，牵强附会地摘章引句，说明我们从来不缺什么，以此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忘了，我们近代以来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怎么发展不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思想与方案呢？
邓晓芒：中国传统经典的土壤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尚未解体的时代，他们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凡是传统中没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然解体，他们的这种说法就破产了。我们现在缺得太多了。我对他们的挑战的力量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巨变。
在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先驱者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而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因为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鲁迅笔下的五四先锋吕韦甫，一旦回到乡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经》。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东西，而是打工者维权的利器。

刘苏里:可现实需要，与当政者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这里哲学家有什么可做功的地方？
邓晓芒：不光是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

刘苏里:现实的情境是，在各种思潮纷纷登场的时候，要取得“共识”是多么难的事情。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

刘苏里:或者，要换个思路，重新确立“共鸣”，而非“共识”的基础？
邓晓芒：对。共鸣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去寻求的，是为己；共识则有些为人。

刘苏里:这首先是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是基础，在此之上，是共鸣，而非共识。
邓晓芒：共识主要是政治术语。共鸣则是美学术语，也是人生哲学术语。所以我提出要从单纯的国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简略地说说你的“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经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刘苏里: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们犹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刘苏里: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知道，还有些人是你这样的思路，比如小枫，但你们的目标似乎有很大不同？
邓晓芒：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

刘苏里: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邓晓芒：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

四 目标

刘苏里: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基础工作上来：哲学的讲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这难道不是建立中国人自信心的具体工作吗？在今天，我们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时代的巨变，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逃到故纸堆里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认为这样认真对待西方经典丧失了中国人的自信了，你看这不是颠倒了？

刘苏里: 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这很像毛的遗产。毛大概是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础工作，仍波及面不够广泛，是否应做进一步检讨？因为你的写作毕竟不是为了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的啊。
邓晓芒：此书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
邓晓芒：我相信陈康先生的话，中国人的自信是要能够在西方人面前讲西方哲学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我自信这本书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搞懂。

刘苏里: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万圣，都卖得不错，特别有几种，比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文学与文化三论》等等。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在我最近的一篇评书小文中也说到了——这样的讲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见呢。
邓晓芒：我相信我的一些书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有好几次国际会议我用德文写的论文都在德国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专门来做这种事，我还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这一辈子的任务够我忙的了。

刘苏里:你认为，除了经典解读，你有了自己对哲学的独到体会与见解了么？我相信你说的，结合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一定会有真正的创见。
邓晓芒：当然有，我一直想写一本直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书，也可以说一直在做一种准备。其实很多思想已经在解读中透露出来了，只是没有加以整理而已。

刘苏里:我常常读到有见地和创见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简略叙述你的创见，以飨小报读者？我先替他们谢你！
邓晓芒：一个是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另一个是结合全球化的视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来锻造自己的思想。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特色！
海德格尔说，一切哲学都只讨论同一个问题。我的哲学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说出什么与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论来。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个问题推进一点，搞得更深一点。
我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自否定哲学”，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创造哲学，主体性哲学，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我有自己的阐发。
这种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从前的这类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都还没有到位，所以不能抵御反对意见。只有把它与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体性哲学焕发青春。

刘苏里:后现代主义，至少在中国，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说成是什么知识转型。
邓晓芒：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诠释基本上都是误解，因为这些诠释者都没有古典哲学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们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们对哲学史的无知就行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必然延伸。
但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走投无路了，最近十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师，这是西方思想的没落。他们有见识的学者纷纷转向西方经典的重读。
我预计西方将有一个古典复兴，那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大师。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机会。

刘苏里:可有些后现代“大师”，还在那里精致地引用、“发明”各种修辞，忙着为当权者涂脂抹粉。
邓晓芒：我几乎已经没有兴趣与他们较劲了，这些人的政客嘴脸太明显了。

刘苏里:你对他们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却想玩政客的把戏，脚踩两只船，不用别人，到头来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邓晓芒：他们在理论上其实根本用不着去驳，政治形势一变，他们自己就会迅速转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响力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借助于某种非学术的力量赶风潮，风向一转，他们就得马上转。我预计，中国的前途决不在他们这些人手中。

刘苏里:谢谢晓芒兄，今天耽搁你那么多时间。
邓晓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见！

刘苏里：再次感谢，再见！

欧盟正式批准台湾免申根签证

作者：BBC

欧盟理事会周四（25日）审查台湾免申根签证案，将其列入无需讨论的项目，顺利通过。

这项议案尚需经签署及公布，此后20天才能生效。

台湾外交部长杨进添告诉媒体，预计免签措施将于明年1月底生效。

目前台湾每年赴欧洲平均有31万人次。申根免签生效时候也正好赶上春节假期台湾人出国旅游的旺季。

申根签证国家共有包括西欧，北欧，东欧与南欧的28个国家，在外交上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世界重视

在台湾政府的争取下，日本在2005年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在不承认台湾的全球主要国家中首开先例。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盟同意台湾免签证待遇，是台湾“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象征台湾获得世界重视”。

台湾还在争取获得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缅甸等国的免签待遇。

杨进添表示，美国是未来争取的重点。而台湾前驻美代表程建人则说，获得免申根签证有助于台湾争取获得美国免签待遇。

—— 原载: BBC

艾未未发起上海大火遇难者名单调查

RFI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造成58人死亡的上海静安区大火，市政府至今拒绝公布死者名单，曾发起调查四川5.12大地震遇难学生的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其推特上发起对大火遇难者名单的公民调查行动。今天中午前，已确认44人名单，并以此质疑政府指三成死者家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之说。

在中国，大型灾难的死伤者数目不时受到质疑，上海静安区11.15大火亦是这样，但市政府公布每位遇难者将获约96万元人民币(折合约10.8万欧元)赔偿和求助金时，仍拒绝公布名单，指公布名单需征得死难者家人同意，但有超过三成遇难者家属表示不愿公开。当局已将遇难者名单上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艾未未不满政府以保护私隐为借口来掩盖公共事件真相，但践踏公民私人隐私时，当局则强奸民意舆论，于是由昨(二十四)日早上起，在推特发起公民调查遇难者名单。他说，”96万元不但买下了一条条生命，还买下属于这个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让他们的名字消失、被遗忘。当上海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搞定它的过失时，公布逝者名单是不可回避的义务，让我们一同追问吧。”

他补充，知情权是行使监督权的先决条件，亦是公平公正的前提，不能容许市政府「破你的财，免他的灾」的事发生。

直至昨晚七时，艾未未工作室公布， 共收集到60个遇难者名字，今午已经确认44人；在待确认名字中，有一位日本籍人士，日本驻华使馆仍待验证牙齿资料。

艾未未指出，若真有三分之一的遗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以他们收到60个遇难者名字计算，即遇难者应有近80人，比新华社报道的死亡人数多。他又指，称家属不愿公开是「上面又在捣鬼 」，是维稳的做法。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本月十五日发生特大火灾，政府指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

艾未末曾于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后进行遇难学生公民调查，结果确认5212名学生遇难，并把他们的名字放在网上，又每日在其博客上公布当日冥辰的死难学生名字。

集錦

▲【事情正在起变化】20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先是演奏《让世界充满爱》，现在开始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历史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了

▲上海人拿汶川地震时的热心真诚，拿世博施工过程中的忍让克制，都换不了避过这一场无妄火灾和身边人的离去。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人觉醒，会让人泪流满面。

▲徐瑞延：作为责任人或者用白话讲叫做凶手的政府和那些公职人员，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去慰问受害人，你见过杀人犯去慰问被害人的吗？需要的是道歉、谢罪、赎罪、赔偿！还好意思来号召捐款？还好意思来推卸责任？还好意思来搞得没你们什么事？还好意思来歌功颂德？这该是多么无耻才能干得出来！

▲教师公寓上，散落的窗架，让人看了就好似能看到当时的灾难。我和旁边的小姑娘都哭了，现场的黄丝带(橙丝带)有很多，4个学生样子的女孩子从身边走过，一脸哀伤。

▲城管撵花贩，保安不让没持花的人进，果然是为官人服务的，配合得真好。

▲向国内财新网致敬：这座楼燃起熊熊大火，击碎了半年世博会积攒的所有荣耀和光环。

▲我们和命运有个约定，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如果不能让从唐福珍和上海退休教师们身上燃起的火焰去焚毁这黑暗的制度，我们就活该在黑暗中再默默忍受一千年。

▲90年前上海,有人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财新赵何娟：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发现火情和报警的人，周庆灵，他反复告诉财新记者，时间为1点53分！官方不断撒谎！我们试图用一手调查将造成这场杯具的政府责任链条层层拨开，还原真相，头七这天，以此祭慰冤去的亡灵。

▲跟人祸比，天灾算不得什么。人祸后，竟然最先想到的不是反思，而是推卸责任！在当权者看来，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就这样“理所应当”的被忽略？被轻视？

▲看上海献花，再次想起崔卫平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今天，“头七”哀悼日，遇难者家属在胶州路大楼送别亲人。他们喊着：“老天不怪你，是人祸啊！”现场，多少人流下眼泪。

▲今天的上海，让我改变对上海的印象，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公民意识的觉醒，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了希望，只有每个人都去坚持关注那些社会的基本是非和道德，才会有未来！否则流氓将肆无忌惮的横行作恶，将会一次次挑战我们道德的底线！

▲上海静安区区委书记龚德庆在哀悼现场痛哭，哭得和李刚一样。
我相信民众的鲜花，绝不信鳄鱼的眼泪。

▲区长先别哭泣，先道歉，先公布死亡名单，先公布真相，先自己辞职，你们眼泪太廉价了，会恶心到我们这群脆弱的公民！

▲他们不会明白，为何一场大火烧出了整个上海的哀伤与整个中国的愤怒。

▲其实当权者对所发生的一切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才不择手段“维稳”。

▲有人在献的花中间夹了纸条，纸条上写着：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


▲梁树新：今天的上海胶州路，意义非同寻常。不仅仅是一次自发的悼念遇难同胞活动，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民行动，是对上海政绩工程和官方救援不力的无声控诉。

▲沉静了两天不上网，看到今天上海胶州路献花的照片，眼眶湿了，为了逝去的人，还有那些去现场用鲜花证明生命的尊严不容践踏的人，难过同时也看到一丝希望，当然它们还会一贯不要脸的把灾难说成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功，当你们漠视人的生命尊严时候，也是你们死亡的时候！

▲ 如果连小命都没有了，金牌还有用吗？！让政治介入体育、把体育竞技无端上升到国家民族尊严的高度来说事，显然是政治家的阴谋，特别是不顾国计民生的大操大办，只能引起国民反感。

▲在我看来，相对世博会，胶州路20万束的鲜花才展现了上海人令人尊敬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光辉，真正的尊严所在。让我们不忘死者，生命是唯一的，爱却永恒。

▲冉云飞：1976年前四五运动的献花，标志着毛式文革走入死胡同而将启新，2010年胶州路的献花，是否也预示着公民社会的新启点呢？但不管怎么说，民众自发献花，体现了党国不疼，但我们屁民自爱。

▲王小山：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巫昂：如果官方不公布逝者名单，民间当然可以做，围脖当然可以做，大火不能够烧掉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今天上海政府官网头条是 “国务院出台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等十六项措施” 第二条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从影70载 俞正声韩正分别致信祝贺” 。

▲财新赵何娟：我被警察强行推了出来，不让靠近祭奠的家属！一个家属把我抱住说，我们是一家人，我哭了！叔叔阿姨，一路走好

▲上海胶州路大楼火灾悼念现场正在起变化，数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可以去见证民智开化一小步的历史时刻。

▲王小山：有人不明白公布遇难者名单的意义，我的理解：他们说遇难58人，没有名单的话，可能就不止此数，就这么简单。

▲维稳思维已经如芯片死死植入，成为政党的基因，能够指望什么呢？只有群众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恐惧，而不是悲伤让他们触动。向上海公民致敬！沉痛哀悼逝者。

▲上海在静安区“11?15”特大火灾在我看来仍然是统治未稍失灵的表现，这样的人祸在未来的转型期还会持续不断地发生，民众也会从一次次灾难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必定遭遇和承受种种苦难；幸运的是，可以见证和参与历史性的变革。

▲如果真的如网上以及很多当事人所言，在报警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有效救援，而是直到发现火势控制不住，才开始增派人手的话，那杀害上海同胞的就不是大火，而是政府的无能了！

▲上海的电视台目前没有任何内容。我想起了两年前的512了。那天我守在四川卫视前等消息，看到的居然是国产电视剧，因为领导还没有给出指示！

▲今日20万上海鲜花人和数千万中国草泥马不孤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

▲江天勇：我们为何不幸生在兲朝，而不是智利？

▲徐瑞延：警察拦住可以拍到横幅的路口，问他我为何不能过去拍，他说这是规定，我问谁规定的，他说是上面。我告诉他，你上面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家人！

▲格桑小巫：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正在悼念现场为逝者演奏，如你想象的那样遭到了阻止，如你想象的那样得到了支持。文革中许多不堪受辱的上海人是换上整洁的西装，打开唱片机，从容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即使被野蛮和黑暗践踏，也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优雅和尊严，这就是这个城市的腔调。

▲人说：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在今天的胶州路，每一个在场的你、每一枝鲜花、每一根黄丝带、每一声沉默，都是光明之城的基石！

▲在李刚的表演之后，所有官员的眼泪都是欺骗。

▲不受限制的权力和财富有如野兽肆意剥夺欺凌，民怨沸腾，每一个公共灾难事件都有演变为更大动乱的可能性，掌权者不自省，悲剧或将难免。

▲今天大概有20位上海市民购买了大约2万只菊花在火灾现场附近免费发放给前来悼念的人。现场还有几位美女在帮大家系上黄丝带，我问她是不是住附近，她说是从很远地方过来的上海市民，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记念老百姓呀。

▲你觉得这座城市是阴柔的，她今天展现出正大却克制的阳刚和大勇；你觉得这座城市是商业和顺服奴仆，她今天给你看不计利害和独立的品格；你觉得这是一个冷酷不在乎的生死场，她今天告诉你，这座城市珍爱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微小却洪亮的声音。

▲请有条件作推特直播的朋友到现场去，现场诉求已经发生变化，微博可能挺不住，历史值得见。


▲上海用了250个场馆、6个月的时间、7300万人来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1幢大楼、4个小时、53位亡灵证明了这不过是一个口号。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不在于能不能办世博会，能不能办亚运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车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会有毒。 这个世界就是，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最后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8人，是4个电焊工的责任！跟西游记一样，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 豹子办了个澡堂子，包给狐狸，狐狸包给松鼠，松鼠雇几只蚂蚁搓澡接客。有一天，狮子去洗澡，掉脸盆里淹死了。。。。虎大王震怒，派警察调查情况，骂了狐狸，打了松鼠，最后，抓了8只蚂蚁。。。。因为他们，竟然没搓澡证！！

▲网友：上海市民的高素质，体现在重视契约精神上，这是民主意识的基础，这得益于100多年的欧风美雨对上海的熏陶。除了上海，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江湖社会，丛林社会，离契约社会差着100多年的进化。

另外说明下，俺是山东人，曾在上海工作过一年，体会颇深。

▲网友：我随时关注上海的情况。如果悼念持续进行，我就去上海。

▲网友：上海一小步，吃拿一大步。

▲低调就是腔调：就是这位躲在角落里的肥警察，负责用对对讲机向上级请示，并阻止城市交响乐团为逝者演奏。围观群众十分气愤，但还是有节制地大声告诉警察“拉！拉！”一刻钟后，乐团开始演奏。

▲越来越多陌生人来到胶州路大楼前，或鞠躬、或磕头、或献花、或沉默，这股团结一心的力量，足以让整座城市撬动。

▲保守估计，今天去胶州路献鲜花的人群不下20万。

▲刘海阳：沪上媒体接宣传部禁令，不许前往现场，但禁令也有失效的时刻。

▲综合特推和微博消息，据称今天有近二十万人（其中有一些外地专程）到上海胶州路献花悼念死者、有交响乐团演奏哀乐、有人演说批评政府。灾难要记住，丑恶要鞭挞。

▲不同的事故，遇难者应该遭遇同等程度的关心，才证明对生命是一视同仁的尊重？你开始的说法是“网友对矿难不关心”，是个很绝对的说法，现在改成了“没有享受同样的关注”，你自己的说法在变。

▲现场归来几点感受：一）秩序井然，市民自觉绕行排队，世博园调来的白色排队栏杆无用武之地被搁置在旁；二）民众情绪克制冷静极少喧哗；三）排队听左右议论，发现中老年人资讯全不落伍，街闻巷议之外，上海综合媒体这次普遍给力功不可没。

▲鲜花告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大火遇难者祭奠现场现在开始戒严，收缩进口宽度，限制祭拜时间，没有带花的一律不让进如！这是什么狗日的脑袋想出来的歪招。

▲ 王思璟：余姚路常德路路口，几个警察＂审查＂着前进的人，将空手者向外推，嚷着没花的不要进。。于是一堆人在垃圾车里翻寻菊花。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魔都。

▲天下围攻的日子不远了。

▲出租车司机谈起火灾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谁在今天这个时刻阻拦追悼的人群，那就会点燃二十万追悼人群愤怒的火焰，会酿成社会惨案，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相信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现在是下午14:35，维稳力量只需稍安勿燥，再坚持不到十小时就可以避免一场政治冲突。

▲有朋友估计，上海胶州路极可能成为下一个天安门，民怨的大规模爆发点。这取决于3点：镇府是否迅速弹压、镇府是否仍迟迟不问责、上海市民以及通过网络聚合在一起的中国公民的品质。

▲苦心经营了6个月、动员数千万人的上海SB会营造出的“辉煌”，被7天的献花活动击得粉碎。苦心经营了21年的合法性重建，被一个诺贝尔奖击得粉碎。

“中华民族”50万年前的英雄—祖先迷思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最新滥情

程映虹

最近，北京上演了一出非常别致的音乐舞蹈史诗话剧――《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恋》。以下是该剧编导对剧情的介绍：

这部戏描写了北京猿人之间的生死爱恨和他们与大自然以及野 兽的顽强搏斗。猿人中的家长根为了繁衍子孙，抢了几个女人，进而与年轻的猿人山结下了仇。当根发现自己与女人生的孩子非呆傻即死胎，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 不能繁衍出健康的后代，便把女人托付给了曾经的情敌——山。当一家猿人陷入绝境，快要冻饿而死之时，根踏雪杀虎，反被虎咬成奄奄一息。弥留之际，他点燃了 自己，让家人食用进而便全家活了下来！为了子孙后代，根这位壮士，虽九死而不悔！

创作这出戏的初衷是为了宣传北京猿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隗主任说：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但其重要地位和知名度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国人心目中还缺乏应有的认知，每年慕名而来的有很多外国朋友。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了，正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所以我们博物馆和北京一九九八国际青年艺术剧团共同打造了这部话剧。

这出戏可以说是主旋律和票房价值的完美结合，正如它的广告词所渲染的“性爱，博爱，忘我的爱，直到燃烧自己”。借“原始人”张扬“性”可以说是理直气壮，甚至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但这个票房策略却是为“忘我的爱，直到燃烧自己”这个政治正确性服务的。它的舞美设计者也以一系列“主旋律”作品闻名，如《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红岩》等。

在暴力和性的衬托下，这出戏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在直立行走的猿人时期的大英雄，这个英雄虽粗野原始但识大体顾大局最后以自我牺牲成全集体的延续。“中华民族”无尽的英雄谱于是从三皇五帝向前推了大约５０万年，为“中国崛起”创下了又一个“世界之最”。　

直立行走的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脑容量的大小。虚构一个连“人”的意识都没有的小脑袋的“民族英雄”，用来教育不但大脑过度发达还有精密电脑伺候的现代人，这是是对人类进化的一个黑色幽默。　

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说这出戏意在塑造“民族英雄”？因为戏的介绍中说这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戏的海报上龙飞凤舞硕大的草体书法也写着“感谢祖先！”既然是“祖先”，当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不可能是俄罗斯达吉克斯坦或者蒙古人的祖先，这样的英雄当然是民族英雄。

主人公的名字“根”更是一个说明：中华民族的“根”就是这个英雄。中华民族最初的血统里就有了英雄的遗传。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而是被神化的民族英雄主义。

但在这个神化和煽情的“民族英雄主义”之外，这出戏更实在的意义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再一次强化一个种族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今天的中国人在人类进化史上有自己独立的祖先。今天的“中国人”５０万年来在血统上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与众不同。

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左右，那是直立猿人，是人猿分离的开始；另一次是10万年前左右，那是“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根据DNA的分析，现在国际间普遍接受的人类进化路线图是由于一些已知和未知（主要可能是气候突变）的原因世界其他地方的直立猿人没有留下后代，只有非洲的一支幸存下来并演化成“智人”，在１０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渐分布到世界其他地区并演化为现代人。换句话说距今５０万年的“北京人”不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祖先。这是现代人演化的单一起源论。根据这个路线图，不但古猿，而且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但中国石器人类学的主流意见反对这个国际主流的一元论，主张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其实也就是说除了非洲还有东亚），北京猿人有后裔。

多元论不是没有化石根据，但它无法解释ＤＮＡ检测结果。从世界范围来看，ＤＮＡ数据的有效性似乎更强。此外从１０万年到８万年（或更晚）左右这段时间里中国古人类的化石有一个断层，而那段时间正是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取代直立猿人的时候。所以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北京人”是连续不断地演化到智人的。　

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支持国际流行的一元论，而且证据很坚实。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金力教授主持的团队用在中国境内广泛收集的ＤＮＡ数据证明了当代中国人在遗传上和非洲人之间的一致。这个遗传特征是8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他们明白宣称，至少根据这个结果，现代中国人和非洲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人同享一个晚期智人的祖先。北京人没有后裔。当然他们也说这个结论建立在至今为止得到的证据上，而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一元论也好，多元论也好，这些都是科学问题。但这个科学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天大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就是“中国特色”。官方宣传和大众文化早就不顾科学界正在进行的调查和争论，认定“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学校的历史教材就是这么说的，每年清明节周口店也是被如此祭拜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敢说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周口店北京人”是下意识地和“中华民族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知道“北京人”有没有后裔是一个科学上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学校的历史课上不会告诉他们这个事实。中国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客观性和独立思考，不是对未知，复杂和矛盾的容忍，而是信念的灌输和定论的植入。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中国学校教育的“马列毛”意识形态教条，而没有注意一种建立在“中国特殊论”之上的民族自大和种族优越感，反映在“中国第一”“中国最早”“只有中国”等等话语之中。

问题是：即使我们承认“北京人”有后裔，那也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它的后人，和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金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非常坦率的一席话把中国人被教育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祖先情结”说得很明白：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非常希望能用它来证明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它就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就是特殊”。

（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MJLB1a4EBJo&feature=related）

今天，金力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有了一定的正面报道，科学界反对他的人也没有说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先”，“北京人”的“祖宗”牌位可以暂时收起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大张旗鼓地登上舞台，蛮横地对一个科学问题给出答案，再次告诉中国人：你们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一样，你们就是特殊，这个特殊远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出现了，远在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但有力量，敢于霸占，而且又有集体主义精神，乐于牺牲。 　

还有什么比这样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对“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有更独到的贡献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鼓动杯葛诺奖典礼中国被认自毁形像

作者：VOA

中国公开要求各国政府不要出席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目前，除了中国之外，另有包括俄罗斯和古巴在内的五个国家已经高调表态不参加12月10号在奥斯陆举行的仪式。

*日韩如履薄冰 中国报复不迟疑*

诺贝尔委员会按照惯例邀请驻奥斯陆的各国大使参加颁奖典礼，并且在11月15日之前答复邀请。

目前，韩国使馆还没有回应，不过韩国外务省发言人星期四说，韩国政府将根据它追求的价值观、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常识来做出决定。他同时也表示，尊重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导，韩国大使迄今为止每年都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不过韩国政府显然正在考虑知会诺委会，韩国大使将像过去一样出席颁奖仪式，但希望委员会不要公开宣布这一消息。

正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日本11月17日才缓慢做出回应，表示即将出席。

诺委会所在的挪威已经受到中国报复，中国停止了与挪威的渔业合作协商，并且取消了一个挪威歌舞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北京大手笔搅和 诺委会深感困惑*

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的大使已经决定出席仪式，但是很多亚洲国家迫于中国的压力而迟迟没有做出答复。

诺奖委员会主席伦德斯塔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这么强势而直接地要求大使们拒绝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今年的大问题是，中国是怎么能够影响其他国家做出决定的。”

中国据称通过致函各国外交部和大使馆来警告支持刘晓波可能带来的“后果”。明确表态放弃出席的除了俄罗斯和古巴之外，还有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

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的外交编辑提姆.马歇尔说：“俄罗斯和古巴都很顾及中国的态度，而且两国都监禁了许多和平异议人士；哈萨克斯坦也是同出一辙......摩洛哥和伊拉克虽然都毫无疑问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但是他们拒绝出席却不那么容易解释。”

*监禁获奖者 自废软实力*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对媒体说：“不管北京政府动怒也好，粉饰也罢，把一名诺贝尔奖获奖者再监禁10年对其软实力造成的灾难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软实力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对媒体表示：“北京的极端反应恰好与中国更加自信的逻辑不谋而合；而这又与中国近30年来的成功外交战略背道而驰。”

*国家干涉诺奖典礼 公开摈弃普世价值*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表示，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一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这不是第一次。

蔡咏梅说：“一个国家政府出面干涉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自毁形像。诺贝尔和平奖宣扬的是普世价值，把奖授予刘晓波是对他关于非暴力、 和平、有序地建立未来民主中国价值观的肯定。”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表面上并不否认民主的正面意义，中国的宪法更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现实与其理念是相冲突的。

鲍朴说：“中国的表态实际上标志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否。中国毕竟仍然是共和国，就是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君主。民主既是共和的体现也是实现共和精神的方式。所以中国的现实与其理念是相冲突的。”

*历史之镜映照现实*

诺奖委员会主席伦德斯塔日前表示，在诺贝尔奖109年的历史上，甚至连获奖者的代表也无法前往参加颁奖典礼，这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无法前往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是1936年的获奖者、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上个世纪30年代被监禁在纳粹集中营。尽管当时的德国宣传部公开表示他可以自由前往挪威，但是，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当局拒绝给他发放护照。
—— 原载: VOA

赵连海冤案：并非一个人的悲剧

作者：何清涟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被中国当局构陷入狱。尽管这一灾难的受害者是赵本人及其家庭，但溯其案由，再考虑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共维稳方针发生变化这一大背景，赵连海冤案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

一、结石宝宝维权具有的独特道义优势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完全是基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目标与行动框架来考虑的。中国的维权运动有两大特点，一是将行动限定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尽管我认为那《宪法》存在种种问题），二是远离政治敏感问题，主要涉及民生。考虑到英美法律体系的完善就是通过案例法的积累所达成，我对中国近年的维权运动设定了一个观察点，即此起彼伏、事由各异的维权能否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因为不管哪种形式的维权，如果胜利的结果仅限于部分改善了受害人的处境（如邓玉娇案件），却未能引起立法、司法乃至某种制度的改变，这种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有限，也非常脆弱，一次政策上的倒退就可以让这些积累化为乌有。

与其他维权案例相比，赵连海陷身其中的结石宝宝案既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也触碰到政府政治责任的底线、加上国内舆论的一度积极介入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从各方面来说，它本身原应成为最能够产生制度性反馈的维权案例。

第一，受毒奶粉之害的儿童在中国高达3000万――这一数字是温相在2010年?3月27日下午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所言。后来这数字变得有点扑朔迷离：有说“结石宝宝”共300万，又说是30万。但不管是哪一个数据，直接受害者都非常多。

第二、中国近20年来深受有毒食品之苦，餐桌安全早已让中国人忧心忡忡。国人希望借查禁毒奶粉之势，促成中国政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此，结石宝宝维权的民意基础前所未有地雄厚。

第三、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危险的政治禁忌无关，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中国国民也有充分的权利向政府提出保障生存安全的要求。理由是：1、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地声称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存权的第一要义当然是生命权，包括保证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2、国民向政府纳税，政府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目前中国食品生产链上这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互害局面的长期存在，表明政府不能为国民提供符合质量的公共服务，标志着中国政府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二、支持者数量的“减法效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案件，最后赵连海却从“指控罪犯的人”变成了“罪犯”。我一直在思考，是谁将赵连海送进了监狱？

政府行为的日渐流氓化当然是其首要原因。曾有人与我争辩过政府责任问题。面对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日益严重的有食品安全问题，我认为最后一道屏障就是政府的监管责任，而政府恰好放弃了监管责任。对方认为我将政府想象得太坏。因为在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上，政府官员没办法将自己与老百姓区隔开来。但事实表明，在中国信用体系全面崩解的今天，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在放弃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同时，用特供的方法为自己这个特权群体筑就了一道食品安全屏障。这样一个视民众生命安全如无物的政府，也因此在国际社会里流氓招数迭出，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曾谈到过中国政府的各色代表用恐吓、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对付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外交官及NGO代表。

但我还想说说中国国民那根深蒂固的搭便车心态，因为在今后中国公民争取权利的道路上，这个问题必然会反复出现，一次次地拷问国人。

三鹿毒奶粉事件黑幕刚揭开时，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丧失厂商伦理的企业与放弃监管责任的政府最初居于守势。但在国家赔偿方案出来后，赵连海背后的支持者从若干万变成了小于50人。这一点在“《107调查》专访‘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中约略提到。

当赵连海建立“结石宝宝之家”网站之时，正是三鹿奶粉受害者求告无门之日。这时，网站每天的浏览量都达到四位数字，几千名家长先后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与赵连海联系，与他分享信息，QQ群上也热闹非凡。这时候赵连海成功地联合了许多三聚氰胺受害儿童的家长并吸引了社会注意力。主流媒体开 始关注并报道“结石宝宝之家”，“公盟”等NGO也向家长们提供各种援助。尽管赵连海的网站数次被关闭、屏蔽，并不断受到警察与有关部门的骚扰。但正是这种外界的支持使赵获得了力量，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如希腊神话的安泰，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了力量。

但到了2008年底媒体透露国家赔偿方案――“结石宝宝”死亡案例每例赔偿20万元，重症病例每例3万元，普通病例每例2000元――之后，不少受害儿童家长对赵连海态度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107调查》描述了赵连海内心的苦涩：“有的家长接受了赔偿方案，不再热心和赵连海联系，甚至从此销声匿迹。更多的家长虽然不满赔偿方案，但也不愿意再站出来和赵连海并肩战斗”，赵说，“许多家长就这么冷眼旁观着，等着我们几个去抗议去维权。假如闹得有些成果了，他们也可以一起分享，假如没成果反倒被打压了，他们也不必冒险。”

事件初起时3000万毒奶粉受害者――300万（或30万）结石宝宝就此只剩下一个孤军奋战的赵连海与极少的支持者。赵连海大概不知道制度经济学中有个“搭便车”概念，不知道他所遭遇到的事情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演出过成千上万次的现象。赵连海太弱小，他以及支持他的少数NGO与律师根本无法撼动那根粗大的利益链条。

但赵连海的弱小并非他个人的问题。在极权社会当中，相对于政权，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弱小者。因为极权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变成一颗颗相互分离的原子，强权政府直接面对极为弱小的个人，具有将个人碎为齑粉的能力。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只有民间涵育出自组织能力，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人结成同盟，这种以政府为对手的谈判才有了一点胜利的可能。

三、沉默与从恶：巨人也需要立足之地

我承认人类社会都有这种“搭便车”心态，但也想指出一个事实，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严重。解读历史富有穿透力的吴思曾写过一篇“出售英雄”，详细叙述了清代浙江宁波领头抗税的两位悲剧英雄周祥千与张潮青的故事。在百姓们抗税需要领袖之时，大家都很尊敬这两位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英雄。待事件平息，百姓们想过正常生活之时，昔日英雄就成了“多余的祸害”。在官府分化的权谋及压力之下，百姓们用沉默加以配合，终使两位英雄“伏诛”。考虑到“天下已定，英雄当诛”并非只是历史陈迹，吴思富有深意地将文章的副标题命之为“献给未来的英雄们”。从这一角度观之，当初安徽小岗村民秘密搞家庭承包时，曾约定参与者按手印承诺假如出事后有人坐牢，其余的村民要负责抚恤坐牢者家属，这种“约定”其实出自中国农民最朴素的生存常识，因为他们太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包括自己。

鉴于成千上万结石宝宝家长自动消失，也鉴于数不清的人很清醒地参与到体制这架机器中制造罪恶，我建议大家都去读读“柏林墙倒塌前――他还有别的选择” ，这一故事梗概如下：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将对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当年守卫柏林墙的卫兵，其中一位叫英格•亨里奇。两年前一个冬夜里，他枪杀了一位欲翻越柏林墙的青年克利斯。当时他绝没想到，他的职务行为会使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时已有先例。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你可以将枪口抬高或者放低，你的上级无法因你射击不准确而处分你。

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正好读到BBC记者采访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的一篇报道。记者问昂山素姬如何设想自己今后所能发挥的作用，昂山素姬非常实在地回答说：“我已经向民众讲清楚，我们必须一起努力。我一个人不可能达成他们的愿望。我只是为民主工作的一份子，或许比较有名，但仅仅是一个民主工作者而已。”

中国人确实希望出现能够承托时代使命的巨人。但我想，无论是什么巨人，都必须立于坚实的土地之上。赵连海冤案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这块土地现在能够承托起它所需要的时代巨人吗？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1月18日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国近现代三次精英出走的原因

作者：何清涟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 原载: VOA

维稳措施将无处不在：中共强化居委会功能 报酬纳入财政

　　核心提示：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称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加大居委会经费保障。要将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下发以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服务居民群众、搞好城市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城市基层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革，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更加繁重、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更加突出，居民群众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需求更加迫切，但不少社区居民委员会还存在着组织不健全、工作关系不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服务设施薄弱、工作经费难以落实等问题，影响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功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整体推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体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正确把握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宗旨，以提高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区和谐为目标，着力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努力把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成为功能完善、充满活力、作用明显、群众满意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一步健全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城市社区组织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组织基础。

　　(二)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社区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群众。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居民的服务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居民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真正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变成服务居民、造福居民的民心工程。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设施建设、财力投入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尊重社区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形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合力。

　　——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工作实效。紧密联系各地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加强分类指导，创新工作载体，切实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和阻碍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突出问题，力戒形式主义，使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努力使全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社区居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社区居民自治范围进一步扩大，社区民主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群众的基本服务需求;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内外关系更加协调，全社会尊重、关心和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关键时期。要着力理顺社区工作关系，强化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充实壮大社区工作力量，建立健全社区保障机制，为实现到2020年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各项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进一步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四)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居民遵守社会公德和居民公约、依法履行应尽义务，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召集社区居民会议，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服务事业，推动社区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及时化解社区居民群众间的矛盾，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管理本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推行居务公开;及时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社区居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五)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社区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全社区。

　　(六)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利益的重要维护者，要组织居民有序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听证活动，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对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对供水、供电、供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市政服务单位在社区的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监督社区内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工作，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三、不断健全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

　　(七)加快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全覆盖。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人口规模、管理幅度等因素，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确定管辖范围，一个社区原则上设置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加快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工矿企业所在地、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新建住宅区居民入住率达到50%的，应及时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此之前应成立居民小组或由相邻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实现对社区居民的全员管理和无缝隙管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

　　(八)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调整充实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设置，建立有效承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各类下属的委员会，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选齐配强居民小组长、楼院门栋长，积极开展楼院门栋居民自治，推动形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新格局。

　　(九)规范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服务机构。为更好地完成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辖区人口较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较重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建立社区服务站(或称社区工作站、社会工作站)等专业服务机构。按照专干不单干、分工不分家的原则，社区专业服务机构在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以形成工作合力。社区居民委员会有足够能力承担应尽职责的社区，可以不另设专业服务机构。

　　四、努力壮大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队伍

　　(十)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来源渠道。社区居民委员会一般配置5至9人，辖区人口较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较重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可适当增加若干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困难人员，其配备比例、招聘办法及专业服务机构的设置标准由市(地)级人民政府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的负责人可以由社区居民推选产生，也可以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或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经过民主程序兼任。鼓励社区民警、群团组织负责人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研究建立新录用公务员到社区锻炼制度。鼓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社区居民委员会帮助工作或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社会优秀人才到社区担任专职工作人员，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或退休党员干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经过民主选举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

　　(十一)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工作的需要，制定培训规划，丰富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每年至少对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培训一次，其他成员每2年至少接受培训一次。要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社会工作知识，增强他们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牢固树立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努力掌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不断提高服务群众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鼓励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立足岗位，自学成才，支持他们参加社会工作等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考试，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十二)关心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积极把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培养发展成为党员，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担任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加大从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和选任街道(乡镇)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力度。对工作成绩突出、居民群众满意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应及时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

　　五、积极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十三)坚持以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带动社区居民民主。推广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全面推进社区党务公开，健全社区党员代表议事制度，引导党员参与民主实践，积极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带动和促进社区居民民主健康发展。

　　(十四)坚持和发展社区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规范社区民主选举程序，稳步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覆盖面。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不参与选举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居民选举委员会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由居民推选产生的居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法被确定为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应当退出居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原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作出规定，引导居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居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探索社区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参加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方式方法，保障其民主政治权利。

　　(十五)完善社区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推广社区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制度，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积极探索网上论坛、民情恳谈、社区对话等有效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广泛参与，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十六)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上来，按照居民活动空间最大化、服务设施效益最优化的要求，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场所管理，方便居民群众使用。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驻区单位协商议事制度，推行分片包块、上门走访、服务承诺、结对帮扶等做法，密切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实行错时上下班、全日值班、节假日轮休等工作制度，方便群众办事。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民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规范社区居民委员会财产、档案、公章管理，确保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有效运转。

　　六、切实改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

　　(十七)加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与社区卫生、警务、文化、体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地方政府应对建设资金来源、产权归属和使用管理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连片改造居民区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将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的配套建设指标对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配置标准和要求的不予批准。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使用，应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及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意见。未按规划要求建设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不能通过验收。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要根据规定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交给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使用管理。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没有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或者不能满足需要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建设，也可以从其他社区设施中调剂置换，或者以购买、租借等方式解决，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筹解决。积极推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倡“一室多用”，提高使用效益。服务设施的供暖、水电、煤气、电信等费用应按照当地居民使用价格标准收取。

　　(十八)积极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现有信息网络资源，鼓励建立覆盖区(县、市)或更大范围的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次收集、资源多方共享。整合区、街道、社区面向居民群众、驻区单位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社区信息服务网络，逐步改善社区居民委员会信息技术装备条件，提高社区居民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全面支撑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积极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内部管理电子化，减轻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七、逐步理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相关组织的工作关系

　　(十九)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社区居民委员会要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工作方式，切实领导和指导好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以“三有一化”(即有人有钱有场所、构建城市区域化党建格局)为重点，积极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支持和保障社区居民委员会充分行使职权，及时帮助解决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与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相关制度，确保社区党建与和谐社区建设紧密结合，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得到贯彻落实。切实加强社区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和完善党员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志愿服务和帮扶结对等制度，进一步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要求，拓宽党员服务群众渠道，充分发挥党员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十)支持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要主动帮助办理备案手续，并在组织运作、活动场地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注意培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队伍。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等途径，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类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开展互助服务，使之成为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制度，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实现社区志愿者注册率占居民人口10%以上的目标。

　　(二十一)发挥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要积极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要主动接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物业服务纠纷，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其意见。

　　(二十二)强化驻区单位的社区建设责任。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驻区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资源共享、社区共建事项。积极推动驻区单位将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推动驻区单位将服务性、公益性、社会性事业逐步向社区开放，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探索建立驻区单位社区建设责任评价体系，推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要把驻区单位履行社区建设责任的情况纳入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内容，有关部门在评先表优时要主动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对驻区单位的意见。

　　八、大力加强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领导

　　(二十三)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要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切实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要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为社区及居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普遍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凡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凡依法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的事项，应当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当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逐步清理和整合在社区设立的各种工作机构，规范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大力压缩针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各类会议、台账和材料报表。加快街道办事处法制建设步伐，省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研究制定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规则。

　　(二十四)落实领导责任制。要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定期研究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区(县、市)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要履行好直接责任人的职责，市、区(县、市)领导干部和街道(镇)领导干部要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联系点，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成效作为市、区(县、市)党委和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和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十五)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党委组织部门在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中要发挥抓总引领作用，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指导作用，搞好协调服务。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公安、司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城乡建设、文化、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环保、体育等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把支持和帮助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予以落实。各级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和权限，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积极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会、共青团、妇联及残联、老龄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慈善协会等群众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

　　(二十六)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社区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按照自愿原则，可以向社区居民或受益单位筹集。街道办事处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街道办事处银行账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不得挪用、挤占、截留，并定期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居民公开使用情况，接受居民监督。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其做好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保障能力。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报酬问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其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生育、工伤保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

　　(二十七)提高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工作水平。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针对不同地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实际加强分类指导，不断总结和探索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经验和规律。要把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与社区建设紧密结合，加大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为推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天命的搜狐博客

　　两年以前，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曾经出现过一场学生举报老师的闹剧。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在博客上透露称，有学生因为对他“古代汉语”课堂上的观点不满，竟然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发，称自己的老师是“反革命”，一时舆论大哗。两年之后，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北京。不同的是，在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背景下，这一事件显得更为复杂。

　　11月5日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在授课过程中的言论被学生举报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推特上描述道：“我提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发明数量甚至不如许多小国家多，我列举了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等，结果大一学生告到学校，说我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激烈地批评称：“现在大一学生中也有很弱智的，竟然向学校反映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感慨“在北大任教十年，学生向学校反映我政治倾向有严重问题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出现。”

　　对于举报学生的身份，夏业良教授推测认为：“本科学生里面也有信息员制度，凡是在老师同学中有不适当的言论，都要及时地上报。”

　　如果说，两年前杨师群教授遭遇到的事情，还可以解释为两个年轻学生不谙世事、一时冲动的话，至少她们还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而夏业良教授却在一个敏感的时刻，面对着一个无形的敌人，没有人和他在课堂上公开争辩，却直接把小报告打到了校方。与此同时，他在参加公开活动和接受采访时，也受到了警方的干扰。

　　北大教授夏业良谈现在的北大

　　洗脑太严重了，现在年轻学生里面，如果没有家庭背景的话，没有家长或者亲戚朋友特别的指引，靠自身发展的话， 基本上是以拜金主义为主要导向的，追求物质生活、追求时尚，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学一点技能和本领，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有的人可能想到去西方留学，但还是为了学一些技能和敲门砖，以便回国能找一个好工作，并不是说出国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能够对人生观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的确也有些人到国外学习以后发生了转变，于是不能接受国内这样的环境。有的人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发现不合适又走了。

　　总的来讲，所谓八零后、九零后的思想，他们的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中学生，一直忙着高考，等到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学业也很紧张，一方面没有很多时间去上网了解那些官方不让他知道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思想来源和阅读范围很有限，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图书馆阅读那些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真正好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人们的预设就是错误的，好像北大的学生应该跟人家不一样。到底什么不一样？北大学生的考分比别人高是真的，但其他还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如果要说不一样的，应该说是进北大接受四年教育以后，可能人们的预设是会受到北大人文精神的熏陶，然后就不一样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北大现在的课堂上，还有几个老师敢说激烈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哪怕你是非常怀念那个旧的时代，民国时期，哪怕就是传播那个时代文人学者的思想的话，恐怕也都是非主流的。现在北大的老师里，还有几个愿意传播这种被看作是“另类”的思想和知识呢？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北大的期望本身和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像我这样的另类，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边缘，就是再往下发展，很可能就不让我上课了。

　　所以我感到很悲哀的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少数另类，连北大——其实北大也是无能为力的，任何一个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敢挑战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他敢说：哪个老师怎么讲课是他的自由？北大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校？没有一个官员敢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样讲的话，就意味着他的职位和地位就没有保障了。

　　所以现在校方私下里为你好就说尽量不要惹事，要低调，尽量不要说和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这样的话能保护自己，也能减少北大的尴尬。但是如果公开发表言论，外面又都知道了，那么北大领导是没办法保护你的，只能按照官方的意图来执行。

儿子今天向我背诵的语文课：《一面五星红旗》 （外一篇）

《一面五星红旗》

作者李含冰

我在国外读书的第一个假日，我决定做一次漂流旅行。收拾好背包，我把它系在筏子上，手举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出发了。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傍晚，河面变窄了。为了防止丢失，也为了行动方便，我把国旗从旗杆上抽下来，系在脖子上。 　　

不久，筏子漂到了水势最急的一段河面，周围一片漆黑，我想大声呼喊，给自己壮胆鼓劲。没等喊出口，只觉得眼前一黑，便落入激流之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头和身子被撞伤了好几处，筏子和背包都无影无踪。我迷路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直到第三天中午，我才来到一座小镇，走进一家面包店。我向老板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老板听懂了我的话，却把双手一摊，表示一脸的无奈，说：“我讲究平等交易，我给你面包，你能给我什么 呢？”

此时我身无分文，只好脱下新买的大衣。老板接过去看了看，耸了耸鼻子，还给了我。突然，老板眼里闪出亮光，他用手指着我脖子上的五星红旗，惊奇地问：“那是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把国旗慢慢解下来，再展开。这面做工精致的五星红旗，经过河水的冲洗，依然是那么鲜艳。

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可以用这面旗子换面包。

我愣了一下，然后久久地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

老板转身拿起一块面包，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嫌少，又拿起两块面包递给我。　

“可以吗？交换吧。”老板冲着我打手势。我摇摇头，吃力地穿上大衣，拿着鲜艳的国旗，趔趔趄趄地向外走去。突然，我摔倒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身边站着的就是面包店的老板。他见我醒来，冲我竖起大拇指，说：“安心养一养，费用由我来付。”

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床头的花瓶里，有一束美丽、芬芳的鲜花，花丛中插着那面心爱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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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文章，实在无语，不知道是我党无耻，还是教育部那些文人无耻，这种狗屁文章都敢拿出来上到小学语文课当中？

我问儿子，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你是要国旗还是要面包？儿子回答我：当然要面包，你当我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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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兰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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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初二的儿子的思想品德单元测试题

八年级思想品德单元测试题（2010年秋）
一、单项选择题

4.八年级男生小明，为了与家里有车的同学攀比，竟跟同学介绍说开车送他来上学的姑姑是自己的妈妈，以前来送自己的妈妈其实只是保姆。小明的表现是

A.自尊的表现

B.追求表面上的荣耀、光彩，以赢得尊重的虚荣心理

C.因为他家庭条件差

D.自卑的表现

7.下列能体现个人命运与祖国息息相连的是

A.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B.桃李满天下

C.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D.中医四大经典——《伤寒论》

8.山东聊城一高校男生为吸引女网友的注意，竟在上网聊天时取用“逃犯”的网名，并称自己是一个生背数起杀人、抢劫大案的罪犯。这位同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A.是非观念不清

B.法制观念很强

C.沉迷网络交往

D.年级小不成熟

16.2009年5月9日，《半岛都市报》讯：香港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正在比赛叠红领巾并系到自己的脖子上。赛后冠军刘梦彤告诉记者：“我要告诉妈妈我长大了。”这意味着

A.刘梦彤在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了

B.参加叠红领巾比赛，就能使人快速长大起来

C.刘梦彤得了冠军说明她真的长大成人了

D.刘梦彤已经初步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行为能力

19.一天下午，小同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不慎将一个小女孩撞倒在地上。这时四下无人看见。假如你是小同，你将会

A.当作没事，继续骑车回家

B.赶紧扶起小女孩，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C.说声对不起，马上走人

D.立刻打电话给老师，让老师过来处理

20法国萨特曾说过：“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这句话告诉我们

（1）从小就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 （2）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负责 （3）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自觉履行责任 （5）要勇敢承担责任

A.（1）（2）（3）（4）

B.（1）（2）（3）

C.（2）（3）（4）

D.（1）（3）（4）

二、多项选择题

27.某校八年级（6）班的流动红旗被摘掉了。卫生委员小明主动作了检查，并号召全体同学讲究卫生，将红旗夺回来。对此你认为

A.小明的做法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

B.班内卫生流动红旗被摘走，大家都有责任

C.小明这样做，会赢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

D.小明是一个对事很负责任的学生

三、简答题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1）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我们明辨是非有什么帮助？（2分）





（2）仿照“八荣八耻”中的“以……为荣，以……为耻”的形式，按照要求写出几个校园荣辱观的内容。（4分）





四、分析说明题

小丽是八年级的学生，从小到大，她都是学习尖子。现在小丽主要看到别的同学埋头学习，她就感到害怕，害怕别人赶上甚至超过自己。偏偏同桌小敏最近势头很好，好几次的小测验超过了小丽。怎样能防止小敏超过自己？终于有一天，小丽悄悄地把小敏的笔记本扔进了厕所里……

（1）小丽的行为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是什么？（4分）





（2）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应如何面对竞争压力？如何培养自己的合作品质？（8分）

作者：ee372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下半身是亮点

辛子陵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第二十七章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上半身讲破坏文物什么的，无足观。]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 年8 月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11.4 万户居民离开北京。8 月25 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年8 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 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6 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 年 8 月24 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 年他们夫妇都已经70 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 年8 月24 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3 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

“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 月24 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 年8 月24 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6 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 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 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 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 年8 月26 日，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 日至9月1 日，县内13 个公社。48 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人，最大的80 岁，最小的才38 天，有22 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 1966 年8 月27 日开始。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 人，马村死34 人，六和庄死11 人，共计98 人。

1998 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他是9 月1 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靠边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制止杀人的，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 “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一个70 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他们要一位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所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影壁、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 月27 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 月3 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108 个“黑五类”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在农村，成分不好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都被推上了祭坛、湖南省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道县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国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让人们看清楚什么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 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 年7、8 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 人。因为抓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120 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共杀四类分子569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 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100 多名民兵分5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5 块钱。’

那个时候，5 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5 块钱。”（这张条子1986 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

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 年8 月26 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 元钱和4 仗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XX，第八个是陈XX，第九个是陈XX，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

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 年8 月 26 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14 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 年8 月13 日到10 月17日，历时66天，道县的1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4519 人，其中被杀4193 人，被迫自杀326 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

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炫耀国威还是展示国耻？

作者：何清涟
广州亚运会将于11月中旬开幕。由于借鉴了“奥运安保模式”，广州民众在欣赏盛会之前，饱尝了各种严格管制之苦。网上因此有言：“人生最悲剧的莫过于：奥运会时人在北京，世博会时人在上海，亚运会时人在广州。”

所谓“奥运安保模式”，是中国储君习近平任奥运会工作小组组长期间所创立。这个模式就是在特定时期，将某个区域视同于军管区域，视所有民众如潜在的破坏因素，在日常的管控手段之外，再加上诸多临时的严厉管制措施，以区域内民众失去许多行动自由为代价，以防范任何事故的出现。由于其“维稳”效力奇佳，后来成为上海世博与广州亚运全力效法的模式。随着维稳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政府启动“奥运安保模式”的时候越来越多。

先谈谈何谓中国政府的日常管控手段。200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长篇文章“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做到化解要快防止蔓延”，主要内容是谈如何加强政府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即社会反抗）的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

对于“六张网”，孟建柱作了非常清晰的解释，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孟建柱表示，通过这“六张网”可以“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在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看了孟建柱这篇文章，就明白这“六张网”几乎将中国人从居住的社区到工作单位，从公共场所到网络“虚拟世界”全部覆盖。在“六张网”笼罩之下，中国人已无什么稳私可言。现实中屡屡发生的“故事”足证“六张网”的高效：在网上发帖者一个当局眼中的“问题”帖子发毕不久，警察旋即上门抓人。

“奥运安保模式”就是在这“六张网”的基础之上，构建“以公安为主体，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安保工作格局”。其做法是：除了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发生的天罗地网，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

由于“奥运安保模式”成功地消弥了绝大多数可能的抗议，此后中国每逢有庆典如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或需要加强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两会”、“六四”期间等，一些大城市就启动“奥运安保模式”。各地往往还根据需要增加一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措施，如广州亚运会出台若干个亚运会临时行政管理规章，包括购买刀具实行实名登记制，邮寄物品需要身份证，亚运会期间风筝信鸽禁止升空，地下停车要安检，旅馆访客要登记，运输车辆禁超载等等。这些措施都师法奥运与上海世博会的故智并集大成。但亚运会的扰民更甚于上海世博，比如一项《亚运安保通知》要求，靠近亚运中心的猎德村37栋楼收到通知，要求该楼所有住户在亚运开幕式当天下午6点到11点， 所有住户及所属人员都必须离开自己的住所，人去灯开。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无论是近现代西方还是中国古代，对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都有很好的阐释。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国政治的精粹。中国的孟子曾将人民列为统治者的“三宝”之一（其余两宝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战国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后更是流传千古。多年来，中国政府使用各种国际公关手段，争取到2008年北京奥运，2010的上海世博与广州亚运会的举办权，然后投入无数财力与人力装点盛会，其本意都是为了展示国家的强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但这种视民如寇雠、如临大敌般的“安保模式”，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治丑陋黑暗的一面：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

为什么中国人也爱万圣节？

作者：程映虹

今天是万圣节，一个原来只属于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今天也属于中国人的节日。

西方的节庆在中国的流行已经成了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一开始是圣诞节，后来是情人节，现在是万圣节。按照这些节日原来的含义，万圣节最西方化，但今天这个节日早已从宗教历史传说中脱敏，也在中国登堂入室，从涉外饭店和外商机构渗入平常百姓家，成了青年人和有幼小子女的年青夫妇的最爱。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不用说，在我的老家苏州市，只要上网一查，形形色色的商业促销和私人派对和聚会的消息让人目不暇接，南瓜灯和鬼怪化妆的图片比比皆是，很多比在美国司空见惯的更有创意。　

万圣节在中国的流行再一次突显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渗透力，而这种渗透力是建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按照反美反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是政治统治，经济扩张和军事优势的副产品，又反过来用文化心理巩固这个强势。这个理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无法解释一个日常事实：为什么那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华裔儿童，一来到美国就喜爱上了这个节日？为什么在华灯初下的鬼节之夜，那么多华人家长看到自己幼小的子女挨家挨户敲开邻居的门拿到大把的糖果时深受感动？为什么那么多年青人会在戴上神神鬼鬼的假面具时感受到莫名的刺激和兴奋？为什么在那些西方文化毫无根底的中国城市，万圣节一经介绍，无需任何动员组织和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趋之若鹜？

和任何文化下的节庆一样，西方的这些节庆也有它们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宗教内涵，这些决定了它们是完整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们之所以能走出西方社会，被非西方社会的人群接受，是因为它们体现了超越“西方”的人道原则和平等观念，鼓励人性中对幸福，新鲜和刺激的追求，满足了不同年龄的人对生活的向往。在形式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鼓励使得这些节庆也显得更有趣和生动。和产生于西方文化的这些节庆相比，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神道教和儒家文化等等也产生了众多节日，有的也和西方文化下某些节日的含义类似，但没有一个能走出自己的文化，被异质文化下的人自发地接受甚至拥抱的。中国文化的节日，从春节到七夕，没有一个对非东亚文化的人有自发的吸引力，就连很多西方人喜爱的舞狮子和耍龙灯，也不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活动，有谁在中国城外面见过它？

不错，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和西方力量和现代性的扩张同步，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心和生活的世界而非机械和力量的世界，用“霸权”等等来解释是非常有局限的。人类世界应该有一个共识：凡是符合人性的就是普世的，在更大程度上符合人性的就更有普世性。万圣节之所以能超越西方文化被中国人接受，又一次从一个心平气和的日常生活的角度说明了普世价值高于中国特色。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