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最富裕的政府为何总患“财政饥渴”？

何清涟

最近看到几条多少有点矛盾的新闻：一是政府有大笔的钱花不完。承接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之势，中国财政收入今年将超过8万5千亿，但全国财政支出在前11个月只完成了73.8%，还有近两万亿的巨款，需要在最后1个月花掉。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种“突击花钱”就是各级政府巧立名目乱花钱。 二是中国政府始终存在严重的财政饥渴。各级税务官员为罗掘税源巧立名目，全年都在为完成税收增长8％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到12月份进入税收密集调整期，车船税、购置税、关税无不上调，还有不少新税种行将开征，如房产税。

钱都花哪去了？
更让人纠结的是，中国政府尽管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国民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已成不堪承受之重，2009年高达32.2%，国民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未见提高，民生未见改善，社会福利未见有所增长。除了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与养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开支，政府这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有用荒唐方式花掉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2009年1至 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当地政府却在今年9月慷慨耗资13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一块被当地人称做“神石”的重逾369吨的甘州 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作为城标。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请了多位“风水大师”，县长三步一磕头，磕了99米，将这块巨石迎至县城。

还有因腐败而浪费的。云南省宣威市政府在革香河上兴建达开水电站，为安置200多户移民，建了数十幢移民安置房，总造价达2000多万元，在入住两年多后，这些房子普遍存在地基下沉、房顶、墙体开裂等严重工程质量问题。尽管有关部门经常派人修补，但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居住于危房之中的移民被迫向政府反映问题，反而被殴打恐吓。

中国的财政支出极不透明，纳税人无任何方法监督政府，政府任意挥霍的资金都不会被追究责任，因此这类事例甚多。

政府浪费知多少？
堪称政府浪费公帑的无底洞是各类公共工程。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许多政府大宗项目普遍存在无效与低效现象，潜藏着巨大的浪费。据成思危在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上透露，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达到2亿吨，按照每吨钢材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中国钢铁 行业的投资浪费达1万亿元之多。

几个被地方政府普遍看好的高铁项目也存在着很大的投资浪费。铁道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4月底，中国高铁累计投资已经达到17366.6 亿元，占到5万亿元总投资规模的1/3强。但是高投资未必能够带来高回报。首先是高铁建设中重复建设与投资浪费的问题。如京津之间已有3条线路， 加上京津城际和即将开通的京沪高铁，总共有7条线。严重的重复建设使高铁运营遭遇低上座率的尴尬。去年底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初期的上座率不足4成，远低于日本和法国高铁70%的平均上座率。这种投资浪费完全是体制所造成，其主要原因有一个：公共工程早就堕变成“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热情高涨，动辄就是几亿美元的海外并购大项目，手笔之阔绰让世界惊诧，以至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1月11日以“中国获取世界”为题报道中国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但这种海外并购的投资效益却值得存疑。2008年10月，中国金融网曾以“海外投资屡遭重创，中国对外扩张三大败笔”痛陈海外投资诸项巨大亏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为205亿美元，但是总损失却超过290亿美元。另外，根据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案都不成功。人民网2009年1月12日发布一条新闻，题目就是“中国海外收购的损失肯定超过2000亿元”。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对所有政府投资缺乏最起码的成本效益管理。

为什么国民税负如此沉重，政府还要拼命加税？为什么政府花不完的财政款一定要抢在年末突击花完，却不愿转至下一财政年度使用以减轻国民负担？为什么投资发生如此巨大的亏损，政府部门还要继续往各种项目上慷慨地砸钱？究其原因，完全是出于政治精英集团的自利动机。如我过去多次论述，税收早就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有公共工程早就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投资海外不仅可以为私人牟利，还可以借机安排亲属子女移民。从政治精英集团行为自利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方可明白官僚系统为何从不想法堵住浪费公帑这巨大的无底洞，而只对开辟新税源有无穷偏好。

在歐美混飯的華人固然不是沒有好人，不過肯定不是喫漢學的

陈志武：未来不需“摸着石头过河”

　　来源：和讯网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并总结出了它的诸多特定，表示可以向国际上大肆推广；而反对的人则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不但没有推广价值，而且亟需转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中国模式”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和讯网：最近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你认为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陈志武：如果说是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跟美国或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体系有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中国的模式，那肯定是有中国模式的。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很特殊，是不是以前其他的国家没有做过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实验过，没有做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里面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这两点作为特点，那要到历史上去找的话那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时候，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民国时期的30、40年代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好几个部门专门管制，以政府资金渗透到不同的银行，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然后一些关键的行业里面也是有当时民国政府渗透进去。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类似。那时候巴西军政府也是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由，也是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从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政府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由政府大规模征税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按照不同程度去这样做过。

　　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共同的一点，到最后也许像人吸毒一样，可以去通过吸毒让自己可以“嗨”一段时间，“嗨”一段时间以后以为自己不是靠吸毒使自己变的那么强壮、那么肥胖的，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些人尤其是“新左派”去强调今天中国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讲这些话的人都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

　　和讯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模式可以说有，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陈志武：对，如果是好的可以使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的话，那世界不用等到今天需要中国向人们证明，早就有很多国家尝试过了。在当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的人说这次跟以往不一样，1998、1999年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发现那一次泡沫仍旧是泡沫，最后还是破灭了。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罗奇说的中国的决策者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因为中国也是人，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悲观，再那些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总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越来越自信，这种情绪不管当年的巴西还是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晴中国、民国的中国、日本等等都是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 开其他国家最后的命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当前的中国就像温总理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了，你想要跳过去不经历这样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总理讲完了以后，那么多的媒体和相关机构都出来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行的很好了，这样子说又把生活中、社会中明确存在的问题变得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的社会就是这样，问题总是假装没看见最后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和暴露出来。

　　未来5、6个月的外交格局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和讯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关键还是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是的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陈志武：当前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模式增长方式，已经是形成惯性了，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而现在WTO红利也用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政治格局的转变。2009年、2010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贸易秩序转折期。中国过去一年在亚洲的外交很严峻，到目前为止这种外交局面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领域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如果再过6个月，中国的这种外交格局仍旧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商界领袖、军队的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那些官员就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的商界、跨国公司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依赖，因为它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经济、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度过高的话，会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会构成威胁。但是后来9.11以后就把美国整个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中东和阿富汗了。所以回过头来看，WTO红利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9.11事件实际上为中国后来1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美国慢慢从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又有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未来5、6个月是很关键的，如果未来5、6个月中国在亚洲面临的这种外交格局没有好的改变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领域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总以为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

　　和讯网：这两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的。

　　陈志武：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变化的时候，的确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各玩各的。但现在的局面是整个格局的大调整，所以这个会对中国2011年和2011年以后的经济构成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的。解决挑战的办法，一个是中国外交重新要进行思考，中国到底是希望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眼前最大的挑战是“泡沫双雄”及通货膨胀

　　和讯网：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而我们对房地产的依赖更是巨大，如果夸张一点说，中国发展就是房地产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过渡依赖房地产产业的状况，它会对我们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陈志武：如果说中国现在哪个领域泡沫是最大的，那肯定是房地产，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还有一个泡沫就是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泡沫，那个因为没有价格衡量，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泡沫，最后很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带来大的冲击。

　　和讯网：对，现在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块风险非常大。

　　陈志武：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失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财政系统会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外一个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左右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通货膨胀一旦失控，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的流向看得见、摸得着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这样，可能会从根本上行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如果通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会更加泡沫化，股票市场和其他的金融证券、票据市场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整个经济供血的体系，它的供血的功能会大大被失控的通胀局面给压下去，进而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经历这些事情。

　　另外，通货膨胀对社会会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对他们的打击会不成比例的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把老百姓的财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面一种方式。

　　西方更多怀疑的声音没有传到国内

　　和讯网：你刚才说了中国新左派对“中国模式”非常推崇，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好像也是这样，一些学者表示，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们所看到却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中国吗？

　　陈志武：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国内的媒体总的来讲更喜欢去说好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者说中国好，国内的大报小报互联网就会到处都登了。但是沉默的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即使这些人去说了什么质疑的话，国内的媒体不一定会转载和报道。由此产生一种结果，因为以自己愿望所带来的选择偏差，让国内的读者和老百姓产生一个让自己很“嗨”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赞扬中国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所看到更多是质疑，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国内，在国内媒体并没有反映出来，大家从报纸上、电视上、互联网看到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个事让我看到那么多人很容易健旺，那些学者，包括那些“新左派”和“老左派”的人之所以喜欢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专门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看待中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客观来讲，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稍微认真的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甚至是老年人和决策层的人，多去了解一点世界经济史，尤其世界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各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史，经济变迁的过程和历程，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的选择和经历、最后的结局，特别是多去看看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巴西的情况和当年苏联的情况，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更加冷静，对中国过去30年、现在和未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些更理性、更清醒的认识。

　　和讯网：还是有不少人是比较清醒的，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

　　陈志武：是这样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人这样活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和讯网：我以前跟你讨论过杨小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现在杨小凯先生早已经仙逝，林毅夫先生则已经贵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那么你认为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谁的判断更为准确？

　　陈志武：现在我们每天在互联网、纸媒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大家不要把这些看成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这就是后发国家劣势今天通过这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恰恰验证了“华盛顿共识”

　　和讯网：说到发展模式，我们不能不提起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怎么看待这两个“共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是否意味着“北京共识”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陈志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中国过去32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的程度上恰恰说明了“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因为中国的起点是政府无所不管的，大家都是国家的人，是单位的人，而那些单位都是国有的单位，包括私人的婚姻、恋爱到生儿育女，到养老，还有住房，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生多少小孩，全部都是由行政权力来控制，都由领导来控制的。如果说“北京共识”很伟大的话，那么1978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模式应该比现在方方面面会更强，但是为什么要改变呢，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以前的模式不是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更不能让全社会的人们生活的福利的一个制度架构。我们看到过去的30几年，随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退出的越多，整个经济活力和大家的财富增加的就更多，这个恰恰说明华盛顿共识开的那些药方，至少对中国来说起到了解放人的创造力、解放人的活力这样一个特点，中国的经历恰恰是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

　　现在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和讯网：“北京共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看这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吗？

　　陈志武：现在不应该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当时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这个可以理解的，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市场化以后、私有化以后社会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办法超出今天的经历去想人类社会的未来和人类社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但是现在，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肯定可以给中国社会进一步带来好处，因为过去30多年已经亲自感受、体验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通过温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面对真实的现实，就中国30年、50年以后希望达到的目标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安排，选择今天就必须开始做的一些改革，包括宪政改革、政治改革和进一步增加司法独立性、增加全国人大体系的权力等等，这些改革是不应该再回避、再推迟了，所以现在不能再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去度过未来的30年，那样做的话，最后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好的结论值得怀疑

　　和讯网：但现在问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可能非常困难，到了现在这种状况，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阻碍改革的深化，也就是说改革的推动者恰恰就是改革的阻碍者，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陈志武：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

　　直到现在的2010年，谁都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了，担你去问一下任何一个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俄罗斯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问他们改革进行的怎么样了，问人们对于它们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都会很吃一惊，怎么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改革是休克疗法看还是渐进式好，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他们国家的改革早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中国到了2010年还是进行时，还没能最后下一个结论。

　　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结论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

　　原来以为按照理想状态，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上升，另外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会出现。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温饱问题都解决好了，生活的很舒适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就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也增加很多，很多人进入城市，房子也比以前要舒适多了。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新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时对于渐进式改革更好的判断是很片面的，跟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现实是不相符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头痛了，就是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来推动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出来。尽管我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依赖出口，从根本上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决定的。如果基础制度不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不会成为现实。

　　和讯网：现在人们对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非常关注，如果下一个10年我们不能深化改革的话，是否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陈志武：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恰恰说明渐进式改革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改革的动力就不会有了，改革走了一半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

　　实现“包容性增长”需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的方式

　　和讯网：今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你怎么看待“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陈志武：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靠市场经济，第二是要靠基于个人权利、法制和民主的体系。实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包容性有些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知道，当初美、英等国推政府福利项目之前，很多人都很穷。但他们首先是通过私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和民主法制，给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一个共同富裕的机会，然后剩下的通过福利解决。这一模式不能够反过来，由政府主导一切，然后再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果由国家主导一切的方式来做的话，恰恰使得增长没有办法包容。连自由市场经济首先能够实现的那么大范围的包容性增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社会只能按照目前的政府主导一切的增长方式，使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只有少部分跟权力比较接近、跟关系比较接近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更大的社会成员跟这些好处是没有办法搭上边的。

　　和讯网：对，像现在国家对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视，但是讨论了很久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措施出来，有些措施可能即便提出来也实现不了，包括整个福利水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却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种高福利国家学习，但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可能连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都没有。

　　陈志武：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在提倡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人提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我想这个话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甚至于过去更早的不同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这个来作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要在基础制度方面设计好，把所有希望达到的包容性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愿望和目标，通过基础制度的安排来实现。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的制度，私有制加上民主法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所实现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坦率的讲，实际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更加接近包容性增长。

　　众多转型短时间内同时进行对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和讯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

　　陈志武：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是多方面的转型，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是更长时间经历的。第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第三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当然还有信息化社会的到了，包括互联网、微博等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转型同时进行，肯定会让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人人都会出现很多的断层和很多的阵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价值观、文化方面被冲击的程度，肯定会很高、很多而且是很深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社会跟原来确确实实是不一样了，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段阵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如果更高的话，那么这种阵痛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会调整的更快。

　　不讲诚信的正收益太高导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

　　和讯网：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盛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是否如有些人说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陈志武：消费主义在美国也蛮盛行的，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社会很崇尚多样化，崇尚个性、独立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奢侈浪费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方面，在美国社会总体上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论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独立思考这方面都不是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非常欣赏的。所以在中国很容易出现大多数的人都追赶一个时髦，这样一来就造成大家在追求的目标方面，都过多的、过度的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个性化。

　　关于诚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唐骏的这个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唐骏的这个事被暴露出来后，他做CEO、做总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仅仅没有因为它的诚信问题受到挑战下跌，反而还涨了一些。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机构、媒体办会议的时候照样邀请他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就是整个社会、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知道，最后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些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脚投票把唐骏做CEO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因为这个社会不会惩罚他，制度也不会惩罚。还有像陈进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做院长，汉芯的造假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把他的职务开除了，他没有因为造假、欺骗、欺诈负任何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之下，没有人会认为造假和不讲诚信的代价是很高的，顶多被发现了以后就把你原来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回去，甚至这一步都可能做不到。人们会看到不讲诚信、欺诈、行骗的正收益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负收益，那当然就会去这样做了。

　　和讯网：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否还跟信仰也有关系？

　　陈志武：那肯定的，在美国宗教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从很小的时候，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就一直灌输诚信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通过深化改革让我们从一些岔路、歪路走回正路

　　和讯网：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分化是越来越严重，很多富豪是越来越富，每年各种“富豪榜”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现在富豪榜却成为了“杀猪榜”，大量富豪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触目惊心。同时，虽然现在的富豪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慈善捐款的乏善可陈甚至是为富不仁，那么你认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什么样的财富观？

　　陈志武：我觉得这些做企业的人，有的人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坏的，但是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做企业的和亿万富翁本来就很坏，或者说现在还是很坏的人。很多人最终的行为和做法，肯定是整个社会制度架构、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国有资产太多，政府对方方面面的控制太强太细，会逼的好多人通过坏的方式、坏的做法去获得财富、获得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把好人也逼成坏人。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上了富豪榜之后可能马上就成了被杀的对象。这样一来如果你捐赠太多了以后，明显的是自己花钱吸引社会和官方的注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逼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慈善和公公益捐赠的举措。

　　和讯网：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核心价值观，在未来10年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如何重塑这种核心价值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陈志武：中国今天的价值体系的错位或者是混乱、颠倒，本身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因为改革应该怎么改，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歪路，按照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讲，先不用去问清楚。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社会不管是小孩、年轻人还是大人；不论是普通百姓、学者、商人还是官员，都不去追究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是邪。

　　当社会不问对与错、正和邪这样问题的话，怎么能有好的价值观，有好的价值体系呢？所以要我看的话，今天价值混乱的这种状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可能需要经历更多的阵痛，现在的阵痛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这种阵痛再恶化的话，可能会将整个中国社会逼到物极必反的境地，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开始呼吁，开始要求宪政改革、政治改革。通过一些更基础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把整个体制给扶正了以后，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才可能有空间从一些歪路、岔路走回正路。

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何清涟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1]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但不少人心存侥幸，希望这种严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奥斯陆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会有所松动。
本文先介绍五中全会后中国政治形势在哪些方面趋紧，再分析这一趋紧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严厉管控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其长期政策考虑。

言论出版尺度继续收紧

2010年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2]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 “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 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3]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4]
上述两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段时期内连续出现对舆论的一连串打压： 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5] 其中一段话说到，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11月20日，又传出《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6]

维稳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维稳政策变得愈加严厉。这一点却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政府对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过度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五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接班大事确定后所发生的方向性的调整。
应该说，直到五中全会以前，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各群体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持温和态度，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寻求和解与共识”并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动空间，[7] 这部分人也承认自己获得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期间的活动空间更大。[8]
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激烈反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刘晓波妻子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络，其家人不能代替刘出席颁奖仪式，徐友渔、崔卫平受邀参加捷克使馆活动，受到本单位保卫处人员阻止。[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诺贝尔颁奖活动的骚扰。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希望各国不要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体系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友好的关系。”[10] 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个国家拒绝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11]
另一方面，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 ”，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 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12]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目为有异议色彩。[13]

原来在中国就已被完全剥夺了活动空间的异议人士的处境自然更形恶劣。身患重病的陈光诚出狱后回家仍然遭受极不人道的全天候监控。[14]曾金燕所办的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因“税务问题”在11月11日被迫关闭。[15] 原来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维权活动人士等人相继被强行送回原藉所在地（中国称为“老家”），近20天来被警方严密软禁、监控和跟踪的，还包括北京律师许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16] 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兴建一座耗资近700万人民币的工作室，被上海有关部门宣称为“违章建筑”被拆除，艾未未为这座建筑在11月7日举办“河蟹宴”，却因受到软禁未能参与。[17]“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于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兴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18] 赵连海案件牵涉到30万结石宝宝的生命健康与政府食品生产监管责任，完全应该与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最后却获得“控诉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结局，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在这轮打击中，范亚峰属于被当局持续打击的目标，12月9日被国保带走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家屡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银行卡和存折都被没收。其妻子吴玲玲被传唤并以抓捕相胁，母亲被严格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范亚峰处境相当危险。[19]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师毛泽东故智，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从最基层开始“维稳”。习近平最近去重庆视察时，不仅高度肯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考察了江北区建北社区居委会的党建与各项工作。

五中全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

尽管中国温和派异议人士或准异议人士希望奥斯陆颁奖仪式之后这种控制会有稍许松动，但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与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分析，这种控制不可能放松。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并非中共宣称的“和谐盛世”，这从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千多亿元可证。尽管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却排在世界第103位；[20]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2％点多，[21]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22]近五年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高达10万起以上， 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23] 近两年中国更是为高房价与严重的通胀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统治逻辑，经济形势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现出对暴力的迷恋。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接掌中共领导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仅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现的超强维稳能力让中共放心。目前胡温抱持平安下车心态，不少政务方面的事情已经交由习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举措很有习近平的强硬特色。
外部观察者只关心到2007年之后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这些显职，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习近平的另一职务：北京奥委会领导小组组长。[24] 他领导下创建的“奥运安保模式”虽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织就了一张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罗地网。何谓“六张网”？据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介绍，就是由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共同构成的庞大监视网络。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 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并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六张网加上无处不在的便衣与特务，构成了“奥运安保模式”。[25]“奥运安保模式”在奥运期间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反抗，在中国被推广，2010年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采用这一模式。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习近平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说：“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 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7] 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极为不满：“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28]今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承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统治权，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29]
中国是个人治国家。虽然高层实施“集体领导”，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性必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从其言行来看，现已实际上位的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实行“治乱邦用重典”。外交方面，习近平既不会象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会象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各国很快会感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点象开“钢铁公司”，有走硬趋向。

【注释】
[1] Wen Jiabao puts political reform on China's agenda,Aug 29,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aug/29/wen-jiabao-china-reform ; China Premier Wen calls for political reform; Aug 22, 20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7L0AL20100822 .
许波，“五中全会前政改话题频现中国媒体”，VOA， 2010年 10月 14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014-Chinas-Media-Political-Reform-104959534.html
[2] 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20 10年10月11日（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0/10/35.html）。
[3] 李平，“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0/21/c_12682384.htm）。
[4] 赵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杂志，2010年11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5] 许波，“借古讽今，《潇湘晨报》遭整肃”，VOA，2010年 11月 3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03-China-Media-Freedom-106601038.html）。
[6] 许波，“《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VOA， 2010年 11月 20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20-defiant-magazine-hk-109432749.html
[7] “《零八宪章》签署者代表徐友渔先生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中国纵览》网站，2009年3月11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97）。
[8] 刘荻，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网站，2010年7月3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liudi-07302010172214.html）。
[9] 丁小，“参加捷克使馆活动 徐友渔崔卫平出门受阻”，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0月21日（http://www.rfamobile.org/mandarin/yataibaodao/jieke-10212010104026.html）。
[10] “中国警告欧洲勿支持刘晓波”，BBC，2010年 11月 5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05_china_nobel_europe_reax.shtml）。
[11] “六国已表示不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路透社，2010年 11月 19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HINA-3367520101119）。标题中的六国包括中国在内。
[12] 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北京机场被阻出国，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chinaaid.net/newscenter/3136-2010-11-20-18-04-09.html
[13] 丁东，邢小群：“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丁丁为什么不能出境”，
丁东博客，2010年11月15日（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151043271.html）。
[14] 中国人权双周刊，“国际人权动态 （2010年11月2日—11月1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48
[15] 曾金燕:关于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停业的声明，了了园 2010年11月11日（http://tinyurl.com/26h3g5c）。
[16] “百名异议人士因刘晓波被监控” 2010-10-29 21:10:37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29_china_dissidents.shtml
[17] 陆扬，“艾未未河蟹宴追踪报导”，VOA， 2010年 11月 07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origination/20101107_Ai_Weiwei-106847008.html胡剑龙，艾未未上海嘉定马陆工作室被拆记，《财经》，2010年11月16日。
[18] Chinese 'Toxic Milk Father' Zhao Lianhai Jailed For Food Safety Protests, by Christopher bodeen, Huffpost Social, November,10,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1/10/chinese-toxic-milk-father_n_781597.html
[19]“范亚峰的妻子和幼子处境艰难”，对华援助协会，2010年12月16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0/12/blog-post_16.html）。
[20] Decoding China’s modesty， By Jamil Anderlini，FT中文网，2010年08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162/en）。
[21] “社科院：去年政府总收入10万亿 宏观税负32.2%”，《南方周末》，2010年09月1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914/15148654959.shtml）。
[22] “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网易财经，2009年4月2日（http://money.163.com/09/0402/14/55TBGUMB00252G50.html）。
[23]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 By John Lee，August 31,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com/print/globalbiz/content/aug2010/gb20100831_989060.htm
[24] “习近平任奥委会残奥会领导小组组长，周永康刘淇任副组长”，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03月12日（http://www.gov.cn/2008lh/zb/0312d/content_917951.htm）。
[25] 孟建柱，“着力强化五个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维护稳定水平”，《求是》杂志社，2009年12月01日http://www.mps.gov.cn/n16/n894593/n895609/2148122.html
[26]吕始东，“习近平的性格特质和政治取向”，共识网，2010年10月23日（ 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renzaishitu/2010/1023/22617.html）。
[27] 吕始东，“走近习近平：寡言低调，但直言不讳”，共识网，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102122488.html）。
[28] 东方，“中国官媒撤下习近平批西方言论”，VOA，2009年 2月 14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9-02-14-voa21-61309607.html）。
[29] “习近平：中国‘永远不称霸’”， BBC，2010年 11月 15日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15_xi_singapore.shtml）.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2月16日）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其实汉学家就是一帮变态混混。他们最著名的杰作是：“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2010.12.16

近期德国两家主流报纸发表文章称，当很多人为中国政府关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全力抵制颁奖典礼感到愤怒的同时，德国的汉学界却只传来零落的批评之声。相关人士就此展开论战。

“为什么我应该生气？那篇文章里的指责根本没有根据，”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Axel Schneider）语气平静地说，“其实有很多汉学家都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那篇文章”指的是12月10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沉默的中国通”。文章批评说，在全世界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获奖者在中国因言获罪，目前正被关押在东北的一所监狱，而德国的汉学界却选择沉默。

为什么选择沉默？

文章的作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曾担任过8年驻华记者。“很多汉学家都表态了吗？那我只能说，在大众传媒上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全德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个由汉学家组织的公开的研讨会，在波鸿，”马凯接着说，“当然，不是非得有人出来表态，这都是个体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些人是研究甲骨文的，他当然可以说，我跟当代中国问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15年间很多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始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我当然也尊重每个个体陈述的理由。有些人不愿意陷入海外民运人士的争斗之中，有的说大学行政方面的事多到已经无心顾及其它，还有人说没有媒体采访他们。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从他们当中差不多没听到什么。所以人们问这是为什么？”

“沉默的中国通”这篇文章在回答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引用了中国作家戴晴的话：“中国的影响在迅速增加，中国有的是钱。不讨这个政权嫌的德国学者可以过上好日子。研究经费和荣誉博士头衔，这里多的是。”

文章中提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去年利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提供的经费新添了两个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职。“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钱，在德国大学为教授们付工资，而这些教授又是负责为我们讲解中国的，这些教授本身可能人格高尚，对此我毫不怀疑，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体制性的依赖。如果面对一种情况教授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教授们当然会变得更为谨慎，因为他们当然不能让出资人受惊。”

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承认东亚学院的确部分通过中国汉办提供的经费增添了两个教职。但是他认为，《南德意志报》的作者对德国大学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经费增添教职的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一个由第三方出资的教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拿了钱，事先跟出资方谈好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如果出资方干涉具体的运作，干涉你的决定，那是不行的，德国哪一个大学都不会接受的。”

具体涉及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的情况，施耐德教授表示，学院方面只需要和中国汉办协商在哪些研究领域增添教职，至于聘用谁做教授，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被聘用者对中国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观点，“汉办不管也不能管”。

“与中国合作是走钢丝”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在文章中写道：“与中国合作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很容易就会从钢丝绳上掉下去。”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鲁道夫（Jörg Rudolph）认为，“谁和中国的官方机构组织合作，谁就失去了研究的独立性”，对中国政府态度不逊的“就会失去合作的机会”。

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叶翰（Hans van Ess）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过，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北京方面认为“海外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都应该是朋友”。北京方面做出的这种判断恐怕并非是错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汉学系学生说，他觉得大部分汉学家都热衷于强调“中国的国情和其它国家不一样”，“应该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应该对中国有更多的耐心”……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说：“说这种什么‘中国人和别人不一样’，所谓‘不要让中国政府感到丢脸’的话都是很愚蠢的想法。”“我在中国呆了8年，还很少能遇到像中国政治家们这样不给别人面子的情况，即便是商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权利更自信一些。”

“中国通”的任务

马凯说，许多汉学家说，“我们要去理解中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去理解中国政府”。而这样做就刚好“落入了中国政府预设的陷阱”。“中国政府向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中国。别人说什么，都不是中国。如果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那么也就忘了那些被中国政府嫌恶的人。中国政府如此之强大，经济如此强大，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它。你当然可以试着去理解它，但是总试着或者经常试着去原谅它，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完全错了。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忘记了大多数的中国人。”

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说，理解中国是汉学家们的任务。“理解一个政府的行为不代表我就赞同它的做法”，“理解”是去了解这个政府的考虑、受到的限制以及内部斗争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这个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行事，但是最终做出的价值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要只是拿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很可笑的冷战式的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黑白好坏这样的思维对事物进行评判。完全可以用平衡一点的心态看待中国政府的一些决定，最后你当然还是可以说这些决定不对。我觉得，冷战结束20年了，我们不再需要简单的黑白两极化的思维模式评论中国，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

“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作者鲁道夫则表示，汉学家们喜欢把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的中国相比较。但如果将7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德国作比较，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应该把现在的中国和一个公民社会的要求相比较，和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社会进行比较。但是汉学家们不这样做。他们说我非黑即白，他们保持科学研究的距离。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相对化地看问题’，而我反对这样做。”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被煮成夹生饭的中国“市场经济”

－－从通胀成因与政府调控物价看政府作用
作者：何清涟

从11月下旬开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主题词合流成一个，即调控物价。在持续的高通胀下民怨日益高涨，政府终于再次启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机制。自11月 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确保市场供应、对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临时性限价，针对贫困人口发放补贴及打击投机等4项措施以来，发改委于11月 23－24日这三天之内连发四份文件，要求稳定物价。几天之后，据说各地蔬菜价格已应声回落。食用油、白砂糖、成品粮、奶类价格停止上涨。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现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不仅必要，而且利民，希望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之说简直不合国情。但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通胀成因还是物价调控，均表现了中国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往往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

中国通胀到底因何而成

先说通胀成因。近3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资金饥渴，往往通过扩张性的货币供给满足这种需求。从2006年开始呈上扬之势的通胀，官方原来还承认是 “成本推动型”，但最近几个月因民怨载道，想寻找一只替罪羊，于是想方设法证明是“输入型通胀”。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10月下旬公开表示，“因为美元发 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性冲击”，并断言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由此造成。

但陈德铭这一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其他金融官员的说法相悖。事实证明，过去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加了7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的说法完全否 定了陈德铭的“输入型通胀”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超量的货币供给”，就是依靠央行不断增发货币。这 30年里，增发的货币到底有多少？且看官方数据：从1978年至 2009年，中国的GDP规模从3645.2亿元增至33.54万亿元，扩大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从859.45亿元增至60.62万亿元，扩大 705倍。仅今年前10个月，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通胀成了政府掠夺民财的最佳渠道

老百姓被通胀抢走的“蛋糕”有多大？可以通过如下数据推算大概。

1980年代初，“万元户”曾作为先富起来的代名词。经过30年，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1981年为500 元，1991年为1700元，2001年为6800元，2007年为13800元。因此30年前的1万元，约与现在的 28－30万元相当。

这些钱存在银行里面临严重缩水，《广州日报》近日登出四川汤婆婆如何变穷的故事，可以说明政府通过通胀从百姓手中抢走的蛋糕有多大。33年前，四川的汤婆 婆往银行里存了400元钱，当年这笔钱能买1套房子、400斤猪肉、1818斤面粉、727盒中华香烟或50瓶茅台酒。今天，汤婆婆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 835.82元，仅够买420斤面粉、69斤猪肉、40盒中华香烟或1瓶茅台酒。

人民币特有的困境——即对内面临贬值压力与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加剧了通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直接后果是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抬升了GDP规模和税基，使政府财 政收入大幅上涨，实现了“国富”。但比较吊诡的是，由于民众在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本应同步增长的居民收入却停滞不前。在人民币对外不能贬值的情况下，通 胀泡沫只能在国内稀释，老百姓不仅未能分得那块被做大的“蛋糕”，反而要通过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全面涨价去帮助政府消化通胀后果，原来节衣缩食储 存下来的“蛋糕”反而被政府用通胀的方法抢走很大一块。远的不说，据统计，今年头11个月，中国36个城市，仅蔬菜一项与去年同比批发价上涨超过60%。 人们感到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很艰难。局部地区出现反物价上涨的骚乱，贵州六盘水市第二中学上千学生抗议菜价疯涨，夜砸食堂。

中国政府仍是掌控经济的“上帝之手”

上述分析可见：从通胀成因来说，祸根在于政府持续超量发行货币；从物价回落来看，又得力于政府对市场的强行干预。既然麻烦产生的根源与麻烦的临时性解决都是政府之手，那掌控中国经济的手到底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这些年来无论是土地市场还是资源市场，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多。因此物价尽管暂时回落，但中国人却并未因此感到轻松。在有限的言论空间里，一 些评论认为，只有告别通胀才可控制物价。通过诸如保障供应、物价补贴和打击投机等行为，固然能在短时期内遏制物价上涨趋势头，但如果政府不改变货币超量发 行的恶习，一旦政策的效应退却，物价很可能又会反弹。因此，治本之策是尽快收紧货币，避免老百姓的钱继续贬值，这是稳定物价的最有效路径。政府调控经济， 必须走出传统的“物价控”阴影，走上“工资控”与“福利控”的阳光大道，政府不应该三天两头去管物价，该由市场决定的应该还让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回到确保 大多数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提升的正道上来。

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性争议，即中国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国家。多年来，中国为了摆脱所谓歧视性条款，在WTO中争取“市场经济国家 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益诱惑，也只说服了80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与日本始终不肯承认中国是个完全 的市场经济体，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而且无论从干预范围还是干预力度来说都有增无减。只有中国在不断宣布自身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最新的市场化 指数为77.7%。

但从中国自身状况来看，欧美日不承认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从政府对土地市场（如土地的供给）、资本市场（股市、债市）、金融市场（大量搭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的操控与强力干预、以及大量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投资项目（如各种毫无必要的公共工程，一些二三线城市大建地铁、引渤入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 干预大概在全世界无出其右。所以搜狐总裁张朝阳在今年一月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这一轮通胀形成与政府调控物价，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政府煮成了一锅带有严重焦糊味的夹生饭，但大厨却坚持说这锅饭是最能安慰中国人肠胃的美味佳肴：只有“中国模式”才能救中国。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看，汉学家在做什么？

德媒：和平奖拷问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BBC 乌维·施坦因

德国媒体本周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普遍做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多视角的广泛评论。

大多数德国全国性报纸例如《法兰克福总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日报》都借助自己的驻华记者，从北京当局对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攻击乃至对刘晓波同情者的打压角度，详细报道了中国国内的氛围。

“应有之义”

《法兰克福环时报》为此发表的评论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为人权奔走呼号的刘晓波，真正恢复了这个奖项因为去年授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备受杯葛的应有之义，那就是通过对人权活动家的褒奖，来促进和平的持久。”

《南德意志报》驻京记者在报道后配发评论，批评北京如此兴师动众地打压国内外支持刘晓波获奖的个人和国家。评论认为：“这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现任统治者对于人权的蔑视，而且也充分反应出北京几年以来在强权外交上的连续性。”

倾向保守的德国《世界报》则分析在周五刘晓波获奖前不久，北京传出设立“孔子和平奖”授予台湾前副总统连战。该评论认为“此举实在是愚蠢。1937年，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德国作家奥茨辛斯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曾在其国内匆匆忙忙设立作为德国民族科学与艺术奖，借以抗衡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和平奖。”

“帮倒忙”

几乎是作为唯一的例外，德国《商报》周五谨慎地以一家之言的形式，刊载了驻北京的德国作者佛朗科-希伦的看法称：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在帮倒忙。

他认为，挪威的这个世界著名的授奖机构原本应该考虑到将这个奖项首先授予一位中国当代政治家，比如现任总理温家宝或已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以此来昭显欧洲对中国的尊重。

汉学家失声

引人注目的是：周五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纸《法兰克福总汇报》和《南德意志报》同时从不同角度发问：为什么德国汉学家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此讳莫如深？

《法兰克福总汇报》以同是德国观察中国事务的学者鲁道夫的文章，提出质疑：德国汉学家们是否因为北京在小小的德国已经设立了10所孔子学院，并重金补贴其教学与“科研”费用，所以出卖了自己作为独立研究者的立场？

而《南德意志报》前任驻京记者斯特马特则通过对多个德国汉学家的采访，描写了从自称自己专事古代中国研究到自诩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全面评价中国的德国汉学众生相。

—— 原载: BBC

南都這樣羞辱我強漢居心何在？

法国大学生在广东打死人被判11年 获批回国服刑

南方都市报


　　因故意伤害罪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前晚在狱警押解下由东莞监狱前往广州白云机场，其后搭乘航班回国服刑。 通讯员 刘洪群 摄

　　12月8日，广州监狱。

　　法国籍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侧耳静听，心里数着天上的飞机，“每五分钟有一架飞机飞过”。当日23时50分，他坐上了其中一架，目的地是法国巴黎。

　　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回国服刑。

　　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中，广东监狱系统完成的第二例外国籍服刑人员的移管工作。

　　酒吧打架 法国大学生被判刑

　　27岁的让·蒙特里特来自法国巴黎，判刑前，是法国GAST ONBER GER大学的学生。2005年，大四学生让·蒙特里特来到中国，在广东的江门和中山，帮朋友的小公司从事灯饰出口贸易，月收入2万多元。

　　2007年8月12日凌晨，让·蒙特里特与来自俄罗斯的好友米高尔在江门蓬江区卡仕酒吧喝酒。米高尔摸了一位姑娘的臀部。她的男友马某用酒瓶打了米高尔的头部后逃离。

　　追到酒吧门口，米高尔碰到劝架的黄某。他将黄某打倒在地，并和让·蒙特里特对黄某拳打脚踢，然后逃走。送医院后，黄某抢救无效死亡。因故意伤害罪，让·蒙特里特被判刑11年。2009年9月，他到广东省东莞监狱服刑。

　　爱烧鸭腿 是改造积极分子

　　让·蒙特里特喜欢篮球，是监区篮球队的前锋，经常代表监区参加监狱内的服刑人员篮球比赛。东莞监狱二监区监区长朱曙光说：“法国人，年轻，很活跃！”在监狱里，他喜欢阅读英文报纸和观看中央电视台9频道的英语节目。

　　他很喜欢中国的美食，“尤其是川菜”。在东莞监狱里，让·蒙特里特最喜欢吃的食品是烧鸭腿。“中国的美食很好吃！但不是在这里(吃)。”让·蒙特里特说，监狱的米饭不限量，但他期望能像在外面一样，享用。

　　让·蒙特里特和来自中国香港、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刑人员成为好友，经常诉说心里话或侃大山。“大家什么都谈，以前的生活、工作和喜欢的姑娘。”

　　　渴望沟通 激发学汉语的潜能

　　让·蒙特里特经常赞美自己在广东中山的女友。在法国学习时，英语和德语是他的必修课。和中山女友交往，两人都是用英语交流。但在看守所和监狱服刑期间，他学会了汉语。“没办法，在看守所里，没有人会讲英语。”让·蒙特里特说，交流和沟通的渴望激发了他学习汉语的潜能，掌握了汉语拼音的使用。

　　每个月，让·蒙特里特都和母亲通一次电话。她的妈妈是名教师，曾两次从法国到东莞监狱看望他，每次的费用都超过1万多元人民币。

　　　　回国服刑《法英汉字典》带回家

　　据称，在法国，让·蒙特里特的家庭不算富有。母亲往来中法，看望儿子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母亲多次向法国官员提出让其儿子回国服刑的要求。在监狱里，让·蒙特里特也提出了回国服刑的申请，最终获批准移管。监区长朱曙光告诉记者，让·蒙特里特是在监狱里通过亲情电话从母亲处得知将要回国服刑的消息。他对管教警察说：“我要离开这里了，今后不用你们管了。”

　　12月7日傍晚，得知自己当晚就要乘飞机回国服刑，让·蒙特里特情绪激动，大谈自己对中国的感受。进行移管前，他收拾行装。除了英文书籍外，他还把一本厚厚的《法英汉字典》塞进了行囊。

　　　中法移交 他很兴奋很开心

　　12月7日20时许，广东省东莞监狱会议室内，监狱长何放(代表移交方)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泰年(代表接收方)进行了中法移管仪式。司法部派来的中方代表宣读了司法部《关于将法国籍被判刑人让·蒙特里特移交给法国主管机关继续执行刑罚的决定》。中法双方现场验证了被移管人让·蒙特里特的身份，并签署了《交接笔录》。中方向法方移交了属于让·蒙特里特的所有个人物品。

　　仪式结束后，让·蒙特里特被带上警车，前往白云机场。让·蒙特里特很兴奋，很开心。移管前的晚餐都没吃多少。东莞监狱派出熟悉让·蒙特里特情况的二监区警察方再生随车押解。方再生的英语水平很高。一路上，他和让·蒙特里特天南地北地聊天。

　　　错过航班 因法国警察携手铐登机

　　抵达白云机场后，中、法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押解让·蒙特里特回国的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接上头。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的民警们协助法方办理了各项登机手续。他们打算搭乘南方航空公司12月7日23时55分的航班，飞往法国。但直到12月8日0时许，航班已经起飞，两名法国警察与让·蒙特里特仍呆在机场休息大厅。

　　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副处长李纯义告诉记者：“手铐等警械是不许带上飞机的，国家公安部和民航总局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前，监狱方面多次询问法国警察有无违禁用品，但法方并未重视，也未告知。在过安检时，发现他们携带有手铐，被拒绝上飞机。安检人员要求法国警察必须留下手铐，但法国警察坚持要携带手铐上飞机，最终错过航班。

　　　临时监管 广州监狱天冷添被

　　不能按时离境，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遇到了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法方临时将让·蒙特里特交给中方托管，并立即写出委托书。随后，让·蒙特里特被广东狱警押往市内的广州监狱临时监管。

　　让·蒙特里特很沮丧，心情糟透了。8日凌晨1时10分许，李纯义在安顿让·蒙特里特的监舍中安抚他，告诉他，这不是中方的原因，也不是法方不愿意接收，而是技术上的原因。

　　李纯义交代值班狱警煮碗面给他吃。刚好冷空气入粤，深夜气温较低，广州监狱还为让·蒙特里特的临时睡床提供了棉被和加铺棉垫。

　　12月8日晚，法国警察最终放弃了携带手铐上飞机的决定。让·蒙特里特在两名法国警察的押解下顺利搭乘飞机离开广州。

　　回国后他继续服刑如何实施法国决定

　　省东莞监狱监狱长何放告诉记者，这是东莞监狱，也是广东监狱系统第二次外国籍服刑人员移管。

　　据南都记者了解，移管被判刑人又称外籍囚犯的移交或外国囚犯的移交，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合作方式，旨在使被判刑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国服刑。何放说，由于种族、民族、宗教及文化、语言等环境不同，外国籍服刑人员在判刑国面临很多生存困境，会产生社会孤立感。

　　为保障外国籍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改善外国籍服刑人员的服刑境遇，移管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发端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随着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因而被国内定罪量刑的情况随之增加，使得开展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越来越重要。

　　联合国大会在第四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该示范条约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允许通过转移监管责任的方式，将被判缓刑、假释或被判刑罚暂停执行的外籍罪犯移交给其国籍国或其他国家。2008年12月，因犯走私军火罪被我国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也门人阿不杜勒，成为我国也是广东司法机关移管回国的第一例外国籍服刑人员。

　　移管让·蒙特里特回法国服刑，是参照联合国条约的精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规定还有待完善。据了解，服刑人员回国后，仍将按照在我国司法机关的判决在其国家的监狱服刑，但是具体如何实施，比如减刑或者假释等，则由该国决定，不用知会我国司法机关。

从背诵历史到思考历史

　　——答钱进先生

　　作者：张功耀

　　钱进先生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猛烈地批评我“瞎掰历史”。这意思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在钱进那里，诸位如果要学习历史，听钱进的就行了。而我这个人，从小生就了一副怪脾气，对一切现成的东西都要反思，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从来不背诵现有的历史，尤其是那些按照“爱国主义模式”写出来的历史，而钱进先生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背诵历史”。

　　因为我从来不“背诵历史”，所以，我违背了钱进先生制定的天条，于是他要猛烈地咒骂我“瞎掰”。

　　我国什么时候发明制针技术，这本是可以自由讨论的。用不着像钱进那样去“以背诵历史为依据”，对不愿意“背诵历史”的人大开骂戒。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还把铁钉叫做“洋钉”。可见，洋钉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其实，古代中国人也能打制一些铁钉，只是那些打制出来的铁钉太粗大了。这也是我国建筑和家具制造当中多用枓榫和少用铁钉的原因。如果非要钉，用的也多是竹钉。1974年，我家里建房子，因为没有钱买铁钉，就是用竹钉钉的橼皮。我和我爷爷一起，把竹子削成钉子，再用砂子文火炒过，替代铁钉，效果蛮好。

　　钱进先生引出了《天工开物·锤锻·针》条中的记载：“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鎈其末成颖，用小槌敲扁其本，钢锥穿鼻，复鎈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留针二三口插于其外，以试火候。其外针入手捻成粉碎，则其下针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健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

　　这个记载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不需要争议。

　　这意思是说，制针之前，先把一块条型铁卷成一个圆筒，中间留一个小孔。然后再把一块铁烧红打成细丝，再将这根细丝从这个小孔当中拉扯出来，再剪断，把剪断后的一头磨尖，在另一头戳一个眼，这就是针。

　　所有不局限于“背诵历史”的人都可以通过直觉想象一下，这样做成的针，会不会有“绣花针”那样精致？事实上，我国民间撽蓑衣用的针，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我本人小时候就见过铁匠生产这样的针。

　　至于“绣花针”是什么针，以上钱进引出的这个文献实际上蕴含了答案：“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依据这个文献，福建马尾的人做刺绣，用的是“柳条针”。这个“柳条针”其实不是金属的，是木质的（如竹子做成的针），有的地方甚至用鱼刺。

　　钱进还引出文献证明，我国早在战国的时候就有刺绣。他以为那战国时期的刺绣就是金属针绣制出来的。其实，战国的刺绣不是用金属针绣制的。我国先民最早用的针是骨针（包括鱼刺）。商代生产的某些玉器，镂空出了许多比现代绣花针还小的孔（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文物）。它们也不是用金属针加工出来的，而是用骨针加工出来的。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古代金属制针业很落后，而刺绣却很精致。

　　我不想“背诵历史”，更没有兴趣去与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纠缠一些历史细节。事实上，被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提出的所谓历史问题，有的超越了我当前的讨论主题。为了说清相关的问题，我恐怕得另立标题去阐述。实际上，我们为了突出主题，必须省略掉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还有的人，因为他们“背诵历史”的习惯根深蒂固（这是我国的教育现状造成的），没有以慎独的态度去思考历史的能力和习惯，与这样的人讨论历史，显然会浪费我的很多时间。因此，我倒希望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在向我提出历史问题之前，自己先用一种慎独的态度反思一下现有的教科书所记载的所谓“正史”。

　　坦率地说，钱进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回答价值。只是因为《新语丝》的读者很广，为正视听，才勉强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要顺便提请读者原谅的是，所有类似的问题，我最多只写一篇答复文章，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纠缠。因此，关于中国制针技术史的问题，我也许会在其它更加正式的场合去讨论，而不会再来《新语丝》发表任何只言片语。

(XYS20101202)

在歐美喫支那飯而不王八蛋者，吾未之見也。

杜维明VS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杜维明 袁伟时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

　　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

　　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国内及海上、陆上都有贸易。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

　　2.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

　　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3.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

　　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

　　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

　　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

　　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

　　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

　　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

　　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

　　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

　　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

　　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仁义礼智信是不是“习惯法”

　　杜维明：哈佛法学院有位韩国学生，叫咸在鹤，他的博士论文认为，儒家礼乐的观念和宪法很相似，在传统韩国社会，礼所起的作用类似宪法。礼有像现代英美的习惯法。

　　子云：我对此有疑问。习惯法的前提是保障自由，保障一些基本权利，约定俗成而来。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作为礼教，起源是官方的教化，逐渐沉淀下来，对某一阶层进行压制和管教，我认为不能叫习惯法。

　　杜维明：你讲的我大部分赞成，但你认为是压制、管教我不赞成。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此限制。皇帝绝对没有隐私权，一言一行要求公正，压力很大。内朝和外朝官吏制度之间的抗衡，非常重要。

　　在日本，官是公，私是对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国，官、私、公三者分开来。黄宗羲把官当作一个私欲集团。

　　如果认为中国整个古代文明都是专制的，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这站不住。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也站不住。

　　子云：礼教不仅是伦理道德，还是一套制度规范。包括怎么下跪、怎样哭，女孩怎么笑……都很仔细，也固化成了制度，这一套不那么可爱。从三纲里找现代性的可能非常稀薄。

　　杜维明：你认为西方在前现代没有这一套吗?束胸、缠腰，比包小脚还要厉害。因为缩腰，有的二十多岁就死掉了。不要总觉得东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这种自卑心理。

　　对西方平等的观念，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赏。比如今天，美国两个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学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宰员工，大学校长主宰教员。

　　子云：跨国公司的总裁与普通员工有区别，主要是在人格上平等。

　　杜维明：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层面。但说到人格平等的价值，儒家传统里同样非常深刻。比如社会各有分工，但牺牲10%、5%的人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 原载: 南方周末-燕山大讲堂

迟浩田是否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作者 法广

“迟浩田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消息引发网友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本台联系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经常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何关系。
本台刊登出中国 网友对“迟浩天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的质疑之后，有听众建议对此一消息进行核实，本台因此联系了联合国驻纽约总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的总部 以及专门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将军所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否有关系。当事各方对本台的答复表明，迟浩田获得的这一 “和谐人物奖”与联合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政 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以此对抗“诺贝尔和平奖”,试图“以六四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六四战俘刘晓波博士”。

事情的起源是，在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到三周时中新社的一条报道。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相配的照片是中国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10月27日晚从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手中接过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奖评选委员会”提名授予的“世界杰出和谐人物” 奖 杯。

“世界和谐基金会”无权以联合国之名颁发奖项

首先，就“世界和谐基金会”是否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是否真的归属于联合国环境署，本台联系了联合国环境署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总部。环境署发言人尼克•努涛Nick Nuttall向本台确认了“世界和谐基金会”这个组织确实从2005年开始作为NGO在环境署注册，但是，在环境署注册只意味着该组织可以参加环境署召开的一些讨论会议，而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环境署支持该组织任何活动、政策以及立场。

这名发言人还向本台确认“世界和谐基金会”没有任何权利借用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颁发奖项。听众朋友可以可以从本台网页上阅读这名发言人的书面声明。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was accredited to UNEP's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the main governing body of UNEP, in 2005 as a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following UNEP'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approvals of accreditation.

"Being accredited to the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does not mean, an NGO is "affiliated" to UNEP, nor does it imply any endoresement or approval of their work, policies and positions."

联合国总部不知情

就联合国总部对这一和谐奖是否知情问题，本台电话咨询了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信息中心，他们都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此前已有美国媒体向联合国发言人提出上述问题，联合国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在网上才看到沙祖康给迟浩天颁发和谐奖的照片。那么，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给迟浩田颁发奖品，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一奖项就带有官方性质呢？对此，联合国方面回答说，他们到目前为止依然在等待沙祖康本人的解释，他到底是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官方名义给迟浩田颁奖，联合国发言人表示，和谐奖颁奖期间，沙祖康并没有休假。

沙祖康本人避谈和谐奖

另据纽约一家以攻击联合国而著名的网站英呐城市新闻社Inner City Presse 的介绍，沙祖康十一月四日在接受他们采访时解释说，他同迟浩田过去曾是同事，他在上海的时候被迟浩田邀请吃饭，原以为只有他们两人。但是，本台未能通过其他渠道证实上述内容是否属实。

以下是英呐城市新闻社网站有关采访沙祖康的原文：

On November 4, Inner City Press was able to ask Sha Zukang directly about the award and the controversy. Sha told Inner City Press that “the general came to know I was in Shanghai” and he invited Sha to dinner.

Sha canceled his other plans. “When I was with disarmament we were together, many years ago,” Sha said of Chi Haotian. “I thought it was he and me only. Than I saw the group.”

Inner City Presse英呐城市新闻社记者十一月二十六日还向本台透露，在联合国二十五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表示沙祖康已经就此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做出了解释。但是，这名发言人拒绝透露沙祖康所做出的解释的具体内容。

以下记者会问答的记录：

Inner City Press: there is this issue of the award that was given by Under-Secretary-General Sha [Zukang] to the General involved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 just, it was left — at the time it was said that, Martin Nesirky said that, Mr. Sha was on UN time while he was in China, but that the Secretariat hadn’t been informed that this award was going to be given. Questions continue. It’s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hat this was a UN award or somehow given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What’s the UN’s final position on whether Mr. Sha was operating as an Under-Secretary-General when he gave it, and if he wasn’t, what’s going, what’s happened sin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Mr. Sha, I believe, tried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his actions.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about any UN response.

Question: He gave an explan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Question: Was it acceptabl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We did receive an explanation.


中方报道中英文报道不一致

另外，英呐新闻社网站还透露了许多有关世界和谐基金会向联合国提供赞助的内容，世界和谐基金会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给迟浩田颁发和谐奖或者向联合国提供赞助本来无可厚非，但只能以本组织的名义而不能以联合国的名义颁奖。然而，中新社与新华社的报道却偏偏将报道的标题写作是“迟浩田获得联合国和谐人物奖”。

本台注意到中国官方的英文媒体在报道此一消息时并没有使用同一标题，新华社的英文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得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人物奖 (China's Former Military Leader Receives World Harmony Award)，虽然报道文章中也提到基金会同联合国的关系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但是，标题却是符合联合国的要求的。

迟浩田为什么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两周之后获得世界和谐人物奖？海外博讯网站近日就刊登了署名草虾的文章，标题为:64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64战俘刘晓波博士，表达了他个人对迟浩田获奖的解读。作者写道：“正当六四亡灵代言人刘晓波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久，六四戒严时的人民解放军参谋总长迟浩田上将荣获‘联合国和谐奖’， 其对抗意味颇为搞笑。”

文章写道：“‘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拿联合国对抗挪威，但也拿六四平暴参谋总长对抗六四亡灵代言人，实在是降低了内战名将迟浩田将 军的威名。刘晓波是个文学博士，在军人眼里顶多算是迟浩田将军的战俘，而且詖世人骂作大汉奸、大叛徒、殖民主义大师，值得拿迟浩田的耀眼将星向他炫耀吗？”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向来不以报道客观而著称，但是，如此大胆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颁发和谐奖，在今天信息传播迅速的网络社会，实在令人费解。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对外公布沙祖康向秘书长办公室所做出的解释，要知道，沙祖康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关系微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沙祖康今年九月在维也纳曾经酒后大骂潘基文，事后，沙祖康已经为此做出公开道歉。

另外，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权威机构将如何处置其成员国“借花献佛”的行为，尤其是当这些行为影响到联合国自身的名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将于明年十二月底届满，潘基文倘若寻求连任，必将试图获得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此前就有人权组织谴责潘基文在访问中国时未与中方谈及人权问题。

美国舆论呼吁沙祖康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记者Claudia Rosett 在网上发表文章，标题为Tiananmen Travesty – With UN Credentials。作者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背景，指出该基金会的诸多可疑之处，并且披露该基金会同前联合国高官，因联合国石油换粮食丑闻而闻名的Maurice Strong关系密切，Maurice Strong从2005年之后就居住在中国。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要给谁发奖外界都无法干涉，但是，沙祖康这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这个由包括美国纳税人在内的全球纳税人负担的官员，他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作者最后呼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至少向联合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颁发世界和谐奖之后的沙祖康依然继续稳坐副秘书长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