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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女研修生带避孕套来日研修”谈起

（作者中山英雄，kyuen.org义援会总舵主、日本国际人权救援中心代表）

从中国来的女研修生中流传着这么一则说法，来日本研修的中国女研修生，在准备来日本之前，很多人都购买了避孕套，事实上很多中国女研修生也随身携带着避孕套来到了日本，这些中国女研修生除了未婚的之外，丈夫基本上都在中国，她们来日本携带避孕套干什么？千万别以为中国女研修生来日本研修日本的AV演剧的，其实她们是作为包身工来日本干活的，例如是来研修日本农业的。

为何这些中国女研修生要随身携带避孕套来日本，新研修生们是听了回到中国的前辈的老研修生建议，是为了预防被老板强奸备用，如果发生被强奸的事件了，不能与老板发生争执，否则要被老板遣送回国，就不能在日本赚钱了，且来日本之前交给中介公司的钱不少人都是借来的高利贷。如果不用避孕套，万一被强奸怀孕了，回国之后无法向自己的丈夫亲人交代。

如果发生被强奸事件的话，除了刑事追究之外，民事上按照日本的法律一般赔偿只有几十万日元，如果是性骚扰的话例如摸乳房和臀部，赔偿更少，多次遭到性侵害，可以根据次数酌情增加，法律不修改的话，高额的赔偿是很难实现的，要求高额的赔偿只会造成诉讼费负担增加，得到的赔偿可能更少，作为律师应该正确提供建议。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有时采取和解方式解决，也许可以多赔偿一点，但很屈辱。2011年1月22日据一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报道「一名50多岁的男性农户，在劳动中常常触摸女研修生的胸部和臀部，研修生稍有出错，他便怒斥：“快回中国去吧”。2010年6至7月期间这名女性多次遭到男性的性侵害。来日本后，这名被起诉的农户还曾对她说：“因为喜欢你才选你来的。”这名女性在来日本前还向中国的中介机构支付了6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如果逃走就必须付违约金。来日本后，研修生经常被要求超时工作，而每月仅有6万日元收入。」

一位中国男研修生表示「中国的研修生派遣单位就是在地方政府合法保护下的一个骗子集团。所谓的研修生就是雇佣给日本的廉价劳动者的华丽称呼」。中国研修生在日本如同旧中国的包身工，工作环境严酷，工资极低，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中国女研修生居然冒着被强奸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赚这么一点小钱来日本打工，就说明了中国女人很惨，很多中国女人喜欢说来生不愿当女人了。日本女人却正好相反，日本女人都喜欢说「当女人真好」。

中国的富豪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狂购，我认为有能力在日本及世界各地狂购者只能是少数的中国的剥削阶级成员。按照中国的法律，比方说严格执行中国税法的话，现在持有财富的中国人可能大多数也都会变成普通人家了，中国的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国家，房价高，就来个房产税；污染，就来个环保税，环境却一天一天恶化；缺电，就涨电费；缺水，就涨水费，水荒却更严重，在中国开征新税也是易如反掌，不像日本开个税种，搞不好首相都会下台，日本是民主国家，选民用选票来行使权力。如果查查中国富人的钱从何而来，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关系，靠自己的劳动是不可能得到的，当然没有人会查富人的，有权的人不会查，穷人无能力查。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无产阶级，还是在贫困之中，有很多中国人甚至靠妻女在娱乐场所出卖肉体来维持生活。

中国的新闻媒体一贯是牛皮咚咚响，最近又在鼓吹经济上已经超过日本了，所谓国民总产值超过日本，这国民总产值其实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日本企业，各国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产值都算在里面，中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基本上已消失破产，外资企业几乎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中国仅仅只是一个世界加工厂，中国人作为劳动者仅仅得到那一点点的加工费，这点加工费在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占的比率很少，中国国民总产值与中国人的生活无关系，这些大家都知道，可一些中国新闻媒体却装聋作哑吹气球，欺骗老百姓，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经济支柱了，国际社会顺水推舟，中国经济既然这么好，纷纷要求中国货币快升值吧，实际上中国的货币一天不如一天在贬值，据说准备印刷500元人民币大钞了，这500元上还准备印上孔子的像。

据中国内地传来的消息，中国什么都在涨，这更加说明人民币实际上加速贬值了，中国电视上报纸上吹得牛皮咚咚响，老百姓的生活却一天一天苦熬着，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弱病残几乎在水深火热中，中国虽然也有低保家庭，日本的低保标准给付相当于中国的100倍左右，这就是日中二国对无产阶级的不同态度。有的中国人甚至还想折腾羞辱一下中国最穷的人，例如强迫老弱病残打扫卫生，欺负弱者是一些中国人擅长的。在日本是否是在拿低保的是受到国家保护的个人隐私，这是国家保护人权的体现。相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日本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更关心穷人，日本比中国更关心无产阶级。我认为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超过日本的，不仅我这一代人看不到这一天，我相信上帝也看不到这一天的。记得在小的时候，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就吹亩产万斤，当时日本媒体也很谦虚同样报道中国亩产万斤了。当时中国媒体预言再过几年就超过英美了，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结果几十年之后，原来是个梦，为了自圆其说搞了个新名词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给自己辩护，要不然就是发生自然灾害了，要不然就是发生人祸为自己辩护。如今的中国媒体报道只是当年的老调重弹，牛皮吹破的时候，再找个自然灾害或人祸来圆场，丝毫不感到羞耻，日本媒体现在也像当年报道中国亩产万斤一样顺水推舟，日本习惯天天在喊危机，中国习惯天天在吹崛起，相互帮对方国宣传。当年毛泽东说1980年中国一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毛泽东1976年升天了，还差4年，结果2011年了，超过31年了，还影子都看不到，日本早就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国现在连农业机械化提都不提了，中国清代留学生在海外就被笑话是一个还在用牛犁田的国家，结果现代中国还是在用牛犁田的国家，有的地方穷的连牛都买不起，改用人当牛来犁田。

在日本买中国的产品比中国还便宜，不仅是比中国便宜，在日本出售的中国商品在质量上也绝对是在中国商品中最好的，大多数在日华人都知道，不过不合日本的标准，特别是食品，除了刚来日本的中国人买，来日本时间久的中国人都不会买的，因为对人体有害。中国人的国民人均收入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已和东京差不多了，在中国的购房子土地是归国家所有的，最多70年房子就归国家了，相当于长期租房子。在日本的购房子土地是是私人所有的，你可以传给你的子孙。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剥削阶级成员就想方设法在中国之外购房子。中国的环境污染在世界上都罕见，一天一天的恶化，简直就是世界的垃圾场，如同贪官报道是天天减少，可事实上天天在扩大。

我几乎不看中国的电视节目，觉得是浪费时间，看中国的电视，特别是奥运会亚运会春节联欢会之类，我自然的就想到了北朝鲜，有的中国人瞧不起北朝鲜，中国与北朝鲜其实差不多，大哥二哥，难兄难弟，不同的地方也有，那就是朝鲜的贪官可能比中国少，朝鲜官倒可能比中国少。有的中国人闲着无事，搞什么保钓，众所周知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一直以来在日本有效控制范围中，日本现在是守方，你替谁保卫呢？建议有的人还是先想想如何让自家的房子及亲友的房子不要被他人一夜之间拆了。我的话，有的中国人不愿意听，甚至用咒骂我，威胁我，但人只要活着就要凭良心说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老百姓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欺负弱者的人去卖力，替剥削和压迫老百姓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原载多维新闻网网及新闻网北京时间2011年1月22日「国际新闻」焦点栏目

方老师直追穷寇

（已通过邮局快递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

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重启调查朱学勤抄袭案

方舟子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台鉴：

　　贵委员会于1月7日做出的《关于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既违反《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又不符合学术界对抄袭认定的共识，且未注意到关于朱学勤剽窃、抄袭的新发现，应予撤销，重启对朱学勤抄袭案的调查。

　　一、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立论、总体结构都是剽窃自美国学者Carol Blum《卢梭与道德共和国》（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ol Bl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甚至连论文标题也是改自Blum著作最后一章的标题“Death of the Republic of Virtue”。详细比对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5efaba0100pt30.html

　　据《处理办法》规定：“剽窃：将他人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果冒充为自己所创；”朱学勤应被认定为剽窃了Carol Blum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果。

　　二、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第5章第3节，第7章第2、5节，第8章第1、4、5节，共一万八千多字，基本上逐段摘译自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在这些部分朱文共有51处文献注释，仅在个别地方（14处）注明引自Blum，大部分未注明引自Blum，而是注原始资料，让人以为是朱本人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其实这些注释也是照抄Blum的，内容则是摘译自Blum。详细比对见：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918827194_0_1.html

　　贵委员会的调查结论称：“朱文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等）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但朱文在《序》中已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史作了概述，对前人的贡献与已有论著基本都已说明。在第一章开头就注明了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全书同样的注释有十多处，失注的部分属一般性叙述。”

　　可知贵委员会并不否认朱文大量引用布罗姆一书却未一一注明的事实，却认定朱学勤未抄袭布罗姆，令人不解。《处理办法》规定：“抄袭：将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不注明出处，而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使用。”既然贵委员会认定朱文对布罗姆一书存在“漏注”、“失注”，那么就是把布罗姆的作品不注明出处而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使用，根据《处理办法》对“抄袭”的定义，就应该认定朱文抄袭了布罗姆。虽然朱文在开头和十多处地方注明了布罗姆一书，但是那只能说明这些地方没有抄袭布罗姆，不能据此否认朱文在没有注明引自布罗姆一书的三十多处地方抄袭了布罗姆的事实。

　　贵委员会似乎认为对“一般性叙述”不存在抄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般性叙述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作者自己特有的归纳，或者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者用独特的文字进行表述，那么照抄别人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明，同样是抄袭。事实上，朱学勤注明引自布罗姆的部分与未注明的部分并无实质性区别，也可说都是属于“一般性叙述”，可知朱学勤也知道对引用别人“一般性叙述”的部分本来应该注明的。如果贵委员会坚持认定“一般性叙述”不存在抄袭，那么如果有人大段大段地照抄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中的一般性叙述而不注明，或仅在开头部分说明参考了葛著，以此成书，葛教授是否也不能说其抄袭？

　　三、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附录抄袭美国学者Susan Dunn著《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杨小刚译），具体比对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17ys3.html

　　贵委员会的调查结论称：“杨小刚于8月8日证明，朱学勤《阳光与闪电》一文系为其所译《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所作序言，而此书的翻译即出于朱学勤的推荐。他认为，序言本应与该书一起出版，引用该书部分内容而未予注明实属正常。以后朱学勤的序因故未能为该书采用，故单独发表于《万象》杂志，后又作为附录收入朱文。对此，朱学勤在朱文的《跋》中已作说明。在此序未与原书一起发表的情况下，朱学勤未核对原书，并做出相应的说明或注释，确系学术上不够严谨，但不能据此断言他抄袭原书。”

　　即使是为别人著作写序，在序中照抄其内容而不注明，让人误以为是其本人的观点、文字，这同样是抄袭。何况朱学勤还把《姊妹革命》中相关部分的注释也一一照抄过去，让读者误以为是朱学勤自己阅读这些原始资料后所写，更说明其刻意抄袭。更何况这是作为附录收入博士论文，已不具有序的性质，以序的特殊性为其辩护更无法成立。

　　四、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摘译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时，有大量的低级翻译错误。我已列举了其中15处对历史文献引言的翻译错误，具体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17ysu.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17yw4.html

　　这只是朱学勤博士论文中翻译错误的一小部分。朱学勤的翻译错误如此之多，如此之低级，表明他的英语水平很差，并不具有阅读英文学术著作的能力，更表明这是一本不合格的博士论文，据此也应该撤销其博士学位。

　　《处理办法》规定：“对于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络等媒体公开报道的我校人员违反学术规范的事件，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为纯洁学术、维护学校声誉，可以积极主动地和相关媒体联系，展开调查核实，将调查结果及处理情况在相关的公共传媒上公布。”

　　朱学勤从贵校获得博士学位，应属广义的“我校人员”，其抄袭事件已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以及互联网络等媒体获得广泛的公开报道，在贵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不仅未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且舆论主要是质疑贵委员会的说法，这极大败坏了贵校的声誉。敬请贵委员会为纯洁学术、维护学校声誉，再次展开调查核实。

　　方舟子（真名方是民）
　　联系方式：100022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48号北人泽洋大厦10层1005室彭剑转

　　2011年1月23日

(XYS20110123)

突尼斯总统选举竞选拉开帷幕

http://news.qq.com/a/20091013/002221.htm
2009年10月13日22:23 　 人民网


金秋10月的突尼斯，几场秋雨过后，天气格外凉爽宜人。11日上午，当记者在突尼斯对外新闻署的安排下，乘坐大巴来到突尼斯南郊的“11月7日”体育馆时，这里已成了红色的海洋。

来自各行各业的数万名突尼斯群众手举红色的国旗，打着红色的标语、围着红色的丝巾、带着紫红色的小帽，高呼支持本·阿里总统的口号，为2009年突尼斯总统和议会选举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呐喊助威。

中午时分，现任总统本·阿里在体育馆内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宣布竞选活动开始。他说，此次选举有两大特点：一是，总统选举有多位候选人参加竞选；二是，议会选举具有多种政治色彩。他还表示，将保证选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突尼斯宪法规定，突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行共和制政体。1998年10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降低总统候选人的参选年龄，扩大参选范围。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两届。2002年5月，举行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此外，新宪法还增加了民主和法制的内容。2008年7月，众议院修宪，放宽2009年总统参选条件，扩大反对党的参选机会。

1999年10月，突举行独立后首次多党参加的总统选举，本·阿里以高票再度蝉联总统。2004年10月又第三度蝉联总统。2008年，本·阿里总统在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五大上正式被推选为该党2009年总统候选人。

此外，还有三个反对党：革新运动领导人艾哈迈德·伊卜拉欣；人民团结党领导人穆罕默德·布希哈和民主团结联盟领导人艾哈迈德·埃努布里参加了本次总统竞选，他们同一天也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和地点举行了竞选活动。另有9个政党和一些独立人士将参加议会选举。本届总统和议会选举竞选活动将于本月23日结束，25日进行选举投票。

作为执政党(宪盟)总统候选人，本·阿里在群众集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讲中，宣布了他的竞选口号：“让我们一起战胜挑战”！他还在提出的24条竞选纲领中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奋斗目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受到在场数万名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记者席后面的母亲们，不断高呼“本·阿里，我们爱你，母亲们拥戴你！”的口号，她们口中还不停地用舌头打着阿拉伯妇女在婚庆等大喜日子通常发出的“噜噜噜噜噜！”的悦耳声音，以表达她们的喜悦心情。

关于本次总统选举的前景，记者接触到的突尼斯人普遍认为，现任总统本·阿里的胜算最大，理由是：

　　一、政治上，本·阿里总统执政以来，对内推行“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基本国策，不断巩固宪盟地位，逐步推进政治多元化，使突政局长期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此，2009年达沃斯世界论坛年会上，突尼斯被评为“非洲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二、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在本·阿里总统的领导下，突尼斯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国内生产总值2008年比1986年翻了6倍，国家用于发展的投资翻了7倍。国民经济2002年—2008年年均增长4.6%。由于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突尼斯人均收入已从1987年的960第纳尔(1美元=1.31第纳尔)增加到2008年的4847第纳尔(约合3700美元)，同期人口增长却从2.34%降到1.09%。全国实行了从6岁至16岁儿童和学生的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93.3%。由于实行了积极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互助政策，全国80%的家庭拥有了住房，全国中产阶级人口已达到80%。百姓安居乐业。

突尼斯朋友反问道，试想，突尼斯人对这样的生活能不满意吗？本·阿里总统能不受到支持和爱戴吗！(本报突尼斯10月12日电)

(人民网)

朱学勤低级翻译错误再举例

方舟子

　　我在《朱学勤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的覆灭》一文中已列举了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6则低级翻译错误的例子。这些都是引用历史文献的部分，必须忠实于原意，没有译者发挥的余地，出现的错误都是由于误读造成的。非引言部分类似的误译也比比皆是，我没举这方面的例子，是为了避免朱的支持者狡辩说那不是误译，而是朱自己的观点。

　　我再举出该书中一些错误翻译的例子。这只是朱学勤连篇翻译错误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说明朱学勤并不具有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如此大面积的、低级的翻译错误，也说明了其博士论文不合格，据此出的书是劣质出版物。

　　朱学勤的英语能力应该只是能查字典，单词分开能认得，放在一块就搞不明白了，简单的句子都读不懂，初中水平的低级错误比比皆是，例如能把his father still reading to him from Plutarch(他的父亲还在读普鲁塔克的作品给他听)翻译成“他的父亲则在一旁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初中生都不如。

　　朱学勤英语能力很差，想像能力和文学能力倒是不弱。as the sun rose（当太阳升起）这句他总算看明白了，所以就尽情发挥一下其文学才华：“这时，旭日临窗，冉冉升起。”真“雅”啊。但是那是对戏剧开幕的描述，不知如何表现“旭日临窗，冉冉升起”？（该句完整句子：The curtain rose upon the child asleep in a chair, his father still reading to him from Plutarch as the sun rose.）

　　朱学勤英语能力差的证据之一，是很多地方他把意思恰好搞反。例如but it scarcely extends beyond the world of letters（但是它几乎没有扩展到文学界之外）被翻译成“但是不能扩及到文学界”。这类错误如果偶尔出现还可说是粗心，大量地出现表明他读不懂句子，只认识单词。

　　有时朱学勤连简单的英语单词都不认识，又懒得去查字典，就自作主张了。例如把animates the majority（鼓舞大多数人）翻译成“联系着大多数人”，就是太懒的表现。但是这是引用别人的话，必须忠实原意，怎么能这么偷懒糊弄过去呢？

　　“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个报复英国的法令：狱中的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一律处死。”其实这个法令的意思是“对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不留战俘”（no English or Hanoverian prisoners would be taken），本来已经够残忍的了，朱学勤还以为有prisoner就是“狱中”，望文生义一翻，更吓人。

　　朱学勤经常看错单词，而且错得离谱。“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其实是“并且让各民族永垂不朽”（and they immortalize nations），这是把immortalize看成moralize。“罗伯斯庇尔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区分”，其实是“罗伯斯庇尔把教学和教育作了区分”（He addres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这是把instruction看成institution。这都什么眼神啊。

　　“如果物质上的或是道德上的证据，能够独立于明显的直觉，那末，任何直觉都将沉默下去。”其实是：“如果物证或道德证明独立于人证存在，就不召唤证人。”（If proofs, material or moral, exist independently of witness's evidence, no witnesses will be heard.）朱学勤的“直觉”真可怕，能把证人witness看成instinct。

　　“为了净化司法程序，必须让共和国之手掌握司法程序”，朱学勤只认单词不认句子，其实说的是“让共和党人的纯净之手掌管司法”（by putting the exercise of justice into pure and republican hands" ）

　　“但相信，如果不贯彻这一法令，我们必将背叛卢梭著作中的真理。”朱学勤还是因看不懂leave，又没有读完整句子的能力，把意思搞反，应是“我相信我们必须将这一真理留在卢梭的著作中，不要付诸实践。”(I believe we must leave this truth in the writings of Rousseau and not put it into practice)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不仅大量地抄袭Blum《卢梭与道德共和国》一书，而且立论、总体结构也都是剽窃自Blum，甚至连论文标题也是改自Blum著作最后一章的标题“道德共和国的覆灭”。(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5efaba0100pt30.html)

　　朱学勤的博士论文答辩由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主持。王元化称：“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一部连抄都抄得错误百出的博士论文能让学界大佬如此信服，中国人文学界的确好混好骗。

(XYS20110121)

文革期间我国在医学领域的“四大发明”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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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三周没上海船了，最近单位和家中的事情忙的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精力、兴趣来这里侃大山。前天照例是上来后先看这一段时间的新帖，观察本坛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文革时高级干部的光荣传统，出差（出国）回来后先看文件，逐字逐句深究文件内容、含义和出台背景，看看政治风向有什么变化。以免站错队表错态，偶因一着错，便成阶下囚。

在拙作《还原论》系列(5)的后面，本区特首芦笛同志跟帖对我文中谈到的鸡血疗法和卤水疗法提出了质疑。鸡血疗法的给药途径确实是我写错了，应该是肌肉注射，不是往血管里打，我已经改过来，多谢。不过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卤水疗法，它和针刺麻醉、鸡血疗法、羊肠埋线疗法并列为文革期间我国在医学领域的“四大发明”，足以彪炳史册，显示中华民族独有的聪明智慧。至于老芦说的“饮水疗法”，跟前面的四大发明还不是一回事，我认为它应该与“甩手疗法”、“红茶菌疗法”并列，都属于舶来品，最多只能显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再则这些都是在民间流行的养生法，不是临床上的治疗方法，而且都是广大愚民自觉的行动，政府并未参与。

“饮水疗法”据说是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事实根据。而甩手疗法古希腊时就有，相传苏格拉底曾向弟子传授甩手法，一年之后只有柏拉图一人还坚持每日甩手300次，所以终成大器。据信，苏格拉底60岁还娶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83岁，都与此相关。不过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这甩手的方法是：

“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日上下午、晚上三次。”

这里面“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不像是苏格拉底的做派，一般没练过中国武术的“上提”几次就得上厕所；“上宜虚、下宜实……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之类的动作要领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从柏拉图之辈嘴里吐不出这样的莲花来。

芦笛老同志不知道卤水疗法，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卤水疗法在北方闹腾的比较厉害，西戎、北狄们用的邪乎，中原地区不少地方也用；但南方好像动静不大，东夷、南蛮们不太认这种生猛疗法。再有就是名称上的问题，卤水疗法又称卤碱疗法、卤干疗法、“681粉”疗法。被称为“681粉”，是因为此疗法的鉴定时间是1966年8月1日，所以被命名为“681粉”。这与654-2的命名方式差不多，从莨菪类植物提取出山莨菪碱是65年4月，临床所用为2号代用品，故命名654-2。文革开始后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推广卤碱疗法的群众运动，科研机构也不甘落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了《六八•一》工作组，对不同产地的卤碱的毒性、作用、化学成分和临床疗效进行了攻关研究，前后大概经历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个别地区80年代还在使用。

卤碱疗法最初只是用来治疗克山病的。克山病是一种流行于荒僻的山岳、高原及草原地带的以心肌病为主的疾病。由于首先发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名克山病。克山病属于水土环境引起地方疾病，其实这些地方病的猖獗流行，说到底还是和交通不发达有关。在交通落后的地区，当地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远不如靠铁路吃两条线过的舒坦。一旦当地饮水缺乏某种必须物质或含有某种毒性物质，就会得地方病。类似的还有碘缺乏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砷中毒等。像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就是因为远离海洋的山区吃不到海盐，而井盐、岩盐往往不含碘，或者当地井水里含有抗甲状腺激素的物质所引起的。对于这类疾病，修条公路比什么治疗都见效。

创造卤碱疗法的是一位内蒙铁匠刘绍显，当地人称为刘铁锤，我后面给出了官方报道他发明卤碱疗法的经过（见附1）。大概过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刘铁匠两任前妻都因克山病去世，第三任妻子又患上了这病，绝望之中刘铁匠凭着“以毒攻毒”的模糊医学知识，和中国农民在饥荒年代常有的“等死是死，服毒大不了也是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赌博心理，把盐卤熬成干粉让妻子服用，居然真的治好了此病，一时轰动全国。现在看来，卤碱疗法对克山病可能确实有些疗效，但远不像当初说的那么神奇，神化为能治百病的良药更是荒唐。大量临床观察的结果显示，即使是治疗克山病，3个月大部分病例自觉症状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体征和心电图均未见显著改变。停药2～3个月后，部分病例症状还会有反复。

当时因为卤碱疗法的发明者是铁匠，手上有足够厚实的老茧，符合伟大领袖“卑贱者最聪明”的逻辑，所以全国到处推广。1969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打开聋哑禁区的沈阳部队军医代表赵普羽、创造卤干疗法治病的内蒙代表刘绍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17年的广东乐昌县歧乐大队的代表罗堂通，还有代表赤脚医生的林寿谦，作为全国仅有的４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受到了总理的亲切接见，当事人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还兴奋的不能自已。

在北方某些地区，卤碱疗法非常流行，我印象里当时只要是得了“不治之症”，都可以用这玩意试一下，至少癌症、高血压、中风、高脂血症、哮喘等都有奇效（见附2-5），一直到了八十年代还在用。不能否认，确实有些病人用药后缓解或治愈，但出事死亡的也不少，卤水又称作卤碱，是制作食盐过程中渗滤出来的液体，具体又分海盐、湖盐、井盐和盐碱地盐四种卤水和卤碱。盐卤中含有70％以上的氯化镁，这种物质可以使蛋白质凝固，于是就有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说法。吃豆腐没事是因为豆腐内的盐卤含量非常低，而用来治病要“以毒攻毒”，剂量都比较大，所以经常出事。卤碱口服过量时急救处理的原理还是“一物降一物”，灌喂大量豆浆，使胃中的盐卤与豆浆发生作用，生成豆腐，解除盐卤的毒性。若吸收入血或直接静脉给药就不能点豆腐了，得用钙剂对抗。因为从药理作用上看，钙镁是冤家对头，两者作用相反、互相拮抗。

文革是一场极具美学价值的群众运动，真是像伟大领袖说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事情就好看了”。（原话是“好办了”）。我印象里当时只要患了绝症，尤其是癌症，不管是肝癌、胃癌、肠癌，只要是癌，就会想到用“681”。卤碱疗法流行时也没什么审核手续、批准文号，也没有主要药效和毒性试验、三期临床实验的系统数据。在剂型剂量上全国也不统一，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片剂、注射剂、粉剂，可以直接往静脉里面滴注，也有学习杨白劳，找点豆腐卤水适当稀释后直接灌下去的。很多癌症病人用上药以后，非但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最轻微的不适也是入口苦涩难当，咽喉、胃肠俱灼痛，大便干燥难下。严重者可因镁离子大量吸收而导致昏迷，甚至呼吸麻痹和休克，以致循环衰竭而死亡。估计在地下和杨白劳交流用药心得的冤魂弄几个百家讲坛没什么问题。

过去出点什么医疗事故真算不了什么（文革初期反动学术权威除外），从没有医疗赔偿一说，更没有“医闹”，所以“黑心白狼想念毛主席”的故事我听说的多了去了。患者也是一样，怀念毛时代因为那时看病便宜，绝不会出现现在这种为了利益什么都往血管里输的情况。可如果谁要是因此想就回到毛时代去，一定会被医生和患者合力拍死。道理很简单，毛时代医生不用担心医闹不假，可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哪有现在这些名堂的回扣？这些医生怀念的只是那时候老实听话的患者。说到这儿顺便对老芦那个“介入”的转帖补充两句。我觉得这个题目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只有搞心血管介入的医生才能发财，这对心血管内科医生不公允。介入导管有回扣，药物就没有回扣？大医院神经内科、内分泌内科、肾内科、化疗科的大夫们，哪个不是富翁？最苦的还是儿科大夫，有一次一个儿科主任给我发牢骚：小孩子跟个兔子大小差不多，而且个个金贵，用药量小不说，还不敢瞎用。家长们也都是凶神恶煞，出点事就跟你拼命。回扣的好处没捞着，医闹的麻烦可没少惹，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将来自己孩子宁可去扫大街也不能干儿科！

患者也是一样。现在的患者反映看病贵是事实，确实有不少大夫为了那百分之十几的回扣玩着命、变着法、连哄带骗地往患者血管和胃肠道倒腾药物，或者是做各种检查，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毛时代绝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相比较而言，财迷白狼比刘铁锤还是靠谱些。患者恐怕宁可像今天这样，也不愿意把生命托付给那些经过两三个月训练的赤脚医生。那些赤脚医生个个心红胆大，针灸把病人扎成气胸、按摩导致瘫痪、肌注青霉素打成青蛙腿、静脉点滴链霉素引起呼吸停止的不少见。再说农村合作医疗也没什么治疗手段，各村（那时叫大队）的合作医疗站我可是见识得多了，大部分合作医疗站里面的药物还不如现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药抽屉丰富，除了会打针输液，这些赤脚医生向阳花的医疗知识也抵不上现在的一个老病号。1978年号称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98.8%，后来又陆续垮掉，根本原因就是那玩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属于“聊胜于无”，农民稍富裕点以后也就没有了兴趣。有些大队连个接生员都没有，不信看看当时赤脚医生先进典型、被称为当代李时珍的林寿谦的幸福回忆：

“1969年8月28日，打开聋哑禁区的沈阳部队军医代表赵普羽、创造卤干疗法治病的内蒙代表刘绍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17年的广东乐昌县歧乐大队的代表罗堂通，还有代表赤脚医生的他（即林寿谦），作为全国仅有的４名特邀代表参加了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受到总理接见时有一个小插曲，使他不得不惊叹总理的敏捷思维：当总理问到他们大队有没有接生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总理突然接着问，没有接生员怎么办？林寿谦吓了一身汗，脑筋一转连忙回答到：有个老接生员，学过新接生法。当周总理听了林寿谦的事迹后，连连称赞说：‘你就是小李时珍嘛。’”

最近几年我到农村诊所去过，大多是那些社会办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农村后自己开的私人诊所，很多村还不止一个，虽然也多是“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但还是比当年那些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强多了。

毛时代跟现在一样，城市当然要比农村强多了，但那时中国城市里的医院和发达国家差距相当大，我八十年代出国的时候看人家的医院简直就是进了仙境，看着什么都新鲜，那些搞临床的随便拣点人家用剩下的什么管，回来就是一篇论文，就是学科带头人，就是“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可现在的城市大医院无论从环境、设备还是医疗技术水平，都不次于发达国家，起码差距不大。应该说，现在中国医院缺的是良心和责任。

所以，当今中国医院财迷白狼配泼皮医闹，也算是扯平了。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要不就是让老毛照死里瞎折腾，要么就是有权有势者肆无忌惮地大小通吃；从医疗系统来看，要么就是大胆无知的三一战士（一颗红心、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要么就是掌握着高超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白衣强盗，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未完待续】


注：海盐、湖盐、井盐和盐碱地盐四种卤水和卤碱的成分有所不同。4种的主要化学成分均都为氯化镁，但镁的含量不同，依次为海盐、盐碱地盐、湖盐和井盐；氯的含量依次为井盐、海盐、湖盐和盐碱地盐。

附1
“681”的故事

日期：2005-06-29
作者：王忠范
来源：新民晚报

大兴安岭下的那吉小镇阴雨绵绵。这天，中共党员、绰号“68l”的老人去世了。一大早，人们就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为他送行，心头都罩上一层湿淋淋的水汽。

这位老人名叫刘绍显，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十里八村的大人小孩都认得他。刘绍显原来是一位乡间铁匠，打铁、挂马掌，干起活来虎虎生风，因此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刘铁锤”。他嘴上总是挂满笑话和歇后语，有事无事谁都想和他唠扯几句，常让对方大笑而去。然而，每年这个地区下第一场雪时，常常流行一种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刘铁锤的前两位妻子都死于克山病，第三位妻子又患上了该病，他开始沉默无语了，没有任何风能刮去他脸上的愁云。

黑漆漆的夜，一盏孤灯有气无力地亮着。刘绍显望着呻吟的妻子和第一位妻子留下的幼小儿子，肝肠欲断，不禁失声痛哭。妻子抓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劝慰：“别哭了，这都是命啊！”她一转念，睁大眼睛说：“邻居二婶说卤水能治病，咱不能试试呀？”一句话止住了他的哭声。是呀，以毒攻毒，也许能成。刘绍显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线希望。

于是，刘绍显多方请教以后，架起小铁锅，点燃木炭火，干卤加水，一连熬了数日，但都未能成功。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忽然想起是不是干卤与铁锅有“冲克”，便改用磁盆去熬，两天后果然成功地熬出了白色粉面状的盐卤。刘绍显先用自己的身体试验，吃了几次只觉舌根有点硬，其他无妨。接着，让妻子一点点试用，竟然奇迹般治好了妻子的克山病。

妻子能下地干活的那个早晨，刘绍显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挽着妻子去供销社给她买套新衣服。此刻的阳光、云朵和风，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与向往。他又笑了，大铁锤又响了，乡亲们前所未有地敬重他，因为他创造了治疗克山病的有效方法。

有关部门获悉后，派医务人员协助刘绍显对盐卤进行科学研究，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终于在1966年8月1日研制出了以盐卤为主要原料的药片，卫生部把它命名为“68l”，作为治疗克山病的专用药。刘绍显出名了，绰号也变了，人们都亲切地称他“68l”。后来，他被任命为县地方病办公室副主任，竟然当上了干部，举家搬进了那吉小镇。当年，周总理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8分钟的交谈让刘绍显幸福得睡不着觉。不过，他还是那样平平常常，骑一辆丁当作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人们远远见到他就直呼“681”主任，他抿嘴一笑，算是跟你打招呼了。
……


附2
卤水注射液和氯化镁注射液对儿童喘息性支气管炎临床疗效的对比观察
《辽宁医学杂志》1971年01期
我们儿科门诊全体革命医务人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斗号召,学习工人刘绍显同志创造卤碱疗法的革命精神,满怀创立祖国新医药学的豪情壮志,由六九年七月开始用10%卤水注射液治疗了五十五名儿童的喘息性支气管炎,取得了肯定的治疗效果。七○年二月,儿科门诊和卤碱研究组的同志遵……


附3
卤碱注射液静滴综合治疗脑血管意外57例临床疗效观察《人民军医》1975年11期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卤碱疗法是我国工人刘绍显同志在实践中发现并应用于临床的。我们根据其对心血管的良好作用,延伸应用于脑血管意外患者。自1970年以来共收治脑血管意外患者85例,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对57例患者加用了卤碱,与28例未加卤碱组对比,疗效有明显提高。现报告如下: 一、病例选择选用卤碱加对症疗法治疗脑血管意外57例为观察组,与不加卤碱的对症疗法治疗的……


附4
应用卤碱疗法治疗高血压合并脑血管意外(中风)27例的临床体会
《辽宁医学杂志》1971年04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院革命医务人员,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破脑溢血是“不治之症”的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一年来,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27例高血压合并脑血管意外(包括脑溢血、脑血栓形成、蜘蛛膜下腔出血)的住院患者,试用卤碱疗法配合新针进行治疗,收到良好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伟大教导,经……


附5
卤碱治疗冠心病55例近期疗效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年08期
卤碱作为药用在《吴普本草》中早有记载,后经证实,它是含有大量氯化镁及某些微量元素的盐类。1975年以来我们曾用卤碱治疗94例高脂蛋白血症(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81;9(3):214),发现除有显著的降脂作用外,尚可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症状。为此,我们又以卤碱为主无选择地治冠心病55例,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一般资料本组病例的诊断及疗效评定,均按照……

2

“四大发明”中叫得最响的还是“针刺麻醉”。“针麻”跟“针刺打开聋哑禁区”、“针灸治疗截瘫”等新疗法还不太一样，它确实是文革的成果。而针灸治疗聋哑古已有之，很多针灸古籍都有记载。“冒着生命危险深刺哑门穴”的方法也早就开始用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聋哑人就依依呀呀地喊“毛主席万岁”了。现在“深刺哑门穴”也照样还在用，不信你检索一下，近二三十年号称自己用针灸治好聋哑病人也不少，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的文章有的是。只是开口说话时第一句喊什么不知道，估计身残志坚的要喊“我要上春晚”，消极颓废要喊“神马都是浮云”。所以针灸治疗聋哑不能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只不过当时沈阳部队军医赵普羽特别能忽悠，而且学历低，符合“卑贱者”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全国大张旗鼓进行了宣传造势，成了他个人的发明创造。

以后一曲《千年铁树开了花》，又把这些功劳全算在了毛主席身上：“千年铁树开了花，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说了话，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大。”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以后，针灸界老中医们干得第一件事就是“还针灸治疗聋哑的本来面目”，指责沈阳军医赵普羽贪天功为己有，好像还跟林彪四人帮扯上了点什么关系。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系统按照毛主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搞了几次全国性的大会战。我知道的有三次，分别是“针麻大会战”、“棉酚大会战”和“老慢支大会战”。“世界上怕就怕‘羞耻’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羞耻’”，现在有些老专家在介绍自己科研经历时还不忘提一句曾参加“XX大会战”，下属或研究生拍马屁介绍这段经历时也拿出“遥想公瑾当年”的口气，好像这是什么光荣历史，全然不知那不过是一场场荒唐的闹剧，应该像我党对待六四的态度一样，三缄其口才对。三大会战忙活了半天，基本上是没任何结果，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拿“老慢支”来说，现在“老慢支”患者，吃中药还得老中医望闻问切后辩证施治，吃西药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老三样（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胆碱受体阻断剂、激素）。

而棉酚大会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虽然还可以见到零星的文章，但实际上这类男性避孕药不大存在临床大面积使用的可能。棉酚所致的低血钾、不育症、遗传毒性这些不良反应开始研究时是什么样，大会战结束时还是什么样，丝毫未见任何进展。不过听说最近有人要把棉酚做成耗子药，因为鼠类的雌雄比例悬殊极大，公耗子是主要矛盾，是“牛鼻子”，只要把公耗子制住，就可以让整个鼠群断子绝孙。而棉酚作为鼠饵因不会引起老鼠立即死亡而让老鼠放心大胆服用，最后一个个都美滋滋的变成了老绝户。

大会战中最邪乎的还是“针麻大会战”。按照官方的说法，针刺麻醉发明于1955 年，不过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1965 年12 月，国家科委才颁发上海针麻肺切除手术186 例获得成功的报告，1970 年7月我国针麻成果向世界公布。1965～1972年全国掀起了推广针麻手术的热潮，按照官方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完成针麻手术120余万人次，包括140余种手术类型，有效率为85 %～98 % 。”和文革期间四大发明中的另外三项不同，这针刺麻醉虽然宣传的厉害、吹得邪乎，但在临床上从来没有常规使用过，是一门专供表演、证明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治疗方法。有些开展针麻试点的医院，亲朋好友来做手术的时候要想办法走后门不用针麻。

对于针麻，我党当年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进行了宣传。老家伙们可能还记得，文革时有个电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内容是某青年女麻醉医生不怕风险，敢于实践，在为钢铁工人杨师傅施行心脏刺麻醉手术时，作了充分的准备。而外科罗医生因循守旧，竭力反对这次手术。李志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罗医生进行帮助和教育，最后团结罗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成功地为杨师傅施行了心脏手术。电影的主角是祝希娟，是文革前17年文艺黑线时《大众电影》评出的电影明星，原来以为一定是貌如仙女，可看后让我几近绝望，让我恨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样板戏中柯湘、阿庆嫂、小铁梅随便挑一个都比大嘴祝希娟给力。

宣传归宣传，临床应用好像并不是很普及。我自己的扁桃腺就是70年代给切掉的，就这么个小手术，也照样是使用普鲁卡因、利多卡因，不记得用过什么针刺麻醉。不仅是我自己，所有我认识的人，哪怕是七八十年代做手术的，也没有一个用过针麻的。据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大夫说，针刺麻醉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是紧跟革命大好形势，证明本单位也开展了针麻手术而且大获成功；再有就是外宾来的时候做表演用，赚两句“歪瑞顾得”、“旺德福”，外加翘大拇哥，成了医疗系统为国争光的品牌，但从没有常规使用过。

针刺麻醉可是给几个大人物表演过。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哈努克曾于1971年访问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并参观了用针刺麻醉进行的外科手术。1970年埃德加•斯诺来访时参观过针麻手术，1971年他在意大利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一篇谈及中国医疗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在协和医院看到的用针刺麻醉做的流产手术。最辉煌的针麻手术大概就是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参观的那一台手术了。卫生部选定由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做针麻肺切除手术，但因该所地处通县，距市区较远不便接待外宾，于是让该所负责组织手术班子并带着病人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做针麻肺切除手术。在手术前先是叶剑英接见针麻手术人员，传达周总理“针麻手术可让外宾看，但要有把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之类的最高指示。以后基辛格私人助手黑格将军（当时好像还是准将）率领随团官员和美国新闻媒体共30 余人，到达医院观看了从病人接受针刺穴位，捻针诱导到开胸手术的全过程。当时看电影时在正片前面都有“新闻简报”或/和“科教片”，类似于现在CCTV1和CCTV10的每天半小时新闻联播和科教节目，大概大部分老家伙都看过：一边是刀光血影，钳子剪刀咔嚓响，而病人神志清醒，面含微笑，没有痛苦的表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手术台上的战士情绪非常稳定”。

我所在城市的一个部队医院曾经给外宾表演过针麻手术。据他们说先预演了一下，根据“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原则，先找了个皮下囊肿手术练练手，结果发现病人照样是痛的呲牙咧嘴难以忍受，跟杀猪似地嗷嗷直叫。以后发现只要在手术前提前给病人肌肉注射足量的杜冷丁和氟哌利多，也就是业内人士常说的杜氟合剂，在止血纱布上蘸上普鲁卡因，在手术中不断通过止血实施局部麻醉病人就能忍受。后来上级听说后指定这个医院给外宾表演。在针麻手术前的第一个程序是先选人，从部队去找根红苗正、意志坚强、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然后再选本科室手术做的最漂亮的金刀医生。手术选择了切口小、疼痛敏感度较低部位的甲状腺手术，这样病人比较容易耐受。而且指导员事先还要给战士做思想工作（现在叫心理疏导），一方面要暗示他针刺麻醉威力无穷，用不着紧张害怕；还要晓以利害，告诉他事关国家尊严，绝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成功之后还能立功受奖，若失败则后患无穷等等。最后还要嘱咐病人在手术时要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疼痛即将过去，立功就在前头”。那次手术的过程当然是非常成功，战士还立了个二等功，只是那时还没有奖金一说，只有奖章、奖状。今天当事人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跟刮骨疗毒的关老爷一般：“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3

不仅仅是临床医生和麻醉师，70年代初几乎当时所有的医学院校和各个大学的生物系都参与了针麻研究，发表了数千篇论文。因研究针麻机制而成为院士的生理学家我知道的就有两位：张香桐和韩济生。其中张香桐为此在八十年代还获得了茨列休尔德奖（Threshold Award），韩济生更是名利双收，针麻研究出名后还搞了个什么“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狠狠发了笔横财。若光是镇痛我也还相信，最邪门的是韩院士还声称可以戒毒，对海洛因成瘾有效。若真是这样，韩院士早生二百年就没有了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壮举。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各戒毒所所用的还是传统的替代药物美沙酮，没人信“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之类的玩意儿。

这些搞基础研究的也都很聪明，那些大腕如张香桐、韩济生等，其实都知道针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发表论文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翼翼避开“针灸麻醉”，而是用“针灸镇痛”代之，以免给后世留下笑柄。像韩济生是七十年代被周总理钦点的“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组”领军人物，但人家1973年发表的第一篇有关针刺麻醉机理研究方面的论文是《针刺人体某些穴位对皮肤痛阈的影响》，张香桐也不傻，别以为人家年龄大就是旧式知识分子，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的臭老九早已不是民国时的书呆子，张香桐1973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针刺镇痛过程中丘脑的整合作用》，也不用“针麻”这个词。

这些人出国做学术报告更是如此，个个都是“心细如发才如斗”，对针麻都是含糊其辞，大谈针刺镇痛。前一阵看到“我要注册”网友在一篇影评中说中国电影擅长表现心理变化，老芦还发表了不同意见。依我看，中国电影对国人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倒未见有何新鲜。比如若是描写焦虑不安转豁然开朗，通常先是来个腮帮子特写，主人公拼命吸烟，然后镜头切换至烟灰缸，里面盛满烟屁股，然后再将镜头远推，只见主人公把手里的香烟狠狠一捻，另一只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可在现实生活中，国人的心理活动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人一把小算盘，个个打得猴精，这在电影画面上如何表现出来，还真是个中国电影导演有待攻克的难题。

说到这儿我还要说几句中西医结合。先明确一下概念，此处“结合”的意思是“融合”、“整合”，而不是“联合”、“配合”。诸位都知道，我历来认为中西医可以“联合”、“配合”，若费尽气力去“融合”、“整合”成一门新医学，劳民伤财不说，最后只会毁掉中医。像韩济生的研究成果对针灸麻醉就非常不利，曾被人骂做“投降派”、“叛徒”。韩本人开始对中西医结合极为推崇，发誓要整合中西医两种体系。不过七八十年代没有现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爱国热忱，对中医、中西医结合还可以发表点不同意见。韩的研究成果却给中医界大泼冷水：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故意在手上找了一个按照中医的经络观点来看没有经络通过的点，在这个部位扎针的镇痛效果和在合谷穴扎针的效果一样好。但若是在臀部取点，效果就不好。他们的结果说明不一定要经络，只要在神经丰富的地方扎下去，照样可以针刺镇痛。而且用局麻药实施神经传导阻滞后，针灸的镇痛作用消失。而且他还提出，针刺只有镇痛的作用，根本达不到麻醉的效果。针刺只能减轻手术疼痛，如果完全靠它来做手术，是根本不行的。

实际上张香桐、韩济生和很多研究经络的人最后得出的结果一样，就是用“神经说”代替“经络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针刺作为一种物理刺激，刺激神经末梢，以调节神经传导系统和神经体液系统，从而达到治疗效果。针灸对于人体来说，是一种刺激感觉，因而包括刺激的强度、频率以及持续时间、间隔时间在内的刺激模式所对应的在不同组织和身体部位感觉受体激活的类型，会深刻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传递的效应。它通过刺激游离神经末梢、增加脑血管血流速度，影响体内与疼痛相关物质内啡肽、脑啡肽和前列腺素等释放而达到止痛效果。所以让这些人研究经络，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针灸有点用，经络不存在”。

至于说到经络实体，由于“金凤汉”事件的教训（附1），没人敢胡乱宣布什么“发现经络实体存在”了，只是说自己又发现了什么迹象。1960年北朝鲜的科学家金凤汉宣称发现了穴位“小体”，于是国家为他在平壤医科大学专设了“经络研究所”。1963年11月，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300余人；11月30日为金凤汉举行了“研究成果报告会”，宣称通过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证明经络系统是有实体的，由一种“小体”、一种联络“小体”的“管状结构”和在管内流动的一种“液体”等组成的，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云云。以后将上述新发现的结构命名为“凤汉小体”、“凤汉管”和“凤汉液”。所谓的“凤汉系统”从此建立，它跟原有的脉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同，是全新的“解剖学和组织学体系”，“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开辟新的广阔前景”，是“骑上千里马的朝鲜科学家们的天才和智慧的表现”。这一“发现”在当时被定性是一个“天才的、划时代的发现”。朝鲜领导人还宣称，原子弹、宇宙飞船、凤汉管，是20世纪世界三件最伟大的发现，也是东医学的伟大胜利（朝鲜人所称的东医，容易让人认为中医只是东医的分枝）。这一消息霎时间轰动了全球医学界，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省、直辖市级的报纸整齐划一地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伟大发现”，并附有照片与评论，大家齐声称赞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因为经络学说归根到底发源于中医，与中国的关系太密切，所以从1963年12月17日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探究金凤汉的成果，提出很多疑问。1964年1月又派出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任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任副团长，由各个相关领域多位一流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前往金凤汉的研究所“进行为期约10天的学习访问”。代表团回国后，随即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开始对金凤汉的成果进行验证。西方各国的科学家也根据金凤汉发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许多追溯性实验。实验结果如出一辙——在人体上没有发现所谓的与经络或经穴相对应的结构。由于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使金凤汉难以承受，加上作假的手段又被同胞揭穿，最终跳楼自杀。

而中国方面，由于这个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人民日报》过早高调赞扬金凤汉的研究，陷自己于被动，只能叫好、不能质疑，学者们所得的正确结论只得压下不予发表。据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等的回忆：“当时，以李肇特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识破其伪诈，但迫于各方的压力，正确的意见被封杀。另有一些人则声称也‘找到了凤汉氏体’，受到了嘉奖与重用，甚至官升三级。”（《中国中医药报》1999）。虽然2005年10月，国内《推拿医学》第7卷第2期发表了旅日中国学者李强《勿忘金凤汉》的文章，呼吁为金凤汉平反，永远记住他的英名。但那不过是骗子之间的惺惺相惜，研究经络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没什么人搭理他。
　　
所以以后人们再研究经络，虽然都说已经证明了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但多是“循经感传”感觉现象，绝不敢说自己找到了经络、穴位的实体。在 1997年4月，在“经络研究发展方向及方法学讨论会”上，前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教授作了“有关循行性感觉经脉现象研究的五点看法”的发言，他主张：以循行性感觉与气至病所为研究对象不可动摇；循行性感觉研究是高等临床神经学中的新天地；要始终围绕临床疗效，为经脉诊断治疗学奠定基础。他认为“测线找物”是简单化的表现，是教训。他还说：关于经络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然而，多种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现代西方科学家运用了现代医学、外科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物理学等等领域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手段，也从来没有找到经络、穴位实体。至今为止还没有那一位研究人员或者研究机构，能采用现代科学解剖还原的科学实验方法证明了那条经络、那个穴位的客观实质存在。拿出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态学的经络实体来，并证明其对身体的那个部分产生了作用。所以现在中国科学家很尴尬：若承认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经络存在。好在中国人还有一招，就是不断攀高峰，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一个五年计划，把这个问题留给聪明的后代去解决。

搞针麻大会战的时候，这些西医出身麻醉师、临床医师和科研匠们，还提出了疼痛转移说。针麻手术时除了一般的针灸方法外，还要用电子针刺器放到内关，合谷等穴位，调到足够的频率和强度，这些刺激除了能够产生镇痛效果外（针灸的镇痛作用确实存在，不容否认），还给人以麻木感和不适感。有点类似老太太头痛感冒时纳鞋底子，老眼昏花不小心扎破了手，疼痛部位转移，自我感觉一定是头痛好多了。平时头疼掐脑门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只是不知为什么这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常用的止痛办法到了红色经典电影里就成了地主尤其是地主婆的专利，直到后来冯小刚拍《甲方乙方》里面的伪地主婆还是满脑门子大紫包。也可能编剧导演暗示地主婆为收不上租子而头疼？那佃户交不上租子岂不是更头疼？况且穷人还买不起止痛药，只能靠掐脑门来使疼痛转移而缓解头疼。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并没有产生新医学的丝毫趋向，得到的只是大量的让任何正派人都会脸红的垃圾成果。连某老中医都说过，现在会应用传统中医理论看病的全国不超过50人。这中医被糟蹋的连我这外行都看不下去，怎么这上自卫生部部长下至那些所谓的中科院的中医院士们，没有谁对“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的肆意蹂躏和强奸表示过痛心疾首。当然，作为业务人员，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把中西医融合成一门新医学的想法也无可厚非，都可以去试。但把这“中西医结合”作为国家医疗大政方针，确实是荒唐透顶。相比较而言，如果把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的陈立夫经常用的“中西医合作”，老蒋的“中西医兼用”，作为国家的医疗大政方针提出来，我认为更合适些。

若非要去“融合”、“整合”，也最好由中医人士去做，千万别交给西医，这针刺麻醉便是一例。当然，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只要能拿到国家课题、发论文获奖，想要什么结果就给你出什么结果；只要有回扣，中药西药一样用，而且医生们更愿意用中成药，因为风险小。不信你到门诊和病房看看，中药片剂、中药输液剂用得海了去了，现在都说中国是价值观多元化，这得看怎么说，至少性取向是多元化了，电视屏幕上快男刘著裙子乳罩丝袜穿着，观众们一口一个“著姐”叫着，我这个老保守还是真不习惯，可我周围的小青年都很习惯，这让我感到中国确实称得上是个多元化社会。可对待孔方兄，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派不分左中右，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态度都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多元”一说。

【未完待续】


附1
北韩的金凤汉事件

SCIENCE MONTHLY 2010.4科学史话

作者:李　昂

经络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想必不陌生。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它以十二经脉为主，将人体内外连贯起来，而气血沿经络通达于体表的特殊部位就是穴位（图一）。相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中医古籍《灵枢》中提到：「经脉者，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指出经络在生理、病理上的功能。在正常情况下，经络的作用是「行气血而营阴阳」；在发生病变时，它能反映症候；而针灸、按摩和气功等方法之所以能治病防病，就是基于经络具有传导感应和调整虚实的功能。但它到底是什么？从古书中无法找到答案。

从二十世纪中叶起，以现代科学方法来进行的经络研究便在世界各国开展起来，并形成一系列关于经络的假说。其中神经论是所有假经说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某段时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用电磁方法探测经络现象，但是这些探索性的实验，仍无法回答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因此当1963 年北韩平壤医科大学的金凤汉教授宣布他们发现了经络的实体，证明了经络系统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时，引起了巨大轰动。

金凤汉从1954 年起研究经络系统，认为经络学说必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当时的北韩学术界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数年后，北韩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的工作不科学，要把他赶出学术界，但由于领导支持，他不但没被清除，而且迅速发迹，研究团队也迅速扩充，当他在1960 年底完成第一篇关于穴位「小体」的研究报告后，北韩便建立了经络研究所。1963 年金凤汉在《北韩医学科学院学报》（Journal ofthe DPRK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第5期上发表了长达41 页、题为〈关于经络系统〉（On the Kyungpak system）的论文〔注〕，宣布他发现了与中国古代经络穴位相对应的解剖结构。同年11 月，在平壤举行的经络研究所成果报告会中，金凤汉报告了自1961 年以来，他们在经络系统方面取得的新成就。此时的他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与会者一致同意把新发现的结构命名为「凤汉管」、「凤汉液」和「凤汉小体」。

金凤汉的研究主要结论有如下五点：

一、 经络系统包括凤汉小体，和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凤汉管。凤汉小体就是穴位所处的位置，它不仅存在于皮肤底下，并且广泛地散布在人体组织的深层。

二、 凤汉管的存在形式之一是在血管或淋巴管内走行，另一形式是在血管和淋巴管外走行。脉管内外之凤汉管的方向彼此不同，但它们的结构没有区别。

三、凤汉液在经络系统中呈循环状循环。

四、凤汉小体有独特的生物电活性。

五、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内含有大量的核酸，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

金凤汉相信他的这些发现，除了对经络系统的广泛说明有一定的贡献之外，还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并且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北韩政府视其为伟大的科学成就， 1966 年，还特别发行了纪念金凤汉及其研究成果的小全张邮票（图二）。

就在金凤汉的研究成果报告会刚刚结束之际，1963 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和一个半版的篇幅翻译转载了〈关于经络系统〉全文及附图，同时刊登卫生部致北韩保健省的贺电。《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登一篇长达1 万6000 余字的研究论文，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当时的《人民日报》认为金凤汉的发现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可谓推崇备至，因为金凤汉表明北韩科学家在经络系统的形态学、实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然而，由于金凤汉的研究工作以保密为名，他发表的论文没有严格按照论文规范的写作要求详细报告实验方法，因此其它实验室在进行验证时，始终无法重复出他的结果，从而引起很大的争议。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副教授藤原知领导的研究小组，和奥地利的组织学权威凯尔勒（Kellner）所做的追溯性实验，均否定了金凤汉的结论。

中国作为经络学说的发源地，对于金的研究自然更加关心，不但派出代表团赴北韩平壤考查学习，在国内也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实验，得出的结论同样与金凤汉相左。只因为《人民日报》过早高调赞扬金凤汉的研究，陷自己于被动，学者们所得的正确结论只得压下不予发表。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已经使金凤汉难以承受，加上作假的手段又被同胞揭穿，最终跳楼自杀，为自己的不端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行文至此，不由得让人想起盛唐诗人杜甫的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金凤汉的往事早已过去，但当时《人民日报》的轻率，陷学者于不能发表正确结论的窘境，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注：该论文曾以单行本方式由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行，至少出版过两次。


参考数据

1. 李鼎，《经络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年。
2. 薛攀皋，〈金凤汉事件〉，《炎黄春秋》7 月号，60-64 页，2009 年。
3. 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4日。
4. 李强，〈勿忘金凤汉〉，《推拿医学》第7卷第2期，2005 年。
5. 朱兵、李江慧，〈又现「金凤汉」〉，《湖北中医学院学报》，第11 卷第2 期：3-10 页，2009 年。

4

“四大发明”中“鸡血疗法”和“埋线疗法”都属于组织疗法，严格说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疗法，也是苏联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组织疗法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传入中国的，发明者是苏联的费拉托夫院士。中国干什么事都爱“一风吹”，在科技领域也不例外，经常会从政治需要去强制推行或批判某种学术观点，强制某些科研项目上马或下马。五十年代的时候，“北风那个吹，毛子那个潮”，处处都学苏联老大哥。不过苏联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贡献十分有限，连德国或法国的零头都比不上，中国可学的不多，先是学巴甫洛夫，到处建条件反射实验室，以后又学费拉托夫，大搞组织疗法。有着特殊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在党和领袖的鼓动下，“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组织疗法，把组织疗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和费拉托夫的原教旨主义的组织疗法相比，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疗法完全是一个奇迹。

发明组织疗法的是前苏联眼科医生费拉托夫。他在做眼角膜移植术时意外发现，“以活体角膜实施行移植之效果，是次于较从尸体角膜所移植者。用活体角膜所作之移植，在手术后经过若干时间则于移植片发生浑浊，但以储藏之尸体角膜作移植时则不出现。”（《关于费拉托夫院士的组织疗法——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莫斯科外科学会会议记录》）。于是费老认为，这是因为角膜经过冷藏处理后，组织受到恶性刺激后，“有压迫就会反抗”为保护自己而产生某种有益的因子，这种因子发挥了作用，使角膜白斑消失。这种因子当时被命名为“生物原刺激素”。费老经进一步实验研究发现，不但是角膜，身体其他部位的活体组织如皮肤，经过一段时间3-4度冷藏后，也可以产生“生物原刺激素”。而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仅是人，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组织也行，甚至绿叶植物如芦荟叶、甜菜叶，经过在温度7-8度的条件下暗藏后也会产生“生物原刺激素”。以后费老还写了部书《费拉托夫式生物原刺激素治疗法》。

“生物原刺激素”进入人体后，会强烈刺激人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在收拾“生物原刺激素”的同时，还能搂草打兔子，顺手降伏人体原有疾病。具体操作就是把人或动物的皮肤、内脏、胎盘以及芦荟叶、甜菜叶等放置冷暗处一段时间消毒后埋植于皮下，来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疑难顽症，基本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后又制成注射液注射，使用起来更方便。我特地看了一下50年代初的医学杂志，通过皮下埋植动物内脏和芦荟叶，能治疗的疾病有大几十种，光是眼病就20种，有效率没有低于80%的。尤其是东北那嘎达，像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开展的最邪乎，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下面是他们具体病例报道（《中级医刊》，1951年02期）：
（1）黄X伍、25岁、男
顽固性头痛、瘦弱、手术前体重56.5公斤
经埋藏鸡脾3gm，7天后，头脑逐渐清晰，头痛消失，全身营养状态显著改变，体重3周后增加2公斤，现已恢复工作。
（2）金X群、28岁、男
瘦弱，体重56公斤，埋藏狗脾3gm，术后一周增加体重2公斤，眼发光亮，睡眠充足，食欲旺盛，营养状态改善，从未感冒
……


1951年3月3日，中央卫生部发布指示，号召“各地的卫生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医院和医生，推行和研究组织疗法”，《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附1），在全国各地推广组织疗法。“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不少医院都开始响应号召，实施皮下埋植异物的组织疗法。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还没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修理，还没有被收拾改造的服服帖帖，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水平就不高，生性下贱，对这种含有神秘色彩的、模糊思维的玩意有天然亲和力。再加上毛主席已经发话，中国人“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所以当时并没有人公开发表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我不知道。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业务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对组织疗法大加赞赏：

“他们（中国医科大学组织疗法小组）尽可能搜集了苏联有关组织疗法的文章和书籍，并尽可能地从政治方面去认识组织疗法如何产生在苏联而不产在美国（金注：似应为“不产生在美国”，因为发明组织疗法毕竟不是产仔），以及组织疗法对于生物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等问题。他们认识到：组织疗法这个伟大的发明只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决不可能产生在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需要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人类谋幸福，他们发明的‘链霉素’之类的药品，只能消极地治病且不一定有把握，但价钱却贵的惊人，这对资本家却是非常有利；而组织疗法这样伟大的发明，合乎科学原理，方法简便易行，动物、植物、尸体都可以制造出‘生物原性刺激物’，其功效不单可以消极的治病，还可以从积极方面增强人类身体的健康，提高人类肉体对外界恶劣条件（气候，病菌……）的抵抗力，因而能达到预防的功效。”
（王坪：一个研究和应用“组织疗法”获得成绩的小组[J].《良师益友》1951,Z2)


组织疗法现在也有医院在用，最典型的就是胎盘注射液，可能也有一定疗效。也有埋植胎盘的（见附2），但鸡零狗碎的好像不怎么用了。不管是直接埋植还是注射组织制剂，里面肯定都含有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生物活性物质，对于机体的三大代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所以对有些疑难顽症还真说不准有什么作用。诸位网友的熟人若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找块羊杂碎猪“下水”（北方话，即内脏）埋藏皮下试试，没准还真有奇迹发生。至于什么病该埋什么，好像谁也说不清楚，但冥冥之中又有一定之规。比如说，“对于绿内障（即青光眼）的治疗系不用皮肤移植，而系注射芦荟浸出液。亦有采用泥土之渣滓而作治疗者”（《关于费拉托夫院士的组织疗法——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莫斯科外科学会会议记录》）为什么青光眼就要“采用泥土之渣滓而作治疗”，而顽固性头疼就要埋藏“埋藏鸡脾3克”，瘦弱的金X群又要用狗杂碎招呼，之后为什么会“眼发光亮”、“从未感冒”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具有中国特色的穴位埋线疗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费拉托夫把组织疗法传到中国就开始了，和鸡血疗法一样，都是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是将组织疗法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广大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医务工作者，通过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结合祖国伟大的针灸医学而发明创造的。穴位埋线疗法就是把医用羊肠线埋入中医穴位处，所以效应就不是“生物原刺激素”那么单纯简单了，而是“集穴位封闭效应、针刺效应、埋针效应、组织疗法效应等多种刺激效应于一体，互相配合，相形益彰，共同发挥作用”。这作用除了“调节三大代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外，又多了“协调脏腑、平衡阴阳，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补虚泻实，扶正祛邪”。

现在埋线疗法偶尔也还用，治疗牛皮癣、哮喘等，而且不光医院诊所用，连美容院也用。只不过文革的时期速成的赤脚医生对医疗领域实行全面占领，在“春苗”“红雨”眼里，穴位埋线疗法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疗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一度掀起了小高潮。具体说就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找出一个对症的针灸穴位，然后用手术刀作一切口，再用分离开皮下组织，根据不同病情，把不同长度的一段羊肠线头塞在肌肉层里。在塞的过程中，还要用止血钳反复抽动着向内捅，来刺激经络、穴位，如此才有疗效。而且有的地方埋线还不施局麻药，痛得人哭爹喊娘。即使用局麻药，药劲过去后也疼，所以，这种办法在全国没能大面积推开。

【未完待续】


附1 【(1951.05.17)《人民日报》社论】：推广组织疗法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由于苏联政府的大力奖励，在科学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医学理论和应用方面，亦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使苏联人民有普遍享受现代医学福利的机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一个确证。那是不消说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的人民是享受不到现代医学福利的，因为那里的医药事业乃是牟利的商人们的一桩好买卖。

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学研究院费拉托夫院士所发明的组织疗法，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费拉托夫是全世界眼科的最大权威。他完成了角膜移植术的研究，使盲人有了重见光明的可能。这个重大的发明对于全世界人民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成就，还进一步发明了组织疗法，给人类的医学史添上了新的一页！

从一九三三年费拉托夫发表组织疗法以来，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在开始时，由于组织疗法在技术方面的简便和治疗范围的广阔，某些保守的医学者不免对它发生了怀疑。但经过苏联政府的鼓励和费拉托夫的不断努力，终于用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目前，苏联已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城市和村镇推行了组织疗法，并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这是费拉托夫的光荣，也是所有医学工作者的光荣！

组织疗法的特色，第一是方法的简单。只要从动植物取下组织，加以冷藏或暗藏，再加以消毒，即可用于移植。此外，还可以利用动植物的组织，经过一定的手续，制成液体，用以注射。凡是受过正式医学教育的医生，都容易学习和实行。第二是治疗范围的广泛。根据费拉托夫的报告，组织疗法对二十种左右的眼病都很有效力。其中如视神经萎缩和色素性网膜炎，本来都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但施用组织疗法以后，却大部分都能奏效或有进步。以后费拉托夫将组织疗法应用于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耳鼻科等数十种疾病，又产生显著的效果。例如食道的瘢痕狭窄，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组织疗法却能使它在短期内发生见好的效果。

苏联医学上的这个重大发明，已引起了我国医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全国各地医院，有的已开始或正准备试用组织疗法。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虽然目前试用的范围还比较狭小，经验也还不多，但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例如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大夫王素孚、王健民、周波池、刘永吉等，按照苏联介绍的方法，制造了生物原性激动素，首先在自己的躯体作试验，看看自己制造出来的生物原刺激素是否有效及是否有副作用。结果良好：体重增加了，大便的量减少了（这是吸收力增强的表现）；工作的精力也饱满了；感冒的现象也减少了。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副作用。他们并进一步做到临床应用，也获得极大效果。上海的中美医院，北京的北京医院、市立第三医院，天津的市立第三医院，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医院，均先后学习研究了费拉托夫的这个重要发明，并且得到了不少的成绩。

组织疗法既然有着特异的优点，全国各地医院就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并以大力推广。各大城市设备比较完善的医院，要从速研究组织疗法的实施手续，尽量推行好的经验。对于治疗办法、经过及效果，我们都必须做详细的科学的记录，并加以综合研究，准备把这个方法推行到较小的市镇去。

各地卫生机关对正在施行组织疗法的医院，应在方法和材料的供给上给以指导和协助；还要注意制造标准液，供给当地医院应用，因为该液保存时间较长，而又便于普遍施行。同时，各地教学的医学院及研究所，应从病理学、生物化学及医疗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从学理上加以阐明。

组织疗法的原理，在生物化学方面，尤其在农业科学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应用和学理，亦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推广工作，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某些医务人员的保守观点。因为这种固步自封的思想对于吸收新学术与发明创造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同时，各大行政区卫生部、省市卫生机关，必须认真组织与推行组织疗法。


附2：组织疗法治角膜云翳

健康报网（http://www.jkb.com.cn/document.jsp?docid=12932）
发布日期：2005-09-14　

组织疗法是1933年苏联科学院院士眼科专家弗拉托夫提出来的。把组织置于特定寒冷环境下会产生生物原刺激素，当该生物原刺激素植入机体中有强化机体内酶的作用，提高酶的活性和功能，特别是提高大脑皮层酶的作用，从而增强神经系统的调节。生物原刺激素对于任何一种疾病，没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因为它不是作用于细菌病毒，而是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使机体逐渐恢复健康。　　
组织疗法的操作：取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置消毒过盒内，放在 2～4℃冰箱内冷藏一周，经高压消毒后，按眼科常规手术，取一小片胎盘组织埋植于眼球结膜下，一般间隔一个月可再行第二次埋植。本人曾用此法治疗角膜云翳共计47例，病人视力改善和提高35例，总有效率74％，对病史较短者疗效更显著。　　组织疗法（胎盘）无抗原性，无排斥反应，取材较易，具体操作也较简单，为医患可接受。从治疗经济学来说，不需昂贵费用，尤适于大众采用。

5

在这“四大发明”中，应用的最普及、最具有美学价值的还得说是鸡血疗法。说到普及，北到漠河卫生院南至西双版纳合作医疗站，到处都可见手提公鸡嗷嗷待注的群众，说到美学价值，连全国患者最向往的协和医院也是一地鸡毛，白发苍苍的留洋教授也是“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热泪盈眶地讴歌这一群众创举。不过对于鸡血疗法我不想多写了，一则是最近事情较多较烦较纠结，没有心思写下去；二来是写的人比较多，而且都是《档案春秋》、《国家历史杂志》这类专业杂志的记者经过长期调查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翔实可靠，寓意深刻，我也写不出什么新意来。另外，我对鸡血疗法还停留在“军统特务保命献方”的层次，不知道在鸡血疗法后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你死我活的斗争。

思来想去，不如把两篇专业杂志的文章附在后面以飨读者。文革期间我国人民群众这四大发明完全是四个笑话，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在搞笑方面会有如此高的天赋和热情，可能就是另一个笑话所说的：“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千万别以为搞笑活动因为毛主席的离开和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了，以后像若迷网友所说的特异功能就是一例（不过我不大同意若迷关于法轮功的评论），这也是政府和科学家参与的一次全民搞笑活动，我也把相关文章附在后面。至于民间群众自发活动、自觉活动如“非典吃含碘盐”等，更是让人目不暇给。中华民族并不是以幽默著称，讲笑话的能力也不算出众，但制造笑料却堪称世界一绝。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黑色幽默史，各种笑料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按当下时髦说法就是“没有尿点”（好像是观众评论《让子弹飞》的用语吧），憋得膀胱爆裂，愁死泌尿外科的专家。

【全文完】


附1：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作者：海巴子，《档案春秋》2009年12期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还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介绍显然较具代表性——

“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部分患者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瘙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但还需要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临床试验去证实。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外，人民群众大多应该到街道诊所、县乡医院接受治疗。”——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

现在人们对于当年全国人民“打鸡血”往事的记忆唤起，似乎源于1990年。旅澳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广东省的“上流社会”中悄然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说是有个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高级医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后决定处以死刑”。行刑前，高级医官颤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提供给政府，用来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后来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劝导”，那个军统医官方才招供了这个打鸡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只大公鸡（4公斤以上）的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还说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这些年就靠打鸡血活着呐！1966年春开始，这“秘方”仿佛秋风扫落叶似的让“全中国的大公鸡们，一下子遭了殃”。现在许多人还这样认为：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打鸡血”风潮，主要是因为那个军统医官的交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有个“打鸡血”发烧友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路65号的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公私合营前是一家职工人数不满300的小型工厂，1960年8月，作为上海最后一批公私合营工厂之一，永安棉纺三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名于世的“美多”牌收音机的生产厂）。正是这家在当时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工厂里，竟出现了一位绝对的“打鸡血”发烧友。

1959年5月26日刚上班，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务室已被一群工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厂医余长士一大早用厂里的有线广播召集来的，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听说了一件趣事，并兴致颇高地跑来观赏一次奇特的表演，“余医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这样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后，余长士当着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一位负责人的面，回忆当时那次“当众表演打鸡血”的感觉时说，“一早注射过鸡血，上午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中午的饭量也大了很多。”

不过这一天，通过余医生的亲身示范，开始只是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很快就消释了心中的疑虑。这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共有45个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前来，让这位传奇医生给自己注射鸡血，奇迹很快显现：“诸多荨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频频咳嗽，注射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摘 自《鸡血疗法简说》）。

这已经不是余长士第一次给别人“打鸡血”了。其实早在1953年，余长士就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并且已经悄悄地搞过一些实验，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他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余长士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余长士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其简历绝对经得起任何级别的政治审查：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入党。1925年暑假期间，回到老家，创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组织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

1931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余在赴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
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 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报告所述，亦非诓言。

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

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双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实验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实验性注射从原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但余长士对这份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实验小组里有个别专家故意“夸大副作用”，对于疗效也持保留态度，使“鸡血疗法”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制成鸡血粉后，不仅大大失去疗效，反应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制造工序繁复，一般工人无法操作，技术人员十分紧缺，每100克鸡血粉的生产成本超过60元人民币，成本过于昂贵，严重违背了党倡导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

据《鸡血疗法简说》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从1959年初春搞注射鸡血开始算起，余长士坚持每隔一两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时每天都注射，并未发现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基本可以达到‘有病治愈，无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还可产生“返老还童”的奇效。其间，他动员自己的爱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来参与试验，基本“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鸡血疗法简说》所做的统计，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时间里，他连续为自己或他人注射鸡血，通过长时间临床检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以往所展开的治疗至少对24种疾患具有明显疗效，包括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而且精神健旺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但据后来上海市卫生局有关“鸡血疗法”小组的总结报告称，1962年底开始，拉起“响应党的技术革命”的大旗，余长士不再愿意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自动脱离研究集体，开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疗。卫生局基层处有关人员曾数次上门，意欲劝阻其不要盲目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但 他“听不进任何劝阻，把卢处长等赶出家门……”当时，市六医院 的陈中伟医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而获卫生部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余长士这里，他颇不以为然，称“这算不了什么，我只会比他做得更好，‘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赶超国际水平的新型技术”。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据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县、州）的医疗单位或个人都收到过这种资料，其中宣称，“至少可以治疗六十余种顽固疾病，是卫生工作者发现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药”。在这些散发的材料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引起当时担
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一是小册子里宣称，“鸡血疗法已经可以证实，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众所了解；二是透露说眼下有相当多的“老干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经上海方面四十余天的积极调查，并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仿佛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
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专人来沪了解。”

禁令反而换来康生的支持卫生部门在与试验小组的接触中，也常会与余长士打交道。余坚持认为：“几年鸡血打下来，总感到身上的力气用不完，有时还会产生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脾气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觉不出，如果真是那样，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雄鸡总是很好斗的嘛！”

1964年，当农村“四清运动”向城市“四清运动”转移的节骨眼上，一肚子怨气的余长士开始爆发。他在5月写的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中诉说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从静安区（余家住江宁路）跑到五角场为病家注血，写材料，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粮食不够吃，勉强支持供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当此，党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党和政府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同年12月，又给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信，要求组织上尽快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教研组，并投入临床应用。

而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也是要求获得支持，对“鸡血疗法”的地位予以呼吁。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为了答复中央对此事的过问，特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慎重起见，事先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禁令。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为此，余长士极为恼怒，他在此后的自述中诘问：“……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鸡血疗法的药理是有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就有记载，它是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就在卫生部发布《通知》的同时，余长士已不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且“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10月，余长士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最近党中央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现在的一些医生，只会在图书馆里游走于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赤脚医生查资料，老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科学技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吗？很多人以尊重‘科学依据’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要知道，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余长士还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仍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倒非多余。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人们对“鸡血”的“文革”记忆

2009年初，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油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联司造反总部”（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翻印并分发的。小册子里提到，1967年7月，在国家卫生部“红心造反大队”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联合组建“鸡血疗法”调查组，共派出15支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事后的结论称：“‘鸡血疗法’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贡献。”

因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于康生批示的压力，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1967年卫生部的造反派还成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热造反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于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经在江西插队快两 年了，终于获得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他家住长宁区与上海县（后划为闵行区）交界处。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 ？”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成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家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 ！”


结　语

余长士，作为当年积极推行荒谬的“鸡血疗法”的主要历史人物，我们似乎在探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人日后的有关状况。据上海市检验检疫部门的一份档案显
示，余长士全国解放初期的级别是行政13级，相当于如今的副厅级干部，按照其1903年出生的确切记载（《芜湖史志》1993年版），活至今日，亦当为百岁老人了。但据记载，他早已于1978年退休（后改离休），退休前，他究竟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居住何处？可惜，笔者遍查资料，均无收获。按照上海市干部殡葬制度的规定，以正局级离休的他，即使业已作古，也可在上海的龙华陵墓内找到他的墓葬，但笔者三次前往寻找均无果。

历史上的这幕闹剧终于阖起了幕布，但闹剧中的主角竟然也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如此结局令人始料不及，但又分明感到这幕闹剧中，竟然掺合了如此之多的悲剧元素。



附2：“打鸡血”往事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7291f0100ck86.html）

作者：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从1959年到“文革”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学联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朱学勤的学风问题——以《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为例

作者：汪彬彬

　　参考文献：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布鲁姆：《卢梭与德性共和国》（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是著名学者朱学勤的博士论文。该书199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第一版；2003年由该书店再版。最近据朱学勤称可能再出第三版。该书是朱学勤呕心沥血多年之作，朱学勤在原“序”中说：“ ‘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取得博士学位后，朱学勤即离开了卢梭研究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本书，却是奠定朱学勤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朱学勤的“第一桶金”。《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出版后，即在中国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到今天，《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甚至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性质。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从来不追捧热门书。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绝。如果逛书店时正好看到了，也会买上一本。但买回来什么时候能看，却又说不定。往那里一扔再不问津，也完全有可能。当《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在大陆出版后，虽时时见人提及，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那原因，就因为我上书店时，从未碰到过。 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终于遇见了2003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二版，于是买了一本。据朱学勤“新版跋”，除订正一些字句错讹外，“原文未作改动，这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370）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卢梭心灵的剖析、对罗伯斯庇尔和法国革命的解读，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英语翻译的错误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关于英语翻译的问题，其他学者已经提到，譬如下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706636/

　　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抄袭问题予以具体分析。

　　一个人经常性地翻译错误，说明阅读过程中有着经常性的障碍，说明语感不够好。而这样的人，能够提供多少深刻的、新颖的、认真解读外文原文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怀疑的。实际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少有朱学勤独创性的观点。朱学勤主要依靠两种方式写成此书。一种是将一些常识性的观点，用晦涩的方式重说一遍。比如我们叫“水至清则无鱼”，人家叫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云云。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他人的理论，但却并不说明，而以 “独创”的面目出现。我依据手头正好有的一本书，做了一点点查考，发现剽窃和抄袭的现象，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是很明显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显示朱学勤的剽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搅拌式”。“搅拌式” 是近年学界对一种剽袭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创造。将他人的话与自己的话搅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将他人论述的次序做些调整，便作为自己的话登场，是为“搅拌式”。二是“组装式”。“组装式”是王彬彬先生的发明：将别人书中不同场合说的话，组合在一起；一段话中，这几句剽自这一页，另几句袭自离得很远的一页，然后作为自己的话示人，是为“组装式。三是“掩耳盗铃式”。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做文字上的调整， 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是为“掩耳盗铃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剽袭过程中，有时是几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至于第四种方式，则是一字不差地将别人的话抄下来，不搅拌、不组装、不让读者“参见”。这其实是最老实的一种剽袭方式。其他几种方式，一旦被发现，或许还可强作辩解。这第四种方式，可是毫无辩解余地，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坦率地说，我对前面三种方式的反感，远过于这第四种。所以这第四种，不妨称为“老老实实式”。——我在这里，毫无嘲讽之意。

　　为讨论方便起见，让我们仅以该书第五章第四节为例。在这短短十一页（具体涉嫌的为六页）上朱学勤将诸种手段轮番用在同一作者同一本书的同一节上，其功夫之细密，令人惊佩不已。

　　例一, 朱著第184-5页（脚注也依照原文，只是限于文档格式，数字标注或有不同）

　　正文： 西方不少罗伯斯庇尔研究者就是这样思考的。他们暂时撇开那些传记作家感兴趣的生平细节，努力挖掘罗伯斯庇尔与卢梭之间那根紧密相连的精神脐带：
　　１９２２年，饶勒斯：“罗伯斯庇尔是萨瓦教士1的小兄弟。”2
　　１９６１年，瓦尔特：“罗伯斯庇尔承认他自己是《忏悔录》的精神产儿”。3
　　１９６８年，汤普逊：“罗伯斯庇尔的国家教义是其他一切观念的基础，而这一点很显然来自于卢梭。”4
　　１９６８年，科班：“把政治与道德目标坚定地联系在一起，区别实用主义与道德伦理，在最高存在崇拜中表述的对自然神的崇敬，独断人民主权与公共意志，强调平等，疑忌财富和权势，把行政分立功能与主权理论混成一片，立法权至高无上，对代议制的敌意……，所有这一切，在罗伯斯庇尔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卢梭的性格。”5
　　１９７５年，鲁德：“罗伯斯庇尔公众场合的语言，频率最高的是这三个单词——美德、主权、人民。”他认为，在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发育史中，“最大的功绩应归于卢梭”；“卢梭的美德就是罗伯斯庇尔选择的偶像，无论是思想风格还是生活方式，没有一个革命领袖像罗伯斯庇尔这样，把自己与卢梭联系得这样紧密。”6

　　脚注：[1]卢梭在《爱弥儿》下卷中的信仰自白，自称为一个萨瓦教士的信仰自白。
　　2 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３卷，Ｐ.７。
　　3 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巴黎１９６１年版，第１卷，Ｐ.２５。参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Ｐ１３。
　　4 汤普逊：《罗伯斯庇尔》，纽约１９６８年版，第２卷，Ｐ.４７。
　　5科班：《罗伯斯庇尔：法国革命面面观》，纽约１９６８年版， Ｐ.１５１—１５２。
　　6鲁德：《罗伯斯庇尔——革命民主派的肖像》，纽约１９７５年版， Ｐ. ９５—９６。

　　按，前三段引文均见于布鲁姆书p. 154 脚注3，全文如下：

　　“Robespierre’s doctrine of the state,” says his English Biographer J.M. Thompson, “up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rests, is clearly based on Rousseau’s ”(2: 47). In the words of J. L. Carr, it was not only ideology but personal identity that he found in Rousseau, and Robespierre’s “identification [with Rousseau] was in fact almost total.” Robespierre (London: Constable, 1972), p. 119. According to Cérard [Gérard] Walter, Robespierre recognizes himself as “the spiritual son” of the author of the Confessions.” Robespierre (Paris: Gallimard, 1961), 1: 25. Jean Jaurès referred to him 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Savoyard vicar” (3:7).

　　第四段引文（科班）见于布鲁姆书, p. 155页正文:
　　“The constant relating of political to ethical ends, 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 the emotional deism expressed later in the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 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 the asser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General Will, emphasis on the idea of equality, suspicion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combination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with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in government, supremacy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hostility to representation…above all,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mind.”①
　　①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51-52

　　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朱学勤的引文不仅与上述布鲁姆的引文起止一致，甚至连省略号都在一模一样的地方出现！这恐怕不能用巧合说明了，只能说是照抄不误——“老老实实式”。可惜由于英文问题，朱学勤的翻译也错漏百出，比如“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的含义应当是“以道德用语规定功利主义”，不知何故朱学勤翻译为“区别实用主义与道德伦理”；“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这句也不翼而飞了。

　　第五段引文构成比较复杂，前两句可见于布鲁姆书, p. 154页正文:

　　Rudé charted the cardinal points of Robespierre’s public discourse: “virtue,” “sovereignty,” and “the people.” He states that in Robespierr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greatest debt of all he owed to Rousseau” (p. 96).

　　第三句见于布鲁姆书, p. 154 脚注3，这个脚注前面我们已经遇到过了：

　　George Rudé commented: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 in his manner of thinking and way of life, and no other revolutionary leader identified so closely with Rousseau as he did in both word and deed” (p. 97).

　　这是典型的“组装式”。第一句在布鲁姆书中是一个概括表达，朱著中却是直接引语，成了Rudé自己的话。另外，第二句话的页码应当是p.96，第三句的页码应当是p. 97，朱注却给出了页码p. 95-6。颇为离奇，疑与本页上的相邻脚注混淆。古人说抄书不可不用心，抄书都抄不好怎么能写书呢?此外，第三句的翻译也闹了笑话：“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的意思可不是“卢梭的美德就是罗伯斯庇尔选择的偶像”，而是“罗伯斯庇尔所选择使用的意象和语辞颇有卢梭之风范”。

　　例二：朱著第190页：

　　３、读卢梭，不是读他的政治著作，而是道德忏悔录；卢梭教会他的，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经验性归纳，而是先验性的返观内心——“懂得了本性尊严”，然后扩及外界——“社会秩序的重大原则”。这样的阅读进路，与卢梭当年的思考与写作进路完全合拍。 (无注)

　　基本相同文字见布鲁姆书:

　　第一句话基本上是下面这段话的缩水版：It was not the political writings that brought Robespierre to his recognition, it was the Confessions, and the aspect of the Confessions that was meaningful to him was the virtue he discovered there. （pp.157-159）

　　第二句话又抄自上面的一句话：What he gleaned from his study of Rousseau, it is to be noted, was not originally a political theory or a set of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state; what he learned was to know himsel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elation is clear: through Rousseau h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his nature and it was that appreciation which led him to “reflect upon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order”.

　　“老老实实式”：将布鲁姆在两处说的两段话与朱学勤那一大段话对照一下，就明白朱学勤那一大段话，是将布鲁姆两段话组合而成。连引号内的那几句话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写此文时，只需直接拷贝过来对照就可以了。对此没有任何注解。几乎一字不差地剽袭，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例三：在紧接下来的段落中，朱学勤提出“顺着双方拍合的这一进路，我们可以找到罗伯斯庇尔步入政坛各种政策举措后面的思想逻辑”，并总结了四点，这四点构成了第五章第四节的后半部分。遗憾的是，这四点分析似乎都与布鲁姆的著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我将全文录入朱著中相关部分（亦即，pp.190-93），并逐段加以对照分析。

　　朱著： 第一、以复古道德化抵制近代世俗化，以内心统治法取代成文法：“雅典的梭伦早就观察到，他的国家是由三种性格不同的居民构成：山地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自由的，勇敢的，生而就倾向于共和国；平原居民那一部分，他们是平静的、温和的；海边居民那一部分是顽固的，倾向于贵族制的。我谴责梭伦，为了取悦只负担半个雅典的那两个阶级而制定了一部糟糕的法律，他本来应该以自由的原则把人们凝集在一起，服从理智和正义的永恒法律，那是镌刻在所有人内心的法律。梭伦是个斐扬派，他想取悦所有的党派”。1（脚注1，《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５卷，Ｐ.１８７—１８８。）

　　对照分析：上述引文同样来自布鲁姆, p. 161-2，“Solon of Athens had observed that his country contained three classes of inhabitants whose characters were different: those of the mountain, who were lively, courageous, and born of the republic, those of the plain, who were quieter and more moderate, those of the seashore who were harder and inclined toward aristocracy. I blame Solon for having made bad laws to please 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 he should have brought them all together to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to the eternal laws of reason and justice, engraved in the hearts of all men. Solon was a ‘feuillant’, who fondled all the parties”。又一次引文离奇重合，且再一次悲剧性地弄错页码。根据布鲁姆, 这段引文的页码应当为pp. 197-98。无例外地，翻译错误再一次出现：“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朱翻成了“只负担半个雅典的那两个阶级”，实际上是“那两个雅典人的混血野种之阶级”。

　　朱著（全文录入）：　

　　这种道德复古观和卢梭如出一辙，有两层涵义：
　　１、在当时法国精神生活中，雅典和斯巴达是现实社会中两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前者意味着世俗功利，后者意味着道德净化。拒绝雅典，实质上是拒绝文艺复兴以来以雅典为标准的近代世俗化潮流。拒绝雅典，也就是拒绝市民社会摆脱中世纪神正论的形而上统制，走向资产阶级世俗面貌的历史过程；
　　２、谴责梭伦不做什么，也就意味着他本人要做什么；建设“镌刻在人们内心的法律。”在政治实践中，必然表现出观念形态对市民社会的道德救赎——大规模社会重建。这种道德重建的激进要求与上述复古主义的内核互为表里，将使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专政的政治实践呈现出内里复古外表激进的逆反面貌：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以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本身，革“革命”的命；

　　对照分析：紧接上述引文，朱学勤作出了这两点评价。然而奇怪的是，布鲁姆在相同的引文之后（亦即，完全一样的位置上）也作了相似评价。原文如下，布鲁姆书, p. 162:
　　Like Rousseau, Robespierre extolled the rigorous Spartan constitution over the corruption he found in Athens, and describe his role as legislator, together with his fellow Montagnards, as creating a state which would make all citizens “men of the mountain.”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朱学勤的那段论述，是“脱胎”于布鲁姆的相关论述，只不过加上“资产阶级”等革命术语包装。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却难以改变。布鲁姆所谓的“雅典的腐朽”、所谓“斯巴达的严肃”这些概念，朱学勤也只能袭用。此所谓搅拌式也。

　　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最让人反感的，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种方式的剽袭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

　　朱著：第二、政治国家是道德实体，不是利益共同体：“共和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它是公民的基本属性，它是道德，也就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2；“共和国的灵魂是道德，也就是说， 是对父母之邦的热爱，是高尚的奉献——将所有的私人利益溶化于普遍利益”。3（脚注2：《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６卷，Ｐ.２８５。脚注3：同上书，巴黎1950年版，第5卷，p. 17。）

　　对照分析：两处引文均见于布鲁姆书, p. 161, 并且相邻:
　　“Republic is not a vain word;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s, it is virtue, that is, love of the Fatherland” (6: 285) .
　　“The soul of the republic is virtue,” he said, “that is to say love of the fatherland, the magnanimous devotion which merges all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5:17).

　　至于朱的概括——“政治国家是道德实体，不是利益共同体”—— 对布鲁姆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朱著：第三、倒果为因，观念先行：“为了建成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得不先遵循道德，而这种道德正是那种制度将来所给予我们的道德1”。（《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0。）
　　对照分析：相同引文见布鲁姆书, p. 161：“In order to form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he said, “we would have to have the morals that those institutions must someday give us ”(5: 20).

　　本节最后一部分：

　　第四、民粹至上，以“人民”的抽象符号取消个人的具体存在：“我是通过这一单词——美德，才认识了法兰西，道德已经在绝大多数个人中消失，只有在人民群体和普遍利益中才能找到道德。”2（脚注2，同上书。）
　　“人民的价值永远高于个人。”3 （脚注3，同上书。）
　　罗伯斯庇尔后来的五年政治生涯中，总是把自己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国民公会中被人围攻，被控诱惑人民，他在愤怒反驳时，一句惊人之语脱口而出：“你们竟敢控诉我企图诱惑人民，引导人民走入歧途，我怎么能够！我既不是人民的反对者，也不是人民的仲裁者，还不是人民的辩护者。我自己就是人民！——ＪｅｓｕｉｓＰｅｕｐｌｅｍｏｉR ｍěｍｅ！” 4（脚注4，同上书，p. 311。）
　　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各种政治举措后面的卢梭式逻辑，一种高尚而又危险的政治逻辑：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就是美德的化身；因此发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政治斗争只能全部转化为道德判断、道德斗争了。
　　罗伯斯庇尔对此深信不疑。１７８９年的春天，他带着卢梭的真理从阿腊斯走进巴黎。他向人们宣告：

　　我告诉你们：我懂得让·雅克宣布的一条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决不会真诚热爱那些不热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宽宏大量的，腐败和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与生俱来的狭隘属性。1 （《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8卷，p. 308。）

　　谁是“不热爱人民的人”？谁是“腐败者”、“专制者”、“蔑视人民者”？罗伯斯庇尔后来说出：——“内患来自资产阶级”。2（脚注2，瓦尔特书中两次提示罗伯斯庇尔这一观点，见该书中译本，Ｐ.１２、Ｐ.３７０。）

　　对照分析：第一段引文见于布鲁姆书, pp.159-160，

　　“Le peuple” in his disourses, however, was a single figure of goodness with which it was possible to fuse in imagination. “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 he said. To the extent that someone distinguished himself from that figure, he was not “the people” any more. “The morality which has disappeared in most individuals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mass of people and in the general interest”(6: 281; June 11, 1790). 这段引文朱著给出的注脚是“同上书”，“同上”按惯例意味着重复上一个脚注，亦即《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但这个页码明显是错误的。应该是第六卷，281页。

　　更荒唐的是，朱学勤将“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这句很简单的英文翻成了“是通过这一单词——美德，才认识了法兰西”。问题是，“这一单词”指的明显是“le peuple”，和“美德”何干？况且the French指的是法国人民，布鲁姆上文强调指出：le peuple在法语中单数，作者还说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在文本坚持使用法文表达，也就是要保持住那种英语所没有的弦外之音。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人民’这个单词，理解整个的法兰西民族”。

　　第二段引文见于布鲁姆书, p. 160，

　　“Le peuple is always worth more than the individuals,” Robespierre proclaimed (5: 209). 页码同样存在问题，“同上书”实在是个蹩脚的注释。翻译上也有问题，重点并不在于人民高于个别人，而在于作为整体的“人民”比个体的一切人的总和都有价值。应该是“‘人民’总是比诸多个人更有价值”。

　　第三段也可以在布鲁姆书中基本相同的段落找到，见布鲁姆书, p. 160，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You dare to accuse me of wishing to mislead and flatter the people. How could I! I am neither the courtier, nor the moderator, nor the defender of the people; I am (the) people myself! (Je suis peuple moi-même )”（8:311）

　　这里的“同上书”的脚注，依然是误导的；应该是第8卷，而不是第5卷！

　　并请注意，这里抄袭的不仅仅是引文部分，而包括布鲁姆的叙述，用的是“搅拌式”的抄袭方法：

　　读者可以比较下面两段话：

　　罗伯斯庇尔后来的五年政治生涯中，总是把自己与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国民公会中被人围攻，被控诱惑人民，他在愤怒反驳时，一句惊人之语脱口而出。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最后一段引文及相关议论也来自布鲁姆书中也有对应，布鲁姆书, p. 159，在此懒得多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

　　实际上，此节唯一提到布鲁姆的地方是第188页上的脚注1，原文非常精彩，不得不请读者诸君奇文共欣赏一番：

　　着重号是我加的。前一部分内容以往的中文译法不够显豁，根据英译本重译；后一部分内容在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一书中又被删略，然而却极其重要。现根据布罗姆《卢梭和道德理想国》一书中附录的罗伯斯庇尔这一献辞中有关部分，补译于此，见布罗姆书，Ｐ.３５。布罗姆提供的原版出处是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罗伯斯庇尔全集》第２卷， Ｐ.473—474。该版本在国内颇难寻觅，故只能从布罗姆书中转译。

　　读者应该又要笑起来了！看看，这是多么坦白老实的注释啊，从英文转译就是从英文转译，人家老老实实和盘托出。还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版本在国内找不到（暗示自己曾经千方百计寻觅），故而“只能从布罗姆书中转译”，有谁看了这么一片赤诚的告白，还会怀疑其他部分，标明出自《卢梭全集》，《罗伯斯庇尔全集》等书的注释会掺假呢？朱学勤的严谨学风在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此节共有十五个脚注涉及外文参考文献（参考中译本的除外），其中十四个本文已经详细解说了其与布鲁姆的关联。余下的一个就是唯一提及布鲁姆的那个。大概过于“巧合”的是，这14处引文全部能在布鲁姆书中找到对应。据此我们或可大胆推测，恐怕此节使用的唯一外文文献就是布鲁姆的书。至于中文文献使用规范与否，需要另文考察。

　　本研究曾指出注释中页码有多处错乱。设置注释的用意之一是方便读者或同行查索资料，深化研究，不过朱著注释页码的可靠程度似乎不足以完成此项功能。若真为交流学问计，不如直接写出布鲁姆书的相关页码，倒清楚明白。至少，抄原始出处的页码也不能抄错吧。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虽然把原书的次序先后抄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好在洋人的书，国内找不到，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恰好有人上传了布鲁姆的原书，才让我们一睹朱学勤大著的真容。《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后，朱学勤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譬如震惊中外的学术论断“地震天谴说”。在这些著述中，文理经常性不通，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但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虽然听说有篇叫阳光还是叫闪电的，又窃取了外国学者的论述和自己学生的译文。不过据说本来是序言，序言而已，抄抄自然是无所谓的。

(XYS20110117)

加国华裔维权搬出了“阴阳说” 被指“垃圾文化”

　　卑诗大学(UBC)拟在校内西林荫道(West Mall)2688号高层公寓附近兴建圣约翰善终中心(St. John Hospice)，消息传出，遭到以华人为主的公寓住户的强烈反对。部分住户甚至声称，如果校方不取消计划，他们打算下一步要拉横额示威，并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抗议。

　　最新进展是，UBC校方表示，有关在该址附近建善终中心一事，将推迟至今年4月或更晚的时候才做最后决定，以便有更多时间就各方面意见加以考量。事件引起华裔群体和主流社会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对“后院主义”之争议愈演愈烈。

　　　　公寓住户：“阴阳”文化说

　　1月9日，西林荫道(West Mall)2688号高层公寓以华裔为主的多位户主，写信给卑诗大学邻舍协会(University Neighbourhoods Association，简称UNA)，表达了他们坚决反对在公寓附近兴建善终中心的意愿，并解释了个中缘由。信中提到，在亚洲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和韩国文化里，完全不能接受“生”与“死”相邻而居，这是因为族裔中有关于“阴”与“阳”的信仰，“阴”代表着死，死又往往与幽灵相伴，“阳”则代表着生。如果阴阳相邻，则“阴”会给“阳”带来坏运气，包括生意失败、钱财损失、婚姻触礁、子女健康受到影响等等。信中还提到，家中年幼的孩子尚不理解面对着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因与死为邻这个想法而感到的恐惧，孩子们现在已经害怕在计划要建善终中心的地方走路。

　　另一方面，这封信还提到，由于上诉因素的影响，如果UBC坚持要建善终中心，以后将不会有亚洲人在此置业，已经买了物业的许多业主，也肯定将售卖现有住房，陆续搬出，其结果是，附近一带乃至整个邻舍地区的物业价值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西人听众：垃圾文化不能迁就

　　在大温本地的西人英文电台CKNW上，昨日(13日)安排了大量时段，就上述地址华人住户因这种“阴阳”文化论而反对新建善终中心一事，由访谈节目主持人接听电话，听取广大听众对此事的看法。

　　大量西人听众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这种“阴阳”说算得上是一种文化，则这种文化属于垃圾文化。加国社会虽说奉行和坚持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和倡导各国各地区各族裔的文化相伴相生，彼此共融互进，但加拿大所接纳和包容的，应是各文化中正面、积极、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精华部分，而非消极落后的东西。

　　许多人明确表示，对于“阴阳说”这种垃圾文化，加拿大社会不能迁就。

　　　　中侨前总裁：典型的“后院主义”

　　中侨互助会前行政总裁陈志动称，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他不会用“文化冲突”这种词语来称谓。他指出，其实在东西方文化里，都存在对“死”的禁忌，都有各自迷信的观念和说法，譬如西方文化中把数字“13”看得很不吉利，建楼房或者指称楼层，都设法回避第13层;对于“死”的话题，西方人士也会谨慎措辞，并尽可能小心回避。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华人在这方面的禁忌，从程度上来说要更重一些。

　　陈志动认为，引起善终中心风波的原因固然有文化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后院主义”(NIMBYism)思想在作怪。现实情况是。每当社会上提出建戒毒所、羁押中心、善终中心这类场所的动议时，都会有很多人表示不反对这些事，甚至大声疾呼这些是必须的正常社会服务项目，应与支持。可是，一旦这些场所的选址位于自家附近，涉及到自身利益，那么同一个人呈现出的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态度。

　　陈志动说，我们固然要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不满，但是，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要有大局观念，要能够接受生活中于自己不利、但于社区总体总体需求确有必要的事项。“不过”，陈志动感叹道：“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评论员：“阴阳说”不代表中华文化

　　时事评论员姚永安表示对这起事件感到失望与忧心。他说，以华人为主的反对兴建善终中心的人士，把整个华人社区、中华文化摆上台作为理由，这很不公道，也很危险。“我不认同这些人的说法，中华文化不是这样的，事件对华人造成很坏影响，对中华文化是个很大的打击”。

　　姚永安指出，很多华人其实对“阴阳说”都不以为然，可是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西人会觉得真是那么回事。善终中心是为那些曾对社区付出了劳动、做出了贡献的老人，在临终之际给予人道的关怀，而某些华人顾虑私己之利，予以拒绝，在西人眼里，是非常残忍、没有良心的言行。

　　姚永安还介绍说，自己之前因私事曾去过两、三间善终中心，那都是好温暖好温馨的地方，全然不会令人有恐怖之感。人都有生老病死，如果有朝一日这些反对者自己或其亲属好友需要善终服务却遭拒绝，或他们不得不长途辗转往荒郊僻野之地入住善终中心或探访，他们又会做何感想呢?

　　时事评论员温建功表示，正宗中华文化并不排斥善终之举，“阴阳风水论”也并非全体华人的想法。针对那些反对在自家“后院”建善终中心的华人，温建功指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极力推脱，强加于人，这恰恰违反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以佛教角度来看，人们信奉生老病死系自然之事，别人生了病，临到生命尽头，要予以同情，尽可能地伸出援手，而不能是隔壁有人要死了，你却摆出一副“别死在我眼前，要死到别处死”的冷漠态度。

　　　　业主代表：适应新文化需要时间

　　涉事公寓业主代表方小姐强调，如果有选择的话，中国人的传统的确就是不会接受靠着有死人的地方相邻久居。对于引起热议的文化之争，方小姐回应说，该幢公寓80%的业主是华裔新移民，都带着原有的传统观念而来，不可能一天之内改变自己的文化理念。适应新环境、新文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有的人也许需要10年、20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就我个人来讲，我愿意了解新东西”，方小姐说，这些天来，她就一直在学习，而且真的也学到了许多，譬如知道了很多关于善终中心的知识。将来如果有可能、有需要，她表示甚至愿意考虑去善终中心做义工。

李承鹏：大意了

2011-01-16


一直以为只有中国才有城管，想不到突尼斯也有。一直以为城管战无不胜，甫一交手，突尼斯城管望风披靡，战斗力太水，天朝该收回此威武名头，勒令番邦此后只可叫水管。

内心其实是很惋惜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这个集结了本拉登和拳王阿里的独裁者鳌居23年，看上去曾经多么伟大，他只是一时大意。这件事开始很眼熟，物价飞涨、集权腐败、失业率高、控制言论，26岁失业大学生违章摆摊被缴而后自焚……不眼熟的是后面，群众竟然可以上街游行，反对派竟可以在电视上讲话，也无口径审查，最后总统竟调不了军队，失国流亡。可见治国如治社团，御民如带小弟，大意不得，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以一个资深西西里领袖告诫：只有女人和小孩可以大意，男人不可以。这里，愿意跟本阿里分享一些治国御民的不可大意：

突尼斯国是免费上学免费就医的，还有相当数量免费住房。这样带小弟就显得没智商。大量刁民可以上午十点才起床，在街头喝咖啡聊闲。无事就会生非，聊着聊着就会谈论些民权自由之类不相干的东西，想起老大的三姑四姨五大伯其实是突石油总裁突铁路董事长突移动总经理。治国就是应当高学费高医疗费高房价的，让小弟们像狗一样的奔波，撒泡尿都必须读秒，人人憋出前列腺，造爱都没时间，更不能造反。

这些年本阿里把GDP提高6倍，又拿了国库很多钱去修高速、铁路、楼堂馆所，人民一时欢呼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可该国TCTV幸福调查问卷跟不上，没来得伪造幸福指数，还不收房产税，没制造春运，高速路上并无天价罚款，也忘了常态建制的拆迁队，趁街民上街买菜时哗啦就把房给拆了……这样势必没法占用人民大量精力去讨生活打官司上访。我不理解，甚至连精神病院这么基础的维稳设施都没修几座。让人民清醒着就太不安全，看，居然还想得起什么公平均权之类的字眼，未经信访办阻拦就上街了。多不好。

本阿里培养了好些大学生，也让他们没工作。可是，这些大学生未被迅速授予被就业称号，国家统计局也不配合，把25%的失业率改写成2.5%。再找些国师来阐述《论语》，让突尼斯丹姐姐在百家讲坛上以丁字步造型说：当你遇到挫折，不要埋怨社会，要问自己的内心……哈，凡事说到内心就玄妙，因为你穷尽一生也不会得到答案，就不好意思再找政府麻烦，只能自己找自己了断。

本阿里确实大意了。虽然该国并没有很多的子，但他应该制造一些子。要知道维持一国的生存发展，不仅要精子和卵子，还得有很多其他的子。比如前几天我国国家博物馆前就塑了很大一砣青铜的子，那份深邃悠远和低眉顺眼高度统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打造了一个从上古而来的信访老头：当年他率弟子信访列国，诉求心中苦楚，虽屡经推搡和暴打，但始终双手前拱，忍让谦和，他君君臣臣，他告诫天下——不要造反，要和气。诸王大悦，封其为史上最牛信访老头之孔子，最后只见春秋，没有夏冬。因为夏炎冬寒太残酷，春华秋实很和谐。

我对这一砣青铜的子没意见，因为我也不知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子是什么样子，这里说的只是被篡改后的子。另我觉得为了匹配该在西广场再弄一子，孙子，因为孔子仁爱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最后成为孙子。建议火速引进中国诸子，但得鉴别符合国情的子，墨子的兼爱有些危险，加之这些手工匠人组织严密，很容易搞成社团，荀子太执着，不利于忽悠，韩非子太犀利，最后怕反噬其主。我觉得最佳组合是孔子、庄子、孙子三位一体混搭使用，简明扼要说明孔子就是庄孙子。

信仰的事情是长线投入，周期长收效慢，有时候还烧了塑，塑了再烧，浪费不说，教科书上正面反面解释起来相当麻烦。所以我觉得真正不可大意的是：

必须打造一支给力的城管队，干脆由天朝直接输出一支，中国不能输出价值观，但可输出城管队。上去以后也不管什么阵型什么战术，拎棍子就开打，还可灌开水，别说一干失业大学生，就连神马英国空勤大队，神马法国特种兵，神马以色列格兰尼侦搜队，一会儿就都浮云了。另一个建议，此次突尼斯变故，除城管部队不济，人民太剽悍，更重要的是缺乏一支演得很好的公民观察团。公民观察团是新兴事物，他们逶迤而来，不一会儿就帮忙证明这不过是普通水果自燃。至于水果为何自燃，又可找相关教授和专家从地球极寒和热熵分配不均开谈，你知道的，这么专业的话题一般人谈上半个小时脑子就真空了，先把局搅乱，政府再出面收拾残局，事情就从理论上搞定。

尼斯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两年前人民还山呼万岁，忽而本阿里就不见了。可见，不见得给人民很多钱，但一定要占用他们的时间。不见得要修很多大学，但一定要建很多精神病院。不见得要电视多少竞选演讲，一定要塑造一个宗师级的和谐上访老头在打拱。不见得要有围观的公民，但一定要有冷静澄清事实的公民观察团……

本阿里为发展突尼斯GDP做了杰出贡献，只是治国不严，大意了，听张书舟在感叹，中国人民，又少了一个好朋友。

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作者：张耀杰


叶曙明著 《中国1927·谁主沉浮》（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年11月），是近年来同类著作中信息量最为丰富也最具可读性的一部作品。该书叙述了发生在1927年前后的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革命风暴。书中既活灵活现地展现了鲍罗廷、孙文、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陈独秀、毛泽东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又给广大读者提供了解读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思维和新观念。


　　斯大林的柠檬与孙文的稻草


　　阅读 《中国1927·谁主沉浮》一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样一段话：斯大林不想与蒋介石马上决裂，是觉得蒋介石目前还有利用价值，是一只“还没有完全拧干的柠檬”，斯大林自信地说，对蒋介石“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在谈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清党政变时，书中另有一段借题发挥：仅仅在事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还在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称赞蒋介石虽然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却比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高明，他在事实上领导着中国的反帝战争。然而，话音未落，蒋介石这只柠檬竟一鸣惊人，把榨汁机打得七零八落。


　　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斯大林的《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发生在1927年4月6日的克里姆林宫。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与斯大林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右派人士当作可以挤碎扔掉的柠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文1923年1月26日与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签署 《孙文越飞宣言》之际，对于党内元老的坦诚表白：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事实上，苏联方面送给孙文及其国民党的，并不仅仅是救命稻草，伴随着苏联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及其 “驻广东代表团”陆续调配到位的，是巨量的现金和大批的军火。正是依靠苏联方面源源不断的慷慨援助，一度陷入绝境的孙文把新一轮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轰轰烈烈。作为回报，孙文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采用苏联共产党的方法重新改造中国国民党，从而引出了书中重点讨论的 “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1927年前后的革命与宪政


　　关于“法统”，该书介绍说，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接下来，书中强调说，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事实上，在初步实现宪政制度的中华民国，第一个采用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之外的革命暴力来改变游戏规则的，正是此前主持制定“临时约法”的前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暗杀。命案发生后，孙文不是在由他自己主持制订的宪政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反而利用这桩命案所提供的道德借口，把整个中华民国绑架在“二次革命”的战车之上。继“二次革命”之后，持续不断地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几乎成为孙文革命事业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书中评论说：胡汉民从1905年就追随孙文，走南闯北，可算知根知底，他用了三个字，活灵活现地归纳出孙文的性格特点：“狼、大、快”——狼即粤语形容敢于冒险，大即心头很高，快即斩钉截铁不犹豫。孙文的那套“革命经验”，用来造反颇奏奇效，但是用来建设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就行不通了。


　　为了印证上述观点，书中引用了足够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1923年9月20日香港《华字日报》的这样一段话：“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即总统黎元洪——引注），今日骂高凌蔚（财政总长——引注），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哪里去了？”


　　其次是当年中共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人，写给孙文的一封批评信：“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


　　再其次是孙文的亲密助手汪精卫，于1924年的事实陈述：“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孙文早在1921年以护法名义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并且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1923年10月，鲍罗廷等人既给孙文送来了他所急需的现金军火，又附加了一整套以党治替代法治、以党统替代法统的革命理念。用鲍罗廷的话说，他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最终把国民党 “这具僵尸”改造成为“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革命政党。用孙文的话说，“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效法俄人”的孙文，并不愿意接受被苏联方面悬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而是致力于用他自己发明的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驯服民众，“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尽管如此，随着鲍罗廷的指导训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参与改组，国民党由宋教仁主持缔造的现代议会政党，完全转型为一个只允许主动而不允许反动、只允许革命而不允许反革命的苏联式的革命政党。对于这种革命政党的神奇魅力，蒋介石感叹说，自从共产党发明了左派、右派、新右派这些名词之后，“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


　　另一个国民党人王季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理论之研究》中，对此还有更加精彩的经典描述：“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王季文所说的一般党员，是包括一度表现得极端左倾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用蒋介石当年的话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为了赢得苏联方面的信任，蒋介石甚至不惜把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的孙逸仙大学，名为留学实为人质。


　　广东商民的惨重代价


　　该书作者叶曙明对广东地方史料极为熟悉，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书中最为真切翔实也最为真挚感人的章节，所涉及的恰恰是广东商民为孙文领导的革命事业付出的惨重代价。


　　1922年6月16日，极力主张革命北伐的非常大总统孙文，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省长陈炯明公开决裂。6月21日，真正能够代表地方民意的广州市省议会、报业公会、各慈善机关、法团代表举行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孙文为粤人，且曾经担任大总统，应给予一个热烈的送行仪式；二、广东全省人民须发表宣言，支持全国统一；三、设法令两方军队在广州停火，如不从命，将指为公敌。明显丧失民意支持并且被隐约指认为人民公敌的孙文，只好于8月9日带着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人，乘坐英国炮舰前往上海。


　　1923年2月21日，孙文途经香港再一次回到广州，在取消非常大总统名义的同时恢复行使大元帅职权。在此之前，他以广东全省税收作抵押，向港商借债90多万元，用来收买来自云南、广西的客军联合讨伐陈炯明。陈炯明为了避免祸害本省民众的一场内战，主动选择从广州退回东江老家。没有了陈炯明的广州城区，立即陷入赌禁大开、烟禁大开，以至于当街杀人、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筹措军费，孙文领导下的军政当局千方百计在商民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广州城区内保存完好的各种古代建筑文物，也成为贱价拍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商民只好到陈廉伯领导的广东商团那里寻求庇护。陈廉伯连同拥有地方武装的广东商团，因此被推到所谓“反革命”的最前沿。


　　1924年8月，广东商团在事先缴纳五万元购买合法护照的情况下，从香港订购一批枪械。8月9日，孙文突然下令海关加以截留，并交蒋介石运往黄埔军校。商团方面一再组织罢市以示抗议。10月10日，广州部分民众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混乱中发生冲突，为孙文采取武装镇压提供了借口。10月15日凌晨，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商业最为繁华的西关城区大肆焚烧掠夺，致使大小30多条街道被焚，1000多家商户被抢，2000多人死伤。商团事件的爆发，为广东乃到全国更大规模也更加激烈的群众运动，进行了预演和铺垫。


　　商团事件爆发之前的9月10日，孙文在《告广东民众书》中，实际上已经承认官逼民反的官方责任：“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尤然。”在写给蒋介石的私人信件中，孙文更加急切地表示说：“惟广东一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出路。”


　　事后返回苏联的鲍罗廷，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说：“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1924年10月，直系方面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收取奉系军阀张作霖的120万现银，在北京城内发动倒戈政变，一边软禁直系总统曹锟，一边邀请孙文共商国是。1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孙文启程北上，永远离开了令他彻底绝望的广东故乡。1925年3月12日，孙文在北京去世。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较量，国民党内部最终胜出的，是被斯大林当作“柠檬”加以利用的浙江人蒋介石，而不是已经为孙文的革命事业付出惨重代价的广东人。随着蒋介石等人领导的北伐战争逐步胜利，中国革命进入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新纪元。


—— 原载: 经济观察报2011年01月14日

毛泽东访苏轶闻

作者：沈志华

　　时间：2011年1月7日(下午)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三期今天下午在国图正式开始，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总编辑王翔宇，欢迎大家。我们《文史参考》杂志社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本高端历史杂志，我们的宗旨是真相、趣味与良知，也就是通过时事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体会历史人物跌荡的命运，以及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我们搞的文史大讲堂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是搭建起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使专家学者的声音、学术成果能够通俗易懂地走进更多普通读者心田。

　　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为我们讲授毛泽东访苏轶闻。这个讲题也是几经反复才确定下来。沈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有很多著作，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等，他是研究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方面的国内的权威专家。沈老师为人也很风趣，既睿智，又幽默。今天下午我们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沈志华：这个题目好像不像是学术讲座，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所谓轶闻是什么呢?就是散失了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叫做轶事轶闻。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都是重新找回来的，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包括毛年谱和毛泽东传里，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中，因为有档案的解密期，30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毛泽东一共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还是到莫斯科，其实这两次访问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访苏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他去了就是为了签这个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从他访苏以后，中苏关系江河日下，差不多一两年以后，中苏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苏同盟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讲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它们当中有很多情况都反复出现，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次毛泽东访苏是毛泽东特别想去，从1947年就开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第二次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毛泽东就是不答应，一直到9月份最后他才答应去，这里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访苏毛泽东特别憋屈，非常沉闷，心情特别不好。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心情好得不了，包括他睡床垫什么的，第一次访苏给他一个软床，第二次访苏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两次访苏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下面先讲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毛泽东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时候斯大林比较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这时候把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去，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对苏联非常不利，所以他几次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刚开始他答应了让毛泽东来，当时毛泽东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接他，后来斯大林说你别来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你再来。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说要去莫斯科，说要向他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但是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开始准备吧。毛泽东买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准备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汇报，结果毛泽东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又来电话，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当时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没办法，斯大林不让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和谈的问题，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作为中间人调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所以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访问西柏坡以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通过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所有政策跟苏联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兴，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6月份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原来中苏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条约，按照那个条约，中国同意让外蒙古公投后分离出去，同意把旅顺港租给苏联，还牵扯到大连港的行政权，等等。中国共产党马上夺取政权了，苏联很担心一个问题，怕中国共产党否认这个条约，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他要向苏联一边倒，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这点，要确立这个政策，有一点是他必须要迈过的障碍，就是把1945年这个条约否掉，重新签一个条约。

　　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谁也不好讲，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双方要合作，苏联要拉住中国，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毛泽东也希望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确实是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扬跟毛泽东讲，旅顺港我们当时租用对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说是为了革命我们租用了，等你们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就把旅顺港给你们，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那儿听着愣了，旅顺港是一个军港，我们也没有海军你还给我们干什么，你还是先占着，等我们有了海军以后再收回来。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旅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但是外蒙古想收回来，所以毛泽东跟米高扬讲，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讲“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经历了这样一轮事态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讲中苏关系，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条约的问题，刘少奇报告当中说，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方案：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三点苏共中央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看俄国档案上斯大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大圈，写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没有跟刘少奇谈这个事，所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考虑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要跟斯大林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到底是继承1945年的条约，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一个干脆的，把以前说的这些都不管了，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讲得非常明确。过去档案没解密，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说毛泽东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国人写，说毛泽东是来治病，不是谈条约，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现在档案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一封，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毛通过周恩来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说主席要访问苏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谈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们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去了，那年斯大林70大寿，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呢?后来毛泽东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你要是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没办法了，后来他就一个人去。

　　毛泽东那个人的性格是非常执着的，他见到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号，两人寒喧了几句，马上他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关于1945年的条约我们是这样……话没说完，斯大林说，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不能改变，必须保留，就把毛泽东的话给堵回去了，再谈就没意思了。

　　转圈转了半天，到最后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是不是让他来一趟。斯大林一想，又来了，你让周恩来来干嘛?反正我找他没事，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谈正事，毛泽东非常气愤。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不同意谈条约的问题，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怎么办。

　　过两天刘少奇回电，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再谈也无意。再后来我就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回电，但是我知道毛泽东没有按照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寿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就剩毛泽东一人，他呆在宾馆里，也不出来，在那里发脾气，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毛泽东不睡沙发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宾馆里的沙发垫拉出来，扔在地上，说“非要让我睡这个，我就是不睡”。他还有一个毛病，不会用马桶，他上厕所必须蹲着，不坐着，一个人在厕所里发牢骚，非让我坐在这儿，有什么办法。这都是他的警卫写回忆的时候写的。他也不出门了，本来给他安排去列宁格勒访问，去参观地铁，去集体农庄，都不去了，说头疼，一天到晚不出门。这弄得斯大林非常尴尬，说毛泽东怎么这样，人家祝寿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应该参加活动啊。

　　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大使的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毛泽东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

　　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后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声明，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干嘛来了?毛说我来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商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次把这个事给挑出来。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时候，毛泽东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儿了，最后谁让步了呢?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号晚上让莫洛托夫去找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国的条件签订新的同盟条约。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脸的乌云散去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条件了，你马上做好准备，五天之后出发，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你跟他谈判。然后毛就去冬宫、地铁、看电影，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

　　周恩来是20号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后，中国人不太知道，苏联人其实很有心机，斯大林虽然答应跟你签新条约，他们做了新的准备，从1月5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外交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把所有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就是换了个名字，但是毛并不知道。这里其实很复杂，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条约，还有一个是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大连港的协定。

　　我说的主要是协定，我们一般都是用条约这个名词，实际上是那个协定，那个协定基本上维持了1945年的条款，但是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等到20号周恩来到了，22号他跟斯大林、周恩来、米高扬、莫洛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看具体条文，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直到23号，苏联把这个条文交了以后，毛一看就火了，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你弄了个新条约，中长路还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另外还没有提大连港的事，毛很不高兴，跟周恩来说，你重新搞一个。

　　周恩来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要求：第一，旅顺港的归还不能等到对日合约，对日合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就是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第二，关于大连港，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所有租给苏联的物资全部无偿还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中国提出立即收回中长路，而且是无偿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26号把这个方案给了苏联。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关于中国这个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的，一共四页纸的条文，除了画杠杠就是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最后签了一个名字——斯大林。从这个文件能看出来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是，28号苏联把中国起草的草案退还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因为中国刚建国，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两个月不回来了，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说不支持，国民党很腐败，你支持它干嘛，看将来的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这种外交关系。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双方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国家必须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这是军方主要观点。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在战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怎么才能亲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我们绝对不管。

　　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这样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取胜了。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个?原来还有一个司徒雷登在南京，后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也给弄走了，双方没有渠道，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映，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也没有参与，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中国同胞们想想，你们外蒙古是谁分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这就是挑拨离间，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这人太坏了。我们立刻要发表声明，要反驳他。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因为他们说好了要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回来以后在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回去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人家告诉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吗，说你这是破坏我们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大清楚，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材料。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也是这样表示了意见。这个事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让步得有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这时候就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28号的时候找斯大林，他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谈个问题，斯大林说谈什么问题?周恩来说我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你怎么又提。

　　他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据。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然后问应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这样很好。周恩来说，我起草了一个声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来太狡猾了。

　　声明这么写的，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一块儿同意，要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2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签订了，毛泽东就回国了。

　　当然后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毛泽东走的时候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他原来冷漠毛，让毛觉得没趣就走了，结果还是让他同意中国的方案。

　　从斯大林来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号，1月28号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国兵也撤了，美国军队是1949年6月全部撤离的朝鲜半岛，7月份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这做得很对，但是你这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看我这儿还不行呢。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你这新政府不成立，让我怎么办?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发生关系，还是跟你们。所以你们要赶快成立。那会儿毛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毛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号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还很年轻，不懂事，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是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的，也就是1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号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意义就没了，只有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够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是我讲这两次毛泽东访苏大体上的过程和结果，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次访苏为了结成中苏同盟，后来也签订了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沈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讲到了中苏同盟，以及毛泽东两次访苏，与苏联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的访苏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毛泽东访苏之后中苏结成了同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苏联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中苏同盟苏联的一些影子。沈志华老师讲课非常精彩，也很生动，披露了很多毛泽东访苏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以及两个大国背后的一些较量。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沈老师的讲课表示感谢!

　　下面用一点时间可以给现场的听众提问。

　　提问：很高兴今天听到沈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沈老师，毛泽东赴莫斯科的途中保卫十分严密，听说是北京到满洲里边境的铁路线站的都是解放军，国民党也曾经刺杀毛泽东，我想请教沈老师，确实有此事吗?

　　沈志华：毛泽东去莫斯科的保卫非常严密在档案文献中是有记载，你说国民党刺杀，我没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湾去看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提问：沈老师今天说到第二次去苏联，毛主席还有一句在我们青年人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他和苏联留学生见面的时候说，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我希望您从更多史料的角度讲一下，这句话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为什么会流传很广。像我在20年前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人。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种苏联模式如果从大学来说，原来那种专业教育的模式有很大缺陷，现在要往通才教育改，我们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您也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非常感谢。

　　沈志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受毛泽东这段话的感召，因为他主要是对年轻人讲的，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他见的是当时一批中苏的留学生，期待着他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共产党自己能够信任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不是国民党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马上派人出去学习，就是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学成要回国了，指望着他们将来参与中国的建设，所以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说学苏联的教育，这个当然是了，我们从1952年院系调整，然后就开始贯彻苏联的学制体制，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苏联那套东西，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可能是最失败的，不但没有把原来苏联的那些弊病、措施修正过来，反正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现在在我看来是一塌糊涂。

　　提问：沈老师您好，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随行带了很多礼品，据说有15车之多，里面包括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馆收集来的历史文物，但是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些礼物中还包括像白菜、大葱这些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礼物，关于这些礼品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沈志华：毛泽东的礼单是有档案文献，我没有发现有故宫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的东西，刺绣，中国的工艺品，景泰蓝，细节在档案里都有，我觉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档案当中看到的是这样。你说白菜、萝卜，那个是有，毛文稿里就有，毛泽东命令山东省准备几车白菜、萝卜，他为什么要带白菜、萝卜去，我也挺纳闷，而且从北京一直开车开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扬访西柏坡的一段细节有关系，因为米高扬访西柏坡的时候要吃鲜鱼，当时没有，他讲苏联冬天特别冷，什么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就给他带去了白菜、萝卜。

　　但是苏联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单也很珍贵，我也看了那个礼单，给毛泽东吉姆牌小轿车一辆，给周恩来一辆，还有金烟斗、金烟盒，都是金的，就连司机、秘书都有份。我看了看，还是苏联的礼物比较值钱。

　　提问：当年对于朝鲜战争，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鲜的计划，但是后来苏联变成支持金日成，因为当时中国是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台湾，而金日成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南朝鲜，在这中间斯大林变过来，后来变成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而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苏联本来从不支持，到后来支持金日成，这里的因素是为了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想让中国对付苏联，而斯大林为了打破美国的企图，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来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您能否把这当中的关系再详细说一下。

　　沈志华：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复杂，可能没有时间全面的讲。我把结论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材料我先纠正一下，不是斯大林跟金日成提供说美国不会出兵的这个消息，苏联是截获了美国一些情报，而且美国确实有这个预案，一旦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就撤离朝鲜半岛，守住日本海，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国防部就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后来美国人变了，新的情报苏联人没有得到，所以导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以后美国不会干预，实际上美国干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拉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份占领舟山，8月份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为了朝鲜，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只有苏联，所以毛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这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当时金日成、斯大林，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强准备，我们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玩儿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25号打了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一个赌，他赌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主持人：沈老师的解答也很精彩。刚才提问的这位老先生是原来新华社副总编辑。看来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兴趣还是比较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沈老师专场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最后一位提问。

　　提问：因为我知道，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的时候进入东北，高岗给斯大林带去了很多礼物，毛主席一进入东北境内，看到很多关于高岗的语录和高岗的照片，毛泽东很反感，结果就把高岗给斯大林送的礼品全给卸下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第二，我想知道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和苏联领导人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记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吵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就会拿人多讲事，为什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到这个很害怕呢，人家才两三千万人口，所以有些专家讲，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都是民族主义者。

　　沈志华：毛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从死多少人他不在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时这个讲演并没有公布。当时双方都给压下来，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部文选上登出来了。我看过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其实意思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问过李越然，因为当时这段话是李越然翻译的，我就问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为什么导致人家这么理解，说死多少人没有关系。他说没有，我就是按照毛泽东说一句我翻一句，其实我们看毛泽东的话多了以后就能知道，他不是讲中国人死多少人没关系，他讲的意思是，革命就要有牺牲，就要有死亡，要斗争就要死人，核战争就是人死的多一点罢了，但是不死人，不斗争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理解这个人首先要确定他不是说死不死人没关系，否则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你们国家死一半人都没事，这恐怕也很难符合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内心。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达到他设想的革命的目标，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比较现实的，为什么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他们陆续才有这样的想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懂这个，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核武器就是爆炸量大一点而已，挖个山洞就可以躲过去。现在我看没有人再干这种傻事，说打原子弹没事，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的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也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演讲。

—— 原载: 《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三

朱学勤原谅，我也绝不原谅

　　作者：Isaiah

　　学术史的垃圾桶里装满了低估朱学勤老师韧性的较真者。很不幸地，貌似笔者成了其中最新的一个。

　　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想不需要我再复述一遍。用一个转得铺天盖地的新闻标题来概括：“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调查结论：朱学勤论文剽窃指控不成立”。最后，朱学勤老师接受采访时，这样提到笔者：“一个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他如果愿意认错，我完全可以原谅他。”

　　当时我随手写了一句话：“我的境界还是要高一点的，朱老师还没有认错，我就已经原谅了他。”这句话不是说着漂亮，具体指的是我半年前在揭露朱学勤抄袭事件之中所写的“感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77179/）中所说的内容，摘引其中两段：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这些话我至今既不收回，也不想改动。因为这些确实是我思考和心境的反映。但是对于朱学勤老师这次释放的信息，上面那句“已经原谅”恐怕是有误导性的。应该说我原谅的是过去那个筚路蓝缕、艰辛求学的朱学勤，不是今天这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学界达人。对于这位号称“真金不怕火炼”的朱学勤先生，我仔细想了想，还是不能原谅。

　　为什么不原谅？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我来说，这个标准不是你抄袭，甚至也不是你为了面子遮掩、不认过去的抄袭，而是以为凭借学界的一些关系，凭借在媒体中的一些影响，凭借一个漏洞百出的官方“结论”，就能翻云覆雨，只手遮天，就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能蹂躏学术最起码的尊严，就能和你的朋友们弹冠相庆，并且指着一个无权无势的学生的鼻子肆意嘲讽和侮辱。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这件事情，尽管复旦方面和各媒体一面倒地说笔者“匿名举报”，但正如我已经澄清过的，我从来没有和复旦有过任何直接间接接触，也没有主动找过媒体，只是在一个读书版面吐槽一下，“举报”二字无从谈起。之所以不想去“举报”什么，是因为从一开始已经料到了所谓审查的结果。既然如此，索性给朱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所以我没有再纠缠此事，当然更没有躲起来，我经常在水木论坛上出没，想找我的人随时可以找到我，对于我“匿名举报”，又“不肯露面”的指控，“十分荒唐”。

　　我的人生哲学，向来是不为已甚的，对于这次所谓调查的结果，我也猜想过几次，结论是或者不了了之，或者给一个有问题但不算抄袭的结论，有一个台阶下也就完了。这两种结果，或许很多人无法接受，但在向来缺乏是非观的我来说，都算是可以原谅的类型。毕竟，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问题，不仅是个别人的错。让人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伤疤就行了，没有必要非揭开不可。

　　我料到了调查的结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朱学勤老师不是拿了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的结果就算了，而是如获至宝地宣布自己的清白，控诉自己的冤屈，要这个道歉，要那个上法庭，并发动各色媒体进行一场庆贺的狂欢，演出了一场当代学术版的“皇帝的新衣”：

　　《还学术以清白，从朱学勤始》（《南方都市报》），《朱学勤论文抄袭指控不成立 称有底气"开胸验肺"》（中国广播网），《朱学勤“抄袭门”调查的社会深层价值》（红网），《易中天为何说朱学勤“像条汉子”》（新华每日电讯）……最后压轴的，是朱学勤老师“宽宏大量”而又语重心长的叮咛：

　　我想，他既然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就应该同样有勇气承担这样写的责任，我也不必查他是谁，一直在等待他自己出来。他一直没有露面。我能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他如果愿意认错，我完全可以原谅他。（《南方都市报》）

　　这一切吹拉弹唱、豪言壮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结论。这一结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无视我所指出的朱著【整体】剽窃Carol Blum的著作这一论断之后，仅仅对文中提及的个别具体例证进行核对，然后在【承认具体问题属实】的基础上（调查报告：“朱文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等）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再认为这一切都不构成抄袭。

　　非常清楚，整个调查报告，无非是一座流沙上的楼阁，一场空洞的文字游戏，一件不存在的美丽衣服。

　　对这个结论，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重复一下我在去年写的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段话：

　　发现《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本在国内有一定名气和影响力的著作大量抄袭，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本人对此在情感和价值判断上也有矛盾的地方，在此不多说。 无论如何，事实总是事实，一切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都应该建立在此之上。我并不主张（虽然也不反对），当事人出来道歉，或者取消学位，或者受到什么严厉惩处，但是既然阴差阳错由我揭露这件事，那么我必须对它的真实和可靠做出保证。如果在我已经纠正的部分之外，有人发现有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愿意为此负责。

　　其实，我可以容忍这个虚假的结果，但是不能容忍虚假伪装成真实，反而指斥真实为虚假。这一切已经超过了我可以原谅的底线了。这一切的令人发指的做作、姿态、言语，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是的，朱学勤老师，我不会原谅你。不原谅你，对我很重要。

　　不是我不想原谅你，但是如果原谅了你，历史绝不会原谅我们这个时代。

(XYS20110115)

Tchü Yaehgjn penlê ziéou vehzz mehzz, thah Ouang Xouê hih phiau li xouseh.

朱学勤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

方舟子

　　在接受举报近两个月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了对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葛剑雄教授代表委员会解释说，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相关章节，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但朱文在《序》中已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史作了概述，对前人的贡献与已有论著基本都已说明。
（《人民日报》2011年1月13日）

　　只是不规范，不是抄袭，这话我们听着耳熟，汪晖的支持者也是如此为汪晖的抄袭行为辩护的。葛教授的解释很牵强。按他的逻辑，只要在序言中提到某本书，就可以不注明地大段大段地照抄该书，也不构成抄袭了？对学术论文来说，所谓抄袭，就是用到了他人的观点或语句，却没有恰当地说明。如果是间接的引用（做了改写），要注明出处。如果是直接的引用（照抄），不仅要注明出处，而且还要用引号引起来表示是引文，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也是抄袭。

　　我手上无朱文，只能根据鸵鸟《知名学者朱学勤涉嫌抄袭》一文提供的段落进行对比。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对鸵鸟该文提供的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我可以使用。我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对比一：

　　朱文：

　　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美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3】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4】
　　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5】。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6】！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Susan Dunn著，杨小刚翻译，据网上电子版）：

　　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老兵杜克·马蒂尼·德·蒙莫朗西承认美国开创了富有价值的先例，但他又接着堂皇地说：“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31】。另一个法国哲人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3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
　　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教化为基础的政府。“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代表拉博·圣艾蒂安傲慢地宣称。【33】 整个格局迅速扭转了。雅各宾派领导人都相信，法国不再需要美国的指引。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国家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甚至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34】。阿拉卡西斯·克洛兹，这位来自普鲁士，自诩为“人类代表”的先生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呢【35】！

对比二：

　　朱文：

　　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Susan Dunn著，杨小刚翻译，据网上电子版）：

　　如果法国的文学之士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在从事政治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和改革工作，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他们相信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

　　小学生都能看出来这两处对比文字的相似程度，朱学勤有没有在这些地方注明是引自《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没有。这不是抄袭，是什么？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如此明显的抄袭都能视而不见，只称之为“注释不规范”，如果不是出于人情，就是鉴定水平太差，连小学生都不如。

(XYS20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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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的覆灭

方舟子

　　我最早知道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涉嫌抄袭一事，是在去年7月11日收到“鸵鸟”给新语丝的投稿《知名学者朱学勤涉嫌抄袭》，该文主要是针对朱抄袭Susan Dunn《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该书已有中译本，朱抄的是中译本，雷同段落一比较，一目了然，所以我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当时我之所以没有像批评汪晖抄袭那样出来批评朱学勤，是因为他高调地自请复旦大学调查，而复旦大学也接受了。那么我们就不妨看看复旦大学、葛教授如何配合朱教授演一出戏。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复旦大学的袒护和朱学勤的嚣张，让我多花点时间关注了一下此事，才发现朱学勤的问题比我当初了解的还要严重得多。

　　据报道，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受的举报，是朱涉嫌抄袭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该书没有中译本，要发现雷同就不是小学生能做到的了。有网友已把朱文与Blum书做了对比，放在博客上：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918827194_0_1.html。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英文能力，也不好认定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

　　我花了一点时间，用手头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原版（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ol Bl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做了核实，结果如下：

　　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第5章第3节，第7章第2、5节， 第8章第1、4、5节，共一万八千多字，基本上逐段摘译自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在这些部分朱文共有51处文献注释，仅在个别地方（14处）注明引自Blum，大部分未注明引自Blum，而是注原始资料，让人以为是朱本人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其实这些注释也是照抄Blum的，内容则是摘译自Blum，所以这属于抄袭。

　　朱学勤抄袭的性质比汪晖严重。汪晖的抄袭是东抄西凑，动了点脑子，抄袭水平较高。朱学勤的抄袭则是拿了一本英文著作，一路翻译下来，把大面积的摘译当成了自己的原创，属于低水平抄袭。

　　当然，朱文和Blum书也有差别，这主要是由于朱的英语水平不高，误译造成的。我只举几个朱误译引文的例子。

　　例证一：

　　朱文：人和人的创造者并不是他幸福的对峙之物。这种悲惨的来源是伏尔泰造成的。

　　应是：人类及其创造者从来不是他（指卢梭）取乐的对象，这种可怜的资源是为伏尔泰之类的人准备的。(man and his creator were never the object of his pleasantries, this miserable resource was made for a Voltaire)

　　例证二：

　　朱文：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已退入阴影，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应是：达朗贝尔和伏尔泰的幽灵将会说什么呢？（What will the shades of d'Alembert and Voltaire say? 朱不懂shade有“幽灵”的意思，把它当成“阴影”，尽情发挥。）

　　例证三：

　　朱文：卢梭应该成为所有世代的楷模。我弄不懂人们对《忏悔录》的那么多非议。

　　应是：卢梭应该世世代代都成为楷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根据《忏悔录》
做的各种评判。（I am not unaware of the various judgments made of the Confessions）

　　例证四：

　　朱文：摆脱所有那些包围我、诱惑我、打动我的事物，我对自己说……

　　应是：摆脱了周围的一切，我狂乱而激动地对我的神灵说……”(Removed from everything around me, distracted, moved, I said to my Divinity...读不懂修饰句也就罢了，朱教授怎么会把神当成自己呢？)

　　例证五：

　　朱文：我远离神学家的种种定义，我热爱我信仰那些使我和别人共同幸福的幸福，我接受这种幸福，感受得到这种幸福。

　　应是：我留给神学家去定义（这种信仰）吧：我热爱、我崇拜让我得以分享他人的快乐的，我所想像的，我所感觉的。（I leave the definitions to the theologians: I love, I adore what makes me happy with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what I conceive, what I feel.）

　　例证六：

　　朱文：在他的道德基础上，自我确证，自我扩张，用一种带苦味的盐卤，苦苦地腌制自己。

　　应是：在他自己美德的基础上，孤独地自我提升，苦涩地培养自己。（toward self-exaltation in solitude, toward nourishing himself, with bitterness, on his own virtue，也不知朱教授哪里看到的“盐卤”“腌制”，是不是夫子自道？）

　　朱学勤的大部分摘译都有低级错误，甚至错得离谱，看不出他有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如果是原创，属于抄袭。如果是翻译，属于劣质译作。这样一本在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都大成问题的著作，竟成了社科名著，被当成教材、参考书，中国社科研究水平之差，由此可见。

　　我还要严厉批评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学术腐败痛心疾首，批评政府部门所谓对学术造假“零容忍”实际上是“什么都容忍”，给人以正直敢言的形象。为什么自己面对朱学勤如此明显的大面积的抄袭，却也什么都容忍了，而且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为其文过饰非，误导公众呢？

　　此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俞吾金，委员：葛剑雄、华民、王迅、朱绍龙、郭慕依、林祥通。

(XYS20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