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国在医学领域的“四大发明”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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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三周没上海船了，最近单位和家中的事情忙的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精力、兴趣来这里侃大山。前天照例是上来后先看这一段时间的新帖，观察本坛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文革时高级干部的光荣传统，出差（出国）回来后先看文件，逐字逐句深究文件内容、含义和出台背景，看看政治风向有什么变化。以免站错队表错态，偶因一着错，便成阶下囚。

在拙作《还原论》系列(5)的后面，本区特首芦笛同志跟帖对我文中谈到的鸡血疗法和卤水疗法提出了质疑。鸡血疗法的给药途径确实是我写错了，应该是肌肉注射，不是往血管里打，我已经改过来，多谢。不过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卤水疗法，它和针刺麻醉、鸡血疗法、羊肠埋线疗法并列为文革期间我国在医学领域的“四大发明”，足以彪炳史册，显示中华民族独有的聪明智慧。至于老芦说的“饮水疗法”，跟前面的四大发明还不是一回事，我认为它应该与“甩手疗法”、“红茶菌疗法”并列，都属于舶来品，最多只能显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再则这些都是在民间流行的养生法，不是临床上的治疗方法，而且都是广大愚民自觉的行动，政府并未参与。

“饮水疗法”据说是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事实根据。而甩手疗法古希腊时就有，相传苏格拉底曾向弟子传授甩手法，一年之后只有柏拉图一人还坚持每日甩手300次，所以终成大器。据信，苏格拉底60岁还娶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83岁，都与此相关。不过我对此深表怀疑，因为这甩手的方法是：

“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日上下午、晚上三次。”

这里面“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不像是苏格拉底的做派，一般没练过中国武术的“上提”几次就得上厕所；“上宜虚、下宜实……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之类的动作要领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从柏拉图之辈嘴里吐不出这样的莲花来。

芦笛老同志不知道卤水疗法，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卤水疗法在北方闹腾的比较厉害，西戎、北狄们用的邪乎，中原地区不少地方也用；但南方好像动静不大，东夷、南蛮们不太认这种生猛疗法。再有就是名称上的问题，卤水疗法又称卤碱疗法、卤干疗法、“681粉”疗法。被称为“681粉”，是因为此疗法的鉴定时间是1966年8月1日，所以被命名为“681粉”。这与654-2的命名方式差不多，从莨菪类植物提取出山莨菪碱是65年4月，临床所用为2号代用品，故命名654-2。文革开始后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推广卤碱疗法的群众运动，科研机构也不甘落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了《六八•一》工作组，对不同产地的卤碱的毒性、作用、化学成分和临床疗效进行了攻关研究，前后大概经历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个别地区80年代还在使用。

卤碱疗法最初只是用来治疗克山病的。克山病是一种流行于荒僻的山岳、高原及草原地带的以心肌病为主的疾病。由于首先发现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故名克山病。克山病属于水土环境引起地方疾病，其实这些地方病的猖獗流行，说到底还是和交通不发达有关。在交通落后的地区，当地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远不如靠铁路吃两条线过的舒坦。一旦当地饮水缺乏某种必须物质或含有某种毒性物质，就会得地方病。类似的还有碘缺乏病、大骨节病、氟中毒、砷中毒等。像缺碘引起的大脖子病，就是因为远离海洋的山区吃不到海盐，而井盐、岩盐往往不含碘，或者当地井水里含有抗甲状腺激素的物质所引起的。对于这类疾病，修条公路比什么治疗都见效。

创造卤碱疗法的是一位内蒙铁匠刘绍显，当地人称为刘铁锤，我后面给出了官方报道他发明卤碱疗法的经过（见附1）。大概过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刘铁匠两任前妻都因克山病去世，第三任妻子又患上了这病，绝望之中刘铁匠凭着“以毒攻毒”的模糊医学知识，和中国农民在饥荒年代常有的“等死是死，服毒大不了也是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赌博心理，把盐卤熬成干粉让妻子服用，居然真的治好了此病，一时轰动全国。现在看来，卤碱疗法对克山病可能确实有些疗效，但远不像当初说的那么神奇，神化为能治百病的良药更是荒唐。大量临床观察的结果显示，即使是治疗克山病，3个月大部分病例自觉症状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体征和心电图均未见显著改变。停药2～3个月后，部分病例症状还会有反复。

当时因为卤碱疗法的发明者是铁匠，手上有足够厚实的老茧，符合伟大领袖“卑贱者最聪明”的逻辑，所以全国到处推广。1969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打开聋哑禁区的沈阳部队军医代表赵普羽、创造卤干疗法治病的内蒙代表刘绍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17年的广东乐昌县歧乐大队的代表罗堂通，还有代表赤脚医生的林寿谦，作为全国仅有的４名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受到了总理的亲切接见，当事人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还兴奋的不能自已。

在北方某些地区，卤碱疗法非常流行，我印象里当时只要是得了“不治之症”，都可以用这玩意试一下，至少癌症、高血压、中风、高脂血症、哮喘等都有奇效（见附2-5），一直到了八十年代还在用。不能否认，确实有些病人用药后缓解或治愈，但出事死亡的也不少，卤水又称作卤碱，是制作食盐过程中渗滤出来的液体，具体又分海盐、湖盐、井盐和盐碱地盐四种卤水和卤碱。盐卤中含有70％以上的氯化镁，这种物质可以使蛋白质凝固，于是就有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说法。吃豆腐没事是因为豆腐内的盐卤含量非常低，而用来治病要“以毒攻毒”，剂量都比较大，所以经常出事。卤碱口服过量时急救处理的原理还是“一物降一物”，灌喂大量豆浆，使胃中的盐卤与豆浆发生作用，生成豆腐，解除盐卤的毒性。若吸收入血或直接静脉给药就不能点豆腐了，得用钙剂对抗。因为从药理作用上看，钙镁是冤家对头，两者作用相反、互相拮抗。

文革是一场极具美学价值的群众运动，真是像伟大领袖说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事情就好看了”。（原话是“好办了”）。我印象里当时只要患了绝症，尤其是癌症，不管是肝癌、胃癌、肠癌，只要是癌，就会想到用“681”。卤碱疗法流行时也没什么审核手续、批准文号，也没有主要药效和毒性试验、三期临床实验的系统数据。在剂型剂量上全国也不统一，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片剂、注射剂、粉剂，可以直接往静脉里面滴注，也有学习杨白劳，找点豆腐卤水适当稀释后直接灌下去的。很多癌症病人用上药以后，非但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最轻微的不适也是入口苦涩难当，咽喉、胃肠俱灼痛，大便干燥难下。严重者可因镁离子大量吸收而导致昏迷，甚至呼吸麻痹和休克，以致循环衰竭而死亡。估计在地下和杨白劳交流用药心得的冤魂弄几个百家讲坛没什么问题。

过去出点什么医疗事故真算不了什么（文革初期反动学术权威除外），从没有医疗赔偿一说，更没有“医闹”，所以“黑心白狼想念毛主席”的故事我听说的多了去了。患者也是一样，怀念毛时代因为那时看病便宜，绝不会出现现在这种为了利益什么都往血管里输的情况。可如果谁要是因此想就回到毛时代去，一定会被医生和患者合力拍死。道理很简单，毛时代医生不用担心医闹不假，可是“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哪有现在这些名堂的回扣？这些医生怀念的只是那时候老实听话的患者。说到这儿顺便对老芦那个“介入”的转帖补充两句。我觉得这个题目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只有搞心血管介入的医生才能发财，这对心血管内科医生不公允。介入导管有回扣，药物就没有回扣？大医院神经内科、内分泌内科、肾内科、化疗科的大夫们，哪个不是富翁？最苦的还是儿科大夫，有一次一个儿科主任给我发牢骚：小孩子跟个兔子大小差不多，而且个个金贵，用药量小不说，还不敢瞎用。家长们也都是凶神恶煞，出点事就跟你拼命。回扣的好处没捞着，医闹的麻烦可没少惹，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将来自己孩子宁可去扫大街也不能干儿科！

患者也是一样。现在的患者反映看病贵是事实，确实有不少大夫为了那百分之十几的回扣玩着命、变着法、连哄带骗地往患者血管和胃肠道倒腾药物，或者是做各种检查，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毛时代绝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相比较而言，财迷白狼比刘铁锤还是靠谱些。患者恐怕宁可像今天这样，也不愿意把生命托付给那些经过两三个月训练的赤脚医生。那些赤脚医生个个心红胆大，针灸把病人扎成气胸、按摩导致瘫痪、肌注青霉素打成青蛙腿、静脉点滴链霉素引起呼吸停止的不少见。再说农村合作医疗也没什么治疗手段，各村（那时叫大队）的合作医疗站我可是见识得多了，大部分合作医疗站里面的药物还不如现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药抽屉丰富，除了会打针输液，这些赤脚医生向阳花的医疗知识也抵不上现在的一个老病号。1978年号称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98.8%，后来又陆续垮掉，根本原因就是那玩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属于“聊胜于无”，农民稍富裕点以后也就没有了兴趣。有些大队连个接生员都没有，不信看看当时赤脚医生先进典型、被称为当代李时珍的林寿谦的幸福回忆：

“1969年8月28日，打开聋哑禁区的沈阳部队军医代表赵普羽、创造卤干疗法治病的内蒙代表刘绍显、坚持爱国卫生运动17年的广东乐昌县歧乐大队的代表罗堂通，还有代表赤脚医生的他（即林寿谦），作为全国仅有的４名特邀代表参加了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受到总理接见时有一个小插曲，使他不得不惊叹总理的敏捷思维：当总理问到他们大队有没有接生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总理突然接着问，没有接生员怎么办？林寿谦吓了一身汗，脑筋一转连忙回答到：有个老接生员，学过新接生法。当周总理听了林寿谦的事迹后，连连称赞说：‘你就是小李时珍嘛。’”

最近几年我到农村诊所去过，大多是那些社会办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农村后自己开的私人诊所，很多村还不止一个，虽然也多是“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但还是比当年那些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强多了。

毛时代跟现在一样，城市当然要比农村强多了，但那时中国城市里的医院和发达国家差距相当大，我八十年代出国的时候看人家的医院简直就是进了仙境，看着什么都新鲜，那些搞临床的随便拣点人家用剩下的什么管，回来就是一篇论文，就是学科带头人，就是“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可现在的城市大医院无论从环境、设备还是医疗技术水平，都不次于发达国家，起码差距不大。应该说，现在中国医院缺的是良心和责任。

所以，当今中国医院财迷白狼配泼皮医闹，也算是扯平了。中国社会就是这样，要不就是让老毛照死里瞎折腾，要么就是有权有势者肆无忌惮地大小通吃；从医疗系统来看，要么就是大胆无知的三一战士（一颗红心、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要么就是掌握着高超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白衣强盗，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未完待续】


注：海盐、湖盐、井盐和盐碱地盐四种卤水和卤碱的成分有所不同。4种的主要化学成分均都为氯化镁，但镁的含量不同，依次为海盐、盐碱地盐、湖盐和井盐；氯的含量依次为井盐、海盐、湖盐和盐碱地盐。

附1
“681”的故事

日期：2005-06-29
作者：王忠范
来源：新民晚报

大兴安岭下的那吉小镇阴雨绵绵。这天，中共党员、绰号“68l”的老人去世了。一大早，人们就拖着沉重的脚步来为他送行，心头都罩上一层湿淋淋的水汽。

这位老人名叫刘绍显，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十里八村的大人小孩都认得他。刘绍显原来是一位乡间铁匠，打铁、挂马掌，干起活来虎虎生风，因此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刘铁锤”。他嘴上总是挂满笑话和歇后语，有事无事谁都想和他唠扯几句，常让对方大笑而去。然而，每年这个地区下第一场雪时，常常流行一种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刘铁锤的前两位妻子都死于克山病，第三位妻子又患上了该病，他开始沉默无语了，没有任何风能刮去他脸上的愁云。

黑漆漆的夜，一盏孤灯有气无力地亮着。刘绍显望着呻吟的妻子和第一位妻子留下的幼小儿子，肝肠欲断，不禁失声痛哭。妻子抓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劝慰：“别哭了，这都是命啊！”她一转念，睁大眼睛说：“邻居二婶说卤水能治病，咱不能试试呀？”一句话止住了他的哭声。是呀，以毒攻毒，也许能成。刘绍显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线希望。

于是，刘绍显多方请教以后，架起小铁锅，点燃木炭火，干卤加水，一连熬了数日，但都未能成功。两个月后的一天，他忽然想起是不是干卤与铁锅有“冲克”，便改用磁盆去熬，两天后果然成功地熬出了白色粉面状的盐卤。刘绍显先用自己的身体试验，吃了几次只觉舌根有点硬，其他无妨。接着，让妻子一点点试用，竟然奇迹般治好了妻子的克山病。

妻子能下地干活的那个早晨，刘绍显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挽着妻子去供销社给她买套新衣服。此刻的阳光、云朵和风，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与向往。他又笑了，大铁锤又响了，乡亲们前所未有地敬重他，因为他创造了治疗克山病的有效方法。

有关部门获悉后，派医务人员协助刘绍显对盐卤进行科学研究，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终于在1966年8月1日研制出了以盐卤为主要原料的药片，卫生部把它命名为“68l”，作为治疗克山病的专用药。刘绍显出名了，绰号也变了，人们都亲切地称他“68l”。后来，他被任命为县地方病办公室副主任，竟然当上了干部，举家搬进了那吉小镇。当年，周总理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8分钟的交谈让刘绍显幸福得睡不着觉。不过，他还是那样平平常常，骑一辆丁当作响的自行车上下班。人们远远见到他就直呼“681”主任，他抿嘴一笑，算是跟你打招呼了。
……


附2
卤水注射液和氯化镁注射液对儿童喘息性支气管炎临床疗效的对比观察
《辽宁医学杂志》1971年01期
我们儿科门诊全体革命医务人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斗号召,学习工人刘绍显同志创造卤碱疗法的革命精神,满怀创立祖国新医药学的豪情壮志,由六九年七月开始用10%卤水注射液治疗了五十五名儿童的喘息性支气管炎,取得了肯定的治疗效果。七○年二月,儿科门诊和卤碱研究组的同志遵……


附3
卤碱注射液静滴综合治疗脑血管意外57例临床疗效观察《人民军医》1975年11期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卤碱疗法是我国工人刘绍显同志在实践中发现并应用于临床的。我们根据其对心血管的良好作用,延伸应用于脑血管意外患者。自1970年以来共收治脑血管意外患者85例,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对57例患者加用了卤碱,与28例未加卤碱组对比,疗效有明显提高。现报告如下: 一、病例选择选用卤碱加对症疗法治疗脑血管意外57例为观察组,与不加卤碱的对症疗法治疗的……


附4
应用卤碱疗法治疗高血压合并脑血管意外(中风)27例的临床体会
《辽宁医学杂志》1971年04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院革命医务人员,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破脑溢血是“不治之症”的反动的形而上学观点。一年来,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27例高血压合并脑血管意外(包括脑溢血、脑血栓形成、蜘蛛膜下腔出血)的住院患者,试用卤碱疗法配合新针进行治疗,收到良好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伟大教导,经……


附5
卤碱治疗冠心病55例近期疗效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1984年08期
卤碱作为药用在《吴普本草》中早有记载,后经证实,它是含有大量氯化镁及某些微量元素的盐类。1975年以来我们曾用卤碱治疗94例高脂蛋白血症(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81;9(3):214),发现除有显著的降脂作用外,尚可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症状。为此,我们又以卤碱为主无选择地治冠心病55例,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一般资料本组病例的诊断及疗效评定,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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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中叫得最响的还是“针刺麻醉”。“针麻”跟“针刺打开聋哑禁区”、“针灸治疗截瘫”等新疗法还不太一样，它确实是文革的成果。而针灸治疗聋哑古已有之，很多针灸古籍都有记载。“冒着生命危险深刺哑门穴”的方法也早就开始用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聋哑人就依依呀呀地喊“毛主席万岁”了。现在“深刺哑门穴”也照样还在用，不信你检索一下，近二三十年号称自己用针灸治好聋哑病人也不少，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的文章有的是。只是开口说话时第一句喊什么不知道，估计身残志坚的要喊“我要上春晚”，消极颓废要喊“神马都是浮云”。所以针灸治疗聋哑不能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不能说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只不过当时沈阳部队军医赵普羽特别能忽悠，而且学历低，符合“卑贱者”的基本条件，所以在全国大张旗鼓进行了宣传造势，成了他个人的发明创造。

以后一曲《千年铁树开了花》，又把这些功劳全算在了毛主席身上：“千年铁树开了花，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说了话，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大。”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以后，针灸界老中医们干得第一件事就是“还针灸治疗聋哑的本来面目”，指责沈阳军医赵普羽贪天功为己有，好像还跟林彪四人帮扯上了点什么关系。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系统按照毛主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搞了几次全国性的大会战。我知道的有三次，分别是“针麻大会战”、“棉酚大会战”和“老慢支大会战”。“世界上怕就怕‘羞耻’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羞耻’”，现在有些老专家在介绍自己科研经历时还不忘提一句曾参加“XX大会战”，下属或研究生拍马屁介绍这段经历时也拿出“遥想公瑾当年”的口气，好像这是什么光荣历史，全然不知那不过是一场场荒唐的闹剧，应该像我党对待六四的态度一样，三缄其口才对。三大会战忙活了半天，基本上是没任何结果，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拿“老慢支”来说，现在“老慢支”患者，吃中药还得老中医望闻问切后辩证施治，吃西药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老三样（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胆碱受体阻断剂、激素）。

而棉酚大会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虽然还可以见到零星的文章，但实际上这类男性避孕药不大存在临床大面积使用的可能。棉酚所致的低血钾、不育症、遗传毒性这些不良反应开始研究时是什么样，大会战结束时还是什么样，丝毫未见任何进展。不过听说最近有人要把棉酚做成耗子药，因为鼠类的雌雄比例悬殊极大，公耗子是主要矛盾，是“牛鼻子”，只要把公耗子制住，就可以让整个鼠群断子绝孙。而棉酚作为鼠饵因不会引起老鼠立即死亡而让老鼠放心大胆服用，最后一个个都美滋滋的变成了老绝户。

大会战中最邪乎的还是“针麻大会战”。按照官方的说法，针刺麻醉发明于1955 年，不过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1965 年12 月，国家科委才颁发上海针麻肺切除手术186 例获得成功的报告，1970 年7月我国针麻成果向世界公布。1965～1972年全国掀起了推广针麻手术的热潮，按照官方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完成针麻手术120余万人次，包括140余种手术类型，有效率为85 %～98 % 。”和文革期间四大发明中的另外三项不同，这针刺麻醉虽然宣传的厉害、吹得邪乎，但在临床上从来没有常规使用过，是一门专供表演、证明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治疗方法。有些开展针麻试点的医院，亲朋好友来做手术的时候要想办法走后门不用针麻。

对于针麻，我党当年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进行了宣传。老家伙们可能还记得，文革时有个电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内容是某青年女麻醉医生不怕风险，敢于实践，在为钢铁工人杨师傅施行心脏刺麻醉手术时，作了充分的准备。而外科罗医生因循守旧，竭力反对这次手术。李志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罗医生进行帮助和教育，最后团结罗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成功地为杨师傅施行了心脏手术。电影的主角是祝希娟，是文革前17年文艺黑线时《大众电影》评出的电影明星，原来以为一定是貌如仙女，可看后让我几近绝望，让我恨透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样板戏中柯湘、阿庆嫂、小铁梅随便挑一个都比大嘴祝希娟给力。

宣传归宣传，临床应用好像并不是很普及。我自己的扁桃腺就是70年代给切掉的，就这么个小手术，也照样是使用普鲁卡因、利多卡因，不记得用过什么针刺麻醉。不仅是我自己，所有我认识的人，哪怕是七八十年代做手术的，也没有一个用过针麻的。据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大夫说，针刺麻醉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是紧跟革命大好形势，证明本单位也开展了针麻手术而且大获成功；再有就是外宾来的时候做表演用，赚两句“歪瑞顾得”、“旺德福”，外加翘大拇哥，成了医疗系统为国争光的品牌，但从没有常规使用过。

针刺麻醉可是给几个大人物表演过。据《人民日报》报道，西哈努克曾于1971年访问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并参观了用针刺麻醉进行的外科手术。1970年埃德加•斯诺来访时参观过针麻手术，1971年他在意大利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一篇谈及中国医疗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在协和医院看到的用针刺麻醉做的流产手术。最辉煌的针麻手术大概就是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参观的那一台手术了。卫生部选定由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做针麻肺切除手术，但因该所地处通县，距市区较远不便接待外宾，于是让该所负责组织手术班子并带着病人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做针麻肺切除手术。在手术前先是叶剑英接见针麻手术人员，传达周总理“针麻手术可让外宾看，但要有把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之类的最高指示。以后基辛格私人助手黑格将军（当时好像还是准将）率领随团官员和美国新闻媒体共30 余人，到达医院观看了从病人接受针刺穴位，捻针诱导到开胸手术的全过程。当时看电影时在正片前面都有“新闻简报”或/和“科教片”，类似于现在CCTV1和CCTV10的每天半小时新闻联播和科教节目，大概大部分老家伙都看过：一边是刀光血影，钳子剪刀咔嚓响，而病人神志清醒，面含微笑，没有痛苦的表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手术台上的战士情绪非常稳定”。

我所在城市的一个部队医院曾经给外宾表演过针麻手术。据他们说先预演了一下，根据“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原则，先找了个皮下囊肿手术练练手，结果发现病人照样是痛的呲牙咧嘴难以忍受，跟杀猪似地嗷嗷直叫。以后发现只要在手术前提前给病人肌肉注射足量的杜冷丁和氟哌利多，也就是业内人士常说的杜氟合剂，在止血纱布上蘸上普鲁卡因，在手术中不断通过止血实施局部麻醉病人就能忍受。后来上级听说后指定这个医院给外宾表演。在针麻手术前的第一个程序是先选人，从部队去找根红苗正、意志坚强、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然后再选本科室手术做的最漂亮的金刀医生。手术选择了切口小、疼痛敏感度较低部位的甲状腺手术，这样病人比较容易耐受。而且指导员事先还要给战士做思想工作（现在叫心理疏导），一方面要暗示他针刺麻醉威力无穷，用不着紧张害怕；还要晓以利害，告诉他事关国家尊严，绝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成功之后还能立功受奖，若失败则后患无穷等等。最后还要嘱咐病人在手术时要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疼痛即将过去，立功就在前头”。那次手术的过程当然是非常成功，战士还立了个二等功，只是那时还没有奖金一说，只有奖章、奖状。今天当事人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跟刮骨疗毒的关老爷一般：“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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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临床医生和麻醉师，70年代初几乎当时所有的医学院校和各个大学的生物系都参与了针麻研究，发表了数千篇论文。因研究针麻机制而成为院士的生理学家我知道的就有两位：张香桐和韩济生。其中张香桐为此在八十年代还获得了茨列休尔德奖（Threshold Award），韩济生更是名利双收，针麻研究出名后还搞了个什么“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狠狠发了笔横财。若光是镇痛我也还相信，最邪门的是韩院士还声称可以戒毒，对海洛因成瘾有效。若真是这样，韩院士早生二百年就没有了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壮举。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各戒毒所所用的还是传统的替代药物美沙酮，没人信“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之类的玩意儿。

这些搞基础研究的也都很聪明，那些大腕如张香桐、韩济生等，其实都知道针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发表论文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翼翼避开“针灸麻醉”，而是用“针灸镇痛”代之，以免给后世留下笑柄。像韩济生是七十年代被周总理钦点的“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组”领军人物，但人家1973年发表的第一篇有关针刺麻醉机理研究方面的论文是《针刺人体某些穴位对皮肤痛阈的影响》，张香桐也不傻，别以为人家年龄大就是旧式知识分子，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的臭老九早已不是民国时的书呆子，张香桐1973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针刺镇痛过程中丘脑的整合作用》，也不用“针麻”这个词。

这些人出国做学术报告更是如此，个个都是“心细如发才如斗”，对针麻都是含糊其辞，大谈针刺镇痛。前一阵看到“我要注册”网友在一篇影评中说中国电影擅长表现心理变化，老芦还发表了不同意见。依我看，中国电影对国人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倒未见有何新鲜。比如若是描写焦虑不安转豁然开朗，通常先是来个腮帮子特写，主人公拼命吸烟，然后镜头切换至烟灰缸，里面盛满烟屁股，然后再将镜头远推，只见主人公把手里的香烟狠狠一捻，另一只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可在现实生活中，国人的心理活动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人一把小算盘，个个打得猴精，这在电影画面上如何表现出来，还真是个中国电影导演有待攻克的难题。

说到这儿我还要说几句中西医结合。先明确一下概念，此处“结合”的意思是“融合”、“整合”，而不是“联合”、“配合”。诸位都知道，我历来认为中西医可以“联合”、“配合”，若费尽气力去“融合”、“整合”成一门新医学，劳民伤财不说，最后只会毁掉中医。像韩济生的研究成果对针灸麻醉就非常不利，曾被人骂做“投降派”、“叛徒”。韩本人开始对中西医结合极为推崇，发誓要整合中西医两种体系。不过七八十年代没有现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爱国热忱，对中医、中西医结合还可以发表点不同意见。韩的研究成果却给中医界大泼冷水：他在做实验的时候故意在手上找了一个按照中医的经络观点来看没有经络通过的点，在这个部位扎针的镇痛效果和在合谷穴扎针的效果一样好。但若是在臀部取点，效果就不好。他们的结果说明不一定要经络，只要在神经丰富的地方扎下去，照样可以针刺镇痛。而且用局麻药实施神经传导阻滞后，针灸的镇痛作用消失。而且他还提出，针刺只有镇痛的作用，根本达不到麻醉的效果。针刺只能减轻手术疼痛，如果完全靠它来做手术，是根本不行的。

实际上张香桐、韩济生和很多研究经络的人最后得出的结果一样，就是用“神经说”代替“经络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针刺作为一种物理刺激，刺激神经末梢，以调节神经传导系统和神经体液系统，从而达到治疗效果。针灸对于人体来说，是一种刺激感觉，因而包括刺激的强度、频率以及持续时间、间隔时间在内的刺激模式所对应的在不同组织和身体部位感觉受体激活的类型，会深刻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传递的效应。它通过刺激游离神经末梢、增加脑血管血流速度，影响体内与疼痛相关物质内啡肽、脑啡肽和前列腺素等释放而达到止痛效果。所以让这些人研究经络，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针灸有点用，经络不存在”。

至于说到经络实体，由于“金凤汉”事件的教训（附1），没人敢胡乱宣布什么“发现经络实体存在”了，只是说自己又发现了什么迹象。1960年北朝鲜的科学家金凤汉宣称发现了穴位“小体”，于是国家为他在平壤医科大学专设了“经络研究所”。1963年11月，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300余人；11月30日为金凤汉举行了“研究成果报告会”，宣称通过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证明经络系统是有实体的，由一种“小体”、一种联络“小体”的“管状结构”和在管内流动的一种“液体”等组成的，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云云。以后将上述新发现的结构命名为“凤汉小体”、“凤汉管”和“凤汉液”。所谓的“凤汉系统”从此建立，它跟原有的脉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同，是全新的“解剖学和组织学体系”，“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开辟新的广阔前景”，是“骑上千里马的朝鲜科学家们的天才和智慧的表现”。这一“发现”在当时被定性是一个“天才的、划时代的发现”。朝鲜领导人还宣称，原子弹、宇宙飞船、凤汉管，是20世纪世界三件最伟大的发现，也是东医学的伟大胜利（朝鲜人所称的东医，容易让人认为中医只是东医的分枝）。这一消息霎时间轰动了全球医学界，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省、直辖市级的报纸整齐划一地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伟大发现”，并附有照片与评论，大家齐声称赞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因为经络学说归根到底发源于中医，与中国的关系太密切，所以从1963年12月17日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探究金凤汉的成果，提出很多疑问。1964年1月又派出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任团长，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任副团长，由各个相关领域多位一流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前往金凤汉的研究所“进行为期约10天的学习访问”。代表团回国后，随即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开始对金凤汉的成果进行验证。西方各国的科学家也根据金凤汉发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许多追溯性实验。实验结果如出一辙——在人体上没有发现所谓的与经络或经穴相对应的结构。由于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使金凤汉难以承受，加上作假的手段又被同胞揭穿，最终跳楼自杀。

而中国方面，由于这个问题已被高度政治化，《人民日报》过早高调赞扬金凤汉的研究，陷自己于被动，只能叫好、不能质疑，学者们所得的正确结论只得压下不予发表。据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等的回忆：“当时，以李肇特教授为首的一些学者，识破其伪诈，但迫于各方的压力，正确的意见被封杀。另有一些人则声称也‘找到了凤汉氏体’，受到了嘉奖与重用，甚至官升三级。”（《中国中医药报》1999）。虽然2005年10月，国内《推拿医学》第7卷第2期发表了旅日中国学者李强《勿忘金凤汉》的文章，呼吁为金凤汉平反，永远记住他的英名。但那不过是骗子之间的惺惺相惜，研究经络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没什么人搭理他。
　　
所以以后人们再研究经络，虽然都说已经证明了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但多是“循经感传”感觉现象，绝不敢说自己找到了经络、穴位的实体。在 1997年4月，在“经络研究发展方向及方法学讨论会”上，前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教授作了“有关循行性感觉经脉现象研究的五点看法”的发言，他主张：以循行性感觉与气至病所为研究对象不可动摇；循行性感觉研究是高等临床神经学中的新天地；要始终围绕临床疗效，为经脉诊断治疗学奠定基础。他认为“测线找物”是简单化的表现，是教训。他还说：关于经络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然而，多种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现代西方科学家运用了现代医学、外科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物理学等等领域一切必要的和可能的手段，也从来没有找到经络、穴位实体。至今为止还没有那一位研究人员或者研究机构，能采用现代科学解剖还原的科学实验方法证明了那条经络、那个穴位的客观实质存在。拿出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态学的经络实体来，并证明其对身体的那个部分产生了作用。所以现在中国科学家很尴尬：若承认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经络存在。好在中国人还有一招，就是不断攀高峰，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一个五年计划，把这个问题留给聪明的后代去解决。

搞针麻大会战的时候，这些西医出身麻醉师、临床医师和科研匠们，还提出了疼痛转移说。针麻手术时除了一般的针灸方法外，还要用电子针刺器放到内关，合谷等穴位，调到足够的频率和强度，这些刺激除了能够产生镇痛效果外（针灸的镇痛作用确实存在，不容否认），还给人以麻木感和不适感。有点类似老太太头痛感冒时纳鞋底子，老眼昏花不小心扎破了手，疼痛部位转移，自我感觉一定是头痛好多了。平时头疼掐脑门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只是不知为什么这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常用的止痛办法到了红色经典电影里就成了地主尤其是地主婆的专利，直到后来冯小刚拍《甲方乙方》里面的伪地主婆还是满脑门子大紫包。也可能编剧导演暗示地主婆为收不上租子而头疼？那佃户交不上租子岂不是更头疼？况且穷人还买不起止痛药，只能靠掐脑门来使疼痛转移而缓解头疼。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并没有产生新医学的丝毫趋向，得到的只是大量的让任何正派人都会脸红的垃圾成果。连某老中医都说过，现在会应用传统中医理论看病的全国不超过50人。这中医被糟蹋的连我这外行都看不下去，怎么这上自卫生部部长下至那些所谓的中科院的中医院士们，没有谁对“中西医结合”对中医的肆意蹂躏和强奸表示过痛心疾首。当然，作为业务人员，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把中西医融合成一门新医学的想法也无可厚非，都可以去试。但把这“中西医结合”作为国家医疗大政方针，确实是荒唐透顶。相比较而言，如果把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的陈立夫经常用的“中西医合作”，老蒋的“中西医兼用”，作为国家的医疗大政方针提出来，我认为更合适些。

若非要去“融合”、“整合”，也最好由中医人士去做，千万别交给西医，这针刺麻醉便是一例。当然，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只要能拿到国家课题、发论文获奖，想要什么结果就给你出什么结果；只要有回扣，中药西药一样用，而且医生们更愿意用中成药，因为风险小。不信你到门诊和病房看看，中药片剂、中药输液剂用得海了去了，现在都说中国是价值观多元化，这得看怎么说，至少性取向是多元化了，电视屏幕上快男刘著裙子乳罩丝袜穿着，观众们一口一个“著姐”叫着，我这个老保守还是真不习惯，可我周围的小青年都很习惯，这让我感到中国确实称得上是个多元化社会。可对待孔方兄，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派不分左中右，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态度都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多元”一说。

【未完待续】


附1
北韩的金凤汉事件

SCIENCE MONTHLY 2010.4科学史话

作者:李　昂

经络一词，对中国人来说想必不陌生。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它以十二经脉为主，将人体内外连贯起来，而气血沿经络通达于体表的特殊部位就是穴位（图一）。相传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中医古籍《灵枢》中提到：「经脉者，所以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指出经络在生理、病理上的功能。在正常情况下，经络的作用是「行气血而营阴阳」；在发生病变时，它能反映症候；而针灸、按摩和气功等方法之所以能治病防病，就是基于经络具有传导感应和调整虚实的功能。但它到底是什么？从古书中无法找到答案。

从二十世纪中叶起，以现代科学方法来进行的经络研究便在世界各国开展起来，并形成一系列关于经络的假说。其中神经论是所有假经说中比较主流的观点，某段时间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用电磁方法探测经络现象，但是这些探索性的实验，仍无法回答经络的实质是什么。因此当1963 年北韩平壤医科大学的金凤汉教授宣布他们发现了经络的实体，证明了经络系统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时，引起了巨大轰动。

金凤汉从1954 年起研究经络系统，认为经络学说必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当时的北韩学术界对此认识并不一致。数年后，北韩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的工作不科学，要把他赶出学术界，但由于领导支持，他不但没被清除，而且迅速发迹，研究团队也迅速扩充，当他在1960 年底完成第一篇关于穴位「小体」的研究报告后，北韩便建立了经络研究所。1963 年金凤汉在《北韩医学科学院学报》（Journal ofthe DPRK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第5期上发表了长达41 页、题为〈关于经络系统〉（On the Kyungpak system）的论文〔注〕，宣布他发现了与中国古代经络穴位相对应的解剖结构。同年11 月，在平壤举行的经络研究所成果报告会中，金凤汉报告了自1961 年以来，他们在经络系统方面取得的新成就。此时的他已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与会者一致同意把新发现的结构命名为「凤汉管」、「凤汉液」和「凤汉小体」。

金凤汉的研究主要结论有如下五点：

一、 经络系统包括凤汉小体，和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凤汉管。凤汉小体就是穴位所处的位置，它不仅存在于皮肤底下，并且广泛地散布在人体组织的深层。

二、 凤汉管的存在形式之一是在血管或淋巴管内走行，另一形式是在血管和淋巴管外走行。脉管内外之凤汉管的方向彼此不同，但它们的结构没有区别。

三、凤汉液在经络系统中呈循环状循环。

四、凤汉小体有独特的生物电活性。

五、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内含有大量的核酸，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

金凤汉相信他的这些发现，除了对经络系统的广泛说明有一定的贡献之外，还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并且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北韩政府视其为伟大的科学成就， 1966 年，还特别发行了纪念金凤汉及其研究成果的小全张邮票（图二）。

就在金凤汉的研究成果报告会刚刚结束之际，1963 年12月14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和一个半版的篇幅翻译转载了〈关于经络系统〉全文及附图，同时刊登卫生部致北韩保健省的贺电。《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登一篇长达1 万6000 余字的研究论文，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当时的《人民日报》认为金凤汉的发现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可谓推崇备至，因为金凤汉表明北韩科学家在经络系统的形态学、实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然而，由于金凤汉的研究工作以保密为名，他发表的论文没有严格按照论文规范的写作要求详细报告实验方法，因此其它实验室在进行验证时，始终无法重复出他的结果，从而引起很大的争议。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副教授藤原知领导的研究小组，和奥地利的组织学权威凯尔勒（Kellner）所做的追溯性实验，均否定了金凤汉的结论。

中国作为经络学说的发源地，对于金的研究自然更加关心，不但派出代表团赴北韩平壤考查学习，在国内也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实验，得出的结论同样与金凤汉相左。只因为《人民日报》过早高调赞扬金凤汉的研究，陷自己于被动，学者们所得的正确结论只得压下不予发表。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已经使金凤汉难以承受，加上作假的手段又被同胞揭穿，最终跳楼自杀，为自己的不端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行文至此，不由得让人想起盛唐诗人杜甫的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金凤汉的往事早已过去，但当时《人民日报》的轻率，陷学者于不能发表正确结论的窘境，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注：该论文曾以单行本方式由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行，至少出版过两次。


参考数据

1. 李鼎，《经络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年。
2. 薛攀皋，〈金凤汉事件〉，《炎黄春秋》7 月号，60-64 页，2009 年。
3. 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4日。
4. 李强，〈勿忘金凤汉〉，《推拿医学》第7卷第2期，2005 年。
5. 朱兵、李江慧，〈又现「金凤汉」〉，《湖北中医学院学报》，第11 卷第2 期：3-10 页，2009 年。

4

“四大发明”中“鸡血疗法”和“埋线疗法”都属于组织疗法，严格说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疗法，也是苏联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组织疗法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传入中国的，发明者是苏联的费拉托夫院士。中国干什么事都爱“一风吹”，在科技领域也不例外，经常会从政治需要去强制推行或批判某种学术观点，强制某些科研项目上马或下马。五十年代的时候，“北风那个吹，毛子那个潮”，处处都学苏联老大哥。不过苏联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贡献十分有限，连德国或法国的零头都比不上，中国可学的不多，先是学巴甫洛夫，到处建条件反射实验室，以后又学费拉托夫，大搞组织疗法。有着特殊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在党和领袖的鼓动下，“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组织疗法，把组织疗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和费拉托夫的原教旨主义的组织疗法相比，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疗法完全是一个奇迹。

发明组织疗法的是前苏联眼科医生费拉托夫。他在做眼角膜移植术时意外发现，“以活体角膜实施行移植之效果，是次于较从尸体角膜所移植者。用活体角膜所作之移植，在手术后经过若干时间则于移植片发生浑浊，但以储藏之尸体角膜作移植时则不出现。”（《关于费拉托夫院士的组织疗法——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莫斯科外科学会会议记录》）。于是费老认为，这是因为角膜经过冷藏处理后，组织受到恶性刺激后，“有压迫就会反抗”为保护自己而产生某种有益的因子，这种因子发挥了作用，使角膜白斑消失。这种因子当时被命名为“生物原刺激素”。费老经进一步实验研究发现，不但是角膜，身体其他部位的活体组织如皮肤，经过一段时间3-4度冷藏后，也可以产生“生物原刺激素”。而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仅是人，从动物身上取下来的组织也行，甚至绿叶植物如芦荟叶、甜菜叶，经过在温度7-8度的条件下暗藏后也会产生“生物原刺激素”。以后费老还写了部书《费拉托夫式生物原刺激素治疗法》。

“生物原刺激素”进入人体后，会强烈刺激人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在收拾“生物原刺激素”的同时，还能搂草打兔子，顺手降伏人体原有疾病。具体操作就是把人或动物的皮肤、内脏、胎盘以及芦荟叶、甜菜叶等放置冷暗处一段时间消毒后埋植于皮下，来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疑难顽症，基本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后又制成注射液注射，使用起来更方便。我特地看了一下50年代初的医学杂志，通过皮下埋植动物内脏和芦荟叶，能治疗的疾病有大几十种，光是眼病就20种，有效率没有低于80%的。尤其是东北那嘎达，像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开展的最邪乎，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下面是他们具体病例报道（《中级医刊》，1951年02期）：
（1）黄X伍、25岁、男
顽固性头痛、瘦弱、手术前体重56.5公斤
经埋藏鸡脾3gm，7天后，头脑逐渐清晰，头痛消失，全身营养状态显著改变，体重3周后增加2公斤，现已恢复工作。
（2）金X群、28岁、男
瘦弱，体重56公斤，埋藏狗脾3gm，术后一周增加体重2公斤，眼发光亮，睡眠充足，食欲旺盛，营养状态改善，从未感冒
……


1951年3月3日，中央卫生部发布指示，号召“各地的卫生行政机关、医疗机构、医院和医生，推行和研究组织疗法”，《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附1），在全国各地推广组织疗法。“上面放个屁，下面跑断气”，不少医院都开始响应号召，实施皮下埋植异物的组织疗法。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还没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修理，还没有被收拾改造的服服帖帖，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水平就不高，生性下贱，对这种含有神秘色彩的、模糊思维的玩意有天然亲和力。再加上毛主席已经发话，中国人“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所以当时并没有人公开发表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我不知道。相反，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业务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对组织疗法大加赞赏：

“他们（中国医科大学组织疗法小组）尽可能搜集了苏联有关组织疗法的文章和书籍，并尽可能地从政治方面去认识组织疗法如何产生在苏联而不产在美国（金注：似应为“不产生在美国”，因为发明组织疗法毕竟不是产仔），以及组织疗法对于生物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等问题。他们认识到：组织疗法这个伟大的发明只能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决不可能产生在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需要的是赚钱而不是为人类谋幸福，他们发明的‘链霉素’之类的药品，只能消极地治病且不一定有把握，但价钱却贵的惊人，这对资本家却是非常有利；而组织疗法这样伟大的发明，合乎科学原理，方法简便易行，动物、植物、尸体都可以制造出‘生物原性刺激物’，其功效不单可以消极的治病，还可以从积极方面增强人类身体的健康，提高人类肉体对外界恶劣条件（气候，病菌……）的抵抗力，因而能达到预防的功效。”
（王坪：一个研究和应用“组织疗法”获得成绩的小组[J].《良师益友》1951,Z2)


组织疗法现在也有医院在用，最典型的就是胎盘注射液，可能也有一定疗效。也有埋植胎盘的（见附2），但鸡零狗碎的好像不怎么用了。不管是直接埋植还是注射组织制剂，里面肯定都含有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生物活性物质，对于机体的三大代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所以对有些疑难顽症还真说不准有什么作用。诸位网友的熟人若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找块羊杂碎猪“下水”（北方话，即内脏）埋藏皮下试试，没准还真有奇迹发生。至于什么病该埋什么，好像谁也说不清楚，但冥冥之中又有一定之规。比如说，“对于绿内障（即青光眼）的治疗系不用皮肤移植，而系注射芦荟浸出液。亦有采用泥土之渣滓而作治疗者”（《关于费拉托夫院士的组织疗法——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莫斯科外科学会会议记录》）为什么青光眼就要“采用泥土之渣滓而作治疗”，而顽固性头疼就要埋藏“埋藏鸡脾3克”，瘦弱的金X群又要用狗杂碎招呼，之后为什么会“眼发光亮”、“从未感冒”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具有中国特色的穴位埋线疗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费拉托夫把组织疗法传到中国就开始了，和鸡血疗法一样，都是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是将组织疗法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广大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医务工作者，通过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结合祖国伟大的针灸医学而发明创造的。穴位埋线疗法就是把医用羊肠线埋入中医穴位处，所以效应就不是“生物原刺激素”那么单纯简单了，而是“集穴位封闭效应、针刺效应、埋针效应、组织疗法效应等多种刺激效应于一体，互相配合，相形益彰，共同发挥作用”。这作用除了“调节三大代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外，又多了“协调脏腑、平衡阴阳，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补虚泻实，扶正祛邪”。

现在埋线疗法偶尔也还用，治疗牛皮癣、哮喘等，而且不光医院诊所用，连美容院也用。只不过文革的时期速成的赤脚医生对医疗领域实行全面占领，在“春苗”“红雨”眼里，穴位埋线疗法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疗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一度掀起了小高潮。具体说就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找出一个对症的针灸穴位，然后用手术刀作一切口，再用分离开皮下组织，根据不同病情，把不同长度的一段羊肠线头塞在肌肉层里。在塞的过程中，还要用止血钳反复抽动着向内捅，来刺激经络、穴位，如此才有疗效。而且有的地方埋线还不施局麻药，痛得人哭爹喊娘。即使用局麻药，药劲过去后也疼，所以，这种办法在全国没能大面积推开。

【未完待续】


附1 【(1951.05.17)《人民日报》社论】：推广组织疗法

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由于苏联政府的大力奖励，在科学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医学理论和应用方面，亦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使苏联人民有普遍享受现代医学福利的机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的一个确证。那是不消说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的人民是享受不到现代医学福利的，因为那里的医药事业乃是牟利的商人们的一桩好买卖。

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医学研究院费拉托夫院士所发明的组织疗法，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

费拉托夫是全世界眼科的最大权威。他完成了角膜移植术的研究，使盲人有了重见光明的可能。这个重大的发明对于全世界人民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成就，还进一步发明了组织疗法，给人类的医学史添上了新的一页！

从一九三三年费拉托夫发表组织疗法以来，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了。在开始时，由于组织疗法在技术方面的简便和治疗范围的广阔，某些保守的医学者不免对它发生了怀疑。但经过苏联政府的鼓励和费拉托夫的不断努力，终于用事实打破了人们的怀疑。目前，苏联已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城市和村镇推行了组织疗法，并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这是费拉托夫的光荣，也是所有医学工作者的光荣！

组织疗法的特色，第一是方法的简单。只要从动植物取下组织，加以冷藏或暗藏，再加以消毒，即可用于移植。此外，还可以利用动植物的组织，经过一定的手续，制成液体，用以注射。凡是受过正式医学教育的医生，都容易学习和实行。第二是治疗范围的广泛。根据费拉托夫的报告，组织疗法对二十种左右的眼病都很有效力。其中如视神经萎缩和色素性网膜炎，本来都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但施用组织疗法以后，却大部分都能奏效或有进步。以后费拉托夫将组织疗法应用于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耳鼻科等数十种疾病，又产生显著的效果。例如食道的瘢痕狭窄，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组织疗法却能使它在短期内发生见好的效果。

苏联医学上的这个重大发明，已引起了我国医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全国各地医院，有的已开始或正准备试用组织疗法。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虽然目前试用的范围还比较狭小，经验也还不多，但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例如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大夫王素孚、王健民、周波池、刘永吉等，按照苏联介绍的方法，制造了生物原性激动素，首先在自己的躯体作试验，看看自己制造出来的生物原刺激素是否有效及是否有副作用。结果良好：体重增加了，大便的量减少了（这是吸收力增强的表现）；工作的精力也饱满了；感冒的现象也减少了。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副作用。他们并进一步做到临床应用，也获得极大效果。上海的中美医院，北京的北京医院、市立第三医院，天津的市立第三医院，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医院，均先后学习研究了费拉托夫的这个重要发明，并且得到了不少的成绩。

组织疗法既然有着特异的优点，全国各地医院就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并以大力推广。各大城市设备比较完善的医院，要从速研究组织疗法的实施手续，尽量推行好的经验。对于治疗办法、经过及效果，我们都必须做详细的科学的记录，并加以综合研究，准备把这个方法推行到较小的市镇去。

各地卫生机关对正在施行组织疗法的医院，应在方法和材料的供给上给以指导和协助；还要注意制造标准液，供给当地医院应用，因为该液保存时间较长，而又便于普遍施行。同时，各地教学的医学院及研究所，应从病理学、生物化学及医疗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从学理上加以阐明。

组织疗法的原理，在生物化学方面，尤其在农业科学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应用和学理，亦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推广工作，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某些医务人员的保守观点。因为这种固步自封的思想对于吸收新学术与发明创造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同时，各大行政区卫生部、省市卫生机关，必须认真组织与推行组织疗法。


附2：组织疗法治角膜云翳

健康报网（http://www.jkb.com.cn/document.jsp?docid=12932）
发布日期：2005-09-14　

组织疗法是1933年苏联科学院院士眼科专家弗拉托夫提出来的。把组织置于特定寒冷环境下会产生生物原刺激素，当该生物原刺激素植入机体中有强化机体内酶的作用，提高酶的活性和功能，特别是提高大脑皮层酶的作用，从而增强神经系统的调节。生物原刺激素对于任何一种疾病，没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因为它不是作用于细菌病毒，而是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使机体逐渐恢复健康。　　
组织疗法的操作：取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置消毒过盒内，放在 2～4℃冰箱内冷藏一周，经高压消毒后，按眼科常规手术，取一小片胎盘组织埋植于眼球结膜下，一般间隔一个月可再行第二次埋植。本人曾用此法治疗角膜云翳共计47例，病人视力改善和提高35例，总有效率74％，对病史较短者疗效更显著。　　组织疗法（胎盘）无抗原性，无排斥反应，取材较易，具体操作也较简单，为医患可接受。从治疗经济学来说，不需昂贵费用，尤适于大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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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大发明”中，应用的最普及、最具有美学价值的还得说是鸡血疗法。说到普及，北到漠河卫生院南至西双版纳合作医疗站，到处都可见手提公鸡嗷嗷待注的群众，说到美学价值，连全国患者最向往的协和医院也是一地鸡毛，白发苍苍的留洋教授也是“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热泪盈眶地讴歌这一群众创举。不过对于鸡血疗法我不想多写了，一则是最近事情较多较烦较纠结，没有心思写下去；二来是写的人比较多，而且都是《档案春秋》、《国家历史杂志》这类专业杂志的记者经过长期调查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翔实可靠，寓意深刻，我也写不出什么新意来。另外，我对鸡血疗法还停留在“军统特务保命献方”的层次，不知道在鸡血疗法后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你死我活的斗争。

思来想去，不如把两篇专业杂志的文章附在后面以飨读者。文革期间我国人民群众这四大发明完全是四个笑话，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在搞笑方面会有如此高的天赋和热情，可能就是另一个笑话所说的：“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

千万别以为搞笑活动因为毛主席的离开和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了，以后像若迷网友所说的特异功能就是一例（不过我不大同意若迷关于法轮功的评论），这也是政府和科学家参与的一次全民搞笑活动，我也把相关文章附在后面。至于民间群众自发活动、自觉活动如“非典吃含碘盐”等，更是让人目不暇给。中华民族并不是以幽默著称，讲笑话的能力也不算出众，但制造笑料却堪称世界一绝。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一部黑色幽默史，各种笑料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按当下时髦说法就是“没有尿点”（好像是观众评论《让子弹飞》的用语吧），憋得膀胱爆裂，愁死泌尿外科的专家。

【全文完】


附1：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作者：海巴子，《档案春秋》2009年12期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还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介绍显然较具代表性——

“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部分患者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瘙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但还需要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临床试验去证实。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外，人民群众大多应该到街道诊所、县乡医院接受治疗。”——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

现在人们对于当年全国人民“打鸡血”往事的记忆唤起，似乎源于1990年。旅澳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广东省的“上流社会”中悄然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说是有个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高级医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后决定处以死刑”。行刑前，高级医官颤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提供给政府，用来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后来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劝导”，那个军统医官方才招供了这个打鸡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只大公鸡（4公斤以上）的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还说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这些年就靠打鸡血活着呐！1966年春开始，这“秘方”仿佛秋风扫落叶似的让“全中国的大公鸡们，一下子遭了殃”。现在许多人还这样认为：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打鸡血”风潮，主要是因为那个军统医官的交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有个“打鸡血”发烧友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路65号的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公私合营前是一家职工人数不满300的小型工厂，1960年8月，作为上海最后一批公私合营工厂之一，永安棉纺三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名于世的“美多”牌收音机的生产厂）。正是这家在当时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工厂里，竟出现了一位绝对的“打鸡血”发烧友。

1959年5月26日刚上班，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务室已被一群工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厂医余长士一大早用厂里的有线广播召集来的，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听说了一件趣事，并兴致颇高地跑来观赏一次奇特的表演，“余医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这样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后，余长士当着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一位负责人的面，回忆当时那次“当众表演打鸡血”的感觉时说，“一早注射过鸡血，上午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中午的饭量也大了很多。”

不过这一天，通过余医生的亲身示范，开始只是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很快就消释了心中的疑虑。这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共有45个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前来，让这位传奇医生给自己注射鸡血，奇迹很快显现：“诸多荨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频频咳嗽，注射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摘 自《鸡血疗法简说》）。

这已经不是余长士第一次给别人“打鸡血”了。其实早在1953年，余长士就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并且已经悄悄地搞过一些实验，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他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余长士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余长士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其简历绝对经得起任何级别的政治审查：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入党。1925年暑假期间，回到老家，创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组织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

1931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余在赴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
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 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报告所述，亦非诓言。

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

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双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实验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实验性注射从原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但余长士对这份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实验小组里有个别专家故意“夸大副作用”，对于疗效也持保留态度，使“鸡血疗法”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制成鸡血粉后，不仅大大失去疗效，反应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制造工序繁复，一般工人无法操作，技术人员十分紧缺，每100克鸡血粉的生产成本超过60元人民币，成本过于昂贵，严重违背了党倡导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

据《鸡血疗法简说》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从1959年初春搞注射鸡血开始算起，余长士坚持每隔一两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时每天都注射，并未发现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基本可以达到‘有病治愈，无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还可产生“返老还童”的奇效。其间，他动员自己的爱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来参与试验，基本“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鸡血疗法简说》所做的统计，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时间里，他连续为自己或他人注射鸡血，通过长时间临床检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以往所展开的治疗至少对24种疾患具有明显疗效，包括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而且精神健旺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但据后来上海市卫生局有关“鸡血疗法”小组的总结报告称，1962年底开始，拉起“响应党的技术革命”的大旗，余长士不再愿意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自动脱离研究集体，开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疗。卫生局基层处有关人员曾数次上门，意欲劝阻其不要盲目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但 他“听不进任何劝阻，把卢处长等赶出家门……”当时，市六医院 的陈中伟医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而获卫生部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余长士这里，他颇不以为然，称“这算不了什么，我只会比他做得更好，‘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赶超国际水平的新型技术”。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据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县、州）的医疗单位或个人都收到过这种资料，其中宣称，“至少可以治疗六十余种顽固疾病，是卫生工作者发现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药”。在这些散发的材料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引起当时担
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一是小册子里宣称，“鸡血疗法已经可以证实，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众所了解；二是透露说眼下有相当多的“老干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经上海方面四十余天的积极调查，并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仿佛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
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专人来沪了解。”

禁令反而换来康生的支持卫生部门在与试验小组的接触中，也常会与余长士打交道。余坚持认为：“几年鸡血打下来，总感到身上的力气用不完，有时还会产生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脾气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觉不出，如果真是那样，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雄鸡总是很好斗的嘛！”

1964年，当农村“四清运动”向城市“四清运动”转移的节骨眼上，一肚子怨气的余长士开始爆发。他在5月写的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中诉说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从静安区（余家住江宁路）跑到五角场为病家注血，写材料，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粮食不够吃，勉强支持供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当此，党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党和政府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同年12月，又给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信，要求组织上尽快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教研组，并投入临床应用。

而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也是要求获得支持，对“鸡血疗法”的地位予以呼吁。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为了答复中央对此事的过问，特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慎重起见，事先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禁令。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为此，余长士极为恼怒，他在此后的自述中诘问：“……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鸡血疗法的药理是有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就有记载，它是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就在卫生部发布《通知》的同时，余长士已不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且“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10月，余长士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最近党中央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现在的一些医生，只会在图书馆里游走于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赤脚医生查资料，老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科学技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吗？很多人以尊重‘科学依据’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要知道，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余长士还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仍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倒非多余。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人们对“鸡血”的“文革”记忆

2009年初，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油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联司造反总部”（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翻印并分发的。小册子里提到，1967年7月，在国家卫生部“红心造反大队”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联合组建“鸡血疗法”调查组，共派出15支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事后的结论称：“‘鸡血疗法’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贡献。”

因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于康生批示的压力，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1967年卫生部的造反派还成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热造反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于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经在江西插队快两 年了，终于获得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他家住长宁区与上海县（后划为闵行区）交界处。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 ？”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成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家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 ！”


结　语

余长士，作为当年积极推行荒谬的“鸡血疗法”的主要历史人物，我们似乎在探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人日后的有关状况。据上海市检验检疫部门的一份档案显
示，余长士全国解放初期的级别是行政13级，相当于如今的副厅级干部，按照其1903年出生的确切记载（《芜湖史志》1993年版），活至今日，亦当为百岁老人了。但据记载，他早已于1978年退休（后改离休），退休前，他究竟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居住何处？可惜，笔者遍查资料，均无收获。按照上海市干部殡葬制度的规定，以正局级离休的他，即使业已作古，也可在上海的龙华陵墓内找到他的墓葬，但笔者三次前往寻找均无果。

历史上的这幕闹剧终于阖起了幕布，但闹剧中的主角竟然也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如此结局令人始料不及，但又分明感到这幕闹剧中，竟然掺合了如此之多的悲剧元素。



附2：“打鸡血”往事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7291f0100ck86.html）

作者：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从1959年到“文革”期间，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在“打鸡血”这个形容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是一段狂热的岁月。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次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这已经不是俞第一次打鸡血。在过去几年里，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时已经暗自搞了一些实验，而“大跃进”的到来，更让他觉得有了“攻关”的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看似不可思议的“鸡血疗法”，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于安徽南陵的俞昌时，有一份红彤彤的革命简历。19岁时，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转为中共党员。“五卅运动”期间，他活跃在上海学联和总工会。1926年底，回南陵创立中共南陵特支并担任书记，在南（陵）芜（湖）一带领导农民运动，还曾在武昌被捕入狱。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1950年代初，中国各地学习、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的某些组织，如皮肤、肝、脑、胎盘等作为注射液，或将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俞昌时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看。他从一只公鸡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进左臂三角肌，结果“一点也没有感觉——不痛，不痒，不胀”。其后一两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三四天后“发现奇迹”，脚癣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时痊愈了。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4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在这场报告中，周恩来强调，“……计划规模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潜力已经挖完了，计划指标再不能够超过了。在生产和建设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6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后来风卷中国的“鸡血疗法”，便肇始于此时。被纳入研究小组的俞昌时激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愈、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据俞自述，从1959年搞鸡血起，他坚持每隔一两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时每天注射，毫无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可以达到‘有病可以治愈，无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还童”。他还让爱人以及一些老友试用，“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他统计，自己5年来亲身注射鸡血的疗效至少有24种，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仅以对妇科月经过多的疗效，可以达到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在俞的自述中，“鸡血疗法”当时也得到了“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前进的人士”一致“公认”。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固有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

而且，俞昌时并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而是“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不愿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的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

报告称，俞还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夸大疗效的宣传材料。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俞的宣传资料，鲜鸡血疗法被说成“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鲜丹神药”。在俞散发的材料中，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在他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其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几乎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


禁止与质疑

坚持打了几年鸡血后，俞昌时“老是感到我的力气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总想试试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又有些同事们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话，我想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由于雄鸡好斗！”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给病家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当此，党中央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时节，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出来，要求党和政府中心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他在这一年5月写道。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而同一天，俞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要求其组织人员，调查研究后大力支持并倡导“鸡血疗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对于卫生部的禁令，俞当然不服气。

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红光”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副题为“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俞昌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反驳。

“老实说，我当医生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方法”。针对红光的第一句话，俞反驳说：这句话看来很容易误会，以为红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听说过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红光同志难道没有学过？

而红光文中所说请教老医生、查资料，俞反驳说：最近党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图书馆查资料，找老中医而不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甚至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还怎么能突破常规，有所前进呢？

对于红光提出要尊重“科学依据”，俞认为，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样，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

“医务界一般说安全第一，疗效第二，药理上看，反应超过5%就不能临床应用”。对于红光文中重申的这一常识，俞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旧框框，根据辩证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理论内经上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

俞昌时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将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实证明，俞的忧虑并非多余。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一个网名叫“金师爷”的北京市民回忆，1971前前后，到西双版纳插队两年的他获得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权利，回家后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鸡叫给惊醒，“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养鸡只？”听父亲介绍后，他才知道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一个广泛流传的秘方是，白色、一点杂毛都没、叫声好听、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可治百病。“因为我在西双版纳生产建设兵团当卫生员，所以街坊四邻听说我回京后就请我给他们打鸡血。”“金师爷”说，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能将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宣武医院了解情况，看见注射室门前排成长龙，人人怀抱公鸡等待注射，“这就增强了我为人们打鸡血的信心”。

“金师爷”先为邻居郭大爷打了鸡血，回到西双版纳后，“前后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还回忆，除了打鸡血外，他还用过当时流行的土法子，将一些中药蒸煮过滤后，“直接扎进病人屁股”。而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人们一是胆大，第二确实缺医少药”。


余音

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骗子”来信，此人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1990年代，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秘方”，秋风扫落叶一般，“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遭了殃”。后来，许多人提到“打鸡血”一词的来源，都引自这篇文章。

桑晔写此文的由头，是三本宣扬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书，其中一本附着录音磁带，据说那磁带已被大师“注功”，气已转换成磁；买回家塞进录音机一放，磁又转换成气，治癌，没癌治杂症和消灭“隐生癌细胞”。这篇题为《国人梦已醒？》文章发表于1992年4月。文末，桑晔说，“我想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国人梦已醒’之后，醒了就练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别真像那坏笑话所言：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中央大国，上帝说：‘为的是在我寂寞时看看他们在玩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