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

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长年从事于法国及现代欧洲史的研究，著有《城市生活的边缘：探索1815-1851年的法国都市边缘人》、《红色的城市：里摩日和19世纪的法国》、《共和国之痛：1848-1851年法国大革命左派的镇压》、《巴拉聚克：历史时光中的法国小镇》等一系列著作。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约翰·梅里曼所著《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一书。在该书中，约翰•梅里曼记述了那永远改变了欧洲政治面貌的64天。他向我们介绍了一连串难以比拟的人物——从“死鱼眼”拿破仑三世到将“肥大身躯”塞进衣柜以躲避追捕的画家库尔贝；从每烧一栋房子便可获得十法郎的女纵火犯到藏在屠夫的冻肉块里逃离巴黎却被士兵一刀刺死的无辜者……书中形形色色的生死故事，带给我们对自由生命无止境的感叹。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一章：战争以及帝国的崩溃。

1870年，拿破仑三世愚蠢地将法国推向了与普鲁士及其南日耳曼联军的战争，这是一场瓦解其统治、激化反政府情绪并导致第二帝国崩溃的战争。当时的话题是利奥波德（Leopold）亲王——他是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的成员——是否有资格继承西班牙王位。如果普鲁士人当上了西班牙的国王，法国就会陷入欧陆争霸的对手霍亨索伦家族的包围之中，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及莱茵河对岸，到处都是潜在敌人。

但这位法国皇帝还有其它开战的理由。他的帝国正因法国共和派及社会党的不断崛起而进一步削弱，并且因1867年入侵墨西哥的惨败而元气大伤，连拿破仑三世扶持的墨西哥准皇帝马西米连诺（Maximilian）也被处死。拿破仑三世或许以为，与普鲁士人打仗会轻易取胜，这将有助于提振他的声威。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打战争牌了；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及1859年对奥地利的战争都是法国告捷，这使得拿破仑三世得以向国民及其余的欧洲人展现帝国的强势。1868年，拿破仑三世有一次在马恩河畔的沙隆（Chalons-sur-Marne）与军官们共进晚餐，席间他举起一杯德国莱茵兰的雷司令（Reisling）酒，用煽动性的口吻说道：“各位，我希望不久之后，你们将会亲手拿下这个酒，”一边说还一边向东边方向努了努嘴。

1866年，拿破仑三世完全低估了普鲁士军队的战斗力，误以为奥地利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会在那年一场争霸中欧的速战速决中胜出。四年后他还会重蹈覆辙再一次错估形势。奥地利战败后，由普鲁士主导的北德联盟（North German Federation）诞生，改变了原有的权力平衡。不过，即便在普鲁士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之后，法国皇帝还是不顾对手的势力正从莱茵河到阿尔萨斯所向披靡地推进，仍强硬地要求对方割地赔偿，尤其是坚持要让普鲁士对法国兼并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企图表示默认，而英国等其他国家一直成功地对此进行抵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回绝了法国的书面要求。

1870年7月，在法国的压力下，利奥波德亲王放弃了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资格。拿破仑三世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向法国正式道歉，并要求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承诺永远放弃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文森特·贝内德狄（Vincent Bénédetti）奉此强硬指示，非常嚣张地前往普鲁士国王度假的埃姆斯温泉进行转达。俾斯麦闻讯发出了一份电报，并交给报纸发表，对事情大加渲染，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急电”（Ems Dispatch）。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Junker），俾斯麦读法学院时，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痕比学业业绩更显眼。毕业后，他便走上仕途，进入普鲁士的政府当官。作为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标志，娴熟地将内政外交玩于股掌，在争取国家利益时，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精细的权衡。埃姆斯急电就是他精心策划的激将法，要借此鼓舞全国士气对法国一战。俾斯麦回绝了法国的要求。这位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对战争志在必得，坚信战胜法国必能使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人的领导之下。

法国大使无礼羞辱国王的消息很快就在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国传开。普、法两国人同时陷入了好战的情绪。很多普通的普鲁士人，包括共和派人士，也都渴望开战。人们聚众高唱《马赛曲》，而这首歌是被法兰西帝国禁止的，因为它认同的是共和党人及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则有出版家决定出一部“供法国人在柏林使用的法德词典”，当时的民情和民众对胜利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在外务大臣格拉蒙公爵（Duc de Gramont）及皇后欧仁尼的怂恿及公众情绪的鼓舞下，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7月19日宣战。德意志邦国符腾堡、黑森、巴登及巴伐利亚均站到普鲁士一边，而法国则是在没有盟军的情况下开战了。俾斯麦向英国透露了拿破仑三世要求吞并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文件，因为他知道，法国这一称霸的企图必然激怒英国，这样就可以确保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刚刚统一——至少原则上如此——的意大利也因法国1860年公民投票后收走了尼斯市而耿耿于怀，这时也根本不想站在法国一边。格拉蒙愚蠢地以为，一旦法国打到普鲁士的莱茵兰和西南德意志的巴拉丁，奥地利就会加入到法国这一边来攻打宿敌，但事实上奥地利却一直袖手旁观。

尽管是孤军作战，法军似乎还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除了有克里米亚战争及1859年对奥地利一役的胜利垫底，法军还将帝国的霸权伸展到了东南亚，这令军官团久经战争考验。至于三年前在墨西哥的遇挫，法军希望人们可以忘得一干二净。

但军队已经沾染了骄傲自大和因循守旧的作风。军官团派系斗争严重，贵族军官与平民出身的各社会阶层人士——中下阶层、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是火上浇油。况且，在北非和东南亚的压倒性战役中积累的经验并不那么容易适用于欧洲战场。

而雪上加霜的是，法国的战争动员乱作一团。驻扎在各地的兵团被火车运送到往往非常偏远的地点集合，组织工作混乱、低效、过程拖沓。后备军人也从他们的家乡被召集到各地军营。阿尔萨斯的部队军备物资不足是出了名的，有些士兵毫不掩饰对上司军官的敌意。有时就连像样一点的地形图也找不到。指挥官们手中的军队只能凑到2/3的人数，与普鲁士及其盟军的大量后备力量远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边厢，普鲁士的军事动员却井井有条。普鲁士的铁路，无论是公用的还是私有的，都交由军队控制，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进行了升级改造。相形之下，法国的高级将领几乎完全没注意到铁路在快速、有效调遣军队中的关键作用。法国的军队还是用单轨列车输送，因此每次使用时只能是单向的。普鲁士这边则是50列双轨火车每天奔跑在通往前线的5条干线上，这令法国的每天12列车次相形见绌。不过，法国发明了一种叫夏赛波（chassepot）新式后膛步枪，便于士兵携带更多的小口径子弹，因此比普鲁士军队使用的步枪要先进。法军还拥有一种早期版本的机枪，很像美国内战期间使用的加特林（Gatling）。它可以在上拴之后快速连发37筒，或曰37“枪管”。这款机枪很快就有了个绰号叫“磨咖啡机”。

组织严密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自1857年以来一直处于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的冷血监管之下，而法军的指挥官对此知之甚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军的总参谋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理论上它归皇帝统率，所以他以为自己身为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就够了。与老毛奇不同的是，拿破仑三世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显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战争打响后的18天内，普鲁士及其南德意志盟军就在边境部署了近120万兵力。一位法军将领在电报中惊恐地报告：“已抵贝尔福。找不到大部队。找不到分区司令官。怎么办？我成了光杆司令。”法军意志消沉，很多应征入伍的士兵吊儿郎当，这被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同僚看在眼里，凉在心上，于是终日打牌或借酒浇愁，以此在粮草匮乏的情况下强打起精神来。将领们对他们的军队士气无动于衷，这一点早已怨声载道。催促归队的后备军人不仅缺乏训练，甚至缺乏担当。

普鲁士军队则在四年前对奥地利之战中摸索出一套战术，着重于快速出击和各部协调作战，所以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法军将领则依赖于强攻、后膛步枪和机关枪以及大炮的火力支持，以为打败装备落后的普鲁士“针状土枪”指日可待。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克虏伯家族为普鲁士制造的坚硬钢炮比法军那老旧的铜炮要强大和精准许多，开火速度也更快。此外，老毛奇调遣重武器非常灵活，因此针对敌军的位置变化反应很快。他还下了很大力气对装甲兵进行现代化建设，清除了一些不胜任的军官，尽管他们拥有普鲁士贵族的身份。相较之下，贵族在法国的军官团中仍享受着特权，而无论他们多么昏庸无能。

7月28日，皇帝离开巴黎前往梅茨（Metz），行前指定欧仁尼皇后代理朝政。7月31日，法军从莱茵河先发制人向前推进，跨过边界夺取了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基本上是长驱直入，未遇抵抗，因为老毛奇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想要放长线，钓大鱼。结果，夺取萨尔布吕肯之役成了法国的最后一次胜利。两支普鲁士军队接着就挺进到法国北部的洛林，第三支军队也进入了北阿尔萨斯。8月4日，普军经过一场恶战攻下维桑堡（Wissembourg），次日又拿下孚日山脉附近的斯皮舍朗（Spicheren），而元帅阿基利·巴赞（Achille Bazaine）率领的部队当时就在9英里外驻扎着。又过了一天，普军又在伍尔斯（Woerth）战役中告捷。

法军的溃败并非一败涂地，且其敌人也伤亡惨重，但总归是逼退了法军。普军的大炮朝着法国不停地轰炸，普军的武器装备也比法国优越。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元帅撤退到马恩河畔的沙隆，而已被任命为总指挥的巴赞元帅也退守梅茨。法军乱得团团转，有时还因情报出错而晕头转向。巴赞率军向凡尔登（Verdun）方向前进，却发现道路被老毛奇切断了。

8月18日，普鲁士近19万大军向为其2/3规模的巴赞军队发起进攻。在位于梅茨西边的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战役中，普鲁士士兵阵亡20 000人（德军阵亡12 000人）。随着战场上连吃败仗，法军愈发意志消沉、内讧不已。在萨维尔恩（Saverne），喝得醉醺醺的士兵与正在咖啡馆中优哉游哉的军官邂逅，借着酒劲出言不逊。而接下来的一场战役令局势变得更糟了：巴赞的军队撤退到梅茨后，普军包围了该城，打败了麦克马洪率领下前来搭救巴赞的部队。而巴赞手下的部分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对其不抱幻想，暗地里计划要从梅茨突围，与普军打一场恶战。但这位法军总指挥收到了情报，因此没让他们得逞。在共和派人士看来，这一事件很有政治色彩，因为巴赞也好，其他那些法军将领也好，都是靠帝室撑腰爬上高位的无耻之辈。

眼看普鲁士军队已兵临巴黎城下，路易·特罗胥（Louis Trochu）将军向拿破仑三世的军事会议提出，巴赞的军队应该撤到巴黎郊外驻守，在巴黎防御工事以外抵挡普鲁士军队的进犯。六天后，皇帝抵达沙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以决定是否采纳特罗胥的计划。这时，拿破仑三世才认识到军队的情况有多么糟糕：溃不成军、吊儿郎当。用一名军官的话说，“坐吃等死，踹几脚都踹不动，还反过来抱怨被吵醒了。”8拿破仑三世的军队似乎已经认输了。

在巴黎，市民因普鲁士大军压境而产生的焦虑，混杂着因法军的惨败而带来的恼怒，而这种气氛对政治上的左派来说正是时机。8月14日，一群“布朗基分子”做好了革命的准备。这群由一名叫埃米尔·厄德（émile Eudes）的青年学生率领的布朗基主义者冲进了巴黎北部维耶特的消防局。他们试图煽动一场暴乱，但消防员们紧握手中的武器，工人们也不肯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于是这群暴乱分子只好匆匆逃到他们位于贝尔维尔的地盘上去了。

8月17日，皇帝任命特罗胥为巴黎区军事总督。这一保守派的任命，对多数巴黎人来说，似乎完全是一种挑衅行为。拿破仑三世已回绝了特罗胥关于巴赞退守巴黎的建议，认为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快要战败了，因此会危及他的帝国。与抵御普军入侵巴黎相比，皇帝更关心的似乎是维稳。这样只能更加激起民众的骚乱。但不管怎样，特罗胥还是立即走马上任了，麾下是15 000兵力的巴黎机动部队。这支新组建的后备部队旨在确保首都的安全。

法国人的士气已成了强弩之末。机动部队作为前线的后备力量，它的出现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感，因为他们并没什么军事经验。这些新兵穿着簇新的军服，在沙隆及其它地方的营地闲散地晃悠，与正规兵的破烂衣衫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一批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将领们此时求和心切，部分原因是担心再吃败仗要影响他们的官运。效忠波拿巴的保皇派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角力早自1860年代末起就在增加，如今法军的节节败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把特罗胥派到巴黎之后，皇帝又命令麦克马洪将其军队从沙隆转移到兰斯（Reims），后又移师到比利时边境的蒙特梅迪（Montmédy）。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一道，想组成一支新的队伍，前往梅茨搭救被围困的巴赞部队。这样一来，在普鲁士军队与巴黎之间就没有了法军的抵御；而特罗胥抵达巴黎后，发现首都根本没有做任何战备的工作。

拿破仑三世的计划很快泡汤，8月30日，老毛奇的军队发起进攻，法军伤亡惨重，十万之师退守比利时边界附近的色当（Sedan）。法军被重重包围。拿破仑三世身患重病，连马背上都坐不稳。9月1日，法军试图从色当突围，但被普鲁士军打得丢盔卸甲，17 000人死伤，20 000人被活捉。次日，皇帝率十万大军投降。

随着帝国军队溃不成军，帝国与共和派反对党之间因战争而达成的停火协定瞬间成为泡影。在巴黎，革命正在迫近，特别是城里的国民自卫军已在战争中壮大起来，并逐步成为组织起来的共和派武装力量。截至9月12日，国民自卫军的队员每天可以领饷1.5法郎；后来又为每个队员的配偶增加0.75法郎、每个孩子增加0.25法郎。出身贫困些的队员都靠这点钱养家糊口。国民自卫军的小队长们由队员推选，小队长中再选出营长，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工人阶层或低下层阶级出身。

国民自卫军在普法战争期间发展到134个营、17万-20万人甚至更大的规模，左翼人士将此视为对正规部队的一种制衡，战前是皇室御用镇压工潮的工具。成员主要来自巴黎的劳动阶层，尽管其中有1/4的成员自吹是精英人士。尽管国民自卫军没有像正规军那样配备足够的长枪，但他们是武装起来的，并且有大炮。

9月3日，欧仁尼皇后收到拿破仑三世的一封简短的来信：“军队已战败投降。我本人已成阶下囚。”而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造反的口号在街头回响，尽管很多巴黎市民还没听说法军已在色当战败。欧仁尼打算将权力临时移交给阿道夫·梯也尔，他在1830-1840年七月王朝期间曾任首相。但梯也尔回绝说，帝国已经回天乏术。同一天稍晚时候，皇家的立法机构高层齐聚波旁宫，外面拥护共和的口号声隐约可闻。午夜时分，在一片躁动中，温和派共和党人朱尔斯·法夫尔（Jules Favre）宣布帝国结束了。26名立法代表任命了一个“政府委员会”，其人员组成待定，由特罗胥继续担任巴黎总督。

9月4日清晨，一批民众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出发，穿过塞纳河到波旁宫前示威。一名伯爵在看到游行场面后，以轻蔑的口吻称这些人为“形形色色”、包括混杂其间的妇女们，“向来都是以狂热、暴力及歇斯底里的表现而引人侧目”。

18岁的共和党人萨特-劳曼（Sutter-Laumann）从蒙马特赶来，加入了街上的游行队伍，他感到周围的人异常亢奋激越。不久之前，他因在克里希（Clichy）的大街上公开演讲而被捕，并曾遭到殴打。如今，叛逆的吼叫响彻四方。当他听到皇帝在色当被俘的消息时，他走到协和广场，坐在路边回味起来。这时，一阵胜利的喧嚣声涌向他，人们高喊着“共和”走了过来。这位青年描述当时的感受说，那是“三重的陶醉：爱国主义、美酒和爱”。

在波旁宫外，军队与群众小心翼翼地相互打量。从附近调来增援的国民自卫军也已赶到，他们手中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当一名姗姗来迟的立法代表终于现身，有人替他开门的当口，巴黎民众趁势冲入了波旁宫。里面，辩论仍在进行：法夫尔凌晨宣告了帝国的终结，随之是审议梯也尔筹组新政府的提案，内容是建议任命“国防政府委员会”。一位名叫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的反帝制激进分子宣布共和国诞生。于是民众又跨过塞纳河，向那象征着革命巴黎、有着“革命圣地”之称的巴黎市政厅进发。一些著名的雅各宾派激进共和派及社会党人已先行赶到那里，其中包括人称“老四八”（quarante- huitards）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雅各宾派是由国家主义共和党人构成的一个松散群体，他们受法国革命及巴黎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激励，追求直接民主，并坚信国家应集中力量谋求人民的福祉。9月4日的晚些时候，甘必大再次宣布共和国成立，下面的人群报以欢呼声。由于民众施压，亨利·罗什福尔（Henri Rochefort）得以获释。罗什福尔是一位犀利而又古怪的反帝制人士，他的出狱赢得了共和派的喝彩和祝贺。甘必大宣布就任内务部长，法夫尔则出任外交部长。罗什福尔成了政府要员名单上唯一的左派。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两天之后，他的第二帝国崩溃了，第三共和国随之诞生。

随着普鲁士军队向巴黎逼近，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陷入面对挑战的煎熬。巴黎想当然地成为国家的代言人，这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严重分歧便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因为全国总体上要比巴黎保守得多。临时成立的国民防御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ce）是由极端温和派组成的，这一点特别激怒了布朗基主义者，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一片混乱中。

大多数巴黎人都相信，只有共和才能拯救法国。国防政府的命名本身就反映了政治上的中立，其官员们担心巴黎骚乱再度上演，对共和党中的激进分子及社会党人坚决予以排斥。一名波拿巴主义者在日记中称，“内忧比起外患（普鲁士人）一点都不逊色。”过渡时期政府由特罗胥来继续执掌，这正是为了安抚保守派及温和派，而特罗胥也明确承诺其对“上帝、家庭及财产”负责。与此同时，巴黎沉浸在一片节日气氛中。民众相信，共和国的团结将一扫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尼统治下的颓势，对战胜普鲁士人充满信心。

欧仁尼皇后逃离了巴黎，已经掏空的珠宝匣子散乱一地，没吃完的御膳美食令冲进杜伊勒里宫（Tuileries）的“革命党人”一饱口福。18很多富人对普鲁士军和共和党人都很怕，所以也是走为上策，纷纷迁出富人区，搬到了较为安全的乡下居住。随之，巴黎成了劳动者的天下，为纪念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总统而命名的“十二·十大道”更名为“九月四日大道”，直至今日。桥上和石碑上镌刻的象征拿破仑的“N”字样统统被人用斧子砍掉。左派很快行动起来。9月5日，即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次日，布朗基激进分子拉乌尔·里高到了巴黎。此前他为躲避警察的抓捕而一直藏身于凡尔赛。那天，激进共和党人在巴黎各区成立了“治安维持会”（Vigilance Committees），并呼吁进行市政府选举。十天后，他们又为推动选举贴出红色的海报。里高及其他布朗基主义者开始兴奋地策划一场暴动。他们冲进了里昂车站附近的马扎斯（Mazas）监狱，救出了厄德等政治犯。里高接着又跑到警察署，自封为署长。他把警察署封存的文件资料进行过滤，筛检那些帝制时代御用便衣警察的名字，打算留作秋后算账之用。鉴于里高对警察事务的痴迷程度，他的确是做警察头子的不二人选。布朗基形容这位狂热的信徒“命中注定……天生就是做警察署长的料”。

普鲁士军已兵临城下，法兰西共和国却仍然充满纷争、百废待兴。很多左翼人士认为，这一局势为建设一个激进、进步的共和国提供了有利时机。重新组织起来的巴黎各种政治团体也随之起舞。巴黎的庶民成了带路党。9月6日，激进派记者朱尔·瓦莱斯（Jules Valles）在贝尔维尔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聚会点在战前公共集会的大本营法维耶（Salle Favié）。在第十八区的蒙马特，安德烈·列昂（André Léo），即作家维克多瓦尔·戴奥尔·贝拉（Victoire Léodile Béra）（她用自己双胞胎儿子的名字做笔名）以及图书装订商、公共演说家并身为蒙马特消费者协会创办人的娜塔莉·乐梅尔（Nathalie Le Mel）等一批妇女积极分子都纷纷投入到保卫巴黎、保卫工人阶级家庭和共和国的事业中。各区的区政府（mairie）也为写信求助的劳动妇女提供社工服务。这些妇女的来信反映了她们在朋友及街坊的帮助下艰难谋生、养家糊口的艰辛。在第十三区，民主社会党俱乐部宣布，“将研究与工人阶级的解放相关的所有社会及政治问题”，同时要时刻警惕君主政体的复辟。9月11日，巴黎的20个行政区共同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该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一个推动共和、继续战争的左翼政党。布朗基分子在中央委员会中相当活跃，出没在蒙马特及第六区的各种俱乐部中。

同样是在9月，拜战争中出现的“革命的国家主义”（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之赐，“公社”这个词开始挂在人们嘴边。公社在法国历史上已有先例，即1792年8月掌权的“革命公社”，当时法国也处于外患之下。如今，主权在民及成立巴黎自治政府的呼声不绝于耳，寄托了人们对“公社”的新的认知与期许，尽管普鲁士军的威胁已经迫近首都。对于政治上左倾的人们来说，公社的角色应该扩大到能够涵盖主要的社会改革。因此，“公社”的概念可能因人而异，完全看站在哪一边。

9月15日，这20个区的中央委员会签署了一个通告，呼吁全体巴黎人武装起来，在防御、食宿等方面进行“统制”（popular control）。这是共和国早期城市自治呼声的一部分，是从拿破仑三世君主集权的高压下挣脱出来的欲望。普鲁士军队的入侵威胁反而令城市自治的呼声更加强烈了。由于法国革命的传统，以及1868年以来新涌现的公共集会运动，共和派相信，仅靠群众组织就可以抵御敌人对巴黎的进犯。于是，政治团体与治安维持会号召民众为保卫巴黎“全民皆兵”。为了让巴黎的平民能全力备战，国防政府于9月30日颁令房租延期可以缴付，并命令当铺将价值少于15法郎的典当品无偿退还。

普鲁士军队及其盟军从9月19日起开始包围了巴黎，另外还部署了兵力从该城向卢瓦尔（Loire）河挺进。10月10日，一支28 000人的普鲁士军队向重组后的法国卢瓦尔军团发动进攻。卢瓦尔军团已因志愿兵的纷纷加入而使规模扩大了很多。普军得胜，拿下了奥尔良市。法军败走，重整旗鼓壮大队伍到70 000人，又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城市。然而，由于有更多的普鲁士兵力从法国东北部过来增援，所以从1871年1月11-12日，法军在卢瓦尔及勒芒（Le Mans）地区节节败退。

普鲁士人放过了拿破仑三世，允许他流亡到英国。拿破仑三世于是成为第三位横跨英吉利海峡流亡海外的法国首脑（在他之前是1830年革命后流亡的查理十世及1848年革命后流亡的路易·菲利普一世）。

在普鲁士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巴黎各区的“治安维持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全市治安维持委员会（Vigilance Committee），左翼共和派及社会党人成为其主导。国防政府为每个行政区任命了新的区长。共和国的巴黎20个行政区区中央委员会也要求能就巴黎的防卫参与决策。国民自卫军各分队开始强化其组织性，并在他们征兵招募的居民区有效地行使权力。

有个叫菲利克斯·贝利（Félix Belly）的巴黎人开设了一个办公室，想招3万名女兵，组成10个营的兵力，每个营有8个连。他为这清一色女军团设计的军服为黑色衫裤，黑色的军帽有橘黄色镶边，这些女兵将严禁烟酒。但是，贝利的这一平等主义的军队建设最终没能付诸实现。他先是被邻人抱怨太吵，接着特罗胥下了禁令，征兵计划随之泡汤。

年轻的共和党人萨特-劳曼应征入伍，他描述了巴黎被围困期间城里那怪诞的安全感。守城的军队想象着城外的堡垒能将普鲁士军队挡住，但很快他们就会知道，自己大错特错。萨特-劳曼开始战火的洗礼是在马恩河畔的纳伊（Neuilly-sur-Marne），随后又接连参加了几场战斗。萨特-劳曼留意到，随着普鲁士军队轻松地越过堡垒，巴黎人表现得“恼羞成怒起来”。

10月初，内务部长甘必大勇敢地乘坐热气球飞跃了普军的封锁线，组织起一支相当规模的新军继续反击敌人。接着，从洛林传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10月27日，巴赞莫名其妙地率领他在梅茨的155 000大军投降了。此举无异于彻底断了巴黎的一线生机，也断送了战胜普鲁士人的任何希望。各种有关叛国的传闻甚嚣尘上，尤其当人们得知，法军指挥官曾与敌方进行秘密会晤。巴黎人迅速做出了反应。10月31日，萨特-劳曼听到，无论是圣-丹尼郊区还是巴黎市区，饥寒交迫之下，“公社万岁！”的呼喊声此伏彼起。愤怒的工人从贝尔维尔的山上及其它平民区走来，进入巴黎市中心及市政厅，受到煽动暴动的激进团体及治安维持会的人怂恿。布朗基分子冲进了巴黎市政厅，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列弗朗西（Gustave Lefranais）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跳到桌子上，宣布国防政府结束，而时距其诞生仅隔两个月。激进分子们宣布成立一个由1848年老革命们领导的新政府：菲利克斯·皮亚（Félix Pyat）、查理·德勒克吕兹（Charles Delescluze），以及革命成癖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古斯塔夫·弗鲁朗带着一群国民自卫队的人赶到，将列弗朗西赶下台，给新政府增补了几个新成员。弗鲁伦与列弗朗西互生怨恨，后者干脆一甩手回家去了。里高也到了，于是布朗基要他带人去守卫警察署。

但没过多久，很多工人们便以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推翻了临时政府，开始纷纷返回巴黎北部及东北部的居住区，只剩下弗鲁伦带领的一支自卫队仍留在市政厅。特罗胥和临时政府的另一位成员朱尔斯·费雷（Jules Ferry）趁着群众散去，于次日重新控制了市政厅大楼。布朗基在重组后的国防政府追捕下惊险逃脱。

10月31日暴动未遂之后，激进人士组织的政治团体有增无减，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渴望，也有困守巴黎围城之下的绝望。粮食价格开始疯涨，尽管各区官员都想方设法予以控制，包括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尽力寻找食物，但饥荒还是悄然蔓延开来。各团体的发言人都谴责囤积居奇者，令建立“革命公社”的呼声更加强烈。一个共和派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了，中坚分子都是过去两年即帝制时期在公众集会崭露头角的人。11月3日的全民投票表决及两天后的市政府选举都显示出，占主导地位的是温和派的声音。但这并不能阻止正在劳工阶层中扎根的左派激进力量。有些行政区的官员鼓励制造商与治安维持会合作，因后者在食品及武器调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布朗基分子及其他革命党人开始成立自己的俱乐部，加强了激进知识分子——譬如里高——与劳工之间的联系。在围城之初，巴黎人还会坐着环城火车外出，在防御工事附近烧烤，直到他们意识到，普鲁士军的大炮是不长眼睛的。一开始，国防政府“科学委员会”（ Scientific Committee of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还曾收到各种建言，介绍巴黎人将如何摆脱困境、转危为安。其中很多建议未免可笑，包括“将动物园里所有猛兽都放出来——这样敌人就会被毒死、闷死或咬死”。还有人提议制造一种“音乐机关枪”，用瓦格纳和舒伯特的曲子诱敌深入，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另一个主意是将巴黎成千上万的妓女武装起来，让她们身上暗藏凶器——注满毒药的针管，当普鲁士人近身时乘其不备，扎他一针。

但巴赞的投降、围城的持续以及天气的转寒令人们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巴黎与外界唯一的通讯工具就是65只跨越敌人封锁线的热气球。信鸽也往来穿梭其间。到10月底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糟糕，天气越来越冷，塞纳河结了冰，食品供应却在缩水。守军曾策划过一次“大突围”，但10月31日，即城内政治骚乱失败的同一天，法军杀出血路的努力以惨败告终。法军死了5000人，是敌军损失的两倍。

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于12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人们只谈论吃了没有、吃了什么以及哪儿有吃的……人们开始挨饿，饥荒正在降临。”广告中开始出现猫肉、狗肉，养狗看家护院的主人们不得不看紧自己的爱犬，而不是反过来。老鼠更是成了人们的美食，甚至有人声称老鼠肉吃着跟鸟肉差不多。动物园里的熊、鹿、羚羊及长颈鹿也最终成了巴黎人的碟中物。光景转差，老幼体弱的人首当其冲，装着小孩遗体的小棺材出现在街头，这些越来越司空见惯。

漫长的围城进一步孤立着巴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将它与其它省份，特别是法国西部隔开。1月1日，保守派的《民论报》遗憾地报道，有些地区已经落入“公社社员”的手中，这体现出中产阶级对大革命爆发的恐惧。对滞留在巴黎的保守派来说，“公社”是个让他们闻之色变的字眼。

1月6日清晨，一觉醒来的巴黎市民看到了贴在墙上的另一条鲜红的横幅：“为公社开路！”里高等人的签名赫然在目。贝尔维尔的法维耶俱乐部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公社是人民的权利……是全民总动员和对叛徒的惩处。公社，归根结底……就是公社。”在团体的聚会中，“公社”一词仍在讨论地方自治权利时被提及，但如今的涵义更为进取，将巴黎及巴黎的工人阶级社区置于民主与社会共和国的中心。第十八区的治安维持会宣告：“各居住区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

紧接着又一场战败令成立公社的呼声更加高涨。1月18日，特罗胥率领十万大军向普军发动攻击，尝试从巴黎突围出去。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死伤超过4000人。战败引爆了1月22日一场群情激愤的大游行，差一点演变成骚乱。民众高呼打倒特罗胥的口号，布朗基主义者呼吁正式宣告公社成立。布朗基本人则坐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屋内，从市政厅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阵枪声，那是里高的朋友、温和共和党人古斯塔夫·查迪（Gustave Chaudey）在回应示威者。这次枪击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里高的另一个朋友泰奥菲尔·萨比亚（Théophile Sapia），他的血浸湿了里高的衣衫。示威者匆匆四散，但左派的这次煽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只是加深了左派与国防政府中保守派之间的鸿沟。

1月28日，国防政府与普鲁士及其盟友达成了停战协议，围城终于结束。两天后，朱尔斯·法夫尔签署了投降书，与俾斯麦在凡尔赛举行会晤。巴黎经历了四个月的困守，但普鲁士的炮火还是给这座城市部分地造成了破坏，巴黎人也饱尝了苦难。并不意外的是，大多数巴黎人都坚持不肯向普鲁士人低头，尽管现在俾斯麦已允许将食物运进城了。停战协议的条款非常苛刻，令巴黎人及其他法国人都非常愤怒。法国须向刚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缴纳巨额赔偿，这一令法国人蒙羞的文告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宣布的。更糟的是，根据梯也尔和俾斯麦于2月26日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后于5月6日定为正式的《法兰克福条约》——法国需要割让相对富庶的阿尔萨斯地区及洛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给德国。因对所剩无几的国防政府感到不满，莱昂·甘必大于5月1日辞职。普鲁士军仍驻扎在巴黎周围，随时准备开入城中。

停火之后，在保家卫国上完全失败的国防政府立即急于选举产生新的国民议会大会，为的是赶紧改朝换代。尽管共和派提出抗议，说军队刚刚战败投降，如此仓促行事只会对君主专制派有利，但大选的日子还是定在了2月初。为了捍卫共和，共和派与社会党组成了一个国防政府中央委员会，以对付君主派可能主导新国民议会的显著威胁。显然，他们准备以攻为守了。

由于情况特殊，加上准备仓促，2月8日全国选举的结果有点脱轨，保守的君主派主导了国民议会，会址定在波尔多（Bordeaux）而不是巴黎。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巴黎当选的43名议会代表中，有36名是共和派，他们大多认为以巴黎为首的法国人应当继续抗战。而在巴黎，革命派候选人只赢得了329 000张选票中的50 000张（15.2%），只得到43个议会席次中的7个。2月8日的《呼声报》（Le Rappel）评论说：“如今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战争……也不再是德意志……而是更多的。那就是君主专制。”就在这时，1871年2月17日，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阿道夫·梯也尔当选为政府首脑。

在人们眼中，梯也尔或许是巴黎资产阶级的一分子，但这位1797年出生在马赛（Marseille）的婚外之子，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普罗旺斯人。他父亲路易是个色鬼，又是个败家子，后来离家不知去向。1809年，梯也尔靠着微薄的奖学金入读马赛的一所公立高等预科学校。浸淫于自由派政治学理论的他，1815年11月进入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Aix-en-Provence）法学院。

后来，梯也尔在温和保皇派报纸《立宪报》（Le Constitutionnel）谋得一个职位，于是搬到巴黎。《立宪报》对波旁王朝持温和的批评态度，梯也尔签约为该报撰写有关大革命史的文章，除了糊口这还使他能出入沙龙，在首都结交了不少社会关系。梯也尔身高52英尺，比较矮小，其貌不扬。他还对人很不耐烦。诗人拉马丁（Lamartine）回忆说：“他总是第一个开口，最后一个闭嘴，听不进别人说话。”作为地道的南方人，他说话快而生动，带着马赛口音，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边说边打手势强调语气。他有着雄辩家特有的吐字清晰，在仰慕者的眼中“有着近乎神圣的权威感”。他是个有野心而又勤奋的人，健谈，说话锋芒毕露。他似乎还有些拿破仑情结——如果确有其事——有个朋友曾经发现，梯也尔对任何不肯盲从他的人都会感到愤怒，甚至会恶语相向。

在梯也尔领导下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君主派占了主导地位，很多左翼人士当然就有理由不信任梯也尔，这加剧了巴黎的社会紧张气氛，革命一触即发。2月15日，一批巴黎工人群众冲进了大主教宫。枢机主教乔治·达尔博伊（Georges Darboy）问这些人想要什么，并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看上的是里面的家具什么的，那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至于那些书，他说那些书对他本人来说很珍贵，但对他们来说却不是，其余的就剩下他的一条命了。于是这些人放过了他。

2月20日，即国民议会赋予梯也尔执政权力3天之后，安德烈·列昂离开巴黎，想去对农民们进行游说，告诉他们：君主专制派主导的国民议会也不会让他们有好日子过。在巴黎市内，左派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国民议会。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领导的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一拍即合。里高也施展其影响力，积极拉拢温和派，旨在为夺权建立起一个联盟。就这样，在一片狂热气氛中，一个由激进团体及各区治安维持会为基础的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产生了，其追随者矢志要在巴黎实现社会平等。该党在其发布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中声称，要“采取一切手段打击资产阶级特权、摧毁其领导地位，争取工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一句话，社会平等”。

当然，德意志军队仍然包围着首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大炮伸向了巴黎东、北两侧城墙以外。在敌军与巴黎之间是一片守备空虚的地带，一旦停火协议被撕毁则后果不堪设想。巴黎的共和派对普鲁士军充满戒备，不仅因为他们造成的军事威胁，还因为他们可能会帮助恢复君主政体。

激进的共和派有理由怀疑梯也尔治下共和主义的前景。此前他已表示过会支持恢复君主制，尽管他没具体说支持哪一种：波旁王朝（得到正统王权拥护者的支持）还是奥尔良王朝，后者以路易-菲利普为君主，1848年被推翻。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871年2月，君主派把持的国民议会推选梯也尔为“共和国行政首脑”。但梯也尔得到的来自保守共和派的支持也越来越多。1850年时他就曾表达他的信念说，“共和国是让我们之间分歧最小的政体。”在当时正统派与奥尔良派（Orléanists）相互隔膜的情况下，这句话尤其显得正确。正统派提出的王朝复辟的条件是保留波旁王朝的白色国旗。波旁王位继承人的尚博尔（Chambord）伯爵无嗣，因此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等他死后将王位传给三色旗的奥尔良家族。但波旁派拒绝了这个方案。在两个王室家族争执不下的时候，梯也尔努力安抚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向他们保证，自己不是“国民议会策划的废除共和国的工具”。但多数巴黎人都怀疑梯也尔的本意确是那样，尽管梯也尔组阁的政府并没有像国民议会那样在成分上以君主派为主。此外，军队的三名指挥官——约瑟夫·维努瓦（Joseph Vinoy）、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及加利费侯爵（Gaston Galliffet）都是保守派，确切说都是波旁党人，毫无疑问，他们更倾向于君主政体而不是共和国。

巴黎对以往的革命仍有着强烈的集体记忆，接下来爆发的针对国民议会的抗议行动，正好发生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即1848年2月24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环绕着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竖起的凯旋柱。两天后，有路人在塞纳河附近发现一个便衣警察在监视他们。人们抓住他，怂恿着：“扔进河里！扔进河里！”然后把他手脚捆绑起来，从亨利四世码头将他投入水中。当他浮上水面的时候，人们又把他按下去，直到他溺死。很多巴黎人都对警察恨之入骨，袭警事件也时有发生。但这次的袭击有了政治意味。当晚，一群巴黎市民仗着人多势众，帮助国民自卫军将他们安置在瓦格拉姆（Wagram）的一批大炮拖运到了蒙马特高地。与此同时，民众冲进圣-佩拉杰（Saint- Pélegie）监狱释放了政治犯。为了平息民众的骚乱，巴黎军团的指挥官维努瓦将军想调遣国民自卫军中他认为可靠的一部分兵力，但公开持反政府立场的国民自卫军却对此无动于衷。

巴黎国民自卫军并非正规部队，他们多数是为了保家卫国而自发动员起来的平民。其实，在普法战争期间，帝国残余势力对国民自卫军的畏惧似乎超过对普军。法国正规军的战败令全国民众失望，而废除法军是公社的新巴黎愿景中很重要的一步。在此愿景中，国民自卫军将担负起保卫首都的任务。

在停战后的短短几个星期内，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迅速掌握了革命大权。该机构要求国民自卫军保管好武器，特别是那些大炮——其中有些是各小分队自费购买的——当时都已搬运到蒙马特或贝尔维尔。一名成员坚称，国民自卫军是“抵抗一切企图颠覆共和国的势力的铜墙铁壁”。显然，鉴于国民自卫军的成分，梯也尔的临时政府不会放心将其当作有效的维稳力量，不能依靠它来对付沸腾的民怨、高涨的政治情绪。在巴黎国民自卫军的260个营中，只有约60个是梯也尔定义为在维护“秩序”方面比较可靠的。

2月27日，德意志军队开进巴黎，这一幕又一次令巴黎人悲愤了，如同再度咀嚼法军溃败时的震惊、为停火而签下苛刻条约时的耻辱。四天后，在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附近，巴黎人愤怒地看到几个法国军官手挽着德国女人从马车上下来。共和派的巴黎变得愈发激进，人们对梯也尔的懦弱甚至心口不一感到愤慨，对国防政府的投降更是怒不可遏。巴黎似乎正在朝着一个与法国其它地区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

示威几乎每天都在巴士底广场发生，巴黎人迫不及待地等着3月3日德军在香榭丽舍大道招摇过市后就赶紧撤走。巴黎的资源也为应付数以万计的法军而捉襟见肘，当兵的大多军心涣散，急切地等待着遣散。许多军官都很年轻，刚刚获得提拔。像他们的部下一样，他们对梯也尔和国民议会的忠诚度无法确保。而当法国士兵饥寒交迫时，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也无关紧要了。有目击者描述过那“最可悲的景象。军人游荡在街头……军服污糟，蓬头垢面，没有武装，一些当兵的还时而向路人讨钱”。

普鲁士军队撤走不久后，新政府通过了新法，对苦苦挣扎中的巴黎人来说这形同公然的侮辱。3月7日，国民议会终止了国防政府颁布的典当品延期偿付令。公营当铺的典当品如不按时赎回将被拍卖。但让人们拿什么去赎回呢？大多数巴黎人都穷得叮当响。《伦敦时报》报道称，“2300名可怜虫已经典当了自己的床垫，饥肠辘辘的裁缝典当了1500把剪刀……多少生活必需品存放在这些冷冰冰的陈列架上？……每一排摆满了东西的陈列架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残忍的秘密……饥饿！”国民议会还终止了汇票（即用来支付欠款的期票）的延缓缴付令，要求持有者必须在未来4个月内连本带息付清。此举对小本经营的巴黎生意人来说，其效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这使得至少15万巴黎人立即债务缠身。更糟的是，国民议会还结束了房租延缓缴付令——这对巴黎的平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租房户。这一连串打击穷人的举措还不够，国民议会又停掉了给国民自卫军每人每天15法郎的津贴，导致数以万计的家属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燃料。

3月10日，国民议会做出决定，在从前的王宫所在地凡尔赛镇召开会议，那附近的瓦勒里昂山（Mont-Valérien）是天然屏障。用梯也尔的一句颇有煽动性的话说：“我从心里不敢保证在巴黎开会能绝对安全。”梯也尔立即会晤了来自里昂、马赛、图卢兹（Toulouse）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市长或市议员。梯也尔指责巴黎在闹革命，同时向其他城市的领导人信誓旦旦地承诺会支持共和国的建立，以此削弱他们对巴黎起事的可能的支持。当梯也尔和他的政府赶到凡尔赛上任的时候，德国人才刚刚离开这一波旁王朝的前首都不久。用保守派共和党人朱尔斯·西蒙（Jules Simon）的话来形容，凡尔赛在某些方面很像一座充斥着“德国小酒馆、烟草、啤酒和皮革气味”的城市。纪律严明的普鲁士军没有给这个地方造成任何破坏，只是在火车站和军营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些德文标记。

凡尔赛向梯也尔、国民议会以及从日渐动荡的巴黎逃出来的上流人士张开了双臂。新来乍到者愁眉紧锁，与当地那吃吃喝喝的轻快气氛格格不入，这种强烈对比令卡米尔·德·密克斯（Camille de Meaux）子爵颇为触动。政府官员、代表、外交人员、军官、记者，以及前来谋职的人们一时云集，1789年以来一直冷落萧条的街道忽然车水马龙起来。凡尔赛宫变成了蜂窝似的官员宿舍，那用大理石建造的华厦、名画装点的厅堂及其壮观的天花板不复昔日的辉煌。

巴黎人的涌入令凡尔赛的人口从4万一跃增加到约25万人。尽管到来者大多都是有钱人，但找到合适的住处却成了难事。新来的人抱怨房子装修很差、配的是硬板床，但这波旁王朝之都的餐馆倒是不亦乐乎地招待着肚子瘪瘪、钱包鼓胀的食客。在巴黎公社的第一周，往外跑的人挤满了巴黎的火车站——那场面与往年夏天外出度假的盛景倒是颇有些相像。

流亡的巴黎人在凡尔赛找到“他们的报纸，他们的餐馆，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社会关系，甚至他们的银行经纪人”。查尔斯·拉菲特（Charles Laffitte）就撞见一位巴黎独家赛马会的朋友，如今穿着相对“破烂”。大金融家出入于凡尔赛的沙龙，包括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男爵。《晚报》主编赫克托·佩萨尔（Hector Pessard）描述了“凯歌香槟（Veuve Clicquot）的瓶塞‘啪’的一声射向餐厅的天花板”的盛况。不过，最初他看到的只是“一帮暴徒……满脑子怪癖”。每天都有更多的法军到达凡尔赛，法国的精英会为他们买烟酒。在复活节，来自莫尔比昂（Morbihan）的神父杜·马赫拉什（du Marhallach）会在萨托里（Satory）高原为众人主持弥撒，登上高高的祭坛，放眼四周都是军队的服饰，“那场面真是壮观……在光芒四射的天空下，人们簇拥着一位祝祷的教父”。

巴黎，短短几个月前还是法国政府及最富有家族的所在地，如今却似乎落在了要求地方自治及社会改革的老百姓手中。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也宣告了拿破仑三世政权的终结，而拿破仑三世投降后巴黎遭受的长期围困，只能让一直对皇帝腹诽甚深的巴黎人更加愤怒。在战争的刺激下，巴黎的工人阶层也好，共和派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好，都不愿意再忍受中央政府的压制。当梯也尔和君主派及保守派主导的国民议会似乎已为复辟做好准备时，巴黎共和党人——在潜在的革命性国民自卫队的支持下——已准备自己来经营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