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译之从缠夹不清到倒行逆施

翻译者，所以用夷变夏，非用夏变夷者也。给洋人洋地起中国名，在音译上做手脚，玩用夏变夷的把戏，本是五四以后的文化反动。

本来前清自有满语，于满蒙名字转汉字但取音译，并不刻意华化。如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多尔衮、噶尔丹、僧格林沁之类。后与洋人交涉，意在区别夷夏，辨之唯恐不及，鲜尝措意于外国专名的华化。如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义律（Charles Eliot，粤言义律正如Eliot）、额尔金（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取其封地Elgin为号）、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赫德（Robert Hart）、孤拔（Amédée-Anatole-Prosper Courbet）、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均老实音译而已，固然不必精确，却未尝特为择字而华化。如巴夏礼（Henry Smith Parkes）之为华名，则以此公为译员出身的外交官，华文名字系其自取。如华人之起西名，非强加者。

至于洋务大臣在欧见闻之间引用洋名洋词，更是力求音节精确。如黎庶昌解释欧人家庭聚会曰：“英语谓茶会为阿托禾木，言在家也；法语谓茶会为梭[苏洼切]尔利，言消此夜也。”阿托禾木即at home，梭[苏洼切]尔利即soirée，黎以soi-音汉语无以对应，勉强以“梭”为之，而深恐失其本音，更注反切以志，而“消此夜”之释名更译出soirée一词过去分词的义涵，真清人为学本色。又记巴黎博览会（赛会）名哀克司包息相（exposition），演兵场（今铁塔所在地）名商德妈司（Champs de Mars），歌剧院名倭必纳（Opéra；黎贵州人，l/n不分；法语小舌颤音r[R]源于古法语暨拉丁语的大舌颤音[r]，对应于汉语当为l，Opéra可为倭必腊；今台湾人不识音路音理，取其貌似，以r对h[x]，希拉克Chirac乃成席哈克，非是），俾斯麦为毕司马克（Otto Von Bismarck），柏林为伯尔灵（Berlin），甚至并不轻易意译，如德国皇帝为开色（Kaiser恺撒），皇后为开色邻（Kaiserin恺撒的阴性形式），皇太子为卜令司（Prinz），等等，皆径出以音译。当时风气，大抵如此。延至康梁，仍袭此风。当时译名在今日看来未免过烦（当时罗马字在华人中尚不普及，不得不以汉字刻画西文音节），甚至滑稽（不刻意择字故也），然正以此，可见当时中国尚有一批深湛旧学的士大夫努力克服自身惰性，虚心于欧西。无非当时汉语尚无标准音，各人口音各殊，各自出以所操官话，又辨音能力不齐，所取音源或英或法或德，难免分歧。不过只要略知古今各地音路，稍加考察，不难求其所指。

民初风气更开，并无西名华化的潮流。期间新文化运动，华言欧化甚炽。如旧日白话顶多分“的”、“得”（此系吴语白话分之，官话区域除非受吴语白话影响，本来是不分的），语法意义颇笼统。新文化运动中逐渐采用“底”（所有格介词）、“的”（形容词结构助词）、“得”（补语结构助词）、“地”（状语结构助词）四种，使汉语的思维精致很多；后因汉语名词、形容词常毕竟难以辨别，遂合并“底”、“的”，成“的”（名词或代词前修饰成分的结构助词）、“得”、“地”三者。我这年龄小学时，尚严为区分三者，学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不知近年朝廷忽令三者合并为“的”，好容易建立起的那么一点语法被弃之不顾，只令人感叹汉语惰性革除不易，新文化难以立足。

民初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开明时代。可惜好景不长。不数年，风气为之一变。迨至国府时期，更以所谓“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为官方意识形态。一时文人中间文化民族主义亦愈来愈炽。一些假西学概念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动正是从此时展开手脚，如营造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之类。而西名华化之风，按鲁迅的说法，约在光绪末年自民间兴起。然而须至国府时期，竟为官译范式。如二战风云人物，大多被安上中国名：张伯伦、丘吉尔、史达林、罗斯福、戴高乐、杜鲁门、艾德礼——总算墨索里尼、希特勒（希特拉）一望而知为夷人名。西人名华化，除了便于国人之口（其实纯音译何尝不便我口，如沙发、水门汀、吐司、白脱甚至番司face、抛斯pose等，我沪习语也，未尝有诘诎聱牙之弊），真意实在于意淫，造成用夏变夷的幻象。当时译法，既已推行，除史达林被国朝弃用，其余不免因循至今。于是有姜昆“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甫杜牧杜鲁门”的包袱。

最著名而令人作呕的译名当属徐志摩的“翡冷翠”。该名固然合于现代意大利语Firenze的声音，但牵扯汉语语义，引起无关暗示，违离了音译的根本。此固文人轻薄，刻意制造错觉，游戏则可，而今人竟有击赏此译者，堕于恶趣而不自知——类似恶趣译名者尚有枫丹白露、雪梨等。实则“佛罗伦萨”之音契合该城拉丁语旧名Florentia，词根为拉丁语flos（花）/florĕo, ēre, florui（动词，开花）/florens, entis（形容词，百花盛开的），Florentia直接派生自florentis（形容词阴性形式），犹言“百花盛开之境”。但意大利人嘴里含糊，l常常被马虎成i，于是至文艺复兴托斯卡尼语音变为Fiorenze，此时该名尚与意大利语“fiore花”相关；至现代意大利语又失落o音，遂成Firenze，与fiore渐远；而法语作Florence，尚仿佛拉丁词旧貌，英语则全盘搬自法语。汉语作佛罗伦萨，直追拉丁语，音节适当，意义中性，系音译典范（台湾似有作佛罗伦斯者，系从英音，亦无不可）。

鲁迅《不懂的音译》作于1922年，当时西名华化的主张犹在民间，已缠夹不清如此。鲁迅提倡硬译，此我过去所不解，今天所赞成者。翻译者，非徒译言通事之俗务，更是文化撞击的机会。硬译所以用夷变夏，以陌生感破除汉语惰性、文明惰性者也。严译天演固不易，名词斟酌亦精审，如evolution之作天演，优于日本人所谓“进化”，顾不足者，其颇迁就当时古文文体，使赫胥黎文笔同化于清国士子，不能带来全新面目。其在当时犹为良苦用心，不可责备，但终非翻译本色。而古之和尚，确乎硬译先驱，以至于改造了汉语的结构、汉人的概念体系。如用“是”译印欧语之系词，如“世界”“觉悟”“智慧”、如“过去”“现在”“未来”的构词，均属绝妙作品。而“佛陀”“菩萨”“般若”“魔”“劫”“刹那”等，更是径取其音，并不勉强意译。玄奘自觉树立“五不翻”原则，刨去其秘密故、顺古故不完全从翻译本身出发，其余多含、东土所无、生善三故皆翻译者须措意者。尤其是生善故，其强化陌生感，一反流俗同化、熟化的做法，可谓卓识。如般若，倘径直译为古汉语固有之“智”，固无不可，然佛教所谓的“智”不比老子“绝圣弃智”之“智”，亦不比董仲舒“仁义礼智信”之“智”，内涵不同，于是造“智慧”一词，以区别于华言固有之“智”；然“智慧”一词经数百年之口，渐渐驯化于华言，仍复易混淆于儒家鼓吹的或道家弃绝的那种“智”，失掉了陌生感，故玄奘主张“不翻”，直接音译为“般若”，使人读至此词，略有障碍，不敢等闲带过，以陌生感促其深思。此种用心，近代译家多所忽略。不过到这一层，已在一般境界之上。但其保持陌生感的价值取向（“生善”，以保持陌生为善），是一切层次的翻译所必须考虑的。翻译者，意在用夷变夏，应作陌生的对接，唯陌生，故有撞击和交流，设使一回生两回熟，全然同化于我，则我并无所得，何来交流之说，一番手脚尽皆白费。鲁迅提倡硬译，多少亦从“生善”上着眼。

国朝定鼎，有一桩事情做得好的，便是音译。不再如国府时期强为华化，尤其是人名，并不“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而是尽量选择中性的、不引起华言联想的字，保持其陌生感，使人一望而知为外国人名字。港台则因于国府时期积习，用艾森豪、甘乃迪甚至费雯丽、白高敦等名驯化洋人。欧洲语言之间于外国译名固然也多有本国化的现象，如Roma法语为Rome，London法语为Londre，Michelangelo法语为Michel-Ange，Tintoreto法语为le Tintoret，Bernini法语为le Bernin。但这些或出于有规则的音变，犹如华人各种方言发音不同，若各出以拼音文字，则一个“北京”将能有多种拼法；或出于意译，盖意大利语和法语渊源相似，因而专名之间也多可循语法规则意译，如意大利多有复数地名像Napoli、Alpi，则法语相应为Naples、Alpes，而Michelangelo、Tintoreto、Bernini诸名的法文形式亦均按语法规则意译——凡此均途径了然，决无缠夹不清的中国式“文化意义”在内。唯华人华字讲求音节意义，节外生枝，沉溺于用夏变夷的妄想，竭力抹杀文化陌生感，延续自我陶醉的春梦。这不，香港文汇报于鲁迅作《难懂的音译》后的八十七年，又扯起这缠夹不清的音译，表扬起“斯坦尼”的“又好记又琅琅上口”，鼓吹起“选用中国人的姓氏翻译外国人名”的“雅”的效果。当然文汇报毕竟是北京官办，不免也要平抑一下，硬说鲁迅就主张用中国姓氏翻译外国人名，不知鲁迅早就嘲笑过这样的做法。又举出“内地”萨达姆·侯赛因译法优于港台——不过侯赛因恰巧是姓了侯的了，正合于该作者的低级趣味。对照鲁迅八十七年前的嘲讽，今天却仍有人拾起这套恶俗的货色，虽属枝节，却不免让我想到一个足以概括今日文化趋势的词：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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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音译 　

鲁迅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鸿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自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 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显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见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之类，例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扬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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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

“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

2009年8月7日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8月6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出文章《“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该文说，内地、香港和台湾在翻译外国词语，特别是人名时，出现的三种不同译法。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

杨志强　资深评论员　香港工商专联会创会会长

所谓“一国三译”，是指内地、香港和台湾在翻译外国词语，特别是人名时出现的三种不同译法。如果不了解“一国三译”，往往遭遇不少鸡同鸭讲的窘境。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刚结束的第20届香港书展，本土著作《世事新语》受到热捧。该书讲述粤语如何影响中国30年。来自粤港两地的几位文化人，在谈到最近被国家领导人反复使用的粤语“企稳”时，就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发挥出不同看法。他们指出，“搞掂”、“打的”、“埋单”、“炒更”、“养眼”、“生猛”、“搞笑”、“T恤”、“歌厅”、“超市”、“入围”等上百个粤语新词，深深影响中国的发展。有论者指：“粤语影响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翻译的过程。‘埋单’变成了‘买单’，‘搞掂’变成了‘搞定’……”

涉及三地文化、风俗和政治等方面

“粤语影响中国本身就是翻译的过程”这一命题，令笔者想到另一个亦颇有意思的命题：“‘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笔者多年来从事时事和文化评论，对内地与港台“一国三译”的现象颇感兴趣。笔者认为，如果不了解“一国三译”，往往遭遇不少鸡同鸭讲的窘境。从历史上看，“一国三译”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涉及文化、风俗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

“一国三译”的现象，以政治人物译名为例：Margaret Thatcher内地译为撒切尔夫人，台湾叫畲[李西兴按：音she第一声]契尔夫人，香港叫戴卓尔夫人；Ronald Reagan内地译里根，台湾叫雷根，香港译列根；Bill Clinton内地译克林顿，台湾叫柯林顿，香港两个译名都用；George Bush内地译布什，台湾叫布希，香港叫做布殊；John Fitzgerald Kennedy内地译肯尼迪，台湾译甘乃迪，香港叫甘乃地；Henry Alfred Kissinger内地译为基辛格，台湾叫季辛吉，香港跟随大陆；Lyndon Johnson内地译约翰逊，台湾和香港或译约翰逊或强森……

“一国三译”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内地的翻译是一个音节一个音的去翻译，例如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Dwight Eisenhower，内地的翻译是“艾森豪威尔”，而台湾则译为“艾森豪”，香港则两可之间。台湾按照中国人名习惯，翻译外国人名往往不超过三个字。所以“艾森豪威尔”就成了“艾森豪”。内地太拘泥一个音节一个音去翻译。例如文革前，对俄国某戏剧理论家有个水蛇长的译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能太冗长，以后变成了“斯坦尼”三字，省去了啰啰嗦嗦的“斯拉夫斯基”五字，又好记又琅琅上口。看来，“一国三译”在“删繁就简三秋树”方面，内地似可向港台借鉴。

港台注重为外国人译中国名

第二，大陆的译法更注意“中外之分”，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比如“基辛格”这个名字，一见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基辛格的台湾译名“季辛吉”，就难辨是洋人抑或华人。香港和台湾翻译外国人名，多半是有中国姓氏的。比如将撒切尔夫人，叫戴卓尔夫人或畲契尔夫人。“戴”或“畲”，都是中国姓氏，“撒”则不是。

历届港督如杨慕琦、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麦理浩、尤德、卫奕信、彭定康等，也都有中国姓氏。英国外交部将末届港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译为彭定康，既有中国姓氏，又有“安定康泰”之名。显示英国佬醒目，知道华文威力，很懂得入乡随俗。开初中国外交部，将彭定康译为柏滕，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何许人也，但后来也很快改为彭定康。

这种给外国人名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并不是港台的创造，其实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地翻译界承袭过来的。那时沿用下来的外国名人，多半有中国姓氏。例如：肖伯纳、卓别麟、华盛顿、林肯、杜勒斯、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戴高乐。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是当时译介苏俄文学的主力。他们也把许多俄罗斯作家，冠上中国的姓氏：例如高尔基、戈果理、普希金、柴诃夫等。不过，一九四九年后，内地翻译界强调外国人名的音译。后来翻译的外国人名，中国姓氏就少了。

互相交融 取长补短

“一国三译”，还透露三地风俗习惯和政治文化不同。例如台湾给“奥巴马”起名“欧巴马”，因为这个“奥”字，在闽南语中，是“不好”的意思，所谓“奥步”即阴招、损招也。
【李西兴按：前新党立法委员营志宏指出，“欧”字在台语的发音，与“黑”字接近。叫人家“欧巴马”岂非说人家是“黑巴马”？】

再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台湾大概觉得“克”不是好字眼，也不像中国姓氏，所以给他起姓名为“柯林顿”。

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夫人Hillary Clinton，内地译为“希拉里”，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香港和台湾觉得，人家好歹是个女人，所以就分别翻译为“希拉莉”和“希拉蕊”。笔者觉得，台湾译为“希拉蕊”，似乎有点花季少女的意味。毕竟人家现在比丈夫还风光，是堂堂国务卿。香港译为“希拉莉”似乎更贴切。

再如Che Guevara，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难得大陆和台湾都用切·格瓦拉的译名，香港则译为哲古华拉。

香港和台湾翻译外国人名，似乎还在奉行上世纪早期“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五十年代内地曾把非洲国家“莫桑比克”译为“莫三鼻给”，确实不雅。后来改为“莫桑比克”，就比较雅。比如computer一词，内地现在部分人仍然称为“计算机”，但港台译为“电脑”。这种译法更妥贴，现在已取代了“电脑”的译法。在“信、达、雅”方面，港台亦值得大陆借鉴。

港台故意选用中国人的姓氏翻译外国人名，也是为达到“雅”的效果。但外国人名过分中国化，有时候往往“夷夏难辨”。比如大陆翻译Saddam Hussein为“萨达姆·侯赛因”，在台湾叫“沙丹·胡笙”，香港或称为“海珊”。香港译名怎么看都是个中国女人名。

给外国人名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只要忠实于原来的发音，倒也未尝不可。内地翻译外国人名，严格遵循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三原则。有时比港台略胜一筹。例如“萨达姆·侯赛因”的译名，就比较贴切，并被香港接受。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亦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长期以来，大量粤方言北上，如头啖汤、生猛、炒鱿鱼、入围、湿湿碎、有料、打工等，也有大量普通话南下，如变通、下海、万元户、下岗、股民、网民、老赖、原生态、白领、段子等。而“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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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中凡用红色标示的词，均为李西兴转帖时经核对而改正。
【又按】两岸三地对海外专用名词(不仅是人名，还有地名，如澳洲的悉尼，台湾译为“雪梨”)的不同翻译，可能也与三地的地方语言发音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