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最富裕的政府为何总患“财政饥渴”？

何清涟

最近看到几条多少有点矛盾的新闻：一是政府有大笔的钱花不完。承接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之势，中国财政收入今年将超过8万5千亿，但全国财政支出在前11个月只完成了73.8%，还有近两万亿的巨款，需要在最后1个月花掉。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种“突击花钱”就是各级政府巧立名目乱花钱。 二是中国政府始终存在严重的财政饥渴。各级税务官员为罗掘税源巧立名目，全年都在为完成税收增长8％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到12月份进入税收密集调整期，车船税、购置税、关税无不上调，还有不少新税种行将开征，如房产税。

钱都花哪去了？
更让人纠结的是，中国政府尽管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国民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已成不堪承受之重，2009年高达32.2%，国民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未见提高，民生未见改善，社会福利未见有所增长。除了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与养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开支，政府这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有用荒唐方式花掉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2009年1至 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当地政府却在今年9月慷慨耗资13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一块被当地人称做“神石”的重逾369吨的甘州 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作为城标。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请了多位“风水大师”，县长三步一磕头，磕了99米，将这块巨石迎至县城。

还有因腐败而浪费的。云南省宣威市政府在革香河上兴建达开水电站，为安置200多户移民，建了数十幢移民安置房，总造价达2000多万元，在入住两年多后，这些房子普遍存在地基下沉、房顶、墙体开裂等严重工程质量问题。尽管有关部门经常派人修补，但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居住于危房之中的移民被迫向政府反映问题，反而被殴打恐吓。

中国的财政支出极不透明，纳税人无任何方法监督政府，政府任意挥霍的资金都不会被追究责任，因此这类事例甚多。

政府浪费知多少？
堪称政府浪费公帑的无底洞是各类公共工程。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许多政府大宗项目普遍存在无效与低效现象，潜藏着巨大的浪费。据成思危在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上透露，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达到2亿吨，按照每吨钢材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中国钢铁 行业的投资浪费达1万亿元之多。

几个被地方政府普遍看好的高铁项目也存在着很大的投资浪费。铁道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4月底，中国高铁累计投资已经达到17366.6 亿元，占到5万亿元总投资规模的1/3强。但是高投资未必能够带来高回报。首先是高铁建设中重复建设与投资浪费的问题。如京津之间已有3条线路， 加上京津城际和即将开通的京沪高铁，总共有7条线。严重的重复建设使高铁运营遭遇低上座率的尴尬。去年底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初期的上座率不足4成，远低于日本和法国高铁70%的平均上座率。这种投资浪费完全是体制所造成，其主要原因有一个：公共工程早就堕变成“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热情高涨，动辄就是几亿美元的海外并购大项目，手笔之阔绰让世界惊诧，以至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1月11日以“中国获取世界”为题报道中国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但这种海外并购的投资效益却值得存疑。2008年10月，中国金融网曾以“海外投资屡遭重创，中国对外扩张三大败笔”痛陈海外投资诸项巨大亏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为205亿美元，但是总损失却超过290亿美元。另外，根据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案都不成功。人民网2009年1月12日发布一条新闻，题目就是“中国海外收购的损失肯定超过2000亿元”。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对所有政府投资缺乏最起码的成本效益管理。

为什么国民税负如此沉重，政府还要拼命加税？为什么政府花不完的财政款一定要抢在年末突击花完，却不愿转至下一财政年度使用以减轻国民负担？为什么投资发生如此巨大的亏损，政府部门还要继续往各种项目上慷慨地砸钱？究其原因，完全是出于政治精英集团的自利动机。如我过去多次论述，税收早就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有公共工程早就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投资海外不仅可以为私人牟利，还可以借机安排亲属子女移民。从政治精英集团行为自利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方可明白官僚系统为何从不想法堵住浪费公帑这巨大的无底洞，而只对开辟新税源有无穷偏好。

在歐美混飯的華人固然不是沒有好人，不過肯定不是喫漢學的

陈志武：未来不需“摸着石头过河”

　　来源：和讯网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并总结出了它的诸多特定，表示可以向国际上大肆推广；而反对的人则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不但没有推广价值，而且亟需转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中国模式”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和讯网：最近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你认为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陈志武：如果说是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跟美国或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体系有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中国的模式，那肯定是有中国模式的。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很特殊，是不是以前其他的国家没有做过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实验过，没有做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里面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这两点作为特点，那要到历史上去找的话那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时候，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民国时期的30、40年代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好几个部门专门管制，以政府资金渗透到不同的银行，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然后一些关键的行业里面也是有当时民国政府渗透进去。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类似。那时候巴西军政府也是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由，也是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从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政府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由政府大规模征税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按照不同程度去这样做过。

　　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共同的一点，到最后也许像人吸毒一样，可以去通过吸毒让自己可以“嗨”一段时间，“嗨”一段时间以后以为自己不是靠吸毒使自己变的那么强壮、那么肥胖的，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些人尤其是“新左派”去强调今天中国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讲这些话的人都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

　　和讯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模式可以说有，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陈志武：对，如果是好的可以使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的话，那世界不用等到今天需要中国向人们证明，早就有很多国家尝试过了。在当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的人说这次跟以往不一样，1998、1999年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发现那一次泡沫仍旧是泡沫，最后还是破灭了。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罗奇说的中国的决策者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因为中国也是人，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悲观，再那些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总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越来越自信，这种情绪不管当年的巴西还是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晴中国、民国的中国、日本等等都是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 开其他国家最后的命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当前的中国就像温总理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了，你想要跳过去不经历这样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总理讲完了以后，那么多的媒体和相关机构都出来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行的很好了，这样子说又把生活中、社会中明确存在的问题变得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的社会就是这样，问题总是假装没看见最后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和暴露出来。

　　未来5、6个月的外交格局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和讯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关键还是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是的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陈志武：当前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模式增长方式，已经是形成惯性了，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而现在WTO红利也用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政治格局的转变。2009年、2010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贸易秩序转折期。中国过去一年在亚洲的外交很严峻，到目前为止这种外交局面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领域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如果再过6个月，中国的这种外交格局仍旧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商界领袖、军队的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那些官员就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的商界、跨国公司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依赖，因为它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经济、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度过高的话，会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会构成威胁。但是后来9.11以后就把美国整个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中东和阿富汗了。所以回过头来看，WTO红利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9.11事件实际上为中国后来1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美国慢慢从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又有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未来5、6个月是很关键的，如果未来5、6个月中国在亚洲面临的这种外交格局没有好的改变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领域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总以为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

　　和讯网：这两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的。

　　陈志武：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变化的时候，的确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各玩各的。但现在的局面是整个格局的大调整，所以这个会对中国2011年和2011年以后的经济构成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的。解决挑战的办法，一个是中国外交重新要进行思考，中国到底是希望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眼前最大的挑战是“泡沫双雄”及通货膨胀

　　和讯网：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而我们对房地产的依赖更是巨大，如果夸张一点说，中国发展就是房地产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过渡依赖房地产产业的状况，它会对我们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陈志武：如果说中国现在哪个领域泡沫是最大的，那肯定是房地产，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还有一个泡沫就是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泡沫，那个因为没有价格衡量，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泡沫，最后很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带来大的冲击。

　　和讯网：对，现在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块风险非常大。

　　陈志武：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失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财政系统会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外一个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左右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通货膨胀一旦失控，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的流向看得见、摸得着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这样，可能会从根本上行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如果通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会更加泡沫化，股票市场和其他的金融证券、票据市场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整个经济供血的体系，它的供血的功能会大大被失控的通胀局面给压下去，进而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经历这些事情。

　　另外，通货膨胀对社会会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对他们的打击会不成比例的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把老百姓的财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面一种方式。

　　西方更多怀疑的声音没有传到国内

　　和讯网：你刚才说了中国新左派对“中国模式”非常推崇，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好像也是这样，一些学者表示，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们所看到却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中国吗？

　　陈志武：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国内的媒体总的来讲更喜欢去说好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者说中国好，国内的大报小报互联网就会到处都登了。但是沉默的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即使这些人去说了什么质疑的话，国内的媒体不一定会转载和报道。由此产生一种结果，因为以自己愿望所带来的选择偏差，让国内的读者和老百姓产生一个让自己很“嗨”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赞扬中国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所看到更多是质疑，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国内，在国内媒体并没有反映出来，大家从报纸上、电视上、互联网看到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个事让我看到那么多人很容易健旺，那些学者，包括那些“新左派”和“老左派”的人之所以喜欢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专门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看待中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客观来讲，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稍微认真的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甚至是老年人和决策层的人，多去了解一点世界经济史，尤其世界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各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史，经济变迁的过程和历程，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的选择和经历、最后的结局，特别是多去看看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巴西的情况和当年苏联的情况，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更加冷静，对中国过去30年、现在和未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些更理性、更清醒的认识。

　　和讯网：还是有不少人是比较清醒的，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

　　陈志武：是这样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人这样活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和讯网：我以前跟你讨论过杨小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现在杨小凯先生早已经仙逝，林毅夫先生则已经贵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那么你认为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谁的判断更为准确？

　　陈志武：现在我们每天在互联网、纸媒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大家不要把这些看成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这就是后发国家劣势今天通过这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恰恰验证了“华盛顿共识”

　　和讯网：说到发展模式，我们不能不提起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怎么看待这两个“共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是否意味着“北京共识”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陈志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中国过去32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的程度上恰恰说明了“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因为中国的起点是政府无所不管的，大家都是国家的人，是单位的人，而那些单位都是国有的单位，包括私人的婚姻、恋爱到生儿育女，到养老，还有住房，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生多少小孩，全部都是由行政权力来控制，都由领导来控制的。如果说“北京共识”很伟大的话，那么1978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模式应该比现在方方面面会更强，但是为什么要改变呢，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以前的模式不是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更不能让全社会的人们生活的福利的一个制度架构。我们看到过去的30几年，随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退出的越多，整个经济活力和大家的财富增加的就更多，这个恰恰说明华盛顿共识开的那些药方，至少对中国来说起到了解放人的创造力、解放人的活力这样一个特点，中国的经历恰恰是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

　　现在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和讯网：“北京共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看这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吗？

　　陈志武：现在不应该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当时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这个可以理解的，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市场化以后、私有化以后社会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办法超出今天的经历去想人类社会的未来和人类社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但是现在，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肯定可以给中国社会进一步带来好处，因为过去30多年已经亲自感受、体验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通过温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面对真实的现实，就中国30年、50年以后希望达到的目标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安排，选择今天就必须开始做的一些改革，包括宪政改革、政治改革和进一步增加司法独立性、增加全国人大体系的权力等等，这些改革是不应该再回避、再推迟了，所以现在不能再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去度过未来的30年，那样做的话，最后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好的结论值得怀疑

　　和讯网：但现在问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可能非常困难，到了现在这种状况，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阻碍改革的深化，也就是说改革的推动者恰恰就是改革的阻碍者，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陈志武：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

　　直到现在的2010年，谁都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了，担你去问一下任何一个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俄罗斯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问他们改革进行的怎么样了，问人们对于它们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都会很吃一惊，怎么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改革是休克疗法看还是渐进式好，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他们国家的改革早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中国到了2010年还是进行时，还没能最后下一个结论。

　　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结论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

　　原来以为按照理想状态，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上升，另外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会出现。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温饱问题都解决好了，生活的很舒适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就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也增加很多，很多人进入城市，房子也比以前要舒适多了。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新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时对于渐进式改革更好的判断是很片面的，跟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现实是不相符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头痛了，就是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来推动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出来。尽管我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依赖出口，从根本上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决定的。如果基础制度不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不会成为现实。

　　和讯网：现在人们对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非常关注，如果下一个10年我们不能深化改革的话，是否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陈志武：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恰恰说明渐进式改革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改革的动力就不会有了，改革走了一半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

　　实现“包容性增长”需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的方式

　　和讯网：今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你怎么看待“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陈志武：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靠市场经济，第二是要靠基于个人权利、法制和民主的体系。实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包容性有些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知道，当初美、英等国推政府福利项目之前，很多人都很穷。但他们首先是通过私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和民主法制，给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一个共同富裕的机会，然后剩下的通过福利解决。这一模式不能够反过来，由政府主导一切，然后再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果由国家主导一切的方式来做的话，恰恰使得增长没有办法包容。连自由市场经济首先能够实现的那么大范围的包容性增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社会只能按照目前的政府主导一切的增长方式，使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只有少部分跟权力比较接近、跟关系比较接近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更大的社会成员跟这些好处是没有办法搭上边的。

　　和讯网：对，像现在国家对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视，但是讨论了很久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措施出来，有些措施可能即便提出来也实现不了，包括整个福利水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却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种高福利国家学习，但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可能连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都没有。

　　陈志武：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在提倡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人提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我想这个话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甚至于过去更早的不同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这个来作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要在基础制度方面设计好，把所有希望达到的包容性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愿望和目标，通过基础制度的安排来实现。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的制度，私有制加上民主法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所实现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坦率的讲，实际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更加接近包容性增长。

　　众多转型短时间内同时进行对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和讯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

　　陈志武：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是多方面的转型，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是更长时间经历的。第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第三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当然还有信息化社会的到了，包括互联网、微博等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转型同时进行，肯定会让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人人都会出现很多的断层和很多的阵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价值观、文化方面被冲击的程度，肯定会很高、很多而且是很深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社会跟原来确确实实是不一样了，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段阵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如果更高的话，那么这种阵痛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会调整的更快。

　　不讲诚信的正收益太高导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

　　和讯网：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盛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是否如有些人说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陈志武：消费主义在美国也蛮盛行的，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社会很崇尚多样化，崇尚个性、独立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奢侈浪费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方面，在美国社会总体上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论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独立思考这方面都不是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非常欣赏的。所以在中国很容易出现大多数的人都追赶一个时髦，这样一来就造成大家在追求的目标方面，都过多的、过度的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个性化。

　　关于诚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唐骏的这个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唐骏的这个事被暴露出来后，他做CEO、做总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仅仅没有因为它的诚信问题受到挑战下跌，反而还涨了一些。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机构、媒体办会议的时候照样邀请他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就是整个社会、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知道，最后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些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脚投票把唐骏做CEO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因为这个社会不会惩罚他，制度也不会惩罚。还有像陈进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做院长，汉芯的造假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把他的职务开除了，他没有因为造假、欺骗、欺诈负任何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之下，没有人会认为造假和不讲诚信的代价是很高的，顶多被发现了以后就把你原来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回去，甚至这一步都可能做不到。人们会看到不讲诚信、欺诈、行骗的正收益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负收益，那当然就会去这样做了。

　　和讯网：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否还跟信仰也有关系？

　　陈志武：那肯定的，在美国宗教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从很小的时候，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就一直灌输诚信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通过深化改革让我们从一些岔路、歪路走回正路

　　和讯网：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分化是越来越严重，很多富豪是越来越富，每年各种“富豪榜”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现在富豪榜却成为了“杀猪榜”，大量富豪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触目惊心。同时，虽然现在的富豪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慈善捐款的乏善可陈甚至是为富不仁，那么你认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什么样的财富观？

　　陈志武：我觉得这些做企业的人，有的人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坏的，但是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做企业的和亿万富翁本来就很坏，或者说现在还是很坏的人。很多人最终的行为和做法，肯定是整个社会制度架构、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国有资产太多，政府对方方面面的控制太强太细，会逼的好多人通过坏的方式、坏的做法去获得财富、获得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把好人也逼成坏人。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上了富豪榜之后可能马上就成了被杀的对象。这样一来如果你捐赠太多了以后，明显的是自己花钱吸引社会和官方的注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逼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慈善和公公益捐赠的举措。

　　和讯网：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核心价值观，在未来10年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如何重塑这种核心价值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陈志武：中国今天的价值体系的错位或者是混乱、颠倒，本身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因为改革应该怎么改，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歪路，按照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讲，先不用去问清楚。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社会不管是小孩、年轻人还是大人；不论是普通百姓、学者、商人还是官员，都不去追究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是邪。

　　当社会不问对与错、正和邪这样问题的话，怎么能有好的价值观，有好的价值体系呢？所以要我看的话，今天价值混乱的这种状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可能需要经历更多的阵痛，现在的阵痛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这种阵痛再恶化的话，可能会将整个中国社会逼到物极必反的境地，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开始呼吁，开始要求宪政改革、政治改革。通过一些更基础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把整个体制给扶正了以后，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才可能有空间从一些歪路、岔路走回正路。

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何清涟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1]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但不少人心存侥幸，希望这种严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奥斯陆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会有所松动。
本文先介绍五中全会后中国政治形势在哪些方面趋紧，再分析这一趋紧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严厉管控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其长期政策考虑。

言论出版尺度继续收紧

2010年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2]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 “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 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3]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4]
上述两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段时期内连续出现对舆论的一连串打压： 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5] 其中一段话说到，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11月20日，又传出《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6]

维稳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维稳政策变得愈加严厉。这一点却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政府对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过度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五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接班大事确定后所发生的方向性的调整。
应该说，直到五中全会以前，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各群体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持温和态度，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寻求和解与共识”并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动空间，[7] 这部分人也承认自己获得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期间的活动空间更大。[8]
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激烈反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刘晓波妻子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络，其家人不能代替刘出席颁奖仪式，徐友渔、崔卫平受邀参加捷克使馆活动，受到本单位保卫处人员阻止。[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诺贝尔颁奖活动的骚扰。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希望各国不要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体系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友好的关系。”[10] 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个国家拒绝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11]
另一方面，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 ”，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 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12]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目为有异议色彩。[13]

原来在中国就已被完全剥夺了活动空间的异议人士的处境自然更形恶劣。身患重病的陈光诚出狱后回家仍然遭受极不人道的全天候监控。[14]曾金燕所办的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因“税务问题”在11月11日被迫关闭。[15] 原来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维权活动人士等人相继被强行送回原藉所在地（中国称为“老家”），近20天来被警方严密软禁、监控和跟踪的，还包括北京律师许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16] 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兴建一座耗资近700万人民币的工作室，被上海有关部门宣称为“违章建筑”被拆除，艾未未为这座建筑在11月7日举办“河蟹宴”，却因受到软禁未能参与。[17]“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于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兴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18] 赵连海案件牵涉到30万结石宝宝的生命健康与政府食品生产监管责任，完全应该与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最后却获得“控诉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结局，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在这轮打击中，范亚峰属于被当局持续打击的目标，12月9日被国保带走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家屡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银行卡和存折都被没收。其妻子吴玲玲被传唤并以抓捕相胁，母亲被严格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范亚峰处境相当危险。[19]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师毛泽东故智，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从最基层开始“维稳”。习近平最近去重庆视察时，不仅高度肯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考察了江北区建北社区居委会的党建与各项工作。

五中全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

尽管中国温和派异议人士或准异议人士希望奥斯陆颁奖仪式之后这种控制会有稍许松动，但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与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分析，这种控制不可能放松。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并非中共宣称的“和谐盛世”，这从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千多亿元可证。尽管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却排在世界第103位；[20]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2％点多，[21]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22]近五年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高达10万起以上， 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23] 近两年中国更是为高房价与严重的通胀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统治逻辑，经济形势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现出对暴力的迷恋。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接掌中共领导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仅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现的超强维稳能力让中共放心。目前胡温抱持平安下车心态，不少政务方面的事情已经交由习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举措很有习近平的强硬特色。
外部观察者只关心到2007年之后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这些显职，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习近平的另一职务：北京奥委会领导小组组长。[24] 他领导下创建的“奥运安保模式”虽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织就了一张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罗地网。何谓“六张网”？据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介绍，就是由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共同构成的庞大监视网络。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 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并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六张网加上无处不在的便衣与特务，构成了“奥运安保模式”。[25]“奥运安保模式”在奥运期间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反抗，在中国被推广，2010年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采用这一模式。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习近平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说：“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 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7] 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极为不满：“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28]今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承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统治权，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29]
中国是个人治国家。虽然高层实施“集体领导”，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性必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从其言行来看，现已实际上位的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实行“治乱邦用重典”。外交方面，习近平既不会象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会象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各国很快会感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点象开“钢铁公司”，有走硬趋向。

【注释】
[1] Wen Jiabao puts political reform on China's agenda,Aug 29,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aug/29/wen-jiabao-china-reform ; China Premier Wen calls for political reform; Aug 22, 20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7L0AL20100822 .
许波，“五中全会前政改话题频现中国媒体”，VOA， 2010年 10月 14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014-Chinas-Media-Political-Reform-104959534.html
[2] 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20 10年10月11日（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0/10/35.html）。
[3] 李平，“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0/21/c_12682384.htm）。
[4] 赵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杂志，2010年11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5] 许波，“借古讽今，《潇湘晨报》遭整肃”，VOA，2010年 11月 3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03-China-Media-Freedom-106601038.html）。
[6] 许波，“《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VOA， 2010年 11月 20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20-defiant-magazine-hk-109432749.html
[7] “《零八宪章》签署者代表徐友渔先生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中国纵览》网站，2009年3月11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97）。
[8] 刘荻，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网站，2010年7月3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liudi-07302010172214.html）。
[9] 丁小，“参加捷克使馆活动 徐友渔崔卫平出门受阻”，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0月21日（http://www.rfamobile.org/mandarin/yataibaodao/jieke-10212010104026.html）。
[10] “中国警告欧洲勿支持刘晓波”，BBC，2010年 11月 5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05_china_nobel_europe_reax.shtml）。
[11] “六国已表示不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路透社，2010年 11月 19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HINA-3367520101119）。标题中的六国包括中国在内。
[12] 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北京机场被阻出国，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chinaaid.net/newscenter/3136-2010-11-20-18-04-09.html
[13] 丁东，邢小群：“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丁丁为什么不能出境”，
丁东博客，2010年11月15日（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151043271.html）。
[14] 中国人权双周刊，“国际人权动态 （2010年11月2日—11月1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48
[15] 曾金燕:关于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停业的声明，了了园 2010年11月11日（http://tinyurl.com/26h3g5c）。
[16] “百名异议人士因刘晓波被监控” 2010-10-29 21:10:37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29_china_dissidents.shtml
[17] 陆扬，“艾未未河蟹宴追踪报导”，VOA， 2010年 11月 07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origination/20101107_Ai_Weiwei-106847008.html胡剑龙，艾未未上海嘉定马陆工作室被拆记，《财经》，2010年11月16日。
[18] Chinese 'Toxic Milk Father' Zhao Lianhai Jailed For Food Safety Protests, by Christopher bodeen, Huffpost Social, November,10,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1/10/chinese-toxic-milk-father_n_781597.html
[19]“范亚峰的妻子和幼子处境艰难”，对华援助协会，2010年12月16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0/12/blog-post_16.html）。
[20] Decoding China’s modesty， By Jamil Anderlini，FT中文网，2010年08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162/en）。
[21] “社科院：去年政府总收入10万亿 宏观税负32.2%”，《南方周末》，2010年09月1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914/15148654959.shtml）。
[22] “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网易财经，2009年4月2日（http://money.163.com/09/0402/14/55TBGUMB00252G50.html）。
[23]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 By John Lee，August 31,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com/print/globalbiz/content/aug2010/gb20100831_989060.htm
[24] “习近平任奥委会残奥会领导小组组长，周永康刘淇任副组长”，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03月12日（http://www.gov.cn/2008lh/zb/0312d/content_917951.htm）。
[25] 孟建柱，“着力强化五个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维护稳定水平”，《求是》杂志社，2009年12月01日http://www.mps.gov.cn/n16/n894593/n895609/2148122.html
[26]吕始东，“习近平的性格特质和政治取向”，共识网，2010年10月23日（ 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renzaishitu/2010/1023/22617.html）。
[27] 吕始东，“走近习近平：寡言低调，但直言不讳”，共识网，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102122488.html）。
[28] 东方，“中国官媒撤下习近平批西方言论”，VOA，2009年 2月 14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9-02-14-voa21-61309607.html）。
[29] “习近平：中国‘永远不称霸’”， BBC，2010年 11月 15日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15_xi_singapore.shtml）.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2月16日）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其实汉学家就是一帮变态混混。他们最著名的杰作是：“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2010.12.16

近期德国两家主流报纸发表文章称，当很多人为中国政府关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全力抵制颁奖典礼感到愤怒的同时，德国的汉学界却只传来零落的批评之声。相关人士就此展开论战。

“为什么我应该生气？那篇文章里的指责根本没有根据，”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Axel Schneider）语气平静地说，“其实有很多汉学家都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那篇文章”指的是12月10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沉默的中国通”。文章批评说，在全世界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获奖者在中国因言获罪，目前正被关押在东北的一所监狱，而德国的汉学界却选择沉默。

为什么选择沉默？

文章的作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曾担任过8年驻华记者。“很多汉学家都表态了吗？那我只能说，在大众传媒上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全德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个由汉学家组织的公开的研讨会，在波鸿，”马凯接着说，“当然，不是非得有人出来表态，这都是个体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些人是研究甲骨文的，他当然可以说，我跟当代中国问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15年间很多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始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我当然也尊重每个个体陈述的理由。有些人不愿意陷入海外民运人士的争斗之中，有的说大学行政方面的事多到已经无心顾及其它，还有人说没有媒体采访他们。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从他们当中差不多没听到什么。所以人们问这是为什么？”

“沉默的中国通”这篇文章在回答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引用了中国作家戴晴的话：“中国的影响在迅速增加，中国有的是钱。不讨这个政权嫌的德国学者可以过上好日子。研究经费和荣誉博士头衔，这里多的是。”

文章中提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去年利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提供的经费新添了两个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职。“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钱，在德国大学为教授们付工资，而这些教授又是负责为我们讲解中国的，这些教授本身可能人格高尚，对此我毫不怀疑，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体制性的依赖。如果面对一种情况教授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教授们当然会变得更为谨慎，因为他们当然不能让出资人受惊。”

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承认东亚学院的确部分通过中国汉办提供的经费增添了两个教职。但是他认为，《南德意志报》的作者对德国大学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经费增添教职的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一个由第三方出资的教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拿了钱，事先跟出资方谈好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如果出资方干涉具体的运作，干涉你的决定，那是不行的，德国哪一个大学都不会接受的。”

具体涉及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的情况，施耐德教授表示，学院方面只需要和中国汉办协商在哪些研究领域增添教职，至于聘用谁做教授，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被聘用者对中国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观点，“汉办不管也不能管”。

“与中国合作是走钢丝”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在文章中写道：“与中国合作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很容易就会从钢丝绳上掉下去。”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鲁道夫（Jörg Rudolph）认为，“谁和中国的官方机构组织合作，谁就失去了研究的独立性”，对中国政府态度不逊的“就会失去合作的机会”。

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叶翰（Hans van Ess）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过，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北京方面认为“海外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都应该是朋友”。北京方面做出的这种判断恐怕并非是错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汉学系学生说，他觉得大部分汉学家都热衷于强调“中国的国情和其它国家不一样”，“应该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应该对中国有更多的耐心”……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说：“说这种什么‘中国人和别人不一样’，所谓‘不要让中国政府感到丢脸’的话都是很愚蠢的想法。”“我在中国呆了8年，还很少能遇到像中国政治家们这样不给别人面子的情况，即便是商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权利更自信一些。”

“中国通”的任务

马凯说，许多汉学家说，“我们要去理解中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去理解中国政府”。而这样做就刚好“落入了中国政府预设的陷阱”。“中国政府向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中国。别人说什么，都不是中国。如果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那么也就忘了那些被中国政府嫌恶的人。中国政府如此之强大，经济如此强大，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它。你当然可以试着去理解它，但是总试着或者经常试着去原谅它，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完全错了。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忘记了大多数的中国人。”

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说，理解中国是汉学家们的任务。“理解一个政府的行为不代表我就赞同它的做法”，“理解”是去了解这个政府的考虑、受到的限制以及内部斗争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这个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行事，但是最终做出的价值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要只是拿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很可笑的冷战式的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黑白好坏这样的思维对事物进行评判。完全可以用平衡一点的心态看待中国政府的一些决定，最后你当然还是可以说这些决定不对。我觉得，冷战结束20年了，我们不再需要简单的黑白两极化的思维模式评论中国，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

“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作者鲁道夫则表示，汉学家们喜欢把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的中国相比较。但如果将7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德国作比较，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应该把现在的中国和一个公民社会的要求相比较，和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社会进行比较。但是汉学家们不这样做。他们说我非黑即白，他们保持科学研究的距离。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相对化地看问题’，而我反对这样做。”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被煮成夹生饭的中国“市场经济”

－－从通胀成因与政府调控物价看政府作用
作者：何清涟

从11月下旬开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主题词合流成一个，即调控物价。在持续的高通胀下民怨日益高涨，政府终于再次启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机制。自11月 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确保市场供应、对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临时性限价，针对贫困人口发放补贴及打击投机等4项措施以来，发改委于11月 23－24日这三天之内连发四份文件，要求稳定物价。几天之后，据说各地蔬菜价格已应声回落。食用油、白砂糖、成品粮、奶类价格停止上涨。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现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不仅必要，而且利民，希望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之说简直不合国情。但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通胀成因还是物价调控，均表现了中国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往往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

中国通胀到底因何而成

先说通胀成因。近3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资金饥渴，往往通过扩张性的货币供给满足这种需求。从2006年开始呈上扬之势的通胀，官方原来还承认是 “成本推动型”，但最近几个月因民怨载道，想寻找一只替罪羊，于是想方设法证明是“输入型通胀”。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10月下旬公开表示，“因为美元发 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性冲击”，并断言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由此造成。

但陈德铭这一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其他金融官员的说法相悖。事实证明，过去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加了7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的说法完全否 定了陈德铭的“输入型通胀”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超量的货币供给”，就是依靠央行不断增发货币。这 30年里，增发的货币到底有多少？且看官方数据：从1978年至 2009年，中国的GDP规模从3645.2亿元增至33.54万亿元，扩大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从859.45亿元增至60.62万亿元，扩大 705倍。仅今年前10个月，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通胀成了政府掠夺民财的最佳渠道

老百姓被通胀抢走的“蛋糕”有多大？可以通过如下数据推算大概。

1980年代初，“万元户”曾作为先富起来的代名词。经过30年，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1981年为500 元，1991年为1700元，2001年为6800元，2007年为13800元。因此30年前的1万元，约与现在的 28－30万元相当。

这些钱存在银行里面临严重缩水，《广州日报》近日登出四川汤婆婆如何变穷的故事，可以说明政府通过通胀从百姓手中抢走的蛋糕有多大。33年前，四川的汤婆 婆往银行里存了400元钱，当年这笔钱能买1套房子、400斤猪肉、1818斤面粉、727盒中华香烟或50瓶茅台酒。今天，汤婆婆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 835.82元，仅够买420斤面粉、69斤猪肉、40盒中华香烟或1瓶茅台酒。

人民币特有的困境——即对内面临贬值压力与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加剧了通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直接后果是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抬升了GDP规模和税基，使政府财 政收入大幅上涨，实现了“国富”。但比较吊诡的是，由于民众在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本应同步增长的居民收入却停滞不前。在人民币对外不能贬值的情况下，通 胀泡沫只能在国内稀释，老百姓不仅未能分得那块被做大的“蛋糕”，反而要通过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全面涨价去帮助政府消化通胀后果，原来节衣缩食储 存下来的“蛋糕”反而被政府用通胀的方法抢走很大一块。远的不说，据统计，今年头11个月，中国36个城市，仅蔬菜一项与去年同比批发价上涨超过60%。 人们感到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很艰难。局部地区出现反物价上涨的骚乱，贵州六盘水市第二中学上千学生抗议菜价疯涨，夜砸食堂。

中国政府仍是掌控经济的“上帝之手”

上述分析可见：从通胀成因来说，祸根在于政府持续超量发行货币；从物价回落来看，又得力于政府对市场的强行干预。既然麻烦产生的根源与麻烦的临时性解决都是政府之手，那掌控中国经济的手到底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这些年来无论是土地市场还是资源市场，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多。因此物价尽管暂时回落，但中国人却并未因此感到轻松。在有限的言论空间里，一 些评论认为，只有告别通胀才可控制物价。通过诸如保障供应、物价补贴和打击投机等行为，固然能在短时期内遏制物价上涨趋势头，但如果政府不改变货币超量发 行的恶习，一旦政策的效应退却，物价很可能又会反弹。因此，治本之策是尽快收紧货币，避免老百姓的钱继续贬值，这是稳定物价的最有效路径。政府调控经济， 必须走出传统的“物价控”阴影，走上“工资控”与“福利控”的阳光大道，政府不应该三天两头去管物价，该由市场决定的应该还让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回到确保 大多数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提升的正道上来。

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性争议，即中国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国家。多年来，中国为了摆脱所谓歧视性条款，在WTO中争取“市场经济国家 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益诱惑，也只说服了80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与日本始终不肯承认中国是个完全 的市场经济体，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而且无论从干预范围还是干预力度来说都有增无减。只有中国在不断宣布自身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最新的市场化 指数为77.7%。

但从中国自身状况来看，欧美日不承认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从政府对土地市场（如土地的供给）、资本市场（股市、债市）、金融市场（大量搭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的操控与强力干预、以及大量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投资项目（如各种毫无必要的公共工程，一些二三线城市大建地铁、引渤入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 干预大概在全世界无出其右。所以搜狐总裁张朝阳在今年一月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这一轮通胀形成与政府调控物价，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政府煮成了一锅带有严重焦糊味的夹生饭，但大厨却坚持说这锅饭是最能安慰中国人肠胃的美味佳肴：只有“中国模式”才能救中国。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看，汉学家在做什么？

德媒：和平奖拷问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BBC 乌维·施坦因

德国媒体本周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普遍做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多视角的广泛评论。

大多数德国全国性报纸例如《法兰克福总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日报》都借助自己的驻华记者，从北京当局对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攻击乃至对刘晓波同情者的打压角度，详细报道了中国国内的氛围。

“应有之义”

《法兰克福环时报》为此发表的评论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为人权奔走呼号的刘晓波，真正恢复了这个奖项因为去年授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备受杯葛的应有之义，那就是通过对人权活动家的褒奖，来促进和平的持久。”

《南德意志报》驻京记者在报道后配发评论，批评北京如此兴师动众地打压国内外支持刘晓波获奖的个人和国家。评论认为：“这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现任统治者对于人权的蔑视，而且也充分反应出北京几年以来在强权外交上的连续性。”

倾向保守的德国《世界报》则分析在周五刘晓波获奖前不久，北京传出设立“孔子和平奖”授予台湾前副总统连战。该评论认为“此举实在是愚蠢。1937年，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德国作家奥茨辛斯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曾在其国内匆匆忙忙设立作为德国民族科学与艺术奖，借以抗衡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和平奖。”

“帮倒忙”

几乎是作为唯一的例外，德国《商报》周五谨慎地以一家之言的形式，刊载了驻北京的德国作者佛朗科-希伦的看法称：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在帮倒忙。

他认为，挪威的这个世界著名的授奖机构原本应该考虑到将这个奖项首先授予一位中国当代政治家，比如现任总理温家宝或已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以此来昭显欧洲对中国的尊重。

汉学家失声

引人注目的是：周五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纸《法兰克福总汇报》和《南德意志报》同时从不同角度发问：为什么德国汉学家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此讳莫如深？

《法兰克福总汇报》以同是德国观察中国事务的学者鲁道夫的文章，提出质疑：德国汉学家们是否因为北京在小小的德国已经设立了10所孔子学院，并重金补贴其教学与“科研”费用，所以出卖了自己作为独立研究者的立场？

而《南德意志报》前任驻京记者斯特马特则通过对多个德国汉学家的采访，描写了从自称自己专事古代中国研究到自诩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全面评价中国的德国汉学众生相。

—— 原载: BBC

南都這樣羞辱我強漢居心何在？

法国大学生在广东打死人被判11年 获批回国服刑

南方都市报


　　因故意伤害罪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前晚在狱警押解下由东莞监狱前往广州白云机场，其后搭乘航班回国服刑。 通讯员 刘洪群 摄

　　12月8日，广州监狱。

　　法国籍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侧耳静听，心里数着天上的飞机，“每五分钟有一架飞机飞过”。当日23时50分，他坐上了其中一架，目的地是法国巴黎。

　　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回国服刑。

　　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中，广东监狱系统完成的第二例外国籍服刑人员的移管工作。

　　酒吧打架 法国大学生被判刑

　　27岁的让·蒙特里特来自法国巴黎，判刑前，是法国GAST ONBER GER大学的学生。2005年，大四学生让·蒙特里特来到中国，在广东的江门和中山，帮朋友的小公司从事灯饰出口贸易，月收入2万多元。

　　2007年8月12日凌晨，让·蒙特里特与来自俄罗斯的好友米高尔在江门蓬江区卡仕酒吧喝酒。米高尔摸了一位姑娘的臀部。她的男友马某用酒瓶打了米高尔的头部后逃离。

　　追到酒吧门口，米高尔碰到劝架的黄某。他将黄某打倒在地，并和让·蒙特里特对黄某拳打脚踢，然后逃走。送医院后，黄某抢救无效死亡。因故意伤害罪，让·蒙特里特被判刑11年。2009年9月，他到广东省东莞监狱服刑。

　　爱烧鸭腿 是改造积极分子

　　让·蒙特里特喜欢篮球，是监区篮球队的前锋，经常代表监区参加监狱内的服刑人员篮球比赛。东莞监狱二监区监区长朱曙光说：“法国人，年轻，很活跃！”在监狱里，他喜欢阅读英文报纸和观看中央电视台9频道的英语节目。

　　他很喜欢中国的美食，“尤其是川菜”。在东莞监狱里，让·蒙特里特最喜欢吃的食品是烧鸭腿。“中国的美食很好吃！但不是在这里(吃)。”让·蒙特里特说，监狱的米饭不限量，但他期望能像在外面一样，享用。

　　让·蒙特里特和来自中国香港、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刑人员成为好友，经常诉说心里话或侃大山。“大家什么都谈，以前的生活、工作和喜欢的姑娘。”

　　　渴望沟通 激发学汉语的潜能

　　让·蒙特里特经常赞美自己在广东中山的女友。在法国学习时，英语和德语是他的必修课。和中山女友交往，两人都是用英语交流。但在看守所和监狱服刑期间，他学会了汉语。“没办法，在看守所里，没有人会讲英语。”让·蒙特里特说，交流和沟通的渴望激发了他学习汉语的潜能，掌握了汉语拼音的使用。

　　每个月，让·蒙特里特都和母亲通一次电话。她的妈妈是名教师，曾两次从法国到东莞监狱看望他，每次的费用都超过1万多元人民币。

　　　　回国服刑《法英汉字典》带回家

　　据称，在法国，让·蒙特里特的家庭不算富有。母亲往来中法，看望儿子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母亲多次向法国官员提出让其儿子回国服刑的要求。在监狱里，让·蒙特里特也提出了回国服刑的申请，最终获批准移管。监区长朱曙光告诉记者，让·蒙特里特是在监狱里通过亲情电话从母亲处得知将要回国服刑的消息。他对管教警察说：“我要离开这里了，今后不用你们管了。”

　　12月7日傍晚，得知自己当晚就要乘飞机回国服刑，让·蒙特里特情绪激动，大谈自己对中国的感受。进行移管前，他收拾行装。除了英文书籍外，他还把一本厚厚的《法英汉字典》塞进了行囊。

　　　中法移交 他很兴奋很开心

　　12月7日20时许，广东省东莞监狱会议室内，监狱长何放(代表移交方)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泰年(代表接收方)进行了中法移管仪式。司法部派来的中方代表宣读了司法部《关于将法国籍被判刑人让·蒙特里特移交给法国主管机关继续执行刑罚的决定》。中法双方现场验证了被移管人让·蒙特里特的身份，并签署了《交接笔录》。中方向法方移交了属于让·蒙特里特的所有个人物品。

　　仪式结束后，让·蒙特里特被带上警车，前往白云机场。让·蒙特里特很兴奋，很开心。移管前的晚餐都没吃多少。东莞监狱派出熟悉让·蒙特里特情况的二监区警察方再生随车押解。方再生的英语水平很高。一路上，他和让·蒙特里特天南地北地聊天。

　　　错过航班 因法国警察携手铐登机

　　抵达白云机场后，中、法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押解让·蒙特里特回国的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接上头。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的民警们协助法方办理了各项登机手续。他们打算搭乘南方航空公司12月7日23时55分的航班，飞往法国。但直到12月8日0时许，航班已经起飞，两名法国警察与让·蒙特里特仍呆在机场休息大厅。

　　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副处长李纯义告诉记者：“手铐等警械是不许带上飞机的，国家公安部和民航总局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前，监狱方面多次询问法国警察有无违禁用品，但法方并未重视，也未告知。在过安检时，发现他们携带有手铐，被拒绝上飞机。安检人员要求法国警察必须留下手铐，但法国警察坚持要携带手铐上飞机，最终错过航班。

　　　临时监管 广州监狱天冷添被

　　不能按时离境，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遇到了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法方临时将让·蒙特里特交给中方托管，并立即写出委托书。随后，让·蒙特里特被广东狱警押往市内的广州监狱临时监管。

　　让·蒙特里特很沮丧，心情糟透了。8日凌晨1时10分许，李纯义在安顿让·蒙特里特的监舍中安抚他，告诉他，这不是中方的原因，也不是法方不愿意接收，而是技术上的原因。

　　李纯义交代值班狱警煮碗面给他吃。刚好冷空气入粤，深夜气温较低，广州监狱还为让·蒙特里特的临时睡床提供了棉被和加铺棉垫。

　　12月8日晚，法国警察最终放弃了携带手铐上飞机的决定。让·蒙特里特在两名法国警察的押解下顺利搭乘飞机离开广州。

　　回国后他继续服刑如何实施法国决定

　　省东莞监狱监狱长何放告诉记者，这是东莞监狱，也是广东监狱系统第二次外国籍服刑人员移管。

　　据南都记者了解，移管被判刑人又称外籍囚犯的移交或外国囚犯的移交，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合作方式，旨在使被判刑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国服刑。何放说，由于种族、民族、宗教及文化、语言等环境不同，外国籍服刑人员在判刑国面临很多生存困境，会产生社会孤立感。

　　为保障外国籍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改善外国籍服刑人员的服刑境遇，移管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发端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随着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因而被国内定罪量刑的情况随之增加，使得开展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越来越重要。

　　联合国大会在第四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该示范条约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允许通过转移监管责任的方式，将被判缓刑、假释或被判刑罚暂停执行的外籍罪犯移交给其国籍国或其他国家。2008年12月，因犯走私军火罪被我国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也门人阿不杜勒，成为我国也是广东司法机关移管回国的第一例外国籍服刑人员。

　　移管让·蒙特里特回法国服刑，是参照联合国条约的精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规定还有待完善。据了解，服刑人员回国后，仍将按照在我国司法机关的判决在其国家的监狱服刑，但是具体如何实施，比如减刑或者假释等，则由该国决定，不用知会我国司法机关。

从背诵历史到思考历史

　　——答钱进先生

　　作者：张功耀

　　钱进先生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猛烈地批评我“瞎掰历史”。这意思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在钱进那里，诸位如果要学习历史，听钱进的就行了。而我这个人，从小生就了一副怪脾气，对一切现成的东西都要反思，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从来不背诵现有的历史，尤其是那些按照“爱国主义模式”写出来的历史，而钱进先生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背诵历史”。

　　因为我从来不“背诵历史”，所以，我违背了钱进先生制定的天条，于是他要猛烈地咒骂我“瞎掰”。

　　我国什么时候发明制针技术，这本是可以自由讨论的。用不着像钱进那样去“以背诵历史为依据”，对不愿意“背诵历史”的人大开骂戒。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还把铁钉叫做“洋钉”。可见，洋钉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其实，古代中国人也能打制一些铁钉，只是那些打制出来的铁钉太粗大了。这也是我国建筑和家具制造当中多用枓榫和少用铁钉的原因。如果非要钉，用的也多是竹钉。1974年，我家里建房子，因为没有钱买铁钉，就是用竹钉钉的橼皮。我和我爷爷一起，把竹子削成钉子，再用砂子文火炒过，替代铁钉，效果蛮好。

　　钱进先生引出了《天工开物·锤锻·针》条中的记载：“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鎈其末成颖，用小槌敲扁其本，钢锥穿鼻，复鎈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留针二三口插于其外，以试火候。其外针入手捻成粉碎，则其下针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健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

　　这个记载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不需要争议。

　　这意思是说，制针之前，先把一块条型铁卷成一个圆筒，中间留一个小孔。然后再把一块铁烧红打成细丝，再将这根细丝从这个小孔当中拉扯出来，再剪断，把剪断后的一头磨尖，在另一头戳一个眼，这就是针。

　　所有不局限于“背诵历史”的人都可以通过直觉想象一下，这样做成的针，会不会有“绣花针”那样精致？事实上，我国民间撽蓑衣用的针，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我本人小时候就见过铁匠生产这样的针。

　　至于“绣花针”是什么针，以上钱进引出的这个文献实际上蕴含了答案：“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依据这个文献，福建马尾的人做刺绣，用的是“柳条针”。这个“柳条针”其实不是金属的，是木质的（如竹子做成的针），有的地方甚至用鱼刺。

　　钱进还引出文献证明，我国早在战国的时候就有刺绣。他以为那战国时期的刺绣就是金属针绣制出来的。其实，战国的刺绣不是用金属针绣制的。我国先民最早用的针是骨针（包括鱼刺）。商代生产的某些玉器，镂空出了许多比现代绣花针还小的孔（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文物）。它们也不是用金属针加工出来的，而是用骨针加工出来的。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古代金属制针业很落后，而刺绣却很精致。

　　我不想“背诵历史”，更没有兴趣去与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纠缠一些历史细节。事实上，被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提出的所谓历史问题，有的超越了我当前的讨论主题。为了说清相关的问题，我恐怕得另立标题去阐述。实际上，我们为了突出主题，必须省略掉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还有的人，因为他们“背诵历史”的习惯根深蒂固（这是我国的教育现状造成的），没有以慎独的态度去思考历史的能力和习惯，与这样的人讨论历史，显然会浪费我的很多时间。因此，我倒希望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在向我提出历史问题之前，自己先用一种慎独的态度反思一下现有的教科书所记载的所谓“正史”。

　　坦率地说，钱进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回答价值。只是因为《新语丝》的读者很广，为正视听，才勉强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要顺便提请读者原谅的是，所有类似的问题，我最多只写一篇答复文章，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纠缠。因此，关于中国制针技术史的问题，我也许会在其它更加正式的场合去讨论，而不会再来《新语丝》发表任何只言片语。

(XYS20101202)

在歐美喫支那飯而不王八蛋者，吾未之見也。

杜维明VS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杜维明 袁伟时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

　　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

　　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国内及海上、陆上都有贸易。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

　　2.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

　　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3.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

　　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

　　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

　　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

　　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

　　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

　　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

　　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

　　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

　　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

　　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仁义礼智信是不是“习惯法”

　　杜维明：哈佛法学院有位韩国学生，叫咸在鹤，他的博士论文认为，儒家礼乐的观念和宪法很相似，在传统韩国社会，礼所起的作用类似宪法。礼有像现代英美的习惯法。

　　子云：我对此有疑问。习惯法的前提是保障自由，保障一些基本权利，约定俗成而来。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作为礼教，起源是官方的教化，逐渐沉淀下来，对某一阶层进行压制和管教，我认为不能叫习惯法。

　　杜维明：你讲的我大部分赞成，但你认为是压制、管教我不赞成。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此限制。皇帝绝对没有隐私权，一言一行要求公正，压力很大。内朝和外朝官吏制度之间的抗衡，非常重要。

　　在日本，官是公，私是对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国，官、私、公三者分开来。黄宗羲把官当作一个私欲集团。

　　如果认为中国整个古代文明都是专制的，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这站不住。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也站不住。

　　子云：礼教不仅是伦理道德，还是一套制度规范。包括怎么下跪、怎样哭，女孩怎么笑……都很仔细，也固化成了制度，这一套不那么可爱。从三纲里找现代性的可能非常稀薄。

　　杜维明：你认为西方在前现代没有这一套吗?束胸、缠腰，比包小脚还要厉害。因为缩腰，有的二十多岁就死掉了。不要总觉得东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这种自卑心理。

　　对西方平等的观念，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赏。比如今天，美国两个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学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宰员工，大学校长主宰教员。

　　子云：跨国公司的总裁与普通员工有区别，主要是在人格上平等。

　　杜维明：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层面。但说到人格平等的价值，儒家传统里同样非常深刻。比如社会各有分工，但牺牲10%、5%的人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 原载: 南方周末-燕山大讲堂

迟浩田是否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作者 法广

“迟浩田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消息引发网友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本台联系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经常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何关系。
本台刊登出中国 网友对“迟浩天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的质疑之后，有听众建议对此一消息进行核实，本台因此联系了联合国驻纽约总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的总部 以及专门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将军所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否有关系。当事各方对本台的答复表明，迟浩田获得的这一 “和谐人物奖”与联合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政 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以此对抗“诺贝尔和平奖”,试图“以六四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六四战俘刘晓波博士”。

事情的起源是，在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到三周时中新社的一条报道。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相配的照片是中国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10月27日晚从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手中接过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奖评选委员会”提名授予的“世界杰出和谐人物” 奖 杯。

“世界和谐基金会”无权以联合国之名颁发奖项

首先，就“世界和谐基金会”是否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是否真的归属于联合国环境署，本台联系了联合国环境署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总部。环境署发言人尼克•努涛Nick Nuttall向本台确认了“世界和谐基金会”这个组织确实从2005年开始作为NGO在环境署注册，但是，在环境署注册只意味着该组织可以参加环境署召开的一些讨论会议，而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环境署支持该组织任何活动、政策以及立场。

这名发言人还向本台确认“世界和谐基金会”没有任何权利借用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颁发奖项。听众朋友可以可以从本台网页上阅读这名发言人的书面声明。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was accredited to UNEP's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the main governing body of UNEP, in 2005 as a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following UNEP'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approvals of accreditation.

"Being accredited to the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does not mean, an NGO is "affiliated" to UNEP, nor does it imply any endoresement or approval of their work, policies and positions."

联合国总部不知情

就联合国总部对这一和谐奖是否知情问题，本台电话咨询了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信息中心，他们都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此前已有美国媒体向联合国发言人提出上述问题，联合国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在网上才看到沙祖康给迟浩天颁发和谐奖的照片。那么，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给迟浩田颁发奖品，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一奖项就带有官方性质呢？对此，联合国方面回答说，他们到目前为止依然在等待沙祖康本人的解释，他到底是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官方名义给迟浩田颁奖，联合国发言人表示，和谐奖颁奖期间，沙祖康并没有休假。

沙祖康本人避谈和谐奖

另据纽约一家以攻击联合国而著名的网站英呐城市新闻社Inner City Presse 的介绍，沙祖康十一月四日在接受他们采访时解释说，他同迟浩田过去曾是同事，他在上海的时候被迟浩田邀请吃饭，原以为只有他们两人。但是，本台未能通过其他渠道证实上述内容是否属实。

以下是英呐城市新闻社网站有关采访沙祖康的原文：

On November 4, Inner City Press was able to ask Sha Zukang directly about the award and the controversy. Sha told Inner City Press that “the general came to know I was in Shanghai” and he invited Sha to dinner.

Sha canceled his other plans. “When I was with disarmament we were together, many years ago,” Sha said of Chi Haotian. “I thought it was he and me only. Than I saw the group.”

Inner City Presse英呐城市新闻社记者十一月二十六日还向本台透露，在联合国二十五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表示沙祖康已经就此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做出了解释。但是，这名发言人拒绝透露沙祖康所做出的解释的具体内容。

以下记者会问答的记录：

Inner City Press: there is this issue of the award that was given by Under-Secretary-General Sha [Zukang] to the General involved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 just, it was left — at the time it was said that, Martin Nesirky said that, Mr. Sha was on UN time while he was in China, but that the Secretariat hadn’t been informed that this award was going to be given. Questions continue. It’s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hat this was a UN award or somehow given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What’s the UN’s final position on whether Mr. Sha was operating as an Under-Secretary-General when he gave it, and if he wasn’t, what’s going, what’s happened sin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Mr. Sha, I believe, tried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his actions.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about any UN response.

Question: He gave an explan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Question: Was it acceptabl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We did receive an explanation.


中方报道中英文报道不一致

另外，英呐新闻社网站还透露了许多有关世界和谐基金会向联合国提供赞助的内容，世界和谐基金会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给迟浩田颁发和谐奖或者向联合国提供赞助本来无可厚非，但只能以本组织的名义而不能以联合国的名义颁奖。然而，中新社与新华社的报道却偏偏将报道的标题写作是“迟浩田获得联合国和谐人物奖”。

本台注意到中国官方的英文媒体在报道此一消息时并没有使用同一标题，新华社的英文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得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人物奖 (China's Former Military Leader Receives World Harmony Award)，虽然报道文章中也提到基金会同联合国的关系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但是，标题却是符合联合国的要求的。

迟浩田为什么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两周之后获得世界和谐人物奖？海外博讯网站近日就刊登了署名草虾的文章，标题为:64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64战俘刘晓波博士，表达了他个人对迟浩田获奖的解读。作者写道：“正当六四亡灵代言人刘晓波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久，六四戒严时的人民解放军参谋总长迟浩田上将荣获‘联合国和谐奖’， 其对抗意味颇为搞笑。”

文章写道：“‘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拿联合国对抗挪威，但也拿六四平暴参谋总长对抗六四亡灵代言人，实在是降低了内战名将迟浩田将 军的威名。刘晓波是个文学博士，在军人眼里顶多算是迟浩田将军的战俘，而且詖世人骂作大汉奸、大叛徒、殖民主义大师，值得拿迟浩田的耀眼将星向他炫耀吗？”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向来不以报道客观而著称，但是，如此大胆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颁发和谐奖，在今天信息传播迅速的网络社会，实在令人费解。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对外公布沙祖康向秘书长办公室所做出的解释，要知道，沙祖康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关系微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沙祖康今年九月在维也纳曾经酒后大骂潘基文，事后，沙祖康已经为此做出公开道歉。

另外，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权威机构将如何处置其成员国“借花献佛”的行为，尤其是当这些行为影响到联合国自身的名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将于明年十二月底届满，潘基文倘若寻求连任，必将试图获得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此前就有人权组织谴责潘基文在访问中国时未与中方谈及人权问题。

美国舆论呼吁沙祖康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记者Claudia Rosett 在网上发表文章，标题为Tiananmen Travesty – With UN Credentials。作者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背景，指出该基金会的诸多可疑之处，并且披露该基金会同前联合国高官，因联合国石油换粮食丑闻而闻名的Maurice Strong关系密切，Maurice Strong从2005年之后就居住在中国。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要给谁发奖外界都无法干涉，但是，沙祖康这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这个由包括美国纳税人在内的全球纳税人负担的官员，他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作者最后呼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至少向联合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颁发世界和谐奖之后的沙祖康依然继续稳坐副秘书长的宝座？

感谢国家，感谢猴蛇

猴蛇这席话直接把我送到希望的田野上，我牙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情绪稳定得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高物价下中国百姓过起节俭日子：飞涨的物价并未带走希望


　　涨价的冬天，你们还好吗？

　　政府的帮扶政策起效了吗？生活有了改善吗？

　　面对上涨的物价，都有什么省钱的小窍门呢？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分头采访了企业退休职工、都市职场新人、进城务工农民、城市低保人员，倾听他们的讲述，探访普通人的生活。



合肥退休职工吴至明：居家度日的省钱经

　　11月27日早上8时，刚刚晨练完，63岁的吴至明阿姨便提着环保袋子匆匆往安居苑小菜场走，她和老伴计划中午做锅鱼汤，不过今天吴阿姨却是空手而归。

　　“这么大的一条草鱼，不到1斤重，要10元钱，前几个月也就卖五六块钱，想想还是不买了。昨天晚上的红烧肉加点菜还能吃一顿。”吴阿姨拿手比划着鱼的大小说。

　　家住安徽合肥市安居苑社区牛奶厂宿舍的吴至明老两口，从各自的单位退休已经快8年了，两人退休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还要给远在广州的儿子垫付1000元左右的房贷。既要省钱，又要让两口子的生活舒舒服服，管家的吴阿姨就不得不精打细算。

　　和所有工薪家庭一样，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吴阿姨以家里最常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给记者算了一算：1斤韭菜，过去只需要3元，现在涨到了4—4.5元，鸡蛋1斤几个月以前只要3.5元，现在4.5元都不一定买得到了。还有，猪前腿肉，过去是9—9.5元／斤，现在最少也要12元，牛肉更是比前几个月涨了4元多。“还有油，几大品牌的调和油都涨了10多元，一顿好饭，要有肉有菜有饺子，过去我们老两口只需要十几元钱，现在得近30元了。”吴阿姨说。

　　好日子宽裕点过，穷日子紧巴点过，这是吴阿姨的生活哲学。自从近来物价上涨，吴阿姨就不怎么在门前的菜市场买菜了，而是到合肥最大的周谷堆菜批发市场区选购。每周周一，吴阿姨和老伴挎着环保袋子坐公交车到周谷堆，“这边的菜价普遍比我们周边便宜了1元钱左右，牛肉更是便宜了2元钱，一次买个7斤肉，就能管一周了。”吴阿姨笑言：多买一点，来回的车费也能抵消。



北京职场新人甄玉：“捡漏”超市的打折货

　　前些日子，在北京中关村一幢写字楼里上班的甄玉发现，外卖里附送的豆浆没有了。几乎就在同一天，她经常吃的胡萝卜包子从一块变成了一块二，更让她吃惊的是：“怎么包子皮也变厚了？”

　　变化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沙琪玛从八块九变成了十二块六，常吃的老婆饼从六块变成了八块，超市里几棵油菜竟然标价两块钱。男朋友每天用来当宵夜的煎饼果子价钱倒没变，可是鸡蛋贵了，加三个鸡蛋的煎饼果子从三块五变成了五块。

　　小甄25岁，刚来北京工作3个月。她说不清楚这种切身的体会是因为走出校门，直面生活了，还是因为涨价实在过于来势凶猛。

　　小甄也试过自己从家带饭，可是一个人做，一做就多，浪费了不划算。

　　小甄最近另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取钱频率变高了，以前三百五百地取，现在八百一千地取。白领收入尽管不算很高，但娱乐、聚会、接待朋友等事情少不了。朋友聚餐，以前没什么感觉，现在参加前要先打打算盘了。但是好的一点是，最近聚餐也心照不宣少下来了。

　　“以前社区大妈们热衷的超市优惠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开始留心了。”现在小甄去超市，专盯那些挂黄色牌子的，因为这都是打折的、特价的，买了就是“捡漏”。同一种商品，她总要在心里换算一遍，挑性价比最高的买，货品有散装的就不买包装好的，超市打烊前总爱去看一下，“扫扫底”。

　　“物价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只是其中之一。”小甄认为，物价起伏未必真的对生活质量造成太大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压力。毕竟我们是在发展的，只会越来越好。

RFI：上海胶州路“1115”火灾受害者家属集会要求问责政府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昨天（11月26日）晚上八点， 上海“1115”胶州路公寓大火部分受害者家庭自发组织，召开了一次“1115受害者家属”联席会议。参会者包括遇难者家属二十多人，以及部分家人未受伤亡家产遭遇火劫的受害者家庭，会址在距离火灾现场附近两三百米处，灾后官方安置灾民的的久悦商务酒店里。

艺术家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列席并被允许记录，此后，会议的记录被发布到互联网上。 这是火灾事件发生后，第一次有组织性、总结性、由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表达受害群体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和立场。

与会者称，通过了一个决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拥有共同的声音，类似业主委员会，以一个共同的声音来与政府对话。此次，他们推举了六个代表，并希望团结，不要轻易被“瓦解”。

与会者一致认为，“政府对事故责任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至今，责任是什么，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并没有说清楚。”

他们回顾了灾难的前因后果，包括，整个工程的产生情况，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施工队情况，包括消防部门来到现场的不作为，消防队员看到楼梯口不上去，什么防护用具没有携带，耽搁大量时间等等。

对此，这些受害者认为，政府“在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在没有进行谈判的情况下，违反程序单方面武断决定”，对社会公众宣布，每个遇难者的赔偿数额为96万的决定，对此他们表达了“极度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对逝者生命和他们的亲属的极大的不尊重，他们的心理感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所遭遇的痛苦是“难以承受”的。他们要求，“首先追究责任，然后才可能去谈赔偿问题”。此外，遇难者家属对赔偿的具体操作也表示了不满。

对受害者家属的这一表态，媒体人彭晓芸说，“受害者家属拒绝接受不明不白的赔偿，要求先界定责任，再谈赔偿协议。真是让人敬仰。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素养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公开透明，不接受任何暗箱操控。要对上海市民再次竖起大拇指！”

受害者家属决定，在遇难者“二七”到来时，也就是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在遇难者现场进行“二七”纪念活动。

此前，火灾事发后第一个周日“头七”，至少有十万上海市民在警方的监护下，来到事发现场鲜花致哀。他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参加“二七”悼念活动，他们希望，“活动要和平的，平静的、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参会的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公开的渠道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需要政府向他们公开道歉，明确承担责任。”他们还希望，未来能有媒体前来关注，并传达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要求，“与政府的官员或者相关部门谈话，面对面谈话，并对媒体开放”。

这份会议记录在网上公布不到几个小时后，已经成为新闻办网管局删除命令上的目标，大部分可以找到的链接已无法打开。

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刘苏里对话邓晓芒

时间_ 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点_武汉－北京，MSN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808d20100n6hs.html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亦多有涉猎，创立“新批判主义”和“新实践论美学”。已出版专著25部，译著8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这次“对话”，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各自在武汉和北京的家里。所以，说话行文，仔细看带有网络聊天几乎无法避免的“峻急”特点。

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
他长期任教武汉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师。在今年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中，有他授课现场非常生动的描述：先由一名学生朗读一段《纯粹理性批判》，重点用词、概念要特别强调，然后由这位学生对此段作出解释；再者，邓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讲解该段。如是，一学期下来，多则讲授二十几页，少则十几页。学生从开学时的十几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课堂讨论热烈，师生往复辩驳，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一册经过缩写的二十几万字《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讲下来，竟花去14和学期。没有哪位学生从头至尾听过这门课，可听课者往往有所收获——邓教会了年轻的学子们读书方法，也教给了他们关于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中，生动记录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现场。从主持人和学生，与邓的互动中，读者可分明感受到场面的热烈和求智的冲动，可称得上“非常感人”。
作为哲学家，他受到严格的哲学训练，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西方哲学，有着细致而精到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尤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他“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见“百度百科”）[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的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越性的灵魂，体现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逻各斯精神体现了这些个体灵魂在自由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保持人格一贯性，而不至于在与别的自由主体的相互冲突中遭到毁灭。——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对话中邓晓芒说，他有自己的哲学，只是还未完整地表述出来。他同时也肯定地说，他的哲学当然是立足本土问题。
一名好战士是自觉的，邓是自觉的，因此在我看来，他当然是一名好战士，一名“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无论介入文化批评，美学争论，还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无不显示其战士本色，自觉而充满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学家生涯中，邓晓芒是我知道的“卷进”各种思想争论最多的知识人。这个时候，他有两个“使枪弄棒”的舞台，讲坛和书桌。他的讲坛，真可谓天南地北，校内校外，演讲锋芒毕露，一泻千里；他的书桌，层出不穷地生产各类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论理扎实，包括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新左翼，以及《河殇》、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义”为标榜的批判对象。学术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为一名战士，邓不止一次卷入高教体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
邓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是“为己之学”，如果将其理解为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便大错。这里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愿意从对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国人身上问题的症结所在，像针灸师拿自身做实验。我理解，这种“反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义学说实践的一部分，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邓的新批判主义强有力量的秘密。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有请邓晓芒教授。


一 背景

刘苏里：很高兴能在网上与您见面，谈话！
邓晓芒：是啊，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以前都不敢想像！

刘苏里：可您还与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像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邓晓芒：那是，世界上总还是有些永恒的东西，不因事物变化快就失去了价值。其实我所啃的经典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不过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邓晓芒：我在课堂上总是对学生讲，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与当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

刘苏里：在《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里，你就是这么说的。
邓晓芒：对。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就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

刘苏里：任何意义上的“打工者”么？
邓晓芒：可以这么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打工者，过去那种什么“一兵”、“孺子牛”、服务员、国家干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适了。

刘苏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因为人民都是打工者。
邓晓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或者只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者。但我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会角色，客观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观爱好相吻合，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像我教书，不过是尽义务，遵守职业道德，但并不是我的主观志向。

刘苏里：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满意。还有什么遗憾么？
邓晓芒：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嫌时间太短，不知不觉就年过花甲了，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怕再耽误时间。

刘苏里：在我看来，你除了做哲学家外，还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论战中来的。当然，你还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哲学教师。
邓晓芒：生命就是战斗，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的论战也是我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决不是为了斗意气，所以我乐此不疲。

刘苏里：当然！不仔细读你的书，还以为你像个斗鸡，实际上，你的文字说理很强，少有意气之争。
邓晓芒：我想，如果我不战斗，而是像人们通常说的，功成名就了，该放松一下了，那我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义。那也就谈不上对自己满意了。

刘苏里：“战斗”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还是别有一番意思？这点对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说，战士是自觉的，你是自觉的，因此你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邓晓芒：战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事，而是对命运，就是必须奋起去积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这在我的书和我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里面体现得很强烈。这是为自己而战斗，不是充当马前卒或听什么将令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战线”，是为了自己生活充实、有意义，人生苦短。

二 哲学

刘苏里：好。谈谈你的哲学进路。以及你认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刘苏里：也有人会说，要振奋国民精神，必须重新弘扬国学。光是把西方的东西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将失去自信了。
邓晓芒：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么阔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创造力上；正如一个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么有钱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赚钱的能力上。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刘苏里：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思考的起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点点靠近这一原则。但我们总感到，国朝的立国基础，与此关系不大，甚至相与违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间灾难。如何才能从这一境况中走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你思考的问题之一吧。
邓晓芒：当然。但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个参照系之下才能谈清楚。所以接下来是文化问题，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

刘苏里：说穿了吧，都是伪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那种无原由的“热情”，正在消耗我们仅存的智慧和体力。它们完全不知道国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儿，到处喊打杀。非要说民族主义，我更愿意把它们定义为大汉族主 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是意识到一个族群作为个人生存所不可脱离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圣性，是超越种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种政治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种族概念，比如香港回归时唱的那首使每个中国汉人感到骄傲的歌：“永远不改变黄色的脸”。这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歌居然把中国的白种少数民族排除在外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

刘苏里：这不奇怪。中国人许多东西藏在骨子里，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这种状况，似乎与行世两千多年的儒学有些关系。
邓晓芒：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就是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历史元典的依据。国学热的乱像不过表明今天中国人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观念的现代化这门功课上不及格。有人说儒家“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礼教之辨。然而这种礼教恰好是立足于血缘亲情和家族等级之上的，不过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或宗族主义。

刘苏里：西方人也有歧视，种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启蒙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不断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使得它们的“进化”逐渐有了眉目。
邓晓芒：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早已想过几百年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然，我们一旦想，也许会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几百年，自认为想透了，其实也还没有。不过他们至少比中国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保护每个人自由的法制社会。这正是我们这个没有完善法制的社会所应当重新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刘苏里：我最近读了你与当代儒家论战的作品《儒家伦理新批判》，里面的内容很“刺激”。
邓晓芒：我与儒家的理论论战后面其实有上述意识形态背景，我很清楚。但他们并不清楚，或者装作不清楚。

刘苏里:就你上面的问题而言，我倒觉得，多数人是糊涂，只有少数人别有用心——当然，他们也可能不是什么儒家信徒，比如发明“中国模式”论的几个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谁所好。
邓晓芒：少数人别有用心不要紧，就怕多数人太糊涂。总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国民的劣根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这样么？还有义和团。

刘苏里:是啊，多少年来，是多数人糊涂，少数人利用，问题是，多数人糊涂是常态吧，关键还是少数人怀揣坏心思吧。
邓晓芒：其实，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观念有大的改变，极少数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观望的或不动脑筋的。

三 战士

刘苏里:本质上，你的学术、思考工作，是“战斗”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好思想家，好哲学家的本质。
邓晓芒：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

刘苏里:有些人从中国古典中，牵强附会地摘章引句，说明我们从来不缺什么，以此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忘了，我们近代以来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怎么发展不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思想与方案呢？
邓晓芒：中国传统经典的土壤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尚未解体的时代，他们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凡是传统中没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然解体，他们的这种说法就破产了。我们现在缺得太多了。我对他们的挑战的力量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巨变。
在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先驱者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而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因为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鲁迅笔下的五四先锋吕韦甫，一旦回到乡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经》。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东西，而是打工者维权的利器。

刘苏里:可现实需要，与当政者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这里哲学家有什么可做功的地方？
邓晓芒：不光是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

刘苏里:现实的情境是，在各种思潮纷纷登场的时候，要取得“共识”是多么难的事情。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

刘苏里:或者，要换个思路，重新确立“共鸣”，而非“共识”的基础？
邓晓芒：对。共鸣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去寻求的，是为己；共识则有些为人。

刘苏里:这首先是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是基础，在此之上，是共鸣，而非共识。
邓晓芒：共识主要是政治术语。共鸣则是美学术语，也是人生哲学术语。所以我提出要从单纯的国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简略地说说你的“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经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刘苏里: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们犹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刘苏里: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知道，还有些人是你这样的思路，比如小枫，但你们的目标似乎有很大不同？
邓晓芒：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

刘苏里: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邓晓芒：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

四 目标

刘苏里: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基础工作上来：哲学的讲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这难道不是建立中国人自信心的具体工作吗？在今天，我们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时代的巨变，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逃到故纸堆里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认为这样认真对待西方经典丧失了中国人的自信了，你看这不是颠倒了？

刘苏里: 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这很像毛的遗产。毛大概是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础工作，仍波及面不够广泛，是否应做进一步检讨？因为你的写作毕竟不是为了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的啊。
邓晓芒：此书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
邓晓芒：我相信陈康先生的话，中国人的自信是要能够在西方人面前讲西方哲学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我自信这本书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搞懂。

刘苏里: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万圣，都卖得不错，特别有几种，比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文学与文化三论》等等。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在我最近的一篇评书小文中也说到了——这样的讲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见呢。
邓晓芒：我相信我的一些书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有好几次国际会议我用德文写的论文都在德国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专门来做这种事，我还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这一辈子的任务够我忙的了。

刘苏里:你认为，除了经典解读，你有了自己对哲学的独到体会与见解了么？我相信你说的，结合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一定会有真正的创见。
邓晓芒：当然有，我一直想写一本直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书，也可以说一直在做一种准备。其实很多思想已经在解读中透露出来了，只是没有加以整理而已。

刘苏里:我常常读到有见地和创见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简略叙述你的创见，以飨小报读者？我先替他们谢你！
邓晓芒：一个是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另一个是结合全球化的视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来锻造自己的思想。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特色！
海德格尔说，一切哲学都只讨论同一个问题。我的哲学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说出什么与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论来。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个问题推进一点，搞得更深一点。
我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自否定哲学”，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创造哲学，主体性哲学，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我有自己的阐发。
这种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从前的这类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都还没有到位，所以不能抵御反对意见。只有把它与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体性哲学焕发青春。

刘苏里:后现代主义，至少在中国，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说成是什么知识转型。
邓晓芒：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诠释基本上都是误解，因为这些诠释者都没有古典哲学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们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们对哲学史的无知就行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必然延伸。
但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走投无路了，最近十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师，这是西方思想的没落。他们有见识的学者纷纷转向西方经典的重读。
我预计西方将有一个古典复兴，那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大师。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机会。

刘苏里:可有些后现代“大师”，还在那里精致地引用、“发明”各种修辞，忙着为当权者涂脂抹粉。
邓晓芒：我几乎已经没有兴趣与他们较劲了，这些人的政客嘴脸太明显了。

刘苏里:你对他们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却想玩政客的把戏，脚踩两只船，不用别人，到头来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邓晓芒：他们在理论上其实根本用不着去驳，政治形势一变，他们自己就会迅速转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响力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借助于某种非学术的力量赶风潮，风向一转，他们就得马上转。我预计，中国的前途决不在他们这些人手中。

刘苏里:谢谢晓芒兄，今天耽搁你那么多时间。
邓晓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见！

刘苏里：再次感谢，再见！

欧盟正式批准台湾免申根签证

作者：BBC

欧盟理事会周四（25日）审查台湾免申根签证案，将其列入无需讨论的项目，顺利通过。

这项议案尚需经签署及公布，此后20天才能生效。

台湾外交部长杨进添告诉媒体，预计免签措施将于明年1月底生效。

目前台湾每年赴欧洲平均有31万人次。申根免签生效时候也正好赶上春节假期台湾人出国旅游的旺季。

申根签证国家共有包括西欧，北欧，东欧与南欧的28个国家，在外交上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世界重视

在台湾政府的争取下，日本在2005年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在不承认台湾的全球主要国家中首开先例。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盟同意台湾免签证待遇，是台湾“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象征台湾获得世界重视”。

台湾还在争取获得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缅甸等国的免签待遇。

杨进添表示，美国是未来争取的重点。而台湾前驻美代表程建人则说，获得免申根签证有助于台湾争取获得美国免签待遇。

—— 原载: BBC

艾未未发起上海大火遇难者名单调查

RFI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造成58人死亡的上海静安区大火，市政府至今拒绝公布死者名单，曾发起调查四川5.12大地震遇难学生的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其推特上发起对大火遇难者名单的公民调查行动。今天中午前，已确认44人名单，并以此质疑政府指三成死者家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之说。

在中国，大型灾难的死伤者数目不时受到质疑，上海静安区11.15大火亦是这样，但市政府公布每位遇难者将获约96万元人民币(折合约10.8万欧元)赔偿和求助金时，仍拒绝公布名单，指公布名单需征得死难者家人同意，但有超过三成遇难者家属表示不愿公开。当局已将遇难者名单上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艾未未不满政府以保护私隐为借口来掩盖公共事件真相，但践踏公民私人隐私时，当局则强奸民意舆论，于是由昨(二十四)日早上起，在推特发起公民调查遇难者名单。他说，”96万元不但买下了一条条生命，还买下属于这个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让他们的名字消失、被遗忘。当上海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搞定它的过失时，公布逝者名单是不可回避的义务，让我们一同追问吧。”

他补充，知情权是行使监督权的先决条件，亦是公平公正的前提，不能容许市政府「破你的财，免他的灾」的事发生。

直至昨晚七时，艾未未工作室公布， 共收集到60个遇难者名字，今午已经确认44人；在待确认名字中，有一位日本籍人士，日本驻华使馆仍待验证牙齿资料。

艾未未指出，若真有三分之一的遗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以他们收到60个遇难者名字计算，即遇难者应有近80人，比新华社报道的死亡人数多。他又指，称家属不愿公开是「上面又在捣鬼 」，是维稳的做法。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本月十五日发生特大火灾，政府指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

艾未末曾于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后进行遇难学生公民调查，结果确认5212名学生遇难，并把他们的名字放在网上，又每日在其博客上公布当日冥辰的死难学生名字。

集錦

▲【事情正在起变化】20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先是演奏《让世界充满爱》，现在开始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历史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了

▲上海人拿汶川地震时的热心真诚，拿世博施工过程中的忍让克制，都换不了避过这一场无妄火灾和身边人的离去。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人觉醒，会让人泪流满面。

▲徐瑞延：作为责任人或者用白话讲叫做凶手的政府和那些公职人员，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去慰问受害人，你见过杀人犯去慰问被害人的吗？需要的是道歉、谢罪、赎罪、赔偿！还好意思来号召捐款？还好意思来推卸责任？还好意思来搞得没你们什么事？还好意思来歌功颂德？这该是多么无耻才能干得出来！

▲教师公寓上，散落的窗架，让人看了就好似能看到当时的灾难。我和旁边的小姑娘都哭了，现场的黄丝带(橙丝带)有很多，4个学生样子的女孩子从身边走过，一脸哀伤。

▲城管撵花贩，保安不让没持花的人进，果然是为官人服务的，配合得真好。

▲向国内财新网致敬：这座楼燃起熊熊大火，击碎了半年世博会积攒的所有荣耀和光环。

▲我们和命运有个约定，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如果不能让从唐福珍和上海退休教师们身上燃起的火焰去焚毁这黑暗的制度，我们就活该在黑暗中再默默忍受一千年。

▲90年前上海,有人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财新赵何娟：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发现火情和报警的人，周庆灵，他反复告诉财新记者，时间为1点53分！官方不断撒谎！我们试图用一手调查将造成这场杯具的政府责任链条层层拨开，还原真相，头七这天，以此祭慰冤去的亡灵。

▲跟人祸比，天灾算不得什么。人祸后，竟然最先想到的不是反思，而是推卸责任！在当权者看来，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就这样“理所应当”的被忽略？被轻视？

▲看上海献花，再次想起崔卫平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今天，“头七”哀悼日，遇难者家属在胶州路大楼送别亲人。他们喊着：“老天不怪你，是人祸啊！”现场，多少人流下眼泪。

▲今天的上海，让我改变对上海的印象，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公民意识的觉醒，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了希望，只有每个人都去坚持关注那些社会的基本是非和道德，才会有未来！否则流氓将肆无忌惮的横行作恶，将会一次次挑战我们道德的底线！

▲上海静安区区委书记龚德庆在哀悼现场痛哭，哭得和李刚一样。
我相信民众的鲜花，绝不信鳄鱼的眼泪。

▲区长先别哭泣，先道歉，先公布死亡名单，先公布真相，先自己辞职，你们眼泪太廉价了，会恶心到我们这群脆弱的公民！

▲他们不会明白，为何一场大火烧出了整个上海的哀伤与整个中国的愤怒。

▲其实当权者对所发生的一切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才不择手段“维稳”。

▲有人在献的花中间夹了纸条，纸条上写着：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


▲梁树新：今天的上海胶州路，意义非同寻常。不仅仅是一次自发的悼念遇难同胞活动，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民行动，是对上海政绩工程和官方救援不力的无声控诉。

▲沉静了两天不上网，看到今天上海胶州路献花的照片，眼眶湿了，为了逝去的人，还有那些去现场用鲜花证明生命的尊严不容践踏的人，难过同时也看到一丝希望，当然它们还会一贯不要脸的把灾难说成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功，当你们漠视人的生命尊严时候，也是你们死亡的时候！

▲ 如果连小命都没有了，金牌还有用吗？！让政治介入体育、把体育竞技无端上升到国家民族尊严的高度来说事，显然是政治家的阴谋，特别是不顾国计民生的大操大办，只能引起国民反感。

▲在我看来，相对世博会，胶州路20万束的鲜花才展现了上海人令人尊敬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光辉，真正的尊严所在。让我们不忘死者，生命是唯一的，爱却永恒。

▲冉云飞：1976年前四五运动的献花，标志着毛式文革走入死胡同而将启新，2010年胶州路的献花，是否也预示着公民社会的新启点呢？但不管怎么说，民众自发献花，体现了党国不疼，但我们屁民自爱。

▲王小山：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巫昂：如果官方不公布逝者名单，民间当然可以做，围脖当然可以做，大火不能够烧掉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今天上海政府官网头条是 “国务院出台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等十六项措施” 第二条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从影70载 俞正声韩正分别致信祝贺” 。

▲财新赵何娟：我被警察强行推了出来，不让靠近祭奠的家属！一个家属把我抱住说，我们是一家人，我哭了！叔叔阿姨，一路走好

▲上海胶州路大楼火灾悼念现场正在起变化，数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可以去见证民智开化一小步的历史时刻。

▲王小山：有人不明白公布遇难者名单的意义，我的理解：他们说遇难58人，没有名单的话，可能就不止此数，就这么简单。

▲维稳思维已经如芯片死死植入，成为政党的基因，能够指望什么呢？只有群众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恐惧，而不是悲伤让他们触动。向上海公民致敬！沉痛哀悼逝者。

▲上海在静安区“11?15”特大火灾在我看来仍然是统治未稍失灵的表现，这样的人祸在未来的转型期还会持续不断地发生，民众也会从一次次灾难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必定遭遇和承受种种苦难；幸运的是，可以见证和参与历史性的变革。

▲如果真的如网上以及很多当事人所言，在报警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有效救援，而是直到发现火势控制不住，才开始增派人手的话，那杀害上海同胞的就不是大火，而是政府的无能了！

▲上海的电视台目前没有任何内容。我想起了两年前的512了。那天我守在四川卫视前等消息，看到的居然是国产电视剧，因为领导还没有给出指示！

▲今日20万上海鲜花人和数千万中国草泥马不孤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

▲江天勇：我们为何不幸生在兲朝，而不是智利？

▲徐瑞延：警察拦住可以拍到横幅的路口，问他我为何不能过去拍，他说这是规定，我问谁规定的，他说是上面。我告诉他，你上面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家人！

▲格桑小巫：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正在悼念现场为逝者演奏，如你想象的那样遭到了阻止，如你想象的那样得到了支持。文革中许多不堪受辱的上海人是换上整洁的西装，打开唱片机，从容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即使被野蛮和黑暗践踏，也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优雅和尊严，这就是这个城市的腔调。

▲人说：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在今天的胶州路，每一个在场的你、每一枝鲜花、每一根黄丝带、每一声沉默，都是光明之城的基石！

▲在李刚的表演之后，所有官员的眼泪都是欺骗。

▲不受限制的权力和财富有如野兽肆意剥夺欺凌，民怨沸腾，每一个公共灾难事件都有演变为更大动乱的可能性，掌权者不自省，悲剧或将难免。

▲今天大概有20位上海市民购买了大约2万只菊花在火灾现场附近免费发放给前来悼念的人。现场还有几位美女在帮大家系上黄丝带，我问她是不是住附近，她说是从很远地方过来的上海市民，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记念老百姓呀。

▲你觉得这座城市是阴柔的，她今天展现出正大却克制的阳刚和大勇；你觉得这座城市是商业和顺服奴仆，她今天给你看不计利害和独立的品格；你觉得这是一个冷酷不在乎的生死场，她今天告诉你，这座城市珍爱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微小却洪亮的声音。

▲请有条件作推特直播的朋友到现场去，现场诉求已经发生变化，微博可能挺不住，历史值得见。


▲上海用了250个场馆、6个月的时间、7300万人来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1幢大楼、4个小时、53位亡灵证明了这不过是一个口号。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不在于能不能办世博会，能不能办亚运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车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会有毒。 这个世界就是，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最后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8人，是4个电焊工的责任！跟西游记一样，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 豹子办了个澡堂子，包给狐狸，狐狸包给松鼠，松鼠雇几只蚂蚁搓澡接客。有一天，狮子去洗澡，掉脸盆里淹死了。。。。虎大王震怒，派警察调查情况，骂了狐狸，打了松鼠，最后，抓了8只蚂蚁。。。。因为他们，竟然没搓澡证！！

▲网友：上海市民的高素质，体现在重视契约精神上，这是民主意识的基础，这得益于100多年的欧风美雨对上海的熏陶。除了上海，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江湖社会，丛林社会，离契约社会差着100多年的进化。

另外说明下，俺是山东人，曾在上海工作过一年，体会颇深。

▲网友：我随时关注上海的情况。如果悼念持续进行，我就去上海。

▲网友：上海一小步，吃拿一大步。

▲低调就是腔调：就是这位躲在角落里的肥警察，负责用对对讲机向上级请示，并阻止城市交响乐团为逝者演奏。围观群众十分气愤，但还是有节制地大声告诉警察“拉！拉！”一刻钟后，乐团开始演奏。

▲越来越多陌生人来到胶州路大楼前，或鞠躬、或磕头、或献花、或沉默，这股团结一心的力量，足以让整座城市撬动。

▲保守估计，今天去胶州路献鲜花的人群不下20万。

▲刘海阳：沪上媒体接宣传部禁令，不许前往现场，但禁令也有失效的时刻。

▲综合特推和微博消息，据称今天有近二十万人（其中有一些外地专程）到上海胶州路献花悼念死者、有交响乐团演奏哀乐、有人演说批评政府。灾难要记住，丑恶要鞭挞。

▲不同的事故，遇难者应该遭遇同等程度的关心，才证明对生命是一视同仁的尊重？你开始的说法是“网友对矿难不关心”，是个很绝对的说法，现在改成了“没有享受同样的关注”，你自己的说法在变。

▲现场归来几点感受：一）秩序井然，市民自觉绕行排队，世博园调来的白色排队栏杆无用武之地被搁置在旁；二）民众情绪克制冷静极少喧哗；三）排队听左右议论，发现中老年人资讯全不落伍，街闻巷议之外，上海综合媒体这次普遍给力功不可没。

▲鲜花告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大火遇难者祭奠现场现在开始戒严，收缩进口宽度，限制祭拜时间，没有带花的一律不让进如！这是什么狗日的脑袋想出来的歪招。

▲ 王思璟：余姚路常德路路口，几个警察＂审查＂着前进的人，将空手者向外推，嚷着没花的不要进。。于是一堆人在垃圾车里翻寻菊花。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魔都。

▲天下围攻的日子不远了。

▲出租车司机谈起火灾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谁在今天这个时刻阻拦追悼的人群，那就会点燃二十万追悼人群愤怒的火焰，会酿成社会惨案，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相信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现在是下午14:35，维稳力量只需稍安勿燥，再坚持不到十小时就可以避免一场政治冲突。

▲有朋友估计，上海胶州路极可能成为下一个天安门，民怨的大规模爆发点。这取决于3点：镇府是否迅速弹压、镇府是否仍迟迟不问责、上海市民以及通过网络聚合在一起的中国公民的品质。

▲苦心经营了6个月、动员数千万人的上海SB会营造出的“辉煌”，被7天的献花活动击得粉碎。苦心经营了21年的合法性重建，被一个诺贝尔奖击得粉碎。

“中华民族”50万年前的英雄—祖先迷思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最新滥情

程映虹

最近，北京上演了一出非常别致的音乐舞蹈史诗话剧――《北京猿人的原始之恋》。以下是该剧编导对剧情的介绍：

这部戏描写了北京猿人之间的生死爱恨和他们与大自然以及野 兽的顽强搏斗。猿人中的家长根为了繁衍子孙，抢了几个女人，进而与年轻的猿人山结下了仇。当根发现自己与女人生的孩子非呆傻即死胎，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 不能繁衍出健康的后代，便把女人托付给了曾经的情敌——山。当一家猿人陷入绝境，快要冻饿而死之时，根踏雪杀虎，反被虎咬成奄奄一息。弥留之际，他点燃了 自己，让家人食用进而便全家活了下来！为了子孙后代，根这位壮士，虽九死而不悔！

创作这出戏的初衷是为了宣传北京猿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隗主任说：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但其重要地位和知名度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国人心目中还缺乏应有的认知，每年慕名而来的有很多外国朋友。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了，正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所以我们博物馆和北京一九九八国际青年艺术剧团共同打造了这部话剧。

这出戏可以说是主旋律和票房价值的完美结合，正如它的广告词所渲染的“性爱，博爱，忘我的爱，直到燃烧自己”。借“原始人”张扬“性”可以说是理直气壮，甚至到了“少儿不宜”的地步；但这个票房策略却是为“忘我的爱，直到燃烧自己”这个政治正确性服务的。它的舞美设计者也以一系列“主旋律”作品闻名，如《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红岩》等。

在暴力和性的衬托下，这出戏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在直立行走的猿人时期的大英雄，这个英雄虽粗野原始但识大体顾大局最后以自我牺牲成全集体的延续。“中华民族”无尽的英雄谱于是从三皇五帝向前推了大约５０万年，为“中国崛起”创下了又一个“世界之最”。　

直立行走的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脑容量的大小。虚构一个连“人”的意识都没有的小脑袋的“民族英雄”，用来教育不但大脑过度发达还有精密电脑伺候的现代人，这是是对人类进化的一个黑色幽默。　

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说这出戏意在塑造“民族英雄”？因为戏的介绍中说这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了解祖先的生活”。戏的海报上龙飞凤舞硕大的草体书法也写着“感谢祖先！”既然是“祖先”，当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不可能是俄罗斯达吉克斯坦或者蒙古人的祖先，这样的英雄当然是民族英雄。

主人公的名字“根”更是一个说明：中华民族的“根”就是这个英雄。中华民族最初的血统里就有了英雄的遗传。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而是被神化的民族英雄主义。

但在这个神化和煽情的“民族英雄主义”之外，这出戏更实在的意义是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再一次强化一个种族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今天的中国人在人类进化史上有自己独立的祖先。今天的“中国人”５０万年来在血统上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与众不同。

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左右，那是直立猿人，是人猿分离的开始；另一次是10万年前左右，那是“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根据DNA的分析，现在国际间普遍接受的人类进化路线图是由于一些已知和未知（主要可能是气候突变）的原因世界其他地方的直立猿人没有留下后代，只有非洲的一支幸存下来并演化成“智人”，在１０万年前走出非洲，逐渐分布到世界其他地区并演化为现代人。换句话说距今５０万年的“北京人”不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人”的祖先。这是现代人演化的单一起源论。根据这个路线图，不但古猿，而且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但中国石器人类学的主流意见反对这个国际主流的一元论，主张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其实也就是说除了非洲还有东亚），北京猿人有后裔。

多元论不是没有化石根据，但它无法解释ＤＮＡ检测结果。从世界范围来看，ＤＮＡ数据的有效性似乎更强。此外从１０万年到８万年（或更晚）左右这段时间里中国古人类的化石有一个断层，而那段时间正是走出非洲的晚期智人取代直立猿人的时候。所以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北京人”是连续不断地演化到智人的。　

中国学术界也有人支持国际流行的一元论，而且证据很坚实。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金力教授主持的团队用在中国境内广泛收集的ＤＮＡ数据证明了当代中国人在遗传上和非洲人之间的一致。这个遗传特征是8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他们明白宣称，至少根据这个结果，现代中国人和非洲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人同享一个晚期智人的祖先。北京人没有后裔。当然他们也说这个结论建立在至今为止得到的证据上，而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一元论也好，多元论也好，这些都是科学问题。但这个科学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天大的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就是“中国特色”。官方宣传和大众文化早就不顾科学界正在进行的调查和争论，认定“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学校的历史教材就是这么说的，每年清明节周口店也是被如此祭拜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敢说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周口店北京人”是下意识地和“中华民族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知道“北京人”有没有后裔是一个科学上远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学校的历史课上不会告诉他们这个事实。中国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客观性和独立思考，不是对未知，复杂和矛盾的容忍，而是信念的灌输和定论的植入。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中国学校教育的“马列毛”意识形态教条，而没有注意一种建立在“中国特殊论”之上的民族自大和种族优越感，反映在“中国第一”“中国最早”“只有中国”等等话语之中。

问题是：即使我们承认“北京人”有后裔，那也不等于说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它的后人，和今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金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非常坦率的一席话把中国人被教育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祖先情结”说得很明白：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非常希望能用它来证明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它就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就是特殊”。

（见http://www.youtube.com/watch?v=MJLB1a4EBJo&feature=related）

今天，金力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有了一定的正面报道，科学界反对他的人也没有说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先”，“北京人”的“祖宗”牌位可以暂时收起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大张旗鼓地登上舞台，蛮横地对一个科学问题给出答案，再次告诉中国人：你们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不一样，你们就是特殊，这个特殊远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出现了，远在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但有力量，敢于霸占，而且又有集体主义精神，乐于牺牲。 　

还有什么比这样一出“音乐舞蹈史诗”对“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有更独到的贡献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鼓动杯葛诺奖典礼中国被认自毁形像

作者：VOA

中国公开要求各国政府不要出席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目前，除了中国之外，另有包括俄罗斯和古巴在内的五个国家已经高调表态不参加12月10号在奥斯陆举行的仪式。

*日韩如履薄冰 中国报复不迟疑*

诺贝尔委员会按照惯例邀请驻奥斯陆的各国大使参加颁奖典礼，并且在11月15日之前答复邀请。

目前，韩国使馆还没有回应，不过韩国外务省发言人星期四说，韩国政府将根据它追求的价值观、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常识来做出决定。他同时也表示，尊重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导，韩国大使迄今为止每年都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不过韩国政府显然正在考虑知会诺委会，韩国大使将像过去一样出席颁奖仪式，但希望委员会不要公开宣布这一消息。

正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日本11月17日才缓慢做出回应，表示即将出席。

诺委会所在的挪威已经受到中国报复，中国停止了与挪威的渔业合作协商，并且取消了一个挪威歌舞团到中国访问演出。

*北京大手笔搅和 诺委会深感困惑*

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的大使已经决定出席仪式，但是很多亚洲国家迫于中国的压力而迟迟没有做出答复。

诺奖委员会主席伦德斯塔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这么强势而直接地要求大使们拒绝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今年的大问题是，中国是怎么能够影响其他国家做出决定的。”

中国据称通过致函各国外交部和大使馆来警告支持刘晓波可能带来的“后果”。明确表态放弃出席的除了俄罗斯和古巴之外，还有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摩洛哥。

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的外交编辑提姆.马歇尔说：“俄罗斯和古巴都很顾及中国的态度，而且两国都监禁了许多和平异议人士；哈萨克斯坦也是同出一辙......摩洛哥和伊拉克虽然都毫无疑问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但是他们拒绝出席却不那么容易解释。”

*监禁获奖者 自废软实力*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对媒体说：“不管北京政府动怒也好，粉饰也罢，把一名诺贝尔奖获奖者再监禁10年对其软实力造成的灾难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软实力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对媒体表示：“北京的极端反应恰好与中国更加自信的逻辑不谋而合；而这又与中国近30年来的成功外交战略背道而驰。”

*国家干涉诺奖典礼 公开摈弃普世价值*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表示，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一个国家的异议人士这不是第一次。

蔡咏梅说：“一个国家政府出面干涉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自毁形像。诺贝尔和平奖宣扬的是普世价值，把奖授予刘晓波是对他关于非暴力、 和平、有序地建立未来民主中国价值观的肯定。”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表面上并不否认民主的正面意义，中国的宪法更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现实与其理念是相冲突的。

鲍朴说：“中国的表态实际上标志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否。中国毕竟仍然是共和国，就是权力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君主。民主既是共和的体现也是实现共和精神的方式。所以中国的现实与其理念是相冲突的。”

*历史之镜映照现实*

诺奖委员会主席伦德斯塔日前表示，在诺贝尔奖109年的历史上，甚至连获奖者的代表也无法前往参加颁奖典礼，这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无法前往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是1936年的获奖者、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上个世纪30年代被监禁在纳粹集中营。尽管当时的德国宣传部公开表示他可以自由前往挪威，但是，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当局拒绝给他发放护照。
—— 原载: VOA

赵连海冤案：并非一个人的悲剧

作者：何清涟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被中国当局构陷入狱。尽管这一灾难的受害者是赵本人及其家庭，但溯其案由，再考虑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共维稳方针发生变化这一大背景，赵连海冤案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

一、结石宝宝维权具有的独特道义优势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完全是基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目标与行动框架来考虑的。中国的维权运动有两大特点，一是将行动限定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尽管我认为那《宪法》存在种种问题），二是远离政治敏感问题，主要涉及民生。考虑到英美法律体系的完善就是通过案例法的积累所达成，我对中国近年的维权运动设定了一个观察点，即此起彼伏、事由各异的维权能否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因为不管哪种形式的维权，如果胜利的结果仅限于部分改善了受害人的处境（如邓玉娇案件），却未能引起立法、司法乃至某种制度的改变，这种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有限，也非常脆弱，一次政策上的倒退就可以让这些积累化为乌有。

与其他维权案例相比，赵连海陷身其中的结石宝宝案既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也触碰到政府政治责任的底线、加上国内舆论的一度积极介入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从各方面来说，它本身原应成为最能够产生制度性反馈的维权案例。

第一，受毒奶粉之害的儿童在中国高达3000万――这一数字是温相在2010年?3月27日下午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所言。后来这数字变得有点扑朔迷离：有说“结石宝宝”共300万，又说是30万。但不管是哪一个数据，直接受害者都非常多。

第二、中国近20年来深受有毒食品之苦，餐桌安全早已让中国人忧心忡忡。国人希望借查禁毒奶粉之势，促成中国政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此，结石宝宝维权的民意基础前所未有地雄厚。

第三、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危险的政治禁忌无关，在现有政治框架内，中国国民也有充分的权利向政府提出保障生存安全的要求。理由是：1、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地声称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存权的第一要义当然是生命权，包括保证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2、国民向政府纳税，政府有责任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目前中国食品生产链上这种“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互害局面的长期存在，表明政府不能为国民提供符合质量的公共服务，标志着中国政府政治上的严重失败。

二、支持者数量的“减法效应”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案件，最后赵连海却从“指控罪犯的人”变成了“罪犯”。我一直在思考，是谁将赵连海送进了监狱？

政府行为的日渐流氓化当然是其首要原因。曾有人与我争辩过政府责任问题。面对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日益严重的有食品安全问题，我认为最后一道屏障就是政府的监管责任，而政府恰好放弃了监管责任。对方认为我将政府想象得太坏。因为在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上，政府官员没办法将自己与老百姓区隔开来。但事实表明，在中国信用体系全面崩解的今天，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在放弃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同时，用特供的方法为自己这个特权群体筑就了一道食品安全屏障。这样一个视民众生命安全如无物的政府，也因此在国际社会里流氓招数迭出，联合国资深人权活动家菲丽丝•盖尔（Felice Gaer）曾谈到过中国政府的各色代表用恐吓、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对付批评中国人权状态的外交官及NGO代表。

但我还想说说中国国民那根深蒂固的搭便车心态，因为在今后中国公民争取权利的道路上，这个问题必然会反复出现，一次次地拷问国人。

三鹿毒奶粉事件黑幕刚揭开时，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丧失厂商伦理的企业与放弃监管责任的政府最初居于守势。但在国家赔偿方案出来后，赵连海背后的支持者从若干万变成了小于50人。这一点在“《107调查》专访‘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中约略提到。

当赵连海建立“结石宝宝之家”网站之时，正是三鹿奶粉受害者求告无门之日。这时，网站每天的浏览量都达到四位数字，几千名家长先后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与赵连海联系，与他分享信息，QQ群上也热闹非凡。这时候赵连海成功地联合了许多三聚氰胺受害儿童的家长并吸引了社会注意力。主流媒体开 始关注并报道“结石宝宝之家”，“公盟”等NGO也向家长们提供各种援助。尽管赵连海的网站数次被关闭、屏蔽，并不断受到警察与有关部门的骚扰。但正是这种外界的支持使赵获得了力量，让他感觉到自己有如希腊神话的安泰，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了力量。

但到了2008年底媒体透露国家赔偿方案――“结石宝宝”死亡案例每例赔偿20万元，重症病例每例3万元，普通病例每例2000元――之后，不少受害儿童家长对赵连海态度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107调查》描述了赵连海内心的苦涩：“有的家长接受了赔偿方案，不再热心和赵连海联系，甚至从此销声匿迹。更多的家长虽然不满赔偿方案，但也不愿意再站出来和赵连海并肩战斗”，赵说，“许多家长就这么冷眼旁观着，等着我们几个去抗议去维权。假如闹得有些成果了，他们也可以一起分享，假如没成果反倒被打压了，他们也不必冒险。”

事件初起时3000万毒奶粉受害者――300万（或30万）结石宝宝就此只剩下一个孤军奋战的赵连海与极少的支持者。赵连海大概不知道制度经济学中有个“搭便车”概念，不知道他所遭遇到的事情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演出过成千上万次的现象。赵连海太弱小，他以及支持他的少数NGO与律师根本无法撼动那根粗大的利益链条。

但赵连海的弱小并非他个人的问题。在极权社会当中，相对于政权，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弱小者。因为极权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变成一颗颗相互分离的原子，强权政府直接面对极为弱小的个人，具有将个人碎为齑粉的能力。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只有民间涵育出自组织能力，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人结成同盟，这种以政府为对手的谈判才有了一点胜利的可能。

三、沉默与从恶：巨人也需要立足之地

我承认人类社会都有这种“搭便车”心态，但也想指出一个事实，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严重。解读历史富有穿透力的吴思曾写过一篇“出售英雄”，详细叙述了清代浙江宁波领头抗税的两位悲剧英雄周祥千与张潮青的故事。在百姓们抗税需要领袖之时，大家都很尊敬这两位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英雄。待事件平息，百姓们想过正常生活之时，昔日英雄就成了“多余的祸害”。在官府分化的权谋及压力之下，百姓们用沉默加以配合，终使两位英雄“伏诛”。考虑到“天下已定，英雄当诛”并非只是历史陈迹，吴思富有深意地将文章的副标题命之为“献给未来的英雄们”。从这一角度观之，当初安徽小岗村民秘密搞家庭承包时，曾约定参与者按手印承诺假如出事后有人坐牢，其余的村民要负责抚恤坐牢者家属，这种“约定”其实出自中国农民最朴素的生存常识，因为他们太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包括自己。

鉴于成千上万结石宝宝家长自动消失，也鉴于数不清的人很清醒地参与到体制这架机器中制造罪恶，我建议大家都去读读“柏林墙倒塌前――他还有别的选择” ，这一故事梗概如下：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将对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当年守卫柏林墙的卫兵，其中一位叫英格•亨里奇。两年前一个冬夜里，他枪杀了一位欲翻越柏林墙的青年克利斯。当时他绝没想到，他的职务行为会使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审判时已有先例。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你可以将枪口抬高或者放低，你的上级无法因你射击不准确而处分你。

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正好读到BBC记者采访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的一篇报道。记者问昂山素姬如何设想自己今后所能发挥的作用，昂山素姬非常实在地回答说：“我已经向民众讲清楚，我们必须一起努力。我一个人不可能达成他们的愿望。我只是为民主工作的一份子，或许比较有名，但仅仅是一个民主工作者而已。”

中国人确实希望出现能够承托时代使命的巨人。但我想，无论是什么巨人，都必须立于坚实的土地之上。赵连海冤案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这块土地现在能够承托起它所需要的时代巨人吗？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1月18日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国近现代三次精英出走的原因

作者：何清涟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 原载: VOA

维稳措施将无处不在：中共强化居委会功能 报酬纳入财政

　　核心提示：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称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加大居委会经费保障。要将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全文如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下发以来，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服务居民群众、搞好城市管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城市基层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革，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更加繁重、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更加突出，居民群众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需求更加迫切，但不少社区居民委员会还存在着组织不健全、工作关系不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服务设施薄弱、工作经费难以落实等问题，影响了社区居民委员会功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整体推进。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体制，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正确把握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宗旨，以提高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区和谐为目标，着力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努力把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成为功能完善、充满活力、作用明显、群众满意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一步健全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城市社区组织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组织基础。

　　(二)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进社区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群众。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居民的服务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居民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真正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变成服务居民、造福居民的民心工程。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设施建设、财力投入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尊重社区居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形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合力。

　　——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工作实效。紧密联系各地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加强分类指导，创新工作载体，切实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和阻碍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突出问题，力戒形式主义，使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三)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努力使全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体系更加健全，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社区居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社区居民自治范围进一步扩大，社区民主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干部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群众的基本服务需求;政府投入与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内外关系更加协调，全社会尊重、关心和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关键时期。要着力理顺社区工作关系，强化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充实壮大社区工作力量，建立健全社区保障机制，为实现到2020年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各项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进一步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四)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要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居民遵守社会公德和居民公约、依法履行应尽义务，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召集社区居民会议，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服务事业，推动社区互助服务和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及时化解社区居民群众间的矛盾，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管理本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产，推行居务公开;及时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社区居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五)依法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社区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全社区。

　　(六)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有关监督活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利益的重要维护者，要组织居民有序参与涉及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听证活动，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对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对供水、供电、供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市政服务单位在社区的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监督社区内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工作，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三、不断健全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

　　(七)加快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全覆盖。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人口规模、管理幅度等因素，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确定管辖范围，一个社区原则上设置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加快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工矿企业所在地、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新建住宅区居民入住率达到50%的，应及时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此之前应成立居民小组或由相邻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实现对社区居民的全员管理和无缝隙管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

　　(八)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调整充实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设置，建立有效承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各类下属的委员会，切实增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开展自治活动和协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选齐配强居民小组长、楼院门栋长，积极开展楼院门栋居民自治，推动形成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新格局。

　　(九)规范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服务机构。为更好地完成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辖区人口较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较重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建立社区服务站(或称社区工作站、社会工作站)等专业服务机构。按照专干不单干、分工不分家的原则，社区专业服务机构在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以形成工作合力。社区居民委员会有足够能力承担应尽职责的社区，可以不另设专业服务机构。

　　四、努力壮大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队伍

　　(十)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来源渠道。社区居民委员会一般配置5至9人，辖区人口较多、社区管理和服务任务较重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可适当增加若干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困难人员，其配备比例、招聘办法及专业服务机构的设置标准由市(地)级人民政府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和居民小组的负责人可以由社区居民推选产生，也可以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或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经过民主程序兼任。鼓励社区民警、群团组织负责人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研究建立新录用公务员到社区锻炼制度。鼓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社区居民委员会帮助工作或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鼓励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社会优秀人才到社区担任专职工作人员，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或退休党员干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经过民主选举担任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

　　(十一)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工作的需要，制定培训规划，丰富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效果。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每年至少对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培训一次，其他成员每2年至少接受培训一次。要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社会工作知识，增强他们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念，牢固树立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努力掌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本领，不断提高服务群众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鼓励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立足岗位，自学成才，支持他们参加社会工作等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考试，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十二)关心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成长进步。积极把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培养发展成为党员，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担任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加大从优秀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中考录公务员和选任街道(乡镇)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力度。对工作成绩突出、居民群众满意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应及时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

　　五、积极完善城市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

　　(十三)坚持以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带动社区居民民主。推广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全面推进社区党务公开，健全社区党员代表议事制度，引导党员参与民主实践，积极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带动和促进社区居民民主健康发展。

　　(十四)坚持和发展社区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规范社区民主选举程序，稳步扩大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覆盖面。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不参与选举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推选为居民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居民选举委员会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由居民推选产生的居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依法被确定为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应当退出居民选举委员会，所缺名额从原推选结果中依次递补。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各地要对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作出规定，引导居民把办事公道、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热心为居民服务的人提名为候选人。探索社区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参加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方式方法，保障其民主政治权利。

　　(十五)完善社区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推广社区党员或党员代表议事制度，深入开展以居民会议、议事协商、民主听证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居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全面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积极探索网上论坛、民情恳谈、社区对话等有效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广泛参与，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十六)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要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上来，按照居民活动空间最大化、服务设施效益最优化的要求，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场所管理，方便居民群众使用。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委员会与驻区单位协商议事制度，推行分片包块、上门走访、服务承诺、结对帮扶等做法，密切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实行错时上下班、全日值班、节假日轮休等工作制度，方便群众办事。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民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规范社区居民委员会财产、档案、公章管理，确保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有效运转。

　　六、切实改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服务设施

　　(十七)加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与社区卫生、警务、文化、体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建设。地方政府应对建设资金来源、产权归属和使用管理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和旧城区连片改造居民区的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将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的配套建设指标对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配置标准和要求的不予批准。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使用，应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及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意见。未按规划要求建设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不能通过验收。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要根据规定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交给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使用管理。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没有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或者不能满足需要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建设，也可以从其他社区设施中调剂置换，或者以购买、租借等方式解决，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筹解决。积极推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倡“一室多用”，提高使用效益。服务设施的供暖、水电、煤气、电信等费用应按照当地居民使用价格标准收取。

　　(十八)积极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现有信息网络资源，鼓励建立覆盖区(县、市)或更大范围的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次收集、资源多方共享。整合区、街道、社区面向居民群众、驻区单位服务的内容和流程，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社区信息服务网络，逐步改善社区居民委员会信息技术装备条件，提高社区居民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全面支撑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积极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内部管理电子化，减轻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七、逐步理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相关组织的工作关系

　　(十九)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社区居民委员会要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社区党组织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工作方式，切实领导和指导好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以“三有一化”(即有人有钱有场所、构建城市区域化党建格局)为重点，积极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支持和保障社区居民委员会充分行使职权，及时帮助解决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倡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与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相关制度，确保社区党建与和谐社区建设紧密结合，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得到贯彻落实。切实加强社区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坚持和完善党员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志愿服务和帮扶结对等制度，进一步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要求，拓宽党员服务群众渠道，充分发挥党员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十)支持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委员会要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要主动帮助办理备案手续，并在组织运作、活动场地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注意培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队伍。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等途径，积极引导各种社会组织和各类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开展互助服务，使之成为推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制度，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实现社区志愿者注册率占居民人口10%以上的目标。

　　(二十一)发挥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积极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要积极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要主动接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物业服务纠纷，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其意见。

　　(二十二)强化驻区单位的社区建设责任。建立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驻区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资源共享、社区共建事项。积极推动驻区单位将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推动驻区单位将服务性、公益性、社会性事业逐步向社区开放，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探索建立驻区单位社区建设责任评价体系，推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要把驻区单位履行社区建设责任的情况纳入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内容，有关部门在评先表优时要主动听取社区居民委员会对驻区单位的意见。

　　八、大力加强对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领导

　　(二十三)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要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切实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要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为社区及居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普遍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凡属于基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凡依法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的事项，应当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当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逐步清理和整合在社区设立的各种工作机构，规范政府部门面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大力压缩针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各类会议、台账和材料报表。加快街道办事处法制建设步伐，省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研究制定城市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规则。

　　(二十四)落实领导责任制。要把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定期研究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区(县、市)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要履行好直接责任人的职责，市、区(县、市)领导干部和街道(镇)领导干部要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联系点，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成效作为市、区(县、市)党委和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和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十五)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党委组织部门在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中要发挥抓总引领作用，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指导作用，搞好协调服务。依托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公安、司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城乡建设、文化、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环保、体育等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把支持和帮助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予以落实。各级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税务、工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和权限，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积极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会、共青团、妇联及残联、老龄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慈善协会等群众组织要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

　　(二十六)切实加大经费保障力度。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社区居民委员会兴办公益事业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按照自愿原则，可以向社区居民或受益单位筹集。街道办事处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街道办事处银行账户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不得挪用、挤占、截留，并定期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居民公开使用情况，接受居民监督。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其做好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保障能力。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报酬问题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其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生育、工伤保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

　　(二十七)提高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工作水平。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针对不同地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实际加强分类指导，不断总结和探索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经验和规律。要把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与社区建设紧密结合，加大宣传力度，大力表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为推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天命的搜狐博客

　　两年以前，在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曾经出现过一场学生举报老师的闹剧。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在博客上透露称，有学生因为对他“古代汉语”课堂上的观点不满，竟然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发，称自己的老师是“反革命”，一时舆论大哗。两年之后，同样的故事又发生在北京。不同的是，在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背景下，这一事件显得更为复杂。

　　11月5日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在授课过程中的言论被学生举报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推特上描述道：“我提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发明数量甚至不如许多小国家多，我列举了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等，结果大一学生告到学校，说我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激烈地批评称：“现在大一学生中也有很弱智的，竟然向学校反映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感慨“在北大任教十年，学生向学校反映我政治倾向有严重问题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出现。”

　　对于举报学生的身份，夏业良教授推测认为：“本科学生里面也有信息员制度，凡是在老师同学中有不适当的言论，都要及时地上报。”

　　如果说，两年前杨师群教授遭遇到的事情，还可以解释为两个年轻学生不谙世事、一时冲动的话，至少她们还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而夏业良教授却在一个敏感的时刻，面对着一个无形的敌人，没有人和他在课堂上公开争辩，却直接把小报告打到了校方。与此同时，他在参加公开活动和接受采访时，也受到了警方的干扰。

　　北大教授夏业良谈现在的北大

　　洗脑太严重了，现在年轻学生里面，如果没有家庭背景的话，没有家长或者亲戚朋友特别的指引，靠自身发展的话， 基本上是以拜金主义为主要导向的，追求物质生活、追求时尚，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学一点技能和本领，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有的人可能想到去西方留学，但还是为了学一些技能和敲门砖，以便回国能找一个好工作，并不是说出国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能够对人生观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的确也有些人到国外学习以后发生了转变，于是不能接受国内这样的环境。有的人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发现不合适又走了。

　　总的来讲，所谓八零后、九零后的思想，他们的信息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中学生，一直忙着高考，等到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学业也很紧张，一方面没有很多时间去上网了解那些官方不让他知道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思想来源和阅读范围很有限，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图书馆阅读那些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真正好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人们的预设就是错误的，好像北大的学生应该跟人家不一样。到底什么不一样？北大学生的考分比别人高是真的，但其他还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如果要说不一样的，应该说是进北大接受四年教育以后，可能人们的预设是会受到北大人文精神的熏陶，然后就不一样了，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北大现在的课堂上，还有几个老师敢说激烈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哪怕你是非常怀念那个旧的时代，民国时期，哪怕就是传播那个时代文人学者的思想的话，恐怕也都是非主流的。现在北大的老师里，还有几个愿意传播这种被看作是“另类”的思想和知识呢？所以我觉得人们对北大的期望本身和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像我这样的另类，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边缘，就是再往下发展，很可能就不让我上课了。

　　所以我感到很悲哀的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少数另类，连北大——其实北大也是无能为力的，任何一个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敢挑战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他敢说：哪个老师怎么讲课是他的自由？北大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校？没有一个官员敢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样讲的话，就意味着他的职位和地位就没有保障了。

　　所以现在校方私下里为你好就说尽量不要惹事，要低调，尽量不要说和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这样的话能保护自己，也能减少北大的尴尬。但是如果公开发表言论，外面又都知道了，那么北大领导是没办法保护你的，只能按照官方的意图来执行。

儿子今天向我背诵的语文课：《一面五星红旗》 （外一篇）

《一面五星红旗》

作者李含冰

我在国外读书的第一个假日，我决定做一次漂流旅行。收拾好背包，我把它系在筏子上，手举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出发了。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傍晚，河面变窄了。为了防止丢失，也为了行动方便，我把国旗从旗杆上抽下来，系在脖子上。 　　

不久，筏子漂到了水势最急的一段河面，周围一片漆黑，我想大声呼喊，给自己壮胆鼓劲。没等喊出口，只觉得眼前一黑，便落入激流之中。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头和身子被撞伤了好几处，筏子和背包都无影无踪。我迷路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直到第三天中午，我才来到一座小镇，走进一家面包店。我向老板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老板听懂了我的话，却把双手一摊，表示一脸的无奈，说：“我讲究平等交易，我给你面包，你能给我什么 呢？”

此时我身无分文，只好脱下新买的大衣。老板接过去看了看，耸了耸鼻子，还给了我。突然，老板眼里闪出亮光，他用手指着我脖子上的五星红旗，惊奇地问：“那是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把国旗慢慢解下来，再展开。这面做工精致的五星红旗，经过河水的冲洗，依然是那么鲜艳。

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可以用这面旗子换面包。

我愣了一下，然后久久地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

老板转身拿起一块面包，见我没有反应，以为我嫌少，又拿起两块面包递给我。　

“可以吗？交换吧。”老板冲着我打手势。我摇摇头，吃力地穿上大衣，拿着鲜艳的国旗，趔趔趄趄地向外走去。突然，我摔倒在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身边站着的就是面包店的老板。他见我醒来，冲我竖起大拇指，说：“安心养一养，费用由我来付。”

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床头的花瓶里，有一束美丽、芬芳的鲜花，花丛中插着那面心爱的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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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文章，实在无语，不知道是我党无耻，还是教育部那些文人无耻，这种狗屁文章都敢拿出来上到小学语文课当中？

我问儿子，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你是要国旗还是要面包？儿子回答我：当然要面包，你当我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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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兰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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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初二的儿子的思想品德单元测试题

八年级思想品德单元测试题（2010年秋）
一、单项选择题

4.八年级男生小明，为了与家里有车的同学攀比，竟跟同学介绍说开车送他来上学的姑姑是自己的妈妈，以前来送自己的妈妈其实只是保姆。小明的表现是

A.自尊的表现

B.追求表面上的荣耀、光彩，以赢得尊重的虚荣心理

C.因为他家庭条件差

D.自卑的表现

7.下列能体现个人命运与祖国息息相连的是

A.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B.桃李满天下

C.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D.中医四大经典——《伤寒论》

8.山东聊城一高校男生为吸引女网友的注意，竟在上网聊天时取用“逃犯”的网名，并称自己是一个生背数起杀人、抢劫大案的罪犯。这位同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A.是非观念不清

B.法制观念很强

C.沉迷网络交往

D.年级小不成熟

16.2009年5月9日，《半岛都市报》讯：香港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正在比赛叠红领巾并系到自己的脖子上。赛后冠军刘梦彤告诉记者：“我要告诉妈妈我长大了。”这意味着

A.刘梦彤在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了

B.参加叠红领巾比赛，就能使人快速长大起来

C.刘梦彤得了冠军说明她真的长大成人了

D.刘梦彤已经初步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行为能力

19.一天下午，小同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不慎将一个小女孩撞倒在地上。这时四下无人看见。假如你是小同，你将会

A.当作没事，继续骑车回家

B.赶紧扶起小女孩，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C.说声对不起，马上走人

D.立刻打电话给老师，让老师过来处理

20法国萨特曾说过：“人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这句话告诉我们

（1）从小就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 （2）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负责 （3）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自觉履行责任 （5）要勇敢承担责任

A.（1）（2）（3）（4）

B.（1）（2）（3）

C.（2）（3）（4）

D.（1）（3）（4）

二、多项选择题

27.某校八年级（6）班的流动红旗被摘掉了。卫生委员小明主动作了检查，并号召全体同学讲究卫生，将红旗夺回来。对此你认为

A.小明的做法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

B.班内卫生流动红旗被摘走，大家都有责任

C.小明这样做，会赢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

D.小明是一个对事很负责任的学生

三、简答题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1）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我们明辨是非有什么帮助？（2分）





（2）仿照“八荣八耻”中的“以……为荣，以……为耻”的形式，按照要求写出几个校园荣辱观的内容。（4分）





四、分析说明题

小丽是八年级的学生，从小到大，她都是学习尖子。现在小丽主要看到别的同学埋头学习，她就感到害怕，害怕别人赶上甚至超过自己。偏偏同桌小敏最近势头很好，好几次的小测验超过了小丽。怎样能防止小敏超过自己？终于有一天，小丽悄悄地把小敏的笔记本扔进了厕所里……

（1）小丽的行为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原因是什么？（4分）





（2）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应如何面对竞争压力？如何培养自己的合作品质？（8分）

作者：ee3721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下半身是亮点

辛子陵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第二十七章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上半身讲破坏文物什么的，无足观。]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 年8 月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11.4 万户居民离开北京。8 月25 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年8 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 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6 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 年 8 月24 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 年他们夫妇都已经70 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 年8 月24 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3 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

“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 月24 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 年8 月24 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6 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 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 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 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

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 年8 月26 日，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 月27 日至9月1 日，县内13 个公社。48 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 人，最大的80 岁，最小的才38 天，有22 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 1966 年8 月27 日开始。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53 人，马村死34 人，六和庄死11 人，共计98 人。

1998 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他是9 月1 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靠边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制止杀人的，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 “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一个70 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

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他们要一位30 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所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影壁、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 月27 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 月3 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108 个“黑五类”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在农村，成分不好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都被推上了祭坛、湖南省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道县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国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让人们看清楚什么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 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 年7、8 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207 人。因为抓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120 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共杀四类分子569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 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100 多名民兵分5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5 块钱。’

那个时候，5 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5 块钱。”（这张条子1986 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

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 年8 月26 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

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 元钱和4 仗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XX，第八个是陈XX，第九个是陈XX，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

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 年8 月 26 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14 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 年8 月13 日到10 月17日，历时66天，道县的1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4519 人，其中被杀4193 人，被迫自杀326 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

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