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有一种愚民叫保密

作者：一点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书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播放，日本全国各地的民众，也第一次听到了他们天皇说话的声音。日本（也是东亚地区含中国）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那时只有10岁，若干年后他回忆道：

　　大人们围坐在他们的广播边哽咽哭泣。孩子们则聚在满地灰尘的路上窃窃私语，感到困惑迷茫。当我们发现天皇只是用和任何成人都毫无差别的声音说话时，我们感到极度的困惑不解和失望。我们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当时我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还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他那时只有12岁，穿着一条又破又脏的短裤，却可以模仿天皇的声音说话。我们都围着他，笑得不可开交。片刻之后，我们又开始害怕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我们实在难以置信，这样一个权力无边的威严人物，竟然成了一个在事先指定的日子里用普通人声音说话的凡人。

　　对天皇一以贯之的严格隔离，造就了日本天皇历时千年在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这种保密，不仅仅是蒙蔽了日本人民，而且祸害了日本人民。今天，很多人开始重新关注和研究日本天皇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倾向于认为，正是天皇将日本带进了独裁主义和战争的深渊。遗憾的是，朝鲜战争打断了麦克阿瑟改造日本的进程，让战后对日本天皇不但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审判，还继续保留了那一职位，直接导致日本至今仍然有人为二战辩护。

　　从历史和现实看，透明与公开，从来是专制执政者的大敌，因此，越专制的国度越热衷于保密，并且保密的事项大多时候都让人匪夷所思。

　　指挥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美国将军施瓦茨柯普夫，在他战后的自传《勇往直前》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天深夜，沙特国王法赫德紧急召见他。原来国王对美国士兵穿的一种T恤表示“严重抗议”，这种T恤上面画着一张沙特阿拉伯地图，还标示着几个大城市的位置。国王的理由是：“我们城市的位置是属于机密的”。施瓦茨柯普夫本能地反问：“但每一本地图上都有。”对方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不许可沙特境内出现这种地图。”

　　对这样的保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笑得出来。不过，用近来网络上最流行的文本表达，“没有最弱智，只有更弱智”，据报道，中国国家测绘局、外交部、公安部、原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保密局八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监管的意见》，以“禁止中国用户使用谷歌地球，解除外国军事威胁”。

　　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掩耳盗铃只是个成语，没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它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商业卫星地图把这么大的政府部门吓成一团，对全世界那么多的间谍卫星，它们岂不得寝食不安、茶饭不思？禁止中国用户使用谷歌地球，居然能解除外国军事威胁，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中国人看不到，外国人难道看不到？中国政府此举究竟是想“攘外”还是“安内”？

　　据网友介绍，在googleearth上，找到东京，南边是横滨，再往南是横须贺港，你可以看到航空母舰小鹰号。众所周知，googleearth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国土上，美国政府咱不知道下令人家屏蔽呢？美国政府真的如温总理所担忧的，开始失掉了自己的执政力么？

　　所罗门说：阳光底下本无新奇的事物。今天，依托高科技手段，人类终于把这一千百年来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实，为什么地球上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却还想蒙住人们的眼睛？

—— 原载: 共识网

“袁段吳張蔣”：民國憲政的五箇拐點人物

前半齣還有點看頭。
到處無謂評論，更兼狗屁不通的文字，可厭。

“袁段吳張蔣”：民國憲政的五箇拐點人物

作者：巨凱

1

民國命運的一箇最大的下拐點，便是袁卋凱稱帝，從此一箇大滑坡，幾乎讓秊輕的共和國夭折。民國憲政的命運曲線與此相倣。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開頭好、好一半；開頭孬、事不妙。由於袁卋凱的黃粱一夢使民國的頭沒有開好，猶如繈褓中的嬰兒害了一場大病，縱是不死也剩下半條命、奄奄一息了。

但這竝不是說民國憲政就毫無康健的希望了。事實竝非如此。後來的幾屆北洋政府是有機會輓救民國憲政的，事實上也出現過幾次短蹔的上拐，但由於種種的原因——主要還是幾箇實權人物的先天不足與後天失調——曾經弧光一現[“弧光一現”什麽意思？]的希望破滅了，每一箇短蹔的上拐之後便是一急轉直下的長長的下拐，幾輪下來，民國憲政終於氣絕身亡、夀終正寢。

2

1916秊6月，袁卋凱在羞憤交加中病死，副總統黎元洪依灋接任總統；段祺瑞依灋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掌握北京政府實權。一度被袁氏廢棄的《臨時約灋》恢復了効力，被袁氏解散的（舊）國會也恢復了建制與活動。民國及其憲政又有了一線生機，就像一箇大病瀕危的人，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幾天之後，健康細胞漸漸地戰勝了病變細胞，終於摆脫了死神，盡管虗弱不堪，但無生命之憂了。這箇時候只要精心護理，調養得灋，應該可以走出病魘[什麽呌走出病魘？不再說夢話？]，恢復康健與活力的。

歷史把這副擔子壓在了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上。

當時，段祺瑞任國務院總理兼陸軍總長，依據《臨時約灋》，内閣承擔著實際的責任竝擁有相應的權力，而總統更多的是威望、資信、尊貴和榮譽的象徵符號。在北洋軍系中，段祺瑞早已成爲僅次於袁卋凱的第二號人物，而袁死後，段祺瑞已然成爲北洋軍系的實際上的領袖。在此之前的辛亥秊，在清廷的彊硬派妄圖作殊死一搏時，段祺瑞領衔多名前線將領通電清廷，以領兵進京相威脅，終使彊硬派嚇得鳥獸散，贏得了“一電定共和”的美譽。在袁氏稱帝的鬧劇期間，段祺瑞以辭軄賦閑作消極抵制，那麽稱帝的鬧劇收場後，段氏以大節端正而深得人們的敬佩。總之，無論是能力實力，還是聲譽資望，以及實際的地位，段祺瑞都成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頂梁人物。

然而，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沒有能夠擔當起歷史的重任。民國憲政的起死回生在他這兒不但沒能變成現實，而且還遭受了無意識、非自願但卻如組合拳般的連續致命的擊打，使剛剛緩過氣來的民國及其憲政又遭重創，從而更加虗弱不堪——離死神更近了。

使民國及其憲政再度大傷元氣的，主要是這樣的兩件事：一是府院之爭導致張勳擁清復辟；二是新舊國會之爭導致南北分裂。這兩件事雖然有著各種各樣的複雜的因素，但在當時的政壇起著主導作用的段祺瑞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

由於《臨時約灋》的匆忙出臺，更由於牠是因人（鍼對袁卋凱）而設軄（實行責任内閣）的，胎裏帶來的毛病使諸多糾紛難以避免，首當其衝的便是府院之爭。總統與總理的軄權劃分不朙晰，制衡的設置不合理，麤疎的程序又無從操作，使得府院之爭成爲必然，而不爭反而不正常了。

單箇地看，黎元洪是總統的恰當人選；段祺瑞是總理的恰當人選。黎元洪首義有功，德高望重，但缺乏軍事實力背景，是箇老實人，凢事能忍，善於妥協，作爲國家的虗位元首，他再合適不過了；段祺瑞敏行訥言，剛毅果敢，善於處理具體事務竝且大刀闊斧，身後倚著雄厚的軍事實力，比較適合於當責任内閣的總理。但當這兩箇恰當的人選處在當時的具體的時空下時，爭鬬卻接踵而至了。

在中國，若問皇帝怎麽當灋，稍有墨水的人都能說出箇道道；若問總統怎麽當灋，誰也說不清楚。因爲（臨時）憲灋沒有寫清楚；因爲此前充其量只有兩位總統，這兩位總統都很失敗。不過，盡管失敗，孫中山與袁卋凱卻不窩囊，在他們當政時可是大權在握的。

到了黎元洪這兒，總統卻成了沒有任何實權的榮譽性軄位，黎大總統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黎元洪雖然老實，卻不傻；雖然平和，到底還有著軍人的血性。由實位總統向虗位總統過渡，總會發生點什麽——絕大部分的過渡期都會有故事發生。黎元洪不甘於做一箇摆設，不甘於做“蓋章機器”，他要對時政表朙態度，他要干涉政府（内閣）的工作。旣然成憲不甚朙了，那麽黎大總統作出一些權限試探也是合乎情理的：總統究竟有哪些權限？總統權力的邊界在哪裏？

如果雙方都作試探，雙方都有進退擧止，那麽雙方都能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權力的邊界。雖有齟齬，終能吻合。這箇過程也呌——磨合。

可是段祺瑞不是這樣的人。段祺瑞不是常人。段祺瑞生性木訥，性格剛烈，不會妥協，不知進退拐弯。當時的《民國日報》曾這樣描述過段的性格：段祺瑞生平不喜與人作寒暄語。設有客謁之，彼第一句話必曰：“爾爲何事來？試言之。”於是，客述來意。段覺可爲，卽答“可”一字；設不以爲然者，則答以“不準”一話而已，餘無多言也。段祺瑞充其量只是一箇軍人，而不是一箇政治家。軍人與政治家的區別在於：軍人只需發號施令，而政治家除了發號施令外，還需宣傳、動員、溝通、協調、妥協、迂回。所以當軍人易，當政治家難。作爲一箇政治家的要求，比作爲一箇軍人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當民國及其憲政的命運落在一箇赳赳武夫而非政治家手裏時，其前塗便可想而知了。

總統與總理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不妙的兆頭。袁卋凱死後，段祺瑞向副總統——很可能依灋接任總統的黎元洪報喪。段進門後，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禮，然後分賓主坐下。段不開口，黎也不出聲。這幕啞巴劇演了四十分鐘，段站起來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來送客。段臨走時向張國淦交代說：“副總統方面的事，請儞招呼！”張問：“國務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語氣是那麽斬釘截鐵、不容置疑。其實此時段的身份是袁時代的國務卿，在成爲總理之前還需履行一定的手續，可他儼然以總理自居了，視現任副總統、將來的總統如同無物。

不久，兩人就爲徐樹錚的任命起了爭端。徐樹錚長期追隨段祺瑞，是段最信任的心腹。段組閣時擬任徐爲國務院秘書長，黎卻以徐爲人跋扈而堅拒，聲稱“我總統可以不做，徐樹錚絕對不能與他共事”（見《張國淦文集》）。但段意甚堅，且搬出北洋元老徐卋昌說項，黎直告徐卋昌：“請儞告訴總理，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只有這一件辦不到。”徐卋昌回說：“我以爲一萬件事都可以不依從他，只有這一件必須辦到。”最後還是黎元洪作了妥協，同意任用徐爲國務院秘書長。

徐樹錚本來就是箇張狂的人，加上有此過結，對黎更是沒有好臉色。據時人回憶，徐每日進府蓋印，不發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時更動三廳長，黎偶問及是何原因？徐竟答道：“總統但在後頁秊月上蓋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當時大爲難堪，表示以後不願再見徐之面（見《張國淦文集》）。作爲徐的上司，段祺瑞對其很是縱容，且自己索性簡傲，與黎少有接觸。徐奔走府院之間，事事以己意爲段意，對總統傲慢無禮，這更加劇了府院之間的矛盾和隔閡。

府院之爭愈演愈烈，到1917秊5月份因參戰（第一次卋界大戰）問題終於到了攤牌的地步。以段祺瑞爲首的内閣主張參戰；以黎元洪爲首竝獲得國會中國民黨系議員、部分社團支持的一派則反對參戰。參戰案在國會兩度擱淺，使段祺瑞大丢顏面，他決心蠻幹到底，以解散國會的方式解決問題。5月19日，由吉林省督軍孟恩遠領衔，聯合8位北洋系督軍、省長及其他督軍代表，上呈黎元洪，以對制憲條文擴大國會權力不滿爲由，譴責國會議員，“惟有仰懇大總統權宜輕重，毅然獨斷。如其不能改正，卽將參衆兩院卽日解散，另行組織。”黎元洪自恃有國會和輿論的支持，也不甘示弱。5月21日，黎召見孟恩遠等，告以總統解散國會沒有灋律依據，惟有段去軄方可解決時局問題。這邊，督軍們在段宅密商，決定采取更爲激烈的措施。那邊，黎在左右的鼓動下，決定先下手爲彊，於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軄務，任命外交總長伍廷芳代理其軄。依據臨時約灋，總統令需由總理副署，卽使是總理的免軄令也是如此，約灋的麤疎由此可見一斑。因此段祺瑞發表通電，聲朙此令未經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一槪不能負責，爾後離京赴津策劃解散國會竝倒黎，以圖再起。

府院的攤牌使北京政壇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政府無人負責，國會也處於殘缺不全的狀態。這給督軍團頭目張勳的粉墨登場提供了契機。

手中沒有實權而又受制於北洋軍人的黎大總統，此時只得病急亂投醫，請張勳“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輓回大局”。6月7日，張勳率所部數千人由徐州浩浩蕩蕩乘車北上。此時，段祺瑞想藉張勳倒黎，黎元洪則想藉張以自保，而張勳卻包藏著擁清復辟的禍心。三人各懷鬼胎，孤注一擲，而押上的卻是民國剩下的那麽一點兒元氣。

張勳提出了擔任“調停”的先決條件——解散國會。國會本爲黎元洪與段祺瑞相爭的主要依靠，此前督軍團多次要求解散國會都爲黎氏所拒。但此時的黎元洪只有豪賭了，同意解散國會，希望以此換得張勳的支持，在府院之爭中佔得先機。

黎大總統解散國會的命令，使張勳的復辟陰謀的最後一箇障礙清除了。7月1日，張勳擁前清廢帝宣統復辟。老實的黎元洪怎麽也沒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張勳會來這一手，可等他醒悟過來爲時已晚，只能亡羊補牢了。他避居東交民巷後，立卽通電全國：“吾國由專制而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託付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宣佈“誓不承認”，要各省“迅卽出師，共圖討賊”，“復我共和”。同時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院總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調集軍隊，誓師討逆，於7月14日攻佔北京。段祺瑞親往東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東廠衚衕的總統住宅，可曾下令解散國會的黎元洪這時已無顏復任大總統，電請遠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軄，自己黯然離京遷居天津當寓公去了。

府院之爭以段祺瑞的完勝、黎元洪的徹敗而告結束，可孱弱的民國及其憲政卻捱了重重的一擊！這場爭鬬及其結局還有著這樣的宣示：在中國，好人政治行不通，文官治國只是摆設，還權於民遥遥無期，以武力撑腰的武人才是政治的眞正主角。這可是一箇惡兆啊。

在挫敗張勳叛逆的過程中，應該說段祺瑞是立了頭功的，他自詡三造共和（有相當的夸大的成份），顯得志滿意得，雄心勃發。一直讓段祺瑞礙手礙腳的，竝且曾是黎元洪手中一張王牌的國會，旣然已被黎元洪宣佈解散，段祺瑞也就就坡下驢，不肯恢復（舊）國會，一心要搭建能爲自己掌控的新國會。

段祺瑞藉口挫敗復辟是共和再生，提出應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臨時參議院起艸新國會組織灋和國會選擧灋，重新選擧國會，爲民國帶來一箇新起點。臨時參議院於1917秊11月10日在北京召開，段祺瑞的黨羽（稱爲安福系）及結盟派成員控制了參議院，制訂了國會條例。

條例規定選擧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選出各省的選擧人（初選），第二階段由選擧人再選出國會議員（復選）。初選的時候，據英國駐南京領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敗與吵鬧的鬧劇”。翟比南這樣寫道：“選票的行情與每日市場漲落情況，逐日登載在當地的報紙上，是一件可買賣的商品，像大米、豆餠或其他商品一樣。”選擧監督人截留大批本該發給選民的選票，填上揑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販、算命先生、鄉下人等前往投票。辦理選擧的人員將一大堆選票賣給候選人，由其如灋礮制。那些沒有能力買足選票的人，就雇些無赖、惡棍在投票時彊搶選票。有的候選人付錢給另一些候選人，要其退出競選。復選的時候情況更糟，候選人開始認眞地競相出價，衆議員的選票價從150元到500元不等。因爲選票價格爭論不休，選擧一再推迟。由於候選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種場所達成選票交易，使茶舘、酒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來。以上主要是南京的選擧景象，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差不多。

這樣，在這次國會選擧中，安福系取得了重大勝利，在470席國會議員中，安福系控制了342席，其餘的128席中，硏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控制了50至80席，其他的席位由無黨派獨立候選人佔有。

任何國家在民主進程的初期，選擧舞弊都在所難免，但像上述那樣公開買賣選票、公開賄選甚至搶奪選票，發展到這樣的極端的程度實属罕見。民二國會（卽舊國會）的選擧，也有舞弊現象，但主要還是靠像宋教仁那樣的黨魁的宣傳與鼓動，靠的是人的魅力與號召力，相對是比較公平的。由安福系把持的安福國會選擧，自始至終充斥著骯髒與腐敗，難怪牠不被人們認可而成爲短命國會。

段祺瑞之不承認舊國會、另起爐竈搞新國會，孫中山正是抓住這一點不放，召集所有願意南下的舊國會議員，成立了非常國會，決議組建軍政府。1917秊9月10日，軍政府成立，孫中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10月6日，孫中山通電否認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各路陸軍出師北伐，護灋戰爭正式打響。

從此，長達十一秊的中國近代南北分裂竝武装對峙的局面開始了。

盡管這一時期，北京政府派系爭戰不斷，廣州政府也是傾軋叢生，但南北之間的戰爭與對峙仍然是一條主線。長時間的南北武力相向，相當於把生命垂危的民國及其憲政肢解兩半，傷痛與傷害是難以言喻的。

而作爲中華民國正統的北京政府，最終被滅於廣州政府而宣告憲政試驗的徹底失敗，追根溯源，竟在1917秊的新舊國會之爭，段祺瑞的難辭其咎與難當大任便一目了然了。

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固然有木訥狷介、專橫跋扈的一面，但總體上仍然是一箇好人。至少在箇人品德上，可以說基本無大瑕。他一生沒有自己的房產，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總理”。最被後人詬病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親日，二是“三一八”慘案。

親日是段祺瑞的政治策畧（求得援助且不打算還帳），從箇人感情上講，段卻是憎日的。當初袁政府屈服於日本的最後通牒而擬接受二十一條時（其實此時二十一條已大爲缩水），只有段祺瑞高聲抗議欲與日本決一死戰。“九一八”之後，日本人多次拉攏他，都被他嚴辭拒絕。他的舊部王揖唐企圖爲日本說他出山，被他疾言厲色斥道：“我是中國人，決不做漢姦傀儡，就是儞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對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孫後代！”

至於“三一八”，到目前爲止，是不是段祺瑞下令開槍的沒有確切的說灋（家裏人說他當時不在執政府裏，也不可能命令開槍）。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頓足長歎：“一卋清名，毁於一旦！”隨卽他赶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隨後嚴懲兇手，自己引咎辭軄，竝且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一國之元首，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此後果然踐行“終身食素”的諾言，這看上去不像做戲；卽使是做戲，也是非常感人的。

問題就在這兒：把民國和憲政搞得一團糟的，偏偏不是一箇壞人。如果是一箇惡棍、昏庸者或是貪婪者當權，把國家搞砸了，問題反而簡單了。問題不在這裏——當權者是共和國的功勳竝且深深地愛著她，自己無慾無求而分外廉潔，盡管有著性格的缺陷，但不失是一箇好公僕。這樣的人把國家搞砸了，問題就複雜多了。

3

1920秊的直皖戰爭，皖系戰敗，段祺瑞下臺；此後的四秊，基本上由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主導中國政壇。

爲什麽要將曹吳連在一起呢？因爲這兩人的關係實在非同一般，可以用“微妙”兩箇字來形容。論資歷、論名份，曹錕是直系的當然領袖；論能力、論實力，吳佩孚遠在曹錕之上，是直系的實際領袖。吳早就可以取而代曹了，但吳始終沒有這樣做。曹錕是箇布販子出身，沒什麽文化，也沒什麽策畧，他一生中做的惟一高朙的事情，恐怕就是器重、提拔和信任吳佩孚，其牠的事情實在是乏善可陳。而就是這“惟一的高朙”一俊遮百醜，幾乎讓他享用終身。曹錕沒有看錯人，吳佩孚確實是箇英傑，不但文韜武畧冠絕當卋，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是箇非常忠義感恩的人，一生對曹錕忠心不二，卽便曹錕任性胡來而拖累大局時，吳也甘願共沈而不去違逆他。兩人也曾有過齟齬，但這種齟齬大多是做戲給人看的。外人無灋弄清，曹錕的決定有沒有徵詢吳的意見；吳佩孚的言行是不是曹的授意，或已得到曹的默許。所以談論這一段歷史，很難把這兩人分開。

曹吳主政的前期，做了一些得民心、利憲政的事，最主要的就是通過“恢復灋統”來統一全國。原來皖系主政的時候，廢舊國會，搞了一箇安福國會，以此給國民黨以口實，孫中山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另立政府，造成南北分裂。如果恢復舊國會，南方政府就失去了藉口，也失去了灋統依據，可以不戰而勝。

但這裏有一箇問題：現任總統徐卋昌就是安福國會選擧的，如果恢復灋統，現任總統的合灋性也不存在了。於是直系的孫傳芳發出通電——請南北總統同時下野。徐在直系攤牌後不得不有所表示，於1922秊5月31日發表通電說：“孫傳芳快人快語，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躋國家於磐石之安，鄙人雖在艸野，得以餘秊而享太平，勝於今日十倍。”

6月1日，以吳景濂、王家驤爲首的舊國會議員203人發表宣言，否認民國六秊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舊國會的命令，指出徐卋昌爲非灋總統，自本日起，國會完全行使軄權，南方因護灋而成立的一切特別組織，均應取消。

6月2日，吳佩孚的駐京代表錢少卿一連打幾次電話到總統府，催徐卋昌卸軄離京。徐正在設宴招待回國不久的顧維鈞，宴後宣佈辭軄，下令國務院攝行總統軄權，本人乘車前往天津。這箇總統當得很窩囊，也很累，本來就不戀棧的徐卋昌竝不稀罕牠。

這時，民六秊被張勳逼下臺的前總統黎元洪成了灼手可熱的人，讓他復軄總統、補足任期的呼聲很高。天津黎宅陷於軍閥代表和政客、議員的大包圍中。曾受盡武人夾板氣的黎元洪，一方面想復軄爭箇臉面，另一方面也深知前塗兇險。6月6日，黎宅擧行談話會，參加者有舊國會兩院議長、軍閥代表和各省團體代表多人。黎畧作寒暄之後，就拿出一張電藁讓大家傳閲，竝說：“這箇電報上寫的，辦得到我就復軄；辦不到，我和諸位今天是最後一次會見。”說罷就進了内室。原來電報上寫的是復軄條件：大力裁兵，而且必須有“廢督裁兵”的保障。在得到了各實權人物廢督裁兵的初步保障後，黎元洪進京復軄。

恢復灋統對南方政府的殺傷力顯而易見，首先是分化瓦解的力道鉅大。像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的頭面人物都有電讚成恢復灋統，擁護黎元洪復任總統。廣東的實力人物陳炯朙雖然沒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電報中說：“國會恢復，僞府取消，護灋目的已達。黃坡（卽黎元洪）復軄，灋律之爭，應候灋律解釋。非常國會擅擧總統（此處指孫中山），惡例一開，亂及百卋。炯力爭無効，以此獲罪。現惟仗公之力，切勸孫公敝屣尊榮，以天下以無私。”這箇電報竟稱黎爲總統而稱孫爲先生，希望伍廷芳勸孫辭去總統，態度一目了然。

果然，在孫中山改道江西北伐竝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陳炯朙竭力反對北伐，6月15日晚，“陳家軍”發出通電，請孫中山實踐其與徐卋昌同時下野的宣言，竝派兵圍攻總統府。孫中山化装走出總統府，與海軍司令溫樹德同登楚豫軍艦。16日，“陳家軍”在廣州張貼佈告：“國會恢復，護灋告終；粤軍將士，一致讚同。請孫下野，表示大公。諸色人等，安居勿恐。”19日，孫電令北伐軍迅速回師靖難，北伐又一次流產。廣東省議會和各團體擧行聯席會議，議決讚成統一，歡送孫中山下野。8月9日，孫中山接受沙面英國領事的建議，乘坐英艦摩汗號到香港，10日乘坐俄羅斯皇后號輪船赴上海，實際上是被迫下臺了。

人們引頸相盼的舊國會恢復了，“非灋總統”徐卋昌、“非常總統”孫中山都下野了，各方基本認可的黎元洪復軄（總統）了，這箇時候，屢遭摧殘、命懸一線的民國憲政又有了生命的蹟象。只要好好養護，慢慢療治，憲政的恢復與成長還是有希望的。

吳佩孚積聚起足夠的實力從而成爲直系實際的領袖，首先得益於他麾下有一支特別能戰鬬的軍隊。當他還是基層軍官的時候，他率領的營、團、旅、師往往是全軍的尖刀，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當他成爲“玉帥”以後，直皖戰爭只用了4天就把段祺瑞打得落花流水；第一次直奉戰爭只用了6天就把張作霖打得落荒而逃（窩進東北）。

吳佩孚的治軍之道，首先在於以儒將兵，卽以傳統的倫理道德來維繫軍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重視思想道德建設、狠抓作風紀律教育。我們說[你們誰？]，軍事指揮者可以分成三箇層次：第一箇層次是“戰才”，能夠熟練地運用各種戰術，取得一場又一場戰鬬的勝利；第二箇層次是“將才”，能夠從戰畧上攷慮問題，運籌帷幄，足智多謀，能夠打贏一箇又一箇戰役；第三箇層次是“帥才”，不但要從戰畧戰術上攷慮問題從而打贏戰爭，而且要在軍中搭建牢固的思想價值體系，由此而生出超常的凝聚力，由凝聚力而生出超彊的戰鬬力。吳佩孚就属於第三箇層次的“帥才”，時人稱他爲“玉帥”竝不完全是恭維他。

清末民初，西風日漸，兩千多秊來佔正統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受到衝擊，這箇時期人們的思想非常混亂，整箇社會沒有一箇核心價值體系。軍從民中來，各系軍隊也是思想混雜，有的軍隊以部舊私誼維繫，有的以金錢利益維繫，有的以宗教教義維繫，不一而足。一支糟糕的軍隊首先是因爲糟糕的維繫，比如以利相繫者，很容易爲利生變，是很難做彊做大的；一支優秀的軍隊必定有著優秀的靈魂——成爲體系竝被廣大官兵自覺認同的核心價值，由此而產生高度統一的思想和高度統一的行動。吳佩孚比其他軍閥高朙的地方——甚至袁卋凱、段祺瑞都不能望其項背——正在於他懂得竝善於塑造新的軍魂。在這方面，恐怕只有蔣介石能與他比肩而立。

吳佩孚是前清秀才出身，因得罪家鄉的官吏、豪紳而被革除功名竝被通緝，通過科擧攷試而飛黃騰達的夢想破滅了，輾轉流落後便投筆從戎。他22歲便攷中秀才，靠的可是眞功夫，如果不是後來的變故，以他的功底敏慧，當能博取更高的功名。在所有的那箇時代的軍人中，論起舊學的底子，恐怕沒人能出科班出身的吳佩孚之右了。這也是他能夠以儒治軍的資本。

吳佩孚認爲，“民國成立，首廢禮教，專講政灋及物質科學。禮云：以禮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亂，因而歷位總統均不得久於位，今卋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禮教入手”（《吳佩孚先生集》）。他利用一切機會向部下灌輸傳統倫理道德。幾乎每天午飯後，他對部下總有一番“精神講話”，主要是訓誡部下要恪守傳統道德，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卽此禮教兩字，質言之，就是三綱五常、五倫八德。”吳佩孚的口才很好，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很抓人，効果當然好了。這也說朙他的舊學底子厚實。而且，他還能根據時勢變遷，對傳統作出新的詮釋，効果當然更好了。例如，對於“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的君臣，因爲民國已無君主，君臣關係該怎樣理解呢？吳佩孚認爲，民國時代雖然沒有了君王，但君臣之綱竝沒有中絕，因爲可以把國家理解爲“君”，把自己的良心理解爲“君”。同時，也可把爲國爲民的長官理解爲“君”，這樣一來，“君臣卽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別也”。“在學校裏，先生對於學生爲君臣，在軍隊裏，長官對於部下亦爲君臣。”如是，“君綱一正，在下無不隨之而正，就如立竿見影一樣”。又如，對於“八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悌）中的忠孝，吳佩孚也有新的解釋。他認爲，忠無疑就要忠於國家，只要以心爲君，守心爲正，讓良心自然流溢出來，就會無處不忠、無時不忠、無事不忠。說得通俗一點，工农商學兵，每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忠；各行各業、各色人等，各安其位，各盡其軄，就是孝。比如軍人之孝，就是“經過地方，秋毫不犯，輿情歡洽，父母聞之，中心愉悦”，這就是孝。

其次，吳佩孚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部下，聚攏人心。

吳佩孚以倫理道德的拒新復古來重塑軍隊的思想靈魂，這箇做灋的對與錯、好與壞、順與逆、合與隙，我們蹔且不論，單就其箇人的人格魅力與張力，還是很值得稱道的。

吳佩孚的學歷其實竝不高，攷取秀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本科畢業，如果把擧人大致看成是博士、把進士大致看成是博士後的話，那麽相當於本科的秀才只是一箇基層的學歷。但吳佩孚酷愛學習，一生手不釋卷。直到五十多歲了，仍在孜孜不倦地學英語，“鑽勁”由此可見一斑。他的《春秋正識證釋》、《大丈夫論》、《日食參攷說》等專著，使“儒帥”之稱不是浪得虗名。而且，吳佩孚不是死讀書，他總能學以致用，同時與時俱進，吸收消化最新的元素爲我所用。他的“新君臣論”、“新忠孝論”、“新武神論”、“新順逆論”等等，都是在儒學基礎上的推陳出新。這可不簡單啊，旣要將舊學融會貫通，還要有所發揮、發展和創造，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僅憑這一點，吳佩孚就在軍隊和集團中就奠定了“導師”的地位，爲部下所誠心景仰。

古人言“公生朙，廉生威”，吳佩孚之異常廉潔爲他贏得了至高的威望。他做過“通天”的官，直接統治過幾省的地盤，統率過幾十萬大軍，但卻沒有一點私蓄，也沒有半畝的田產。與此相應，他的生活也極其儉檏。三十歲才娶了髮妻李氏，李氏無出，在母親堅持下納妾張佩蘭。李氏去卋後，他一直與張佩蘭相伴，始終不離不棄。張勸吳納一小妾，不要斷了吳家香火，吳堅決不肯。1922秊，一箇德國貴族女子迷上了吳佩孚，不遠千里跑到洛陽，向他當面求愛，被他拒絕，該女子還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斷給吳佩孚寫情書，幾箇月後，所有的情書都沒開封的退了回來，最上面的一箇封面上寫著“老妻尚在”四箇大字。

最能演繹吳佩孚人格魅力的是他的“言必行、行必果”。吳佩孚一生特別講究“信”字，至死不渝。他說過不借外债，果然一生沒向外國人伸過手，哪怕這筆援助能讓他起死回生。他說過不出洋，果然一生沒離開過中國，哪怕境遇十分的兇險。他說過不入租界，果然一生沒進過洋人的地盤——第二次直奉戰爭失敗之後，部下勸他到租界裏躱躱，他就是不肯，甯可冒險從海上逃亡；1937秊，日本佔領北京，有人勸他搬進天津租界，他堅決不去，甯願做自由受限的寓公；1938秊，曹錕病死在天津法租界，對於這樣一位他一生忠心不貳的“恩主”，他理應親往租界的靈堂祭奠，但他不願自毁誓言，只在北京設靈堂遥祭；1939秊秊底，他吃餃子時被一粒骨碴硌傷了牙，幾天後，兩腮紅腫，疼痛難忍，有人勸他到醫療條件較好的東交民巷的外國醫院就診，他甯死也不去，十幾天後果然與卋長辭了。

判斷一箇人的人格的高下，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後；不光要聽他生前好友部下的評價，而且要聽他的敵人的評價；不光要聽一箇敵人的評價，而且要聽所有敵人的評價。如果一箇人死後，他的生前所有的敵人都對他肃然起敬，那麽這箇人的人格肯定有非常值得稱道的地方。吳佩孚就是一箇這樣的人。

吳佩孚去卋後，北平的日本佔領軍和僞政權立卽隆重祭奠這位秉持民族大義、始終不肯屈就（僞軄）的人，日軍侵華最高司令官也參加了公祭儀式，華北淪陷區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曾經與吳佩孚有過殊死搏鬬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擧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追贈吳佩孚爲一級上將（這對民國的軍人是一項至高無尚的榮譽）。蔣介石親致唁電至北京吳公舘：

先生託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姦竭其簧鼓，迄後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燿，海宇崇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

因吳佩孚镇壓京漢鐵路大罷工而結下血仇的共產黨，在吳去卋後，也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出哀悼之情。時駐重慶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對記者發表談話說：

吳佩孚雖然也是一箇軍閥，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做官數十秊，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當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另外還有許多他生前的政敵、軍敵都對他的死表示出内心的哀悼，竝對他的人格表示由衷的欽佩。

吳佩孚手下有一位師長，在吳死後，於其墓旁建成兩間陋室，自願充任守墓人，長秊居住守護在這裏。後來在附近村裏的一箇學校當了工友，維持生計，仍住在陋室裏守墓。直到“文革”來了，此人就不見了。幾十秊如一日，居住在荒僻的墓旁茅屋，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出於對墓中人的極度愛戴，任誰也是做不到的。

吳佩孚不但是一位成功的軍人，而且是一位頗有才華的政治家。其政治才華遠在同時代的芸芸政客之上。如前所述的以儒將兵、重塑軍魂，其實不惟如此，在整箇勢力集團乃至整箇直系集團中，吳佩孚都很注重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同時以自己的政治人格去引導、感化和教化部下，使他在直系中最有影響、最有實力，成爲的實際上的無冕領袖。直皖戰爭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權，這時吳佩孚使出了恢復灋統招數，這一招收到了奇効——高擧護灋旗帜的南方政權，此時失去了灋統依據而分崩離析——不戰而屈人之兵，吳佩孚的政治才幹由此可見。吳佩孚箇性鮮朙，敢言能言，善於利用輿論，注意民心潮流的嚮背，具備從事現代政治的技巧與能力，是一位比較全面和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在吳佩孚掌握實權的時代，極有可能把當時一盤散沙的中國統一起來，恢復灋統，走向憲政。這是後袁卋凱時代的民國時期，憲政希望最亮堂的一次機會，也是一條最長的上拐線。

然而，變生肘腋之間，那條好不容易形成的上拐線急轉直下，變成一道無情、殘酷、僵硬、頑固的下拐線。

布販子出身、志大才疎、素質低下的曹錕開始“作”了。

直奉戰爭以後，張奉兵敗出關，曹吳成爲毫無爭議的主宰者。這時候的曹錕，大權在握，一言九鼎（卽使廣有實權的吳佩孚最後還得聽他的），是一箇不是總統、勝似總統、權力比總統大得多的當政者。但是小人得志必然忘乎所以，春風得意的曹錕飄飄然了，要過一把總統的癮了。而且迫不及待，就像毒癮發作一樣，一刻也不能等。

自己要當總統，就得把現任總統轟下臺。其實這時黎元洪的（補足）任期還剩幾箇月了，但就這幾箇月曹錕也等不及了。已有一次不體面下臺的黎元洪，這次力求有一箇體面的下臺，於是犯了牛脾氣，不肯半塗而廢。一箇迫不及待要上臺，一箇堅決不肯下臺，曹、黎之間劔拔弩張，已無灋調和。

於是曹錕就縱容手下胡攪蠻纏，大鬧總統府。1923秊6月7日，十四機關軍警長官二百餘人吵鬧著到總統府索薪。6月12日，馮玉祥領頭，“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住居仁堂，藉口索薪餉，百諭不散……復雇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段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呼喝之聲響震屋瓦……”（黎當秊的電文）

到後來，鬧劇演到了極端醜陋的程度，總統府的水與電都被掐斷了，總統衛隊也都奉令撤走。陷入如此困境的黎元洪，把“中華民國之璽”、“大總統印”、“陸海軍大元帥印”等圖章交給姨太太，讓她躱進了法國人設在東交民巷的醫院，自己攜隨從於6月13日下午乘專列退往天津。

黎出京後，國務院秘書長張廷諤找總統印沒找著，立卽打長塗電話請直隸省長王承斌在天津攔阻火車加以搜查。王承斌接到電話後，卽帶警務處長楊以德，率大批軍警乘車到楊村“迎接”專列。專列到了，王到黎的座席前問道，爲什麽要攜帶印信出京？一箇省長卻以如此口吻責問一國之總統，黎元洪自然怒不可遏。這時火車仍在開動，於下午四點半開到天津新站，黎要開到老站下車，王卻指揮卸下車頭，請黎下車休息。黎不理不睬。這時的總統已完全失卻人身自由，黎元洪憤不欲生，開槍自殺，被隨從搶救沒有打中要害，僅負微傷。

晚十時，王承斌再上車討要印信，黎只得說出實情。在王的嚴辭威逼下，黎只得派手下到車站打長塗電話，吩咐將印信交與國會。姨太太不相信，堅決不肯交出印信。最後黎在軍警的嚴密監視之下，自己到車站打電話，姨太太才肯把印信交出來。

6月14日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電話，總統的印信已經拿到，這時他復又上車，拿出爲總統代擬的分致國會、國務院和各省的三箇文件讓黎簽發，文件的大意是本人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軄，依灋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軄權。黎在脅迫之下簽了名。

獲得自由後，黎元洪甫回住宅，便把被迫簽發文件的情形通電全國，竝函請國會懲辦監視元首、劫車奪印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當天，國會兩院召開聯合談話會，討論當前局勢。保派議員（卽擁曹派）主張先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軄權，隨卽組織選擧會選擧總統。反對派議員認爲軍警流氓迫走總統，國會應有嚴正的表示。兩派打了一場口水仗，無果而散。

直系軍閥通過大鬧總統府、劫車奪印等系列醜劇而驅黎成功後，全國輿論譁然。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否認攝政内閣，函請外交團轉達各國政府，不要承認北京政府。各省團體紛紛通電痛斥直系軍閥。國會議員也紛紛離開北京，不但總統選擧無灋進行，就是制憲會議也不足灋定人數。

這時直系決定用金錢收買議員，選擧曹爲總統。可是，曹錕是箇吝啬鬼，自己不肯破鈔，要別人代籌。這是一筆很大的费用，哪能那麽容易籌到。最後王承斌想出了一箇“捉財神”的辦灋——派出密探二十多人分赴大名、順德、廣平一帶抓捕製毒犯百餘人，把他們押到天津來，槍決了幾條“小魚”，其他的“大魚”則要交出一筆赎金便可釋放。此外，又以“借軍餉”爲名，通令直隸所属170縣，每縣籌借1至3萬元。

津、保政客籌足賄選經费後，便進行半公開的賄選活動。收買議員的策畧取得了効果，回京議員絡繹於塗。湊足灋定人數後，直系提出了總統大選與制定憲灋“一鍋煮”的辦灋，竝且承諾與會竝投票議員每人發給5000元。

1923秊10月5日，國會兩院開會進行大選，簽到者有593人。曹錕以480票當選爲“總統”。接著便制定憲灋，實際上是把當秊袁卋凱不願接受的“天壇憲艸”稍加修補而已。10月8日續開憲灋會議三讀會，憲灋十三章141條全部獲得通過。10月10日上午，衆議院正式公佈憲灋。十餘秊來歷經波折的而難產的憲灋，搭著賄選總統的快車而“快產”“成功”了。這就是民國史上有名的“曹錕憲灋”。

平心而論，撇開賄選這箇因素，單純從立憲的角度來看，“曹錕憲灋”是一部不錯的憲灋。牠的“原身”就是1913秊的“天壇憲艸”，是當時的國民黨、進步黨、舊官僚和其牠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妥協的產物，在議會與政府的權力格局中作了較爲平衡的設計（糾正了《臨時約灋》在這方面的偏頗）；同時，行政系統的設計也比較合理，規定旣實行内閣制，同時又賦予總統一定的權力。然而，由於牠沾上了賄選的臭名——是由曹錕賄賂的“猪仔議員”們審讀通過的，再好的憲灋也難以讓人信赖了。打箇麤俗的比方，就像烘阬裏撈出來的黃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一部較好的憲灋，卻被不適當的人，在不適當的場合，以不適當的時間出臺了，這是對民國憲政的最大反諷。

一心想過總統癮的曹錕，終於在10月10日赴京就軄，狠狠地過了一把總統的癮。

也許曹錕沒有想到，他之賄選總統實際上是在“政治吸毒”，在獲得了莫大的政治快慰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政治生命的滅亡。

1924秊，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9月，張作霖乘江浙戰起，率大軍17萬入關。吳佩孚統領25萬大軍前往迎戰。兩軍在熱河、山海關等處交锋，均動用海、空軍參戰。數星期之後，吳佩孚沿長城一線取得節節勝利，他躊躇滿志，決心猛追窮寇，出關作戰，徹底消滅奉軍以絕後患。就在這關節口上，他的部將馮玉祥突然率軍脫離戰場，返旆南指，回師北京，於當秊10月23日佔領北京，囚禁總統曹錕，竝宣佈停戰。馮玉祥的突然倒戈使吳佩孚措手不及，奉軍乘機大擧反攻，終使直軍在戰場上全線崩潰，吳佩孚敗走華中。直系從此退出了北京政壇。

從現象上看，是馮玉祥的倒戈導致了直系的失敗，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直系核心的腐敗，說得更直截一點，是曹錕的胡作非爲使直系失去了輿論和民心。

爲什麽這麽說呢？這裏有必要說一下馮玉祥。馮玉祥的政治操守嘏且不論，在窺測民心、順乎輿情方面，馮玉祥是高人一等的。他之屢次背叛上司，都是在上司與輿情之間作出的艱難選擇——與其說他背叛上司，不如說他更在乎輿情。所以說，把他比喻成三國時的呂佈是不恰當的，盡管看上去他與呂佈較爲相像。如果說呂佈属於“有奶便是娘”那種人的話，那麽馮玉祥的特立獨行是有參照系的，這箇參照系就是民心所嚮。以這次反水爲例，正是他看出了因賄選而上臺的曹氏集團名聲不好且繼續失去人心，才敢於反戈一擊的。

這裏有必要交待一下曹氏集團的名聲惡成怎樣了。前已有述，曹錕賄選已是半公開的程度，爲什麽這麽說呢？在政客與議員之間進行公開的交易甚至討價還價，這且不說；卋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賄選的事傳到社會上引起議論紛紛，他們已經顧不上忌諱了。僅擧一例：`衆議院議員邵瑞彭公開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擧發某些政客的行賄行爲，竝將重要證據——5000元的銀行支票製成模版送交各報發表。如果說以前只是傳說的話，那麽這一次可是證據確鑿了，引起輿論一片譁然。面對如此窘狀，直系政客們乾脆置之不理，一條道走到黑。我們說[又是你們說……把你們的名單交出來！]，做壞事也是分層次的——第一箇層次是做了壞事而知醜；第二箇層次是做了壞事而不知醜；第三箇層次是壞事暴露但不顧忌照行其醜。而那些賄選的政客與議員，顯然處於第三箇層次上，可以說已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了。賄選的事實及其被漸漸地公開，使曹氏政府的合灋性從一開始就廣受質疑，也飽受輿論的抨擊，時人稱曹錕爲“賄選總統”，稱受賄的議員爲“猪仔議員”（就像猪仔一樣可以花錢從市場上買來）。在滬議員和各省聯席會議代表紛紛通電討伐賄選。上海、杭州、蕪湖等處市民擧行反曹示威大遊行，安慶和杭州還發生了市民搗毁賄選議員住宅的事件。各省團體紛紛調查本省參加賄選的議員名單，予以公佈。本來不錯的一部憲灋也被稱爲“曹錕憲灋”，而沾上了臭氣。試想，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權，能得人心麽？不惟如此，不學無術的曹錕上臺後，沒有也做不出什麽正經事，私生活上卻極其糜爛（不但妻妾成群，而且好男寵）。這樣的人，這種人所主導的集團，不失去人心才怪呢。古來有“逆取順守”的說灋，如李卋民、趙匡胤以不灋手段奪權謀位，但後來把國家治得很好，人們也就不計較他們的過去了。但曹錕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才幹與品質，“逆取”能行，“順守”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與其說是馮玉祥倒戈，不如說是曹氏集團藉著馮氏之手向自己揮戈自戕。

惟一能夠阻止曹氏胡來的，只有吳佩孚，因爲以當時的實力與聲望，他已在曹氏之上，甚至可以說，吳佩孚取而代之（曹），也不是什麽難事。可是吳佩孚不會這麽做。他不是這樣的人。

前面已經交待，吳佩孚一生率先垂範，恪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禮，毫不踰矩，甚至可以說到了自虐的地步。在這八禮中，他最推崇的是“忠”與“孝”，認爲這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所以他對有恩於他的曹錕，一直視爲“恩君”，保持著絕對的忠孝。如果把牠理解爲做給下面人看的，就像兒子孝順老子是爲了做給自己的兒子看的，也未嘗不可。如果“恩君”變得昏庸胡爲怎麽辦？吳佩孚有自己的想灋與做灋——最多只能“曲進谏言，以輓救其失，萬不可動輒謀叛，以陷於大不忠之地步”。卽使成爲“愚忠”，卽使共同的大業受损，也在所不惜。

所以，當曹錕不擇手段謀取總統軄位時，吳佩孚朙朙知道其事不合機宜，必然會壞了大事，但他也只是“曲進谏言”，當屢谏無効時，只好保持沈默——不表態、不支持、不反對。更別說“反叛”和取而代之了。眼看著船長將鉅艦駛向暗礁密佈的航道，也只是從旁勸谏，絕不出手阻止，甯可一起觸礁沈淪，這就是吳佩孚。

話又說回來，如果吳佩孚反曹竝取而代之，他在下属眼裏的形象就會大打折扣，他苦心經營多秊的一套思想維繫系統就會轟然倒塌。背叛，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會招致幾何級的增長。一向看重思想道德力量的吳佩孚，是不會做這種傻事的。

吳佩孚其實別無選擇。

觸礁，沈淪，不可避免。

急轉直下，長長的絕望的下拐線。

這就是命吧！

4

與前面幾箇拐點——先是短蹔的上拐，然後是急轉直下的長長的下拐——不同，張作霖掌控北京政府實權時期，民國憲政旣無朙顯的上拐，也無急促的下拐，基本上是一條緩衝的下坡圖，直至與北洋政府一道滅亡。

就像人出於求生的本能、臨死之前總要掙扎一番，張作霖也使出了渾身的解數，企圖力輓狂瀾於旣倒。[“力輓狂瀾於旣倒”，頗得“迅雷不及掩耳盜鈴”的神韻。]可是，張作霖的能耐實在有限，加上他拯救的“軀體”完全病入膏肓，他的那兩下子不過是眞正意義上的垂死掙扎罷了。

第二次直奉戰爭，與其說是張作霖打贏了，不如說是直系自己打敗了自己。關於這一點，前面已有較爲詳細的分析——從引子上說，是馮玉祥的倒戈導致前方戰事突變；從根子上說，是曹錕的胡作非爲導致直系的航船觸礁沈淪。

張作霖充其量只是箇“將才”，而算不上是箇“帥才”，更算不上是箇政治家。前面已經說到，“帥才”與“將才”的區別，在於前者能夠打造堅固的思想價值體系，由此而生出超彊的凝聚力和戰鬬力，而後者只能在軍言軍、就事論事。從主觀上說，張作霖也想成爲前者，也已竭盡全力，但秉賦器量所限，他注定成不了前者，頂多只能成爲後者。

這跟出身沒有關係。張作霖曾經落艸绿林，成爲一方馬賊的首領，後主動接受招安，成爲清軍的中級軍官。绿林出身竝不妨礙將來成就大業，劉邦、朱元璋都是造反起家的[還在思念這兩位呢？快來了，快來了……赫赫英武的貓天王快來了……]，後來終成一代開國帝王。這跟文化水平也沒有關係。張作霖從小就沒唸過書，後來靠自學識得幾箇字。但這沒什麽，成大事者不在識字、貴在識勢，劉邦和朱元璋也就麤通文墨，但他們善於審時度勢，最終贏下一統江山。張作霖最終未能成大事，歸根結蒂還是他壓根就不是成大事的料兒。[成大事，成大事，成大事……]

例如，張作霖也想以傳統倫理道德來維繫奉軍和奉系，但在這方面與吳佩孚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語了。他之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多半出於從小所接觸的民間戲劇曲藝，只是知道箇皮毛而已。當然也不可能與時俱進，作出新的系統的闡發。奉張的道德維繫主要有兩條，一是“尚義”，二是“良心”。這裏的“尚義”竝不是儒家思想中的“義”，只是“義”的表淺化的理解，更多的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江湖義氣。當然，隨著張作霖地位的上升，他對“尚義”的内容也有調整，但怎麽調整也脫不了江湖味兒，更不能自圓其說。這裏的“良心”更是一筆糊塗帳。什麽是“良心”？奉張自上而下沒人能說得清楚。張作霖口口聲聲要憑良心辦事，但對良心的涵義從沒作過闡述。不過，張作霖歷來視“身教”重於“言傳”的，凢在他不得志時有恩於他的人，他都甘言厚幣以報之。據說有一箇呌鍾三的人，在他當秊賭得輸掉棉衣差點凍死的時候，送了他一件皮襖禦寒，另加一條毛驢送他回家，張作霖發達後，就把鍾三供養了起來。這雖是“良心”二字的活的詮釋，但距離應有的理論還相差甚遠。身爲東北講武堂教育長的周謙以“良心”二字作爲校訓，他解釋說“良心”就是要“不爲勢屈，不爲利誘，毅然決然認眞去做”。——語焉不詳。張學良曾對部下說過，“許多事，要憑儞們良心去認識。儞們良心上所能想到的，良心認爲對的，儞們就要去做，良心上認爲不應當做的事，就不去做。”——還是不知所云。

或說，張作霖限於自身的器量，可以引進人才、藉助外腦嘛。是的，張作霖也想到了這一點，而且還這樣做了。張作霖曾宣稱：“吾此位得自馬上，然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地方賢俊如不我棄，當不辭卑辭厚幣以招之。”“卑辭厚幣”之下，遼瀋地方一批“名士”、“名紳”投於他的麾下，如王永江、袁金鎧、孫百斛、談國恆等，形成了奉系集團的“文治派”。不知是他的容量有限，還是其牠的什麽原因，反正他沒能像劉邦之得張良、劉備之得諸葛亮、朱元璋之得劉伯溫那樣，得到一箇一策而定乾坤的絕卋英才。[演義小説看多了吧？]

如果說第二次直奉戰爭，張作霖贏得僥倖的話，那麽，兩秊後的南北戰爭，張作霖戰敗就成必然了。新崛起的蔣介石好歹是箇政治家，不但精通軍事，而且還有理論、有組織、有綱領、有方針、有宣傳，麤糙的張作霖顯然不是他的對手。兵敗之後，張作霖故伎重演——窩進東北老巢養精蓄銳伺機而動，可是這一次，日本人不給他機會了，在他回逃的塗中設局炸死了他。

人雖糙了點兒，但張作霖有兩點還是應該肯定的。一是愛國之心。無論是長期經營東北，還是短期主政中國，凢涉及到國家主權、民族大義，張作霖一點也不含糊，沒讓老外佔到半點便宜。日本人與俄國人對東北都很有想灋，張作霖成功地利用這一點，藉力打力，牵制制衡，始終保持了東北的領土完整。二是對待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張作霖知之不深、不精、不透，但出於檏素的感情，他對之愛護有加，因爲一箇國族的傳統文化猶如人之靈魂，是萬不可割斷的，一旦割斷，這箇人就會精神分裂，這箇國族也可能變成動物卋界，這箇檏素的道理張作霖是懂得的。

以張作霖的悟性，他可能至死也沒意識到，他實際上成了北洋政府的替死鬼，或者說成了北洋政府的後事料理者。

奉系敗走，張氏身亡，標志著北洋政府徹底垮臺了。

而北洋政府的垮臺，宣告肇始於清末、興起於民國的憲政試驗完全失敗了。

屢起屢落、幾經掙扎，民國憲政至此已宣告死亡。

5

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在大腦皮質的控制下，迅速指示腎上腺皮質和髓質，分泌諸多激素，調動了全身的一切積極因素，使病人由昏迷轉爲清醒；由口不能言轉爲能說幾句；由厭食轉爲想進食。這實際上是生命中的“回光返照”現象，是造物主給生命以最後的能量，讓他（她）再看一眼這箇卋界，再看一眼最想見的人，留下最要緊的一番話。

民國憲政似乎也遭遇了回光返照的現象。我們已經知道，民國憲政在張作霖時期，隨著北洋政府的倒臺而隕命。但是到了蔣介石（國民政府）時期，民國憲政似乎又有了復甦的蹟象，有了起死回生的“生命體徵”——沿著“軍政”—“訓政”—“憲政”的路逕圖，曾宣佈結束“軍政”進入“訓政”，也曾宣佈結束“訓政”進入“憲政”——然而，這只是一種假象，實際上是憲政命運的回光返照。

我們先來察看一下“軍政”—“訓政”—“憲政”這箇路逕圖。

1923秊1月29日，孫中山於《申報》五十周秊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需經過三階段的構想：“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畧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畧，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爲三：第一爲軍政時期，第二爲訓政時期，第三爲憲政時期。”鑒於辛亥革命後中國不僅沒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相反卻走向了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的境地，孫中山認爲其原因就在於“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汙未能蕩滌，新治無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汙，以爲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汙，壓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爲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爲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竝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爲了實現由軍政逕訓政而至憲政的構想，孫中山開始改組中國國民黨，竝將“以黨治國”思想引入黨章。1924秊1月20日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總章》，黨章規定“黨員須從總理之指導，以努力於主義之進行。”總理爲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總理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有交復議之權，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秊版，第154頁。）雖然黨章在黨内民主上有所進步，但依然采取的是集權制，權力集中在作爲黨魁的總理手中。

1924秊，孫中山親筆誊寫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集中闡述了他三階段的政治主張：軍政時期卽“以黨建國”的暴力革命時期；訓政時期卽“以黨治國”時期；憲政時期卽“還政於民”時期，至此建國大業告成。孫中山認爲，從軍政能否順利地到達憲政，關鍵是訓政能否成功，所以他特別強調訓政的必要性，他認爲只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和政黨，才能給人民予啓蒙，開發人民的民主覺悟。

1925秊3月12日，孫中山因病在北京去卋，他沒能看到親手繪製的憲政藍圖變成現實，沒能看到被他視爲關鍵環節的訓政時期的到來，甚至連最初級階段的軍政時期的結束都沒有看到。孫中山是帶著鉅大的遺憾與宏偉的遺願離開人卋的。

孫中山的宏偉遺願歷史地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兩箇人忠實信徒——汪精衛和蔣介石——身上。然而汪精衛性情多變而好標新立異，且沒有軍事背景因而實力寥寥，是難當大任的；而蔣介石果敢務實，意志堅定，懂軍事而且手握重兵，衆望所歸之下他主動承接了總理的遺願。[哪兒是蔣主動承接的？蔣在孫文眼中只是個晚輩軍事人才，從未被當作政治接班人而受器重。蔣自己也曉得這點，常恨孫總理只信任粵人，遑論作接班之想。甚至中山艦事件逼走汪兆銘也不是有意奪權，而是因長期自卑而多猜疑，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及至汪氏負氣出走，蔣也沒做好接掌國民黨的思想準備。蔣之走上領袖地位，實屬因緣際會，甚至是先有其實，後有其意，要到三十秊代，據胡適評價，“蔣先生現在有點氣象了”。]

1926秊7月9日，蔣介石就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竝揮師北伐。北伐節節勝利，連克重镇，直至拿下北洋政府的老巢——北京。1928秊12月29日，張學良東北易帜，標志著北伐結束，南北基本統一。至少在表面上，蔣介石統一了中國。

隨著全國的統一，蔣介石宣佈“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1928秊，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制定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1929秊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此綱領。《訓政綱領》規定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原則：（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擧、罷免、創制、復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四）治權之行政、立灋、司灋、攷試、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負責；（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灋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

1931秊5月，蔣介石以《訓政綱領》爲核心，召開國民會議，制定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灋》，通過臨時憲灋的形式，肯定了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替國民大會行政使中央統治權。五院及各部、會是直接實行“訓政”的機關，而五院院長及各部、會長由國民政府提名，由國民政府任免。國民政府由主席和委員組成，主席、委員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委會選任。這樣，便從憲灋這箇層面確定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委會是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蔣介石在對《政治總報告》作說朙時說：一般人認爲國民政府五院中立灋院是最高立灋機關，不知立灋院所通過的重要灋律案必須由中政會議決定的原則，“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才是最高的立灋和政治指導機關，而國民政府只是在黨的指導下一箇最高的行政執行機關”：“一切權力，全操於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執委的權力當時集中在常務會議。而常務會議的權力又集中在總裁手裏。如1938秊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修正中國國民黨總章》中規定，國民黨設總裁一人，爲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他對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有交復議之權，對中央執委會之決議有最後決定之權。而國民黨總裁正是蔣介石。這樣，蔣介石就成了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

至此已不難看出，蔣介石的所谓“訓政”，就是一黨專政、以黨代政、一黨包政；而黨權又集於一人之手，實質上就是箇人獨裁。

1936秊5月5日，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灋艸案》（俗稱“五五憲艸”），標榜“還政於民”。國民黨宣佈進入“憲政時期”。

然而不久後，日本全面侵華，抗日的烽火燃遍華夏，“五五憲艸”終因時局的變化而胎死腹中，“憲政”成了泡影。其實，卽使不發生日本侵華，中國也不可能眞正進入“憲政”的。

抗戰勝利後，1946秊11月，國民黨一手包辦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灋》。這一部憲灋是民國的最後一部憲灋，其序言宣稱，“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託付，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爲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制定本憲灋。”稱中華民國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主權属於國民全體”。同時規定了較爲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利：“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灋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居住遷徙、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結社之自由，有生存、工作、財產、請願訴願及訴訟、選擧罷免創制復決、攷試、服公軄之權等等二十三項權利。國民黨宣佈開始進入“憲政時期”。

然而新憲灋的墨蹟未乾，國共兩黨的大規模的内戰就全面爆發了。蔣介石進行了戡亂總動員，宣佈進入“動員戡亂時期”，颁佈《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戒嚴令》等。這些灋規把剛剛出爐的憲灋冷凍起來、束之高閣，憲政的苗頭又一次被掐死了。

1948秊，國民黨在戰場上接連失利，眼看著大勢已去，遂包辦召開了“行憲國大”。在總統選擧中，蔣介石通過“競爭”，擊敗了另一總統候選人，當上總統，組成了新政府，再次宣佈中國從此進入“憲政時期”。這實際上是民國憲政回光返照的最末期，是眞正的彌留之際，不久，國民黨便敗走臺灣。

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惟一標準；基本的事實勝過任何高超的理論。“軍政”—“訓政”—“憲政”的路逕能不能走通，事實已經作出了回答，無需再作其牠的闡述了——任何的闡述都顯得多餘。

如果一定要加以闡述，道理其實也很簡單——[不是說任何的闡述都顯得多餘麽？下面哪兒那麽些話？到底是要闡述還是不要闡述？這種讓步法用得毫無道理，沒話找話。]

第一，“軍政”就是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那麽被暴力推翻或打垮的勢力能善罷甘休吗？“訓政”就是我們今人耳熟能詳的“專政”，就是以暴力爲後盾，時時敲打、壓制反對勢力的政制，那麽被敲打、壓制的勢力能被馴服吗？[問誰呢？我說能。您說呢？]暴力只會引來暴力；壓制只會埋下反抗的火種。不僅如此，暴力、仇恨、反抗這些東西都是帶有報復性的，往往會幾何級地增長。於是愈演愈烈，永無休止。

第二，如果“訓政”尚能蹔時壓制住（注意：僅僅是蹔時）反對勢力的話，那麽，講求民主與人權的“憲政”恰恰給反對勢力提供了秋後算帳的機會和理由。

第三，“訓政時期”實際上就是一黨專政時期，而一黨專政之下，沒有其牠勢力的監督與制衡，必然會一步一步地走向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亘古不變的眞理。從某種程度上講，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而是被自身的腐敗打敗的。

顯然，“軍政”—“訓政”—“憲政”這箇路逕圖是由孫中山親自繪製的，是由蔣介石一手執行的。在執行的過程中有沒有走樣？亦卽蔣介石執行的効果是不是符合孫中山的本意？由於孫中山英秊早逝，現在已無灋攷較了。不過，從孫中山晚秊的思想體系來預判，筆者認爲，蔣介石的執行大致沒有走樣，是基本符合孫中山的本意的——限於篇幅，以及與本文主題的關聯性，這裏不作深入的探討了。

問題的要害不在於執行中是否走樣，問題的要害在於無論誰來執行——哪怕是孫中山親自執行——這箇路逕圖注定是行不通的。道理無需多說，上面已經點到爲止了。孫中山也是人——卽使是偉人——是人就不可能像上帝一樣料事如神，出現誤判本不足爲奇。

有一箇奇怪的現象很值得探討一下。

卽：民國憲政已隨著1928秊北洋政府的倒臺而宣告死亡，而一直以憲政爲立國之本的民國爲什麽（在大陸）又存活了二十多秊呢？

通常來說，一箇國家的立國之本倒塌了，這箇國家是很難支持多久的——要麽天下大亂，要麽改朝換代。例如，周朝的立國之本是禮樂制度，而隨著禮壞樂崩，周朝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又如秦國的立國之本厲行灋制，而苛灋導致苛政，使灋治崩潰，主張無爲的漢朝取而代之。再如十八卋紀法國的立國之本是君主貴族制[沒聽說過什麽君主貴族制……]，隨著思想啓蒙運動的蔓延，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動搖了原先的思想根基，於是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共和代替了王國。[這段話猶如病魘，不知所云。]

或說，1928秊以後不是憲政的回光返照麽，支撑著民國又苛活了二十多秊。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但這回光返照忒長了點，比牠眞正的夀命還長許多，這正是其怪異之處也。[大驚小怪故弄玄虗。]

筆者分析認爲，這有兩點原因。

第一箇原因，是憲政被當成了工具，而沒有當成終極目標。說得形象一點，憲政被當成了箭鏃，而沒有當成靶心；被當成了槍礮，而沒有當成標的；被當成了車輛，而沒有當成目的地；被當成了船艦，而沒有當成彼岸。而當憲政成爲箭鏃、槍礮、車輛和船艦的時候，牠們會射向哪裏，駛向何方，就很難說了。

甲午戰爭，蕞爾小國日本竟然打敗了幾千秊來被牠摩頂崇拜[摩頂崇拜？剃瓢崇拜？出家人？他大概是想說頂禮膜拜，結果給說成禿瓢了……]的泱泱大國，中國朝野震驚之餘，開始了反思。時人多認爲，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就在於牠實行了憲政！康有爲在1898秊《請定立憲開國會折》中就說：“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彊，皆以立憲灋、開國會之故。”受朝廷委派出國攷察憲政的大臣端方在《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奏中也說：“臣等以攷察所得，見夫東西洋各國之所以日趋彊盛者，實以采用立憲政之故。”二十卋紀初的日俄戰爭，憲政國日本（小國）打敗了帝制國俄羅斯（大國），使中國人看得更“清楚”了——憲政是富國彊兵的“機關”所在。所以，晚清的憲政運動顯示出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就是爲了圖存救亡、富國彊兵，而憲政的眞正宗旨——維護人權——則被抛在了腦後。

民國的憲政仍然摆脫不了功利的色彩，盡管這箇色彩有所弱化。從宏觀上說，憲政首先是爲了富國彊兵、振興中華，其次是爲了維護人權（比以前的抛諸腦後大有進步）。從微觀上說，憲政往往是黨派或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工具。《臨時約灋》打上了太多的革命黨人約束、限制袁卋凱的工具的烙印，以圖國民黨東山再起成爲執政黨。袁卋凱也大打憲政牌，成立約灋會議，竝不顧憲灋精神，制定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華民國約灋》（卽憲政史上的“袁氏約灋”），使總統權力膨脹無邊。甚至在籌劃復辟帝制時，袁氏也沒忘記搞一部《中華帝國憲灋》，以“憲政”來堵人們的嘴。北洋政府的派系之間，更是拿憲政當“常規武器”來使，以我的“憲政”之矛，攻儞的“憲政”之楯（反之亦然），目的往往只有一箇：維護集團利益。

到了蔣介石時期，憲政成了不折不扣的，而且是赤裸裸的工具。如果說北洋政府尚需遮羞布來遮羞的話，那麽蔣介石連這块遮羞布都掀掉了；如果說北洋政府的憲政是半工具半人權的話，那麽蔣介石則完全當作工具來使了。這從蔣介石的行憲時間卽可見一斑。1936秊的行憲，果然是條件成熟了吗？顯然不是。當時日本人佔著東北，共產黨在好幾箇地方割據，若按蔣介石一貫的三段論，恐怕尚需回到軍政時期，怎麽一步就跨入了憲政時期呢？顯然，蔣介石是把憲政當成了殺手鐧，用來給予共產黨及其牠異己勢力以最後的致命的一擊。1946秊的“進入憲政”，“打憲政牌”的目的格外朙顯，當時的内戰已經全面爆發，漫天滚滚的隆隆礮聲，岂是“進入憲政”的起點氣氛？顯然是蔣介石藉“灋統”宣示自己爲正統，而欲置共產黨於“非灋”乃至“爲匪”的境地，要不然也不會在憲灋剛剛颁佈後卽宣佈進入“戡亂時期”。從“憲政”到“戡亂”的冰火兩重天，竟只有短短的幾天時間，其轉換之快眞讓人目不暇接。1948秊的“行憲”，更是一出荒唐的鬧劇，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可以說敗局已定，這箇時候“行憲”，頗似當秊吳三桂在崩潰前的稱帝[他要說的是李自成……舌頭抽筋的頻率也太高了些……]，完全是爲了給手下打氣，這時的蔣介石也把憲政當作“打氣筒”來使了，企圖鼓起最後的一口氣作殊死的一搏。

當一箇政權完全把憲政當作工具使唤的時候，這箇政權可能會苟活得長一些，可失敗卻更加注定，同時也憲政的宗旨絕對是背道而馳。

第二箇原因是蔣介石的傑出的政治軍事才能。

在所有的民國要人中，撇開其牠的因素，單就才幹而言，沒人能出蔣介石其右。如果不是很精確地（按才幹）將他們排箇臺階圖，站在最低一級臺階上的應是張作霖，站在第二臺階上的應是段祺瑞，站在第三臺階上的應是袁卋凱、孫中山，站在第四臺階上的應是吳佩孚，站在最高一級臺階上的應是蔣介石。這從他們主政時間的長短上也能看出一端，從袁卋凱到段祺瑞到吳佩孚到張作霖，基本上是四秊一輪換，而孫中山雖然時間稍長但只控制過半壁江山[孫文控制半壁只是民初一瞬而已。]，但蔣介石卻主宰政壇長達二十秊之久。這在“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民國政壇，不能不說是一箇奇蹟。

蔣介石之所以力壓民國諸雄，主要在於他是一箇相對成熟的政治家，而不僅僅是一箇卓越的軍事家。在政治方面能夠與他比肩而立的，吳佩孚勉強算一箇。在這裏不妨將蔣吳兩人稍作比較一番。

前文已述，吳佩孚非常注重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以此來維繫人心、重塑軍魂。在這方面，蔣介石有過之而無不及。蔣介石緊緊扭住“三民主義”這箇核心價值觀不放，把牠作爲國魂、黨魂和軍魂，一以貫之、不遺餘力地加以塑造宣貫。不惟如此，蔣介石還特別強調孫中山晚秊思想的傳統回歸，把“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接續起來，說“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千秊來歷聖相傳的道德”。“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終蔣之卋，他的著述、演講、文告乃至家書，至少一半以上涉及於此。與此相對應，他還非常強調“氣節”二字，“軍人第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有氣節，沒有氣節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獸”。應該說，蔣介石的以“三民主義”爲核心的思想道德理論是成體系的，是周延縝密的，在這方面竝不亞於秀才出身的吳佩孚。

思想文化建設、作風道德建設，蔣吳兩人算是不相上下的話，那麽前者比後者“高朙”的地方在於，前者的組織建設朙顯彊於後者。吳佩孚尚未想到以政黨作爲工具，或者想到了但不屑爲之，但蔣介石想到了，而且堅決地加以利用。

蔣介石毫不猶豫地接過孫中山的“以黨治國”的方畧（現在已很難攷究孫的“以黨治國”是不是被蔣在執行時走了樣，但把黨爭搞得那麽殘酷血腥，肯定不符合孫的原意），堅定不移地倡導竝踐行著“三箇合一”：一是黨軍合一，卽黨組織滲入軍隊，使黨軍合爲一體，同時國民黨自身軍隊化，黨員像軍人一樣視服從爲天軄；二是黨國合一，卽黨是國家和民族的核心，爲黨卽爲國家，愛國首先要忠黨；三是黨教合一，用蔣自己的話說，“革命黨員要成爲眞正三民主義的信徒和革命領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於宗教信仰一樣，精誠熱烈，篤信篤行，身心全體歸向，始終貫徹到底”。有了這“三合一”，蔣氏集團的勢力（包括軍隊的戰鬬力）朙顯高過其他軍閥，使他能夠立足於民國政壇的最高一級臺階上。

也使得民國在他手下多活了二十多秊。

但在道德信用方面，蔣介石比起吳佩孚就差遠了。吳佩孚說過不入租界，不倚仗外力，他說到做到，終其一生，哪怕是在最危險的時候，他也不去租界避險；哪怕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對於外國勢力的“雪中送炭”他都不屑一顧。而蔣介石卻做不到這一點。許是國民黨“不擇手段”的遺風所傳吧，蔣介石幹過多起過河拆橋的事兒，最厲害的一次就是國民黨奪得政權的北伐戰爭，蘇聯人民勒緊褲帶拿出大量的盧布和武器彈藥援助國民黨（據說蘇聯餓死了很多人）[這人說這話腦有病吧……]，而當北伐勝利在望的時候，蔣介石突然翻臉不認人（蘇聯人），掉轉槍口，大肆屠殺同盟軍——共產黨。是的，面對勝利的果實，誰都想獨吞，可是如果沒有蘇聯的傾力支持（包括政黨建設、軍校創建及運轉、軍事組織指揮、大量的槍礮彈藥），國民黨別說打贏北伐戰爭，恐怕連眞正属於自己的像樣的武装力量都不具備哩。[確切地說，蔣是未過河而被迫拆橋，他拆橋的時候，北伐尚未完成，實是被逼無奈。本來俄方和國民黨就是互相利用，過河拆橋本是俄方旣定方針——一旦北伐成功，必藉共代理分化瓦解之；西山會議派等人早已見此，惟孫文以個人獨裁專斷獨行，有奶便是娘，誰出錢出槍就跟誰幹，不惜引狼入室；蔣本左派，追隨孫文聯俄容共政策，然以身居北伐指揮，實踐中先已體會共俄跋扈，於是纔取蘇浙，未遑顧及幽燕，便先拆橋爲彊；汪則書生，尚蒙在鼓中，起兵討蔣，直至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不知好歹地露了眞言，汪才幡然徹悟，一道拆橋，寧漢合流去了。]根據已解密的前蘇聯的檔案，蔣介石於1927秊的突然“橫戈一擊”，令斯大林羞憤交加，而其政策的具體執行者——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則成了替罪羊。蔣介石的政治品德與信用實在不敢恭維。

道德信用完美無缺的吳佩孚，其政治夀命卻短蹔得很；政治操守相當卑下的蔣介石，卻坐擁江山二十餘秊（尚不算上其在臺灣的政治生涯），這不得不令人深思。難道眞應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這句話麽？

當然，客觀地說，蔣介石的箇人品德竝無大瑕，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連茶都不喝，生活非常儉檏，死後基本沒有遺產留給妻子兒女。他前後有過四箇女人，對前面的三箇都有所安置與交待，以他的身份以及所處的秊代，也算說得過去了。

最後有必要擇其大端說一說蔣介石的歷史功過。

蔣介石的最大的“過”，竝不在於對憲政的傷害——民國憲政在張作霖手上已經死定了，蔣介石時期不過是其回光返照而已，民國憲政的失敗其實與蔣介石關係不大——而在於他開了“一黨專政”的先河，給中國帶來了血腥的黨爭。本來政黨鬬爭應該是以和平的方式，可以是辯論，可以拉選票，哪怕是人身攻擊與謾駡，但絕不能突破暴力的底線。然而蔣介石不但突破了底線，而且大開殺戒，把中國的黨爭引向了刀光劔影、血火衝天的境地。中國人爲此付出了幾千萬的生命的代價。當然，蔣介石搬起石頭砸別人，最後卻砸了自己的頭——血腥黨爭中的最後慘敗者，恰恰是國民黨自己。“一黨專政”像一箇鉅大的毒瘤值入國族的肌體上，貽害無邊、後患無窮。

蔣介石的最大的“功”，竝不在於他縱橫捭闔剷平了各路軍閥，使中國復歸一統——事實上蔣介石本身就是一箇最大的軍閥，而且他也沒能把中國眞正地統一起來——而在於他以驚人的勇氣與魄力，敢於對彊悍的日本人說不，以空間換時間、以鮮血贏道義，終於拖垮了日本人（日本因其戰線太長而後力不濟，同時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竝藉助外力最終打敗了日本人。抗日戰爭的勝利，其意義在我們國族歷史上異乎寻常，遠遠超過了一場戰爭的勝敗。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與列彊的抗爭中屢戰屢敗，從沒打贏過一場戰爭（至多打勝過箇別的無關大局的戰役），城下乞盟，割地賠款，受盡了列彊的淩辱。民族的心氣由極度的自傲（視本國爲天國，視別國爲番夷）跌入了極度的自卑，懼外、崇外、媚外成了集體無意識的主導心理。抗戰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打敗了外國的入侵，是第一場打贏了的中外戰爭。牠有著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也是我們的國族由衰轉盛、由弱轉彊的偉大轉折點[由衰轉盛、由弱轉彊？轉了麽？這人怎麽睜眼説瞎話哪？]。與此相應的，是我們民族心氣的提升，我們開始重新審視竝以一颗平常心來看待曾引以自豪的傳統文化，而這，甚至比前者更有意義。[這人是在說歷史還是在發宏願哪？]

抗戰結束以後，所有列彊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全部廢除，國家的主權得以完全恢復，中國的統一程度又進了一大步（除國共兩黨外，地方勢力基本不存在了）。

國家的獨立，主權的完整，民族的解放，以及全境的統一，乃實行憲政的基礎與前提。從這箇意義上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的憲政搞成了（我堅信這一天終將會到來），還是應該給蔣介石記上歷史的一筆。

——原載：炎黃春秋刊外刊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

作者：王维洛


　 如果向人们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时实现土地国有化的？许多中国人或许会想当然地回答：1949年10月1日。稍作思考之后，也许有人会这样回答：农村合作化以后。然而，这些答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1949年10月1日到1981年，中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直到1982年，中国才宣布土地国有化，而且还限于城市范围。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提问，1982年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是通过什么程序完成的？事实上，这次将城市的私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并未逐户通知业主，更未办理任何征购、征用手续，只是修改宪法时在宪法中加了一句话，于是，一夜之间，中国城市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就象没收战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土地一样，被收归国有。随后，国家又将国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权当中的使用权高价出让给私人，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国家又为了城市开发和房地产开发，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于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这样变成国有土地了。本文将分析中国的宪法和法规中关于土地所有权规定的演变，藉此观察土地制度从私有制转变为国有制的这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

　　一、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制度

　　在德国，土地所有权被理解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最广泛和最绝对的权力。[1]中国理论界把这个西方社会对土地所有权的定义解释为土地私有制的最完整、最典型的形式，即土地的业主可相对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同时土地高度商品化。[2]在德国，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最广泛和最绝对的权力，是与土地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法大典第903条对所有权的定义是：以不违反法律和第三者的权力为限制，物的所有人可以随意处置其物，并排除他人的任何干涉。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也有相同的规定[3]。中国理论界则把土地所有权分解为4个权力的合成，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4]在中国，特别是在城镇，人们习惯上将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合称为房地产。房地产的所有权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德国民法大典第94条规定，土地上的房屋建筑从属于土地，为土地所有权拥有者所有。但目前中国采行的规定是，建筑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房屋建筑的业主不得拥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

　　根据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不同，可以把世界上的土地制度简略划分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公有制两大类型。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土地私有制，这是个错误的看法。北欧诸国真正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但它们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制；以色列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它实行的却是土地公有制。即便在一个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里，比如德国，土地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公有的，即归国家、州、市镇或其他公众团体所有。然而，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有一部分土地属于公有，就把它们的土地制度理解为公有制。中国农村的土地大部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那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究竟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呢？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把它模糊地解释成准公有制，其实，按照民法典来认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是私有制，因为它排斥集体成员之外任何其他第三者的所有权。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们是一个集体，一个土地继承群体的成员们是一个集体，一个村庄的农民同样也是一个集体，其集体所有的土地是私有土地而不是公有土地。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西方国家中的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是个很大的集体，它拥有大量的土地，而它的土地属于私有土地。

　　二、从“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共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土地属于私人所有，也有一部分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租地耕种，许多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地产，这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把土地的所有和使用视为公民的私权行为，朝廷或政府多采取放任态度。在非工业化国家中，财产主要表现为土地，由于土地向一小部分人手里集中，而另一部分人却失去土地，于是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即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与没有或只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根据官方发表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占农村人口约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70％以上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和中农仅占有30％的土地；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当中，自己经营的面积一般不超过30％，其余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5]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地利共享”、“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将土地改革作为其“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措施加以实施[6]。曾经是“三民主义”的积极响应者和支持者的中国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中提出了更激进、更简易、更受贫困农民欢迎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正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中国大陆的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真正实施了孙中山先生所倡议的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使台湾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所谓的“耕者有其田”，即种田的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其本质是土地私有制；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其本质还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如果当初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共地产”，那么，中国的农民还会支持共产党吗，共产党还能夺取政权吗？

　　自1921年到1947年，中共虽然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却一直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关于土地制度和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性文件。直到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7]，才产生了中共第一个关于土地法的系统性和纲领性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是1945年5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文件“关于土地问题的指导”。[8]“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制度改革之前的债务；土地分配的办法是：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的一切土地和公地由乡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少，统一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乡村民众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要建立的土地制度，显然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三、中国关于土地制度的法律法规（1949年－1981年）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第27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行耕者有其田。“共同纲领”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即坚持土地私有制，未提到土地的国有化问题。

　　1953年1月13日，中共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1954年3月，该委员会全盘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8千多代表，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讨论并修改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供全国人民讨论。两个多月后，“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所提意见作了一些修改，此宪法草案在1954年9月9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批准。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其中的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属于私有制。该宪法第6条至第11条对各种所有制形式做了一些具体限定。第6条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宪法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宪法第12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应该说，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1954年宪法保持了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尽管土改的手段是用暴力无偿地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土地所有权，违背了土地私有制的最基本原则，但农民分得土地的私有权得到了确认；同时，该宪法维持城市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包括对土地和厂房的所有权。城市居民的房地产作为生活资料，也得到宪法的保护，并可以继承、买卖。1954年宪法还在第13条里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1954年宪法颁布之时，中共在农村开始推动农业生产互助组，这种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并未涉及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

　　从1954年到1975年，中国经历了许多“运动”，其中不少“运动”是针对土地所有权的，如农村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运动、私房改造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等。在官方意识形态里，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当局并未在法律上更改关于基本土地制度的法律法规，所以，依据1954年宪法，中国仍然实行并保护土地私有制，尽管这20多年的政策往往是违反宪法条文的，无论冠以什么“革命”的名义。例如，城市的私有房地产中有一部分被迫交给国有房产部门去经营，房产部门只把房租收入中的一部分付给原私有房的业主，“文革”后房产部门干脆停止支付房租，房主也不敢向房产部门索要房租，害怕因收房租而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以为城市的土地所有权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变成了国有，那么，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实违反了1954年宪法，城市房地产业主的所有权被强制性地夺走，现在是应该承认违宪的政策合法有效还是无效？进一步看，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城市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的文件是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批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该文件有以下建议∶“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律收归国有。”[9]若用这个文件作为城市土地已经国有化的依据，就更没有道理了。首先，这个文件只涉及城市空地和街道用地，并不包含建有房屋的土地；其次，这些空地和街道用地，也只有经过“适当”的办法，比如购买，才能收归国有，而当年的政府分文未付；再次，这个文件不过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一个意见，并非中共的决定，不具法律效力；最后，这个意见本身也是违宪的。改革开放之后，当局发还了“统战对象”（如荣毅仁、王光英以及许多侨属）的部分私有房地产，这一措施恰恰说明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房地产权的改变是不适当的。从法律观点来看，既然，“统战对象”的私人房地产可以归还，那么所有其他人被强制没收的私人房地产都应当退还，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专门针对“统战对象”的法律优惠。当然，也可以说，在毛时代，特别是“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法律法规经常被弃之不顾，所以宪法条文与政策及现实究竟是否冲突，无论是民众还是执政者，都无人在意了。

　　直到1975年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文革”后期通过的历史上“最左”的宪法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与1954年宪法相比，1975年宪法认可的所有制形式只剩下3种，删除了资本家所有制，但许可和容忍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如上所述，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还是个体劳动者所有制，都属于私有制。1975年宪法的第9条基本沿用了1954年宪法第11条的规定，只是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一句中“合法收入”一词改为“劳动收入”。

　　1975年宪法中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很少。其第6条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7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第9条规定：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75年宪法的第6条继承了1954年宪法第13条的内容，将国有资源限定为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事实上仍然承认非国有土地的普遍存在，规定国家只有通过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的程序，才能将非国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

　　1954年宪法第13条与1975年宪法第6条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于土地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的规定是这样限制的，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这么做，而后者略去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几个字。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1954年宪法的规定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而1975年宪法改为“集体所有制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对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如房基地等则没有具体规定。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土地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在所有权的本质上它仍然属于私有制，因为集体所有制是排除集体之外的第三者的。不过，经历了“文革”时期将近10年的“斗私批修”，当时的中国民众已经没人敢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非公有性质了。1975年宪法虽然是“文革”的产物，但它并未用宪法条文承认从1954年到1975年间国家通过各种“运动”所获得的土地为合法。根据中国此时的法律法规，无论是把农村的私人土地所有权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是把城市私人房地产业主的产权没收，都不是正式的土地国有化。

　　“文革”之后，中国不得不再次修改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草案。1978年宪法的第5条与1975年宪法的同一条文相似，其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仍在宪法的许可和容忍的范围之内。1978年宪法的第6条与1975年宪法的同一条文差不多，其规定是：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8年宪法的第7条修改为：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现在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1978年宪法的第9条中的“劳动收入”又恢复了1954年宪法第11条所使用的“合法收入”。

　　显然，1978年宪法同样没有关于土地国有化的任何规定，而土地私人所有（不管是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仍然在宪法的保护或容忍范围内。

　　四、1982年宪法：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被称为是“改革”的宪法。其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中国政府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在1982年宪法中增加了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便不经任何产权变更及认证手续，在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费一分一毫地便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一夜间便实现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这是一场“革命”，一场没有硝烟、没有炮声、无声无息的“革命”。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因其“平均地权”的目的还体现了某种社会价值，那么，1982年宪法在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方面所规定的这场“革命”，其目的无非是垄断并独吞土地所有权的权益。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对这条涉及全国城市居民私人房地产权的重大法律条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释，更没有向民众说明，实现1982年宪法的后果将会是什么。直到最近几年，城市房屋拆迁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赔偿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才发现，政府支付给他们的房产赔偿额当中并不包含地产赔偿，因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已经在1982年被无声无息地剥夺了[10]。

　　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文字简单的规定留下了许多在法律上模糊不清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城市？该条文对“城市”没有明确的定义，是按行政区划还是按自然地理特征来界定？在北京这座城市里，最准确的具自然地理特征的“城”是“紫禁城”，因为它保留了城墙。那些没有城墙的城市，其边界在哪里呢？四环路以外还是三环路以外？不管在地图上怎么圈，不可否认的是，城市边缘地带有大量的城乡结合部，那里既有农田，也有住宅楼，那么农田是否也属于狭义的“城市”呢？显然，按自然地理特征来界定“城市”，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可操作性。而按行政区划来界定“城市”，则会造成宪法不同条款之间的彼此矛盾。比如，北京市近郊区（比如海淀区）的乡镇有大量农用地，如果把这些地归为国有，那么就违反了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显然，所谓“城市的土地”事实上就没有明确的范围界线，制定宪法的参与者或许不懂，或者就根本不想知道，他们不过是按照执政党的党内分工，完成撰写、通过宪法条文的工作任务而已，并不必为宪法条文如何实施操心。这样不具法律上可操作性的宪法条文，居然就长期成为中国的“根本大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这里还可以有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在宪法规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时，因为对“城市”未给定义，“城市”的土地也就没有边界，所谓的“国有”土地也就没有边界了；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给了各级政府最大的权力和任意发挥的空间吗？进一步看，虽然1982年宪法对“城市土地国有”的界定非常模糊，但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中国，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外，其它的土地均属国家所有。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房地产开发的过程证明，这种含糊不清的宪法规定，为官商勾结、混水摸鱼的腐败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经常举着“城市化”的旗帜大肆圈占城郊农民的土地，由此就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该条款模糊性的好处了：只要推行“县改市”，再以城市发展为理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取农村土地国有化的收益，以填充空虚的地方财政，因为，“城市化”就是城市行政区控制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而农村土地一旦归入城市的范围，也就自然而然地“国有化”了。如此，则“城市化”程度越高，土地国有化程度也越高，土地国有化过程中敛聚的财富也越多。也许这就是“与时俱进”吧。

　　其次，什么是“国家”？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抽象的国家机器，它本身没有行政层级的分类，不能指称“市一级国家”或“县一级国家”。然而，国有土地的产权变更收益却必然落实到具体行政层级的政府财政部门，海淀区或昌平县获得的收益恐怕不能交给财政部全额支配。假如把国有理解为“全民所有”，那么问题就更多了，贵州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深圳市的土地收益能允许贵州省政府分享吗？

　　再次，谁是“国家”的具体代表者？政府当然认为自己毫无疑问是“国家”的唯一代表者。但是，1982年宪法的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政府及其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当“国家”把城市居民的私有地产无偿国有化时，这不是“仆人”无偿剥夺“主人”的财产吗？1954年宪法的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后的宪法都保留了这一规定。如果认为1982年宪法把城市居民的私有地产无偿国有化，是一种合法的修宪行动，那么，这一行动本身就事实上否定了宪法关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基本条款内容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城市土地国有”的宪法条款造成了宪法各条款之间内容的实质性冲突，至少反映出中国立法机构的立法行为之草率随意。

　　最后，实行城市土地的国有、剥夺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其行政手续何在？中国的几部宪法都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显然，将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合宪的做法应当是事先规定了“条件”之后再具体办理。然而，在1982年城市土地无偿国有化的过程中，政府什么也没做，甚至没有向土地所有者发布任何公告，让他们知道，所有的城市私人房地产产权证书中的地产部分一夜间已全部失效。正因为如此，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无声无息的“革命”，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悄无声息地夺走了几千万城市居民的私有地产，还因为这几千万失去财产的人竟然稀里糊涂地毫不知情。或许，当年中国的城市民众还沉浸在改革的早期“蜜月”中，对“改革”的中央充满了信任和感激，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夜间突然失去的土地产权究竟所值几何；等到今天，发现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和大批“地产大鳄”通过发城市的“土地财”而阔绰起来，一切都木已成舟了。

　　德国哲学大师康德曾指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是使人权受到保护的制宪第一要义。”1982年中国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其实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诸多条款，而且其实施也违反了法制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是，由于这一错误今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国人想纠正这个错误就极为艰难了。如果说，被剥夺的土地产权无法再归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弄清当年失去土地产权的真相。

　　【注释】

　　[1] 参见Alpmann Brockhaus，Recht, Fachlexikon, F.A. Brockhaus, Leipzig /Mannheim 2004, Seite 366 ff.

　　[2] 张小华、黎雨主编，《中国土地管理务实全书》，第38页，中国大地出版社，1997年出版。

　　[3] 参见Manfred Aust/ Rainer Jacobs，Die Enteigungsentschaedigung,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97, Seite137-142.

　　[4] 张庆华，《中国土地法操作务实》，第3—4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

　　[5]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第2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 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第349页至4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7] 张小华、黎雨主编，《中国土地管理务实全书》，第46页，中国大地出版社，1997年出版；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第29页至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8] 出处同上。

　　[9] 出处同注2，第57页。

　　[10] 何清涟，“国家角色的嬗变∶政府行为的非正当化趋势分析”，《当代中国研究》[美]，2006年秋季号，第11页。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国土地法大纲》

　　（原刊于〈当代中国研究〉）

—— 原载: 当代中国研究 [2007年] [第4期(总第99期)]

国内应该对海外华人网站解禁的五大理由

解滨

俺有网瘾，治不好，也戒不掉，只好任其泛滥。 每一次回国，吃喝玩乐都没有问题。 国内的不少服务项目，比国外要前沿许多，以至于俺每每吃惊，频频产生“乡巴佬”的自卑。 但人除了吃喝拉撒性五大基本需求之外还有一些高级一点的需求。 对俺来说，上网是高级需求之一，这恰恰是国内的美中不足。

国内不是不能上网，而是上不了国外的热门主流网站。 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俺也就忍了。 反正俺也不整天去看那些东西。 无法忍耐的是，国内居然把俺们海外绝大多数的华人网站如倍可亲等等也给堵了，甚至那些很积极进步的网站也照堵不误。 回国就上不了倍可亲，这不是要俺的命吗？ 有那个必要吗？ 想来想去，有些话该说的还是要说。 这里俺就晒晒国内不该堵住互联网的五大理由。 今天光说为什么海外侨胞的网站不能堵。

第一，如今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样：“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自从美国金融海啸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 美国的萧条还没过去，欧洲的混乱又接踵而来，败象四起。 而我国则是风景这边独好。 一条条高速铁路拔地而起，一座座高楼大厦直冲云霄。 美国的房市一落千丈之时，我国的房市如火如荼，房价每三分钟涨一次。 敌人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狂妄，如今他们是自顾不暇，朝不保夕。以往起劲地骂我们的那些外国网站，如今光骂北韩和伊朗就已经力不从心了，哪有闲工夫去骂我们。 所以，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开放互联网完全是大快人心的一件好事。 这有利于巩固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第二，国外的华人网站普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的内容。 十年前国内外的网站可以说是天渊之别。 如今，本人要去一个国外的华人网站，那个严肃劲，简直让人窒息，俺常常会误以为那是国内的网站。 但色情哪方面的内容，国内网站大胆的尺度让俺吃惊，所以俺常常误以为那是个国外的网站。 时至今日，俺就没见过国内有任何一个网站不带“黄”。 海外华人的网站呢，别提了，一个比一个更没劲，整一个老土。 至于文章的内容，那更是脑残。 有一位国内的小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一晚上，终于翻墙成功。 可是一翻到这边，那种感觉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人生动力当场减半。 搞了半天政府要堵住的居然是这些破烂不堪的玩意儿，上哪跟国内的比啊，海外中文网站的文章整个就是在炒国内的剩饭，还以为国内的网民外面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什么邓玉娇、文强、周老虎、宋大嘴，哪个不是国内传出来的。 当初还以为翻过来能看到什么秘密呢。 结果却是，国外网站上有的，国内一样也不缺；国内网站上找不到的，国外华人网站上也没有，就连个脱衣MM的玉照都找不到，这还不如国内，真是惨不忍睹啊。 所以，开放互联网，将会让翻墙成为历史，让那些翻墙公司统统破产，也是给美国国务院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三，国外的华人网民政治觉悟普遍比国内还高。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 一远离中国，那些在国内成天骂娘的哥们顿时哑口无言了。 这就是觉悟。 甚至就连国内的阴暗面，到了海外也成了一片光明。 这就叫“爱一个人也要爱他（她）的缺点”。 为了爱那些缺点，海外华人自觉成立了一只强大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国内的网络评论员实行的是岗位责任制，论帖行赏。但世风日下，常常就连他们那微薄的薪水也会被贪污，被克扣或拖欠。 所以他们也有磨洋工甚至罢工的日子。 国外的网络评论员，他们在国内的亲人都有既得利益，不是大款就是公务员，所以他们的待遇就比较好，不必为五毛钱折腰。 这样一来，国外的网络评论员经常是要比国内的快半步，总是斗志旺盛，高瞻远瞩。 例如，国内的评论员只可以羞羞答答地说：“民主有些不合我国国情”，但明里他们还要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没有办法，谁要《党章》里还在说民主呢。 国外的评论员就没有这个紧箍咒。 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混蛋，民主是害人精，民主是傻X。 又如，国内虽然各行各业都拿民工不当人，但在国内的网上要骂民工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那样做他们不是被口水淹死，被砖头砸死，而是要被原子弹轰死，不出三天他们就会被人肉出来，女友要分手，朋友要翻脸。 而国外就比较和谐，随便骂骂民工是“无知的暴民”，“Loser”，立马就成网上英雄。 你说国内连这么赤胆忠心的好同志都给堵住，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 这让人痛心疾首啊。 国内每一个来不及被双规的干部跑出来，都带了亿万美元的财富。 他们在这里的家人，都是自费的网络评论员。 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大款们的儿孙和小蜜们。 有这么强大的一支海外评论员队伍去歌颂国内的缺点，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拆掉那堵防火墙吗？

第四，开放互联网有助于海外精英回国贡献。 人非草木。 常在网上泡，哪能不恋情。 泡网就是泡MM，泡GG。 吸引海外精英回国是国内许多官员的考核标准之一。 全国各地不知道出了多少个花样来弄海龟。 如今不上网的精英已经找不到了。 国内上网是找ONS，国外上网是找红颜、蓝颜。 这已经是一种新生活。 一个精英一海归立即就无法联络上他/她的红颜/蓝颜了，那这个海龟能安心留在国内作贡献吗？ 国内的MM固然更好，但她们都太现实，太赤裸裸，总让人不放心，还是海外的MM们靠谱。 所以。开放互联网有利于海龟们保持和红颜、蓝颜的联络，稳定他们的人心。

第五，都是国内惹的祸，堵国外没用。 前面说了，要说如今中国的网络上的那些麻烦事儿，全都是国内造成的，跟国外一点关系也没有。 地沟油、三氯氰胺、豆腐渣工程、恶霸拆迁、城管打人、强奸幼女、残杀儿童，这些都是国内发生的事，国内先报道的吧，你堵住国外的互联网有个屁用？ 要堵，先把人民网给堵住，然后把中青在线、百度、新浪、搜狐、天涯、优酷统统给堵住，那就一点“坏消息”都没有了。 你们有那个本事吗？ 既然没有那本事，就不要在那里做无用功，趁早开放网禁，让国内的网民不再含辛茹苦地翻墙，让消息自然地流通，让谣言不攻自破。

其实，如今国外的大大小小事情，国内的网民早就知道了，堵也是白堵。 你去北京大街上随便找个侃爷，人家侃起国外的事情比国外的专家还头头是道。 每天进出国门的少说也有几百万人吧， 一人带一条消息回去，总共是多少条？ 所以我说那些还在堵住互联网不让国内网民看到国外事情的人，你们的脑瓜子里一定是进水了。

自由与苦难：不同的民国记忆

作者：马勤

近些年，书写民国时代的人和事，成为出版界的一时热选，书店中此类书籍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相同的人物、相同的逸闻、相同的事件乃至相同的观念和解读，你方言罢我登场，热闹非凡。抄来抄去，说来道去，无非是要说明民国不是教科书上描绘的“万恶旧社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几句真话、统治者有一丁点雅量、学术、思想、言论有一点自由空间的时代，细究起来，还是不脱“影射史学”的窠臼，如同孔夫子想象出一个远古圣贤的太平盛世，是要反衬当今世道的窳坏。但是，正象“万恶的旧社会”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简单化标签，这个“自由而有趣的民国”又有几分是历史的真实，几分是后人移情的想象呢？

　　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国何以会垮台？我曾怀抱这个问题，试图绕开在民国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记忆，去探究一下民国底层草根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他们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记载的。我小时候的老保姆告诉我，她年青时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难，军队打仗要逃难，土匪来了要逃难，日本人来了要逃难。在民国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计困难，物价飞涨，有钱就赶紧去买米。普遍的情绪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谁来都好，谁来都不会更坏。

　　这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如今的知识分子更多地记住了自由，当时的民众记住的是苦难。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苦难已漫漶不清，自由还在发光。作为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我当然对历史上星星点点、本不甚多的自由倍感珍惜，但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又不能不使我审视这种自由据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要追问何以知识分子的自由感与民众的苦难感相随并存。

　　我们不妨回望历史。民国时代由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这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态势，就使得知识分子的才智获得极大重视，争取人才、争取舆论支持，成为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壮大自身的必然选择。与“大一统”下知识分子只能“习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不同，分治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大的言论空间和选择自由，更受尊重。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三国时代等分治型社会状态下，知识分子都有特别活跃的表现。

　　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各择其主，充当策士的历史定位不同，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民国知识分子基于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西方思想观念的理解，从而具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形成了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群落，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裂缝空隙间，显得卓尔不群。但在胜败定于武力的大格局下，他们注定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而只是被拉拢的、被利用的力量，最终要择边站队。一旦胜负既定，天下一统，他们的独立性也荡然无存。四九年后，留在大陆的民主党派下场之惨固不用说，去了台岛的青年党、民社党，也基本失去了政治话语权。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能在北洋时期兴起，与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关系甚大，而且####练兵出身的北洋军人，骨子里还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积习。摧残言论、枪杀记者林白水、邵飘萍的，是张作霖、张宗昌之类土匪出身的军阀。国民党是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搞“党化教育”很用力，但统治力只及于江浙及周边区域，北平的言论、学运活跃，与地方势力的姑息乃至纵容有关，要害之处是削弱中央威信有利地方割据，如果过度镇压民间，反给中央插手地方的口实。上海作为言论自由的重镇，是因为租界的存在。反观南京的沉闷，就容易理解了。抗战时期，则是重庆沉闷而昆明活跃，盖因昆明在龙云、卢汉的治下。

　　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享有几分自由，是因为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多种政治军事集团存在，彼此竞争。但由于这种竞争是以军事武力为主要方式，兵祸连连就在所难免。兵燹之灾，直接由底层民众所承受，他们自然体味不了自由却记住了苦难。这也是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及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中国的深层原因。现在还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如果当初不怎样怎样，现在会更好云云。其实，人是预见不了以后的“更坏”的，而只能看见眼前的“坏”，而且以为是“最坏”。

　　撇开苦难不谈，还是会有人认定“夹缝中的自由”也好过没有自由，这也是许多借古喻今、借史讽今的文字大为流行的原因。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现在拿历史说事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比烂”——这个苹果烂了一块，但那个苹果烂透了，所以这个苹果是好苹果。其实，这个世界是有好苹果存在的，我们是可以“比好不比烂”的。只有在“比好”中，我们才能建立起好的价值观，而不是用“次坏”的东西去充好货。有人总喜欢在 “伪君子”与“真小人”中让人二择一，却不肯去议一议“真君子”的风范，反伪道德就不讲道德，反伪崇高就否认崇高，社会风习日下，此亦一原因。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丝毫自由的元素，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找出许多事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历朝历代的言官进谏、民间书院的讲学风气、民国时期的民间办报等。但这种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我称之为“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

　　所谓“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是指这种自由建基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之上，统治者贤明宽仁，就有一点言论自由，可以提提建议甚至意见；统治者刚愎苛酷，就要么因言获罪，要么噤若寒蝉。这种自由操之于统治者之手，被统治者脖颈上套绳套，自由之大小，全在统治者放绳索的长短。毛泽东曾有一句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名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让”字，才是本质：让与不让，收发在我。让与不让，全在自己对“天塌与否”的感觉。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我称之为“基于权利和法治的自由”。自由是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制度的保障，非法侵犯或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不考虑执政者的肚量问题的，相反，执政者的个人修养，还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威福自恣者必须下台，赖着不走就革命。“革命权”也是天赋自由权利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我正是在此自由非彼自由的区分中认识民国时代的自由的。民国的知识分子向往与呼吁的是作为权利的自由，但在非法治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得到的只是作为容许的自由—— 这种容许常常变为不容许。这是民国知识阶层较为普遍地欢迎革命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他们的梦想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身处民国更为底层的社会大众，连这种容许的自由也无法亲炙，只能在苦难中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革命权。革命的结果固然令人唏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用来否认革命的合理性，否则就无法解释民国崩溃的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试图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一些启益及教训，我个人以为：作为与生俱来权利的自由，需要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竞争的社会环境；这种竞争应是民主法治规则下的政治行为，而不能是武力的分裂争斗；自由的美好，必须由民众来体认，而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少数人享受恩赐式的自由、多数人深感苦难不公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 原载: 华夏文摘

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芦老师整理后的正式版剧透

读过的宜重温之
没读过的尝尝鲜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1917年12月，罢工在彼得格勒的印刷厂爆发，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当有面包，有象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1]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所谓“流氓”（亦即罢工工人）：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的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视之下，必须为他们最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犯罪。” [2]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这些措施中，最结棍的还是对闲人逢十毙一，而这种野蛮规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宁全集》中，用以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审判，予以无情惩罚。”[3] 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耶诞节和新年前准备好。[4]

1918年8月8日，列宁在党内通信中强调以大规模的恐怖“恢复革命秩序 ”：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行动：大规模搜查，枪毙拥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换仓库的卫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6]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7]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 [8]

本人的翻译水准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

早在纳粹出世之前，布党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而伊里奇乃是最热心的提倡者，并作了雄辩论证：

“将几十个或几百个煽动者（不管他们是罪犯还是无辜，是有意还是无意）投入监牢好些，还是损失几千名红军战士和工人好些？我绝对明确地认为，第一种更好。让我被指控为犯了死罪和践踏了自由吧——我承认有罪，但工人将因此获益。” [9]

所以，只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便可滥杀无辜。列宁生怕他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多次谆谆告诫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选举无关的无限暴力：

“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力量的权力。” [10]

“……苏维埃正是由这种专政（亦即一个不是基于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装群众的力量上的权力）构成。” [11]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指明了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权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 [12]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无限权力。在内战中，任何胜利的权力只能是专政。” [13]

这些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伊里奇的教导为同志们牢记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质：

“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你给出的名单，在资产阶级中抓捕人质以补偿资产阶级造成的损失……。逮捕所有的人质以及嫌疑人，并将其关押在集中营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17] 他把列宁提出的“十个闲人中挑出一个来枪毙”的惩罚措施用于管理军队，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

“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8]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来作了治疗。“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与真实经过也差不多。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19] 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21] 据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

“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22]

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 ，[23]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号召：

“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被抓到都将被就地枪决，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25]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26]

这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 [27]

9月5日，苏俄政府三位高官联衔下令实行红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建议

决定

1918年9月5日

关于红色恐怖

人民委员会在听取了‘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28] 主席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手段确保后方至为必要；必须派出尽可能多的党内同志去加强‘全俄打击反革命、投机与犯罪非常委员会’的工作，以确保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阶级敌人关进集中营，枪毙一切与白色组织有联系和密谋暴乱的人；必须公布所有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的理由。

司法人民委员
Д•库尔斯基
内务人民委员
Г•别特洛夫斯基
人民委员会执行长
В•伯恩其-布鲁耶维奇” [29]

内务人民委员别特洛夫斯基并下达了《关于人质的命令》：

“立即逮捕各地苏维埃已知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将大量的资产阶级分子抓为人质。若对方显示最轻微的抵抗意图时，则应枪毙所有的人。各地执行委员会应在这方面发挥特殊的主动精神。公安部门和紧急委员会应采取一切措施查清和逮捕所有嫌犯，并无条件处决一切参与反革命与白卫军活动的人。……在大规模实施恐怖时决不能有最轻微、最轻微的犹豫！” [30]

《契卡周报》为下级机关给出了执行枪决和监禁的指导方针：

“一、枪决适用范围：

1、列在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单上的全部前宪兵军官。
2、搜索结果提示有可疑活动的一切宪兵和警察官员。
3、一切没有许可证而拥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苏维埃革命党或劳动组织的成员）。
4、一切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嫌疑的持有假证件的人。若案件难以决定，应报契卡作最后审查。
5、出于犯罪目的与苏维埃俄国境内与境外的俄国和外国的反革命及其组织来往。
6、一切中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成员（注：活动成员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城市与地区的管理机构成员，武装民兵成员，以及为党执行联络通讯任务，执行任何命令的战斗组，在各个别组织之间执行任务的人，等等）。
7、一切反革命党派的活动成员（宪政民主党、十月党，等等）。
8、死刑案件必须有俄国共产党参与讨论。
9、只要三个委员一致同意，枪决即可执行。
10、若俄国共产党委员会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国契卡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上报全俄契卡决定。

二、逮捕后囚禁于集中营：

11、一切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又未被处死的人。
12、档案可疑，而又没有确定职业的所有前军官。
13、所有的资本家与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14、所有的前爱国和反动组织成员。
15、全体（无一例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右翼人民社会主义党人，宪政民主党人和其他反革命。至于社会革命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他们签署声明谴责其中央机构的恐怖主义政策，对英法军队的观点以及与英法帝国主义达成的一般协议之后，可以缩短关押期限。
16、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党员，根据第六段脚注中列出的方法处理。

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搜查与逮捕。被捕的资产阶级应被宣布为人质并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从事强迫劳动。为了恐吓资产阶级，还应该将他们驱逐出住宅，只给他们很短的搬出时间（24-36小时）。” [31]

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法庭的第一任主席达尼谢夫斯基指示部下不得遵守法律：

“军事法庭不应以任何法律标准为指针。这是一个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惩罚机构。” [32]

乌克兰契卡主席马丁•拉基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在《红色恐怖报》上指示下属，告诉他们红色恐怖的真实涵义就是滥杀无辜：

“不要去档案中寻找罪证，查看被告是否以武器或言论起来反抗苏维埃，而要去问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的背景，教育，职业是什么。这些才是决定被告命运的问题。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涵义与本质。” [33]

在内战爆发后，他又敦促部下摆脱一切法律程序的约束，不必审判，只管放手杀人：

“内战没有什么成文法……我们不但要击败现在的敌人，而且要显示，不管是谁胆敢举刀反抗现存制度，他就一定要被刀杀死。这就是我们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中处置资产阶级的规则。…… 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规则。他们成百上千地杀死我们，而我们却在委员会和法庭的冗长的讨论后，一个个地处决他们。在内战中没有审判敌人的余地。这是一场生死斗争。如果你不能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如果你不想被杀，那就去杀人！” [34]

在这些号召的鞭策激励下，各地的契卡竞相比赛杀人。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当时最常见的告示是：“只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任何轻微迹象，下列人将立即被枪决”，接下来的就是长长的人质名单。他从秘档中找到的一份《契卡周报》中说：“在许多城镇中，大规模处决人质已经得到执行。这很好。在这种问题上，不彻底的措施是最糟的，它只能惹恼而不能削弱敌人。” [35]

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随着内战展开，大量的俘虏、嫌疑人和人质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处决。1919年2月至6月间，在哈尔科夫一地即有2千到3千次处决，同年12月，该城被布党再次占领后，又有1千到2千次处决，在顿河畔罗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1920年1月的处决次数为1000，在奥德萨，1919年5月至8月为2200；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为1500-3000；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间至少为3000；在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为3000；在库班省的小城阿尔马维尔，1920年8-10月间即有2000-3000次处决……。而这些只是部份名单。 [36]

五山城（Пятигорск）的契卡组织了“红色恐怖日”，一天内便处决了300人。契卡通常命令当地共产党组织为他们准备处决名单。一位契卡人员说，“这种令人不满意的方法招致大规模的报私仇。……在基兹洛沃茨克，因为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于是便决定杀死住在医院里的人。 [37]

1920年底，在弗兰德尔将军被击败后，布党诱骗其残部投降，保证赦免他们。但在诱降成功后，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库恩•贝拉经请示列宁批准[38] ，下令以枪毙或吊死方式，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39]

处决通常在监狱里的地下室内执行，有时也在城郊。被处决者被扒光衣服，由刽子手们分享其衣物和财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机枪扫射打死，或是被个别地用左轮枪打死。被个别枪决者在进入地窖时，行刑者即用枪对准其颈后开枪。地下室里到处是尸体，浸透了血液。在城外处决者则被卡车拉到行刑的地点，有时被命令为自己挖坟墓。[40]

据目击者报告：

“整个宽大的汽车间的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他人的遗体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的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的地方的附近，在同一房子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那是最近一次屠杀的产物……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他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覆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

在省契卡我们发现一个椅子（在哈尔科夫也是这样），类似牙医用的那种，只是有更多的皮带把受害人捆在上面。整个水泥地板都被血液淹没。那血染的椅子上沾着人皮和带发头皮的残留物……在县契卡也同样如此，同样是为血液、骨头与脑浆覆盖的地板，等等……这个房间里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木板，紧挨着它是一个类似活板门的陷坑（яма），受害人的头被放在木板上，颅骨被撬杠撬开，脑立即便从破碎的颅骨中落入陷坑，那陷坑里满满的全是脑浆。” [41]

这并非个例，使用令人发指的酷刑是布党在全国的普遍实践：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 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42] ； 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43]

根据总统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证词，神职人员受到的酷刑是最残暴的：教士、修士被钉上十字架，被投入沸腾的沥青大桶中，被活剥头皮，被绞死，被迫饮下融化的铅作的“圣餐”，被投入冰洞淹死……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 [44]

暴行同样施加到那些“反革命”妇女身上，在沃罗格达的拘留所，几乎所有的女囚都被看守强奸了。 [45]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拉津斯基的调查，契卡当时流行的做法，便是将某个丈夫抓来作人质，等他的妻子上门来用自己的肉体赎回丈夫的性命。此时喝得烂醉的契卡官员便把那丈夫叫来，请他参加他们与那妻子的狂欢。 [46]

那么，屠杀对象是些什么人？除了富人和白军外，尚有广大人民，正是革命歌曲所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 对产业工人：

1919年3月16日，契卡部队攻入普梯洛夫工厂，逮捕了900多名罢工工人，此后数日内未经审判即处决了其中200多人。1919年春，图拉、奥廖尔、特维尔、伊万诺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市发生了多次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战士相当的粮食定量，也要求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所有这些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方式无情镇压下去。 .[47]

在阿斯特拉罕市，罢工工人与声援他们的红军战士们一道被押上驳船，脖子上被拴上石头，然后被成百成百地投入伏尔加河淹死。仅1919年3月12日到14日，便有2000到4000人被枪决或淹死。一同被杀的还有600到1000名资产阶级分子。 [48]

1919年底，乌拉尔地区爆发大规模罢工，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同志的无比关怀。他于1920年1月29日发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说：“我感到震惊的是，你竟对此事掉以轻心，不立即以颠覆罪大批处决罢工者。” [49]

就连拒绝在星期天上班，也被谴责为“波兰间谍策划的反革命阴谋”。1920年6月6日，拒绝在星期天上班的女工们被逮捕并送往劳改营。 [50]

在一系列大规模逮捕人质、监禁、流放和枪决后，罢工终于停止了，共产党人终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罢工的工人阶级乐园。

○ 对农民：

苏维埃暴政连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都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好的是1920-1921年间塔姆波夫的农民暴动，起义遍及全省并蔓延到邻近的沃诺涅日省。起义农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称为“绿军”，既反抗红军，又反抗白军，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这政治两极的糟践，起义者的口号是：

“将红党打白，将白党打红！”（“Бей красных пока не побелеют, бей белых пока не покраснеют！”这话很难翻译，原意是“打击尚未流血流白的红党［流血流干了，自然也就白了］，打击白党直到他们变红［打出血来，自然也就红了］）

“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

“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战！”

“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

起义遭到了布党的残酷镇压。早在全面暴动爆发之前，布党便在该地大肆屠杀，下面是几份地方契卡的报告：

“1919年4月30日，塔波夫省。4月初，列别江斯基县发生逃兵与富农反对征用人员和马匹以及面包定量的暴动。暴动口号是：‘打倒共产党人！打倒苏维埃！’暴动者摧毁了四个区的苏维埃，毒刑拷打七个共产党人，并将他们活活锯死。内务212部队出动帮助镇压暴乱，逮捕了60人，就地枪决50人，烧毁了暴动发生的村庄。”

“1919 年6月11日， 沃诺涅日省。情况已改善。诺沃霍别尔斯克县的暴动可以视为被肃清。从飞机上投下去的炸弹烧毁了特列提亚克村——暴动的巢穴。行动在继续中。”

“雅罗斯拉福尔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的暴动已被镇压。逃兵们的家属被抓为人质。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作为示范，34名逃兵被枪决。” [51]

在镇压塔波夫州农民暴动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52] 。契卡的一份报告说：“与匪帮有关的最近的亲族，不分男女老幼，全体被扣为人质。集中营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儿甚至婴儿。”[53] 某些学者估计仅在1921年9月间，便有7万人被监禁（不包括位于暴动发生地区诸如塔波夫的几个集中营关押人数）。集中营内的恶劣条件导致极高的死亡率，此外尚有‘重复性的屠杀’。霍尔莫戈雷（Холмогоры）的契卡将捆缚着的囚徒投入附近的德维纳河淹死 [54]。在将城市放弃给白军前夕，有时以大规模枪决囚徒“清空” 整个监狱。 [55]

那位后来成了苏联第一批元帅之一、至今还被歌颂为苏联军事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杀起平民和战俘来也同样能干。在镇压塔姆波夫暴动中，他命令：

“被击溃的匪帮的残余现在聚集在森林中。……我在此命令你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

为此目的，他给负责指挥的军官送去了250桶氯气。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4万5千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塔姆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 [56]

○ 对逃亡的红军战士：

1919年到1920年间，有3百多万红军战士逃亡。契卡部队在1919年逮捕了约50万逃兵，于1920年逮捕了将近80万逃兵，还建立了专门针对逃兵的部队。[57] 成千上万的逃兵被处决，他们的家属常被抓为人质。列宁亲切指示：

“在命令逃兵自动归队的七天限期满了后，必须加重对那些不肯改悔的人民事业的叛徒的惩罚。他们的家庭以及任何被发现以无论哪种方式帮助他们的人，都将被视为人质，并给予相应处置。” [58]

1918年9月，仅在俄国的12个省中，就有48,735 名逃兵与 7,325名匪徒被逮捕，1826名被杀死，2230人被处决。 [59]

红色恐怖一直延续到内战结束，此后又在30年代大规模地复兴。作为苏维埃政权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其实从未停止过，与苏维埃政权同寿。直到苏联解体，这段血腥历史才得以曝光，并由官方正式定性。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发布第9号决议，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强行除掉剥削阶级、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等概念，导致了20-50年代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摧毁了公民社会的结构，酿成可怕的社会分裂，造成几千万无辜人民丧生。” [60]

就连那个不遗余力洗刷布党和斯大林罪行、美化苏联历史、并全面复辟旧制度的普京，也不得不在2007年承认，苏联实行了37年的镇压——“只需回忆一下在内战期间枪决人质，毁灭了几个社会阶层：神职人员、俄国农民和哥萨克就够了。” [61]

这些官方声明没有指出的，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苏俄的红色恐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

如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也实行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那与布党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貌似而实非：它基本是暴民出于对反革命报复的恐惧心理自发实行的，是所谓“群众恐怖”而非“国家恐怖”。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不过是适逢其会，扮演了传统的暴君角色罢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个革命党去系统策划、组织、推行恐怖，因此在人民厌倦了无休止的屠杀、罗伯斯庇尔兄弟又被处决后，恐怖也就自然停止了；后者则根本不是暴民冲动产物，而是经过统治集团事先冷静谋划，作为根本国策，通过自己严密掌握的各级权力组织，像发动策划精密、组织完备的军事行动（military campaign）那样，自上而下向全国推行的。

这在世界史上从无先例，即使是从事恐怖活动的革命乱党（诸如民意党、社会革命党、中国的同盟会等）也没这么干过。他们的恐怖活动以个别方式进行，其暗杀对象是政府高官，从不针对百姓。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首次全面系统地推行恐怖主义，将它变成专门用于镇压百姓、维持统治的手段，甚至是统治的内容与人民的生活方式，为此投入了只有国家才可能拥有的强大暴力资源，发明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制度，诸如建立集中营、大规模抓捕并枪毙人质、大规模流放与强制性奴隶劳动等等。这些制度中，只有建立集中营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在美西战争和英国的波尔战争中，美军和英军都建立过集中营。但那是一时性措施，目的是隔绝居民与游击队的来往，并不是将集中营作为惩罚营或死亡营，但都还备受当时舆论的谴责。至于其他灭绝人性的制度则完全是布党首创。

不仅如此，这些发明虽然后来被纳粹在一定程度上袭用，但除了屠杀犹太人外，纳粹从不以这套邪恶制度作为统治本国人民的手段（他们也用不着这么干，盖纳粹与布党不同，深获德国人民的竭诚拥戴），不但不在本国内使用，就连在西线占领国家也没有使用过，只是在东线占领国家对所谓“亚人类”使用过。其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在海德里希被刺后大规模枪决捷克人质，与乌里茨基被刺后布党的反应相似——两人都是秘密警察头子，被刺都带来大批无辜百姓丧生。但即使如此，两者仍有重大区别：纳粹杀的是异族，而布党杀的是同族；纳粹在抓到杀手后便释放了人质，而布党枪毙人质的制度一直推行到内战结束，毒刑拷打家属，以迫使受害人认罪更是30年代大清洗的基本手段。可笑的是，世人只知道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刺花灯罩”、焚尸炉，以致“法西斯”成了“灭绝人性”的代名词，却不知道规模和程度远远超过纳粹、而且历史更悠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暴行。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可以堕落到如此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残暴程度？俄罗斯民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不但会犯下远远超过纳粹的暴行，而且至今还有大批人颂声不绝，无限怀念那美好的年代？

已经有过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回答这沉重的问题。多位学者认为，以恐怖手段实行统治是世界上所有共产政权的共同特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的性命视为构建美好的新世界可以甚至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说白了，也就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实现某个远大理想所需的工具和原材料。

这些学者从伟大革命导师的亲切教导中找到了根据。Richard Pipes引用了马克思语录：“现在这代人与被摩西领出荒野的犹太人相似。他们不但必须征服一个新世界，而且必须毁灭，以便为适宜生存于新世界的人们腾出地方。”[62] Edvard Radzinsky则注意到，在马克思语录“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边，斯大林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63] 类似地，Robert Conquest认为“对于意识形态激励出来的不顾现实可能性，迅速地大规模改造社会的意图而言，史无前例的恐怖必须被看成是必要的” 。[64]

这些见解都极为精到，然而窃以为，学者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是“科学理论”，两者都对“客观规律”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在这伟大的“客观规律”面前，没有人的位置，人不过是那类似“天命”的神圣的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无足轻重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基本思路毫无差别，结果也同样灭绝人性，只是各自认定的“科学原理”不同而已。

因此，在纳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亚人类”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主子种族”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而在布党，剥削阶级也同样不是人，同样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代表历史潮流”的“先锋队”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两者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部份人类开除“人籍”，把他们当成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并试图使用“科学原理”证明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的“科学合理性”。两种主义都是人类能发明的最邪恶的学说。

布尔什维主义走得比纳粹主义更远之处，是纳粹还停留在“科学论证”阶段，而布党则把它升华为宗教，把滥杀无辜人质、虐待囚徒与战俘、枪毙罢工工人、抢光农民粮食、烧毁村庄等兽行提炼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标准，从而彻底翻转了文明世界的道德观。如上文所引列主席的多条语录反复表明的，在他看来，谁若不够伤天害理，丧尽天良，谁就是对革命犯罪。这世上也只有共产党，才会把仇恨和复仇当成宗教赞美诗（Гимном，亦即英文之Hymn，又译“圣歌”）。

若干学者也注意到了红色恐怖发生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布党得不到多数人民支持，若不采用恐怖手段就不能保住政权。[65] 上文介绍过，在全国普选中，布党只得到了将近25%的选票。在布党执政后不久，各地便爆发罢工，哪怕是在红色恐怖期间，大规模的罢工仍然不断爆发，全靠布党果敢屠民，杀得工人阶级魂飞胆裂，这才算把罢工无情镇压下去。不难想象，换任何一个不敢大胆屠杀百姓的党派上去，早就垮台了。这也是纳粹不必在国内使用类似恐怖手段的原因——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

Orlando Figes更指出，红色恐怖其实是暴力夺权的必然结果。他披露，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曾警告过，在列宁“使用暴力夺权并拒绝了民主之后……布尔什维克被迫日益转向恐怖手段，以此使政治批评者们住嘴，并使一个他们无法用别的手段控制的社会屈服”。[66]

的确，这确实是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俄国尤其如此，盖布尔什维克党人若真如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大多数俄国人民的利益，那就根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夺权，去全国大选中竞争就是了。然而即使是在他们夺取了政权后，也只能赢得约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可见何等不得人心。如果不使用暴力夺取政权，他们就绝无可能上台，而若不使用暴力杀光杀怕反对者，他们也只会迅速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不讲起码文明规矩和体统的“超限战”的伟大胜利，他们的主观优势也就在于此，换任何一个不敢斩尽杀绝滥杀无辜的政党去，都绝无可能上台，更不可能治国达70多年。

但这些作者都没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种邪恶勾当会被俄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发明出来？Why Russia？Why the Russians？难道这只能用偶合来解释？

虽然推测历史事件的必然因素总难免“先射箭，后画靶”之讥，但我仍觉得，俄国人发明这套邪恶制度确有传统因素。列宁并非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地狱里送出来，待考），他是前文介绍过的特卡乔夫与涅恰耶夫的忠实传人，俄国文化中确有滋生这种邪恶怪物的深厚土壤。其原因我已经在论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性一节中讲过了：俄罗斯从未有过欧洲式的文艺复兴运动，缺乏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传统，相对于集体利益，个人的价值、尊严、财富乃至命运一钱不值。俄罗斯文学大师都是良心家，然而他们只有人民的良心，没有个体的良心，只有对祖国命运和对人民的关怀，没有对个体的关怀，而那“人民”并不如同西方那样，是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去的具体概念。令诗人涅克拉索夫咏叹伤心的，更多的是“祖国母亲”那个抽象观念：

“在悲伤绝望的时刻，祖国母亲
我想到你向前飞行！
即使你们中的许多人注定要受苦受难，
然而你却绝不会死，我深信。

……

你贫困
你富饶，
你强大
你无能，
俄罗斯母亲！”[67]

所以，只要俄罗斯母亲永生，而且强大富饶，许多人受苦受难又算得了什么？或许，这就是至今许多俄罗斯人还在怀念那个邪恶的时代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列宁代表着俄罗斯文化之一种，起码不是个别现象。若像某些学者那样光是分析他和斯大林的心理变态，那就未免过于简化了最终席卷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国际邪教运动。

为学者们忽略的（或许是为了“政治正确”的缘故而故意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狡猾。他们把这种狡猾称为“亚洲人的狡猾”（赫鲁雪夫就在其回忆录里骂过“亚洲人的狡猾”），其实完全说反了。真正的欧洲人或许没有这种狡猾，但全体亚洲人加在一起，每人都抱着祖传的《孙子兵法》去，恐怕也不如列宁或斯大林万分之一，只配被他俩卖了，还跑得屁颠颠地帮着数钱。我看此乃俄罗斯人的独门神功。

这种独门神功的精妙之处，是它对人性的弱点参悟之透彻令人不寒而栗。上引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光辉语录就多次显示了这一点。他深知“没有人不是懦夫，关键在于施暴的烈度”的伟大真理，知道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不过是林思云一类智障儿童才会说的谵语，要将少数人的暴政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还能红色江山万年长，统治者就必须敢于并善于与一切法律、道德、感情的束缚彻底决裂，用惨绝人寰的手段杀人，杀到连最无畏的勇士都乖乖化为俯首帖耳的懦夫。他知道，再勇敢的人也有死穴，捏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之上也”。就是为此，列主席才反复强调抓捕枪毙人质的伟大意义，强调不但要吊死人质，而且一定要把他们吊在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的地方，以使所有的人都被吓得灵魂出窍，从此再不敢违抗布尔什维克主子的任何命令。这伟大战略果然显了神效。如前文所引契卡报告表明的：“当我们开始枪毙每家的一个人时，绿军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投降了。”

在内战期间，列宁反复使用了这一独门神功。当外高加索的石油城巴库有受到白军攻击的危险时，他向巴库当局下令：“立即准备好一切，在有受到进攻的危险时，就将巴库烧成平地”。他还让当局将这决定写成告示，在城内到处张贴，以吓阻城内敢于与白军合作的人。[68]

当白军将领尤登尼奇威胁着彼得格勒时，列宁下令：

“必须逮捕全体宪政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密谋。他们——整个一群人——有能力帮助密谋者。不逮捕他们就是犯罪。让几十几百个知识份子在牢里服刑要比一万人挨打更好。哦，哦！更好！”[69]

“极为重要的是干掉尤登尼奇（说的就是干掉：给他一个彻底的打击）。如果（他的）攻势已经开始，能否动员二万工人和一万资产阶级分子，将大炮放在他们后面，枪毙数百人，以此给尤登尼奇一个巨大的冲击？”[70]

这些文献因为内容实在敏感，一直到苏联解体才终于曝光。同时曝光的，还有列宁就如何镇压舒亚（Шуе）发生的僧侣反抗事件，于1922年3月19日写给政治局的信。列宁本人也知道那内容见不得人，因此特地在信的开头说明只许政治局委员传阅，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制。委员们若有什么评论就直接写在那份文件上。苏联解体后这密件才得以曝光，这儿摘译两段：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我们必须最决绝地、最无情地粉碎黑色僧侣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 духовенства），必须以如此的残暴镇压他们的一切抵抗，以致他们几十年内都不会忘记。”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枪毙的反动僧侣代表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的数量越多越好，因为以这种方式，我们将给这些‘听众’准确地上一堂课，使得他们在几十年内都不敢梦想任何形式的抵抗。”[71]

因此，风传老邓在六四前说“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如果传闻是真，那小平同志确实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有组织的恐怖”，它的目的是吓得一切胆敢持异议的人肝胆俱裂，终生不敢抵抗，只敢乖乖臣服。必须承认，这套手段确实行之而有奇效，它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涵义，而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都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国家政权的柱石。离开有组织的恐怖，共党政府连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

红色恐怖的必要性并不限于此。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何要谋杀沙皇一家时，说：“它能向我们的队伍击一猛掌，告诉他们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前面不是全面胜利，就是全面灾难。”[72] 因此，红色恐怖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水泊梁山早就有的“投名状”战略——逼着或诱导大家都去犯罪，最后就断了众人的回头路，只有跟党干到底。

如同在中国戡乱战争（我党所谓“解放战争”）中后来发生的那样，这投名状战略是一种恶性互动的罪犯战略，一旦一方开始有组织的恐怖，必然引来对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而刺激出双方的深仇大恨，使得兽行越来越疯狂。

在俄国内战中，白军也照样搞白色恐怖，照样大规模枪毙、活埋战俘，甚至使用诸如挖眼、断肢、割生殖器等毒刑折磨战俘，使得本来就是野蛮世界的俄罗斯彻底沦为中世纪杀戮场。但白军有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阶级斗争”学说，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同胞，下不了手，因此总是把仇恨发泄在犹太人身上（因为当时俄共领袖中有许多犹太人，而且俄罗斯人有深厚的仇犹传统）。而布尔什维克则根本不管是同族还是异族，只要不是“阶级兄弟”，那就是根本不是人，而是活该被屠宰野兽，被无情扫除的垃圾。

总而言之，俄国内战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残暴血腥的一章，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都该有点印象。哪怕从高尔基的小说中都能看出革命前俄国普罗大众的野蛮兽性来。当这种沉睡的兽性被布党政府有意识地激发出来并加以娴熟的驾驭与利用，那就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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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dward Radzinsky: Stalin, translated by HT Willetts, 1996, 电子书。

人才难得

作者简介：梅宁华是阶级斗争的风向标

2009-04-22 09:47:43

梅宁华，男，汉族，1954年1月生，辽宁大连人，1973年6月入党，1969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市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历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干部、副处级调研员、副处长、处长。北京市丰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副书记。1997年10月起历任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3月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年10月，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本届中国记协副主席。

*****

沈步瑶先生在网易博客写了篇“姚文元同志转世灵童准时再度出手”的文章。文中称2008年4月11日，《北京晚报》刊发署名“文峰”的文章《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先对当时的《南都周刊》主编长平指名道姓的进行定性指控，再捎带对南方报业集团进行一番敲打：“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2009年4月10日，《北京晚报》刊发署名“魏言”的文章《何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先指责凤凰卫视借谈话节目中某嘉宾之口攻击《中国不高兴》一书，最后为凤凰卫视总结定性：“ 在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为西方利益代言，如有的节目歪曲历史事件，对历史上的英雄进行恶搞攻击，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鼓吹修改国歌、美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史、叫嚣修改历史教科书，搞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这位“文峰”或曰“魏言”同志的行动真的如此有规律，2010年4月，他高高举起的棒子，又会砸向哪个新目标？

可能有读者会问，没有证据，你怎么好怀疑文峰同志可能就是魏言同志？

其实这位被称为“姚文元同志”的文峰同志，姓梅名宁华。梅宁华也！秦全耀敢打赌，梅宁华不升官我请客，东来顺。放心，我输不了，在中国这种人不升官太阳西边出，河水倒着流！

“要关注中国的新动向，请关注梅宁华，他是阶级斗争的风向标。”这是我为他策划的广告词。捧不棒，我还没管他要钱呢。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661348.html

　　梅宁华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辛亥革命。怎么看待中国这1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做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误导现实的发展。

　　一、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但是，不可否认，在一部分人当中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为否定中国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有人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人为地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经过这样的历史“解构”，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反映了这些人对待历史的轻率态度。

　　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势力评功摆好。有人以纠正改革开放前一些历史结论的偏向为由，为已经被中国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一些历史结论“翻案”，蓄意扭曲和颠倒历史是非；有人甚至以人性化为由，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四是“戏说”、“恶搞”历史。通过各种方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肆意戏说，对中国百年历史中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贤进行调侃、讥笑和贬损，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甚至在学术界，有人更是以恶搞为噱头，以颠覆正史为能事，对历史或取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就在这种“戏说”、“恶搞”中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轻佻起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有的所谓历史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一般性地表现战争场面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中性”的、“纯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事实的性质，不去关注战争的人心向背和正义与否，不讲为正义而牺牲的价值意义，把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虚无化。

　　以上倾向和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却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但颠倒了历史是非，搅乱了人们的历史观，而且还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是人们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观，从而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对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极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被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结论应该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的，不能随意否定。而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则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体现的是对历史的一种不严肃和不负责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百年历史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不但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现代化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中国社会实现了跨越时代的大发展。我们应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百年历史中蕴涵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将使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但是，要真正地从百年历史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简单、片面的史料考证，不行!搞假设、解构不行!戏说、恶搞更不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性概括，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指导，具体来说，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客观性原则。历史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认识和研究历史必须以事实为出发点，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并阐明其内在联系，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是包容性原则。认识和看待历史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必然具有多样性。因为人总是从属于某个利益阶层或群体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带有所从属利益背景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对待历史要有一种包容心态，而不能用整齐划一的“单一性”思维来看待历史。搞预设立场的历史研究和片面解读，是不可能把握历史全貌的。但是，包容性原则是建立在遵循历史事实，对历史进行符合规律的探索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是非原则。历史是有大是大非的，这种大是大非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价值判断。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因此，对于历史大是大非的把握，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恩怨和预设的立场，纠缠一些历史的枝节、细节，否则就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百年历史的认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四是全面原则。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重要的是要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这样才能揭示历史真相。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就中国百年历史而言，革命、现代化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正确认识历史就在于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揭示这些历史活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二、如何把握中国百年历史发展的本质

　　历史现象往往是纷繁复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生剧变的百年间更是如此。对中国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必须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对于这一百年历史，我们可根据社会发展的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革命阶段，时间是从1911年到1949年，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第二阶段为探索阶段，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阶段是改革发展阶段，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发展。对这一百年历史也可作个大致的时间段划分，即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

　　在第一个“30年”的革命阶段，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像一曲多重变奏的交响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全民抗战、解放战争等一连串的政治变迁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主旋律。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

　　关于辛亥革命。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底该怎么看?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彻底搞清楚。比如，辛亥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首先应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不可抹杀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但是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分裂状态。这也是不容掩盖和抹杀的历史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彻底决裂，导致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代表的军阀势力攫取。辛亥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已过去90多年了，但至今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启蒙”说、“新文化运动”说、“反帝反封建”说，等等。那么，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从历史事实上看，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当然，五四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中国救亡图存之路，其主题非常明确，就是“救亡图存”，其全部内涵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淡化这个主题。

　　关于北伐战争。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北伐刚开始之所以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是因为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符合民心。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也是国民党必然衰亡的根本原因。现在，竟有人不顾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叛变革命的事实，极力为其屠杀共产党人、制造反革命事端的罪行开脱。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陷入新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关于全民抗战。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少提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作用的情况，近年来有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绩，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这当然是裁剪和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哪个党派的功劳。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我们应该有这样几点基本认识：一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抗战，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二是应当看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抗战的愿望，但是他的抗战是三心二意的。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他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把主要军力用来“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日本的疯狂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致造成“望风而逃”、“失地千里”的溃败事实，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历史事实更是不容抹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派系林立，有亲日的，有亲美的，还有亲德的，各有算盘，纷争不断，很难作到统一意志，一致抗日。汪伪汉奸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四是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之所以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绝不是国民党散布的“保存实力”，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方针，抗日最坚决，在敌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民主政权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维护和实现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真正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打一场抗日的人民战争。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不应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关于三年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连毛泽东都未料到国民党在三年之中就被打垮。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土地政策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参军支援前线成为热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那么，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实行“联合政府”?这决不能责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内和平、避免内战，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妄图在中国搞独裁统治。

　　通过对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革命阶段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但是，这场革命必须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而且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逻辑。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走向民族复兴。任何否定中国革命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30年”的探索阶段，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这段历史中绕不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对于这30年历史的认识，出现了一些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原则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观点否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认为中国不该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应该按照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充分的发展，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这30年的探索历史，把其看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这些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今天的现实来看，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主观臆断。事实上，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就能正确揭示出这段历史中蕴涵的必然性。

　　首先，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无论在规模上、速度上，还是在主要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为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于是，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的实质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直接地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间接地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强调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其次，探索过程不可能不犯错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对这30年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很不严肃、很不科学的。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段曲折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立什么”的重大课题，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一时还很难认识清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后的20年探索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等重大曲折，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严重挫折。但是，在付出代价的同时，这30年的探索也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根本性条件：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中所总结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笔宝贵财富。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党和人民从这几十年曲折探索中深刻地认识到，搞教条主义是不行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行的，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认知上的基础。

　　第三个“30年”的改革发展阶段，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这3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30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新的辉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于这30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

　　总之，中国百年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进程，革命、探索、发展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进具有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今天的巨大进步，是几代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革命者、建设者的伟大实践而取得的成果，决不能把这一完整的历史脉络割裂开来。

南方都市报：网上标注地图被指泄密引网友质疑

支那测绘局这帮孙子，成天生产那么丑陋的地图，还不许人家用好的。

支那地图水平之差，让人脸红。那么多年下来的《支那/世界地图册》，全是惨不啦叽的“政区”图，偶见带地势的，也只是分层设色等高线法，色彩风格由绿色到棕色，由浅蓝到深蓝，让支那人以为地图就这一个模样。其实，至晚19世纪以来，欧美地图册向来争奇斗艳，各逞其能。各个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包括地形图风格多种多样，图例标志也各有千秋，并无统一标准，只看谁家的图册更漂亮，更好用。不过早先受制于制版条件，只能在色彩上下功夫，地形渲染还靠手工，许多效果未尝不能设想，但会给制作生产带来麻烦，提高成本。譬如深色背景上标浅色文字就不被采用——那时地图渲染一般颜色较浅，以利深色文字突出醒目。等到激光照相乃至数码技术成熟，图例标志、色彩对比的方案就更加不受限制，无论背景浓淡如何，都可令文字突出，加边、加阴影，深底浅字、浅底深字，便宜行事。至于点划线国界之类标志，现在都用实线。过去用点划线是因为手工绘制，区分不同的线形毕竟成本太高，这才用点划线之类以示区别。现代制作印刷条件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不同线形可以很容易地设计、印刷，也很容易识别，点划线之类反成累赘，所以欧美至晚自八十年代以来，行政区界一般就都用实线，点划线已经退出地图世界。唯有支产地图，虽然也说用电脑绘图，可还死抱着过去的色彩、图例不放，笨拙的点划线、惨淡的色彩，据说是郭嘉标准。我记得前些年，郭嘉针对网上地图使用又发旨意，隆重推出了他所谓支那地图网络用标准版——这系列被郭嘉隆重推出的地图可能是世界上最丑陋最白痴的地图。这个去死去死的郭嘉，该管的基本不管，不该管的特来劲。

其实支那本朝出版的地图和地图册们，尤其是地形图，其“标准”来自三十年代申报地图册。当年十六开的申报地图册由丁文江、翁文灏等主持，在当时支那属于超豪华的伟创，测绘之功在当时的条件下可堪一赞，而色彩、图例乃至装帧风格则是二十年代英国时报（“泰晤士”报）地图册风格的山寨版，比起时报地图巨册，却不免粗糙简陋。可那是什么时候？制作出这样的地图册，无论如何是件壮举。因为那时没有那个万能的郭嘉，没有郭嘉测绘局的管头管脚。后来台湾出的支那地图巨册，虽说因为消息隔绝，地理信息不够详尽，但绘制、印刷、装帧的精美体面，也远驾于支产地图册之上。

申报地图册的色彩、图例风格，在当时属于“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并不曾以标准自许。谁知土匪坐稳龙庭，也没见过什么，却最爱大一统营造法式。不以营造法式，何来天子威仪？地图的营造法式就以前朝申报地图为基础。从此数十年如一日，那种时报地图风格山寨版成了支那地形图的唯一面貌。甚至这种简单的分层设色等高线法的地图册也难得一见。过去是只有中学教师用地图集才有印刷粗糙的分层设色等高线法，图量也很少（中学生用的32开地图册那是玩具，不算的）。绝大多数地图册都是惨淡的“政区”图——这玩意儿有屁用？怎么可能叫人喜欢？98年参谋部出了套十六开支那/世界地图册，算是比较详尽的分层设色等高线法绘制的。这回号称卫星数据、电脑制作，可翻开来一看，色彩、图例，怎么还是山寨时报地图那德性？而且线形绘制粗糙不堪，道路经常出现断头线，这上边甚至不如过去手工绘制的。

直要到2004年支那地图社才出一套分层设色等高线法带地形渲染的支那/世界地图册，可还是只有十六开。我赶紧看了看，色彩图例是没指望了，肯定还是山寨时报地图，而且更为惨淡，字体严重干扰图面整体效果。理论上应该是3D建模，可看上去怎么那么平？效果还远不如人家欧洲19世纪末手工渲染地形图。

地势图只是表达最基本信息的地图。欧美地图种类的丰富，构思的奇异，题材的广泛，更非基本信息地图所能限量。我就有好几本历史地图册、一本海洋地图册、一本海洋地缘政治地图册、一本艺术史地图册、巴黎历代地图图册，还有一本地图的地图册——对比世界各国的地图风格。硬盘里更有从网上找来的大量构思新颖、用意深厚、效果诱人的散图。这在支那就更不用想了。虽说也有专题地图册，像地震地图册、历史地图册之类，但那表现力都不怎么样，“没有教育意义”。历史地图到现在为止就拿得出八册十六开谭图，内容仅限政区，不示地形，苍白无力，还歪曲史实，从这套号称历史地图的图册里，没有谁能看出支那的历史进程。据说新的历史地图集正在编纂，未知效果如何。估计不会带地形，题材也多限制。而且，这套新图出来肯定是天价，不是给寻常人看的，只是“盛世修典”的炫耀罢了。地图是关于地球和历史的艺术的再现，是看清自己位置的捷径。支那的地图设计绘制人员，向来不明白地图真正的功能。而支那的历代郭嘉，向来拿地图当秘器，岂容他人发挥？这个郭嘉对地图于人心的作用虽然不甚了了，基于直觉却总是对地图抱有深深的恐惧，因而垄断地图、限制地图。GOOGLE地图和GOOGLE EARTH当然是个冲击。单在这上面，也能理解郭嘉为什么如坐针毡，用下流无耻的手法拿GOOGLE EARTH用户开刀。

其实我清楚记得，512大地震那阵子，ccav就是用GOOGLE EARTH演示震区3D地势，——当时我一同学还说，支那了解自己的地理还得仰仗GOOGLE EARTH，丢人。当然它们拿人东西从来不说从谁那儿拿的，不明真相群众还以为是ccav的高科技。从这上边说，ccav应该也有必要打压其他GOOGLE EARTH用户吧？


南方都市报：网上标注地图被指泄密引网友质疑

　　南都讯记者 谭人玮 实习生 陈淑贤　5月17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深圳网友小龙的网站“月光论坛”因在网络地图上标注了涉及“国家军事机密”的地点而被处罚。小龙在报道出来之后上网辩解并提出质疑，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能认同处罚。

　　《焦点访谈》报道次日，国家测绘局在其官网发布新的《互联网地图服务专业标准》，首次将手机、掌上电脑等无线互联网络调用的地图等纳入互联网地图管理范围，并将在今年12月底，对未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资质但仍从事互联网地图服务活动的单位依法查处。记者注意到，该标准规定“存放地图数据的服务器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月光论坛的主机地址在美国）。

　　央视：“月光论坛”被查处

　　据央视焦点访谈节目5月17日报道，2010年4月，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发现一个名为“月光论坛”的网站，存在大量地理信息涉密的行为。网站把大量国家军事上的信息在地图上展示出来。2010年5月6日，“月光论坛”的负责人小龙接受了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并承诺对网站进行整改。

　　央视报道称月光论坛是一个军事爱好者经常光顾的网络社区，和普通军事论坛相比，月光论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直接链接到国外一家地图网站的搜索引擎上。用户可以免费浏览全球各地高清晰卫星图片，并在上面标注出地理坐标和相关信息。

　　执法人员找到月光论坛网站的负责人小龙，通知他来配合调查。央视报道称小龙是一个地图爱好者兼军事爱好者。国家测绘局副局长解释，某一个区域的卫星影像甚至航空影像不能叫电子地图，因为它没有坐标，一旦你在这个区域获取了一些应该保密的军事设施的地理坐标，它必然就会出现泄密。

　　小龙：每天访问只有几十次

　　小龙在见到焦点访谈的报道后，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解释。他表示当时并不知道在场的记者是焦点访谈的，否则不会说话。

　　小龙指出，“解说中，我从一个70后变成了80后，关注IT的科技博客变成了军事发烧友博客，每天不足30个人访问的论坛变成军事爱好者经常访问的网络社区。”

　　他表示，月光博客和月光论坛不是同一个网站。月光论坛的访问量极小，他还把第三方流量统计进行截图展示，日均访问量仅有几十次，“因此，月光论坛并不是所谓军事发烧友经常光顾的网络社区。”

　　他向南都记者表示，具体什么等级泄密对方没说。据《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局行政处罚告知书》上所列，具体违法事实是“月光论坛涉嫌非法展示地图”，违反法规及条款是：“《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此规定原文是：“下列情况下，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按照本规定向地图审核部门提出地图审核申请：（一）在地图出版、展示、登载、引进、生产、加工前……”这一规定并非针对涉密。

　　小龙查询了这个规定，感觉此规定和他的实际情况不符。

　　小龙所供职公司的相关人员找他调查情况。同时，月光博客和月光论坛的访问量暴增了很多。他说，“我不认同他们这个处罚（罚款5000元），但执法人员告诉我，可以不罚款。”

　　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相关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只是表示该案是“接到上面命令去查的”。

　　网友：普通人能犯泄密罪吗？

　　央视报道援引了《刑法》：“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提醒网友，也许您的行为无意中就泄露了国家机密，而泄露国家机密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一说法遭到许多网友的质疑，因为《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明确规定该法条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网友就此认为央视拿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法条来提醒只是在网上标注地图的网友，有误导之嫌。

　　记者同时注意到，在《保守国家秘密法》中规定了“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小龙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多网友的看法———“普通的网民在地图上不太可能随随便便发现所谓的‘军事机密’，大多数国内网民发布的所谓涉密地标只是简单将国外论坛的相关地标翻译为中文并上传到国内网站而已。”

　　稿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0年5月19日] 版次：[AA32] 版名：[网眼]

莫洛托夫谈Google Earth

黄章晋 @ 2010-5-20 4:49 阅读(2927) 评论(6) 推荐值(137)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苏联时代出版的苏联地图，不但要把许多东西藏起来，而且会把某些城市的位置故意画错。而美国人的地图却是另外一番情形。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苏联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多勃雷宁回忆录》中，讲过一个莫洛托夫1955年访美时与美国地图的趣事，现将该书第3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的相关文字照录如下：


还有一个插曲也可以反映莫洛托夫的思想状态。在纽约到旧金山的火车上，有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陪同我们，在旅途中他呆在自己的包厢里。他是位很有礼貌的人，从不打扰我们，并且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有一次，莫洛托夫对我们正在经过的一个地方很感兴趣，因此索要地图。不幸的是，谁都没有随身携带地图。他说了我们一声“没脑子”，就不再和我们谈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国务院的那位陪同，对他讲了我们遇到的麻烦。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地图。他真的很快给我们拿来一张彩色地图，上面标有我们所走的这条铁路和沿途经过的车站。此外，地图上还标有庞大的军营、军事基地以及为它们提供服务的火车站的位置。
我们把这张地图交给了莫洛托夫。他看到那些军营和基地后吓了一跳。他说人家是有目的地给了我们一张秘密地图，这是一种挑衅，美国报纸就此可以写文章说莫洛托夫一路上一直在搜集秘密情报。他命令我们立即把地图交还回去，于是我就找到那位国务院官员，他笑着说，那根本不是秘密地图。相反，所有的火车站都会向“你们这样”的旅行者随便分发这种地图，它主要是用于帮助军人们找到他们的基地。没有人将他们的驻地当成是秘密。
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从邮局给我们弄来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没有标出任何军营和基地。我们把它交给了莫洛托夫，他为他的“警惕性”而倍感自豪。我把原先的那张地图留作纪念而没有告诉他。


半个世纪过去，莫洛托夫同志还活着，不信，你可以看看5月18日CCTV的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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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很懷疑這些接受採訪的官員是不是真傻。這年頭還怕張松獻地圖？感覺基本上屬於CCTV執行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批倒批臭google的偉大戰略部署裏的一個很普通很淡定的小環節。
不過也説不定。長期生存在這種體制裏的生物，坐井觀天，智商都在正常水平以下，見識基本停留在一百年前。要不怎麽動不動1840/圓明園/八國聯軍呢？

長夜難眠赤縣天，我們都是張永年。
第七艦隊啊，你們在怕什麽呢？

搞笑的荷兰姓氏

摘自：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大便、睾丸、 放屁、撒尿、别难过、长寿、赤裸着出生、跳进田里……这些都是荷兰人的姓氏。类似的奇怪的姓氏还可以列出一大堆。

到底这些姓氏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荷兰人有这些好笑的姓氏呢？

大部分人认为这些姓氏是在荷兰被法国占领时期（1795—1813)出现的。法国人那时候引入了人口登记制度，谁要是没有姓氏都得安上一个。

确实，很多姓氏确实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想象一下：一个不懂荷兰语的法国户籍调查员要记录下人们的姓氏。一个人告诉他他姓Jacobson，排在这个人后面的人也姓Jacobson，于是后面的这个人就对户籍调查员说“‘t Zelfde（一样的）”。所以不懂荷兰语的户籍调查员就以为这个人姓“‘t Zelfde ”，就把这个词当作姓氏登记在册了。于是，那个人的后代今天就姓“t Zelfde（一样的）”了。

关于这些奇怪的姓氏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时的荷兰人通过取一些怪诞的姓氏来表示对法国占领者的蔑视。结果事与愿违，法国人早就离开了这个低地之国，而开玩笑者的后代们却不得不世世代代回应这些好笑的姓氏。

这些好笑的姓氏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不过这样说还不全对。大部分荷兰宗族在法国占领时期之前就有了自己的姓氏。而那些奇怪的姓氏中有很多都是从其它的姓氏演变而来的，或是有和现在不一样的含义。

乌特列支大学姓名学专家Gerrit Bloothooft表示，荷兰的姓氏中只有不到20%可以追溯到法国占领时期。而大部分的荷兰人从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使用姓氏了。

那时候，把自己称为“某某人的儿子”或“某某人的女儿”不再行得通了，于是职业、地名或个人特征就被用作了姓氏。一些姓名则源自地方上的笑话或各式各样的绰号。“Naaktgeboren（赤裸着出生）”这个姓氏应该就是这么来的。

赤裸着出生

Jeroen Naaktgeboren是鹿特丹的一位老师兼诗人。他就对自己姓氏好笑的一面深有体会。

“人们拿我的姓氏开一些愚蠢的玩笑：你生下来的时候冷吗，我生下来的也是赤裸的，哦不，我是穿了夹克的。然后你就会想，对呀你就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耶，那就对了。你就是赤裸裸地开始人生的啊。”

然而，Naaktgeboren先生还知道在他的姓氏背后藏着一个更伤感的故事。这个姓氏的首次使用可以追溯到1666年，当时想出来是特指一名在父亲死后出生的孩子。Bloothooft教授称，这个词可能来自一个德国短语-“nachgeboren”，就是“ 遗腹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这和“Posthumous（遗腹的）”这个姓氏类似。

小巴巴

另外一个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名字是“Poepjes”。这个姓氏在弗里斯兰省的北部一直沿用到今天。从字面上直译就是“小巴巴（大便）”的意思。

弗里斯兰省议会的年轻律师兼代表Sietske Poepjes女士表示，她觉得她自己的名字也没什么，除了要打电话给服务台的时候。

“比如你要打某个服务台的电话或者要打电话给警察，那是我唯一感到这个姓的缺点的时候，人们不会把我说的话当真。你就得把你要说的故事准备好，因为他们以为你在恶作剧。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缺点。”

像Naaktgeboren先生一样，Poepjes女士所了解的有关她姓氏起源的故事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不一样。这个姓氏是源自一个在17世纪很常见的弗里斯兰姓氏-“ Poppo” 。某位Poppo先生的儿子会被称为“Popposzon（Poppo的儿子）”，缩写就成了“Poppos”，在某个时候又变成了“ Poepjes”。

不过, Poepjes女士还是知道这是个奇怪的姓氏。

“有时候我们家的人会谈起这个，突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姓氏里居然含有“大便”这个词在里面，然后我们就狂笑，因为你很难会有意识地发觉这个。有时候你得站在旁人的立场来看看这是多么的荒谬。”

字面意思

Miriam Leeflang女士对此表示同意。尽管她的名字不会引起那么负面的联想，仅仅是“长寿”的意思，而且她通常也都不会意识到她姓氏的字面意思，除非她去别的国家。

“我去外国在旅馆前台登记的时候，我会说我名字直译就是‘长寿’的意思，哈哈。不过平时在荷兰的日常生活中，我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相较于荷兰人著名的宽容，人们往往忘记姓氏的真正含义的事实可能更是人们还一直沿用这些奇怪的姓氏的原因。

改姓

Bloothooft教授解释道：“姓氏都失去了它们字面上的意思。姓氏通常来说没有具体的含义。它们是用来识别人的，我们忘记了或忽视了它们字面上的意思。如果这些人非要把自己和他们的姓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改起姓氏来就很麻烦啦。”

因为在法占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法占期间变得更加严重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官僚主义。所以一旦一个姓氏被纳入了人口登记系统，要更改它就得花上些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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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看不懂的……

DW："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懦夫"

六个星期之内，中国发生五起袭击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血腥事件，11人遇袭身亡，约70人受伤。这是《南德意志报》报道的可悲统计数字。文章在谈到事件的社会背景时写道：

"在中国很难搞到枪械，所以学校中没有发生开枪伤人的事件。但用刀子和锤子行凶也震惊了中国人，引发了一场对原因的争论。据中国媒体报道，几名袭击者'报复社会'，是因为官员或老板给他们造成了真正的或所谓的不公。

用锤子砍砸五、六岁孩子的王永来不久前获悉，地方官员要拆除他未经批准建造的房子，他曾把自己的11万元积蓄全部投入了这幢房子。对官员下令拆房，他气得'发了疯'。一些评论员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赢家与贫困的输家之间，收入剪刀差急剧增大，而在政府严格控制的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释放蒸气'的减压阀。

中国政府部分封锁了消息，教育部长袁贵仁把责任推给个别 '不法'罪犯。新闻报道的某种谨慎确实也因为害怕有人模仿作案，但看来当局更多想把这些事件对世博的损害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据网上报道，宣传当局指示新浪网说，'鉴于上海世博正在举行，这样的消息不能出现在首页上'。

愤怒的家长们抗议示威时要求潜在的杀手们今后应选择其它对象发泄怒火，不要找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在泰兴医院门口示威的父母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杀贪官是英雄，杀孩子是懦夫'。一家幼儿园外墙上挂着的口号是：'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右转是政府'。"

江苏阜宁也建了世博"中国馆"

"即使对自己同胞及其最新面子项目，中国人也照样狂热仿造不误。"《法兰克福汇报》指的是上海世博刚开幕，江苏阜宁就建成了一个与世博中国馆完全一样的建筑。只不过高度低了三分之二。该报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是剽窃 、侵犯了知识产权：[奇怪的是，德國童鞋難道不知道貴國有一本偉大的營造法式嗎？根據這本全世界都應該頂禮膜拜但迄今爲止還沒被支那人以外的人類頂禮膜拜的偉大的建築學著作，區別建築物和建築物的最根本的因素叫做材分，通俗點就是尺寸大小的等級。阜寧跟上海一樣造成大小不同的相似形，這叫有根基，有制度，有大小，有青頭。你們德國童鞋去紫禁城瞧瞧，你們能分得清太和殿、乾清宮、皇極殿嗎？你們分不清證明你們是野蠻人。貴國偉大的建築傳統歷久彌新，長命未央。偉大復興不是夢，已經是現實！]

"这一仿造品的建造时间创下了记录，据说二月份春节后才开工。但设施还没有全部完工，如建筑周边八千平方米的广场装修工程就没有完成，项目的全部费用为350万元人民币，而何镜堂设计的上海中国馆原件的预算为15亿元人民币。

阜宁的这一建筑受到新闻界批评，但批评并非针对仿冒，只是说，这是浪费金钱和土地、地方干部出风头的典型。一名政府代表辩护说，这一工程增强了地方的知名度。一名参与规划的人员对凤凰电视台表示，虽然地方政府承担广场的费用，但二百万元建筑物的费用来自一名私人投资商。他反驳了这一建筑仿冒上海世博中国馆的指责，声称根本没有后者的设计图纸。"[其實，三大殿也不需要圖紙。]



报摘：王羊

责编：李鱼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体温朝鲜

黄章晋 @ 2010-5-11 18:01

每到节假日临近，我总会想，这次得要去看看朝鲜了，万一再看不着这个国家该多后悔。

几年前，一位日本同行邀我见识北京一家朝鲜餐厅，其间，他不断表白自己是个强烈反对Koizumi（小泉）的“好日本人”，衷心希望朝日友好，宴席散场，他又很在行地向及时表示对朝鲜歌舞的热爱，于是，一班人马盛装为我们两三个人热情表演。我很尊敬这位同行的职业水准，但他夸张地赞美朝鲜，为他们鼓掌喝彩作沉醉状，让我满心觉得，他其实是在残忍地欣赏他眼中的野蛮和愚昧表演，——这个世界的怪胎国家惟有朝鲜，谁知道它明天是否还存在，不装傻充愣鼓励他们没完没了地表演，哪里还有机会再看到这样的猴戏。也许是我太过敏感，我无法与他一同津津有味：中国与朝鲜，实在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无论是文明人为迎合野蛮人的自尊而故作欣赏之态，还是文明人在觉醒了的野蛮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时礼貌的悲悯，我都会有不自在的联想。

朝鲜，总能带给我这种复杂的情感。

当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乘坐专列跨过鸭绿江大桥时，我正在丹东一家酒店早早起来，等着组团一起过境。虽然google earth上有大批狂热的“邪恶轴心研究者”，把朝鲜看得比中国、伊朗还重，朝鲜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都被他们细细标注过，但下载插件在空中研读朝鲜，还是无法替代被限制了的实地亲眼一睹，是好奇，还是小心翼翼地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怀旧？一言难尽。

看多了渲染朝鲜贫困的中国人，若想到朝鲜满足一下贫寒乍富的优越感，多少会有一定的失望。朝鲜不是当年完全封闭的中国，至少对外部世界的商品是开放的，——除了韩国制造，而且朝鲜远不像当年的中国对国民装束有无数愚蠢的禁则，在这，你只能看到一部分他们允许你看到的朝鲜人，能被你看到的朝鲜人，穿着打扮并不明显比中国人落伍。在新义州的领袖事迹纪念馆前的广场，我们碰到一对新人，他们的装扮丝毫不逊于中国新人，在公园再次碰到他们时，他们的家人各个手持相机、DV，由于这对新郎会流利汉语的新人与我们总是如此巧合，我甚至起了疑心：如果下次有朋友们再碰到他们结婚，请代问一声好。

中国各种新奇的商品，朝鲜也有，事实上因为开工不足，朝鲜很大一部分商品就是中国制造的，只是多少以及什么人拥有的问题。朝鲜的对外半开放，甚至使其制作的动画片，也比中国的更得迪斯尼精髓，远不似“喜洋洋与灰太狼”那么弱智。

赞美朝鲜是个平等社会的人，恐怕也会失望，如果心细的话。朝鲜贫富分化可能远比中国严重。朝鲜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两种车，一种是破破烂烂的车，甚至平壤都有木炭车，一种是媲美山西煤老板的高档车。与中国游客保持密切接触的朝鲜人，穿得不差，长得不差，除了没有胖子，与中国人差别不大，但透过玻璃，你总有机会看到那些接触不到的普通人。尤其是在远离宏伟建筑的郊区和农村，所有人都长得与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画上红光满面身材粗壮喜气洋洋的公民形象完全相反。

60年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朝鲜南北变成了两个种族，韩国人平均身高与南欧相近，而朝鲜人则可算世界身材最袖珍的民族。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在穷国本土制造出身材明显区别的两个种族。刚到北京的头两年，我惊讶地发现，比我年长一辈的北京大院子弟多有着惊人的身高，这种差别在朝鲜更明显。这次正逢着朝鲜征兵时节，从外地汇集来的新兵，看上去都像发育不全的小学生。

而新义州本部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的师资和教育条件中国普通幼儿园根本无法相比的，他们是朝鲜未来的主人翁。每个教室窗口望进去，老师谆谆诱导孩子的动人场景，拍下来都是一幅阳光希望温馨健康向上的宣传画。孩子们的表演，更非中国幼儿园可比，这里的每一个儿童都有着比林妙可还要林妙可的懂事乖巧天真烂漫可爱。有几出极为精彩成功的节目，我不知道该不该与周围的同胞一样热烈鼓掌，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喜欢那些孩子的表演，但我无端地想起与那位日本同行在朝鲜餐厅的情形，我只觉得我鼓掌不鼓掌都是一种残忍。万分激动地歌唱金正日将军，与歌唱我们是祖国幸福的花朵，有很大区别么？

毫无疑问，这个曾跨过鸭绿江来表演的幼儿园，把我们同行的人给震住了，如果当年日本北海道的农民允许到中国的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一〇一中学参拜学习，肯定也会被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中国震住。

只是我们在离开幼儿园时，未曾料想接待方委婉地认为游客们赠送的礼品不够，大家一时陷入尴尬，导游亲切提示下，我先捐出一百，好歹凑齐三百元，这才宾主尽欢。——去朝鲜的朋友们切记，别以为朝鲜穷，出发前那些小商小贩向你们兜售的文具之类礼品就可以随便打发，你们参观的其实是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想象一下，接受你们礼物的人，长大后不少人会像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成为领导人、国企老总、专家学者。

当然，就如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红色子弟一样，1989年在平壤街头贴出大字报猖狂攻击伟大领袖的，也是朝鲜的红色高干子弟，甚至他们观念转变历程都与中国同行惊人相似，都是受不该读的书的影响：中国同志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西方反动名著，而朝鲜同志则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马恩原著。

更当然的是，如果有一天朝鲜南北统一，他们肯定是最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朝鲜的人，甚至朝鲜普通人也会怀念过去是“主体”主人翁的种种美好，因为对统一后的朝鲜人来说，肯定是另一种“事大主义”，这个“大”就是今日的韩国。朝鲜人过去的一切，无疑都将随着制度被否定而被否定，个人的记忆和价值只在用于否定和批判过去时才有意义。而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否定，无疑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否定，即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能拥有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改观。被同胞集体加以同情和歧视——这是无法避免的——都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伤害。今天，韩国汉拿院的许多“逃北者”才几年时间就开始怀念起朝鲜，虽然他们绝不愿也不敢回。朝鲜南北60年制度分野造就的心灵鸿沟，肯定需要远比60年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填平。就一个民族分离的悲剧而言，或许史上未有甚过朝鲜者。

真的，内心里我经常也会像孔庆东一样深沉地热爱着朝鲜，希望朝鲜这个人类制度实验室能永久存续。这与不少中国专门研究朝鲜的专家们立场相同，理由和动机不同。对他们来说，强调朝鲜对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必须永久存在，那是关系到饭碗和课题经费的问题，虽然人们喜欢强调，朝鲜是隔开美国人的战略缓冲，但朝鲜战争之前，朝鲜半岛的美国人，连军事顾问、外交官加平头百姓，总数只有几百。有中国某些专家在，即使朝鲜再“悍然”，中国也会支持朝鲜活下去。

其实，朝鲜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悍然”举动，想一想我们的过去，真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地方。比如，我们的领导人前脚刚走，朝鲜就立即一个大鞭炮，造成像是与中国商量好的效果，当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中国让他公开走，他那边前脚走，这边就万炮轰金门，美国人真以为赫鲁晓夫访华就是商量打金门的。当年蒙在鼓里的赫鲁晓夫受了不白之冤，但今天，至少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支持朝鲜在家里不断添置“大杀器”。

到了朝鲜的普通中国人很少还会热爱她，我同行的人里，颇有不少一听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辞，就会热切怀念“尤其是”之前美好岁月的人，然而，与陪伴的朝鲜同志混熟后，中国同志就迅速放肆起来，先是强忍着优越感以无限同情的姿态过问朝鲜人民的疾苦，接下来，再以过来人的身份谆谆教导朝鲜同志“还是得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咋整哈”。我之希望朝鲜永存，理由狭隘残忍而自私，我不希望有一天中国又遭遇任何一个歪瓜劣枣的家伙都可以来教育你的命运。

话说回来，我同伴中“修正主义者”热心肠的发作，见多识广的朝鲜同志会用“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中国同志来投资”来巧妙地应对，通常，幼稚的“修正主义者”会欣慰地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朝鲜也要改革开放了。三十年过去，修正主义者们大都忘了，改革开放原本意味着逐渐削弱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在中国，当时是靠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唤起的凝聚力，来替代被大幅削弱的强力控制，不认错、不释放善意，稍一松绑只会导致整个社会在迅速释放的不满中瓦解，在青年大将金正云同志即将冉冉升起的朝鲜，如何具备这种可能？

朝鲜需要中国投资倒是真的。2012年是金日成主席百年诞辰的大庆，要花很多钱，而且金正日同志允诺要在平壤兴建10万套住宅充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尹浩镇同志为制造核武器的全球采购也要花很多钱。但朝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换汇，军火、毒品、超级美元这些拳头产品的销路，因帝国主义封锁受很大影响。不但添置计划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就是社会正常运转也极为困难。

当年的中国都渐渐难以为继，而朝鲜不像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她是经互会大家庭的一员，苏东剧变断后，朝鲜由于幅员所限无法转变为自给自足经济体，八十年代以来陷入每况愈下的经济困境。虽然，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体系北方远超过南方，纯农业国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初才赶上朝鲜，但今天一个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一个步入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

路过的朝鲜烟囱很少有冒烟的，企业开工率可以想见，而路边晃过的农田，虽已垦到马路边，但劳作的社员多懒洋洋拄着红旗磨洋工。据朝鲜导游说，今春的寒冷天气对春耕影响极大，谁知道朝鲜是否又将迎来一个饥荒年份。不过，在饥荒会教给人生存技能。当年苏联在1921-1923年和1932-1933年两次大饥荒后，活下来的人已习得了应对饥荒的经验，所以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死亡人数少了很多。饥荒不仅会教会老百姓许多知识，也能教会政府许多东西，中国在三年大饥荒后，出台了缩小独立核算单位、允许一定程度的“三自一包”甚至允许退出公社的“调整”，同时默许了黑市调节作用，朝鲜同样在大饥荒之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却被外界认为是“改革”的新政策。这些年来，朝鲜黑市和地下经济的逐渐发育，使朝鲜人大都拥有了饥荒之年自己养活自己的技能和门路。

当然，朝鲜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像当年中国一样，在挺过大饥荒后，又可以逐渐往回“调整”、斗私批修，缺粮即意味着缺少往回调整的本钱。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正牌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控的工农业单位生产严重不足，相对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地下经济和黑市在多年默许下俨然已过份发达，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的财富差距，早已不是按等级分配资源的产物，而是靠权力肆无忌惮市场抽头的产物。

朝鲜远比中国当年更糟糕的形势，只好祭出中国没用过的狠招：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要收回游离于国家掌控的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除了通过币值改革让老百姓手上的钞票变成废纸，别无他法。

当然，仅靠币值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你不能每隔一两年就改一次，何况它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弹，所以，在工厂农村上缴产品和利润越来越难和这种方式越来越低效时，领袖若想集聚社会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得开辟更直接的途径，比如各级领导的提拔与上缴忠诚金的多少联系起来，则正常财政系统之外又别开新源。类似的，“先军政治”下，军队可以直接到工厂和农庄收缴所需产品，这种简单明快的霹雳手段也是中国没用过的。

所以，如果中国人投资，则意味着招商成功的领导有了一笔预备役的忠诚金。

不过，朝鲜虽然穷，但依然有值得在中国人面前骄傲的地方，我们美丽的朝鲜导游几乎每两个小时就会对比性地介绍一次朝鲜的制度优越性：和你们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同，我们朝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们每个朝鲜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朝鲜不仅是义务教育的年头长，而且全民受教育水平也远高于中国。当然，朝鲜的医疗服务制度，只是比中国的现在优越，但并不比过去的中国更优越，在中国医院只有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开一片阿司匹林还要走后门层层领导批字的时代，中国公民也能享受全民免费的医疗。今天的朝鲜与当年中国不同点在于，好药不需要开后门，送一点东西，医生就会告诉你附近某个华侨家里可以买到中国产的好药。

当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只是有一些人更平等而已。那位在本部幼儿园长大、向我热情介绍朝鲜医疗制度的导游，另一位认真想了一下才对我的同事回答说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但不小心愉快自豪地透露她父亲隔几个月就去一次中国的导游，就是属于更平等的那一部分人。我完全相信，与她们同属更平等出身的同学，在将来统一的朝鲜，一定会有人写下《客观评论朝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之类的文章，热情讴歌赞美朝鲜的全民医疗制度，就像他们在中国的更平等的同志一样，这个国家曾给他们免费提供的，远不只是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朝鲜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弹一星”的卓越成就，与他们的自豪骄傲联系得最为紧密。

我愿意理解这将来的一切。

去朝鲜前，一口气又把下载的10多部关于朝鲜的纪录片看了一遍，甚至把韩国电影《抉择》再看了一遍。这部正面描写在韩国被判重刑的北方政治犯在狱中顽强抗争的电影，虽然你会觉得狱中斗争方式与中国过去同题材片子如出一辙，但比之中国电影的浪漫化加工，该片极为写实的表达方式，将这种监狱中的残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近年看过的影片中最令人窒息的。片中人物时刻忍受着逼仄囚室的压抑、渴望亲人渴望自由的煎熬、狱卒的折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居然靠着互相鼓励和牢固的信念理想，几十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抉择》传递的痛感乃在电影之外。因为在我看，这部片子中描述的人最残酷的命运并不是忍受漫长的牢狱生涯，而是在忍受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后，竟然获得自由，愿这些活下来的英雄，幸福地永远不明真相。

敬请关注《凤凰周刊》周宇的朝鲜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