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因新解

芦笛

曾经在西方出版的一本斯大林传记上看到作者对斯大林死因的揣测：斯大林有可能是被他的亲密战友害死的。据说，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作的秘密报告暗示了这一点，他引用《圣经》的话，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剑之下。”据说那意思是，斯大林专门谋杀同志，到最后也免不得被同志谋杀。

这猜测当然有点道理──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没一个不盼望他早死的，但这在实践上毫无可操作性。斯大林平生杀人无数，最怕的就是被人暗杀，他的保安措施滴水不漏，谁有本事去下手？再说，独裁者驾驭下属的办法都是分而治之，让他们永远处于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恶性竞争位置。一旦下属有联合起来的迹象，独裁者立即就毫不犹豫地除去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权位永远不会受到挑战。赫鲁晓夫没这么作，所以他就让人家搞下来了。

由此可见，哪怕亲密战友们深知自己朝不保夕，最后都要被斯大林一个个宰了，也绝对不会有谁敢出来牵头，策划密谋。更何况斯大林的卫队从来处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连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都不得染指，外人根本就无法下手。

常见的暗杀说认为，斯大林是慢性中毒死的，此说也不可信。苏联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内卫制度，不仅领袖人物的食物由专门的农场供应，而且每天的饮食都有专人先尝过。在这种情况下，投毒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中共把这一套学了过来，据说北京某农场就是专门为首长供应食物的。

最近在网上看到俄国某学者提出的斯大林死因新析，觉得言之成理，特地向网友介绍一下。

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特别忙碌。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如果不及早做出人事安排，那么，一旦他撒手归天，生前犯下的累累罪行就会给揭露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是把熟悉并参与犯罪活动的下属们统统杀掉。这就是斯大林典型的治国方针，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就是靠杀害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bullshit）排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并成功改写了联共党史的──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领导人和参加者们统统给杀了，提拔上来取代这些人的小萝卜头们根本就没经过那些事，又怎么知道原来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实是托洛茨基，而内战中负责全国军事指挥的领袖也是他，并不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二流角色斯大林？

这就是斯大林的“集体接班”的人事安排方式：把整整一批老干部杀了，再把毛头小伙提上来代替。新干部对真实的斯大林一无所知，完全生活在洗脑机器制造出来的神话魔咒中，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等到这些人熟悉了伟大领袖，被迫参与集体犯罪活动到了一定程度，再把他们统统杀掉，再提拔清白的毛头小伙来接替他们。

３０年代乃是斯大林杀人顶峰。他炮制了“基洛夫案件”，下令秘密警察暗杀了党内人望甚高，被国内外看成是他的接班人的列宁格勒党魁基洛夫，以此作为栽赃借口，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肃反”，杀害了９０％的中央委员，８０％的１６大代表。

月儿弯弯照苏洲，几家欢乐几家愁。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老干部被杀则是青年干部的丰收季节。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这么上去的。内战结束时，这些人都仅是基层干部，被党送进大学深造。毕业没多久，便赶上大清洗，就此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去填补那些旦夕之间空了的办公室。当赫鲁晓夫荣任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党委第一书记时，整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也就只有他带去的几个人──其他所有中央委员统统都给杀了，他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必须从头搭建那个庞大的机构。

纳粹入侵，打断了斯大林的周期性大清洗，战争一结束，他就重新开始辛勤劳动，不仅把盟国从德国放回来的几百万苏军战俘统统送进劳改营，而且在沦陷区，诸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发动大清洗，在镇压与纳粹合作者的同时株连了大批无辜，甚至疯狂到镇压整个民族，把鞑靼人、日尔曼人等全族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如果只是镇压普通百姓，高干们也还无所谓，问题是屠刀同样指向高干们，而且出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与３０年代的不祥相似。战后不久，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就死了，据说是死于心脏病。此后整个列宁格勒党委都成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的牺牲品，该地党委负责人统统被秘密逮捕，秘密处决。３０年代大清洗还搞了公开审判，处决列宁格勒党委高干们却从头到尾是黑箱操作。就连该市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早就不存在于世间了。

中央首长也接二连三被清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逮捕，次年年底被处决。国家安全部为沃兹涅先斯基专门炮制了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案件”，这和３０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冤案如“工业党”非常相似。

斯大林还发动了排犹清洗，很明显是瞄准莫洛托夫去的。１９４８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作了报告，指控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本人也是高干的热氏被开除出党，于１９４９年被逮捕。莫洛托夫在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更令人钦佩的是，当斯大林建议他离婚时，他仍拒绝执行最高指示，由此铸定了覆亡的命运。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老莫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

最让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心惊肉跳的还是苏共１９大。１９５２年６月，斯大林突然通知他们，同年１０月间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已经１３年没开过了，所有的人对此都毫无思想准备。大会当然是如期召开了。在会上，斯大林提出辞呈，说他年纪大了，精力太差，想辞去总书记职务，把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吓得半死。他绝望地带头抗议，直至整个大厅被全体代表的恳求声浪淹没，马林科夫这才得救：他知道，要是代表们劝留的音量未能让斯大林满意，则他的脑袋第二天就得搬家。

等到同意全党跪求、继续勉为其难地担任总书记之后，斯大林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来，宣布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他撤销了原来的政治局，把新的权力核心称为主席团，由２５名委员和１１名候补委员组成。名单上多出了许多新人，有的人以前根本就是默默无闻。

这一招打了他的亲密战友一个冷不防，他们都非常惊恐。斯大林此举的涵义，他们这些老政客不会看不出来：原来的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委员也就那么几个人。如今变成了庞大的难以操作的主席团，权力核心也就被大量的新人稀释了，换言之，老党魁们原来掌握的权力被新人分去，将来被挤出局就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变得不显眼了。

斯大林到底是和谁一道商量拟订那名单的，至今还是个谜。据赫鲁晓夫回忆，他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赫鲁晓夫为此向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核对过，他们都赌咒发誓不知此事，那也不可能是贝利亚的主意：名单上有的人是他的仇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正在倒霉，更不可能与闻此事，所以，这份神秘名单的出现，而且斯大林背着所有人和某个神秘角色搞出这份名单的事实，对权贵们无异于一个阴森森的预兆。

在党代会上，斯大林还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粗暴攻击，指责他们立场动摇，而在布党内，那可是杀头罪名。他使用了非常粗暴的语言，以致出席大会的马屁作家西蒙诺夫都为之感到难为情，事后多年还写在他的回忆录里。

会后两人以及伏罗希洛夫便失宠了。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此刻只剩下四个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只有这四人还能参加斯大林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的夜间宴会。

根据赫鲁晓夫介绍，那其实就是最高决策集团处理军国大事的方式：领袖们每晚去那儿，和斯大林共进“工作晚餐”，大量喝酒，瞎侃海吹，一直闹到半夜，方才醉醺醺地离去，国家大事也就夹杂在乱七八糟的山海经中，在领袖们酒酣耳热之际偶尔提起，一言而决。

这一点和老毛有明显不同。斯毛都没有家庭生活，乃是不折不扣的老光棍，区别在于斯大林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性欲，老婆自杀后也没听说他乱七八糟胡来一气，否则早在赫鲁晓夫时代给揭发出来了。他的全部欲望似乎就只有权势欲，最大的娱乐便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好阴谋后，干了政敌，再去欣赏对方的困境。

据野史，斯大林曾和战友们谈论什么是人生至乐。轮到他时，他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你苦思一夜，想好了如何给敌人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插翅难逃，确定了详细周密的行动计划，准备次日便开始行动，之后便喝下一瓶格鲁吉亚美酒，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

这当然不可靠，不过，有个斯大林传记作者注意到，斯大林的一个爱好，是把战友谋杀了，再去为那人抬灵柩。基洛夫就是如此，他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出的特务利用某个心怀不满者暗杀的，不但手枪是官方提供，就连进入会场的通道都是格伯乌安排好的，凶手被捕后又被格伯乌莫名其妙地处决了，当然指使人只会是格伯乌的大老板斯大林。但等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当天就到了列宁格勒，坐镇指挥“破案”，还出席了葬礼，并亲自为基洛夫抬灵柩。

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还是他喜欢欣赏受害人suffer。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特受审时，宣布死刑判决那天，斯大林藏在一个秘密包厢里，心满意足地看着他昔日的权力斗争对手被判死刑，到了最后一刻，他实在忍耐不住，便把帷幕掀开，让受害人看到他在三楼包厢里观赏了一切。

老毛的作风似乎有点不同。不管怎样，斯大林还是尽忠国事的，就算日日置酒高会，人家毕竟还是跟下属聚会，１００句话里总会有句把涉及国事党务。而老毛极少和下属见面，平常不是和女人鬼混，就是攻读《２４史》，从那些阴谋诡计大全中汲取整人的灵感。斯大林算是基本称职的国家领袖，不仅是国际战略大师，在外交中处处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而且知道科技的重要，实行学者治国，搞的是“智慧型共产主义”；而老毛则毫无现代知识，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竟然从古书中寻找建设现代国家的方略，搞的是痞子治国的烂污型共产主义。于是两者的结果当然就完全不相同：在斯大林治下，苏联的版图和国力增到历史上最高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主宰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下，靠一国之力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则在老毛治下搞到民穷财尽，丧失了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到现在也没学会怎么去建立管理一个现代国家。在杀人上，毛也不如斯，斯用快刀杀人，干净利落，毛用钝刀杀人，毫无必要地延缓死者的折磨。两者相比，真不知道老毛子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扯远了，还是来说老斯之死吧。

总而言之，种种征像提示，斯大林马上就要开始高层大清洗，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清洗中，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他和莫洛托夫的老婆一样，不幸生为犹太人）等人肯定要掉脑袋，但哪怕是仍未失宠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幸存下来。

风雷隐隐，霹雳即将打到高官们的头上。１９５２年年底，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出笼。为克里姆林宫高官们治病的御医们统统给打入天牢，据说他们全是犹太复国主义间谍组织成员。其罪恶阴谋，就是利用工作方便，使用医疗手段害死党国领袖，已故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据说就是他们这个间谍集团害死的。

所有的御医们都给一网打尽，进了卢比扬卡监狱（内务部监狱，相当于咱们的秦城吧），连斯大林本人的保健大夫都给抓了进去。该案在报纸上披露时，全国人民统统信以为真，义愤填膺，愤怒声讨那些利用职业方便行凶的白衣魔鬼。

可高干们全都心知肚明，那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炮制的冤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那天他的大夫来给他检查身体，为了听得更清楚，特地摘下了听诊器，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直接听。老赫已经知道那大夫马上就要给抓起来，而他本人还一无所知。限于党纪，他不能透出任何风声，但眼看大夫对他这么好，他仍然不能不感到万分难受，云云。

老赫自己就是工龄长达几十年的犯罪集团成员之一，否则绝对不可能升上去。他这表白是否鳄鱼的眼泪，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则是，他和其他人都看出了那无非是基洛夫案件的重演：斯大林先害死某个高官，为他抬灵柩，然后再用那死亡来栽赃，把绝大多数党国领袖一网打尽。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西方学者已经初步肯定，日丹诺夫确实是给大夫害死的。他有冠心病，曾经有过严重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大夫都只会嘱咐他严格限制体力活动。可他的大夫在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的情况下，还鼓励他从事体育锻炼，招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不治身死。这心电图至今保存在苏联档案馆里，据说是连医学院学生都能看出大夫犯了严重错误。

日丹诺夫是列宁格勒党魁。苏联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颇有点像咱们的北京和上海，前者代表传统守旧，后者代表西化开明。列宁格勒具有特殊地位，从来表现了对中央某种程度的离心，因此那儿的党魁总是不得好死。斯大林害死日丹诺夫的circumstantial evidence，虽然没有害死基洛夫那样充足，但没有斯大林的同意，谁也不敢指使大夫去暗算日丹诺夫，更何况日丹诺夫死后不久便出了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该市党委会成员们统统被秘密逮捕，秘密处决。因此，日丹诺夫之死不会是孤立的，很可能是斯大林镇压列宁格勒党委的第一步，因为老日名气太大，没有足够理由不便明杀，只能使用暗杀手段，如他的前任基洛夫一样。

由此可以想见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重复基洛夫案件的故智，把害死日丹诺夫的罪名先赖到克里姆林宫医生们头上去，再用毒刑拷打，让他们咬出后台来，把斯大林想要除去的高干统统咬进去。党国领袖中，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逃过此劫。

这就构成了斯大林战友们的杀人动机──为了自保，必须除去杀人魔王。就算他们不采取主动行动，对斯大林之死也绝对只会喜闻乐见。

根据官方文告，斯大林死于中风（脑溢血）。这是可信的，因为斯大林死后的病理解剖证实了这点，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间据说就发作过一次，据说他一度失语，后来又恢复了。临死前几个月，他突然戒了烟，导致体重骤增，血压升高，他的脸色从来是苍白的，现在却变得通红，连前去探望他的女儿都能看出来那是高血压迹象。可惜他作法自毙，把自己的大夫关进了大牢，所以现在无人给他作检查了，自然也就无人及时提出警告，加以治疗。

关于斯大林死亡过程的介绍，迄今为止只有两个来源：别墅卫队的回忆和赫鲁晓夫的回忆，两者基本一致。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虽然也有回忆，但她是很晚才给叫去的，未能得知全过程。

根据介绍，斯大林中风是在３月１日清晨发作的。２月２８日晚上，斯大林和上面介绍过的四位亲密战友共进晚餐，如往常一样，拖到很晚才结束。据赫鲁晓夫回忆，那晚一直拖到凌晨５点才结束，斯大林心情很好，喝了很多酒，之后他和其他客人便回家去了。次日是星期天，他一直静等斯大林的电话，邀请他晚上再去赴宴，但等了一天都没接到电话，他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过了一整个休息日还未接到斯大林的传唤，这种事还从未发生过。

卫队的证词则是，斯大林通常在早上１０－１１点起床，３月１日早晨１０点钟，警卫聚在厨房里，等待斯大林打铃传呼仆人，然后再由忠诚的老女仆布图索娃把早餐送进去，此后由秘书把邮件公文什么的送去处理，开始一天的日程。

但那天斯大林却毫无动静，既不打铃或用内部传声器召唤仆人，而且毫无迹象显示他已经起床活动。那时闭路电视还未发明，但斯大林每个房间的沙发上都装了压力传感器，无论斯大林在哪个房间坐下来，警卫人员都能从中央控制室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斯大林现在在哪个房间里。然而那天一直到了中午，斯大林却毫无动静。

奇怪的事发生了，尽管斯大林毫无动静，而且警卫人员也觉得很反常，可他们居然也就无动于衷地等下去，据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卫队和工作人员们就这么一直傻等到夜里１１点钟，这才觉得不能再等了。副卫队长洛兹加切夫带上中央委员会寄来的文件，以此为借口去冒险闯宫。他先在斯大林房门前报告，没有听到回答，推开门一看，斯大林不在卧室里，再找其他房间，才发现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穿着睡裤和衬衣，睡裤湿了一片，显然这样躺在地上已有几小时了。警卫人员把他抬到沙发上，给他盖上毛毯，再用电话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报告。伊吩咐他们报告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接到电话后便通知了四人团的其他成员，于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便在３月２日凌晨一点赶到别墅。只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进入斯大林房间，出来后对卫队和工作人员宣布，斯大林睡得很安静，不要打扰他，于是四人便分头回家。但过了几个小时后警卫人员觉得不对，再次向他们打电话，于是四人团在３月２日早晨７点钟再度回到斯大林别墅，还随身带来了卫生部长和大夫，这次他们才“发现”斯大林原来是中风而不是“睡得很安静”，大夫们便开始抢救，斯大林的女儿随后也给召来了。

四人团立刻又离开了斯大林别墅，回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确定新的权力机构并圈定名单，当晚该权力机构再度开会，决定撤销斯大林成立的主席团，恢复１９大前的政治局，改组中央政府，并决定在３月５日召开中央全会，此时斯大林一直在病床上挣命，而他的亲密战友们则根本不管他死活，趁他无法干预时忙着分割权力，解散了他成立的主席团，代之以自己商定的权力核心，甚至背着他去召开中央全会，为他们私下作出的决定作背书。

３月５日，中央全会如期召开。除了莫洛托夫还是那副毫无表情的石像脸外，新贵们一个个精神焕发，充满自信，仿佛终于搬倒了压在头上的泰山石敢当，平生总算可以第一次挺胸抬头做人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先后发表演说，“讲得生动、有力、务实”，只是在演说结尾才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病情的哀伤之情，与全文的调子形成极不和谐的对照。会议开过后一个多小时，医生们便确认斯大林已经死亡。

如果上述介绍属实，则明眼人都能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出无数疑点来：明明斯大林的所有房间沙发上都装有压力传感器，只要他起床活动，随便在哪个房间坐下来，警卫员都了如指掌，但那天直到中午还没有他起床活动的迹象，警卫人员也觉得很反常，就算他们不敢闯宫查明真相，起码也该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报告吧？但他们竟然会一直傻等下去，直到夜里１１点才想起来向上级报告。

内务部长的反应也非常反常，他在接到别墅警卫人员报告后，按理应该立刻报告四人团，同时召唤大夫待命，就算是虚惊一场，那也该是正常反应，岂会自己不去报告四人团，反倒让下属去报告？

四人团的反应就更无法解释。任何人听到警卫人员的报告，都该立刻就能明白斯大林是出事了。世上岂有去小餐厅地板上睡觉、还尿湿裤子的怪事？而且警卫把斯大林从地板上抬到沙发上去，这“沉睡”的人也居然不会醒过来，岂非咄咄怪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蠢到“绝对零度”，也该明白出了什么事吧？

然而四人团就是不明白，不仅如此，马、贝两人进屋探视，居然连中风昏迷和正常熟睡都分不清，特地出来知照警卫不要打扰斯大林。就算是他们真是白痴，看不出中风的模样来，那老斯也不吃不喝一连睡了将近２０小时了（１日凌晨５点到２日凌晨１点），是成年人都会觉得这事太反常吧？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不会去试图叫醒他，看看到底是不是出了事？更何况这几个人都该知道斯大林在４５年的中风史，可他们居然也就分头回家，什么行动都不采取。

更奇怪的是，３月２日早晨７点钟，四人团带上大夫，再度回到斯大林别墅，这才承认斯大林原来是中风了。按道理，他们应该立即下令把斯大林转移到医院去，如果斯大林不能移动，那也应该召集全国最好的大夫（包括大牢里关的那些御医），紧急调运全国最好的医疗设备，立刻把别墅改建为医院，就地实施抢救。Meanwhile，他们应该守护在病床旁边，就算不是全体守护，也该四人轮流值班，以便能有个位高权重的首长始终留在现场，随时根据大夫报告作出决定，以免因无人作主，层层请示而延误病情。

然而这一切他们都没做，在别墅呆了一会儿，四人帮立刻就去了克里姆林宫，敲定接班的新班子，并在当天晚上再度碰头，决定推翻１９大决议，解散斯大林成立的主席团、恢复政治局并改组中央政府。他们怎么敢这么做？难道不怕斯大林病愈后指控他们篡党夺权？莫非他们有恃无恐，知道斯大林再不会复元了？而那就是他们带大夫上那儿去的目的？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和西方出的斯大林传记，斯大林根本就没有得到及时的认真的医疗救助，弄去的大夫似乎是江湖大夫一类，以致连古老的江湖疗法──在病人头上放上蚂蟥吸血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据老赫说，斯大林断气之后，“他们还弄了个彪形大汉来给他作人工呼吸”，肆无忌惮地蹂躏他那矮小衰老的尸体，以致赫鲁晓夫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喝道：“住手！难道你看不出这个人已经死了么？”

这还不是全部蹊跷之处。斯大林的所有房间都装了电话，与政府电信线路网和莫斯科市内电话网相连接。百多名高干，包括主席团常委、国安部部长、总参谋长、各大军区司令、一些州委书记、苏共中央主要部委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等人，都有直通斯大林的电话，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斯大林本人打电话。 只要３月１日那天有人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则立刻就能发现斯大林已经病倒。

可那天一整天也就居然没人给斯大林打电话，包括期待斯大林传呼他们当晚前去赴宴的四人团在内，而如赫鲁晓夫自己说的，他觉得很反常。可以想见，四人帮其他人员也绝对会这么想。

斯大林不请他们赴宴，对每个人都意味着重大灾难。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原来都是斯大林晚宴上的常客，但失宠后便再无此种荣幸了。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俩人也知大难临头，死缠着四人团拼命讨好，希望后者能帮他们说点好话，可四人团爱莫能助，知道如果这么做，只会把自己也贴进去。

所以，斯大林不来电话，可与一般朋友反常地不来电话不一样，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岂能掉以轻心？四人团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只会是：“ＮＮＤ，我是不是失宠了？”就算他们不敢打电话给斯大林，起码也会彼此通话询问，看看是否别人也没接到邀请。这可是求生的必然反应：那没有触怒斯大林的危险，但可以查明自己的处境。而只有知道自己是否危险临头，才能作出合理的应对。

因此，四人团的正常反应，只可能是在久等没有消息之后，私下打电话落实，当查明所有同志都没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庆幸自己没有失宠，第二个反应就是想到斯大林必然病倒了。于是他们便会争着给斯大林打电话，以免错过第一个向斯大林表忠心的良机。可据卫队人员的证词，３月１日那天，斯大林别墅根本就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由此可以判断，卫队证词完全是谎言，那撒谎的动因很简单：如果承认有人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则立刻就能发现无人接电话，立刻就会通知四人团，并让警卫进屋去查明真相，而所谓“卫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等到夜里１１点才由副队长去冒险闯宫”的神话也就丝毫站不住脚了。所以，为了圆谎，卫队必须坚持那天没有人给老斯打过电话。

这还没有考虑卫队的正常反应。上面说过：直到３月１日中午，斯大林还“没有动静”，没有在任何房间的沙发上坐下来。因为有压力传感器，卫队对此看得非常清楚。迟至中午，斯大林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房间，此事非常可疑。职责与脑袋所在，他们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傻等下去。哪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也绝对立刻就会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报告。

伊部长接到报告，正常反应无非是两种：给斯大林打电话或是通报四人团，或兼而有之，此乃他的脑袋与职责所在。他本人能和斯大林直接通话，在这种情况下给老斯打电话不但不会触怒对方，反倒能显示自己的忠心：“对不起，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但卫队报告您到现在还没起床，我非常担心您的龙体是否安康？但愿不过是那群家伙小题大作，不过您也知道，他们对伟大领袖确实是一片耿耿忠心啊！”

就算他没有和斯大林通话的特权，起码也该立即报告四人团，而四人团立刻就会给领袖打电话表忠心，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但他这两件事都没做。

这结论就是：无论是卫队和赫鲁晓夫的证词，统统都是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斯大林病倒，绝不会迟到１日晚上１１点，才由副队长闯宫发现。

更可能的替代解释是，３月１日中午，卫队发现斯大林还没有起床，觉得十分反常，遂给顶头上司伊部长打电话汇报，伊接到电话后立刻给斯大林本人打电话，等了半天还是无人接。他怀疑是出事了，便立刻打电话向四人团报告。四人团自己也试了一下，同样无法跟斯大林通话，于是便命令伊部长不许声张，说斯大林大概在睡觉，不要去打扰他。

此时四人团肯定开始紧急磋商，他们知道斯大林的病史，怀疑他中风病又犯了。于是便集体前往别墅查明真相。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斯大林只是因一般疾病无法起床，则他们除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关心和忠诚之外，丝毫没有其他选择。而如果斯大林确实犯了中风，丧失了神智，那就不过是任他们宰割的臭肉一堆了。

四人团去后，令警卫副队长打开房间，看到了上面说的一切。他们令警卫人员把斯大林就近抬到旁边的沙发上去躺着，并给他盖了毛毯。在这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没有恢复神智。四人团在旁边大声呼唤，最后还试图摇醒他，斯大林都毫无反应。

四人对望了一下，沉默不语，屋里只听见中风病人沉重响亮单调的鼾声。

贝利亚首先站了起来，对警卫人员们说：“斯大林同志睡得很熟，我看大家最好不要打扰他。”

他给其他三人做了个眼色，其他人也站了起来，跟着他鱼贯而出。此后他们便离开别墅，再度开始紧急磋商，决定最佳方案就是捂住消息，尽可能地延迟医疗救护，直到实在压不住为止。所以，斯大林其实是他们故意拖延治疗害死的。

以上是俄国学者梅德韦杰夫在其论文《斯大林死亡之谜》作出的揣测，尽管他写得很庞杂含混，结论含混不清，更没像我上面那样虚构了四人团去别墅探望并会商对策的情景。他只是指出了证词的可疑点（还没我上面分析的全面完备），认为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四人团收买，同意压下报告，以此防止斯大林得到及时治疗。但作者基本沿袭了卫队的回忆，认为四人团直到３月２日凌晨１点钟才去别墅探望，７点钟才带着大夫去再度探望并迅速离开。

我认为这一推测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很简单：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卫队很可能在１日中午就向内务部长汇报了反常情况。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则内务部长在此后无论是否给斯大林打过电话，都会立即通知四人团。此时尚无人知道斯大林病情如何。四人团在查明真相前，绝对不敢命令内务部长封锁消息并无所事事，以故意拖延治疗时间。这理由很简单：他们并不知道斯大林再度中风了。即使知道，他们也不敢下这种命令──万一斯大林中风并不严重，能自动恢复呢？他过去不是恢复过一次么？如果斯大林并没有害上重病，则如此故意耽误治疗，在他一旦恢复过来后还怎么得了？

因此，四人团在闻讯后，一定要下令查明真情，就算他们不自己跑去，也一定会下令卫队闯关而入，去看个明白。但如此生死大事，可不能光依靠下属观察报告。因此，最大可能还是四人共同前往，自己去看个明白。而这就是我虚构上面图景的推理依据。

等到他们查明斯大林确实中风，而且病情很严重之后，可能会在又惊又喜又怕之际，短暂失去行动能力（此乃人的正常反应）。但等到次日凌晨７点，四人带着大夫重返别墅时，一切都在他们之间商议好了。他们带着大夫来，乃是为了确定斯大林是否还有生还希望。这里还不能排除那大夫负有特殊使命，遵命应用他的专业技能，确保老斯再不会康复。这才能解释何以四人团敢立刻就离开别墅，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并在当晚再度开会，作出了一系列推翻斯大林既定方针的重大决定，丝毫不担心老斯会从病床上爬起来，把他们一个个打入地狱。

这当然只是基于逻辑推理、根据既有信息而作出的粗线条猜测，不可能与真实情景百分之百吻合，更不可能具有真实细节，也不能确定其他细节上的出入。例如四人团首次光顾别墅前，有可能警卫已经闯关而入，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这或是他们的主动行为，或是奉四人团命令行事。四人团去那儿，不过是要去亲眼证实而已。根据既有线索，无法确定这些细节。

总而言之，此文的基本点是：

一、同意梅学者的分析，认为现有证词破绽百出，卫队不可能迟到３月１日晚上１１点钟才发现斯大林中风。

二、同意梅学者分析，四人团在取得内务部长伊同志的紧密合作之后，封锁消息，故意耽误了斯大林的治疗。

三、不同意梅学者沿袭现有证词中关于四人团访问别墅的时间记录，亦即他们迟至２日凌晨１点才去首次探望斯大林。我认为，四人团大概早在１日下午就去查明了真相，理由已经在上面作了充分论证。类似地，四人团第二次带上大夫去访问别墅也不一定是２日清晨７点的事，有可能比那早，但这一点不像第一次访问时间那样，可以比较肯定地推翻。

四、不排除四人团在查明斯大林丧失神智之后，嘱咐带去的大夫作了手脚，以确保他永远醒不过来。

关于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的记录最生动，某些段落读起来也相当可信。这就是为何事隔那么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我是在３０多年前读的专为高干出的“大字本”，而且阅读速度快得惊人。那原因很简单：我乃是夹塞硬挤进去读的。我本来不在名单上，朋友是当时地下读书运动中的一个“义务捐客”。这种人自己不看书，却喜欢把书无偿地倒来倒去促进流通。他那天本来是去给另一位同志送书去，在街上遇上我。我发现该书，立刻不顾抗议，抢过来就跑回家去。他自然是跟在后面，我一目十行地飞快阅读，他坐在旁边嘟嘟囔囔。可我完全沉浸在书本中，根本也就听不见。花了几个小时便飞快地看完，那家伙才如释重负地拿了回去，去倒给名单上的其他幸运者。那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看得最快、也记忆最深的一本书吧。

后来又看到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部《最后的证言》，那可就没第一本稀罕了，看后印象平平，只记得革命痞子们住在贵族宫殿里又拉又撒，脏到没法下脚，于是就愤愤地骂：ＮＮＤ，无论中外痞子全一样，不过人家好在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去办“红色教授学院”，把大老粗研磨细了，有点起码科技文化知识，这才能拿去治国。而咱们从头到尾就是无限自豪地奉行反智主义。

说赫鲁晓夫回忆录某些段落生动可信，乃是有的细节他似乎不可能编造出来。例如他说，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但不能说话，于是看看周围环绕的政治局委员，又看看墙上的一幅油画。那画的是一个小女孩给山羊倒牛奶。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老斯是在自嘲，意思是他现在跟那小女孩一样柔弱无助，需要人伺候了。

这细节非常逼真生动，要编造出来，似乎超出了政客平庸的想象力。

但有的情节就太戏剧化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病危期间，贝利亚最生动不过地表现出了典型小人的两面嘴脸：一旦他觉得斯大林有恢复希望，他就跪在床前，吻斯大林的手，用最肉麻的语言献谄表忠心；但一旦斯大林病情恶化，他便站起来，用下流语言辱骂老斯。这种描写，似乎太过于卡通化，很难设想贝利亚那种复杂奸险的铁血人物会干出这种无聊事来。政治家最起码的一条是个“忍”字，老贝何以不能忍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他不怕斯大林恢复过来，别人去打小报告？

赫鲁晓夫还说，对于斯大林之死，他非常伤心。一个人偷偷地哭了很多场。他和四人团以及政治局其他成员一样，虽然害怕甚至痛恨斯大林，但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欺骗宣传中，以为苏联没了斯大林就会天塌地陷。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经常冷笑着告诉他们：瞧你们有多幸运！幸亏我活着。哪天要是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所以，斯大林一旦逝世，他无限震惊，生怕国家陷入灾难。一直要到他自己当国，才发现管理一个国家原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斯大林那两下子他也会。

这些话应该怎么掂量？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认为，有真有假。例如斯大林短暂恢复知觉，凝视墙上的画那段就很可能是真的。理由已经说过了。但描写贝利亚那段则是Ｐ话。至于赫鲁晓夫生怕斯大林死了国家陷入巨大灾难则很可能也是真的。

极权制度的宣传机器是不可战胜的。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过老毛的死讯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尽管我对此人深恶痛绝，他的死讯给我带来了平生从未经验过的巨大狂喜，但即使在那种时刻，我的心情也照样沉甸甸的，充满了担忧与恐惧，生怕毛之死会触发国家大乱。

这段证言也可从当时苏联发生的群众歇斯底里上得到验证。苏联人民早被党宣传洗脑洗傻了，从来没想到他们的伟大领袖乃是会死的凡人，他们太习惯于伟大领袖为他们操心一切了。此前毫无预告，突然间大救星就死了，人民靠山从此轰然倒塌，往后只会是大祸临头了。于是群众自发产生巨大恐慌，在红场上集会追悼斯大林时，这种恐慌情绪达到最高潮，使得大众失去理智，疯狂推挤践踏，踩死踩伤无数人。不仅莫斯科西方外交官和记者们报导了这一切，就连当时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同志，虽未躬逢红场踩人悲剧，却也目睹身边群众中的普遍恐慌，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她多年后还跟美国作家维克特说起此事。而老毛更多次在内部讲话中说到此事，说什么鉴于斯大林逝世后人民普遍恐慌，为此准备设置二线，他退居二线，云云。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非常复杂，并不是非白即黑的简单图景。我相信老赫曾经如他所说，一个人偷偷为斯大林哭了好几场，除了为国家丧失伟大领袖伤心，为祖国担忧之外，也有他没说出来的个人感情因素。

斯大林对老赫本人有知遇之恩，是老斯一手把他提拔进中央的。他在中央其实算个后来人，就连和他年龄差不多的马林科夫也在他先进中央。他一直在地方上干，先是乌克兰，后又任莫斯科市长，最后才调进中央当书记，而马林科夫虽然资历和他差不多，人家可是一开头就从机关干起，自然比他先进中央。所以，和其他“斯大林一代”（亦即斯大林在杀光老布尔什特后提拔起来的一代新贵）一样，他们的权位全是斯大林的个人恩赐。

这本来也就是斯大林“杀人提干，集体接班”的原设计目的：所有干部都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小萝卜头，除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是他的老部下之外，其他人根本不能算他的战友而只能算喽罗，这种人自然会对恩主感恩戴德，更不敢和缔造了革命的前辈导师平起平坐。

但这不等于老赫没有参加密谋杀死斯大林或至少促成了他的死亡。凭他的精明，他完全知道，如果不除去这杀人魔王，则所有的人包括他在内，都会被斯大林依次杀光。祖国虽美，毕竟他的小命更美。哪怕是他感情上再对恩主留恋难舍，他也只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趁机除掉斯大林。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节提到过的种种怪事，特别是３月１日斯大林才发病，２日他们就敢扔下他不管，跑回克里姆林宫去开会，作出推翻斯大林既定方针的一系列决定来。光这一事实就足证他们对斯大林不会痊愈一事已经确有把握。更别说３月５日斯大林正在弥留之际，他们却去召开中央全会，一个个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怪事了。

因此，依据现有的线索，按逻辑和常理分析，只能作出赫鲁晓夫参与害死斯大林的密谋的结论来。最大的可能还是我说过的那条：他们带去的大夫受了密嘱，一定要让斯大林上西天。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们是哪儿来的那冲天胆气和必胜把握。

这其实一点都不难，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毒药，只要反其道而行之，使用升压药或其他兴奋性药物就行了。只要确保斯大林的血压高居不下，则四人团便能胜卷在握。克里姆林宫药物食品的化学检验再严格，也只会针对毒药，不会禁止这些常规药物。更何况内务部长伊同志已经被他们收降过来，如梅学者指出的，斯大林死后，内务部因制造冤案遭到清洗，偏偏部长大人却一点事都没有。

因此，上面提到的赫鲁晓夫的证词，除了老贝那段太不可信之外，其他的都有可能是真的：斯大林可能短暂恢复过神智，引起四人团一片恐慌，但这回光返照立即被升压药、抗凝剂等药物压了下去，救命的鲜血又开始从破了的脑血管往外哗哗奔流，使得病人终于跨过了不可逆转的门槛。而老赫也确实在事后很悲伤，说不定还有一种负罪感，谁知道呢？这世上没有单纯的魔鬼，罗马暴君尼禄就是个证明。

好在他们可以安慰自己：我干这一切乃是为了革命，斯大林同志必须为革命献出他的生命。只要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犯下什么罪行来，统统都是应该的。为了革命事业，我个人不得不作出惨痛牺牲，用恩公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让自己备受良心困扰，而死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才是最大的牺牲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是斯大林对列宁干过的事。列宁中风后，住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去养病，党中央由三驾马车摄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退休的独裁者总是对取代他的下属不满，于是列宁就不断抨击执政的三巨头，无事找事，小题大作。

当时苏联正在开会酝酿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对加盟共和国应该有多大的自治权，党内有所争议。列宁抓住这个把柄，写文章强烈抨击，无限上纲上线，逼迫斯大林等人检查。

三巨头腻透了太上皇的垂帘听政，于是便以中央名义，给列宁的秘书下了死命令：为了伊里奇的健康，党决定不让他接触到任何文件，以便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领导全党。列宁的警卫人员完全由格伯乌控制，而格伯乌捏在斯大林手上。就这样，他们把列宁彻底关了政治禁闭。列宁唯一能看到的读物，便是他老婆克鲁普斯卡娅带去的党报。当列宁看到报上登出的加盟共和国成立消息，他显得非常激动，但此前他已经两次中风，丧失了说话能力，看了那消息后又激动一番，鲜血又从破了的脑血管里欢快地往外流，当晚他就去世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１９５３年那个春天发生的事。但它的意义远比列宁去世要大得多。斯大林前脚死，克里姆林宫医生们和莫洛托夫的犹太婆后脚就从大牢里给放了出来，党还在报上为他们郑重平反。跟着放出来的是几百万无辜囚徒。在人类历史上，那该是最伟大的一个春天。有位苏联作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写了篇短篇小说《解冻》，暗示了斯大林时代结束带来的大地苏醒、山河解冻。随着那只报春的燕子而来的，是大量的“解冻文学”作品，犹如几十年后的中国短篇小说《伤痕》引出了“伤痕文学”作品一样。

这就是极权制度的可怕：全社会的巨大进步，竟然是由一个独夫的死亡造成的。而那个独夫不死，全民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永远看不到一线希望。而全国政治空气的松紧度，就完全是该独夫的血压曲线。亿万草民的生死存亡，竟然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心情好恶。

不难想见，如果斯大林晚死四五年，很可能苏联又要贴进几百万无辜生灵去，而后人熟知的巨头们无论是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还是残存的老布尔什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大概早就化成了某个无名坟场的烂泥。接斯大林的班的乃是他挑中的“苏联张春桥”苏斯洛夫，以及１９大期间他才认识并喜欢上了的勃列日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