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之国和宿命论

支那是有名的饥荒之国。当然，西方的历史记载，也一样多有“饥荒”一说。不过那些“饥荒”在支那语境中根本算不得饥荒。人家没有吃草根树皮观音土的，更没有吃人的。有些傻逼，就像我遇到过的质问我“难道西方就一切都好吗”的傻逼一样，会振振有词地质问：前两天不是报道法国监狱一囚犯把狱友杀了吃他的肺么？——那是心理变态，支那一样有，全世界都有。傻逼又很渊博地质问：西方不也经常有这样的寓言，说在荒岛上，一群落难的人商量吃谁。——就算这是事实，也不是饥荒所致，何况只是寓言。我实在不知西方历史上有哪次饥荒导致人口毁灭性减少，导致大规模食人。他们所谓饥荒，也无非是面包涨价了，食物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增高了，除了填饱肚子干别的不宽裕了，没有饿死人的。就这样的“饥荒”，还常常导致人民造反，政权更迭——譬如大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的“饥荒”推动着的。这种饥荒在经风雨见世面的支那人眼里简直就是小题大做。

战争中围城会导致比和平时期更严重的特殊的饥荒。到这当口，连耗子都吃也是可能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时候就是这样。据亲历者介绍，饿的时候出现幻觉，看见桌子椅子都想咬。那时有个别意志薄弱者，去偷死尸的肉吃——这是极限，也并不普遍。始终不曾听说有吃活人的。如此看来，比起西方人，俄国人固然野蛮，但比起同时的支那人，则要文明不少（当然列宁格勒的俄国人的文明程度不能代表整个俄国的文明程度）。不管是日支战争中还是在十多年后的“三年”里，别说易子而食，没人跟你易，要吃饭还得靠自己。今儿吃自个儿的儿子，明儿吃自个儿的女儿，后儿吃老婆，大后儿吃爸妈，一家人除了自己都吃光了，吃邻居，直到没得可吃，终于也饿得气息奄奄，运气好的就这么饿死了，不好的可能就被别人宰了吃掉。这不是三国演义刘安杀妻的美丽传说，这都是有名有姓查有实据的事实；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是发生在支那各地的普遍的行为。杨继绳老师对此项发现贡献卓著。我很疑心支那史书上所谓“易子而食”已经史官讳饰，背后的实情跟杨老师调查到的情形并无太大区别，越是贫困的情形下，交易就越有风险，与其易子而食，不如自己下手靠谱。只是这实在不合儒家慈孝亲情的说教，公然写在史书上，群众影响不好，所以才自作多情地发明易子的说法，给吃人抹上“仁”的色彩。

单纯从农业产量的角度看，自从人类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农业产量对于相关人口就是绰绰有余的。一般的水旱灾导致的农业歉收绝不至于威胁一个农业文明的人口的食物安全。哪怕自然条件恶劣如吐蕃，直到被支共占领以前，那里都不曾出现过饿死人的事情。支那史观中，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那时候不愁吃不愁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事实。在社会组织简单的前文明时代，也就是考古学意义的“文化”的时代，食物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好吃不好吃难说）。

然而有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复杂的经济活动，食物最终流向哪里，也就是食物分配成了问题。这就是饥荒的本质。在希腊罗马，哪怕奴隶，可能被累死、被杀死，但不至于饿死。奴隶制商品经济能够很有效的解决食物分配的问题。在中世纪，封建保护关系以及教会慈善行为使得大多数下层人口不至于饿死——农奴有封建主保护，决不会有吃饭问题，哪个贵族的附庸若因遭灾等原因饿死在家中，这个贵族必然名誉扫地，这是不可设想的；有吃饭问题的是那些“盲目流动人员”，乞丐之类，他们没有领主保护，但宗教慈善行为可以确保他们不至饿死（吐蕃历史上跟中世纪模式相似，封建保护加宗教救济）。所以，西方古代固然一样存在着分配问题，但基本上这不是什么难题。

在支那就不然。支那进入文明时代的实质，就是从人们自己养活自己转变为无数人养活一个被称作朝廷或政府的敛财集团。这个敛财集团以敛财为目的，以借助聚敛来的财富炫耀其权力从而稳固其地位为终极价值。它从来只提倡国民对它的单向义务，很少实践与其权力地位相匹配的职责。正因为这种政府和国民间不对等义务关系，早在春秋时期，支那就进入饥荒频仍，动辄饿殍遍野的状态，一直到1980年代，国朝，其实是全球化，“解决了几千年的吃饭问题”——我实不知道地球上除了支那，还有哪个文明整整两千五百年是在这种状态中挣扎过来的。孔子其实已经看出了内中症结：不患寡而患不均。饥荒并不是由于食物不够，而是分配出了毛病。但孔子们从来不是能把问题往祖坟上刨的人，他们一是患，孔子患不均，二是劝，孟子劝仁政，指望那个敛财集团适可而止，搜刮也要有青头。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在富有同情心的孟子看来，嗷嗷待哺的人民让他肝肠寸断，他设想中普通人的理想人生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就这么点要求。天哪，七十岁才有资格吃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眼中的人，和牲口没有多大区别，他对君王说：你得喂饱他们，他们才有力气干活，真能这样的话，“不王者未之有也”。

到现在还有人说支那的先秦诸子和同时希腊思想家东西辉映。难道这些人没看出来，当希腊思想家“爱智慧”的时候，支那诸子中最高蹈的孟先生考虑的只是吃饭问题吗？他的所有的道德说教、良心拷问，不就是要劝君王想着喂饱自己的牲口吗？至于最超脱的、不管君王是非的庄子，他的理想也无非是“尽天年”，别横死，因为那时做人，想要在家里自然死真是太难得了——估计那时一样有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冲凉死、俯卧撑死，品种丰富，花样繁多……这就是被近代支那人推崇的支那思想黄金时代的真相。饥荒、残杀、阴谋才是先秦诸子思想孳乳的温床。

在这样的温床里孳乳出来的思想，不管儒墨道法，处处体现人的无力感，归根结底都是宿命论（决定论）。人不是决定者，是被决定者。“不是我要当国家主席”，连皇上都当得那么有气无力——因为皇上头上还有个人多势众的“天命”（环境）。当年先总统袁公准备登基的那当口，硬要玩儿什么三揖三让，一定要把自己弄得是“不得不”当皇上似的，为的是增加自己当皇上的“合法性”——支那语境中的合法性居然是和违背主观意志挂钩的：你违背你自己的主观意志，不得不顺应集体环境的要求，你就是善的、合法的。这就叫克己复礼，也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是不是真的这样不重要，关键是得表演成这样从而博得善名和合法性：也许你其实想要，但你得装得自己不想要，然后不得不接受；你若直接要了，你就是非法的了。被迫的就是合法的，自愿的反而可能是非法的，这种跟自由意志背道而驰的合法观要给洋人解释清楚真不容易。西方或者说现代的合法性观念，都是建立在自由意志论的基础上的。其他层面不说，至少，违背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强迫他做某件事情，肯定是不合法的。跟自由意志论对立的就是宿命论。支那人宿命论的思维导致了奇异的合法观，直到前些年，今上还在日本上演“不是我要当”的科幻片。

我有个学佛的朋友，问过“为什么支那思想那么宿命论？”其实比起西方，印度佛教也很宿命论，但比起支那思想，佛教对人的意志有深刻的肯定。跳出轮回，正是意志使然。故佛教提倡觉悟、智慧、大无畏。换了支那彻底的宿命论思维，既然六道轮回从来如此，那么何必奋力跳出？至于渡己渡人，更是白费力气，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而已，顶多采取些策略，以便在轮回中博得好位置。不过佛教摆脱宿命论又不够彻底。他们对环境采取的方法是消极的摆脱，没有意识到人的意志除了摆脱环境还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做出解答，而且也已经通过实绩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人的社会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演变，而是靠人的意志的推动。人的历史，有自然层面的历史，有人的层面的历史，前者跟地质史、生物史的机制没什么区别，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就是意志的历史。这两个层面的历史一直是交织着进行的，但惟有西方文明，使得人的层面的历史压倒了自然层面的历史，这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支那文明不是没有人的层面的历史，但这部分内容极为微弱。一部支那史几乎等于生物史，因为支那人采取的是最烂污的宿命论。要问为什么支那人那么宿命论，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孟子庄子所处的时代，感受一下饿得眼珠发绿的生理反应、随时可能死于非命的恐惧（或者麻木？），那时你会把自己当人看吗？你会把别人当人看吗？你只会把自己和他人当作一些受命运摆布的东西，被役使、被强迫、被凌辱、被盘剥，都是自然而然的。好在在儒家秩序下，几乎每个人在被役使、被强迫、被凌辱、被盘剥的同时都有役使、强迫、凌辱、盘剥他人的现实可能性：你如果做了父亲，就可以强迫你的儿子，你如果做了婆婆，就可以役使你的儿媳，甚至连断子绝孙的阿Q都可以欺负小尼姑——那最底层的人如何呢？还可以虐待动物。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然这种忍受到了一定阈值，你还是可能凭动物本能挣扎反抗。仁政主义的孟子们要提醒君王的，就是别把人逼到这份上，别把驯服的牲口逼成桀骜的野兽。所以自从有了仁政这个概念，支那多少出现了某些长治久安的治世，鲁迅说的做稳奴隶的时代，其实我觉得是做稳牲口的时代。这种治世，无论如何比率兽而食人的先秦强不少，至少多数人还有“最大的人权”吃饭权，也就是做牲口的权利。不过治世向来少得可怜，更多的还是衰世、乱世，而支那历史所谓乱世，也就是牲口终于被逼成野兽的时代——这种时代风流人物辈出，人吃人（不是比喻）是两脚兽狂欢节中的必修运动项目。

下面这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人为什么好吃》。汉语的“博大精深”就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支那人为什么爱吃”，但也可以读成“支那人为什么可以被吃而且吃起来味道很好”。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看起来意思完全不同，尤其是后一个问题看上去简直荒唐，决非作者本意，但两个问题陈述的却是一个事实的两面，而且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同一个答案：“饿”。在支那，挨过饿甚至都能支持道德优越感。前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任李管事糟猩就语重心长地教育青年学子：我和洋人打交道说，我挨过饿，你们挨过吗？洋人就没话说了。——洋人当然没话说，这里头玄妙幽深的逻辑没法理解，只能体悟。洋人的木头脑袋当然要山穷水尽的。



中国人为什么好吃


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昨天看完艾未未工作室新作《三花》，想到可以把这篇文章列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艾晓明


一
这个话题是我访学期间参加一个讨论课的发言，这门课讲的是环境伦理学，主讲的老师让我谈谈中国人对环境的看法。另一位发言人是哲学教授杰姆，所以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思想是他的话题。我自己感受的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环境和孔子等人生活的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让我从几件小事说起。

我住的学校客房有朝南和朝北的两个客厅，南面对着草地、道路和邻家的花园，北面一面墙都是窗户，窗外林荫浓密。刚住进去时，我总对着迎面扑来的绿色发呆，不能想象这和我熟悉的环境是同一个世界。我在中国广州住了六年，那是校园里的一片宿舍区。整整六年里，没有哪一天听不到附近室内装修的声音。那种拉电锯、开电钻的轰鸣可比一场战争的热闹，除了不死人以外。也许正是这一点，也没有人去抗议。我曾在晚上十一点跑到平台上高呼：“你们还让不让我们睡觉哇？”装修的家庭答道：“人人都这样的啦，你就忍着吧。”他说得不错，轮到我搬新居，整栋公寓是架方窟窿楼壳。电线水管墙灰地皮，全由各家住户自己捣，又一场人民战争打响了。

几天后，我遇到把这栋房子租给学校的房东。我告诉她房子前后的树林草地，让我多么惊讶。她说：咱们房子后面还有鹿呢。你准能看见鹿群。

我在秋天的一个周末第一次见到她说的鹿。那天偶然从书页里抬头看窗外，顿时目瞪口呆。鹿在那里！静静的，两头高高的大鹿，三头小鹿，小鹿里还有两个像狗那么大的，它们在草地上吃草，衔树叶。我拿了相机趴到平台上，镜头对准它们。它们也发现了我，抬头看看，接着吃草，然后悠悠地走进丛林里。

我记得那天电话铃响起来，是一位加拿大的朋友打过来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鹿们近在眼前。她笑起来，说：鹿啊、松鼠、还有天鹅，在这里都很平常。要在中国，早就进了汤锅，是不是？

我想说的正是这句话。来美国之前，我曾在承德的避暑山庄见过人工圈养的鹿，我去哪里一个暑期班上课，接待单位中午请我们吃饭，桌上的菜就有蛇肉和鹿肉。想来那些鹿就是喂来吃的，它们被圈在一个铁栏里吃喝拉撒，栏内看不到青草，老远就能闻到一片膻臭。你要问我现今在中国，家居处可能见到什么动物，我要说有两样常见的：蟑螂和老鼠。广州天热，这两样动物最是兴盛。老鼠药把猫都毒死了，老鼠依然到处都是。

不过，更多的动物是在餐馆前。这一点，全中国也要以广东为最。鲜活鱼虾就不用说了，那些专门以生猛海鲜招揽顾客的店档，门前一溜乌龟、王八、青蚝、水蛇、扇贝……各色海鲜外地人根本叫不出名字。店门外有堆成一格格的铁笼，里面关着虎势眈眈的“野猫”（我总怀疑是被绑架的家猫）。我的美国朋友曾经皱着眉头问我：“你们中国人吃狗、吃猫？”这儿家养的狗和猫，是家庭的重要成员，你要说吃它们，跟说吃人差不多。假如要顶牛，我也可以说：文化不同嘛，你们不是也吃牛、猪、火鸡吗——来美国之前我对此就准备了答案。可是说实话，我得承认，咱们中国人何止是吃猫狗，咱们还吃果子狸、山猪、鹌鹑、麻雀、蚕蛹、蜈蚣、蚂蚁、蚯蚓……

广东餐馆专有一道美味虫汤，那就是海滩沙地里爬的蚯蚓。店小妹坐在木盆前，用一根木棍把满盆的蚯蚓一条条挑起来，从头戳到底，翻过来洗去沙，就是汤里肥肥白白的东西。还有一家公路边的特色餐馆，油炸螳螂、蚱蜢，专家说是新开食源，低脂高蛋白。美国一些城市广场和公园里，成群的鸽子停在游人脚下；咱们的城市里，只能在盘子里看到这样的妙龄乳鸽；至于那电影里可爱的《小猪宝贝》，正合烧烤全猪的尺寸。最近在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海外中国人回广州的观感，他看到餐馆外面拴着头活驴，门前的口号是“驴肉赛龙肉”，卖野味的菜单上不仅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动物，电视里还播出了猫头鹰、天鹅被人吃掉的新闻。美国市场上买不到动物下水，中国人不仅吃下水，更有人嗜食鸡屁股，猪大肠。那运行粪便的肛肠，自有技巧教你搓洗，肠壁内堆积的脂肪，经辣椒红油爆炒，别具风味。中国人还有一绝，女人要吃山东大叫驴那驴皮熬出的胶冻补血，男人要剁雄性驴、狗腿档里的家伙吃了壮阳。把这些说给美国人听，美国人搞不懂；那驴狗的把把都被你煮熟切碎嚼烂了，怎又能增强你的性威力。最后，人家只好问一句：你们这是怎么啦？还有什么是中国人不吃的吗？

二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讲过一个笑话，说她妹妹学法语，后来看见苍蝇，就用法语惊叫。孩子妈在一边说道：叫什么叫，没见过苍蝇吗？你就是在苍蝇中长大的！笔者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现在虽然得了便宜到美国来，也能和鬼子说英语，但以前也是吃驴肉狗肉乌龟王八的。小时家住武汉东湖边，父亲钓鱼我送饭。他运气好的时候，眉开眼笑回来，王八泥鳅都是菜，全家开荤打牙祭。不像后来，说是甲鱼防癌，身价翻倍。

从亲身体会来说，我先要为中国人辩护一把：咱们为什么好吃吗，那是饿的呀！我过去听说广东人吃老鼠，后来我住在广州，没见有这道菜式。吃老鼠这故事，来自困难年代。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不少人。那年头，人什么不吃？以前听友人王小波聊天，他说他当时上小学，每天上课啃铅笔，把铅笔都啃秃了。我父亲说他有一次好不容易在食堂买到咸鸭蛋，一边看书一边品味，直到有人惊叫起来：吃不得啊，长蛆了！就是七十年代，我也还记得放学后去地里挖地米菜、拣木须菜。还有一种东西黑呼呼的，长在草里，大概是苔藓类植物，我们叫它地鳝皮，拣一篮子炒一盘子，连洗不净的泥沙一起进肚。后来我下乡，对此尤有体会。那年头讲究交“忠字粮”，农民留下的粮食不够糊口。有道是靠山吃山，可是那山也是穷山，早就不见野物。可吃的不过是春天的树叶。农民捋下新生的檀树叶掺到锅里煮饭，用槐树花贴饼子，吃红薯藤。还有一种东西叫“牙门乃”，是种酸酸的野果，在山上干活时，谁要发现了它，就走不动路了，围着那树吃，连籽都不吐。这就是那年头上级号召经常吃“忆苦饭”的真正作用，吃过了糟糠猪菜搅过的糊糊，谁不感谢当下的生活甜蜜。

在我父母那一代，解放后日子也一直是过得紧紧巴巴的。我父母月收入一百二十元，合十五个美金。尽管如此，家里每人够了平均三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不能向政府要补助。那年头，肉蛋糖等都是要票的，偶而臭鱼、破蛋、肥肉不要票，降价处理。碰上这样的机会，我父亲就会奢侈地抢购一回。买了臭鱼，父亲说多放点酱油就行了。他让我们两个孩子吃肉，他自己吃鱼肠子。我们不吃的肥肉也都给父亲吃，到了晚年他有心脏病，让我们后悔不已，谁说不是当年吃那些烂鱼臭鸡蛋害的。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我父亲还有不少点子保留剩饭剩菜，例如煮后密封、吊在通风处以竹篮遮盖、泡在凉水里。就算是饭菜馊了，开水煮过还是吃掉。我父亲的主意并非特别，中国城市百姓都这么过日子。咱们著名的臭豆腐，就是从馊饭菜里发明出来的。传说那旧社会的王老五每天出去打工，回来锅里剩半块豆腐。吃了好几天，豆腐早腥臭无比，他还舍不得扔，蘸了盐就着豆腐上长出的白毛继续吃，倒吃出了特别风味。我的美国邻居说，橡子有毒，但印第安人有办法去毒，把它作成食品。我说中国老百姓以前吃过橡子面，现在那种魔芋豆腐，就是掺了橡子面做的。

吃得是这样混杂，肚肠里更有好戏。现在中国小孩里有了不少肥胖者，这是富贵病。我们小时候，常见病是长蛔虫。孩子脸上一片片白毛癣，甚至在肚皮那摸到一个一动一动的小包，那就是它了。街边店铺小摊上，到处可见花花绿绿的宝塔糖，便是打虫的。有时不用打，自己拉出来，又白又长，还是活的。最可恶的是拉了半截没了力气，不能不用手去拽。谁要上过当年的公共厕所，肯定记得这静物里的动物。旅英女作家虹影在小说《饥饿的女儿》写到家境更贫困的孩子，吃饭吃得把碗扔到空中，从嘴里喷出虫子。我看电影里妖精钻进了悟空肚中，令他满地打滚，立即想到孙悟空需吃宝塔糖，屙了这妖精。

虽说写到了极是不雅之处，可是饥饿年头，便是这等恶屎，也能救人活命。我曾推荐杰姆教授读一本中国人的英文传记，以便了解孔孟数千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本书叫《中国先生之子》，是一位当年右派的经历。他原是做翻译的，后被解回老家务农。全家老小靠他吃喝。他每天三更即起，走几十里路到镇上公共汽车站的厕所里偷大粪，回来倒进自家茅坑里，掺水搅均匀，然后交给队上挣工分。队里人诧异他家人怎么这么能拉屎，都说：“这位何同志家里开了造粪厂，他是个巴巴头子”。有道是艺多不压身，读书人的头脑如何派上用场，由此可见一例。

把我的论点发展一步，饥饿时发现的食源，年头好了还能不吃吗？状元还念及第粥呢。我在另一本传记里看到，作家文革时坐牢的一位难友，唯一的誓愿就是：有朝一日出生天，一定要一家一家吃馆子，吃它个够。翻译这本传记的老外说：不懂食物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不能充分理解饥饿在中国的特殊含义。早在公元前的十二世纪到三世纪，就有文献提到那种煮饭的器皿，说它是“国家的首要象征”。另有一位人类学家描述中国人的创造性说：中国人，无论穷富，都有本事把任何搞得到手的东西弄成吃的。“食品和吃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占有中心位置，它也是中国道德信仰的一部分”。这就涉及到环境伦理这门课的主题了。让我简单地说：自然，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研究认识对象；环境伦理就是探讨人应该和自然建立怎样一种合理的关系。可是，自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我的感觉是：它是食品的来源；自然就是什么是可吃的以及如何把它变成可吃的东西。靠山吃山、坐吃山空、一招鲜，吃遍天……这些俗语的寓意方式不一样，都把吃作为生活的根本来看待。

鲁迅说中国人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那意思可解为：一种是有吃的时代，一种是想吃而不得的时代。让我以美国学生看过的中国电影《活着》来举例，影片最后是葛优和巩莉去上坟，回来后一家老小一起吃饭。巩莉靠在床上吃，小外孙坐在小板凳上吃。这就是咱们和平年代的图景，终于吃上饭了。所以也要给死者供饭，让他们知道现在日子好了。“永庆吃饺子，凤霞看照片”。为啥让凤霞看照片呢？因为她难产死了，没见到孩子。可她为什么不治呢？那妇产专家挨斗饿得半死，连吃八个馒头，噎过去了。吃，就这样贯穿中国人的生和死。我记得，有幅照片是拍瞿秋白烈士就义前情景，在那个小亭子的方桌前，有酒有菜。瞿秋白正斟酌小饮，这才叫从容赴死。形容身体好，人们说能吃能睡。吃饱喝足，象征生生不息。有吃的，这叫活着，没吃的，就造孽了。

所以当这里的教授说要到广州去，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啊，我会带你去尝各种传统小吃、海鲜活鱼。我眼前出现了广州上下九那些热气腾腾的小街，街边的豆浆店美不胜收的盘菜茶点，还有热汤里沸腾的牛杂萝卜、姜醋猪蹄。我还没有告诉他，你要冬天去，粤菜里有道龙凤热汤，是水蛇乌龟和鸡熬到一起。你要夏天去，川菜里有种红油鸭舌；过去那是御膳，皇帝才有的口福。鸭舌跟刚成形的柳树叶一样细小，你想想，炒一盘须得多少鸭子。教授摇头道：哇，杀生啊，太不好了。真是兜头一瓢冷水，让我思量许久。

我后来告诉他，你住在美国南方这片富丽家园，拥有所有我可以想到的生活乐趣；你到广州来，我能让你如何欣赏我们的生活？那里的城市，一千个人拥有的绿荫没有这里一家人拥有的大。一位美国教授到中国北京，朋友好不容易挤车带他去香山，指着远方说：那就是著名的香山红叶。该教授说：我的天，这就是咱们长途跋涉的理由。在美国俺家后院就是一片红枫树。在我家广州，河流是黑色的，城市充满噪音。无数的机动车堆积在桥梁上，人们习以为常；哪像美国，稍有堵车，车里的人就做婴儿状。我总不能让你欣赏这些吧？如果你对城市百姓唯一的生活享受——吃又毫无兴趣，你这不是难死我吗？

一位香港教授到中国苏州开会，后来写文章说中国人请客如何浪费。我到香港也被朋友招待过，主人一般都不多点菜。不像大陆人，从餐前小食、酒水、正菜、到餐后甜点、水果，一定是一道道都叫齐了，才算请客。我这里说的不是公费花消，只想解释一下普通中国人请客铺排的心态。富贵的客人不领情，活活把咱好心当了驴肝肺。文革后我家有位亲戚到武汉来，他是位大人物，不然也不会在秦城关八年。见了他，我妈脱口而出：哪天到我家来吃饭？回到家后，我父亲和母亲硬是争论不休。父亲说：你岂敢说这样的话，咱们有多少钱，请他如何请得起？说出的话覆水难收，最后我父亲是牙一咬眼一闭，估计揣上了整月的生活费，想好了客人走了借钱渡日，把大人物和其他亲戚请到东湖风景区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我父亲因为常常义务给风景区景点做翻译，结果那家馆子只收了基本费用，总之大大低于父母的预算。这样他们回来，总算笑逐颜开，战火平息。多少人骂中国人要面子，可曾想过，要面子也是人之常情。那点面子也不要，让亲戚为主人家的窘迫愁死吗？再说，寻常中国人家里有点啥？又如何能像美国人那样，领着亲戚参观住房，楼上楼下，前后花园；或者开着车去看自家的田产，郊外的风景？


三

我在美国人家做客吃饭，发现他们是真的不讲究。早上起来烧壶水，煮咖啡冲茶，冰箱里随便拿点面包牛奶水果，也不一定全家等到一起。中午上班的人带块三明治，回家的人切点番茄、洋葱，面包上涂点抹点，就杯冰水或果汁；这又是一顿，连火都不动。晚餐时主妇也许做个浓汤，切上生菜，再拌个面条、通心粉之类，或者现烤个面包，那就很正式了。美国人不劝酒，不给客人夹菜，就餐的方式是中国人最禁忌的那种——端起盘子往自己碗里赶；想吃什么自己拿好了，不用瞅旁人。

我们中国人要十个盘子八大碗才叫待客，家常便饭可不敢让客人吃。那叫不懂礼、小气。好东西留来待客，本来也是美德；物稀为贵，互相分享嘛。可是从前的过年饭菜现在也很寻常了，中国人的胃口却日新月异。摆宴席公款吃喝这还不算，进嘴的东西是称奇斗胜。今年一月中国警方搞了个拯救野生动物的“南方二号行动”，四天里云南公安收缴野生动物２７９９头，还有各种野生动物制品，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老虎、野象、豹子、巨蜥、野牛。这些动物被剁头、剥皮、吃肉、剔骨；总之是被人吃、穿、卖钱用。昆明的公安在酒楼里抓到活着的梅花鹿，在机场堵截了２００只鹩哥。福建省内收缴的野生动物有鹿、巨蜥、蟒蛇、绿孔雀、白颈长尾雉、穿山甲、虎纹蛙、苏门羚羊……至于那些在餐馆里已被杀戮的动物则数不胜数。就是现在广州的菜市场上，每天有多少乌龟、王八活生生地被人敲碎骨头。

美国人也有吃鹿肉的，那是在法定的时间和地带，有许可证的人才可以猎鹿。不仅虐杀动物犯法，把山上的野花挖去卖钱也违法。小朋友踏春看花，都是举着放大镜，绝没有折花枝、揪树叶的。这是人家的习惯，再加上法律的规定。家院前绚丽的玫瑰、满大街的郁金香，管自开放，没有人去碰。我路过一个田家，那主人自己圈了一片地，在里面养了些他喜欢的动物。我经常看见高高的鸵鸟在那里走动，而它的中国家族的鸵鸟蛋，正被标价５５元一个卖了给人炒着吃。友人达格玛开车外出，不仅给鹿让路，发现一个乌龟在路上爬，她也要停下车，把乌龟拣起来，送它去树林里。我在新奥尔良的公园里看见，水池里有两只手掌大的小野鸭。它们见了人就游过来，像孩子见了妈要吃的。游人爱怜地看着它们，还要说：啊，baby，不知道你在这儿，没带什么。从水池边走了好远，进到树林里，我才发现，两对鸭夫妻正趴在那里晒太阳，毫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湖面上，浮动着成群的野鸭和天鹅。江山如画，而万里之外我们中国，正艰难进行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战役。

两相比较，我就不好意思再跟美国人台杠，说你们也吃肉。中国现在没有饥荒，为什么人们如此贪婪，不仅是逮着什么吃什么，而且是吃它个穷凶极恶，山珍海味亦不满足，山穷水尽也不在乎。为了眼前吃饱喝足，整条整条的河流污染，整个城市的水源面临威胁，青藏高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黄河壶口瀑布萎缩……类似的报道有多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过这样的城市噩梦，有两个城市已被垃圾包围，每个城市都极力把自己的垃圾推向对方，很快这个比赛就要见分晓，一座城市的垃圾将掩埋另一座城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彼特 .辛格提出，把人的利益放在其他物种的利益之上，这叫“物种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一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甚至到大学的实验室里去解救兔子、老鼠。还有的人要求说，拿动物做实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它们的痛苦，因为动物也会喊疼的。这些人说的动物权利，和我们中国人说的保护环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依然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人这样残杀动物虐待环境，叫做人欲横流。我们不仅正在灭绝其他物种，而且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种贪婪和残忍里，并终将被这种贪婪和残忍所毁灭。

让我再以两个吃的例子作为举证。文革期间我第一次到广州，看到菜市场卖活的猴子，它被关在笼子里。我听说有这样一种吃法，在吃火锅的桌子中间挖一个洞，正好露出猴子的脑门心，大家就把这鲜猴子的脑髓用勺子挽来吃。这种说法我不敢信，问题是：就算是编派广东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编派？文革期间江西有位女性李九莲，她作为政治犯被枪杀前，有人在刑车上按住她剖腹，生生取走了她的肾。连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活吃猴子又算个什么。有关吃猴子，我还曾听一位军队作家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当年右派平反了，他的朋友为他举行欢迎会，请他吃饭吃猴子。右派心肠软，说不要吃吧。结果他到了关猴子的笼前，看见众猴子一致推出一只猴子，作为这顿饭的牺牲品。看到这一幕，右派脚一跺：吃！

我估计这是瞎编的，但它何尝不是中国政治运动里牺牲者——人的处境！美国人也有好战的时候，打朝鲜、打越南，打到别的国家里；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冲突以及近年来的校园枪击事件一直没有断绝。但是相对来说，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南北战争后一个多世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有些老城的街区，一些巴洛克风格的住宅座落在花园里，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试想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战乱？如果有一百年的和平建设，中国又将如何？文革、浩劫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是人们的心态改变了。战乱是恒常、和平是短暂；捞一把算一把，苟活于乱世。给下辈人留条干净的河、留点地方种树？这辈子怎么过还想不过来呢。

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一个报道，实在骇人听闻，我一直希望有人证明它是虚构。文中说道，记者去一个林区养殖场，那里人工圈养着熊。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举着粗大的针筒走近笼子时，所有的熊都开始哀号。这里的人就这样活活抽取熊的胆汁，被抽过胆汁的熊摊在地上，缩成一团。美国这里，有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寄出抗议信，那些拿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打开时，信里包着剃须刀片。这般活抽熊胆汁的人员真该庆幸，他们离美国远着呢。

四
美国学者讲到中国文化、中国宗教，总会说到孔孟老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永世的中国文化，对活的中国，他们并没有兴趣。我听到如此的中国，总有种要发疯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算哪门子中国人，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就把那个天人合一、沉思冥想的中国丢失了。

当我说道今天的中国时，我知道自己也是不领情。人家好不容易在咱们中国里找了点玩意，你还要去扫兴，像个卖国贼。我问我自己，中国传统里就没有好东西吗？当然不。我爱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诗词，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飨宴。

英文里翻译《诗经》里的一段：

A moon rising white
Is the beauty of my lovely one.
Ah, the tenderness, the grace !
Heart's pain consume me.

美国的学生问道：你看见月亮咋就想到自己的爱人呢？我想不出什么道理，只能说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小孩还不会说话，当妈的就会念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自己当了妈，也给我的孩子念叨。所以当我们看见月亮时，就会想亲人、想家、想到月下的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笆篓”；还有，想吃月饼。

某个冬日黄昏，我从图书馆里出来。教堂钟声在暮色里回荡，古老的石头建筑底层，灯光一片橙红。一棵棵高大的白橡树举手向天，这景色仿佛持续了一百年，还会继续持续。而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回国了。这个地方，也许我一生都不会再来。想到这里，顿时感觉时光幻变。树叶是敏感的，到了季节它就一片片落下来；像我这样一个中国人是敏感的，看见月亮就不免想到羁旅、客栈、床前明月。可是时间是不敏感的，它一路流逝，不介意谁的伤怀。我周围的美国朋友似乎也是不敏感的。圣诞前一个月夜，他们约我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吃饭。回来开车上山，好一轮明月当头，堂堂辉映道路。我说：在中国，月圆就是团圆的日子。美国朋友说：你知道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因为今天是月亮运行轨道离地球最近的一天。瞧，美国人的思维是这样的。

我教一位教授学中文，也能感到中英语言文字多么不同。我们每一字都是一幅画、一个故事，字里有字，虚实不定。还有，中文教科书里启蒙的句子非常热情：欢迎你，很高兴见到你。正像我们中文里“亲爱的你”，每一个字都有极深的感情。而在英文里，Dear常常是个客套，并无特殊意味。英文课本开篇里，我们学的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实实在在：这是书，那是笔。

我们的感情被语言琢磨得多么细腻啊，看见落叶和月光，那是一定要想到春花秋月、想到故国不堪回首的。每个热爱汉语言文学的人，都能一丝一缕地体会到人生的愁绪。汉语的美尽在这种生命有限，时光无穷的浩叹里。这样一种哀痛，化做对生命里许多细节的精雕细琢，于是乎有美食，有感伤的诗词曲赋。为推敲一个字，诗人不惜琢磨一辈子。中国什么都不发达，惟有语言，数得上是世界之最。

我在电脑前打字时放一点音乐，以压倒电流轰轰响的声音。有时我反复听一段西人的弥散，那也很美，是人间向天国的倾诉。由此我想到，西方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感伤，他们有上帝。他们的信仰是，天堂里生命更美好。看见今天的落花、此世的月亮，为什么要伤心呢？天国的玫瑰远胜过人世。可是，中国人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今天的月亮明天不会再有。今天的相聚可能就是永别，今天的黑发正在变成白发……我们活在有限的此世，不相信来世更好。中国人对生命的感知，处在现世这个致命的刻度下。问君能有几多愁，如此旷世的疑问，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当我换上中国音乐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里面全是眷恋。哪有什么天国？天上云雾雨雪，都是人世缠绵。

当我教外国人中文时，我不知道怎么能教出这种中国人的愁肠百结。或许，这是不必要的；可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怎么能明白中国古典诗词之美？那种对山河岁月的感叹，全是因为这一切都不再有。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语言艺术是登峰造极，它志在穷尽有限人生和无限时间的冲突，它的中心是缅怀和记忆。所有的诗篇都向着过去、无限留恋过去。在这梦想的诗学世界，过去的一切得到美化。中国人的伤痛和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得到安抚。

所以我们不乐意把自然和个人感情分开，自然是感性的自然，月亮是风花雪月。个人生命如此短暂，谁愿意献身自然的奥秘、科学的发现？读书人被这样的天人合一观念陶冶，理性思维残缺不全。我们缺乏把自己和自然分开的态度，缺乏精确地表达事物的习惯，缺乏探索自然的意志。一不是一、二不是二的修辞想象有利于诗人作惊人之语；用在日常生活里，人人学会诡辩。所以我们信亩产万斤粮、对各种豪言壮语痴迷狂热。这种内心和现实的分裂，这种自我麻醉和化解的能力，是中国人普遍的生存谋略。

五

最后我要回到中国人的吃和环境伦理的话题上。观察了美国人对待动物和环境的态度，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从现今这种嗜杀成性的饮食风气转变到给乌龟让路这一步。正如和美国人说到文革，他们也问：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文明悠久的民族会如此荒唐野蛮？

事实上，我们历史里一直都有着极端的荒唐野蛮。把过去的文化看作一座静止的文明宫殿，这是把历史孤立起来，并且理想化了。在这一点上，鲁迅真了不起，因为他敢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中国的历史叫做吃人。《狂人日记》虽然是篇小说，但那故事和史实是孔孟书里看不到的。它实在应该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入门书，而今天的中国人更该时时反思：

我们的历史早有吃人的记载。《左传》上提到，公元前４８８年，被包围的城民曾“易子而食”。

这不叫残无人道，在封建传统道德里，吃人者可以是美德表率。公元前七世纪的易牙是齐桓王的奸臣和他最喜欢的厨子，齐桓王说他没吃过小孩肉，易牙把他自己的儿子煮了给国王吃。

吃人作为惩戒和效忠行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１９０７年革命党人徐锡麟暗杀满清官员被捕，他被处死后，他的心肝被凶手挖去炒肝尖。

经历了中国后半个世纪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狂人的疯话更不陌生：想吃别人，又怕自己被吃，每个人都死盯着对方，谁也不敢相信。狂人是个先觉者，他为这种相互提防、相互吞噬的社会所痛苦，他更为自己痛苦：谁知道我是不是无意中也吃了我妹子的半片肉？我还想多一句嘴：在文革里，我们何尝无意，我们有意地吃了自己亲人、同胞的多少片肉！

我用鲁迅小说里的话结束这篇课堂发言（我用的是英译本，手边没有鲁迅中文原著，请容我引如下英文）：

How comfortable life would be for them if they could rid themselves of such obsessions and go to work, walk, eat , and sleep at ease. They have only this one step to take. Yet fathers and sons, husbands and wives, brothers, friend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worn enemies, and even strangers, have all joined in this conspiracy, discouraging and preventing each other from taking this step.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