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原谅，我也绝不原谅

　　作者：Isaiah

　　学术史的垃圾桶里装满了低估朱学勤老师韧性的较真者。很不幸地，貌似笔者成了其中最新的一个。

　　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想不需要我再复述一遍。用一个转得铺天盖地的新闻标题来概括：“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调查结论：朱学勤论文剽窃指控不成立”。最后，朱学勤老师接受采访时，这样提到笔者：“一个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他如果愿意认错，我完全可以原谅他。”

　　当时我随手写了一句话：“我的境界还是要高一点的，朱老师还没有认错，我就已经原谅了他。”这句话不是说着漂亮，具体指的是我半年前在揭露朱学勤抄袭事件之中所写的“感言”（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77179/）中所说的内容，摘引其中两段：

　　朱学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说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条铁证也是轻而易举。可是我问自己：如果你四十多岁了，学领袖著作，看样板戏长大的，学术研究 的黄金时期在乡下放羊，知识结构老化，外语就勉强懂点英文，外文洋书都没见过几本，对什么学术规范也是一头雾水，并且身边的老师，同学可能还不如自己，想 找人请教都难。说难听点，你可能根本不具备研究学术课题的能力，你怎么办呢？路，不还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没人在无路的荒野走路，就不会有人开路。

　　我们这一代做学术或思想的人，都是看着汪晖，朱学勤，王铭铭，张汝伦……这种问题书籍入门的，这不仅是别人的耻辱，也是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更远了点，那也是在这些问题书籍所开拓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书籍都清除掉，我们恐怕比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没有权利去鄙视他。

　　这些话我至今既不收回，也不想改动。因为这些确实是我思考和心境的反映。但是对于朱学勤老师这次释放的信息，上面那句“已经原谅”恐怕是有误导性的。应该说我原谅的是过去那个筚路蓝缕、艰辛求学的朱学勤，不是今天这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学界达人。对于这位号称“真金不怕火炼”的朱学勤先生，我仔细想了想，还是不能原谅。

　　为什么不原谅？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我来说，这个标准不是你抄袭，甚至也不是你为了面子遮掩、不认过去的抄袭，而是以为凭借学界的一些关系，凭借在媒体中的一些影响，凭借一个漏洞百出的官方“结论”，就能翻云覆雨，只手遮天，就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能蹂躏学术最起码的尊严，就能和你的朋友们弹冠相庆，并且指着一个无权无势的学生的鼻子肆意嘲讽和侮辱。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这件事情，尽管复旦方面和各媒体一面倒地说笔者“匿名举报”，但正如我已经澄清过的，我从来没有和复旦有过任何直接间接接触，也没有主动找过媒体，只是在一个读书版面吐槽一下，“举报”二字无从谈起。之所以不想去“举报”什么，是因为从一开始已经料到了所谓审查的结果。既然如此，索性给朱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所以我没有再纠缠此事，当然更没有躲起来，我经常在水木论坛上出没，想找我的人随时可以找到我，对于我“匿名举报”，又“不肯露面”的指控，“十分荒唐”。

　　我的人生哲学，向来是不为已甚的，对于这次所谓调查的结果，我也猜想过几次，结论是或者不了了之，或者给一个有问题但不算抄袭的结论，有一个台阶下也就完了。这两种结果，或许很多人无法接受，但在向来缺乏是非观的我来说，都算是可以原谅的类型。毕竟，这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问题，不仅是个别人的错。让人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伤疤就行了，没有必要非揭开不可。

　　我料到了调查的结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朱学勤老师不是拿了这个大家心知肚明的结果就算了，而是如获至宝地宣布自己的清白，控诉自己的冤屈，要这个道歉，要那个上法庭，并发动各色媒体进行一场庆贺的狂欢，演出了一场当代学术版的“皇帝的新衣”：

　　《还学术以清白，从朱学勤始》（《南方都市报》），《朱学勤论文抄袭指控不成立 称有底气"开胸验肺"》（中国广播网），《朱学勤“抄袭门”调查的社会深层价值》（红网），《易中天为何说朱学勤“像条汉子”》（新华每日电讯）……最后压轴的，是朱学勤老师“宽宏大量”而又语重心长的叮咛：

　　我想，他既然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就应该同样有勇气承担这样写的责任，我也不必查他是谁，一直在等待他自己出来。他一直没有露面。我能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进入学术界的第一步。他如果愿意认错，我完全可以原谅他。（《南方都市报》）

　　这一切吹拉弹唱、豪言壮语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结论。这一结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无视我所指出的朱著【整体】剽窃Carol Blum的著作这一论断之后，仅仅对文中提及的个别具体例证进行核对，然后在【承认具体问题属实】的基础上（调查报告：“朱文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等）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再认为这一切都不构成抄袭。

　　非常清楚，整个调查报告，无非是一座流沙上的楼阁，一场空洞的文字游戏，一件不存在的美丽衣服。

　　对这个结论，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重复一下我在去年写的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段话：

　　发现《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本在国内有一定名气和影响力的著作大量抄袭，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本人对此在情感和价值判断上也有矛盾的地方，在此不多说。 无论如何，事实总是事实，一切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都应该建立在此之上。我并不主张（虽然也不反对），当事人出来道歉，或者取消学位，或者受到什么严厉惩处，但是既然阴差阳错由我揭露这件事，那么我必须对它的真实和可靠做出保证。如果在我已经纠正的部分之外，有人发现有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愿意为此负责。

　　其实，我可以容忍这个虚假的结果，但是不能容忍虚假伪装成真实，反而指斥真实为虚假。这一切已经超过了我可以原谅的底线了。这一切的令人发指的做作、姿态、言语，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原谅的。

　　是的，朱学勤老师，我不会原谅你。不原谅你，对我很重要。

　　不是我不想原谅你，但是如果原谅了你，历史绝不会原谅我们这个时代。

(XYS20110115)

Tchü Yaehgjn penlê ziéou vehzz mehzz, thah Ouang Xouê hih phiau li xouseh.

朱学勤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

方舟子

　　在接受举报近两个月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公布了对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葛剑雄教授代表委员会解释说，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相关章节，的确存在一些注释不规范之处，还存在外文翻译上的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但朱文在《序》中已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史作了概述，对前人的贡献与已有论著基本都已说明。
（《人民日报》2011年1月13日）

　　只是不规范，不是抄袭，这话我们听着耳熟，汪晖的支持者也是如此为汪晖的抄袭行为辩护的。葛教授的解释很牵强。按他的逻辑，只要在序言中提到某本书，就可以不注明地大段大段地照抄该书，也不构成抄袭了？对学术论文来说，所谓抄袭，就是用到了他人的观点或语句，却没有恰当地说明。如果是间接的引用（做了改写），要注明出处。如果是直接的引用（照抄），不仅要注明出处，而且还要用引号引起来表示是引文，否则即使注明出处也是抄袭。

　　我手上无朱文，只能根据鸵鸟《知名学者朱学勤涉嫌抄袭》一文提供的段落进行对比。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对鸵鸟该文提供的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我可以使用。我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对比一：

　　朱文：

　　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美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3】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4】
　　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5】。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6】！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Susan Dunn著，杨小刚翻译，据网上电子版）：

　　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老兵杜克·马蒂尼·德·蒙莫朗西承认美国开创了富有价值的先例，但他又接着堂皇地说：“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31】。另一个法国哲人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3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
　　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教化为基础的政府。“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代表拉博·圣艾蒂安傲慢地宣称。【33】 整个格局迅速扭转了。雅各宾派领导人都相信，法国不再需要美国的指引。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国家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甚至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34】。阿拉卡西斯·克洛兹，这位来自普鲁士，自诩为“人类代表”的先生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呢【35】！

对比二：

　　朱文：

　　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

　　《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Susan Dunn著，杨小刚翻译，据网上电子版）：

　　如果法国的文学之士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在从事政治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和改革工作，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他们相信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架构。

　　小学生都能看出来这两处对比文字的相似程度，朱学勤有没有在这些地方注明是引自《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没有。这不是抄袭，是什么？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如此明显的抄袭都能视而不见，只称之为“注释不规范”，如果不是出于人情，就是鉴定水平太差，连小学生都不如。

(XYS20110114)
-----------------------------

朱学勤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的覆灭

方舟子

　　我最早知道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涉嫌抄袭一事，是在去年7月11日收到“鸵鸟”给新语丝的投稿《知名学者朱学勤涉嫌抄袭》，该文主要是针对朱抄袭Susan Dunn《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一书。该书已有中译本，朱抄的是中译本，雷同段落一比较，一目了然，所以我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当时我之所以没有像批评汪晖抄袭那样出来批评朱学勤，是因为他高调地自请复旦大学调查，而复旦大学也接受了。那么我们就不妨看看复旦大学、葛教授如何配合朱教授演一出戏。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复旦大学的袒护和朱学勤的嚣张，让我多花点时间关注了一下此事，才发现朱学勤的问题比我当初了解的还要严重得多。

　　据报道，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受的举报，是朱涉嫌抄袭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该书没有中译本，要发现雷同就不是小学生能做到的了。有网友已把朱文与Blum书做了对比，放在博客上：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918827194_0_1.html。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英文能力，也不好认定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

　　我花了一点时间，用手头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原版（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rol Blu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做了核实，结果如下：

　　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的第5章第3节，第7章第2、5节， 第8章第1、4、5节，共一万八千多字，基本上逐段摘译自Carol Blum《卢梭和道德共和国》一书。在这些部分朱文共有51处文献注释，仅在个别地方（14处）注明引自Blum，大部分未注明引自Blum，而是注原始资料，让人以为是朱本人阅读原始资料的结果，其实这些注释也是照抄Blum的，内容则是摘译自Blum，所以这属于抄袭。

　　朱学勤抄袭的性质比汪晖严重。汪晖的抄袭是东抄西凑，动了点脑子，抄袭水平较高。朱学勤的抄袭则是拿了一本英文著作，一路翻译下来，把大面积的摘译当成了自己的原创，属于低水平抄袭。

　　当然，朱文和Blum书也有差别，这主要是由于朱的英语水平不高，误译造成的。我只举几个朱误译引文的例子。

　　例证一：

　　朱文：人和人的创造者并不是他幸福的对峙之物。这种悲惨的来源是伏尔泰造成的。

　　应是：人类及其创造者从来不是他（指卢梭）取乐的对象，这种可怜的资源是为伏尔泰之类的人准备的。(man and his creator were never the object of his pleasantries, this miserable resource was made for a Voltaire)

　　例证二：

　　朱文：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已退入阴影，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应是：达朗贝尔和伏尔泰的幽灵将会说什么呢？（What will the shades of d'Alembert and Voltaire say? 朱不懂shade有“幽灵”的意思，把它当成“阴影”，尽情发挥。）

　　例证三：

　　朱文：卢梭应该成为所有世代的楷模。我弄不懂人们对《忏悔录》的那么多非议。

　　应是：卢梭应该世世代代都成为楷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根据《忏悔录》
做的各种评判。（I am not unaware of the various judgments made of the Confessions）

　　例证四：

　　朱文：摆脱所有那些包围我、诱惑我、打动我的事物，我对自己说……

　　应是：摆脱了周围的一切，我狂乱而激动地对我的神灵说……”(Removed from everything around me, distracted, moved, I said to my Divinity...读不懂修饰句也就罢了，朱教授怎么会把神当成自己呢？)

　　例证五：

　　朱文：我远离神学家的种种定义，我热爱我信仰那些使我和别人共同幸福的幸福，我接受这种幸福，感受得到这种幸福。

　　应是：我留给神学家去定义（这种信仰）吧：我热爱、我崇拜让我得以分享他人的快乐的，我所想像的，我所感觉的。（I leave the definitions to the theologians: I love, I adore what makes me happy with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what I conceive, what I feel.）

　　例证六：

　　朱文：在他的道德基础上，自我确证，自我扩张，用一种带苦味的盐卤，苦苦地腌制自己。

　　应是：在他自己美德的基础上，孤独地自我提升，苦涩地培养自己。（toward self-exaltation in solitude, toward nourishing himself, with bitterness, on his own virtue，也不知朱教授哪里看到的“盐卤”“腌制”，是不是夫子自道？）

　　朱学勤的大部分摘译都有低级错误，甚至错得离谱，看不出他有阅读英文原著的能力。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如果是原创，属于抄袭。如果是翻译，属于劣质译作。这样一本在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都大成问题的著作，竟成了社科名著，被当成教材、参考书，中国社科研究水平之差，由此可见。

　　我还要严厉批评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在多个场合表示对学术腐败痛心疾首，批评政府部门所谓对学术造假“零容忍”实际上是“什么都容忍”，给人以正直敢言的形象。为什么自己面对朱学勤如此明显的大面积的抄袭，却也什么都容忍了，而且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为其文过饰非，误导公众呢？

　　此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俞吾金，委员：葛剑雄、华民、王迅、朱绍龙、郭慕依、林祥通。

(XYS20110115)

Lenwen tsinzen

2006 niëntshou tau 7 yuéh : dihjh bouven.

2008 niën 12 yuéh khêss sia dinj bouven, doeudoeu-zuhzuh tseh woeuzeng dihjh tsang.

2009 niën 1 yuéh khêss sia yenke ; penlê hiwê voufi tshau hjh tshau yjënzen eh zêliau, kjehkou fahyjën kouanyu Dahwongzz eh vendi hwoeuhwou tss tshu zang tou : tau 4 yuéh kjpen woeunzen dahwongzz khautseng, tsiner yau tsuênkê hijyjliéh khautseng. Zehtau 7 yuéh hwosin, Wang Hjën-zen sengbing kautseng kjpen woeunzen.

2009 niën 8 yuéh zong Idali hwouêlê, kjpen meh sinss tsou saenghweh.

2010 niën 1 yuéh kêss, sia Wang Hjën-zen yoeunkju senghweh, zehtau 6 yuéh ti.

2010 nien 7 yuéh, hwouêkoudéou sia dinj bouven dinji tsang.

2010 niën 8 yuéh, sia dinj bouven disan tsang. Fahyjën Niéouhiah Datouhwouê Pohvehkoeun eh Tsehtseng Yoeun Dou zz houêtsoh ; fahhyjën Tsongkoueh njzeh eh viveh-tsunj eh siazeh-tsunj.

2010 niën 8 yuéh 21 hwau, dinj disan bouven kjpen woeunzeng.

2010 niën 9 yuéh kêss, sia Kjéhnju ; fahyjen « hwo » thaeh « dou » eh khjubiéh. Tséhhwolê sia dauyën.

2010 niën 11 yuéh, zongsia dihjh bouven.

2010 niën 12 yuéh 12 hwau, woeunzen souyéou tshoukau.

2010 niën 12 yuéh 15 hwau tau 2011 niën 1 yuéh 5 hwau, kiauyuéh.

2010 niën 1 yuéh 5 hwau songtsheh daenghjn.

2010 niën 1 yuéh 7 hwau notau dihjhpi taenghjn kau hjhseh liaengven.

Lenwen tsongyu sia xau leh.

Zohnjh no tsheh tjhî taenghjn, tju teh leh jauming, liaengven ngpah toukhouê.

Yatau thidéou eh zenkouang, dehjoeun siaengzaeh, yéou liaeng eh zaengxo kouneng yéou maubing. Taengkhë PDF hjh khan, koujoeun, liaeng eh zzfan dêzz « nous » meh kêkoulê.

Naneng bê ? Taengsoeun no liaengyeh tsho eh taenghjn tshehlê dinjnjh songtau tiënli tjhî thihwoeu. Tsehxau gehneng.

Tjntsau, hjhtsaulang ziéou tshongtau taenghjntiën. Taenghjntiën eh njn kang, taenghjn tshehlê eh mehzz hitjng song tsheh tjhî tsangting leh. Tshaehkhong ! Tsehxau tsheh kanngou leh.

点评中国：最富裕的政府为何总患“财政饥渴”？

何清涟

最近看到几条多少有点矛盾的新闻：一是政府有大笔的钱花不完。承接多年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之势，中国财政收入今年将超过8万5千亿，但全国财政支出在前11个月只完成了73.8%，还有近两万亿的巨款，需要在最后1个月花掉。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种“突击花钱”就是各级政府巧立名目乱花钱。 二是中国政府始终存在严重的财政饥渴。各级税务官员为罗掘税源巧立名目，全年都在为完成税收增长8％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到12月份进入税收密集调整期，车船税、购置税、关税无不上调，还有不少新税种行将开征，如房产税。

钱都花哪去了？
更让人纠结的是，中国政府尽管成了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国民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已成不堪承受之重，2009年高达32.2%，国民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未见提高，民生未见改善，社会福利未见有所增长。除了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与养活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开支，政府这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有用荒唐方式花掉的。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2009年1至 10月的财政收入仅有7044万元，但当地政府却在今年9月慷慨耗资1300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一块被当地人称做“神石”的重逾369吨的甘州 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作为城标。搬运这块石头的过程还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请了多位“风水大师”，县长三步一磕头，磕了99米，将这块巨石迎至县城。

还有因腐败而浪费的。云南省宣威市政府在革香河上兴建达开水电站，为安置200多户移民，建了数十幢移民安置房，总造价达2000多万元，在入住两年多后，这些房子普遍存在地基下沉、房顶、墙体开裂等严重工程质量问题。尽管有关部门经常派人修补，但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居住于危房之中的移民被迫向政府反映问题，反而被殴打恐吓。

中国的财政支出极不透明，纳税人无任何方法监督政府，政府任意挥霍的资金都不会被追究责任，因此这类事例甚多。

政府浪费知多少？
堪称政府浪费公帑的无底洞是各类公共工程。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每年上万亿的政府投资中，许多政府大宗项目普遍存在无效与低效现象，潜藏着巨大的浪费。据成思危在第九届中国经济论坛上透露，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达到2亿吨，按照每吨钢材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中国钢铁 行业的投资浪费达1万亿元之多。

几个被地方政府普遍看好的高铁项目也存在着很大的投资浪费。铁道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0年4月底，中国高铁累计投资已经达到17366.6 亿元，占到5万亿元总投资规模的1/3强。但是高投资未必能够带来高回报。首先是高铁建设中重复建设与投资浪费的问题。如京津之间已有3条线路， 加上京津城际和即将开通的京沪高铁，总共有7条线。严重的重复建设使高铁运营遭遇低上座率的尴尬。去年底开通的武广高铁在运营初期的上座率不足4成，远低于日本和法国高铁70%的平均上座率。这种投资浪费完全是体制所造成，其主要原因有一个：公共工程早就堕变成“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

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热情高涨，动辄就是几亿美元的海外并购大项目，手笔之阔绰让世界惊诧，以至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11月11日以“中国获取世界”为题报道中国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但这种海外并购的投资效益却值得存疑。2008年10月，中国金融网曾以“海外投资屡遭重创，中国对外扩张三大败笔”痛陈海外投资诸项巨大亏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为205亿美元，但是总损失却超过290亿美元。另外，根据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过去20年里，中国有67%的海外收购案都不成功。人民网2009年1月12日发布一条新闻，题目就是“中国海外收购的损失肯定超过2000亿元”。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对所有政府投资缺乏最起码的成本效益管理。

为什么国民税负如此沉重，政府还要拼命加税？为什么政府花不完的财政款一定要抢在年末突击花完，却不愿转至下一财政年度使用以减轻国民负担？为什么投资发生如此巨大的亏损，政府部门还要继续往各种项目上慷慨地砸钱？究其原因，完全是出于政治精英集团的自利动机。如我过去多次论述，税收早就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所有公共工程早就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投资海外不仅可以为私人牟利，还可以借机安排亲属子女移民。从政治精英集团行为自利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方可明白官僚系统为何从不想法堵住浪费公帑这巨大的无底洞，而只对开辟新税源有无穷偏好。

在歐美混飯的華人固然不是沒有好人，不過肯定不是喫漢學的

陈志武：未来不需“摸着石头过河”

　　来源：和讯网

　　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并总结出了它的诸多特定，表示可以向国际上大肆推广；而反对的人则表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不但没有推广价值，而且亟需转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转型？下一个十年如何避免落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和讯网郭哲连线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就这些话题一一进行了解读。

　　“中国模式”实际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和讯网：最近几年来，国际和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非常热烈，但各方面的观点却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那么你认为究竟有没有一种“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陈志武：如果说是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跟美国或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体系有差别，从这个差别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中国的模式，那肯定是有中国模式的。但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模式是不是很特殊，是不是以前其他的国家没有做过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实验过，没有做过，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肯定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现在政府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里面无所不入，在金融领域里面占绝对的控制地位，如果以这两点作为特点，那要到历史上去找的话那太多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也是这样的，然后到20世纪的时候，前苏联当然走到更加极端，甚至民国时期的30、40年代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有好几个部门专门管制，以政府资金渗透到不同的银行，包括现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然后一些关键的行业里面也是有当时民国政府渗透进去。到后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巴西就是这样的，跟现在中国的做法类似。那时候巴西军政府也是利用行政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去控制那些新兴现代工业、金融行业由，也是通过“铁公基”这些基础设施使它的GDP增长很多，有大概有15年、20年的时间巴西GDP也是按照8%到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所以从政府操控经济、控制资源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制、公有制拥有资源，政府通过绝对的垄断和控制支配金融资源，由政府大规模征税这些方面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不同国家都按照不同程度去这样做过。

　　这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共同的一点，到最后也许像人吸毒一样，可以去通过吸毒让自己可以“嗨”一段时间，“嗨”一段时间以后以为自己不是靠吸毒使自己变的那么强壮、那么肥胖的，以为真的是自己的健康，但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一些人尤其是“新左派”去强调今天中国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讲这些话的人都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

　　和讯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模式可以说有，但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且这种模式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

　　陈志武：对，如果是好的可以使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的话，那世界不用等到今天需要中国向人们证明，早就有很多国家尝试过了。在当初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的人说这次跟以往不一样，1998、1999年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发现那一次泡沫仍旧是泡沫，最后还是破灭了。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跟以前那些按照类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去实验过的国家不一样，这一次不会有问题的，就像罗奇说的中国的决策者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看出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良好的愿望，因为中国也是人，人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悲观，再那些问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之前，总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越来越自信，这种情绪不管当年的巴西还是德国，不管是前苏联还是晚晴中国、民国的中国、日本等等都是试过这种做法的国家，当时都以为自己可以逃 开其他国家最后的命运，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逃开。

　　当前的中国就像温总理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了，你想要跳过去不经历这样很难，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总理讲完了以后，那么多的媒体和相关机构都出来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进行的很好了，这样子说又把生活中、社会中明确存在的问题变得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人的社会就是这样，问题总是假装没看见最后就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和暴露出来。

　　未来5、6个月的外交格局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和讯网：“中国模式”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关键还是认为正是这种模式是的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功。你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陈志武：当前经济形势不管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点。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模式增长方式，已经是形成惯性了，出口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金融危机把WTO红利消耗的差不多了，当然很多人说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实际上相当程度受益于WTO，而现在WTO红利也用的差不多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环境、政治格局的转变。2009年、2010年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贸易秩序转折期。中国过去一年在亚洲的外交很严峻，到目前为止这种外交局面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领域和国际贸易的情况。但是如果再过6个月，中国的这种外交格局仍旧持续下去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商界领袖、军队的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那些官员就已经在各种媒体上做了很多的呼吁，呼吁美国的商界、跨国公司要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依赖，因为它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经济、美国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度过高的话，会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会构成威胁。但是后来9.11以后就把美国整个的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中东和阿富汗了。所以回过头来看，WTO红利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9.11事件实际上为中国后来1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现在美国慢慢从伊拉克战争，从阿富汗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又有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未来5、6个月是很关键的，如果未来5、6个月中国在亚洲面临的这种外交格局没有好的改变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领域里面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总以为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

　　和讯网：这两者实际上密不可分的。

　　陈志武：对，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变化的时候，的确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各玩各的。但现在的局面是整个格局的大调整，所以这个会对中国2011年和2011年以后的经济构成新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绕过去的。解决挑战的办法，一个是中国外交重新要进行思考，中国到底是希望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要往民间消费带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眼前最大的挑战是“泡沫双雄”及通货膨胀

　　和讯网：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靠外贸和投资拉动，而我们对房地产的依赖更是巨大，如果夸张一点说，中国发展就是房地产发展，你怎么看待中国过渡依赖房地产产业的状况，它会对我们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对我们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陈志武：如果说中国现在哪个领域泡沫是最大的，那肯定是房地产，这个是很明显的。当然还有一个泡沫就是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泡沫，那个因为没有价格衡量，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项目的泡沫，最后很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带来大的冲击。

　　和讯网：对，现在特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块风险非常大。

　　陈志武：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失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称为中国的泡沫双雄，在这双雄泡沫中间，其中一个出现大的问题，就可以把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财政系统会拖下水。

　　当然，2011年另外一个在眼前的挑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果失控的话，会对中国过去20年左右金融化、资本化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通货膨胀一旦失控，金融资产等任何以金融票据为基础的价值载体，都会被人们遗弃，资金会更大规模的流向看得见、摸得着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如果真这样，可能会从根本上行成对2011年经济增长的打击。

　　如果通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价格会更加泡沫化，股票市场和其他的金融证券、票据市场都会受到更大的打击。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整个经济供血的体系，它的供血的功能会大大被失控的通胀局面给压下去，进而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经常经历这些事情。

　　另外，通货膨胀对社会会带来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农民，对他们的打击会不成比例的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把老百姓的财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面一种方式。

　　西方更多怀疑的声音没有传到国内

　　和讯网：你刚才说了中国新左派对“中国模式”非常推崇，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好像也是这样，一些学者表示，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们所看到却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中国吗？

　　陈志武：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国内的媒体总的来讲更喜欢去说好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者说中国好，国内的大报小报互联网就会到处都登了。但是沉默的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说，即使这些人去说了什么质疑的话，国内的媒体不一定会转载和报道。由此产生一种结果，因为以自己愿望所带来的选择偏差，让国内的读者和老百姓产生一个让自己很“嗨”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是说在美国没有人赞扬中国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所看到更多是质疑，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声音并没有传到国内，在国内媒体并没有反映出来，大家从报纸上、电视上、互联网看到的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第二这个事让我看到那么多人很容易健旺，那些学者，包括那些“新左派”和“老左派”的人之所以喜欢那样，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专门去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看待中国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客观来讲，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稍微认真的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甚至是老年人和决策层的人，多去了解一点世界经济史，尤其世界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各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史，经济变迁的过程和历程，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的选择和经历、最后的结局，特别是多去看看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巴西的情况和当年苏联的情况，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更加冷静，对中国过去30年、现在和未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些更理性、更清醒的认识。

　　和讯网：还是有不少人是比较清醒的，比如有学者就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

　　陈志武：是这样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人这样活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和讯网：我以前跟你讨论过杨小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现在杨小凯先生早已经仙逝，林毅夫先生则已经贵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那么你认为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谁的判断更为准确？

　　陈志武：现在我们每天在互联网、纸媒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大家不要把这些看成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这就是后发国家劣势今天通过这些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发展恰恰验证了“华盛顿共识”

　　和讯网：说到发展模式，我们不能不提起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怎么看待这两个“共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是否意味着“北京共识”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陈志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中国过去32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的程度上恰恰说明了“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得到了验证。因为中国的起点是政府无所不管的，大家都是国家的人，是单位的人，而那些单位都是国有的单位，包括私人的婚姻、恋爱到生儿育女，到养老，还有住房，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生多少小孩，全部都是由行政权力来控制，都由领导来控制的。如果说“北京共识”很伟大的话，那么1978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模式应该比现在方方面面会更强，但是为什么要改变呢，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以前的模式不是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更不能让全社会的人们生活的福利的一个制度架构。我们看到过去的30几年，随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退出的越多，整个经济活力和大家的财富增加的就更多，这个恰恰说明华盛顿共识开的那些药方，至少对中国来说起到了解放人的创造力、解放人的活力这样一个特点，中国的经历恰恰是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

　　现在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和讯网：“北京共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看这一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吗？

　　陈志武：现在不应该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当时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这个可以理解的，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感受到市场化以后、私有化以后社会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办法超出今天的经历去想人类社会的未来和人类社会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做法。

　　但是现在，对于理性的人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肯定可以给中国社会进一步带来好处，因为过去30多年已经亲自感受、体验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通过温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面对真实的现实，就中国30年、50年以后希望达到的目标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安排，选择今天就必须开始做的一些改革，包括宪政改革、政治改革和进一步增加司法独立性、增加全国人大体系的权力等等，这些改革是不应该再回避、再推迟了，所以现在不能再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去度过未来的30年，那样做的话，最后社会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好的结论值得怀疑

　　和讯网：但现在问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的话可能非常困难，到了现在这种状况，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阻碍改革的深化，也就是说改革的推动者恰恰就是改革的阻碍者，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陈志武：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

　　直到现在的2010年，谁都不敢说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了，担你去问一下任何一个捷克的、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俄罗斯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问他们改革进行的怎么样了，问人们对于它们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看法，他们都会很吃一惊，怎么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改革是休克疗法看还是渐进式好，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他们国家的改革早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中国到了2010年还是进行时，还没能最后下一个结论。

　　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的结论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

　　原来以为按照理想状态，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上升，另外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会出现。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温饱问题都解决好了，生活的很舒适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就是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也增加很多，很多人进入城市，房子也比以前要舒适多了。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当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新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时对于渐进式改革更好的判断是很片面的，跟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的现实是不相符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头痛了，就是靠什么东西、什么压力来推动温家宝总理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我们看不出来。尽管我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但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那么依赖投资、那么依赖出口，从根本上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制度决定的。如果基础制度不能够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的话，那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改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不会成为现实。

　　和讯网：现在人们对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非常关注，如果下一个10年我们不能深化改革的话，是否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

　　陈志武：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恰恰说明渐进式改革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改革的动力就不会有了，改革走了一半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

　　实现“包容性增长”需改变政府主导一切的方式

　　和讯网：今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包容性增长”，你怎么看待“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

　　陈志武：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要靠市场经济，第二是要靠基于个人权利、法制和民主的体系。实际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包容性有些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知道，当初美、英等国推政府福利项目之前，很多人都很穷。但他们首先是通过私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和民主法制，给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一个共同富裕的机会，然后剩下的通过福利解决。这一模式不能够反过来，由政府主导一切，然后再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据中国自己的经历和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果由国家主导一切的方式来做的话，恰恰使得增长没有办法包容。连自由市场经济首先能够实现的那么大范围的包容性增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社会只能按照目前的政府主导一切的增长方式，使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分享到更多的好处，只有少部分跟权力比较接近、跟关系比较接近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更大的社会成员跟这些好处是没有办法搭上边的。

　　和讯网：对，像现在国家对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视，但是讨论了很久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措施出来，有些措施可能即便提出来也实现不了，包括整个福利水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却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种高福利国家学习，但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可能连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都没有。

　　陈志武：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在提倡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人提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我想这个话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甚至于过去更早的不同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这个来作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要在基础制度方面设计好，把所有希望达到的包容性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愿望和目标，通过基础制度的安排来实现。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的制度，私有制加上民主法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所实现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坦率的讲，实际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更加接近包容性增长。

　　众多转型短时间内同时进行对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和讯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

　　陈志武：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是多方面的转型，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是更长时间经历的。第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第三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当然还有信息化社会的到了，包括互联网、微博等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转型同时进行，肯定会让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人人都会出现很多的断层和很多的阵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价值观、文化方面被冲击的程度，肯定会很高、很多而且是很深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社会跟原来确确实实是不一样了，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段阵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如果更高的话，那么这种阵痛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会调整的更快。

　　不讲诚信的正收益太高导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

　　和讯网：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盛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是否如有些人说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陈志武：消费主义在美国也蛮盛行的，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社会很崇尚多样化，崇尚个性、独立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奢侈浪费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方面，在美国社会总体上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论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独立思考这方面都不是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非常欣赏的。所以在中国很容易出现大多数的人都追赶一个时髦，这样一来就造成大家在追求的目标方面，都过多的、过度的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个性化。

　　关于诚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唐骏的这个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唐骏的这个事被暴露出来后，他做CEO、做总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仅仅没有因为它的诚信问题受到挑战下跌，反而还涨了一些。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机构、媒体办会议的时候照样邀请他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就是整个社会、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知道，最后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些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脚投票把唐骏做CEO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因为这个社会不会惩罚他，制度也不会惩罚。还有像陈进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做院长，汉芯的造假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把他的职务开除了，他没有因为造假、欺骗、欺诈负任何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之下，没有人会认为造假和不讲诚信的代价是很高的，顶多被发现了以后就把你原来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回去，甚至这一步都可能做不到。人们会看到不讲诚信、欺诈、行骗的正收益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负收益，那当然就会去这样做了。

　　和讯网：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是否还跟信仰也有关系？

　　陈志武：那肯定的，在美国宗教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从很小的时候，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就一直灌输诚信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通过深化改革让我们从一些岔路、歪路走回正路

　　和讯网：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分化是越来越严重，很多富豪是越来越富，每年各种“富豪榜”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现在富豪榜却成为了“杀猪榜”，大量富豪在攫取财富的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触目惊心。同时，虽然现在的富豪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慈善捐款的乏善可陈甚至是为富不仁，那么你认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获取方式、什么样的财富观？

　　陈志武：我觉得这些做企业的人，有的人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坏的，但是我不相信所有这些做企业的和亿万富翁本来就很坏，或者说现在还是很坏的人。很多人最终的行为和做法，肯定是整个社会制度架构、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国有资产太多，政府对方方面面的控制太强太细，会逼的好多人通过坏的方式、坏的做法去获得财富、获得好处。这就是为什么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把好人也逼成坏人。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一上了富豪榜之后可能马上就成了被杀的对象。这样一来如果你捐赠太多了以后，明显的是自己花钱吸引社会和官方的注意，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逼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做太多慈善和公公益捐赠的举措。

　　和讯网：你是否认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核心价值观，在未来10年我们是否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如何重塑这种核心价值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陈志武：中国今天的价值体系的错位或者是混乱、颠倒，本身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因为改革应该怎么改，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歪路，按照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讲，先不用去问清楚。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社会不管是小孩、年轻人还是大人；不论是普通百姓、学者、商人还是官员，都不去追究什么是正、什么是歪、什么是邪。

　　当社会不问对与错、正和邪这样问题的话，怎么能有好的价值观，有好的价值体系呢？所以要我看的话，今天价值混乱的这种状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后果之一。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可能需要经历更多的阵痛，现在的阵痛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这种阵痛再恶化的话，可能会将整个中国社会逼到物极必反的境地，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开始呼吁，开始要求宪政改革、政治改革。通过一些更基础性的政治制度改革，把整个体制给扶正了以后，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才可能有空间从一些歪路、岔路走回正路。

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何清涟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1]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但不少人心存侥幸，希望这种严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奥斯陆和平奖颁奖仪式结束后会有所松动。
本文先介绍五中全会后中国政治形势在哪些方面趋紧，再分析这一趋紧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严厉管控是中国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还是其长期政策考虑。

言论出版尺度继续收紧

2010年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2]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 “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 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3]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4]
上述两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这段时期内连续出现对舆论的一连串打压： 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5] 其中一段话说到，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11月20日，又传出《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6]

维稳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国维稳政策变得愈加严厉。这一点却被外界看作是中国政府对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过度反应，但我认为这是五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接班大事确定后所发生的方向性的调整。
应该说，直到五中全会以前，中国对待异议人士各群体的态度是有区别的。一部分持温和态度，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寻求和解与共识”并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动空间，[7] 这部分人也承认自己获得的各种活动空间比当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期间的活动空间更大。[8]
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一事做出了激烈反应。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刘晓波妻子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络，其家人不能代替刘出席颁奖仪式，徐友渔、崔卫平受邀参加捷克使馆活动，受到本单位保卫处人员阻止。[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诺贝尔颁奖活动的骚扰。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希望各国不要出席本年度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1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将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体系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友好的关系。”[10] 在中国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个国家拒绝参加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邀请。[11]
另一方面，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 ”，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 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12]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目为有异议色彩。[13]

原来在中国就已被完全剥夺了活动空间的异议人士的处境自然更形恶劣。身患重病的陈光诚出狱后回家仍然遭受极不人道的全天候监控。[14]曾金燕所办的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因“税务问题”在11月11日被迫关闭。[15] 原来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维权活动人士等人相继被强行送回原藉所在地（中国称为“老家”），近20天来被警方严密软禁、监控和跟踪的，还包括北京律师许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等，[16] 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兴建一座耗资近700万人民币的工作室，被上海有关部门宣称为“违章建筑”被拆除，艾未未为这座建筑在11月7日举办“河蟹宴”，却因受到软禁未能参与。[17]“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于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兴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18] 赵连海案件牵涉到30万结石宝宝的生命健康与政府食品生产监管责任，完全应该与政府之间形成制度性反馈，最后却获得“控诉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结局，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在这轮打击中，范亚峰属于被当局持续打击的目标，12月9日被国保带走至今没有任何音讯。家屡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银行卡和存折都被没收。其妻子吴玲玲被传唤并以抓捕相胁，母亲被严格监控。种种迹象表明范亚峰处境相当危险。[19]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这说明中国政府将师毛泽东故智，借重居委会的“人民战争”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从最基层开始“维稳”。习近平最近去重庆视察时，不仅高度肯定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考察了江北区建北社区居委会的党建与各项工作。

五中全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转变？

尽管中国温和派异议人士或准异议人士希望奥斯陆颁奖仪式之后这种控制会有稍许松动，但根据我对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与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分析，这种控制不可能放松。
习近平接掌的中国并非中共宣称的“和谐盛世”，这从2009年维稳费用高达5千多亿元可证。尽管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却排在世界第103位；[20]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2％点多，[21]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世界第二。[22]近五年来，每年的群体性事件高达10万起以上， 2008年中国发生了124,000起“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安全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军费。[23] 近两年中国更是为高房价与严重的通胀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统治逻辑，经济形势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现出对暴力的迷恋。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接掌中共领导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仅从未倡言过削弱中共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现的超强维稳能力让中共放心。目前胡温抱持平安下车心态，不少政务方面的事情已经交由习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举措很有习近平的强硬特色。
外部观察者只关心到2007年之后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副主席这些显职，很少注意到这一时期习近平的另一职务：北京奥委会领导小组组长。[24] 他领导下创建的“奥运安保模式”虽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织就了一张以“六张网”为核心的、可以将一切反对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天罗地网。何谓“六张网”？据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介绍，就是由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共同构成的庞大监视网络。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 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并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六张网加上无处不在的便衣与特务，构成了“奥运安保模式”。[25]“奥运安保模式”在奥运期间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反抗，在中国被推广，2010年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采用这一模式。
习近平不好在公众场合讲话，但每发言却直言不讳。习近平过去接受采访时曾说：“有时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慑，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视。[26] 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面对国外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习近平回应说：“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 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27] 2009年2月访问墨西哥时的一番讲话，让人看到他对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极为不满：“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28]今年11月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承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统治权，尽量少批评或者不批评中国的人权状态。[29]
中国是个人治国家。虽然高层实施“集体领导”，但作为最高领导人，其个性必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从其言行来看，现已实际上位的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奉行强硬路线，对内继续高压维稳，实行“治乱邦用重典”。外交方面，习近平既不会象江泽民那样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会象胡锦涛那样谨慎自持，以藏拙为优先考量。各国很快会感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有点象开“钢铁公司”，有走硬趋向。

【注释】
[1] Wen Jiabao puts political reform on China's agenda,Aug 29,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aug/29/wen-jiabao-china-reform ; China Premier Wen calls for political reform; Aug 22, 20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7L0AL20100822 .
许波，“五中全会前政改话题频现中国媒体”，VOA， 2010年 10月 14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014-Chinas-Media-Political-Reform-104959534.html
[2] 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20 10年10月11日（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0/10/35.html）。
[3] 李平，“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 ”《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10/21/c_12682384.htm）。
[4] 赵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杂志，2010年11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5] 许波，“借古讽今，《潇湘晨报》遭整肃”，VOA，2010年 11月 3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03-China-Media-Freedom-106601038.html）。
[6] 许波，“《炎黄春秋》杂志再次面临整肃”，VOA， 2010年 11月 20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1120-defiant-magazine-hk-109432749.html
[7] “《零八宪章》签署者代表徐友渔先生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中国纵览》网站，2009年3月11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797）。
[8] 刘荻，波兰的昨天和我们的今天，自由亚洲电台网站，2010年7月3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liudi-07302010172214.html）。
[9] 丁小，“参加捷克使馆活动 徐友渔崔卫平出门受阻”，自由亚洲电台，2010年10月21日（http://www.rfamobile.org/mandarin/yataibaodao/jieke-10212010104026.html）。
[10] “中国警告欧洲勿支持刘晓波”，BBC，2010年 11月 5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05_china_nobel_europe_reax.shtml）。
[11] “六国已表示不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路透社，2010年 11月 19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HINA-3367520101119）。标题中的六国包括中国在内。
[12] 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北京机场被阻出国，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chinaaid.net/newscenter/3136-2010-11-20-18-04-09.html
[13] 丁东，邢小群：“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丁丁为什么不能出境”，
丁东博客，2010年11月15日（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151043271.html）。
[14] 中国人权双周刊，“国际人权动态 （2010年11月2日—11月15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48
[15] 曾金燕:关于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停业的声明，了了园 2010年11月11日（http://tinyurl.com/26h3g5c）。
[16] “百名异议人士因刘晓波被监控” 2010-10-29 21:10:37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29_china_dissidents.shtml
[17] 陆扬，“艾未未河蟹宴追踪报导”，VOA， 2010年 11月 07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origination/20101107_Ai_Weiwei-106847008.html胡剑龙，艾未未上海嘉定马陆工作室被拆记，《财经》，2010年11月16日。
[18] Chinese 'Toxic Milk Father' Zhao Lianhai Jailed For Food Safety Protests, by Christopher bodeen, Huffpost Social, November,10, 2010,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1/10/chinese-toxic-milk-father_n_781597.html
[19]“范亚峰的妻子和幼子处境艰难”，对华援助协会，2010年12月16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0/12/blog-post_16.html）。
[20] Decoding China’s modesty， By Jamil Anderlini，FT中文网，2010年08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162/en）。
[21] “社科院：去年政府总收入10万亿 宏观税负32.2%”，《南方周末》，2010年09月1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914/15148654959.shtml）。
[22] “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网易财经，2009年4月2日（http://money.163.com/09/0402/14/55TBGUMB00252G50.html）。
[23] 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 By John Lee，August 31, 2010， http://www.businessweek.com/print/globalbiz/content/aug2010/gb20100831_989060.htm
[24] “习近平任奥委会残奥会领导小组组长，周永康刘淇任副组长”，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03月12日（http://www.gov.cn/2008lh/zb/0312d/content_917951.htm）。
[25] 孟建柱，“着力强化五个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维护稳定水平”，《求是》杂志社，2009年12月01日http://www.mps.gov.cn/n16/n894593/n895609/2148122.html
[26]吕始东，“习近平的性格特质和政治取向”，共识网，2010年10月23日（ 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renzaishitu/2010/1023/22617.html）。
[27] 吕始东，“走近习近平：寡言低调，但直言不讳”，共识网，2010年10月21日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102122488.html）。
[28] 东方，“中国官媒撤下习近平批西方言论”，VOA，2009年 2月 14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9-02-14-voa21-61309607.html）。
[29] “习近平：中国‘永远不称霸’”， BBC，2010年 11月 15日
（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1/101115_xi_singapore.shtml）.


（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12月16日）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其实汉学家就是一帮变态混混。他们最著名的杰作是：“青春玉女仪态万千北方佳丽身材惹火住家少妇风骚迷人”。

沉默的“中国通”遭德国媒体笔伐

2010.12.16

近期德国两家主流报纸发表文章称，当很多人为中国政府关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全力抵制颁奖典礼感到愤怒的同时，德国的汉学界却只传来零落的批评之声。相关人士就此展开论战。

“为什么我应该生气？那篇文章里的指责根本没有根据，”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Axel Schneider）语气平静地说，“其实有很多汉学家都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那篇文章”指的是12月10日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沉默的中国通”。文章批评说，在全世界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获奖者在中国因言获罪，目前正被关押在东北的一所监狱，而德国的汉学界却选择沉默。

为什么选择沉默？

文章的作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曾担任过8年驻华记者。“很多汉学家都表态了吗？那我只能说，在大众传媒上我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全德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个由汉学家组织的公开的研讨会，在波鸿，”马凯接着说，“当然，不是非得有人出来表态，这都是个体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些人是研究甲骨文的，他当然可以说，我跟当代中国问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最近15年间很多汉学家或者中国问题研究者开始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我当然也尊重每个个体陈述的理由。有些人不愿意陷入海外民运人士的争斗之中，有的说大学行政方面的事多到已经无心顾及其它，还有人说没有媒体采访他们。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从他们当中差不多没听到什么。所以人们问这是为什么？”

“沉默的中国通”这篇文章在回答这个“为什么”的时候引用了中国作家戴晴的话：“中国的影响在迅速增加，中国有的是钱。不讨这个政权嫌的德国学者可以过上好日子。研究经费和荣誉博士头衔，这里多的是。”

文章中提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去年利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提供的经费新添了两个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职。“如果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钱，在德国大学为教授们付工资，而这些教授又是负责为我们讲解中国的，这些教授本身可能人格高尚，对此我毫不怀疑，但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体制性的依赖。如果面对一种情况教授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教授们当然会变得更为谨慎，因为他们当然不能让出资人受惊。”

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施耐德承认东亚学院的确部分通过中国汉办提供的经费增添了两个教职。但是他认为，《南德意志报》的作者对德国大学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经费增添教职的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一个由第三方出资的教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拿了钱，事先跟出资方谈好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如果出资方干涉具体的运作，干涉你的决定，那是不行的，德国哪一个大学都不会接受的。”

具体涉及到哥廷根大学东亚学院的情况，施耐德教授表示，学院方面只需要和中国汉办协商在哪些研究领域增添教职，至于聘用谁做教授，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被聘用者对中国政府持什么样的态度观点，“汉办不管也不能管”。

“与中国合作是走钢丝”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在文章中写道：“与中国合作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很容易就会从钢丝绳上掉下去。”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鲁道夫（Jörg Rudolph）认为，“谁和中国的官方机构组织合作，谁就失去了研究的独立性”，对中国政府态度不逊的“就会失去合作的机会”。

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叶翰（Hans van Ess）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过，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北京方面认为“海外的汉学家们理所当然都应该是朋友”。北京方面做出的这种判断恐怕并非是错误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汉学系学生说，他觉得大部分汉学家都热衷于强调“中国的国情和其它国家不一样”，“应该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应该对中国有更多的耐心”……

《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说：“说这种什么‘中国人和别人不一样’，所谓‘不要让中国政府感到丢脸’的话都是很愚蠢的想法。”“我在中国呆了8年，还很少能遇到像中国政治家们这样不给别人面子的情况，即便是商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应该有权利更自信一些。”

“中国通”的任务

马凯说，许多汉学家说，“我们要去理解中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去理解中国政府”。而这样做就刚好“落入了中国政府预设的陷阱”。“中国政府向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代表的就是中国。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代表中国。别人说什么，都不是中国。如果对中国政府充满同情，那么也就忘了那些被中国政府嫌恶的人。中国政府如此之强大，经济如此强大，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它。你当然可以试着去理解它，但是总试着或者经常试着去原谅它，那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完全错了。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忘记了大多数的中国人。”

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说，理解中国是汉学家们的任务。“理解一个政府的行为不代表我就赞同它的做法”，“理解”是去了解这个政府的考虑、受到的限制以及内部斗争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这个政府为什么会这样行事，但是最终做出的价值评价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要只是拿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很可笑的冷战式的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黑白好坏这样的思维对事物进行评判。完全可以用平衡一点的心态看待中国政府的一些决定，最后你当然还是可以说这些决定不对。我觉得，冷战结束20年了，我们不再需要简单的黑白两极化的思维模式评论中国，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

“沉默的思想者”一文的作者鲁道夫则表示，汉学家们喜欢把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的中国相比较。但如果将7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德国作比较，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应该把现在的中国和一个公民社会的要求相比较，和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社会进行比较。但是汉学家们不这样做。他们说我非黑即白，他们保持科学研究的距离。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相对化地看问题’，而我反对这样做。”

作者：洪沙

责编：石涛

被煮成夹生饭的中国“市场经济”

－－从通胀成因与政府调控物价看政府作用
作者：何清涟

从11月下旬开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主题词合流成一个，即调控物价。在持续的高通胀下民怨日益高涨，政府终于再次启动行政手段去干预市场机制。自11月 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确保市场供应、对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临时性限价，针对贫困人口发放补贴及打击投机等4项措施以来，发改委于11月 23－24日这三天之内连发四份文件，要求稳定物价。几天之后，据说各地蔬菜价格已应声回落。食用油、白砂糖、成品粮、奶类价格停止上涨。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证明：中国现阶段，政府干预经济不仅必要，而且利民，希望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之说简直不合国情。但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通胀成因还是物价调控，均表现了中国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往往成为制造麻烦的根源。

中国通胀到底因何而成

先说通胀成因。近3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资金饥渴，往往通过扩张性的货币供给满足这种需求。从2006年开始呈上扬之势的通胀，官方原来还承认是 “成本推动型”，但最近几个月因民怨载道，想寻找一只替罪羊，于是想方设法证明是“输入型通胀”。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10月下旬公开表示，“因为美元发 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性冲击”，并断言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由此造成。

但陈德铭这一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其他金融官员的说法相悖。事实证明，过去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加了78%。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的说法完全否 定了陈德铭的“输入型通胀”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谓“超量的货币供给”，就是依靠央行不断增发货币。这 30年里，增发的货币到底有多少？且看官方数据：从1978年至 2009年，中国的GDP规模从3645.2亿元增至33.54万亿元，扩大92倍；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从859.45亿元增至60.62万亿元，扩大 705倍。仅今年前10个月，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通胀成了政府掠夺民财的最佳渠道

老百姓被通胀抢走的“蛋糕”有多大？可以通过如下数据推算大概。

1980年代初，“万元户”曾作为先富起来的代名词。经过30年，其财富的可能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1981年为500 元，1991年为1700元，2001年为6800元，2007年为13800元。因此30年前的1万元，约与现在的 28－30万元相当。

这些钱存在银行里面临严重缩水，《广州日报》近日登出四川汤婆婆如何变穷的故事，可以说明政府通过通胀从百姓手中抢走的蛋糕有多大。33年前，四川的汤婆 婆往银行里存了400元钱，当年这笔钱能买1套房子、400斤猪肉、1818斤面粉、727盒中华香烟或50瓶茅台酒。今天，汤婆婆取出这笔钱，连本带息 835.82元，仅够买420斤面粉、69斤猪肉、40盒中华香烟或1瓶茅台酒。

人民币特有的困境——即对内面临贬值压力与对外面临升值压力加剧了通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直接后果是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抬升了GDP规模和税基，使政府财 政收入大幅上涨，实现了“国富”。但比较吊诡的是，由于民众在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本应同步增长的居民收入却停滞不前。在人民币对外不能贬值的情况下，通 胀泡沫只能在国内稀释，老百姓不仅未能分得那块被做大的“蛋糕”，反而要通过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全面涨价去帮助政府消化通胀后果，原来节衣缩食储 存下来的“蛋糕”反而被政府用通胀的方法抢走很大一块。远的不说，据统计，今年头11个月，中国36个城市，仅蔬菜一项与去年同比批发价上涨超过60%。 人们感到维持基本生活已经很艰难。局部地区出现反物价上涨的骚乱，贵州六盘水市第二中学上千学生抗议菜价疯涨，夜砸食堂。

中国政府仍是掌控经济的“上帝之手”

上述分析可见：从通胀成因来说，祸根在于政府持续超量发行货币；从物价回落来看，又得力于政府对市场的强行干预。既然麻烦产生的根源与麻烦的临时性解决都是政府之手，那掌控中国经济的手到底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

这些年来无论是土地市场还是资源市场，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制造的麻烦已经够多。因此物价尽管暂时回落，但中国人却并未因此感到轻松。在有限的言论空间里，一 些评论认为，只有告别通胀才可控制物价。通过诸如保障供应、物价补贴和打击投机等行为，固然能在短时期内遏制物价上涨趋势头，但如果政府不改变货币超量发 行的恶习，一旦政策的效应退却，物价很可能又会反弹。因此，治本之策是尽快收紧货币，避免老百姓的钱继续贬值，这是稳定物价的最有效路径。政府调控经济， 必须走出传统的“物价控”阴影，走上“工资控”与“福利控”的阳光大道，政府不应该三天两头去管物价，该由市场决定的应该还让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回到确保 大多数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提升的正道上来。

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性争议，即中国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国家。多年来，中国为了摆脱所谓歧视性条款，在WTO中争取“市场经济国家 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益诱惑，也只说服了80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与日本始终不肯承认中国是个完全 的市场经济体，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而且无论从干预范围还是干预力度来说都有增无减。只有中国在不断宣布自身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最新的市场化 指数为77.7%。

但从中国自身状况来看，欧美日不承认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从政府对土地市场（如土地的供给）、资本市场（股市、债市）、金融市场（大量搭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的操控与强力干预、以及大量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投资项目（如各种毫无必要的公共工程，一些二三线城市大建地铁、引渤入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 干预大概在全世界无出其右。所以搜狐总裁张朝阳在今年一月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可以说，这一轮通胀形成与政府调控物价，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政府煮成了一锅带有严重焦糊味的夹生饭，但大厨却坚持说这锅饭是最能安慰中国人肠胃的美味佳肴：只有“中国模式”才能救中国。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看，汉学家在做什么？

德媒：和平奖拷问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BBC 乌维·施坦因

德国媒体本周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普遍做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多视角的广泛评论。

大多数德国全国性报纸例如《法兰克福总汇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日报》都借助自己的驻华记者，从北京当局对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攻击乃至对刘晓波同情者的打压角度，详细报道了中国国内的氛围。

“应有之义”

《法兰克福环时报》为此发表的评论指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为人权奔走呼号的刘晓波，真正恢复了这个奖项因为去年授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备受杯葛的应有之义，那就是通过对人权活动家的褒奖，来促进和平的持久。”

《南德意志报》驻京记者在报道后配发评论，批评北京如此兴师动众地打压国内外支持刘晓波获奖的个人和国家。评论认为：“这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现任统治者对于人权的蔑视，而且也充分反应出北京几年以来在强权外交上的连续性。”

倾向保守的德国《世界报》则分析在周五刘晓波获奖前不久，北京传出设立“孔子和平奖”授予台湾前副总统连战。该评论认为“此举实在是愚蠢。1937年，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德国作家奥茨辛斯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曾在其国内匆匆忙忙设立作为德国民族科学与艺术奖，借以抗衡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和平奖。”

“帮倒忙”

几乎是作为唯一的例外，德国《商报》周五谨慎地以一家之言的形式，刊载了驻北京的德国作者佛朗科-希伦的看法称：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在帮倒忙。

他认为，挪威的这个世界著名的授奖机构原本应该考虑到将这个奖项首先授予一位中国当代政治家，比如现任总理温家宝或已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以此来昭显欧洲对中国的尊重。

汉学家失声

引人注目的是：周五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纸《法兰克福总汇报》和《南德意志报》同时从不同角度发问：为什么德国汉学家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此讳莫如深？

《法兰克福总汇报》以同是德国观察中国事务的学者鲁道夫的文章，提出质疑：德国汉学家们是否因为北京在小小的德国已经设立了10所孔子学院，并重金补贴其教学与“科研”费用，所以出卖了自己作为独立研究者的立场？

而《南德意志报》前任驻京记者斯特马特则通过对多个德国汉学家的采访，描写了从自称自己专事古代中国研究到自诩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全面评价中国的德国汉学众生相。

—— 原载: BBC

南都這樣羞辱我強漢居心何在？

法国大学生在广东打死人被判11年 获批回国服刑

南方都市报


　　因故意伤害罪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前晚在狱警押解下由东莞监狱前往广州白云机场，其后搭乘航班回国服刑。 通讯员 刘洪群 摄

　　12月8日，广州监狱。

　　法国籍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侧耳静听，心里数着天上的飞机，“每五分钟有一架飞机飞过”。当日23时50分，他坐上了其中一架，目的地是法国巴黎。

　　在广东服刑的法国籍罪犯让·蒙特里特回国服刑。

　　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中，广东监狱系统完成的第二例外国籍服刑人员的移管工作。

　　酒吧打架 法国大学生被判刑

　　27岁的让·蒙特里特来自法国巴黎，判刑前，是法国GAST ONBER GER大学的学生。2005年，大四学生让·蒙特里特来到中国，在广东的江门和中山，帮朋友的小公司从事灯饰出口贸易，月收入2万多元。

　　2007年8月12日凌晨，让·蒙特里特与来自俄罗斯的好友米高尔在江门蓬江区卡仕酒吧喝酒。米高尔摸了一位姑娘的臀部。她的男友马某用酒瓶打了米高尔的头部后逃离。

　　追到酒吧门口，米高尔碰到劝架的黄某。他将黄某打倒在地，并和让·蒙特里特对黄某拳打脚踢，然后逃走。送医院后，黄某抢救无效死亡。因故意伤害罪，让·蒙特里特被判刑11年。2009年9月，他到广东省东莞监狱服刑。

　　爱烧鸭腿 是改造积极分子

　　让·蒙特里特喜欢篮球，是监区篮球队的前锋，经常代表监区参加监狱内的服刑人员篮球比赛。东莞监狱二监区监区长朱曙光说：“法国人，年轻，很活跃！”在监狱里，他喜欢阅读英文报纸和观看中央电视台9频道的英语节目。

　　他很喜欢中国的美食，“尤其是川菜”。在东莞监狱里，让·蒙特里特最喜欢吃的食品是烧鸭腿。“中国的美食很好吃！但不是在这里(吃)。”让·蒙特里特说，监狱的米饭不限量，但他期望能像在外面一样，享用。

　　让·蒙特里特和来自中国香港、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刑人员成为好友，经常诉说心里话或侃大山。“大家什么都谈，以前的生活、工作和喜欢的姑娘。”

　　　渴望沟通 激发学汉语的潜能

　　让·蒙特里特经常赞美自己在广东中山的女友。在法国学习时，英语和德语是他的必修课。和中山女友交往，两人都是用英语交流。但在看守所和监狱服刑期间，他学会了汉语。“没办法，在看守所里，没有人会讲英语。”让·蒙特里特说，交流和沟通的渴望激发了他学习汉语的潜能，掌握了汉语拼音的使用。

　　每个月，让·蒙特里特都和母亲通一次电话。她的妈妈是名教师，曾两次从法国到东莞监狱看望他，每次的费用都超过1万多元人民币。

　　　　回国服刑《法英汉字典》带回家

　　据称，在法国，让·蒙特里特的家庭不算富有。母亲往来中法，看望儿子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母亲多次向法国官员提出让其儿子回国服刑的要求。在监狱里，让·蒙特里特也提出了回国服刑的申请，最终获批准移管。监区长朱曙光告诉记者，让·蒙特里特是在监狱里通过亲情电话从母亲处得知将要回国服刑的消息。他对管教警察说：“我要离开这里了，今后不用你们管了。”

　　12月7日傍晚，得知自己当晚就要乘飞机回国服刑，让·蒙特里特情绪激动，大谈自己对中国的感受。进行移管前，他收拾行装。除了英文书籍外，他还把一本厚厚的《法英汉字典》塞进了行囊。

　　　中法移交 他很兴奋很开心

　　12月7日20时许，广东省东莞监狱会议室内，监狱长何放(代表移交方)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泰年(代表接收方)进行了中法移管仪式。司法部派来的中方代表宣读了司法部《关于将法国籍被判刑人让·蒙特里特移交给法国主管机关继续执行刑罚的决定》。中法双方现场验证了被移管人让·蒙特里特的身份，并签署了《交接笔录》。中方向法方移交了属于让·蒙特里特的所有个人物品。

　　仪式结束后，让·蒙特里特被带上警车，前往白云机场。让·蒙特里特很兴奋，很开心。移管前的晚餐都没吃多少。东莞监狱派出熟悉让·蒙特里特情况的二监区警察方再生随车押解。方再生的英语水平很高。一路上，他和让·蒙特里特天南地北地聊天。

　　　错过航班 因法国警察携手铐登机

　　抵达白云机场后，中、法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押解让·蒙特里特回国的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接上头。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的民警们协助法方办理了各项登机手续。他们打算搭乘南方航空公司12月7日23时55分的航班，飞往法国。但直到12月8日0时许，航班已经起飞，两名法国警察与让·蒙特里特仍呆在机场休息大厅。

　　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副处长李纯义告诉记者：“手铐等警械是不许带上飞机的，国家公安部和民航总局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前，监狱方面多次询问法国警察有无违禁用品，但法方并未重视，也未告知。在过安检时，发现他们携带有手铐，被拒绝上飞机。安检人员要求法国警察必须留下手铐，但法国警察坚持要携带手铐上飞机，最终错过航班。

　　　临时监管 广州监狱天冷添被

　　不能按时离境，服刑人员让·蒙特里特遇到了监管的问题。司法部、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等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法方临时将让·蒙特里特交给中方托管，并立即写出委托书。随后，让·蒙特里特被广东狱警押往市内的广州监狱临时监管。

　　让·蒙特里特很沮丧，心情糟透了。8日凌晨1时10分许，李纯义在安顿让·蒙特里特的监舍中安抚他，告诉他，这不是中方的原因，也不是法方不愿意接收，而是技术上的原因。

　　李纯义交代值班狱警煮碗面给他吃。刚好冷空气入粤，深夜气温较低，广州监狱还为让·蒙特里特的临时睡床提供了棉被和加铺棉垫。

　　12月8日晚，法国警察最终放弃了携带手铐上飞机的决定。让·蒙特里特在两名法国警察的押解下顺利搭乘飞机离开广州。

　　回国后他继续服刑如何实施法国决定

　　省东莞监狱监狱长何放告诉记者，这是东莞监狱，也是广东监狱系统第二次外国籍服刑人员移管。

　　据南都记者了解，移管被判刑人又称外籍囚犯的移交或外国囚犯的移交，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合作方式，旨在使被判刑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国服刑。何放说，由于种族、民族、宗教及文化、语言等环境不同，外国籍服刑人员在判刑国面临很多生存困境，会产生社会孤立感。

　　为保障外国籍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改善外国籍服刑人员的服刑境遇，移管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发端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随着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因而被国内定罪量刑的情况随之增加，使得开展外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越来越重要。

　　联合国大会在第四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有条件判刑或有条件释放罪犯转移监督示范条约》。该示范条约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允许通过转移监管责任的方式，将被判缓刑、假释或被判刑罚暂停执行的外籍罪犯移交给其国籍国或其他国家。2008年12月，因犯走私军火罪被我国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也门人阿不杜勒，成为我国也是广东司法机关移管回国的第一例外国籍服刑人员。

　　移管让·蒙特里特回法国服刑，是参照联合国条约的精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规定还有待完善。据了解，服刑人员回国后，仍将按照在我国司法机关的判决在其国家的监狱服刑，但是具体如何实施，比如减刑或者假释等，则由该国决定，不用知会我国司法机关。

从背诵历史到思考历史

　　——答钱进先生

　　作者：张功耀

　　钱进先生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猛烈地批评我“瞎掰历史”。这意思就是说，真实的历史在钱进那里，诸位如果要学习历史，听钱进的就行了。而我这个人，从小生就了一副怪脾气，对一切现成的东西都要反思，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我从来不背诵现有的历史，尤其是那些按照“爱国主义模式”写出来的历史，而钱进先生最擅长的恰恰就是“背诵历史”。

　　因为我从来不“背诵历史”，所以，我违背了钱进先生制定的天条，于是他要猛烈地咒骂我“瞎掰”。

　　我国什么时候发明制针技术，这本是可以自由讨论的。用不着像钱进那样去“以背诵历史为依据”，对不愿意“背诵历史”的人大开骂戒。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还把铁钉叫做“洋钉”。可见，洋钉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其实，古代中国人也能打制一些铁钉，只是那些打制出来的铁钉太粗大了。这也是我国建筑和家具制造当中多用枓榫和少用铁钉的原因。如果非要钉，用的也多是竹钉。1974年，我家里建房子，因为没有钱买铁钉，就是用竹钉钉的橼皮。我和我爷爷一起，把竹子削成钉子，再用砂子文火炒过，替代铁钉，效果蛮好。

　　钱进先生引出了《天工开物·锤锻·针》条中的记载：“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鎈其末成颖，用小槌敲扁其本，钢锥穿鼻，复鎈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留针二三口插于其外，以试火候。其外针入手捻成粉碎，则其下针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健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

　　这个记载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不需要争议。

　　这意思是说，制针之前，先把一块条型铁卷成一个圆筒，中间留一个小孔。然后再把一块铁烧红打成细丝，再将这根细丝从这个小孔当中拉扯出来，再剪断，把剪断后的一头磨尖，在另一头戳一个眼，这就是针。

　　所有不局限于“背诵历史”的人都可以通过直觉想象一下，这样做成的针，会不会有“绣花针”那样精致？事实上，我国民间撽蓑衣用的针，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我本人小时候就见过铁匠生产这样的针。

　　至于“绣花针”是什么针，以上钱进引出的这个文献实际上蕴含了答案：“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依据这个文献，福建马尾的人做刺绣，用的是“柳条针”。这个“柳条针”其实不是金属的，是木质的（如竹子做成的针），有的地方甚至用鱼刺。

　　钱进还引出文献证明，我国早在战国的时候就有刺绣。他以为那战国时期的刺绣就是金属针绣制出来的。其实，战国的刺绣不是用金属针绣制的。我国先民最早用的针是骨针（包括鱼刺）。商代生产的某些玉器，镂空出了许多比现代绣花针还小的孔（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文物）。它们也不是用金属针加工出来的，而是用骨针加工出来的。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国古代金属制针业很落后，而刺绣却很精致。

　　我不想“背诵历史”，更没有兴趣去与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纠缠一些历史细节。事实上，被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提出的所谓历史问题，有的超越了我当前的讨论主题。为了说清相关的问题，我恐怕得另立标题去阐述。实际上，我们为了突出主题，必须省略掉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还有的人，因为他们“背诵历史”的习惯根深蒂固（这是我国的教育现状造成的），没有以慎独的态度去思考历史的能力和习惯，与这样的人讨论历史，显然会浪费我的很多时间。因此，我倒希望那些热衷于“背诵历史”的人，在向我提出历史问题之前，自己先用一种慎独的态度反思一下现有的教科书所记载的所谓“正史”。

　　坦率地说，钱进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回答价值。只是因为《新语丝》的读者很广，为正视听，才勉强写了这么几句话。我要顺便提请读者原谅的是，所有类似的问题，我最多只写一篇答复文章，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纠缠。因此，关于中国制针技术史的问题，我也许会在其它更加正式的场合去讨论，而不会再来《新语丝》发表任何只言片语。

(XYS20101202)

在歐美喫支那飯而不王八蛋者，吾未之見也。

杜维明VS袁伟时：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杜维明 袁伟时

　　仁、义、礼、智、信，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杜维明：哈佛大学教授。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

否定三纲，肯定五常?

　　子云(主持人)：袁老师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有点断章取义。我的观点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

　　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从1912年开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它对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只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杜维明：我基本同意。我曾认为三纲是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王元化先生以前提倡新启蒙，晚年跟我说，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我很惊讶，要进一步思考。

　　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三纲五常是双轨形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

　　《白虎通义》里，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

　　五伦、五常也是普适价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平等对话。

　　儒学要对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引发的不合现代精神的东西，创造性转化。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袁伟时：王元化对陈寅恪那段话的理解有问题。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明确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民国以来，很多知识分子想对三纲重新解释，有人把君为臣纲，解释为职业的忠贞精神，对上级的尊敬、尊重。非常勉强。现代社会的这种关系，人格、法律地位平等，与三纲格格不入。三纲确如陈寅恪讲，无可疗救。

　　现在的危险，是对传统文化过度美化。

　　每个古文明都有自己的贡献，17世纪后，汇合成为现代文明，它的代表者是西欧、北美。现代西方文明吸收了东方文明很多东西，包括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精华。吸收了这些，它就缔造了一个文化高峰，就是“现代文化”。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化的精粹;“不虞匮乏的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了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以及专政主义的负面教训。

　　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能否定它有天生弱点。例如，虽有一些抗议精神，但制度上没有形成权力制约;没有形成法治精神，对经济自由也是压制的。结果，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发展不起来。再加上先秦诸子思维方法的弱点：缺少逻辑、实证精神，也发展不出现代科学。

　　这样，当东方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时，面临抉择：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

　　知识阶层的一些人还在制造各种借口，来抵抗现代文明。

　　一个借口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这对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听起来很舒服。

　　还有一个借口是不要拿现代西方文化同传统中国文化比。但是，现代文明是无法遮蔽的一面镜子。为什么两个不同体系的传统文明，一个自行转化为现代文明，一个却至今仍在蹒跚学步?

　　中国知识分子老想发扬儒家文化，没想将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创造新的思想。现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

现代性大同小异

　　子云：袁老师最担忧的是权力站在儒家后面?

　　杜维明：这是你给他点出来的，他没讲，也许是这样。袁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我完全赞同，很多有保留。

　　确实不能把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分裂，它们没有明显的疆界，不可能独立存在。现代文明是主流，但不是独一无二的。

　　1948年，文化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影响世界的四个典范人物，有苏格拉底(包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孔子。在这个论述中，主要的精神文明包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精神文明、印度的精神文明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精神文明。

　　袁老师似乎把它们悬隔起来，认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市场经济，还有法治、自由、个人的尊严。的确，这些价值是人类共享的，但不是静止的，需要不断发展。

　　人们常以中国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的精华的精华相比。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即是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续妾，抽鸦片烟，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自由民主和个人尊严。

　　这样比较，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有非常大的摧残。一个民族要发展，尤其在危难中自救，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建构方面的改变，还需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设。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心态改变。

　　我像牟宗三先生一样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把它的优质部分好好保护，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五四”的精英们，对于真正继承、发扬传统并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力度不够。甚至包括蔡元培。蔡元培要以美学代替宗教，把经学整个抛弃了。

　　要重新认识这个大难不死的传统。袁老师提的那几点，我有一些不同意见。

　　1.袁老师说在整个中国传统中没办法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他们理解，一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很蓬勃。比如宋代，国内及海上、陆上都有贸易。当然，它只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也发展出一些科学技术。一直到17、18世纪，一些中国的技术、科学跟西方比，不一定落伍。比如在生物、医学、农业技术，甚至官僚系统方面，都有长处。

　　2.不应用现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国比，不应用西方最杰出的价值和中国最糟糕的价值比，有更好的比较方式，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冒昧述说。

　　历史上，整个东亚社会，所谓儒教文化圈被西方吸引的力度非常大。这些大的文明能够充分现代化，确实在西方模式之外，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比如在日本、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或现在中国大陆沿海，确实有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发展，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有相契处，也有文化上不相契的地方。不能说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不民主，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3.现代性是多元的。从袁老师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但确实不能用几个主要普遍规律或基本因素，概括庞杂的现代性的独特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如果德国没有强烈的日尔曼民族主义，或英国没有一种渐进的对宗教重视的过程，美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也无法形成现代的社会形态。日本、韩国、中国的路都有很大不同，越南也有所不同。

　　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前讲古今中西之争，现在只是古与今的问题。不能把中国当做落后，西方当做现代，中国有现代有落后，有古有今。

　　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我不知道。我基本上赞成袁老师，对西方的学习与理解还要更强。即使现在，中国也还要深刻理解启蒙。

　　要注意的是，启蒙在西方又受到很多批评，包含女性主义、社群主义，还有像文化多元主义、宗教的对话，相当复杂。中国现在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多半是过去五十年西方发展之前的现代性，要注意最近的发展。

　　袁伟时：这样补充很好，讨论更加深入。但我想，各个民族的现代化，应该大同小异。基本方面大同，比如制度上不能不要市场经济，不能不要个人的自由、独立，民主、法治，但各个国家没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形式。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更需对话

　　袁伟时：现在，盲目的民族自大还非常厉害。有些解释太过勉强。比如碰到环保问题，就说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哲学基础。但现在最好的环保对策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环保观念也来自西方。

　　杜先生对民族自信的讲法，有一些问题。比如德国的民族自信就招来世界大战，它对于民族主义没有警戒;日本政治上没有现代化，招来军国主义，也是二战的元凶之一。

　　对东方来讲，还是民族主义阻碍接受现代文明，这是主要障碍。

　　有的人不恰当地美化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有人美化墨子，说很多逻辑都在里面有了;有的则说《易经》里面有现代性。

　　中国有民本思想，人人都承认。但它没有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有制度性的东西。杜先生讲，中国的宰相有相权，知识分子有批判精神，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人回过头去看，有夸大、美化。宰相只是棋子，皇帝要处理你，一句话就够了。

　　杜维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信，两者有根本不同。纳粹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德国人的自信，而是产生于极端的民族主义。

　　现在西学的影响已经很大，传统文化的声音非常薄弱。语言就很明显。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这些名词都是外来的。以前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社会学”，是从日本过来的。严复想把society翻成“群”，比较符合传统，大家没接受。

　　但如果一天到晚在传统文化中找现代因素，也危险，我也不赞成。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比较。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文明之间对话，已经有了气氛与基础。

　　我要补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观念都是现代不可或缺的，同时现代性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还要把很多的其他文明的价值带进来。在自由之外要带进什么呢?公正。在理性之外，要带进同情、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以外，还有社会和谐。

　　就是说，现代西方所代表的基本核心价值，是扎根在西方的普适价值，但同样有一些可以是扎根在中国、在东方的普适价值。

　　美国内部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但国际间的政治民主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基本美欧说了算。我的朋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他晚年说，如果文明有冲突，那文明对话更必要。西方文化人对自己文明的反思，在很多方面，比东方文化人更深刻，反思力更强大。

　　美国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缺乏，他们太傲慢，认为所有普适价值都在那边，不需要向我们学什么。他们今后会在文化层面出问题。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将是另一种格局。

“儒表法里”不成立

　　袁伟时：现在流行一个观点：“儒表法里”，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讲：儒家非常完美，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

　　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辟。他说：“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治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专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说得太精彩了!我怀疑不少“儒表法里”鼓吹者，有没有读过这个报告。

仁义礼智信是不是“习惯法”

　　杜维明：哈佛法学院有位韩国学生，叫咸在鹤，他的博士论文认为，儒家礼乐的观念和宪法很相似，在传统韩国社会，礼所起的作用类似宪法。礼有像现代英美的习惯法。

　　子云：我对此有疑问。习惯法的前提是保障自由，保障一些基本权利，约定俗成而来。而仁、义、礼、智、信则是作为礼教，起源是官方的教化，逐渐沉淀下来，对某一阶层进行压制和管教，我认为不能叫习惯法。

　　杜维明：你讲的我大部分赞成，但你认为是压制、管教我不赞成。官方，包括皇帝都很受此限制。皇帝绝对没有隐私权，一言一行要求公正，压力很大。内朝和外朝官吏制度之间的抗衡，非常重要。

　　在日本，官是公，私是对一般的人民而言。但在中国，官、私、公三者分开来。黄宗羲把官当作一个私欲集团。

　　如果认为中国整个古代文明都是专制的，认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这站不住。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也站不住。

　　子云：礼教不仅是伦理道德，还是一套制度规范。包括怎么下跪、怎样哭，女孩怎么笑……都很仔细，也固化成了制度，这一套不那么可爱。从三纲里找现代性的可能非常稀薄。

　　杜维明：你认为西方在前现代没有这一套吗?束胸、缠腰，比包小脚还要厉害。因为缩腰，有的二十多岁就死掉了。不要总觉得东方的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文明，不能有这种自卑心理。

　　对西方平等的观念，也要加以分析的欣赏。比如今天，美国两个最不平等的制度是大学和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主宰员工，大学校长主宰教员。

　　子云：跨国公司的总裁与普通员工有区别，主要是在人格上平等。

　　杜维明：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层面。但说到人格平等的价值，儒家传统里同样非常深刻。比如社会各有分工，但牺牲10%、5%的人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完全不符合儒家精神，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 原载: 南方周末-燕山大讲堂

迟浩田是否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作者 法广

“迟浩田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消息引发网友质疑。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本台联系联合国相关机构以及经常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何关系。
本台刊登出中国 网友对“迟浩天获得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的质疑之后，有听众建议对此一消息进行核实，本台因此联系了联合国驻纽约总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的总部 以及专门揭露联合国内部贪污违规等丑闻的纽约媒体，以图澄清迟浩田将军所获得的和谐奖同联合国是否有关系。当事各方对本台的答复表明，迟浩田获得的这一 “和谐人物奖”与联合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评论认为，中国政 府推出“联合国和谐奖’‘以此对抗“诺贝尔和平奖”,试图“以六四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六四战俘刘晓波博士”。

事情的起源是，在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到三周时中新社的一条报道。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联合国世界和谐人物奖。” 相配的照片是中国原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10月27日晚从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手中接过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奖评选委员会”提名授予的“世界杰出和谐人物” 奖 杯。

“世界和谐基金会”无权以联合国之名颁发奖项

首先，就“世界和谐基金会”是否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是否真的归属于联合国环境署，本台联系了联合国环境署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总部。环境署发言人尼克•努涛Nick Nuttall向本台确认了“世界和谐基金会”这个组织确实从2005年开始作为NGO在环境署注册，但是，在环境署注册只意味着该组织可以参加环境署召开的一些讨论会议，而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环境署支持该组织任何活动、政策以及立场。

这名发言人还向本台确认“世界和谐基金会”没有任何权利借用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颁发奖项。听众朋友可以可以从本台网页上阅读这名发言人的书面声明。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was accredited to UNEP's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the main governing body of UNEP, in 2005 as a 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following UNEP'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approvals of accreditation.

"Being accredited to the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s of Environment Forum does not mean, an NGO is "affiliated" to UNEP, nor does it imply any endoresement or approval of their work, policies and positions."

联合国总部不知情

就联合国总部对这一和谐奖是否知情问题，本台电话咨询了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信息中心，他们都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此前已有美国媒体向联合国发言人提出上述问题，联合国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在网上才看到沙祖康给迟浩天颁发和谐奖的照片。那么，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给迟浩田颁发奖品，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一奖项就带有官方性质呢？对此，联合国方面回答说，他们到目前为止依然在等待沙祖康本人的解释，他到底是以私人名义还是以官方名义给迟浩田颁奖，联合国发言人表示，和谐奖颁奖期间，沙祖康并没有休假。

沙祖康本人避谈和谐奖

另据纽约一家以攻击联合国而著名的网站英呐城市新闻社Inner City Presse 的介绍，沙祖康十一月四日在接受他们采访时解释说，他同迟浩田过去曾是同事，他在上海的时候被迟浩田邀请吃饭，原以为只有他们两人。但是，本台未能通过其他渠道证实上述内容是否属实。

以下是英呐城市新闻社网站有关采访沙祖康的原文：

On November 4, Inner City Press was able to ask Sha Zukang directly about the award and the controversy. Sha told Inner City Press that “the general came to know I was in Shanghai” and he invited Sha to dinner.

Sha canceled his other plans. “When I was with disarmament we were together, many years ago,” Sha said of Chi Haotian. “I thought it was he and me only. Than I saw the group.”

Inner City Presse英呐城市新闻社记者十一月二十六日还向本台透露，在联合国二十五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表示沙祖康已经就此向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做出了解释。但是，这名发言人拒绝透露沙祖康所做出的解释的具体内容。

以下记者会问答的记录：

Inner City Press: there is this issue of the award that was given by Under-Secretary-General Sha [Zukang] to the General involved in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 just, it was left — at the time it was said that, Martin Nesirky said that, Mr. Sha was on UN time while he was in China, but that the Secretariat hadn’t been informed that this award was going to be given. Questions continue. It’s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hat this was a UN award or somehow given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What’s the UN’s final position on whether Mr. Sha was operating as an Under-Secretary-General when he gave it, and if he wasn’t, what’s going, what’s happened sin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Mr. Sha, I believe, tried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his actions.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about any UN response.

Question: He gave an explan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s office.

Question: Was it acceptable?

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 At this point I don’t have anything further to say. We did receive an explanation.


中方报道中英文报道不一致

另外，英呐新闻社网站还透露了许多有关世界和谐基金会向联合国提供赞助的内容，世界和谐基金会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给迟浩田颁发和谐奖或者向联合国提供赞助本来无可厚非，但只能以本组织的名义而不能以联合国的名义颁奖。然而，中新社与新华社的报道却偏偏将报道的标题写作是“迟浩田获得联合国和谐人物奖”。

本台注意到中国官方的英文媒体在报道此一消息时并没有使用同一标题，新华社的英文报道的标题是迟浩田获得世界和谐基金会和谐人物奖 (China's Former Military Leader Receives World Harmony Award)，虽然报道文章中也提到基金会同联合国的关系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但是，标题却是符合联合国的要求的。

迟浩田为什么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两周之后获得世界和谐人物奖？海外博讯网站近日就刊登了署名草虾的文章，标题为:64总长迟浩田上将对抗64战俘刘晓波博士，表达了他个人对迟浩田获奖的解读。作者写道：“正当六四亡灵代言人刘晓波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久，六四戒严时的人民解放军参谋总长迟浩田上将荣获‘联合国和谐奖’， 其对抗意味颇为搞笑。”

文章写道：“‘联合国和谐奖’对抗‘诺贝尔和平奖’，似乎拿联合国对抗挪威，但也拿六四平暴参谋总长对抗六四亡灵代言人，实在是降低了内战名将迟浩田将 军的威名。刘晓波是个文学博士，在军人眼里顶多算是迟浩田将军的战俘，而且詖世人骂作大汉奸、大叛徒、殖民主义大师，值得拿迟浩田的耀眼将星向他炫耀吗？”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向来不以报道客观而著称，但是，如此大胆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颁发和谐奖，在今天信息传播迅速的网络社会，实在令人费解。下一步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方面是否会对外公布沙祖康向秘书长办公室所做出的解释，要知道，沙祖康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关系微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沙祖康今年九月在维也纳曾经酒后大骂潘基文，事后，沙祖康已经为此做出公开道歉。

另外，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权威机构将如何处置其成员国“借花献佛”的行为，尤其是当这些行为影响到联合国自身的名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将于明年十二月底届满，潘基文倘若寻求连任，必将试图获得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此前就有人权组织谴责潘基文在访问中国时未与中方谈及人权问题。

美国舆论呼吁沙祖康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

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记者Claudia Rosett 在网上发表文章，标题为Tiananmen Travesty – With UN Credentials。作者在文中介绍了世界和谐基金会的背景，指出该基金会的诸多可疑之处，并且披露该基金会同前联合国高官，因联合国石油换粮食丑闻而闻名的Maurice Strong关系密切，Maurice Strong从2005年之后就居住在中国。文章评论说，中国政府要给谁发奖外界都无法干涉，但是，沙祖康这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这个由包括美国纳税人在内的全球纳税人负担的官员，他应该为联合国工作而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作者最后呼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至少向联合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颁发世界和谐奖之后的沙祖康依然继续稳坐副秘书长的宝座？

感谢国家，感谢猴蛇

猴蛇这席话直接把我送到希望的田野上，我牙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情绪稳定得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高物价下中国百姓过起节俭日子：飞涨的物价并未带走希望


　　涨价的冬天，你们还好吗？

　　政府的帮扶政策起效了吗？生活有了改善吗？

　　面对上涨的物价，都有什么省钱的小窍门呢？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分头采访了企业退休职工、都市职场新人、进城务工农民、城市低保人员，倾听他们的讲述，探访普通人的生活。



合肥退休职工吴至明：居家度日的省钱经

　　11月27日早上8时，刚刚晨练完，63岁的吴至明阿姨便提着环保袋子匆匆往安居苑小菜场走，她和老伴计划中午做锅鱼汤，不过今天吴阿姨却是空手而归。

　　“这么大的一条草鱼，不到1斤重，要10元钱，前几个月也就卖五六块钱，想想还是不买了。昨天晚上的红烧肉加点菜还能吃一顿。”吴阿姨拿手比划着鱼的大小说。

　　家住安徽合肥市安居苑社区牛奶厂宿舍的吴至明老两口，从各自的单位退休已经快8年了，两人退休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还要给远在广州的儿子垫付1000元左右的房贷。既要省钱，又要让两口子的生活舒舒服服，管家的吴阿姨就不得不精打细算。

　　和所有工薪家庭一样，物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吴阿姨以家里最常吃的韭菜鸡蛋饺子给记者算了一算：1斤韭菜，过去只需要3元，现在涨到了4—4.5元，鸡蛋1斤几个月以前只要3.5元，现在4.5元都不一定买得到了。还有，猪前腿肉，过去是9—9.5元／斤，现在最少也要12元，牛肉更是比前几个月涨了4元多。“还有油，几大品牌的调和油都涨了10多元，一顿好饭，要有肉有菜有饺子，过去我们老两口只需要十几元钱，现在得近30元了。”吴阿姨说。

　　好日子宽裕点过，穷日子紧巴点过，这是吴阿姨的生活哲学。自从近来物价上涨，吴阿姨就不怎么在门前的菜市场买菜了，而是到合肥最大的周谷堆菜批发市场区选购。每周周一，吴阿姨和老伴挎着环保袋子坐公交车到周谷堆，“这边的菜价普遍比我们周边便宜了1元钱左右，牛肉更是便宜了2元钱，一次买个7斤肉，就能管一周了。”吴阿姨笑言：多买一点，来回的车费也能抵消。



北京职场新人甄玉：“捡漏”超市的打折货

　　前些日子，在北京中关村一幢写字楼里上班的甄玉发现，外卖里附送的豆浆没有了。几乎就在同一天，她经常吃的胡萝卜包子从一块变成了一块二，更让她吃惊的是：“怎么包子皮也变厚了？”

　　变化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沙琪玛从八块九变成了十二块六，常吃的老婆饼从六块变成了八块，超市里几棵油菜竟然标价两块钱。男朋友每天用来当宵夜的煎饼果子价钱倒没变，可是鸡蛋贵了，加三个鸡蛋的煎饼果子从三块五变成了五块。

　　小甄25岁，刚来北京工作3个月。她说不清楚这种切身的体会是因为走出校门，直面生活了，还是因为涨价实在过于来势凶猛。

　　小甄也试过自己从家带饭，可是一个人做，一做就多，浪费了不划算。

　　小甄最近另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取钱频率变高了，以前三百五百地取，现在八百一千地取。白领收入尽管不算很高，但娱乐、聚会、接待朋友等事情少不了。朋友聚餐，以前没什么感觉，现在参加前要先打打算盘了。但是好的一点是，最近聚餐也心照不宣少下来了。

　　“以前社区大妈们热衷的超市优惠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开始留心了。”现在小甄去超市，专盯那些挂黄色牌子的，因为这都是打折的、特价的，买了就是“捡漏”。同一种商品，她总要在心里换算一遍，挑性价比最高的买，货品有散装的就不买包装好的，超市打烊前总爱去看一下，“扫扫底”。

　　“物价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只是其中之一。”小甄认为，物价起伏未必真的对生活质量造成太大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压力。毕竟我们是在发展的，只会越来越好。

RFI：上海胶州路“1115”火灾受害者家属集会要求问责政府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昨天（11月26日）晚上八点， 上海“1115”胶州路公寓大火部分受害者家庭自发组织，召开了一次“1115受害者家属”联席会议。参会者包括遇难者家属二十多人，以及部分家人未受伤亡家产遭遇火劫的受害者家庭，会址在距离火灾现场附近两三百米处，灾后官方安置灾民的的久悦商务酒店里。

艺术家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列席并被允许记录，此后，会议的记录被发布到互联网上。 这是火灾事件发生后，第一次有组织性、总结性、由一个统一的声音来表达受害群体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和立场。

与会者称，通过了一个决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拥有共同的声音，类似业主委员会，以一个共同的声音来与政府对话。此次，他们推举了六个代表，并希望团结，不要轻易被“瓦解”。

与会者一致认为，“政府对事故责任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至今，责任是什么，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并没有说清楚。”

他们回顾了灾难的前因后果，包括，整个工程的产生情况，过程中间发生了什么，施工队情况，包括消防部门来到现场的不作为，消防队员看到楼梯口不上去，什么防护用具没有携带，耽搁大量时间等等。

对此，这些受害者认为，政府“在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在没有进行谈判的情况下，违反程序单方面武断决定”，对社会公众宣布，每个遇难者的赔偿数额为96万的决定，对此他们表达了“极度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对逝者生命和他们的亲属的极大的不尊重，他们的心理感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所遭遇的痛苦是“难以承受”的。他们要求，“首先追究责任，然后才可能去谈赔偿问题”。此外，遇难者家属对赔偿的具体操作也表示了不满。

对受害者家属的这一表态，媒体人彭晓芸说，“受害者家属拒绝接受不明不白的赔偿，要求先界定责任，再谈赔偿协议。真是让人敬仰。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的素养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公开透明，不接受任何暗箱操控。要对上海市民再次竖起大拇指！”

受害者家属决定，在遇难者“二七”到来时，也就是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在遇难者现场进行“二七”纪念活动。

此前，火灾事发后第一个周日“头七”，至少有十万上海市民在警方的监护下，来到事发现场鲜花致哀。他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前来参加“二七”悼念活动，他们希望，“活动要和平的，平静的、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参会的遇难者家属希望，“通过公开的渠道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来，他们需要政府向他们公开道歉，明确承担责任。”他们还希望，未来能有媒体前来关注，并传达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要求，“与政府的官员或者相关部门谈话，面对面谈话，并对媒体开放”。

这份会议记录在网上公布不到几个小时后，已经成为新闻办网管局删除命令上的目标，大部分可以找到的链接已无法打开。

哲学家今天的角色——刘苏里对话邓晓芒

时间_ 2010年9月19日16 : 00～19 : 00
地点_武汉－北京，MSN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808d20100n6hs.html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下放湖南江永县插队落户，1974年回城当搬运工，1979年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研究生，1982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9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2010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等领域亦多有涉猎，创立“新批判主义”和“新实践论美学”。已出版专著25部，译著8部，发表论文200多篇


这次“对话”，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各自在武汉和北京的家里。所以，说话行文，仔细看带有网络聊天几乎无法避免的“峻急”特点。

邓晓芒的社会身份，至少有三重：教师、战士和哲学家。
他长期任教武汉大学，是远近闻名的教师。在今年出版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中，有他授课现场非常生动的描述：先由一名学生朗读一段《纯粹理性批判》，重点用词、概念要特别强调，然后由这位学生对此段作出解释；再者，邓按德文版逐字逐句讲解该段。如是，一学期下来，多则讲授二十几页，少则十几页。学生从开学时的十几人，到期末的七八十人；课堂讨论热烈，师生往复辩驳，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一册经过缩写的二十几万字《纯粹理性批判》，全部讲下来，竟花去14和学期。没有哪位学生从头至尾听过这门课，可听课者往往有所收获——邓教会了年轻的学子们读书方法，也教给了他们关于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中，生动记录了他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演讲现场。从主持人和学生，与邓的互动中，读者可分明感受到场面的热烈和求智的冲动，可称得上“非常感人”。
作为哲学家，他受到严格的哲学训练，对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的西方哲学，有着细致而精到的理解。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研究，尤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他“立足于西方自古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使国内的黑格尔研究焕发了生机，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创立‘新实践论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见“百度百科”）[努斯精神体现了希腊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初步的觉醒，这种自由基于每个人不受世俗感性事物束缚的超越性的灵魂，体现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独立性；逻各斯精神体现了这些个体灵魂在自由行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使他们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主体存在，保持人格一贯性，而不至于在与别的自由主体的相互冲突中遭到毁灭。——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对话中邓晓芒说，他有自己的哲学，只是还未完整地表述出来。他同时也肯定地说，他的哲学当然是立足本土问题。
一名好战士是自觉的，邓是自觉的，因此在我看来，他当然是一名好战士，一名“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无论介入文化批评，美学争论，还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无不显示其战士本色，自觉而充满理性。在他近二十年的哲学家生涯中，邓晓芒是我知道的“卷进”各种思想争论最多的知识人。这个时候，他有两个“使枪弄棒”的舞台，讲坛和书桌。他的讲坛，真可谓天南地北，校内校外，演讲锋芒毕露，一泻千里；他的书桌，层出不穷地生产各类文章，言辞犀利，逻辑严密，论理扎实，包括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新左翼，以及《河殇》、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都是他以“新批判主义”为标榜的批判对象。学术思想文化批判之外，作为一名战士，邓不止一次卷入高教体制的批判事件，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识人应有的姿态和立场。
邓强调他的哲学思考，是“为己之学”，如果将其理解为古典时期士大夫为学的基本原则，便大错。这里面有自省，自我批判在焉。他更愿意从对自己的批判中，找出中国人身上问题的症结所在，像针灸师拿自身做实验。我理解，这种“反诸己”的方法，也是他新批判主义学说实践的一部分，散发着西方古典知识人德性的光芒，也是邓的新批判主义强有力量的秘密。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有请邓晓芒教授。


一 背景

刘苏里：很高兴能在网上与您见面，谈话！
邓晓芒：是啊，现在信息如此发达，以前都不敢想像！

刘苏里：可您还与学生在课堂里一页页“啃”经典，像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邓晓芒：那是，世界上总还是有些永恒的东西，不因事物变化快就失去了价值。其实我所啃的经典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不过一般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刘苏里：您可以说详细些。
邓晓芒：我在课堂上总是对学生讲，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与当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古典的东西比那些现代后现代的要“现实”得多。比如普世价值，人的自由和人权，这都是在古典哲学中奠定的基础。

刘苏里：在《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里，你就是这么说的。
邓晓芒：对。这是我一贯的想法，我就是要为当今打工者提供思想依据。

刘苏里：任何意义上的“打工者”么？
邓晓芒：可以这么说。我本人也是一个打工者，过去那种什么“一兵”、“孺子牛”、服务员、国家干部等等身份都不再合适了。

刘苏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是想做人民的哲学家？因为人民都是打工者。
邓晓芒：也不是。我只想做一个自己的哲学家，或者只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和哲学研究者。但我为人民打工是我的社会角色，客观效果，恰好和我的主观爱好相吻合，也是很难得的。但我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像我教书，不过是尽义务，遵守职业道德，但并不是我的主观志向。

刘苏里：看得出来，你对自己的角色比较满意。至今的工作也很满意。还有什么遗憾么？
邓晓芒：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嫌时间太短，不知不觉就年过花甲了，每天都想着这件事，怕再耽误时间。

刘苏里：在我看来，你除了做哲学家外，还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战斗者，比如，你的很多文字，是论战中来的。当然，你还是——在我看来，最好的哲学教师。
邓晓芒：生命就是战斗，今天这样想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的论战也是我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决不是为了斗意气，所以我乐此不疲。

刘苏里：当然！不仔细读你的书，还以为你像个斗鸡，实际上，你的文字说理很强，少有意气之争。
邓晓芒：我想，如果我不战斗，而是像人们通常说的，功成名就了，该放松一下了，那我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生命就好像失去了意义。那也就谈不上对自己满意了。

刘苏里：“战斗”是你存在的方式之一？还是别有一番意思？这点对理解你的思想很重要。我们常说，战士是自觉的，你是自觉的，因此你是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邓晓芒：战斗不是针对某个人或事，而是对命运，就是必须奋起去积极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这在我的书和我课堂上对学生讲的里面体现得很强烈。这是为自己而战斗，不是充当马前卒或听什么将令之类的，也没有什么“战线”，是为了自己生活充实、有意义，人生苦短。

二 哲学

刘苏里：好。谈谈你的哲学进路。以及你认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刘苏里：也有人会说，要振奋国民精神，必须重新弘扬国学。光是把西方的东西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将失去自信了。
邓晓芒：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么阔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创造力上；正如一个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么有钱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赚钱的能力上。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刘苏里：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思考的起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点点靠近这一原则。但我们总感到，国朝的立国基础，与此关系不大，甚至相与违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间灾难。如何才能从这一境况中走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你思考的问题之一吧。
邓晓芒：当然。但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个参照系之下才能谈清楚。所以接下来是文化问题，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

刘苏里：说穿了吧，都是伪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那种无原由的“热情”，正在消耗我们仅存的智慧和体力。它们完全不知道国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儿，到处喊打杀。非要说民族主义，我更愿意把它们定义为大汉族主 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是意识到一个族群作为个人生存所不可脱离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圣性，是超越种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种政治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种族概念，比如香港回归时唱的那首使每个中国汉人感到骄傲的歌：“永远不改变黄色的脸”。这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歌居然把中国的白种少数民族排除在外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

刘苏里：这不奇怪。中国人许多东西藏在骨子里，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这种状况，似乎与行世两千多年的儒学有些关系。
邓晓芒：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就是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历史元典的依据。国学热的乱像不过表明今天中国人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观念的现代化这门功课上不及格。有人说儒家“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礼教之辨。然而这种礼教恰好是立足于血缘亲情和家族等级之上的，不过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或宗族主义。

刘苏里：西方人也有歧视，种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启蒙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不断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使得它们的“进化”逐渐有了眉目。
邓晓芒：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早已想过几百年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然，我们一旦想，也许会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几百年，自认为想透了，其实也还没有。不过他们至少比中国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保护每个人自由的法制社会。这正是我们这个没有完善法制的社会所应当重新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刘苏里：我最近读了你与当代儒家论战的作品《儒家伦理新批判》，里面的内容很“刺激”。
邓晓芒：我与儒家的理论论战后面其实有上述意识形态背景，我很清楚。但他们并不清楚，或者装作不清楚。

刘苏里:就你上面的问题而言，我倒觉得，多数人是糊涂，只有少数人别有用心——当然，他们也可能不是什么儒家信徒，比如发明“中国模式”论的几个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谁所好。
邓晓芒：少数人别有用心不要紧，就怕多数人太糊涂。总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国民的劣根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这样么？还有义和团。

刘苏里:是啊，多少年来，是多数人糊涂，少数人利用，问题是，多数人糊涂是常态吧，关键还是少数人怀揣坏心思吧。
邓晓芒：其实，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观念有大的改变，极少数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观望的或不动脑筋的。

三 战士

刘苏里:本质上，你的学术、思考工作，是“战斗”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好思想家，好哲学家的本质。
邓晓芒：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

刘苏里:有些人从中国古典中，牵强附会地摘章引句，说明我们从来不缺什么，以此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忘了，我们近代以来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怎么发展不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思想与方案呢？
邓晓芒：中国传统经典的土壤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尚未解体的时代，他们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凡是传统中没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然解体，他们的这种说法就破产了。我们现在缺得太多了。我对他们的挑战的力量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巨变。
在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先驱者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而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因为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鲁迅笔下的五四先锋吕韦甫，一旦回到乡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经》。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东西，而是打工者维权的利器。

刘苏里:可现实需要，与当政者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这里哲学家有什么可做功的地方？
邓晓芒：不光是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

刘苏里:现实的情境是，在各种思潮纷纷登场的时候，要取得“共识”是多么难的事情。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

刘苏里:或者，要换个思路，重新确立“共鸣”，而非“共识”的基础？
邓晓芒：对。共鸣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去寻求的，是为己；共识则有些为人。

刘苏里:这首先是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是基础，在此之上，是共鸣，而非共识。
邓晓芒：共识主要是政治术语。共鸣则是美学术语，也是人生哲学术语。所以我提出要从单纯的国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简略地说说你的“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经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刘苏里: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们犹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刘苏里: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知道，还有些人是你这样的思路，比如小枫，但你们的目标似乎有很大不同？
邓晓芒：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

刘苏里: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邓晓芒：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

四 目标

刘苏里: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基础工作上来：哲学的讲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这难道不是建立中国人自信心的具体工作吗？在今天，我们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时代的巨变，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逃到故纸堆里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认为这样认真对待西方经典丧失了中国人的自信了，你看这不是颠倒了？

刘苏里: 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这很像毛的遗产。毛大概是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础工作，仍波及面不够广泛，是否应做进一步检讨？因为你的写作毕竟不是为了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的啊。
邓晓芒：此书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
邓晓芒：我相信陈康先生的话，中国人的自信是要能够在西方人面前讲西方哲学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我自信这本书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搞懂。

刘苏里: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万圣，都卖得不错，特别有几种，比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文学与文化三论》等等。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在我最近的一篇评书小文中也说到了——这样的讲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见呢。
邓晓芒：我相信我的一些书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有好几次国际会议我用德文写的论文都在德国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专门来做这种事，我还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这一辈子的任务够我忙的了。

刘苏里:你认为，除了经典解读，你有了自己对哲学的独到体会与见解了么？我相信你说的，结合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一定会有真正的创见。
邓晓芒：当然有，我一直想写一本直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书，也可以说一直在做一种准备。其实很多思想已经在解读中透露出来了，只是没有加以整理而已。

刘苏里:我常常读到有见地和创见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简略叙述你的创见，以飨小报读者？我先替他们谢你！
邓晓芒：一个是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另一个是结合全球化的视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来锻造自己的思想。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特色！
海德格尔说，一切哲学都只讨论同一个问题。我的哲学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说出什么与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论来。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个问题推进一点，搞得更深一点。
我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自否定哲学”，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创造哲学，主体性哲学，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我有自己的阐发。
这种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从前的这类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都还没有到位，所以不能抵御反对意见。只有把它与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体性哲学焕发青春。

刘苏里:后现代主义，至少在中国，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说成是什么知识转型。
邓晓芒：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诠释基本上都是误解，因为这些诠释者都没有古典哲学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们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们对哲学史的无知就行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必然延伸。
但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走投无路了，最近十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师，这是西方思想的没落。他们有见识的学者纷纷转向西方经典的重读。
我预计西方将有一个古典复兴，那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大师。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机会。

刘苏里:可有些后现代“大师”，还在那里精致地引用、“发明”各种修辞，忙着为当权者涂脂抹粉。
邓晓芒：我几乎已经没有兴趣与他们较劲了，这些人的政客嘴脸太明显了。

刘苏里:你对他们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却想玩政客的把戏，脚踩两只船，不用别人，到头来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邓晓芒：他们在理论上其实根本用不着去驳，政治形势一变，他们自己就会迅速转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响力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借助于某种非学术的力量赶风潮，风向一转，他们就得马上转。我预计，中国的前途决不在他们这些人手中。

刘苏里:谢谢晓芒兄，今天耽搁你那么多时间。
邓晓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见！

刘苏里：再次感谢，再见！

欧盟正式批准台湾免申根签证

作者：BBC

欧盟理事会周四（25日）审查台湾免申根签证案，将其列入无需讨论的项目，顺利通过。

这项议案尚需经签署及公布，此后20天才能生效。

台湾外交部长杨进添告诉媒体，预计免签措施将于明年1月底生效。

目前台湾每年赴欧洲平均有31万人次。申根免签生效时候也正好赶上春节假期台湾人出国旅游的旺季。

申根签证国家共有包括西欧，北欧，东欧与南欧的28个国家，在外交上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世界重视

在台湾政府的争取下，日本在2005年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在不承认台湾的全球主要国家中首开先例。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欧盟同意台湾免签证待遇，是台湾“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象征台湾获得世界重视”。

台湾还在争取获得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缅甸等国的免签待遇。

杨进添表示，美国是未来争取的重点。而台湾前驻美代表程建人则说，获得免申根签证有助于台湾争取获得美国免签待遇。

—— 原载: BBC

艾未未发起上海大火遇难者名单调查

RFI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造成58人死亡的上海静安区大火，市政府至今拒绝公布死者名单，曾发起调查四川5.12大地震遇难学生的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其推特上发起对大火遇难者名单的公民调查行动。今天中午前，已确认44人名单，并以此质疑政府指三成死者家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之说。

在中国，大型灾难的死伤者数目不时受到质疑，上海静安区11.15大火亦是这样，但市政府公布每位遇难者将获约96万元人民币(折合约10.8万欧元)赔偿和求助金时，仍拒绝公布名单，指公布名单需征得死难者家人同意，但有超过三成遇难者家属表示不愿公开。当局已将遇难者名单上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艾未未不满政府以保护私隐为借口来掩盖公共事件真相，但践踏公民私人隐私时，当局则强奸民意舆论，于是由昨(二十四)日早上起，在推特发起公民调查遇难者名单。他说，”96万元不但买下了一条条生命，还买下属于这个生命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让他们的名字消失、被遗忘。当上海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搞定它的过失时，公布逝者名单是不可回避的义务，让我们一同追问吧。”

他补充，知情权是行使监督权的先决条件，亦是公平公正的前提，不能容许市政府「破你的财，免他的灾」的事发生。

直至昨晚七时，艾未未工作室公布， 共收集到60个遇难者名字，今午已经确认44人；在待确认名字中，有一位日本籍人士，日本驻华使馆仍待验证牙齿资料。

艾未未指出，若真有三分之一的遗属不愿公开死者名字，以他们收到60个遇难者名字计算，即遇难者应有近80人，比新华社报道的死亡人数多。他又指，称家属不愿公开是「上面又在捣鬼 」，是维稳的做法。

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本月十五日发生特大火灾，政府指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

艾未末曾于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后进行遇难学生公民调查，结果确认5212名学生遇难，并把他们的名字放在网上，又每日在其博客上公布当日冥辰的死难学生名字。

集錦

▲【事情正在起变化】20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先是演奏《让世界充满爱》，现在开始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历史开始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了

▲上海人拿汶川地震时的热心真诚，拿世博施工过程中的忍让克制，都换不了避过这一场无妄火灾和身边人的离去。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人觉醒，会让人泪流满面。

▲徐瑞延：作为责任人或者用白话讲叫做凶手的政府和那些公职人员，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的去慰问受害人，你见过杀人犯去慰问被害人的吗？需要的是道歉、谢罪、赎罪、赔偿！还好意思来号召捐款？还好意思来推卸责任？还好意思来搞得没你们什么事？还好意思来歌功颂德？这该是多么无耻才能干得出来！

▲教师公寓上，散落的窗架，让人看了就好似能看到当时的灾难。我和旁边的小姑娘都哭了，现场的黄丝带(橙丝带)有很多，4个学生样子的女孩子从身边走过，一脸哀伤。

▲城管撵花贩，保安不让没持花的人进，果然是为官人服务的，配合得真好。

▲向国内财新网致敬：这座楼燃起熊熊大火，击碎了半年世博会积攒的所有荣耀和光环。

▲我们和命运有个约定，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如果不能让从唐福珍和上海退休教师们身上燃起的火焰去焚毁这黑暗的制度，我们就活该在黑暗中再默默忍受一千年。

▲90年前上海,有人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财新赵何娟：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发现火情和报警的人，周庆灵，他反复告诉财新记者，时间为1点53分！官方不断撒谎！我们试图用一手调查将造成这场杯具的政府责任链条层层拨开，还原真相，头七这天，以此祭慰冤去的亡灵。

▲跟人祸比，天灾算不得什么。人祸后，竟然最先想到的不是反思，而是推卸责任！在当权者看来，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就这样“理所应当”的被忽略？被轻视？

▲看上海献花，再次想起崔卫平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今天，“头七”哀悼日，遇难者家属在胶州路大楼送别亲人。他们喊着：“老天不怪你，是人祸啊！”现场，多少人流下眼泪。

▲今天的上海，让我改变对上海的印象，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公民意识的觉醒，今天的上海，让我看到了希望，只有每个人都去坚持关注那些社会的基本是非和道德，才会有未来！否则流氓将肆无忌惮的横行作恶，将会一次次挑战我们道德的底线！

▲上海静安区区委书记龚德庆在哀悼现场痛哭，哭得和李刚一样。
我相信民众的鲜花，绝不信鳄鱼的眼泪。

▲区长先别哭泣，先道歉，先公布死亡名单，先公布真相，先自己辞职，你们眼泪太廉价了，会恶心到我们这群脆弱的公民！

▲他们不会明白，为何一场大火烧出了整个上海的哀伤与整个中国的愤怒。

▲其实当权者对所发生的一切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才不择手段“维稳”。

▲有人在献的花中间夹了纸条，纸条上写着：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


▲梁树新：今天的上海胶州路，意义非同寻常。不仅仅是一次自发的悼念遇难同胞活动，更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民行动，是对上海政绩工程和官方救援不力的无声控诉。

▲沉静了两天不上网，看到今天上海胶州路献花的照片，眼眶湿了，为了逝去的人，还有那些去现场用鲜花证明生命的尊严不容践踏的人，难过同时也看到一丝希望，当然它们还会一贯不要脸的把灾难说成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功，当你们漠视人的生命尊严时候，也是你们死亡的时候！

▲ 如果连小命都没有了，金牌还有用吗？！让政治介入体育、把体育竞技无端上升到国家民族尊严的高度来说事，显然是政治家的阴谋，特别是不顾国计民生的大操大办，只能引起国民反感。

▲在我看来，相对世博会，胶州路20万束的鲜花才展现了上海人令人尊敬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光辉，真正的尊严所在。让我们不忘死者，生命是唯一的，爱却永恒。

▲冉云飞：1976年前四五运动的献花，标志着毛式文革走入死胡同而将启新，2010年胶州路的献花，是否也预示着公民社会的新启点呢？但不管怎么说，民众自发献花，体现了党国不疼，但我们屁民自爱。

▲王小山：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巫昂：如果官方不公布逝者名单，民间当然可以做，围脖当然可以做，大火不能够烧掉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让他们的名字，进入永恒黑暗，成为秘密档案。

▲今天上海政府官网头条是 “国务院出台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等十六项措施” 第二条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从影70载 俞正声韩正分别致信祝贺” 。

▲财新赵何娟：我被警察强行推了出来，不让靠近祭奠的家属！一个家属把我抱住说，我们是一家人，我哭了！叔叔阿姨，一路走好

▲上海胶州路大楼火灾悼念现场正在起变化，数万人到现场献花，交响乐团奏哀乐，抗议声浪此起彼伏，警察全线封路，暴力拦截乐队，反复清除花束，市民愤怒地用上海话演讲，可以去见证民智开化一小步的历史时刻。

▲王小山：有人不明白公布遇难者名单的意义，我的理解：他们说遇难58人，没有名单的话，可能就不止此数，就这么简单。

▲维稳思维已经如芯片死死植入，成为政党的基因，能够指望什么呢？只有群众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恐惧，而不是悲伤让他们触动。向上海公民致敬！沉痛哀悼逝者。

▲上海在静安区“11?15”特大火灾在我看来仍然是统治未稍失灵的表现，这样的人祸在未来的转型期还会持续不断地发生，民众也会从一次次灾难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是不幸，也是幸运。不幸的是，必定遭遇和承受种种苦难；幸运的是，可以见证和参与历史性的变革。

▲如果真的如网上以及很多当事人所言，在报警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有效救援，而是直到发现火势控制不住，才开始增派人手的话，那杀害上海同胞的就不是大火，而是政府的无能了！

▲上海的电视台目前没有任何内容。我想起了两年前的512了。那天我守在四川卫视前等消息，看到的居然是国产电视剧，因为领导还没有给出指示！

▲今日20万上海鲜花人和数千万中国草泥马不孤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城市里应该有鲜花，即使被人摘掉，鲜花也应该长出来。

▲江天勇：我们为何不幸生在兲朝，而不是智利？

▲徐瑞延：警察拦住可以拍到横幅的路口，问他我为何不能过去拍，他说这是规定，我问谁规定的，他说是上面。我告诉他，你上面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家人！

▲格桑小巫：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正在悼念现场为逝者演奏，如你想象的那样遭到了阻止，如你想象的那样得到了支持。文革中许多不堪受辱的上海人是换上整洁的西装，打开唱片机，从容地结束自己生命的。即使被野蛮和黑暗践踏，也要尽可能保持自己的优雅和尊严，这就是这个城市的腔调。

▲人说：在没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在今天的胶州路，每一个在场的你、每一枝鲜花、每一根黄丝带、每一声沉默，都是光明之城的基石！

▲在李刚的表演之后，所有官员的眼泪都是欺骗。

▲不受限制的权力和财富有如野兽肆意剥夺欺凌，民怨沸腾，每一个公共灾难事件都有演变为更大动乱的可能性，掌权者不自省，悲剧或将难免。

▲今天大概有20位上海市民购买了大约2万只菊花在火灾现场附近免费发放给前来悼念的人。现场还有几位美女在帮大家系上黄丝带，我问她是不是住附近，她说是从很远地方过来的上海市民，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记念老百姓呀。

▲你觉得这座城市是阴柔的，她今天展现出正大却克制的阳刚和大勇；你觉得这座城市是商业和顺服奴仆，她今天给你看不计利害和独立的品格；你觉得这是一个冷酷不在乎的生死场，她今天告诉你，这座城市珍爱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微小却洪亮的声音。

▲请有条件作推特直播的朋友到现场去，现场诉求已经发生变化，微博可能挺不住，历史值得见。


▲上海用了250个场馆、6个月的时间、7300万人来宣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1幢大楼、4个小时、53位亡灵证明了这不过是一个口号。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不在于能不能办世博会，能不能办亚运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而是在于让公民坐在家里不会被烧死、上街摆摊不会被扇耳光，走路不会被李.刚家的宝马车撞，想吃什么都不用担心会有毒。 这个世界就是，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最后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8人，是4个电焊工的责任！跟西游记一样，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 豹子办了个澡堂子，包给狐狸，狐狸包给松鼠，松鼠雇几只蚂蚁搓澡接客。有一天，狮子去洗澡，掉脸盆里淹死了。。。。虎大王震怒，派警察调查情况，骂了狐狸，打了松鼠，最后，抓了8只蚂蚁。。。。因为他们，竟然没搓澡证！！

▲网友：上海市民的高素质，体现在重视契约精神上，这是民主意识的基础，这得益于100多年的欧风美雨对上海的熏陶。除了上海，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还是江湖社会，丛林社会，离契约社会差着100多年的进化。

另外说明下，俺是山东人，曾在上海工作过一年，体会颇深。

▲网友：我随时关注上海的情况。如果悼念持续进行，我就去上海。

▲网友：上海一小步，吃拿一大步。

▲低调就是腔调：就是这位躲在角落里的肥警察，负责用对对讲机向上级请示，并阻止城市交响乐团为逝者演奏。围观群众十分气愤，但还是有节制地大声告诉警察“拉！拉！”一刻钟后，乐团开始演奏。

▲越来越多陌生人来到胶州路大楼前，或鞠躬、或磕头、或献花、或沉默，这股团结一心的力量，足以让整座城市撬动。

▲保守估计，今天去胶州路献鲜花的人群不下20万。

▲刘海阳：沪上媒体接宣传部禁令，不许前往现场，但禁令也有失效的时刻。

▲综合特推和微博消息，据称今天有近二十万人（其中有一些外地专程）到上海胶州路献花悼念死者、有交响乐团演奏哀乐、有人演说批评政府。灾难要记住，丑恶要鞭挞。

▲不同的事故，遇难者应该遭遇同等程度的关心，才证明对生命是一视同仁的尊重？你开始的说法是“网友对矿难不关心”，是个很绝对的说法，现在改成了“没有享受同样的关注”，你自己的说法在变。

▲现场归来几点感受：一）秩序井然，市民自觉绕行排队，世博园调来的白色排队栏杆无用武之地被搁置在旁；二）民众情绪克制冷静极少喧哗；三）排队听左右议论，发现中老年人资讯全不落伍，街闻巷议之外，上海综合媒体这次普遍给力功不可没。

▲鲜花告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大火遇难者祭奠现场现在开始戒严，收缩进口宽度，限制祭拜时间，没有带花的一律不让进如！这是什么狗日的脑袋想出来的歪招。

▲ 王思璟：余姚路常德路路口，几个警察＂审查＂着前进的人，将空手者向外推，嚷着没花的不要进。。于是一堆人在垃圾车里翻寻菊花。这真是一个神奇的魔都。

▲天下围攻的日子不远了。

▲出租车司机谈起火灾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谁在今天这个时刻阻拦追悼的人群，那就会点燃二十万追悼人群愤怒的火焰，会酿成社会惨案，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相信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现在是下午14:35，维稳力量只需稍安勿燥，再坚持不到十小时就可以避免一场政治冲突。

▲有朋友估计，上海胶州路极可能成为下一个天安门，民怨的大规模爆发点。这取决于3点：镇府是否迅速弹压、镇府是否仍迟迟不问责、上海市民以及通过网络聚合在一起的中国公民的品质。

▲苦心经营了6个月、动员数千万人的上海SB会营造出的“辉煌”，被7天的献花活动击得粉碎。苦心经营了21年的合法性重建，被一个诺贝尔奖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