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老师论文明

开头还有拉杂琐碎的骂山门序言，多涉及彼等人际纠葛，内容无谓。兹不录。（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60169.aspx）

对支那，民科芦老师还是看得比较透的。譬如他说儒学实际操作便是乡愿虚伪的荀学，分析得虽不细致，但直觉一流。直觉加上生造概念随意比附，是一个民科必备的素养……

可惜他对西方思维一知半解，转过来也影响了他对支那的看法。其所谓“现今儒家文化荡然无存”者，他自己接下来的文字就驳斥了这个命题。他看出作为支那“显性文明”的儒学在西方文明面前的虚弱，却居然不觉得所谓“隐显”之间原是豺狼虎豹，猪联貔合，一对默契无间的双档，加上道释者流更是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三个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他不明白，西方的思维全部基于自由意志论，而支那一切思维都基于早就被奥古斯丁批倒批臭了的宿命论（决定论）。因而儒学所谈道德，以西方思维衡量之，除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少数几个命题触及（只是触及）真正的道德问题，其他绝大多数根本都属于“非道德”问题。无论谈道德的儒家的话语多么高蹈，其基础原本还是势利二字。譬如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前提是天行健，天行不健的话，那还是做个小人真快活。儒学无法为支那人提供道德的根基，反而将道德诉诸势利命运，那么落到尘埃，实际管用的便只能是索性势利的荀韩老庄。


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

一、文明的内容与显隐

如所周知，现代西方学者倾向于用“文明冲突说”来解释历史甚至预言未来。最著名者当数亨廷顿的《第三波》，记得那是80年代最热门的书籍之一。但早在70年代初的地下读书运动中，我看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便已熟知这套路了。老费也是用文明冲击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那震撼之大，给我留下了终身影响。在那之前，我熟知的只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未见过用文明互动来解释历史的全新思路，这也算是西洋文明对我这个中国伪文人（不是文人，远胜文人）的一大冲击吧。

正因为已经有过这种理性经验，我才没觉得亨廷顿那破书有什么稀罕的。事实上，他作的预言业已破产，或至少被严重质疑。但我若不上网，便打死我也想不到世上竟然会有寒江月那种只配坐肉蒲团悟道的蠢货（SH？尚待老加前去考证），连亨廷顿那本书都从未听说过，这才会悍勇绝伦地出来宣布“中华文明是个伪概念，根本不存在”，还敢觍颜自称是文科学者，连累普天下广大文科学者和她一起丢脸。既然如此，哪里还有什么中西文明冲突？鬼子只需浩浩荡荡开进无人区来便是，岂还会有义和团用祖传精神文明结晶硬气功，去跟代表鬼子物质文明的马克辛重机枪冲突的怪事？

但这些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之前都从未界定，至少我本人不记得他们这么做过。这种概念，似乎成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范畴”，也就是外延最大的概念，因而无法给出定义来。但细想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我可不比老金博学多识，擅长的是思而不学则殆，但想了半天仍然无法给出个标准逻辑定义来，只能囫囵说说朴素感觉。

所谓“文明”，就是某个地域内的居民一切智力活动成果的总合，它包括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学术（指科学以外的学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道德伦理与其他价值观、mentality（心态？），等等。

根据其表现与生存力，文明可分为两大部类：显性文明与隐性文明，前者属于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同义，也就是写成书本的各种学说，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哲学、科学、人文学科和其他由台湾芋仔和番薯们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大陆译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后者属于草根，类似所谓“不成文法”，不是写下来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

这两类文明中，前者最容易看见，因而也时时是学者讨论的热点。老金那系列似乎就只谈了看得见的儒家文化，但在我看来，其实后者虽然看不见，或是不容易那么看见，但作用更大，生命力更旺盛。

在过往一个半世纪中，儒家文化已被彻底淘汰，荡然无存，彻底失传。今日中国无一人懂此道（maybe老芦可勉强算懂3/10-7/10的人），要知道这一事实，看看文盲于丹、蒋庆辈的垃圾文字足矣。如今学校里开设的所有科目，无一门与传统文明有关，即使是中文，也是经过西式改造的杂种，绝大部份词汇反映的概念都是洋货，句法、语法都是模仿西货制定的；历史也是用西洋方式整理、研究、解释、传授的；艺术也类此，小说诗歌戏剧雕塑美术等等，一律使用西式技法。凡是纯国货都无生机，格律诗便是榜样。

这毫不足奇，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西学东渐前，中国人从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活动，无学术可言。就连冯友兰那国际知名的新儒家都不能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史，学者知道该怎么做学问，始于胡适从美国奥林比亚山上偷来了天火（《冯友兰自述》，载《新浪读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倒真是个“伪概念”，因是无人区，鬼子自然能浩浩荡荡开进来顺利占领，不曾遇到任何象样抵抗。

如今尚存的所谓“华夏文明”，其实是隐性文明，也就是千百年为儒道释模塑出来的人民的心态（mentality）、反应定式、思维特征、潜在的价值信念、行为规范等等，就是它构成了文明冲突的主体。

如所周知，中国对入侵西洋文明的抵抗，从未表现为文化大论战，亦即以国学去痛批西学，或至少是指出西学的窳陋、粗放、缠夹不清之处（如老芦用西学去刻薄国学一般，除了用九阴白骨爪将《老子》、《孙子兵法》等经典戳得千疮百孔外，还公然写出《我为苏东坡改文章》，就贴在东海一枭的论坛里，他还不是只能默默忍辱），而只能由士绅利用愚民早就给模塑好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把他们煽动起来，掀起轰轰烈烈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火烧十三行；义和神拳扶清灭洋，“扒飞车，搞机枪（“巴”之误？），撞火车，炸桥梁”（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插曲），砍倒电报杆，火烧洋教堂，痛杀二毛子……。总而言之，正因为咱们的显性文明上不得台盘，无法摆出堂堂阵势来大破连环马，所以只好“礼失求诸野”，“民心可用”，靠暴民的拳头去代替学者们的脑袋。

因此，“新儒家”们咬牙切齿，痛恨毛共彻底毁了中国文化，虽然不是毫无根据，但未免张大其词。敝乡有句俗话：“烂泥糊不上壁。”台湾没搞毛共那套，先总统蒋公还百计弘扬国学，不但专门针对咱们的文化大革命搞什么“文化复兴运动”，还把国学当成类似大陆政治课，让小学生回答：“拒绝吸食安非他命（或其他毒品，记不得了），到底是以下哪一种：1）礼；2）义；3）廉；4）耻？（NND，我想了半小时也没想出正确答案来，就连“廉”都无法排除）请问他们现在还有多少国货留下来？又有几个台湾年轻人，对国学经典的熟悉比得上对日本动漫的熟悉？海峡两岸的人的心态、行为规范与反应定式，等等，到底是相同点多，还是相异点多？为何彻底毁灭中国文化的毛共没能去除那相同点？

举个最近的例子来说吧，富士康的12跳，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在中国开的工厂里？台湾人欺负外籍劳工，把他们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老板的虐待可以远远胜过共干，早已臭名远扬，遐迩皆知。90年代有群福建船员实在受不了船长的虐待，奋起抗暴，用极度残暴的手段杀死了船长，当时轰动了台湾全岛（这可是《中央被日报•国际版》报导的哦）。可这种事就是断不了根。几年前，泰国劳工不堪台湾雇主虐待，又在台湾大规模暴动，再度轰动全岛。这种事为何不会发生在欧美？我一位朋友是商界高级职员，在台湾大班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认为那是她一生最痛苦的经验，跟在美国老板手下工作完全两样。

台湾人甚至歧视到越南菲律宾等国去的所谓“外籍新娘”头上去，好像人家有什么不干净之处，类似印度“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同样是外籍新娘，若是娶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毛子（那毛可以多到摸不到皮肤，如同动物的fur一样，更不必说中人立死的腋臭了，只有丧失了嗅觉的老加，才不需要防毒面具），则立马便成了《天仙配》，只合高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间。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一位70后台湾人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中坦率承认的。这种心态与反应定式，难道不是大陆人的标准心态与行为？

早说过许多次：偶然的历史原因造成海峡两岸的分裂，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再理想不过的对照实验。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否政府动用暴力摧毁，两岸传承的显性华夏文明都荡然无存了，留下来的只有隐性文明，正是郭老才子的《满江红》所说：“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所谓冰山，就是显性文明，而真金则是隐性文明。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文明的区别，就是两家隐性文明的区别。所谓文明的冲突，也就是两个隐性文明的冲突。

凡是海外赤佬，似乎都该知道这点。到西方后最大的冲击，不是什么人家科学发达，国家富裕，物质享受一流，人民个个文化教养深厚，才智超群，而是别的东西。和中国学者比起来，大部份鬼佬都非常无知，起码在80年代以前如此，盖他们是看电视长大的，而我辈是看书长大的。我在旧作中介绍过，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姑娘连高尔斯华绥是谁都从未听到过，一位法国姑娘不知道拿破仑第三与第一的关系，甚至不知道拿破仑第三的存在，硬要跟我说《包法利夫人》是司汤达写的，还死不服输，最后还是靠上网去查解决争论（那时网络问世还不久）。后来遇到的两位法国博士生更无知，其中一位姑娘不知道法国国歌是什么，当我忍不住表示震惊时，她还傲然地说：我为什么要知道？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另一位姑娘虽然知道是《马赛曲》，也会哼哼两句旋律（还哼不全），却说不出歌词来。

然而这些相当无知的鬼佬们与我辈有个本质不同：心怀坦白，光明磊落，诚实忠厚，气度恢弘，富于爱心（当然这些品德只是相对国人而言，鬼子并非天使，坏人多的是），常常表现出国人无法理解的无缘无故的爱，基本见不到国人中常有的无缘无故的恨，更见不到阴暗猜疑、疑神疑鬼等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大智慧。我孩子刚出国时12岁，英语一窍不通，但就连他处在黑洞中时也能察觉这点，对我说：这儿的人好处，心眼大，不容易得罪，不随便记仇，云云。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好像人家也没像大陆那样由政府开设政治课，到处张贴“五讲四美三热爱”，也没像台湾人用“礼义廉耻”作选择填空，该怎么做人的教导也不见于他们的教科书（起码中学以上的教科书没这些内容，我孩子是在国外上的中学，对这点我有相当把握，大学就更不必说了），似乎也与宗教无关。盖欧洲与美国不同，宗教已经基本“老兵不会死，他只会淡出”了。在我认识的鬼佬中，信教与否对人品似无显著影响（当然样本太小，不足以构成统计意义）。

因此，这种心态、反应定式、行为规范等等，不是文字教育的结果，而是千百年来的生存环境潜移默化使然。这就是看不见的隐性文明，它构成了最强大的文化传统，但去书上找是找不到的。

这种隐性文明是怎么形成的？我不同意老金的唯物史观，就算那能解释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仍然无法解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两者都是农耕文明，都信奉集体主义，都没有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但中式与日式集体主义完全不同，我已经在旧作中讲过了，不拟在此重复，只想补充三点：日本人不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日本人悍勇绝伦，宁死不屈，恰与中国人的贪生怕死程度相当；日本人虽无原创能力，但学习能力一流，恰与中国人缺乏学习能力的程度相当。两国的显性文明都差不多，无非都是儒道释，是这些民族心态、性格反映出来的隐性文明，而不是圣贤经典，更不是生产方式，构成了两国最大的区别。

我在旧作中说过，文明的形成是个多元函数，影响它形成的因素很多，绝不止经济基础一个，而是包括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各方面因素，甚至有许多无从预测、无法generalize的偶然因素。决定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历史人物的主观作用和其他偶然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传统。当一种文化传统因为适合社会需要而被筛选出来，通过长期磨合，弥散到草根，形成隐性文明，熔铸出一种全民最适的生活方式之后，它就很难更改了。若是遇到外来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该民族便会逸出运行千百年的轨道，失去了最适生活方式，因而引出无穷的社会动荡，跟剥了壳的乌龟一样，在沙滩上痛苦地辗转翻滚，直至滚平半亩沙滩，而这痛苦便是隐性文明与外来观念捍格难入引起的。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俄在内，都是处于这种剥壳（博客？）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绝不是“制度决定论”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只需来个暴力或非暴力的革命，模仿西方建起新的制度来即可。民国实验与俄罗斯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道理不难明白：前面已经说过，隐性文明惯性极大，即使用暴力都难得摧毁，岂能指望靠建立一个新制度便能把那页翻过去？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隐性文明作基础（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文化基础，这就是我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分歧），要建立一种新制度只能貌似而实非，挂羊头卖狗肉。

隐性文明的涵义还不止此。老金已经解释过，究其实质，儒家乃是“人事关系学”，关注的重点是通过理顺人际关系来建立和谐社会。儒家的理想社会与物质繁荣无关，只有一个指标：是否和谐，其手段则是建立一种“善良的等级制度”，其要义是把家族关系放大到全社会规模，将权力道德化（易中天语），造成一种权力与道德相结合的社会等级制度，实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毫无权利可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平等观念以及“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但这种等级制度标榜的是道德，亦即社会上的上等人也该是道德上的上等人。通过这种粗陋的社会设计，孔孟指望靠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消弭剥夺下属权利必然造出的社会弊病，其具体操作原则便是后世补充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为老芦终生信受奉行。

这就是儒家为何要在宣扬绝对服从的奴才哲学同时，也要强调仁爱（“仁爱”其实是对上级［君王、父亲、丈夫］的要求，下级并无仁爱的资格，下级的美德是忠、孝、节，平级则是义），强调“中庸”（也是对上级的要求），也就是不要走极端，以免引起严重恶果。两者的设计目的都是“缓和阶级斗争”，指望用上级的单向施恩，去抵消他们予取予求必然引来的下级怨恨。

因此，在儒家经典里绝对看不到仇恨宣传，更没有邪恶计谋的教唆，盖这两者都与旨在缔造和谐社会的圣贤之道格格不入。就算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浓重的家族气息，它毕竟没有教唆你去和别的家族打冤家，械斗仇杀，更没有教唆你如台湾人或大陆人那样势利，去欺负进城的乡巴佬，逼得逆来顺受惯了的福建农民都忍无可忍，杀死船主还不解恨，还要将其碎尸万段。

然而如所周知，国人中最常见的就是无缘无故的仇恨与酣畅淋漓的窝里斗，这可完全违背了祖师爷的意思。这可不是毛共造的孽，毛只是将这背时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罢了。他代表的其实是国人心目中大智慧的顶峰，那就是与建设毫不相干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把整人、控制人发展为一种空前绝后的艺术。

但这艺术并非他首创，而是隐性文明的久远积淀。从《国语》中的《司马错论伐蜀》，到法家特别是韩非子兜售的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整人手段，到《三国演义》中诸葛军师无穷无尽的妙计，一直到易中天《品三国》以及“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对种种“利益博弈”高招的深文周纳的钩沉显隐，过往两千年的文明中隐藏着一条从未间断、代代推陈出新、于今尤烈的“灰线”。

我之所以不称它为“红线”（这其实是英文成语，red thread，只是许多国人不知而已），乃是它从未如孔孟之道一般被官家表彰提倡过，但它不但从来是辅佐主流文化不可或缺的革命的另一手（看看朝廷重大政策辩论即可知道这一点），而且比显性文化更有生命力与感召力。《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了历万世而不朽的游民经典，至今非但未被淘汰，还成了名家呕心沥血去阐发其中的无数阴谋诡计的攻关课题，以最大限度地败坏国民心术（我为易中天惋惜的就只有这点，卿本佳人，缘何做贼？要是不写那什么鸟的《品三国》，钱当然少了不少，但身后名声恐怕要好得多），似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然，隐性文明也未必都是“师爷心术＋痞子手段”，也有好东西。老金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一般而言，社会下层的道德水准要高于上层。但他没有指出原因。其实这就是靠草根隐性文明使然。儒学不过是一种空想主义，其基本假设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亦即人性是可以无限改造的，这只反映了圣贤对真实人性的认识彻底阙如，我已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阐述过了。因此，它要成为全民奉行的显性文明，根本就缺乏有说服力的推销手段，缺了一个普适的震慑手段，因而无法用可行的“他律”，去代替毫不可行或起码是极度有限的“自律”。

提供这个“他律”手段的“革命工艺学”，不是董仲舒也不是程朱发明的，而是无数落魄士人实行“三教合一”的辉煌成果。只需看一眼《两刻三言》，《聊斋》等章回小说，立刻便能洞见这一点——几乎没一篇不是“文以载道”的政治宣传品，宣传儒家那套天理大义，也没一篇不把佛家的因果报应用作劝善的强大手段。而这些垃圾又被更劣等的文人编成评书、唱词、戏剧，成了社会各界唯一的娱乐内容，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无论贤愚不肖，达官贵人，文人骚客，贩夫走卒，村夫市侩，统统给罩在那洗脑的大蒸笼里。余生也早，颇认识许多前清或民初生的前辈，凡是女性长辈都不识字（“女子无才便是德”么），连一句孔夫子的教导都背不出来，但儒家的基本教义完全成了她们的行动本能，而支配她们行动的潜意识动机便是冥报。

冥间的威慑力当然不是无限的，阎罗殿里上刀山下油锅虽然可怕，比起朱元璋在此世的剥皮实草毕竟遥远得多，然而就连挂在县官大堂上的前任人皮标本都无法遏止贪污的洪流，冥报又何足道哉？诱惑大到一定程度，便是不可威慑的了。这结果便是造出一个两元背反的病态社会，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与受诱惑的可能性（亦即社会等级的高低）成反比，如陈寅恪所说：“中国之人，上诈而下愚”，跟孔孟设想的“道德梯度也就是社会等级梯度”完全相反了。这种病态社会之所以能长治久安，靠的完全是下愚麻木不仁提供的稳定性。

这就是西洋文明入侵为何会摧毁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只留下烂污货来——“破除迷信”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冥报的威慑。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想维持“人生而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当然只会造出一个上下俱诈的恐怖社会来。而且，离开佛家的“革命工艺学”，儒教就再也不是教了，任何复活那空想主义的企图都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二、文明的优劣


从上节论述中不难看出，不同文明当然有高下之分，否则中国的显性文明也不会荡然无存了。这与野蛮人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蒙古人毁灭世界一流的南宋文明可是两回事——鬼子并没用暴力在中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传统文化是在和平竞争中不战自溃垮掉的。而且，无论政府怎么奖掖扶持，都是烂泥糊不上壁，台湾便是明证（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先总统袁公尊孔祭天，然而仍然无法抵挡新文化运动，后总统蒋公的新生活运动难挽颓波等先例了）。因此，至少可以相当安全地说，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感召力与和平竞争力，具备更强大的感召力的文明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摧毁相形见绌的文明。

在旧作《文明的优劣与种族的优劣》中，我指出，文明的优劣有两重涵义，一是美学上的，二是功利上的，前者是指智力活动水平的高下、精粗、美丑，而后者是指感召力、煽惑力、侵略性的强弱。在两个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当然要在后者入侵时垮下来。光看现在有这么多爱国同志热心捍卫国故，便可知它的彻底灭绝是注定了的——倘若一种文化需要大声疾呼去抢救捍卫，那便只能是一种生命力或繁殖力极差的濒灭物种。

相对于西方文明，华夏文明在智力层次上的劣等，对中西文明略有所知者应能洞察无遗。所谓国学就只有德育一门，却连这都玩不转，连基本假设都是错误的，只能弄出个空想主义来，傻傻地指望每个社会成员都会去“克己复礼”，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跟自己过不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存天理，灭人欲。在今天这人欲横流的物质世界上，这些教导小青年们只能做到前半截：“非礼。”起码每个男青年与女青年外出时，想的都是如何非礼对方而不引来强烈反弹，而那女的暗自盼望的也是对方来非礼自己。一种与人性相反的说教，哪有什么复兴的可能？

更别说圣贤思维能力之低下，令人瞠目结舌。两千年过去，除了荀子师徒那对白乌鸦，竟然无一人能清晰思维，准确表述，自圆其说就更别指望了，连编本教科书的本事都没有，所有的圣贤经典都是天一句地一句的派对聊天录音稿。就这水平还配去跟西学竞争？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算术应用题里那“整数1”似乎是攻关难题：前进电器厂去年生产了1200台电动机，今年比去年多生产1/3，问今年生产多少？大家原来会的是先用1200乘以1/3，得出400，再加上1200，即得正确答案，而老师却要来多事，教大家列出1200x（1+1/3）来，把全班同学一股脑儿打进了闷葫芦：那1是哪儿来的啊？老师费尽移山心力，才让大家勉强记住，那1是所谓“整数1”，代表去年的产量。讲到最后，大家牢牢记住了如何照猫画虎，然而这么做道理何在，仍然是迷迷糊糊的，直到进了初中也不大明白。后来学会解方程，再回想小学那些高精尖难题，顿觉“一览众山小”，从此算术再无难题可言。于是不禁暗自纳闷：为何要让学生花6年的时间去学无比笨拙的算术，何不直接教代数？例如有如去讲那 “整数1”，何不弄个x进去？那还要容易理解得多。

中西之别似乎也就是这样，对没看过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人，拿“整数1”去糊弄他们，吹为人类智慧顶峰，倒也不是问题，但对掌握了初等代数的人，还要逼他们去承认算术的优越性，那就是做梦了。

这比方当然蹩脚，不过虽不中，不远矣。方今之世，凡是叫卖国学者，都是中文系那落第秀才收容所里出来的（有的连那收容所都没本事进去，东海一枭便是这样）。他们学文，并非天性爱好，亦非擅长此道，而是因为天资低下，无望学会数理化，因此只好去学识字即能掌握的科目。当年在中学搞文理分科，除个别例外，文学才子们全都集中在理工班，文史班被咱们称为“闻屎班”，这与古代还完全不一样，那时只有一门，无论贤愚不肖都只能在那里面折腾。

这结果，便是叫卖国学者反不如诋毁国学者懂国学。国学专家们绝无可能如我这样，清晰地、准确地、客观地总结转述其要旨。这倒不完全是天资使然。现代大儒们的尴尬是，他们没有传统社会的生活经验，又多非旧家子弟出身，根本不曾见识过真正的儒家生活环境是什么，却生活在被西方文明无微不至地侵润腐蚀了的现代环境中，于是便“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把大量洋货误当成国货吹嘘。若不是老芦点破，则他们便到死也不可能知道现代汉语的绝大部份词汇都是从西方进口的，而他们使用的大批概念乃至论证方式都是舶来品。

更糟糕的是，现代国学专家们都是井蛙，对西学一无所知，更未掌握西式思维的基本技能，毫无比较文化的视角，只能死记硬背经典，绝无可能融会贯通，更不可能用逻辑思维去整理国故，遑论洞察其弊病或缺陷。例如孔教毫无“权利”这个概念，此乃它与西方文明竞争时的致命死穴。但不懂西方文化ABC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 “权利”这个概念，更不知道孔教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而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正因为此，市井青皮大儒东海一枭才会闹出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的笑话，竟然有本事把春秋大义与民主混在一起，一面亲力亲为上网竞选“总统”，一面奢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丝毫不知按正宗儒家的观点，他不过是个犯上作乱、讪上卖直的识字响马，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就是于丹、蒋庆、东海这些卖假药的三鹿文盲的胡闹，才使得“大儒”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了辱称。

这还不限于儒学，所有国技都如此：西医可以轻易学会中医，西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画出国画，西方作曲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中国曲调，四川美院的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胜过绝大部份传统泥塑的《收租院》，反过来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正如初中差生可以轻易解决难倒小学尖子的算术题，而小学尖子绝无可能解决代数问题一般。这比喻不恰当之处，大约只在于东西文明的差距远不止代数与算术的差距。

从功利的意义上来说，华夏文明也不堪一击，绝对无法抵御人家的糖衣炮弹和化为美女的毒蛇，只会自动崩溃。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动乱，都是显性文明在外来价值观冲击下土崩瓦解，精英阶层中出现空前的思想混乱引出来的。换言之，那是“文明真空” 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华夏显性文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它的基本假设和运作方式有悖正常人性，只能在扭曲人性的前提下工作，于是当西方更符合人性的价值观涌进来之后，这种人为设计便再也撑不下去了。这与资本主义世界靠和平竞赛冲垮社会主义阵营十分相似，后者的基本假设与运作方式同样违反人性，当然也就无法长期与资本主义竞争下去。

上面已经说过，儒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生而不平等”，处于社会和家族（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下一个等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穿什么样的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辆等）处处严守与上级的不平等待遇，毫无权利可言，而处在上一等级的人必须知道疼爱下一等级的人，作威作福是应该的，那是你份内的待遇，但你不能像富士康大班们一样，逼得下级去跳楼。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后来董仲舒增加了“夫为妻纲”，实际上多出了一条“夫夫妻妻”，只是没有列入经典而已。据说，这就是缔造和谐社会的正道。

那么，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该怎么办？孔子从未正面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最恨的是“臣不臣”（也就是臣子胆敢不守本份，要干超出自己身份的僭越的事，哪怕那只不过是在家里摆设了一个只有君王才配摆的屏风），而不是“君不君”。他之所以要无耻篡改鲁国的历史《春秋》，全部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不守臣子本份的“乱臣贼子”。孟子则与他侧重不同，更强调“君君”，也就是劝诫君王们爱惜百姓。荀子是古代中国绝无仅有的天才，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人性。他的关注重点类似孔子，也是“臣臣”，但他比孔子更像个政治学家，因而能想出一套实际政治运作术来，那便是“隆礼重法”，不但要以“隆礼”（建筑壮丽的宫殿，举行盛大典礼等等）来提升君王权威，而且要用“重法”来严惩那些敢于挑战君王权威的人。更结棍的是，他首次想出用统治者的荣辱观去为百姓洗脑，使得百姓爱君王之爱，恨君王之恨，形成牢不可破的风俗，以民间私法来严惩犯规者，自觉维持既有的上下尊卑等级，这就是后来朱熹说的“化民成俗”。

在我看来，荀子的教唆便是隐性文明的来源，也就是上述那根贯穿了两千年中国文明史的“灰线”的起点。我在旧作中指出过，儒学变成一种可实作的政治学，靠的全是荀子。实际运转的儒教是“外孔而内荀”，只是荀子实话实说，不利于欺骗麻醉百姓，因此君王们只尊孔孟。其实离开荀子“隆礼重法”、“化民成俗”那一套，儒学根本没有实作可能。因此，荀子才是“儒教工艺学”的创立人。汉宣帝所谓“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就说穿了这秘密。

董仲舒当然也有贡献，那便是他的“君权神授”与“天人感应论”。“天命论”其实是《尚书》中早就有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首次将这话发挥为“上天根据民意挑选君王”说，其原意是用来“君君”的，而董仲舒则一方面将君王说成是天命代表，让一切胆敢臣不臣的野心家们死心，为“臣臣”提供了强大的形而上震慑力，另一方面也发明出“上天示警”说，算是向皇帝施加了有限的约束力。相比孟子而言，他的天命论是极大退步，尤其他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就完全冲销了孟子“老天爷是百姓的后台”论。

至此，孔教算是发育成熟了：既有老董提供的形而上论证，也有荀子设计的实作方案。等到佛教传入中国，儒家的教条便借用因果报应，以通俗文艺为载体，渗入草根社会，变成了全民包括文盲在内一致信奉的国教。它的整个运作点，便是维护既有等级秩序不被不守本份的暴民推翻：此世有灭族、寸磔（亦即千刀万剐）、大辟、腰斩、枭首示众等各种酷刑，而彼世则有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大磨（过去寺庙里都有此类生动壁画，只是后来我党破除迷信涂掉了）。最重要的还是，佛教为受苦受难的贱民们提供了希望：只要苦忍，下辈子就会生为人上人。

和谐就是这样炼成的，稳定也是这样炼成的。不能不说这设计非常之聪明，省去了常备军，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等一系列镇压硬件。

可惜“太阳出，冰山滴”，待鬼子的“人生而平等”的异端邪说涌进来时，整个和谐体系便稀里哗啦垮成一片，扶都扶不起来。究其本质，无论是“人生而平等”，还是“人生而不平等”，都是无从验证的公设，可比较的只是功利与道义，而孰强孰弱是明摆着的。以功利而言，人类有智力，因此不可能结成蜂群社会，由亿万工蜂苦吃苦做，傻傻地奉养一小撮四体不勤、百花不分的蜂王和雄蜂。处于下一等级的人总想“翻身求解放”，一旦得知自己当人下人并非天意，也没有什么来世福报，那当然要“奴隶代代求解放，战鼓连年起四方，只因为，行程渺茫无方向，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空怀壮志饮恨亡！农民武装必须步步跟定共产党，才能够，节节胜利蒸蒸向上涓涓细水入长江，细水入长江！”（Oh，how I love Yang Chunxia!）

这惨痛损失，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填补的文明真空。光是天命论的倒台，便决定了现代专制制度再也无法如旧式帝制那样长治久安，党皇永远处在大司马大司空们的威胁下，统治集团的内讧永远是最大的潜在乱源。更不必说取消冥间惩罚与“来世退赔”的奖惩政策使得贱民们再也没了盼头。我党上台后猛破“四旧”，彻底破除迷信，恶化了这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换言之，文明的真空，使得社会再也没有了维稳软件，只能以“买静求安”与武力镇压两手作为等而下之的代用品。老邓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其实说的就是“在官定意识形态破产后，便只能买静求安了”，然而买静求安的前提，是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让大部份精英有“日子会不断改善，越来越好”的盼头，一旦这盼头失去，麻烦就来了。倒不是说精英们有本事推翻我党，而是普遍不满会增加社会的动荡度，就算是不在党内诱发大规模内讧，起码也得让我党到处灭火，疲于奔命，一夕数惊。此所以鬼子要说，我党现在是在演某部好莱坞电影，驾驶一列装了炸弹的列车，只要时速低于60英里，则火车就要爆炸，这就是政府为何会以“保八”为全国努力目标。那在他们其实是“政权保卫战”。

现代专制者们最尴尬之处，还是再也无法垄断道义资源了，从此成了孔老二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我党纵然百般抵制 “普世价值观”，辱骂诋毁民主制度，却从来不敢如孔教那样，光明正大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鞋子”只能逆来顺受地让“帽子”骑在自家头上，决不能“冠履倒置”；更不敢声称“受命于天”，断然否认 “主权在民”，却被迫把这些“普世价值观”写在宪法总纲里，还装模作样地为公民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权利，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暗渡陈仓，冒充“万年人民代表”，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谎言堆积而成的政治文献。

这与儒教可是两回事，你可以指责它不合理，不公平，但无法指责它不诚实——人家从来就没有平等的概念。诚然，孔孟之道是空想主义，严重偏离了人性，推行它必然造出一个伪善社会，但这并非孔孟原意，正如你不能指责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等人是骗子一般。孔孟也不是那条见不得人（当然只是见不得洋人）的“灰线”的发明人，是荀子以降的儒家塞进去的。而且，即使用孔孟原教旨，那灰线仍然能强辩过去。

例如诚信是儒家强调的美德之一，不但孔子说什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而且后儒还总结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来。然而古人从不知信义为何物，楚汉相争时，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前脚才与人家订了和约，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后脚就有本事毁约追击。大宋和大金、大元先后翻脸，都是出尔反尔，立约毁约，试图欺骗蛮子，这才被蛮子痛打。这传统一直保留到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乃至扩大恶化到鬼子攻入北京，完全是因为朝廷反复立约毁约，一再试图欺骗蛮子。然而这种无耻行为（比吸食安非他命似乎还更无耻些）绝不会困扰君臣们的良知，盖他们认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诚信只适用于上等人（最后缩小到只是不能欺君，就连这都未必能做到）。对造反的野蛮人或是下等人使用这一手乃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

因此，林则徐不但向道光献计发动人民战争，建议用兵勇化装为百姓去诱骗袭杀英军，而且在云南镇压练匪暴乱时诱降杀降，干出这种下作烂事来后，还不以为耻，自吹近年大有进步，运用兵法颇有神鬼莫测之机。这么干的绝非林公一人。骆秉章在诱降石达开后出尔反尔，杀害了放下武器的两万多髪匪。李鸿章也在洋枪队攻下苏州后，杀害了戈登招降的几个伪王，让戈登那在欧洲军人荣誉感中长大的帝国主义军人大骂流氓，几乎带兵去把李鸿章干了，并拒绝领取朝廷发给他的重赏。但这些对老祖宗来说都不是问题，盖他们有点像后世的马列主义者，认定自己是在卫道（=“捍卫客观规律”），凡是逆天行事的匪类都该无情除去，无论使出何等下作的手段来都是“兵法”。咱们全民引以为荣的龟孙子兵法就是这么来的。

可惜鬼子们却给现代专制者们造出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党既不能如儒家那样，公开宣布人分“君子”与“小人”（亦即党朋说的“狼”与“羊”）两大类，“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而无情屠杀反抗的下等人乃是实现“菩萨心肠”的“霹雳手段”，又不敢坚持毛泽东思想，声称“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把一部份人民开除人籍，教唆煽动组织其他人民去百般虐杀他们，以此获得一种病态的“当家做主”解放感，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首次出现言行彻底背反的“逆规则”现象，统治者成了不折不扣的僭主，无论是对毛左还是对自由主义者，都永远暴露着一个无法遮盖的软穴，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从理论上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软穴在天下无事时当然不会发作，但若党内大规模内讧爆发，则蓄意抢夺大位的人，无论是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也好，打出西方民主自由的招牌也罢，都能写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先声夺人的檄文来，而党皇根本就无话反驳。老邓当年之所以要“不争论”，其实便是自认永久丧失了所谓“话语霸权”。

鬼子的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文明真空，乃是国人永失淡泊自甘、安贫乐道的传统生活方式，改用美式物质主义生活方式。

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谴责物质享受，美化贫穷，都有禁欲主义倾向，因而压制物质文明进步，认为那只会败坏世道人心。陶渊明诗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漏了“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句更结棍的先师遗训。孟子认为逐利活动会刺激人欲暴长，令人贪得无厌，互相攘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而将“利”和“义”对立起来，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正当的行为动机只能是仁义而不能是利欲。到宋儒更是走火入魔，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这一套在鬼子进村后便自行崩解，但在毛泽东手上又得到空前复兴。可惜如古代一般，它只能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工作。待到国门一开，这短暂的回光返照又给抛进了“历史垃圾堆”，今日“上下交征利”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鬼子便骑火箭也追不上。

这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孕育着的社会危机，当在后文详述。这里只想指出，光是发生了上述两个文明损失，中国人便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显性文明中再也没有传统华夏文明可言了。而且，这两个损失都永无希望寻回。但离开了它们，哪里还有什么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华夏文明可言？

因此，国学派声称“华夏文明是世上唯一持续存在两千年的文明”，属于一种自摸行为。方今之世，根本没有什么显性华夏文明（亦即传统文化）残留物存在，剩下来的只有隐形文明也就是烂污生活方式，以及毫无礼义廉耻的骗人坑人害人欺人整人控制人的龟孙子兵法。“道统”与“文统”都已作古久矣，“政统”也不能冒充血统纯粹。除了所谓“元朝”那162年的间断，中华帝国当然一直存在，然而连俄罗斯帝国都不如——人家自成立起便没让异族征服过。

国人可以自慰的，便是征服大明帝国的外国人被咱们的烂污生活方式同化了。如果这能当成民族光荣，那么伤寒杆菌、鼠疫杆菌、霍乱球菌等等似乎比咱们还光荣。而且，咱们之所以能向蛮子撒“化尸粉”（典出《鹿鼎记》），完全是因为地理隔绝造成了东亚只有一家文明。用这种静止的封闭系统去与处在持续变化的开放系统里的欧洲帝国相比，绝对是科盲才能干出来的事。

十年前跟赵无眠辩论时我就指出，以为日本征服中国后会走上满人的道路是异想天开，盖人家挟二手西洋文明而来，并非无文化的蛮子。在这种“亡天下”的实在威胁下，中华文明能否存活下来，根本不必看光复前的台湾，看看海外华人便知结局了——凡是东南亚华人的后代都顽强地保留了中华文化，以致60年代回来的印尼侨生毫无语言障碍，能顺利插班上课，尽管人家的先辈是几百年前出国的。即使要去所谓“华侨补校”恶补，补的也是数理化而非中文。可欧美华人别说传几十代，就连第二代都是黄香蕉，许多人连汉语都不会说。这就是最能证明各种文明孰优孰劣的社会实验。

至于4747网友盛赞的“中华文明阴柔之美”，也是那伙自摸家发明的。那伙人是隧道眼，至今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170年前的琦善、林则徐的“器物”层次，以为鬼子只有坚船利炮的硬气功。其实鬼子给中国带来的最大麻烦，不是武力征服（人家也从未试图这么做过，即使是日俄也只是想肢解中国，但从无计划全面吞并中国），而是软性颠覆。上文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太阳出，冰山滴，鬼子带来的全新价值观，一劳永逸地腐蚀融化了中国赖以立国两千年的伦理基础，使得显性文明轰毁于旦夕之间，国人就此失去最适生活方式，至今找不到一个自稳的价值体系，建立与社会文化传统基础匹配的社会制度，因而永远处在动乱的威胁中。这就是中共封网的根本原因所在。一种强大的文明，是绝对不会去把虚弱的文明堵在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