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udi 21 septembre 2017

转:南昌起义的背景

(嫌杨奎松《革命》太冗长的可以看这个):
@刘放斋
南昌起义的背景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缘起于国共合作的破灭。其大致背景是:斯大林主导制定了“寄生”策略,要求CCP个人加入国民党,CCP抗议,抗议无效,CCP集体加入国民党,执行斯大林政策。CCP壮大,国民党警惕。CCP闹翻了天,上海清党,宁汉分裂。斯大林要求CCP继续“寄生”,团结国民党左派,不要反国民党,CCP听命。武汉汪精卫继续容共,CCP继续闹,汪精卫容不下去了,出来分共。斯大林说,现在必须把队伍拉出去了,但还不宜反对国民党,还要坚决团结打国民党的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这时候宁汉对立,武汉派部队去讨伐蒋介石,在南昌发生变乱,往南方跑掉了。这就是南昌起义。
南昌打的旗号是,既反汪精卫,又反蒋介石,但是不反国民党,不反青天白日旗,要继续隐蔽,另起炉灶,再搞一个国民党。它推出来的头面人物是谭平山、宋庆龄、邓演达等几个容共到底的蓝皮红心左派,搞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昌起义就是打着这个新·国民党的旗号,来讨伐宁汉两个旧·国民党的。
原计划,是要把张发奎的整个部队套走,去广东领取苏联的接济,然后就地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与宁汉鼎足三立,然后新·国民革命再北伐,新·国民党继续联俄容共,青天白日旗横扫青天白日旗,肃清宁汉两伪府。因为计划落空,军事失败,而告吹。
这时候共产国际还是主张不要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因为这面旗帜知道的人多,有历史影响力,有群众基础,是民心所向。在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重申了这个决策,CCP中央在报告中继转述给本党,要求大家继续打青天白日旗。
8月10号,莫斯科给出最新的训令(图2-3)。训令释放了双重信号,一方面,它谴责了CCP当中有人提出要退出国民党的观点,告诫大伙一定要继续团结国民党左派,继续寄生,玩拉一派打一派,吃遍全场的套路,不要立即搞苏维埃。另一方面,它又说现在可以开始宣传苏维埃。暗示将来如果团结左派这招失效的话,可以光明正大地开始造反。
CCP中央收到了训令后,按照字面意思机械地执行了训令。同时,一个师范毕业的湖南人通过敏锐的政治嗅觉,感觉到了情况在发生改变(图4)。这时这个湖南人在搞“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提出,这次起义不应再打青天白日旗了,而应该让CP正式亮相。
这些观点提上去,都被CCP中央批驳了。原因:中央是在按字面意思解读上级训令。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湖南人没有管中央的意见。在湘赣边迎风伫立的他,感受到了莫斯科的风向在变。他揣摩圣意,做出了不打国民党的旗帜的决定,命人制作了锤斧赤旗。
这件小事,后来在斯大林元帅那里,留下了印象。
果然,风向变了。在和托洛茨基等人的斗争中,斯大林逐渐占据上风。斯大林把自己过去制定的导致CCP失败的寄生策略全部安到其他人身上,把自己说成是绝对正确。9月19日,斯大林下达训令:CCP现在可以建立苏维埃,公然搞苏联式起义了(图5)。
斯大林将要不要继续打国民党旗帜的决定权交给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罗氏揣度圣意,对CCP作了批示(图6)。当日,CCP中央发布《关于“国民党左派”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通令全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喊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公开大伙的真实身份(图7-8)。
该《决议》事实上追认了湖南人在秋收起义中打赤旗的决定是符合国际路线的。决议下达后,CCP在各地发动的起义都废除了国民党旗号,在湖南、广东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俯。一直到12月的广州起义,斯大林不再顾及形象,令CCP的面目全部暴露。这场起义由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指挥发动,苏联人也上街参与了战斗。事后,苏联副领事被国民党蒋匪反动派处死(图9为纪念亭)。中苏关系彻底断绝,联俄容共至此划上最后的句点。
弘扬党史,不忘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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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有多高?

有人在我的南昌起义帖子下面回复称,当时CP打国民党的旗号,推出宋庆龄、邓演达当头面人物,后面应该再加上毛。因为“他的身价是CCP在国民党的最高任职者,代理宣传部长,署理党部即组织部,汪的笔杆子,武汉国府红人,有强大号召力,不应一笔带过”。
这里有很多事实是对的,比如毛曾经红过一阵,当过代理宣传部长,不过时间错乱了。
毛代理宣传部长的时间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排挤开了。在南昌起义前后,毛在国民党内没有任何实权职务,只是一个小喽罗,排名大约是在国民党内50名外,跨党人士中排十几位。
具体说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南昌起义和毛有没有关系?
答:稍微有点有关联。
我说过,南昌起义推出来的头面人物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容共到底的“国民党左派”(实际国民党左派已经瓦解,这些人比左派还左)。
在南昌起义的当天,起义军打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以该会“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南昌《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中央委员宣言”(图一到图三)。
从图三可以看出,在《宣言》末尾署名的22人中,确实有毛的名字,可见南昌起义与毛是稍微有点关系的。不过这个名单上的人,并不是人人都在现场。比如宋庆龄就不在现场。当然,宋的参与是提前说好的。毛当时也不在场,提前说没说好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毛算不算一个大人物?
答:毛根本不是个大人物,也一点都不红。
理由很简单。看排名。这22个人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也就是日后“第三党”势力的骨干分子。第三党是原来的“国民党左派”里的极端派,在温和派汪精卫转向分共之后,主张继续容共。他们比国民党左,但够不上CP那么左。
在这个时期,“第三党”还是斯大林所主要倚靠的对象,因此南昌起义打的是他们的旗号。几年后这些人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斯大林监控了起来。在苏区还针对第三党搞了大屠杀。再往后,为了搞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又把这只手套捡了起来。这是后话。
从谭平山往下,后面的彭泽民(第4位)也是第三党分子。然后从林伯渠(第5位)、吴玉章(第6位)开始,才出现了CCP党人,即跨党分子。
排排排,一直往下,要到正数第15位、即倒数第8位,才出现毛的名字。
是不是大人物,红不红,有没有号召力,一目了然。
第三个问题:毛是不是CCP党员在国民党中职务最高者?
答:不是。比他高的有很多。
首先要区分在国民党中任职和在武汉国府中任职。1927年7月13日,CP发表《对政局宣言》,声明CP全体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这天以后,CP党员就没有一个在武汉国府里任职的了。但是在KMT党内还有职位。
毛当时在国民党内的职务是什么呢?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历史上,毛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当选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他得到汪精卫的青睐,出任代理宣传部长。实际宣传部长还是汪精卫,因为汪太忙,故找毛代理。
这个职位,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称得上是个要职。不过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要求CP党员不得任中央部门的部长。因此,CCP党员毛(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林伯渠(国民党农民部长)、谭平山(国民党组织部长)被迫向国民党中央辞去职务。从此,毛也就没有再担任过什么要职。
而要说中执会职务,国民党一大选举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里,CCP党员有三位(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只是18位候补委员(含CCP党人7名)中的一个。
国民党二大选举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CCP党员有李大钊等8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CCP党员7人。毛仍然只是候补委员。
而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又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设置中央常务委员,下设一处八部。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都是正职,比毛高半截。此外谭平山、林伯渠、杨匏安都是中央常务委员,比毛的职务要高一级(图四)。
二届二中全会后,毛退掉了代理职位,只剩下候补委员的身份。
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1927年3月),又选举了谭平山、吴玉章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林伯渠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这三人都是CCP,职位都在毛之上。
综上,毛在最显赫的时候,也只是在国民党二大上,以候补执委的身份,代理宣传部长,并且在二中全会后辞职了。在中执会方面,有8位跨党中执委都比他高,他只是候补。在中央部门方面,有2位跨党正职部长,毛只是代理。
此外,中执会之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他们都是跨党分子。他们的地位,不论在任何时间,都凌驾于毛。
也就是说,毛从来都不是CP党员在国民党内职务最高者。在南昌起义之前,他更是没有任何实权职务,只是一个候补委员。知道他的人都很少。
CP党员在国民党内职务最高的是谭平山,其次是吴玉章、林伯渠。毛只能排到十几名。
在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里,毛在这批挂名的国民党人里(第三党分子+跨党分子)也就是排第15。单算跨党分子的话,排第8。
因此,毛根本不算一个大人物,只能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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