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的三部大作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所提倡的“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整体史的历史书写也一度为历史学者所关注。近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发文呼吁抛弃过去碎片化的研究，重回“长时段”、“大历史”的分析与思考，再次引发了历史学人的讨论。
恰巧的是，近期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7年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研讨会主题是“文化流通”，而此次受邀与会的多位法国学者中有一位与布罗代尔关系密切，他就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教授。莫里斯·埃玛尔教授是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曾任法国巴黎人文科学之家的主席——这是一所由布罗代尔一手创建的研究机构，旨在于促进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他主编的Lire Braudel（《阅读布罗代尔》，1988）和他撰写的系列文章普遍被认为是解读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门径。借此机会，澎湃新闻记者特邀伦敦李约瑟研究所吴蕙仪博士一起采访了埃玛尔教授，请他谈谈布罗代尔和他的经典之作。
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在2017年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 班，张彭 摄
澎湃新闻
：今年是布罗代尔诞辰115周年，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人来说，布罗代尔可谓大名鼎鼎，但我们主要是透过他的著作来认识他的。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认识的布罗代尔。
莫里斯·埃玛尔
：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要认识他，我认为还是要谈谈他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他的三部核心研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未完成的《法兰西的特性》。这三部大书，每一部从构思到完成都经历了二三十年。
首先就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布罗代尔出生于1902年，从1925年开始构思这本书，1939年完成资料的整理，1940年他在战俘营开始写作，1947年作为其博士论文完成了答辩。1949年出版了第一版，1966年出版了第二版。也就是说，从1925年开始构思算起到1966年，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这就是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史学生涯的基础。很长时间，说起布罗代尔，大家都会认为，就是那个写了800页大书的人，批评者也质疑他是不是还能写出第二本书来。
布罗代尔的第二本书是《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资本主义》），同样这本书也是经历了多年才完成的。1950-1966年，在布罗代尔筹备出版《地中海》一书的第二版的过程中，他同时也在准备写作《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14-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史，但他把欧洲经济史放在了全球视野下，讨论其在全球发挥的作用——注意，他写的不是世界经济史，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史。
这部书的写作中有一点曲折。原本布罗代尔计划只写两册：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这两册书在1972年都已经写完。但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于是，《资本主义》一书由两册变成了三册。因为，石油危机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就是金融。这套书的第一册出版于1967年，第三册出版于1978年，三册出齐之后，布罗代尔又对第一册进行了改写。
就在《资本主义》第三册出版后的一个月，布罗代尔就开始写作他的第三部书——《法兰西的特性》。在动笔写作之前，对这个研究布罗代尔也已思考了近十年，1971-1972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退休前最后两年的课就是讲这个内容。布罗代尔的书写作时间都很长，他自己也知道。所以，1978年11月，在《资本主义》这部书出版之后，一些朋友在出版社聚会为他庆祝，布罗代尔跟朋友们说，我要开始写作下一本书了（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写一本书要二十年），所以二十年后再相会！那时他已经76岁了。这个时候布罗代尔已经知道，他不一定能够真正写完这部书，但他确实是为这部书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布罗代尔去世于1985年，享年83岁。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是很幸运的，因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的脑力并没有衰退，一直可以清醒地写作、思考、以及与同事进行交流。
尽管在此之外，布罗代尔还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三部巨著才是理解布罗代尔学术脉络的关键。布罗代尔最著名的概念自然是“长时段”，而这个概念反过来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写作模式：他每次都是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一个宏大主题进行完备的思考和整体的把握，而不是以每两三年一本书的速度处理一系列的小问题。我需要强调他这种长线的写作模式，因为这是布罗代尔的著作持久不衰的独创性所在。
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澎湃新闻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标志性人物，其后则有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等学者。像勒华拉杜里，他也是布罗代尔的学生，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而他的著作《蒙塔尤》，是一部广为学者熟知的微观史著作——有学者将其看作是年鉴学派的转型。在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是什么样的存在？
莫里斯·埃玛尔
：“年鉴学派”，这是美国人的发明！布罗代尔及相关研究传到美国后，美国学界就称之为Annales School。后来这个说法又回到了法国，就是你说的“年鉴学派”。但是我也认可现在法国还存在年鉴学派，但它不是师傅带徒弟这样的形式。当然《年鉴》杂志有一代又一代的主编，你可以视其为年鉴学派的阵地，但《年鉴》并没有想要把诸如“长时段”、整体史这样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们的编辑思想是推动他们认为有新意的、对后人有启发的研究。其实，年鉴学派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史学潮流，类似于1910年代毕加索等人所代表的“巴黎画派”。
在布罗代尔之后，如你提到的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他们都是布罗代尔的学生，但布罗代尔与其之前的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并不是师生关系。布罗代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导，算起来，起到导师作用的可以说是费弗尔。这里要说说布罗代尔前半段的人生经历。
布罗代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高中教师。1925-1935年，这十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所中学教书，业余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其后的1935-1938年是他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法国和巴西政府签订协议，在圣保罗建立了一个大学中心，布罗代尔被聘任为那里的教授。这是一段至关重要的稳定的学术积累期，每年布罗代尔有半年的时间在圣保罗授课，有四个月在欧洲的休假（这还不包括游轮往返时间），休假时，他就在地中海世界广泛旅行，查看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地区的原始档案。1938年，36岁的布罗代尔被聘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四部（历史学部）的高级研究员。次年，战争爆发，他作为预备役军官应征入伍。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布罗代尔成了战俘，被关进战俘营，直到1945年5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就是在战俘营期间写成的。
费弗尔是《年鉴》杂志的创刊人。布罗代尔与他相识于巴西，1938年二人一起乘船从圣保罗回到法国，此后即开始了长久的友谊，布罗代尔任职EPHE第四部时，他们也是同事。布罗代尔在战俘营写作《地中海》一书时，没有资料，资料都在巴黎的家中，他全靠记忆来写作这本书，五年内七易其稿，每一稿都是一气呵成，不作修改。一稿写完就寄给费弗尔，费弗尔再在回信中，与他不断讨论，并鼓励他，布罗代尔根据讨论结果再从头重写。他们的这些通信到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构思的变化过程。
费尔南·布罗代尔
我们这次上海中法瑞研讨班的主题是“文化流通”，而《地中海》在二战期间的写作也是一个有关“流通”的故事。被俘期间，布罗代尔换过多个不同的战俘营。军官身份使他的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些，有条件进行写作，当然也只是稍好一些而已。他没有钢笔、墨水，文稿也只是用铅笔写在小本子上，信件要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他的稿件都寄给巴黎的费弗尔，费弗尔再寄给住在阿尔及利亚娘家的布罗代尔夫人，夫人再将其一遍遍地用打字机打出来。《地中海》的成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完成的。在战俘营中写作，对布罗代尔来说，也是解放心灵的一种手段——通过写作梦想自由的世界。今天的学者总是杂务缠身，很难像布罗代尔那样，有五年心无旁骛的写作时间！
澎湃新闻
：您怎么看布罗代尔研究中的“长时段”？
莫里斯·埃玛尔
：“长时段”是布罗代尔提出的最有名的一个概念。他的研究处理的都是“大”问题，这是他的学术特点。所以，你看他，一部书写成都要二三十年。
“长时段”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提出的。说到这本书，我还想在这里提到的是，布罗代尔写作这本书时有一个思考的转变。早在战俘营写作之前，最初其师长建议其研究16世纪下半叶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命题，后来在写作中觉得不对，于是把这个命题彻底反过来思考，变成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如此一来，书的焦点不再是不是君主在一个朝代、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外交政策，而是这个地理区域本身。地中海——这片海域和环绕它的陆地——成了他要叙述的“传主”。当然地中海不是封闭的，在地中海沿岸有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和交融，十五世纪以来又有欧洲人开辟的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这是布罗代尔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为地理空间做传的历史学家。
《地中海》全书的架构也是非常独特的，蕴含了布罗代尔对时间的思考。《地中海》分三卷，每卷讲一个时间维度。第一卷是“地质时间”，描写地理环境所代表的硬性边界，这不是在倡导地理决定论，而是要理解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如何在这些限度之内去组织他们的日常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例如选择的农牧模式、耕种的谷物种类。这就是他所说的“长时段”，几乎是恒定的，变化及其缓慢。第二卷对应的是中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口、经济波动的周期，是战争/和平交替的周期，它以三五十年、一个世纪为单位——例如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它深刻地影响着作为集体的人的生活，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直到一个周期结束才能察觉这种波动。最后，才是第三卷述及的“事件”，这是第三个时间维度。最初布罗代尔所关注的菲利普二世的政治军事政策是在这个时间层面才得以展开，而这个时间维度在布罗代尔看来是瞬息万变的，是身在历史中的人最直观感受到的时间。
布罗代尔的洞见在于指出历史是有多个时间层面的，而《地中海》就是在三个长短截然不同的时段上，对16世纪的地中海历史作了三种不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深刻影响16世纪的地理环境因素在千年之前已经存在，而今天依然清晰可见。比如，16世纪发生了著名的勒班陀海战，而海战的胜负，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长时段上的地理因素。当时的战舰其动力靠人力划桨，都是150-200人的大船，而地中海的水深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每年只有六个月可以打仗，而决定一场战役结果的就是，你是否能在这六个月内打败对方。
1949年这部书第一次出版之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很有创新性，而且文笔优美，毫不枯燥——书中有很多段落完全可以当成小说来读。这本书开创了历史研究的全新的模式，也吸引了当时很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
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澎湃新闻
：布罗代尔是法国史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他是如何对待学生的？
莫里斯·埃玛尔
：布罗代尔给予学生很多帮助和自由，他的学生并不都做地中海研究，还有的开创了大西洋、印度洋研究。我最初是研究地中海历史，但后来也有转向。
1949年《地中海》一书出版的时候，布罗代尔年富力强，由于与费弗尔的关系，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首先，他在1949年继承了费弗尔在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讲席教授的位置——这个位置代表了巨大的学术威望。其次，1948年布罗代尔和费弗尔一起成立了EPHE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它在1975年独立成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这是一个全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在法国教育体制中是一个新的模式，它没有本科生，完全是研讨班（seminar）的形式，提供经费接待国外年轻学者来访学、交流。费弗尔1956年去世以后，布罗代尔就接替费弗尔做了EPHE第六部的主任，还担任了《年鉴》杂志的主编。法兰西公学的讲席教授、EPHE第六部的主任、《年鉴》杂志主编，这三个身份使得布罗代尔掌握大量学术资源，于是有一些对他不满的人，说他是“满大人”。但事实上，布罗代尔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源，为学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这极大促进了法国学术的国际化发展。就一点来说，他利用手上的资源邀请外国学者来巴黎讲学，这在当时的法国大学是非常难得的。我1961年读完大学都没有听过外国学者的讲课。
EHESS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它真正超越了史学的范畴，向其他人文学科打开了大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符号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学者都可以来此访学，这让EHESS成为真正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实现了多学科的交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发掘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比如，1954-1955年，布罗代尔在EPHE第六部建立了最早的区域研究中心——他将之命名为“文化圈（aireculturelle）”研究，涵盖了对各大非欧洲文明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印度、拉美、非洲等等。给你个数据，1955年EPHE第六部有三十位教授，其中就有三位是研究中国的。一位是匈牙利籍的宋史专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一位是当时只有35岁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另一位是研究中国革命的谢诺（Jean Chesneaux）。苏联研究、日本研究等方面也是如此。
而且，布罗代尔是一个慧眼识人的学者，他发掘、培养了一些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比如勒高夫、弗朗索瓦・傅勒，还有勒华拉杜里，这三人中，前两位在布罗代尔之后都担任过EHESS的院长，而勒华拉杜则接任了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公学的教授讲席。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
我要强调，布罗代尔确实掌握了很多学术资源，但他从中获取的并不是权势，而是信息。地中海的研究毕竟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展开，布罗代尔可以靠一己之力完成。但《资本主义》这部书如果没有同事为他提供其他地区的信息，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比如其中有关中国的一些内容就有白乐日的帮助，关于印度有Daniel Thorner，关于印度洋和东南亚则有Denis Lombard。可以说，他利用这些资源营造了一个卓越的学者群体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信息网络。此外，我还要强调的是，布罗代尔一贯鼎力支持学生、同事的研究，给予他们自由去寻找自己的学术道路。现在大学里有些老师会让学生变得贫乏，但布罗代尔会让他的学生变得丰富。他给学生的建议是，在尽可能大的尺度上思考问题，这个尺度不一定指时间，也可能是地理上的。虽然研究要从小处着手，但要在尽可能大的尺度思上考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宏观的视角，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个案的。
澎湃新闻
：1990年代中国出版了布罗代尔的三部大著，或因学界近年对“重回长时段”的呼吁，近期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著作。法国学界/社会怎么看待布罗代尔的遗产？
莫里斯•埃玛尔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命运。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地中海》就经历了很奇特的三次生命。它对学术界的地中海研究而言无疑是开山之作，第一版出版之后，在法国很多学者受其影响，投身地中海或大西洋研究但到了六七十年代，这批学者逐渐开始转向心态史或者是历史人类学。尽管它很早就有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译本，但市场都很小，影响十分有限。
《地中海》真正开始走向世界是1973-74年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当时读布罗代尔的书并受其影响的第一代法国学者已经转向了，可以说，《地中海》在法国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此时《地中海》一书在美国却是生逢其时，在美国大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当时美国人文学科正在寻求突围，寻求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自然科学、还有大数据的结合。我第一次到美国，在机场书店看到了口袋书版的《地中海》英译本，我非常惊讶，这在法国真是不可想象的。
《地中海》在美国的翻译、出版改变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命运。其他语种的译本在此之后接连出版，1985年出版了德文版，而后就有中文版、日文版、韩文版、阿拉伯文版等等。所以，《地中海》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是在1973、1974年以后才确立起来的，尽管当时在法国，它已经不是不可取代的典范了。书籍的接受史在国内和国际是存在时间差的，《地中海》的情形就是一个证明。
但1976年《地中海》一书在法国的接受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由布罗代尔兼职顾问的一部讲述地中海历史的纪录片在法国热映，这部纪录片共有十二集，每集五十分钟。伴随纪录片良好的播出效果，《地中海》一书开始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法国又开始重印这部书，还做成了口袋本，当年大家还会将其作为馈赠亲友的圣诞礼物。1976-1978年，这两年间法国卖出的《地中海》是过去三十年的总和，它已经不仅是学术研究著作，而成了大众阅读的经典。我这次回国后就要跟出版社见面，他们即将出版典藏版的《地中海》。另外，法国历任总统，比如萨科齐、奥朗德、马克龙，他们在发言中有时候也会引用布罗代尔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一直是“活着”的。它已经成就了它的经典地位。
澎湃新闻
：对于近年史学界“重回长时段”的呼吁，您认为“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莫里斯·埃玛尔
：“长时段”的定义在历史上是辩证的。布罗代尔在提“长时段”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变长的概念。布罗代尔当时说的“长时段”是地质学和民俗学意义上的，同时，他也提出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研究气候的历史。后来，勒华拉杜里的研究就涉及了气候史的书写。2013年，英国学者Cyprian Brookband写了一本《中央之海的形成：从起点到古典世界出现的地中海历史》（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作者从100万年前写起，从地中海本身的形成，直布罗陀海峡的出现，写到植被、动物的出现，写到人类走出非洲、进入这一地区，写到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最后写到公元前3500年，这是人类文字记载的开始，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的开端，而他这本书就写到此为止。这次，我在研讨班上也提到了这本书，想要刺激大家在这方面的思考。显而易见，这是史学、人类学、考古学与古气候学、地质学的结合。这种跨学科的结合不仅是人文和社科的结合，还打破了我们与自然科学的学术疆界。这可能是“长时段”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正是在这个超长的时段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些与今天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这个意义上，“长时段”是很鲜活的，了解这个时段上的历史才可以拯救我们的未来。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
历史是对过去的拷问。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过去”不是单数的过去，是复数的过去，是越来越长的过去。像环境史，这是对政治家短视思维的一个挑战——我想它可能会成为未来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的一个讨论主题，
另外，“长时段”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长度概念，它还包含了对传统史学线性时间观的反思。在这次研讨班上，有一位法国学者，格勒诺布尔大学的Etienne Bourdon教授提出了对中国和欧洲的时间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不同文化、甚至同一文化内部是不是对时间都有不同的理解，不仅仅有线性的时间，还有分叉的时间、循环的时间？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是否可以为我们思考非线性的、主观的、多元的时间提供启示？历史学家应该参与到这个思考中。而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布罗代尔正在身后看着我们呢。
澎湃新闻
：全球史的书写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与其相关的是全球化进程。您怎么看全球化进程中年鉴学派的意义？针对近年由于难民问题、英国脱欧等等一系列国际时局的变动而引发的“逆全球化”的讨论，您怎么看？
莫里斯·埃玛尔
：我在讲座中也说了，全球化不是今天才有的，几百年前就有跨地域的交流，有在大地理尺度上不同文明的碰撞，其中有前进，有挫折，也有倒退，这是很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目前这几年集中面对的，是全球化提出的困难，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通过行政禁令的方式切断人口的流动。看看美国以前的禁酒政策，它反而刺激了走私，因为一旦人们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
历史学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很坚韧的东西。我相信今天的人类社会和过去的人类社会一样，面对困难，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当然今天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消费不可能是无限的，要对自己的欲望设限。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歌唱的明天”——意思是明天会更好。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未来看上去并不像我年轻时面对的未来那么光明，但是大家不要因此而认为，前路堵塞，无路可走。人类需要、也能够找到未来的出路，但这需要的就不仅是个人，而更是人类集体的智慧了。
澎湃新闻
：这也是一个基于“长时段”的历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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