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城市一个机会

其实，袁老师没必要和韩老师对立起来，他们俩说的是两件事。在满拧这一点上，袁老师很像文科生。

但我欣赏袁老师对城市的理解。城市是文明的标志，毫无疑问的，就是。

在巴黎将近九年，我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一个向往野趣的假装的“城里人”还原成一个对城市极端留恋对乡村基本没有好感的真实的“乡下人”。我认为一切关于热爱乡村的宣言都是典型的drunbilist。我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反感也在于此：欧洲人用城市创造文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却留恋乡村。尤其是美国土人，再看“飘”里头那种土地情结让我恶心。不用说乡村趣味是很不环保的一种取向（这一点袁老师是专家），更重要的是，那些被盎格鲁撒克逊人说成文明的乡村根本不能激发人为人类的自觉，不能给人的心灵带来任何积极的东西。

不过，如果不是见识了欧洲的城市，我是决不会喜欢城市的。来巴黎之前，从来没想到城市能这样可爱。作为来自上海的“乡下人”，从幼儿园中班第一次去太湖后回到上海开始，我所感受的城市就从来是嘈杂、混乱、肮脏的，从来就不如乡村明净、恬淡、静谧，更谈不上任何美感，美只属于山水——这恐怕是每个支那“城里人”的感受。高二时候去崇明学农，在田野里拾稻穗，幕天席地，一班同学兴奋得不得了，几乎不想回上海。典型的青春期drunbilist冲动——这时候要遇上文化大革命肯定积极造反顺便拉练。支那人大抵不缺少寄情山水的雅兴，那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自然”，而是因为他们“人为”的产物太糟糕，他们从来没有好的城市，时间长了，他们甚至不能相信城市真能让“生活更美好”。他们以他们的无能判了城市的死罪，他们的脸是朝后看的，在野蛮中艳羡更野蛮。

可是欧洲城市让我感受到什么叫城市，正像欧洲建筑让我明白什么才是建筑。想想真是荒唐，在支那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这是在干什么呢？我根本不知建筑、城市、景观为何物，我在那里趴在图板上画什么呢？我不能说我那五年全是浪费，但效率实在是很低的。大二时候，张剑龙老师教导说：“你们所谓设计，就是要抄，抄外国书上的，你们不抄你们设计什么？进进出出看到的都是同济的破房子，你们能设计出什么？”剑龙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可抄也不是办法。抄也是夹生的，哪里抄得像？三年前亲见了庞贝才知道，城市在欧洲早就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的顶峰，早就被造就成一个时代的人类能想象的最宜人的环境——古代欧洲人当然不需要寄情山水，或者说逃向山水。小时候看科学画报，对庞贝光注意火山和死人石膏模型，一点没意识到城市这件事情。后来外建史、城建史虽也提及，也一直没放在心上，哪怕看到一些影像，也没什么感觉，一点没有意识到它和支那的北京苏州那种其实为大村庄的所谓古城的本质区别。（很奇怪，安东尼奥尼说他看见苏州很容易想到威尼斯——我在威尼斯那么些天怎么从头到尾就没想到过苏州甚或——朱家角呢？欧洲人这点也真是，逮个水城就叫威尼斯，连夏特尔都威尼斯了……我对苏州并无不利的偏见，我有空就往苏州跑，再说我是半个苏州人。我只是说苏州一点不像威尼斯。相对而言还是北方尼德兰一些城市的气息更像苏州，但比苏州干净整洁得多——当然，现在的苏州根本没法看了，我说的已经是指过去的苏州。）及至亲至庞贝，张口结舌，屏息凝神，思维几乎停止。任何影像都不足以再现庞贝、再现罗马、再现巴黎。城市是任何造型艺术啃不下的骨头，一万页的影集、一万小时的视频也不足以再现一个城市的美，哪怕是庞贝那样的死城。

给城市一个机会——应该说给支那城市一个机会吧。什么时候支那的所谓成功人士不再热衷进山修道而是把城市当作欣赏对象，支那才算跨进文明的门槛。对欧洲城市而言，美好生活早就不是机会不机会的问题，而是必定的。



给城市一个机会

土摩托

前两天韩寒和陈文茜在香港书展隔空干了一仗，一个骂对方放屁，另一个说对方是女生，仔细想想吧还都挺有生理依据的，瞎吵什么呢？

我谷歌了一下，发现大陆媒体几乎都是褒韩贬陈的，对陈文茜从人品到动机讨论了一个遍。我看了一下陈的原话，她主要的不满应该来自韩寒在世博会上的那段演讲。韩那次演讲的题目叫做《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光是这个牛逼题目就一定会让文艺青年们High死了。

城市的名声确实不怎么好，都快赶上余秋雨了。全世界的文艺作品里凡是需要表现美好生活、甚至美梦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的都是乡村田园的图景，车水马龙的城市则通常在表现主人公焦躁烦闷的时候作为背景出现。韩寒那次演讲历数了中国城市的种种丑态：道路和居住环境拥挤不堪、空气污染、城管蛮横、户口歧视……哪一条都是沉甸甸的shit，光是一个屁可放不干净。

世博会的名声也不怎么好，起码在互联网上我看到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排队、盖章、加塞、盒饭质量和价格……以及一个“被怀孕”的荒唐故事，甚至世博会也被简化成了SB会，无数文坛高手根据这个缩写编写了无数网络段子，受到无数网民热烈追捧。我一年前来过上海，亲眼见识了世博施工扰民，前天我去世博会现场看了一下，队伍确实排得老长，观众们确实拿的都是赠票，这些也都是沉甸甸的shit，不是一句“说话像放屁”就能轻易打发得了的。

不过呢，我在世博会待了一下午，居然没看见加塞的，现场环境也真不算差，地上很少见到垃圾，公共厕所比一般城市厕所还要干净一些。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排队的人，虽然天气很热，虽然广播里一再通告大家预计排队时间是3小时（还有4、5小时不等），但大家不为所动，依然静静地坐着。我看到一位母亲在为走累了的女儿捏脚，一位父亲在为睡着了的孩子扇扇子。我还看到一群老人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马扎上聊天，一群中学生一边排队一边打闹，那场面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终于进了英国馆的观众一定得好好享受一番）

我自己呢，就像大多数写世博会的记者一样，弄到一张VIP卡，没费劲就进去了。可我还是不能忘记外面那些排队的人，他们为什么甘愿耗费4个小时，只为进某个馆看10分钟？你可以说他们是为了盖章，也可以说他们盲从，甚至可以说他们无聊，可我还是认为，这些心态都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烈日下面排4小时，我觉得他们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美好的东西。而他们知道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别说英国法国沙特西班牙，就算是香港和台湾，要想亲眼见一次的话也得等上一辈子，现在只要等4个小时，合算！

关于城市，道理是一样的。不喜欢城市的人很多，但真正付诸实践，搬离城市的人除了少数大款之外就是那些城市文艺青年，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拿到一张城市户口本。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呢，只不过投票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手和嘴的，他们只能用脚投票。

城市真的很糟糕吗？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哪个尺度去研究。城市用最廉价的方式满足了大部分人对生活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自己有工作，家里有水电，出门有朋友，孩子有学校”。城市用牺牲一部分环境的办法换取了地球整体的健康。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均碳排放是西欧和日本的两倍，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国人追求乡村化的生活方式。

所有研究都证明，要想达到同样的生活质量，住在城里远比住在乡下要环保得多，而且也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类发展史都是单一方向的：从农村走向城市。人都不傻。

假使你不同意上述观点，你也不能否认中国正在走上一条通往城市化的不归路。据统计，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为7.3%，1978年是18%，现在则为46.6%，据估计2020年将达到58-6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1500万中国农民将会转变为城里人！

整个地球的趋势也是如此。目前全世界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25年就将达到60%，2050年将达到70%。为啥？1900年全世界人均拥有土地将近9公顷，现在则不足2公顷，2050年就将不足1公顷！

城市化，就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必然结果。

现在的城市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错。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办法修正这些错误，建设了一批属于未来的概念性生态城。比如伦敦著名的贝丁顿零耗能社区（BedZED）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尝试，比如曹妃甸和崇明岛。

生态城可不光是为了减排，其实真正的生态城都不仅仅关心碳排放，而是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设计了很多措施改进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方面上海就是一个好例子。我这次来被上海的地铁震惊了，虽说价格高了点，但上海地铁太方便了，用过的都说好。当然韩少是不会坐地铁的，他开赛车，所以没办法体会。

上海1995年才开通第一条地铁，到了2005年也才有5条线，总长度188公里，2010年就一跃为11条线路，总长度410公里，排名世界第一！上海和北京的发展思路很不一样，上海一直试图走低碳发展的道路。比如上海改造老城区的时候尽量不拆老房子，而是想办法改造它们，开发新的用途。上海钢铁十厂、上海啤酒厂、M50艺术画廊区、1933老场坊、8号桥和田子坊等等都是很好的案例，值得北京学习。

上海世博会为什么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因为这就是世博会设计者想要传达的理念。上海借助世博会良机，大幅度改造了黄浦江沿岸，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工厂改建成金融、文化和生活中心。但是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40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是世博会总建筑面积的20%，这样大规模地利用现有建筑在世博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伦敦奥运会采用了同样的思路。他们把奥运会选在东区，那里是伦敦有名的脏乱差之地，正好借助奥运会咸鱼翻身。据说伦敦主体育馆是可拆卸的，奥运结束后就可以运到更需要体育馆的地方（伦敦不需要这样一个馆了）。

世博会和伦敦奥运（而不是鸟巢）才是新时代城市建设应有的思路。那些排队看世博的老百姓正是在潜移默化之间看到了未来城市的样子，获得了对城市的信心。这有什么不好呢？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一大堆，不是想跟韩寒作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跟一个高中生争辩，哈哈。

我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说：请给城市一个机会，它象征着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幸福生活，你没有权力去破坏它。

请跟我唱：All I am saying is give city a chance.

这作文写得……

语句通顺，描写生动，情节曲折，立意崇高。优+。

——战斗里小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大连油管火灾扑救总结 称创造世界火灾扑救奇迹

来源：人民日报

　　入夜的大连开发区市中心一派宁静祥和，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在雨水的冲刷下光可鉴人[“光可鉴人”用得好，说明该学生平时注重语文修养，阅读面较宽]，红色中国结造型路灯放出温暖光芒[光芒而温暖，通感修辞用得自然贴切]……很难想象[陡然奇崛]，距此20多公里处[20用阿拉伯数字，富于时代感]，一场世所罕见的特大火灾现场触目惊心，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大扑救刚刚结束！[用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对法，不避合掌，古风可爱。]

　　7月16日晚。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水位最深的现代化深水油港——大连新港码头油库起火。储油区告急！开发区告急！大连告急！[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警钟句式，提神醒脑。]

　　那一夜，辽宁公安消防官兵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打赢了这场生死之战，刷新了多项历史纪录：

　　15小时内控制并扑灭10万吨级油罐特大化工火灾，扑救时间最短；

　　全省范围一次调集348台消防车、2300名消防警力，属辽宁首次；

　　15小时扑救过程中无人员伤亡；

　　首次超远距离供水装备实战应用；

　　首次陆海空联合灭火作战。

　　那一夜，八方支援、千里奔袭，整体协同作战，中国人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火灾扑救史上的奇迹！[列表法简洁明了，如桐城古文，有序有义。]

　　7月16日18时12分：警报拉响

　　果断处置、靠前指挥，是打赢生死之战的前提

　　7月16日18时12分，火警传来——大连市大孤山新港码头保税区油库起火。

　　18时19分，大孤山消防中队代理中队长刘磊率队赶到现场，陆续赶到的开发区7个中队官兵操起泡沫枪与流淌火展开“拉锯战”。但眼见火越打越大，火苗从粗大的输油管线撕裂开的大口子里蹿出，油助火势，一路狂奔，[“蹿出”、“狂奔”，拟人]沿管线翻滚着向外扩散，泄漏的原油液在错综复杂的管线里汇合，一次又一次地形成新的着火点，再形成新的流淌火不断向外蔓延、扩散。“领导，压不住了！”一线指战员扯着嗓子向后方报告。[“扯着嗓子”，老妪能解，元白遗教。]

　　虽然对化工火灾的严重性有思想准备，大连消防支队支队长丛树印完成火情侦查后，仍倒吸了一口凉气：“咱也是30多年的老消防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火！”[“咱也是”，本色语。]

　　直径80米、高20多米的103号油罐起火、爆炸、罐体坍塌；

　　平均储油量达10万立方米的多个毗邻罐长时间被高温烘烤，罐与罐之间仅相距30—50米，有输油管道并联相通，随时可能发生连锁爆炸；

　　多处输油管线连续发生爆炸，井盖、阀门等被抛向空中，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更可怕的是，距火场不足百米处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仓库，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递进，使人应接不暇。]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全文关锁至此浮现：恶战]大连市消防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迅速调集128台消防车、1000余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

　　火情牵动中南海。糊绵踌总书记、瘟假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李客墙、周庸糠等领导同志也作出指示。

　　中蚣中殃政治轴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得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连夜紧急赶赴事故现场，指挥灭火救援工作。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筑与前线指挥员多次通话提出具体要求，公安部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率领消防局局长陈伟明和消防专家连夜赶到火场最前沿，现场指挥一站就是7个小时。[报菜名不厌其烦，妙趣横生，绝无雷同，何等笔力！按：此为恶战明线背后的草灰蛇线。]

　　辽宁省委省政府、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赶赴现场。省公安厅及消防总队领导一边赶路，一边迅速决定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三次调警，命令全省13个消防支队、14个企业消防队，以最好装备、最强人力、最快速度，向大连集结！

　　在增援部门到来之前，必须阻止火势进一步蔓延！[祈使句有斩钉截铁之效。]关阀断料是当务之急。“只有关掉阀门，才能切断输油管道的供油来源，也才能防止起火的原油回流油罐引起连环爆炸。”[用其语而不具其名，如太史公之“或曰”，妙绝。]

　　电动关阀只须几分钟，但现场配电室烧毁无电源可用。大连支队特勤二中队指导员桑武率攻坚小组冲入火场，在企业员工的协助下手动关阀。“企业的人说，手动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完事。真干起来，好家伙，1米多高的阀门螺丝，转80圈才前进一扣！”[“好家伙”，本色语。]

　　浓烟呛人，烈焰炙烤，爆炸威胁。[简洁有力的排比。]“那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怕，而是累！体力到了极限，手机械地转着方向盘似的阀门。”空气呼吸器太重，拿下了；戴手套打滑，脱了，手很快磨破了皮；渴、热，实在顶不住了，从水带接口处接点水洗洗脸、润润嗓子，再回来继续干！[无主语动词短语排比，烘托紧张促迫的气氛。]

　　4个小时，8万多转！两个主要阀门终于被关闭。不久，前线指挥部调来专业供电车，现场多个阀门被关闭。

　　不畏艰险、勇打阻击，主场作战的大连消防支队为后续增援决战决胜扑救赢得了宝贵时间！[有力、欣慰的惊叹号。]

　　7月17日零时23分：首支增援部队到达现场

　　面对生死，敢于担当，是打赢生死之战的关键

　　警灯闪烁、警笛长鸣，辽宁境内沈大、沈丹等高速公路上，一条条由消防车组成的“红龙”全速向大连方向挺进。[比喻贴切生动。]大连金州公安分局调集15辆警车赶赴沈大高速三十里堡服务区，对所有外市来大连支援的消防车进行引导，同时派出交警沿途进行交通疏导，确保增援力量在最短时间内赶往现场。

　　7月17日零时23分，邻近的营口消防支队增援力量首先到达现场。

　　鞍山、盘锦、沈阳、丹东、本溪、辽阳、抚顺、葫芦岛……[昔日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二十八字用五地名，今则远迈古人，八地名字字掷地有声。]7月17日11时半，最远的朝阳消防支队增援力量从600公里外到达现场。“每辆消防车都拉着二三十吨的水或泡沫，高速路上大货车又多，我们的驾驶员还是跑到了120公里的时速，几乎达到速度极限！”朝阳消防支队副支队长王大伟说。

　　各增援部队就位，前线指挥部迅速制定了“先控制、后消灭”的战术原则，划分战区，部署17辆消防车在油罐和毗邻的危险化学品库区之间打开一条防火通道；各扑火阵地利用水泥和沙土围堵外溢原油，以移动水炮和车载水炮对冷却受威胁罐体，采取泡沫喷射、沙土覆盖等方式压制和消灭火线、地面流淌火。[古文笔法。]

　　营口消防支队进入被大火团团围住的大连港罐区，不远处就是危险化学品库区，中队长卢天昊、副中队长徐战龙率领两个攻坚组，采用水枪掩护、泡沫炮强行压制、泡沫枪覆盖推进的方法进入火场，立即消失在浓烟烈火之中，后面跟进的水炮车失去方向，驾驶员大喊：“中队长，车往哪开啊？”卢天昊吼道：“往火里开！”[先用“大喊”，更以“吼”，曹雪芹氏之烘染法。]

　　全省消防部队的拳头中队——沈阳启工中队被派往大连港罐区最危险的位置，任务是阻截烈火从阀组蔓延到油罐群，并贴近油罐阀组寻找漏点。指导员谢立峰带领8名参战官兵，冒着高温和爆炸的危险，以泡沫枪交替掩护，直攻漏点，用移动水炮成功将漏点的火势扑灭。战士张立新、郭人逢手持泡沫枪跪在阀组下战斗了9个多小时。[“战斗”与前之“恶战”呼应。]

　　盘锦市消防支队的主阵地是中国船舶输油码头，必须强攻冷却管道，防止爆炸。支队长鲁晓明立即安排灭火攻坚小组，使用泡沫炮压制火势。

　　位于码头上面的103号储油罐爆炸后，猛烈燃烧的原油在排污口附近聚集成“火海”。码头下方海面上的船只已经起火燃烧，水面上原油也在猛烈燃烧。丹东消防支队支队长马伟明当即部署灭火阵地，官兵们在海上公安队的配合下，一举扑灭现场明火。[“一举”用得豪迈。]

　　鞍山消防支队参谋长杨宝良，全省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的战训业务骨干，身先士卒，冲在危险的最前沿……

　　本溪消防支队作训参谋王刚，身患结肠癌，手术后正在化疗，主动请战……

　　老兵在前，新兵在后。“攻坚小组有没有新兵？这节骨眼上，冲在前面的都是干部、技术骨干，最起码也是士官。”营口消防支队参谋长许永江快人快语。

　　勇士无名，勇者无畏。在长达15小时的时间里，现场2000多名消防官兵用意志、用毅力坚守着各自的“阵地”：一人顶着七八层楼高的烈焰打水枪，后面一人朝他的身体喷水降温，两三分钟就得轮换一次；流淌火反反复复，指战员们抱着泡沫枪不停阻击，累得实在不行，就趴在地上打，渴了，喝水枪里的水，有的车加的是海水，喝到嘴里发涩，只能润润嘴唇；18岁的小战士负责供水，疲劳过度，头磕在消防车上晕了过去；冲锋在前的指导员不小心掉进满是油污的管线池，耳朵被烧坏；三名指战员负责运泡沫，一桶泡沫19—25公斤，一晚上一台车用将近4吨泡沫，三个人记不清搬了多少趟，实在搬不动了，就坐在地上用背顶着桶往前挪；一线官兵的战斗靴里都是滚烫的泡沫和原油，靴子和皮肤粘在一起脱不下来……[铺陈得好，赋。]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站着公安部刘金国副部长，站着现场总指挥、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大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科……[仿佛如见弗兰斯·哈尔斯群像画。]

　　现场先后发生6次爆炸。每次爆炸过后，现场浓烟四起，将正在鏖战的战士们吞没，指挥员们的心就揪成一团。[“心揪成一团”，形容贴切。]好在浓烟散去，只见战士们趴在满是油污的地上，安然无恙，一颗心才落了地。[“一颗心才落了地”与“揪成一团”呼应。]

　　“怕不怕死？都是凡人，能不怕吗？没办法，谁让咱干消防员呢！职责所在。再说，领导跟我们在一块呢，还有党和国家多年的教育培养。”这是现场指战员们质朴的心声。[本色语点睛之笔，益教化。]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十八九岁的娃娃，要是在家里，还在父母跟前撒娇呢！都说现在的兵不好带，关键时刻，他们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不愧为辽宁消防铁军的一员！”这是现场总指挥的由衷之语。[慈孝合璧，有伦有序。]

　　7月17日8时许：发起总攻

　　科学决策、优良装备是打赢生死之战的保障

　　天亮了！103号罐犹如一只燃烧的火炬，还在向外喷火。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300余辆消防车、2000余名消防官兵发起全线总攻，一次性喷射水量达到7000多吨，泡沫300余吨，至7月17日9时许，经过15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现场所有明火被扑灭，灭火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参战部队全面进入消灭残火和冷却降温战斗阶段。[简洁明了，直截痛快。]

　　激战后的火场，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各色水龙、扭曲变形的黝黑管道，几十米高的隔离墙水泥部分已经被烧化，露出的钢筋“面目狰狞”[拟人]。一身油泥、满脸疲惫的指战员们仍坚守在火场，睁大眼睛搜寻、消灭残火，并不断往燃烧过后温度极高的103号罐喷水降温。

　　战斗之激烈令亲历者后怕、令后来者心惊。

　　“这场战役能打胜，科学决策、技战术运用合理是保障。”辽宁消防总队总队长王路之说。

　　“化工火灾有其特殊的扑救规律。有人说，一开始你们为什么着火的罐不喷，尽对着没着火的喷啊？这叫技战术。化工火灾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于重点部位，着火的油罐喷水没用，喷泡沫如果量不够，不能一次性将油与空气隔绝也是白瞎。一辆消防车撑死了带二三十吨水或泡沫，十几分钟就打完了，等于没子弹了，在弹药储备好之前，不能轻举妄动。”辽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李金华说得很形象。

　　三次调警，既是储备弹药，又使消防力量不断得到增强和补充，是此次扑救取得圆满成功关键所在。

　　实施跨区域作战、多方联动，保证“弹药”供应。辽宁省消防总队通过陆路调集全省作战物资的同时，提请公安部消防局调集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400余吨泡沫以海运和空运多种运输方式送往现场。

　　“装备没有掉链子！这些年，部里和省里一直强调，在消防工作的投入上，不能吝啬，必须舍得花钱买平安，各地购置引进了各类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消防车辆器材装备，事实证明，这钱花得值！”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刘乐国说。

　　338台消防车没有一辆在路上抛锚，没有一辆因故障未发挥战斗作用。

　　价值3000多万元的远程供水系统发挥重要作用。现场用水紧张，淡水源不足，现场总指挥果断下令，直接抽用海水，为前方实施24小时不间断供水。

　　“这次火灾参战力量多、调集车辆多、保障难度大，考验着大连市社会应急救援综合联动体系。”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立科说。火灾发生后，大连市公安、交警、城建、医疗等社会联动单位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协同作战，为取得扑救战役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社会联动快捷，实施海陆空立体化作战补给。只有在咱们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打过这场恶战的战士，就像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是最宝贵的财富！”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一锤定音！[草灰蛇线看似隐现无常，实有定位，此处即收煞要地。]

　　7月21日下午1时：凯旋

　　15小时的攻坚、几天几夜的监控之后，前来增援的消防部队陆续撤离，继续坚守的大连消防支队官兵列队相送。嗓音嘶哑、神情疲惫的战友们简单握手告别，随即登车而去。经过黑泥和油污“洗礼”的消防车队风尘仆仆，车顶的红旗迎风招展，鲜艳如昔。[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本报记者 王 尧

从历史传统角度论恢复官轿制度乃当务之急

作者：兽性大发小白兔

众所周知，尽管我国目前GDP还未超越日本，GNP还只是日本的1/2，但我国目前已经提前成为了污染超级大国和腐败超级大国。每年我国政府官员用在公款吃喝，出国考察和公车私用上的费用已经超过9000亿。其中仅用于公车私用一项的费用就高达3000亿以上，而且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且不说这种屁股下的腐败，每年浪费多少税金，仅从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一点来看就十分可观。

我国的公车到底有多少？估计没有人能准确的回答出来。据最保守估计约有400万辆以上，这还是2004年的数据。按照年递增20%算，现在应该已经翻了一番了。这还不包括警察，城管的用车，如果把这些都算在内，公用车将至少在1000万辆~1900万辆之间。要知道我国目前汽车总数也不过7200万辆左右，公车居然占了13.8%～26.3%，如果把这些公车都省掉，那么每年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尾气排放量可以减少20%左右，公车购置费用和燃油费也可以大幅节省，政府官员就可以有更多的费用来出国考察和公款吃喝了。

但是让官员们出门自己走路或者坐公交车自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废除公车又不让官员自己走路而威风扫地，从而实现双赢呢？

答案就是：恢复我国自古以来的官轿制度。

根据我国各朝的惯例，朝廷通过礼仪和制度详细规定了官轿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便利了官吏的办公，同时又维持了官员的威仪和明确了官员的等级区别。清朝规定，凡是三品的官员，在京城出门四人抬出京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等。明朝张居正省亲时所乘坐的轿子，是特制的大轿，须32名轿夫抬扛。轿子前部是会客室，后部是卧室，外部有走廊相通。两名小童在轿子上随时伺候，焚香摇扇。其舒适程度岂是宝马奔驰可比。相信如果胡锦涛或者温家宝出行乘此等国产大轿，岂不比奔驰宝马更能彰显大国领袖的威仪吗？

我国恢复官轿制度好处多不胜举，仅就以下几点重点说明。

1，根治公车腐败，节省大笔公车开支

没有了公车，自然就没有了公车腐败。现在一辆公车的价格至少也在20万以上，其实购置上百万的公车的也大有人在。假设一辆公车为40万，那么就可以雇佣一个年收入2万的轿夫20年，这还不算汽车的燃油费，路桥费和司机，维护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把汽车换成2人抬的官轿，单购车费就可以维持10年。而汽车，一般用到10年也该换新的了。另外我们要明白做公车官员的心理，他们买好车绝对不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而是为了荣耀，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耍威风。那么论起耍威风来，还有什么比高高在上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前面有人举着「XX部长，路人回避」的牌子，敲锣打鼓，一路行来更威风呢？

公车改官轿既满足了官员耍威风的心理，又节省了行政开支，可谓一石二鸟，利国利民啊。

2，节省汽车燃油消耗，减少尾气排放

当前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笔者在北京的朋友说已经半年没有见过蓝天白云了。整天都是暗无天日，分不清是晴天还是阴天。空气质量据说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汽车尾气污染自然首当其冲。可是随着汽车拥有量的上升，污染只会越来越严重。几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前面所述，如果把公车改成官轿，则可以减少近20%的汽车拥有量。可以大大舒缓城市汽车堵塞和污染的现状。官轿可以说是纯绿色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中国如引进官轿系统，可以在全世界树立起节能减排的光辉形象，让G8们哑口无言，自愧不如，再也不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了。可谓一石三鸟，利国利世啊。

3，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带动内需，解决大批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公车改官轿，势必要雇佣大批轿夫。按照一个王八二人台，两个王八四人抬的原理，每增加一个官员，至少就要解决2-4人的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大量的失业人口，极大的舒缓社会的矛盾，构建出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官员四人抬的和谐社会。好处还不仅如此，引入官轿体系，还可以极大的推动我国的轿子产业的发展。这样比起花大笔外汇购置进口高级轿车，购买国产轿子，可以拉动内需，形成一个新兴的轿子产业。这样，就算官员在购买轿子的时候搞腐败，都是肉烂在锅里，可以解决大批工人的就业问题。好处还不仅如此，有了官轿就必须有官道，我的设想是把城市的人行道扩宽，平时人走，官员来了轿子走，群众跪侯道路两旁。这样兴建官道又需要引进大批建设项目，又可以创造出天文数字的GDP来。而且人行道扩宽，也便利了老百姓的出行，可谓一石六鸟，利国利民啊。

4，彰显官员的威仪，提高政府官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官轿无疑是最能体现官员的威仪的方法了。做汽车无论你做的是宝马也好，劳斯莱斯也罢，总有不长眼不认识的，而做轿子就不同，二人抬，还是四人抬，八人抬，官阶地位一目了然。再也不会有那种不长眼的把官老爷当成一般群众，还要官员自己发出：“我是局长，我是北京来的，你们算个屁呀”之类的感慨。另外官轿也能有效防止腐败，级别不够的官员，本来只能二人抬却做了八人抬的，比本来只能做大众却做了奔驰要好识别的多。另外，官轿也对一些喜欢表现亲民的官员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官员可以跟着轿子轿子一起走，一路问候跪在路边的百姓。如果官员长期锻炼，身体比较好的话，也可以上演一下官员抬轿夫的传统桥段。这比起如今大小官员坐着宝马一路绝尘呼啸而过，要亲民的多吧。

5，方便上访群众拦路喊冤，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另外恢复有数千年传统的官轿制度，对弘扬我华夏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明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国自古以来，人民受了冤屈都可以拦路喊冤的。这一传统，不仅昭雪了无数冤案，还造就了无数青天大老爷。再看如今，冤民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申。告状，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就被保安踢出来；上访，被驻京办的人抓打遣返，关进精神病院。这简直太不和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恢复官轿制度，给老百姓以拦路喊冤的权利。

其实，恢复官轿制度还有提高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体素质，养成老百姓怕官惧官的良好习惯等等好处不一而足。总而言之，恢复官轿，是振兴民族文化，根治腐败，改善环境，促进和谐，拉动内需，一石N鸟的利国利民的治国良策。

希望中共高层能尽快采纳并落实这一方案，从而彻底杜绝公车腐败。

還得說黨報有水平，看問題尖銳

林治波（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

方舟子与唐骏、章子怡是一路货色

2010年07月16日08:54 来源：人民网-甘肃频道

　　最近，所谓“反伪科学”的干将方舟子将美国野鸡大学的洋博士唐骏的假学历戳穿了，一个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所谓俊杰就此败露，贻笑于大方之家。

　　本人历来支持打假的义举，从打假的角度看，戳穿唐骏其人的假学历和假业绩，本人举双手赞成。本人甚至希望，方舟子能够把那些形形色色、成千上万凭借假学历而身居要职的伪海归们都揭个底朝天，让他们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本人除此之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方舟子揭露唐骏的用意何在？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吗？抑或出于公道心？都不是。笔者以为，方氏的行为实出于崇洋媚外之心。

　　方氏本人是一个极端崇拜西方的人。他的所谓反伪科学，说白了就是反对一切不符合西方所谓科学标准和西方文明的东西，其对中医的攻击和污蔑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比之真的洋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人看来，西方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中医即使能治好疾病也不是科学，而属于伪科学，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科学的原理、规范和标准。在这样的观念和信仰的强力驱动之下，方舟子成为了反伪科学的英雄好汉，挥舞着所谓科学的大棒，向着一切非西方的东西狠狠地横扫过去。对唐骏的揭露也是如出一辙：我捍卫的是洋东西，你不是真的洋博士，你是假的！真的洋博士才值得骄傲，你不是，你是假二鬼子，必须把你排斥于真二鬼子的行列之外，这样才能让那些真二鬼子们独享尊荣！

　　唐骏的狼狈一点也不值得同情，首先他是一个作假者，其错在先；其次，他也是一个和方舟子一样的崇洋媚外者：携洋自重，以洋为荣，削尖了脑袋向洋人靠拢，为此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然后拿着野鸡大学的洋文凭来糊弄那些同样崇洋媚外的中国人。某些国人毫不吝惜、毫无节制的赞美与崇拜，让这个所谓的“打工皇帝”飘飘然而忘乎所以，听到的讴歌和赞美太多了，居然自己也当真了，于是竟拿着自己的假经历公开出书，沾沾自喜地吹起大牛来，结果吹得冒了泡，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谓的国际巨星章子怡，走的是和唐骏一样的媚外路线。《细数章子怡10年骗术12大骗局》一文中所揭露的大部分事实都证明，章子怡的成名与唐骏别无二致：千方百计向洋人靠拢，想方设法跻身洋人的活动和典礼，编造若干洋人的赞美与褒奖，然后发回国内媒体大肆鼓吹一番，成千上万的崇洋媚外的中国人信以为真，于是一个国际巨星就诞生了，膝下顶礼膜拜的中国人乌泱乌泱一大片。

　　无论方舟子、唐骏，还是章子怡，还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崇洋媚外的影星、歌星、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大款们，都是一路货色：他们不但自己崇洋媚外，并且深刻洞察了解国人崇洋媚外的劣根性，并且对这种劣根性加以充分利用，从而成就了自己如日中天的所谓事业。是的，他们的确成名成家大发横财，但他们的身躯里包藏着一颗虚弱、自卑、庸俗甚至肮脏的灵魂，靠着这样的灵魂，他们不可能成就真正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伟业，而只能胀起一个个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虚幻的泡沫，随时随地都可能破灭。中国人民的福祉能靠他们吗？不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靠他们吗？更不能！

　　本人一点也不反对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外国的长处，以便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真正的民族自尊心，没有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和自信，那么这个人、这个民族就只能是爬在洋人后面的洋奴，就永远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方舟子、唐骏、章子怡之流，我为他们羞耻，更为他们痛心，其原因正在于此。

中宣部禁止大陆媒体报道有关汪晖剽窃案消息

作者：本刊记者

据国内南方报系记者可靠消息，自从今年3月25日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在《南方周末》发表 “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指出其抄袭嫌疑后，学界与公众舆论高度关注。

6月6日林毓生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呼吁清华大学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并称“余英时教授完全同意此意见”。6月7日，易中天教授也发文附议赞同。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63名中外学者“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支持熊丙奇、林毓生的建议，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同意易中天的主张，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社科院和清华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并公示委员会名单和调查结果。

两天后。7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在凤凰网公布了80多位海外学者在6月9日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的联名签署信，声称学者举证发现“任何剽窃都不存在”。

南方报系一位记者综述了上述种种发展，做成两版篇幅报道，正欲刊出。不料，该报系竟于7月13日接到中宣部电话指令，不准发表任何有关此事的一切新闻，该报道于是胎死腹中。至此，嘎然一声，有关汪晖案之消息在中国大陆顿成绝响了。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海外校内一般同——把罗老师开创的调查开展到海外

(24.57.x.x) 发表于 2010/7/7 09:50
感觉有些人酸葡萄心理太严重。。。 学位真的就这么重要吗？能在微软做这么久说明能力还是很厉害的。
相反，　那些读书读很久的人，　你们自己凭良心说，　如果给你们像唐骏那样的工作，　你们是选择继续读书还是去工作？？？

(24.57.x.x) 发表于 2010/7/7 10:12
看来有些人读书是有些傻了， 呵呵 。。。
仔细想想 什么是诚信。
在利益面前诚信很渺小，
只有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诚信才重要
在这个世界 大家都在骗。。。

别忘了老祖宗的话：
窃钩者贼，窃国者侯。

(138.88.x.x) 发表于 2010/7/7 10:25
不管是不是“野鸡大学”学位，至少唐骏没有要隐瞒的意思。此次所谓“打假”本身就是先制造假议题再打。其实唐某人的工作阅历和企业经验已经远比那些个徒有虚名的“凤凰大学”学位重要。如果真想打唐某人的假，就从他的企管履历打起，从“野鸡大学”学位下手未免太猥琐一点了。
最后说一声不中听的话， 无论走到哪里关系都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能力其中就包处理关系， 如果关系都处理不好，谈何能力？
本人很佩服唐先生的做法。

(91.38.x.x) 发表于 2010/7/7 10:34
能把微软骗下来，本身就意味着才华。那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业务不能骗到手?
有多少真博士能骗进微软去并且骗出高薪来?

(138.88.x.x) 发表于 2010/7/7 10:40
看见“野鸡”博士呼风唤雨，那些“凤凰”博士心理不平衡啦。

(68.237.x.x) 发表于 2010/7/7 11:35
奉劝唐俊如果是假博士就认了千万别节外生枝。把自己搞臭了。如今唐已是老板害怕谁呀？没人会FIRE他

(68.237.x.x) 发表于 2010/7/7 11:45
其实方舟子是个只打老鼠不打老虎之辈·， 唐骏充其量是个打工皇帝地主·方舟子充其量只敢斗地主罢了。中国领导中有多少文凭是假的·他敢动吗？

(122.58.x.x) 发表于 2010/7/7 12:19
80%的博士都是书虫,只是书读的多而已,并无实际用处,唐骏的能力并不比任何一个"博士"逊色.有没文凭无所谓,只是说明这个社会太势利眼,以文凭取人.

(99.188.x.x) 发表于 2010/7/7 13:04
胜者诸侯，败者贼。无论如何唐骏成功了，不管是野鸡大学也好，伪博士也罢，人家钱不是早就大大的嘛，这就是能耐。你要是不服，你也去按照人家的整呀，我看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呀。我就烦有些人装B，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拿了几个学位，有的是双博士，但就是找不到工作。这就是书呆子，傻B.所以我支持唐骏的做法，为什么要死气白咧的学呢？为什么要死读书，读死书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那盖茨也没有大学毕业呀。台湾的富士康的总裁只是小学而已呀，王永庆也是哥文盲。这不是都可以统帅千军万马吗、

(20.142.x.x) 发表于 2010/7/7 13:56
各位，比尔盖茨不也是大学没毕业吗?这个方舟子是哪里的逼

(220.255.x.x) 发表于 2010/7/7 16:43
真TMD大忽悠。
以后坚决不买正版微软。

饥荒之国和宿命论

支那是有名的饥荒之国。当然，西方的历史记载，也一样多有“饥荒”一说。不过那些“饥荒”在支那语境中根本算不得饥荒。人家没有吃草根树皮观音土的，更没有吃人的。有些傻逼，就像我遇到过的质问我“难道西方就一切都好吗”的傻逼一样，会振振有词地质问：前两天不是报道法国监狱一囚犯把狱友杀了吃他的肺么？——那是心理变态，支那一样有，全世界都有。傻逼又很渊博地质问：西方不也经常有这样的寓言，说在荒岛上，一群落难的人商量吃谁。——就算这是事实，也不是饥荒所致，何况只是寓言。我实在不知西方历史上有哪次饥荒导致人口毁灭性减少，导致大规模食人。他们所谓饥荒，也无非是面包涨价了，食物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增高了，除了填饱肚子干别的不宽裕了，没有饿死人的。就这样的“饥荒”，还常常导致人民造反，政权更迭——譬如大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的“饥荒”推动着的。这种饥荒在经风雨见世面的支那人眼里简直就是小题大做。

战争中围城会导致比和平时期更严重的特殊的饥荒。到这当口，连耗子都吃也是可能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时候就是这样。据亲历者介绍，饿的时候出现幻觉，看见桌子椅子都想咬。那时有个别意志薄弱者，去偷死尸的肉吃——这是极限，也并不普遍。始终不曾听说有吃活人的。如此看来，比起西方人，俄国人固然野蛮，但比起同时的支那人，则要文明不少（当然列宁格勒的俄国人的文明程度不能代表整个俄国的文明程度）。不管是日支战争中还是在十多年后的“三年”里，别说易子而食，没人跟你易，要吃饭还得靠自己。今儿吃自个儿的儿子，明儿吃自个儿的女儿，后儿吃老婆，大后儿吃爸妈，一家人除了自己都吃光了，吃邻居，直到没得可吃，终于也饿得气息奄奄，运气好的就这么饿死了，不好的可能就被别人宰了吃掉。这不是三国演义刘安杀妻的美丽传说，这都是有名有姓查有实据的事实；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是发生在支那各地的普遍的行为。杨继绳老师对此项发现贡献卓著。我很疑心支那史书上所谓“易子而食”已经史官讳饰，背后的实情跟杨老师调查到的情形并无太大区别，越是贫困的情形下，交易就越有风险，与其易子而食，不如自己下手靠谱。只是这实在不合儒家慈孝亲情的说教，公然写在史书上，群众影响不好，所以才自作多情地发明易子的说法，给吃人抹上“仁”的色彩。

单纯从农业产量的角度看，自从人类进入农业定居时代，农业产量对于相关人口就是绰绰有余的。一般的水旱灾导致的农业歉收绝不至于威胁一个农业文明的人口的食物安全。哪怕自然条件恶劣如吐蕃，直到被支共占领以前，那里都不曾出现过饿死人的事情。支那史观中，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那时候不愁吃不愁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事实。在社会组织简单的前文明时代，也就是考古学意义的“文化”的时代，食物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好吃不好吃难说）。

然而有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复杂的经济活动，食物最终流向哪里，也就是食物分配成了问题。这就是饥荒的本质。在希腊罗马，哪怕奴隶，可能被累死、被杀死，但不至于饿死。奴隶制商品经济能够很有效的解决食物分配的问题。在中世纪，封建保护关系以及教会慈善行为使得大多数下层人口不至于饿死——农奴有封建主保护，决不会有吃饭问题，哪个贵族的附庸若因遭灾等原因饿死在家中，这个贵族必然名誉扫地，这是不可设想的；有吃饭问题的是那些“盲目流动人员”，乞丐之类，他们没有领主保护，但宗教慈善行为可以确保他们不至饿死（吐蕃历史上跟中世纪模式相似，封建保护加宗教救济）。所以，西方古代固然一样存在着分配问题，但基本上这不是什么难题。

在支那就不然。支那进入文明时代的实质，就是从人们自己养活自己转变为无数人养活一个被称作朝廷或政府的敛财集团。这个敛财集团以敛财为目的，以借助聚敛来的财富炫耀其权力从而稳固其地位为终极价值。它从来只提倡国民对它的单向义务，很少实践与其权力地位相匹配的职责。正因为这种政府和国民间不对等义务关系，早在春秋时期，支那就进入饥荒频仍，动辄饿殍遍野的状态，一直到1980年代，国朝，其实是全球化，“解决了几千年的吃饭问题”——我实不知道地球上除了支那，还有哪个文明整整两千五百年是在这种状态中挣扎过来的。孔子其实已经看出了内中症结：不患寡而患不均。饥荒并不是由于食物不够，而是分配出了毛病。但孔子们从来不是能把问题往祖坟上刨的人，他们一是患，孔子患不均，二是劝，孟子劝仁政，指望那个敛财集团适可而止，搜刮也要有青头。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在富有同情心的孟子看来，嗷嗷待哺的人民让他肝肠寸断，他设想中普通人的理想人生就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就这么点要求。天哪，七十岁才有资格吃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眼中的人，和牲口没有多大区别，他对君王说：你得喂饱他们，他们才有力气干活，真能这样的话，“不王者未之有也”。

到现在还有人说支那的先秦诸子和同时希腊思想家东西辉映。难道这些人没看出来，当希腊思想家“爱智慧”的时候，支那诸子中最高蹈的孟先生考虑的只是吃饭问题吗？他的所有的道德说教、良心拷问，不就是要劝君王想着喂饱自己的牲口吗？至于最超脱的、不管君王是非的庄子，他的理想也无非是“尽天年”，别横死，因为那时做人，想要在家里自然死真是太难得了——估计那时一样有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冲凉死、俯卧撑死，品种丰富，花样繁多……这就是被近代支那人推崇的支那思想黄金时代的真相。饥荒、残杀、阴谋才是先秦诸子思想孳乳的温床。

在这样的温床里孳乳出来的思想，不管儒墨道法，处处体现人的无力感，归根结底都是宿命论（决定论）。人不是决定者，是被决定者。“不是我要当国家主席”，连皇上都当得那么有气无力——因为皇上头上还有个人多势众的“天命”（环境）。当年先总统袁公准备登基的那当口，硬要玩儿什么三揖三让，一定要把自己弄得是“不得不”当皇上似的，为的是增加自己当皇上的“合法性”——支那语境中的合法性居然是和违背主观意志挂钩的：你违背你自己的主观意志，不得不顺应集体环境的要求，你就是善的、合法的。这就叫克己复礼，也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是不是真的这样不重要，关键是得表演成这样从而博得善名和合法性：也许你其实想要，但你得装得自己不想要，然后不得不接受；你若直接要了，你就是非法的了。被迫的就是合法的，自愿的反而可能是非法的，这种跟自由意志背道而驰的合法观要给洋人解释清楚真不容易。西方或者说现代的合法性观念，都是建立在自由意志论的基础上的。其他层面不说，至少，违背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强迫他做某件事情，肯定是不合法的。跟自由意志论对立的就是宿命论。支那人宿命论的思维导致了奇异的合法观，直到前些年，今上还在日本上演“不是我要当”的科幻片。

我有个学佛的朋友，问过“为什么支那思想那么宿命论？”其实比起西方，印度佛教也很宿命论，但比起支那思想，佛教对人的意志有深刻的肯定。跳出轮回，正是意志使然。故佛教提倡觉悟、智慧、大无畏。换了支那彻底的宿命论思维，既然六道轮回从来如此，那么何必奋力跳出？至于渡己渡人，更是白费力气，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而已，顶多采取些策略，以便在轮回中博得好位置。不过佛教摆脱宿命论又不够彻底。他们对环境采取的方法是消极的摆脱，没有意识到人的意志除了摆脱环境还能干什么。这个问题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做出解答，而且也已经通过实绩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人的社会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演变，而是靠人的意志的推动。人的历史，有自然层面的历史，有人的层面的历史，前者跟地质史、生物史的机制没什么区别，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就是意志的历史。这两个层面的历史一直是交织着进行的，但惟有西方文明，使得人的层面的历史压倒了自然层面的历史，这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支那文明不是没有人的层面的历史，但这部分内容极为微弱。一部支那史几乎等于生物史，因为支那人采取的是最烂污的宿命论。要问为什么支那人那么宿命论，设身处地地体会一下孟子庄子所处的时代，感受一下饿得眼珠发绿的生理反应、随时可能死于非命的恐惧（或者麻木？），那时你会把自己当人看吗？你会把别人当人看吗？你只会把自己和他人当作一些受命运摆布的东西，被役使、被强迫、被凌辱、被盘剥，都是自然而然的。好在在儒家秩序下，几乎每个人在被役使、被强迫、被凌辱、被盘剥的同时都有役使、强迫、凌辱、盘剥他人的现实可能性：你如果做了父亲，就可以强迫你的儿子，你如果做了婆婆，就可以役使你的儿媳，甚至连断子绝孙的阿Q都可以欺负小尼姑——那最底层的人如何呢？还可以虐待动物。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然这种忍受到了一定阈值，你还是可能凭动物本能挣扎反抗。仁政主义的孟子们要提醒君王的，就是别把人逼到这份上，别把驯服的牲口逼成桀骜的野兽。所以自从有了仁政这个概念，支那多少出现了某些长治久安的治世，鲁迅说的做稳奴隶的时代，其实我觉得是做稳牲口的时代。这种治世，无论如何比率兽而食人的先秦强不少，至少多数人还有“最大的人权”吃饭权，也就是做牲口的权利。不过治世向来少得可怜，更多的还是衰世、乱世，而支那历史所谓乱世，也就是牲口终于被逼成野兽的时代——这种时代风流人物辈出，人吃人（不是比喻）是两脚兽狂欢节中的必修运动项目。

下面这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人为什么好吃》。汉语的“博大精深”就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支那人为什么爱吃”，但也可以读成“支那人为什么可以被吃而且吃起来味道很好”。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看起来意思完全不同，尤其是后一个问题看上去简直荒唐，决非作者本意，但两个问题陈述的却是一个事实的两面，而且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同一个答案：“饿”。在支那，挨过饿甚至都能支持道德优越感。前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任李管事糟猩就语重心长地教育青年学子：我和洋人打交道说，我挨过饿，你们挨过吗？洋人就没话说了。——洋人当然没话说，这里头玄妙幽深的逻辑没法理解，只能体悟。洋人的木头脑袋当然要山穷水尽的。



中国人为什么好吃


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昨天看完艾未未工作室新作《三花》，想到可以把这篇文章列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艾晓明


一
这个话题是我访学期间参加一个讨论课的发言，这门课讲的是环境伦理学，主讲的老师让我谈谈中国人对环境的看法。另一位发言人是哲学教授杰姆，所以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思想是他的话题。我自己感受的是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环境和孔子等人生活的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让我从几件小事说起。

我住的学校客房有朝南和朝北的两个客厅，南面对着草地、道路和邻家的花园，北面一面墙都是窗户，窗外林荫浓密。刚住进去时，我总对着迎面扑来的绿色发呆，不能想象这和我熟悉的环境是同一个世界。我在中国广州住了六年，那是校园里的一片宿舍区。整整六年里，没有哪一天听不到附近室内装修的声音。那种拉电锯、开电钻的轰鸣可比一场战争的热闹，除了不死人以外。也许正是这一点，也没有人去抗议。我曾在晚上十一点跑到平台上高呼：“你们还让不让我们睡觉哇？”装修的家庭答道：“人人都这样的啦，你就忍着吧。”他说得不错，轮到我搬新居，整栋公寓是架方窟窿楼壳。电线水管墙灰地皮，全由各家住户自己捣，又一场人民战争打响了。

几天后，我遇到把这栋房子租给学校的房东。我告诉她房子前后的树林草地，让我多么惊讶。她说：咱们房子后面还有鹿呢。你准能看见鹿群。

我在秋天的一个周末第一次见到她说的鹿。那天偶然从书页里抬头看窗外，顿时目瞪口呆。鹿在那里！静静的，两头高高的大鹿，三头小鹿，小鹿里还有两个像狗那么大的，它们在草地上吃草，衔树叶。我拿了相机趴到平台上，镜头对准它们。它们也发现了我，抬头看看，接着吃草，然后悠悠地走进丛林里。

我记得那天电话铃响起来，是一位加拿大的朋友打过来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鹿们近在眼前。她笑起来，说：鹿啊、松鼠、还有天鹅，在这里都很平常。要在中国，早就进了汤锅，是不是？

我想说的正是这句话。来美国之前，我曾在承德的避暑山庄见过人工圈养的鹿，我去哪里一个暑期班上课，接待单位中午请我们吃饭，桌上的菜就有蛇肉和鹿肉。想来那些鹿就是喂来吃的，它们被圈在一个铁栏里吃喝拉撒，栏内看不到青草，老远就能闻到一片膻臭。你要问我现今在中国，家居处可能见到什么动物，我要说有两样常见的：蟑螂和老鼠。广州天热，这两样动物最是兴盛。老鼠药把猫都毒死了，老鼠依然到处都是。

不过，更多的动物是在餐馆前。这一点，全中国也要以广东为最。鲜活鱼虾就不用说了，那些专门以生猛海鲜招揽顾客的店档，门前一溜乌龟、王八、青蚝、水蛇、扇贝……各色海鲜外地人根本叫不出名字。店门外有堆成一格格的铁笼，里面关着虎势眈眈的“野猫”（我总怀疑是被绑架的家猫）。我的美国朋友曾经皱着眉头问我：“你们中国人吃狗、吃猫？”这儿家养的狗和猫，是家庭的重要成员，你要说吃它们，跟说吃人差不多。假如要顶牛，我也可以说：文化不同嘛，你们不是也吃牛、猪、火鸡吗——来美国之前我对此就准备了答案。可是说实话，我得承认，咱们中国人何止是吃猫狗，咱们还吃果子狸、山猪、鹌鹑、麻雀、蚕蛹、蜈蚣、蚂蚁、蚯蚓……

广东餐馆专有一道美味虫汤，那就是海滩沙地里爬的蚯蚓。店小妹坐在木盆前，用一根木棍把满盆的蚯蚓一条条挑起来，从头戳到底，翻过来洗去沙，就是汤里肥肥白白的东西。还有一家公路边的特色餐馆，油炸螳螂、蚱蜢，专家说是新开食源，低脂高蛋白。美国一些城市广场和公园里，成群的鸽子停在游人脚下；咱们的城市里，只能在盘子里看到这样的妙龄乳鸽；至于那电影里可爱的《小猪宝贝》，正合烧烤全猪的尺寸。最近在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海外中国人回广州的观感，他看到餐馆外面拴着头活驴，门前的口号是“驴肉赛龙肉”，卖野味的菜单上不仅有穿山甲、娃娃鱼等珍稀动物，电视里还播出了猫头鹰、天鹅被人吃掉的新闻。美国市场上买不到动物下水，中国人不仅吃下水，更有人嗜食鸡屁股，猪大肠。那运行粪便的肛肠，自有技巧教你搓洗，肠壁内堆积的脂肪，经辣椒红油爆炒，别具风味。中国人还有一绝，女人要吃山东大叫驴那驴皮熬出的胶冻补血，男人要剁雄性驴、狗腿档里的家伙吃了壮阳。把这些说给美国人听，美国人搞不懂；那驴狗的把把都被你煮熟切碎嚼烂了，怎又能增强你的性威力。最后，人家只好问一句：你们这是怎么啦？还有什么是中国人不吃的吗？

二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讲过一个笑话，说她妹妹学法语，后来看见苍蝇，就用法语惊叫。孩子妈在一边说道：叫什么叫，没见过苍蝇吗？你就是在苍蝇中长大的！笔者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现在虽然得了便宜到美国来，也能和鬼子说英语，但以前也是吃驴肉狗肉乌龟王八的。小时家住武汉东湖边，父亲钓鱼我送饭。他运气好的时候，眉开眼笑回来，王八泥鳅都是菜，全家开荤打牙祭。不像后来，说是甲鱼防癌，身价翻倍。

从亲身体会来说，我先要为中国人辩护一把：咱们为什么好吃吗，那是饿的呀！我过去听说广东人吃老鼠，后来我住在广州，没见有这道菜式。吃老鼠这故事，来自困难年代。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不少人。那年头，人什么不吃？以前听友人王小波聊天，他说他当时上小学，每天上课啃铅笔，把铅笔都啃秃了。我父亲说他有一次好不容易在食堂买到咸鸭蛋，一边看书一边品味，直到有人惊叫起来：吃不得啊，长蛆了！就是七十年代，我也还记得放学后去地里挖地米菜、拣木须菜。还有一种东西黑呼呼的，长在草里，大概是苔藓类植物，我们叫它地鳝皮，拣一篮子炒一盘子，连洗不净的泥沙一起进肚。后来我下乡，对此尤有体会。那年头讲究交“忠字粮”，农民留下的粮食不够糊口。有道是靠山吃山，可是那山也是穷山，早就不见野物。可吃的不过是春天的树叶。农民捋下新生的檀树叶掺到锅里煮饭，用槐树花贴饼子，吃红薯藤。还有一种东西叫“牙门乃”，是种酸酸的野果，在山上干活时，谁要发现了它，就走不动路了，围着那树吃，连籽都不吐。这就是那年头上级号召经常吃“忆苦饭”的真正作用，吃过了糟糠猪菜搅过的糊糊，谁不感谢当下的生活甜蜜。

在我父母那一代，解放后日子也一直是过得紧紧巴巴的。我父母月收入一百二十元，合十五个美金。尽管如此，家里每人够了平均三十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不能向政府要补助。那年头，肉蛋糖等都是要票的，偶而臭鱼、破蛋、肥肉不要票，降价处理。碰上这样的机会，我父亲就会奢侈地抢购一回。买了臭鱼，父亲说多放点酱油就行了。他让我们两个孩子吃肉，他自己吃鱼肠子。我们不吃的肥肉也都给父亲吃，到了晚年他有心脏病，让我们后悔不已，谁说不是当年吃那些烂鱼臭鸡蛋害的。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我父亲还有不少点子保留剩饭剩菜，例如煮后密封、吊在通风处以竹篮遮盖、泡在凉水里。就算是饭菜馊了，开水煮过还是吃掉。我父亲的主意并非特别，中国城市百姓都这么过日子。咱们著名的臭豆腐，就是从馊饭菜里发明出来的。传说那旧社会的王老五每天出去打工，回来锅里剩半块豆腐。吃了好几天，豆腐早腥臭无比，他还舍不得扔，蘸了盐就着豆腐上长出的白毛继续吃，倒吃出了特别风味。我的美国邻居说，橡子有毒，但印第安人有办法去毒，把它作成食品。我说中国老百姓以前吃过橡子面，现在那种魔芋豆腐，就是掺了橡子面做的。

吃得是这样混杂，肚肠里更有好戏。现在中国小孩里有了不少肥胖者，这是富贵病。我们小时候，常见病是长蛔虫。孩子脸上一片片白毛癣，甚至在肚皮那摸到一个一动一动的小包，那就是它了。街边店铺小摊上，到处可见花花绿绿的宝塔糖，便是打虫的。有时不用打，自己拉出来，又白又长，还是活的。最可恶的是拉了半截没了力气，不能不用手去拽。谁要上过当年的公共厕所，肯定记得这静物里的动物。旅英女作家虹影在小说《饥饿的女儿》写到家境更贫困的孩子，吃饭吃得把碗扔到空中，从嘴里喷出虫子。我看电影里妖精钻进了悟空肚中，令他满地打滚，立即想到孙悟空需吃宝塔糖，屙了这妖精。

虽说写到了极是不雅之处，可是饥饿年头，便是这等恶屎，也能救人活命。我曾推荐杰姆教授读一本中国人的英文传记，以便了解孔孟数千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本书叫《中国先生之子》，是一位当年右派的经历。他原是做翻译的，后被解回老家务农。全家老小靠他吃喝。他每天三更即起，走几十里路到镇上公共汽车站的厕所里偷大粪，回来倒进自家茅坑里，掺水搅均匀，然后交给队上挣工分。队里人诧异他家人怎么这么能拉屎，都说：“这位何同志家里开了造粪厂，他是个巴巴头子”。有道是艺多不压身，读书人的头脑如何派上用场，由此可见一例。

把我的论点发展一步，饥饿时发现的食源，年头好了还能不吃吗？状元还念及第粥呢。我在另一本传记里看到，作家文革时坐牢的一位难友，唯一的誓愿就是：有朝一日出生天，一定要一家一家吃馆子，吃它个够。翻译这本传记的老外说：不懂食物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不能充分理解饥饿在中国的特殊含义。早在公元前的十二世纪到三世纪，就有文献提到那种煮饭的器皿，说它是“国家的首要象征”。另有一位人类学家描述中国人的创造性说：中国人，无论穷富，都有本事把任何搞得到手的东西弄成吃的。“食品和吃在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占有中心位置，它也是中国道德信仰的一部分”。这就涉及到环境伦理这门课的主题了。让我简单地说：自然，对于西方人来说，是研究认识对象；环境伦理就是探讨人应该和自然建立怎样一种合理的关系。可是，自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我的感觉是：它是食品的来源；自然就是什么是可吃的以及如何把它变成可吃的东西。靠山吃山、坐吃山空、一招鲜，吃遍天……这些俗语的寓意方式不一样，都把吃作为生活的根本来看待。

鲁迅说中国人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那意思可解为：一种是有吃的时代，一种是想吃而不得的时代。让我以美国学生看过的中国电影《活着》来举例，影片最后是葛优和巩莉去上坟，回来后一家老小一起吃饭。巩莉靠在床上吃，小外孙坐在小板凳上吃。这就是咱们和平年代的图景，终于吃上饭了。所以也要给死者供饭，让他们知道现在日子好了。“永庆吃饺子，凤霞看照片”。为啥让凤霞看照片呢？因为她难产死了，没见到孩子。可她为什么不治呢？那妇产专家挨斗饿得半死，连吃八个馒头，噎过去了。吃，就这样贯穿中国人的生和死。我记得，有幅照片是拍瞿秋白烈士就义前情景，在那个小亭子的方桌前，有酒有菜。瞿秋白正斟酌小饮，这才叫从容赴死。形容身体好，人们说能吃能睡。吃饱喝足，象征生生不息。有吃的，这叫活着，没吃的，就造孽了。

所以当这里的教授说要到广州去，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啊，我会带你去尝各种传统小吃、海鲜活鱼。我眼前出现了广州上下九那些热气腾腾的小街，街边的豆浆店美不胜收的盘菜茶点，还有热汤里沸腾的牛杂萝卜、姜醋猪蹄。我还没有告诉他，你要冬天去，粤菜里有道龙凤热汤，是水蛇乌龟和鸡熬到一起。你要夏天去，川菜里有种红油鸭舌；过去那是御膳，皇帝才有的口福。鸭舌跟刚成形的柳树叶一样细小，你想想，炒一盘须得多少鸭子。教授摇头道：哇，杀生啊，太不好了。真是兜头一瓢冷水，让我思量许久。

我后来告诉他，你住在美国南方这片富丽家园，拥有所有我可以想到的生活乐趣；你到广州来，我能让你如何欣赏我们的生活？那里的城市，一千个人拥有的绿荫没有这里一家人拥有的大。一位美国教授到中国北京，朋友好不容易挤车带他去香山，指着远方说：那就是著名的香山红叶。该教授说：我的天，这就是咱们长途跋涉的理由。在美国俺家后院就是一片红枫树。在我家广州，河流是黑色的，城市充满噪音。无数的机动车堆积在桥梁上，人们习以为常；哪像美国，稍有堵车，车里的人就做婴儿状。我总不能让你欣赏这些吧？如果你对城市百姓唯一的生活享受——吃又毫无兴趣，你这不是难死我吗？

一位香港教授到中国苏州开会，后来写文章说中国人请客如何浪费。我到香港也被朋友招待过，主人一般都不多点菜。不像大陆人，从餐前小食、酒水、正菜、到餐后甜点、水果，一定是一道道都叫齐了，才算请客。我这里说的不是公费花消，只想解释一下普通中国人请客铺排的心态。富贵的客人不领情，活活把咱好心当了驴肝肺。文革后我家有位亲戚到武汉来，他是位大人物，不然也不会在秦城关八年。见了他，我妈脱口而出：哪天到我家来吃饭？回到家后，我父亲和母亲硬是争论不休。父亲说：你岂敢说这样的话，咱们有多少钱，请他如何请得起？说出的话覆水难收，最后我父亲是牙一咬眼一闭，估计揣上了整月的生活费，想好了客人走了借钱渡日，把大人物和其他亲戚请到东湖风景区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我父亲因为常常义务给风景区景点做翻译，结果那家馆子只收了基本费用，总之大大低于父母的预算。这样他们回来，总算笑逐颜开，战火平息。多少人骂中国人要面子，可曾想过，要面子也是人之常情。那点面子也不要，让亲戚为主人家的窘迫愁死吗？再说，寻常中国人家里有点啥？又如何能像美国人那样，领着亲戚参观住房，楼上楼下，前后花园；或者开着车去看自家的田产，郊外的风景？


三

我在美国人家做客吃饭，发现他们是真的不讲究。早上起来烧壶水，煮咖啡冲茶，冰箱里随便拿点面包牛奶水果，也不一定全家等到一起。中午上班的人带块三明治，回家的人切点番茄、洋葱，面包上涂点抹点，就杯冰水或果汁；这又是一顿，连火都不动。晚餐时主妇也许做个浓汤，切上生菜，再拌个面条、通心粉之类，或者现烤个面包，那就很正式了。美国人不劝酒，不给客人夹菜，就餐的方式是中国人最禁忌的那种——端起盘子往自己碗里赶；想吃什么自己拿好了，不用瞅旁人。

我们中国人要十个盘子八大碗才叫待客，家常便饭可不敢让客人吃。那叫不懂礼、小气。好东西留来待客，本来也是美德；物稀为贵，互相分享嘛。可是从前的过年饭菜现在也很寻常了，中国人的胃口却日新月异。摆宴席公款吃喝这还不算，进嘴的东西是称奇斗胜。今年一月中国警方搞了个拯救野生动物的“南方二号行动”，四天里云南公安收缴野生动物２７９９头，还有各种野生动物制品，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老虎、野象、豹子、巨蜥、野牛。这些动物被剁头、剥皮、吃肉、剔骨；总之是被人吃、穿、卖钱用。昆明的公安在酒楼里抓到活着的梅花鹿，在机场堵截了２００只鹩哥。福建省内收缴的野生动物有鹿、巨蜥、蟒蛇、绿孔雀、白颈长尾雉、穿山甲、虎纹蛙、苏门羚羊……至于那些在餐馆里已被杀戮的动物则数不胜数。就是现在广州的菜市场上，每天有多少乌龟、王八活生生地被人敲碎骨头。

美国人也有吃鹿肉的，那是在法定的时间和地带，有许可证的人才可以猎鹿。不仅虐杀动物犯法，把山上的野花挖去卖钱也违法。小朋友踏春看花，都是举着放大镜，绝没有折花枝、揪树叶的。这是人家的习惯，再加上法律的规定。家院前绚丽的玫瑰、满大街的郁金香，管自开放，没有人去碰。我路过一个田家，那主人自己圈了一片地，在里面养了些他喜欢的动物。我经常看见高高的鸵鸟在那里走动，而它的中国家族的鸵鸟蛋，正被标价５５元一个卖了给人炒着吃。友人达格玛开车外出，不仅给鹿让路，发现一个乌龟在路上爬，她也要停下车，把乌龟拣起来，送它去树林里。我在新奥尔良的公园里看见，水池里有两只手掌大的小野鸭。它们见了人就游过来，像孩子见了妈要吃的。游人爱怜地看着它们，还要说：啊，baby，不知道你在这儿，没带什么。从水池边走了好远，进到树林里，我才发现，两对鸭夫妻正趴在那里晒太阳，毫不担心自己的孩子。湖面上，浮动着成群的野鸭和天鹅。江山如画，而万里之外我们中国，正艰难进行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战役。

两相比较，我就不好意思再跟美国人台杠，说你们也吃肉。中国现在没有饥荒，为什么人们如此贪婪，不仅是逮着什么吃什么，而且是吃它个穷凶极恶，山珍海味亦不满足，山穷水尽也不在乎。为了眼前吃饱喝足，整条整条的河流污染，整个城市的水源面临威胁，青藏高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黄河壶口瀑布萎缩……类似的报道有多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过这样的城市噩梦，有两个城市已被垃圾包围，每个城市都极力把自己的垃圾推向对方，很快这个比赛就要见分晓，一座城市的垃圾将掩埋另一座城市。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彼特 .辛格提出，把人的利益放在其他物种的利益之上，这叫“物种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一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甚至到大学的实验室里去解救兔子、老鼠。还有的人要求说，拿动物做实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它们的痛苦，因为动物也会喊疼的。这些人说的动物权利，和我们中国人说的保护环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依然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人这样残杀动物虐待环境，叫做人欲横流。我们不仅正在灭绝其他物种，而且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种贪婪和残忍里，并终将被这种贪婪和残忍所毁灭。

让我再以两个吃的例子作为举证。文革期间我第一次到广州，看到菜市场卖活的猴子，它被关在笼子里。我听说有这样一种吃法，在吃火锅的桌子中间挖一个洞，正好露出猴子的脑门心，大家就把这鲜猴子的脑髓用勺子挽来吃。这种说法我不敢信，问题是：就算是编派广东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编派？文革期间江西有位女性李九莲，她作为政治犯被枪杀前，有人在刑车上按住她剖腹，生生取走了她的肾。连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活吃猴子又算个什么。有关吃猴子，我还曾听一位军队作家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当年右派平反了，他的朋友为他举行欢迎会，请他吃饭吃猴子。右派心肠软，说不要吃吧。结果他到了关猴子的笼前，看见众猴子一致推出一只猴子，作为这顿饭的牺牲品。看到这一幕，右派脚一跺：吃！

我估计这是瞎编的，但它何尝不是中国政治运动里牺牲者——人的处境！美国人也有好战的时候，打朝鲜、打越南，打到别的国家里；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冲突以及近年来的校园枪击事件一直没有断绝。但是相对来说，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南北战争后一个多世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有些老城的街区，一些巴洛克风格的住宅座落在花园里，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试想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战乱？如果有一百年的和平建设，中国又将如何？文革、浩劫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是人们的心态改变了。战乱是恒常、和平是短暂；捞一把算一把，苟活于乱世。给下辈人留条干净的河、留点地方种树？这辈子怎么过还想不过来呢。

几年前我在《羊城晚报》上读到一个报道，实在骇人听闻，我一直希望有人证明它是虚构。文中说道，记者去一个林区养殖场，那里人工圈养着熊。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举着粗大的针筒走近笼子时，所有的熊都开始哀号。这里的人就这样活活抽取熊的胆汁，被抽过胆汁的熊摊在地上，缩成一团。美国这里，有些保护动物组织的成员寄出抗议信，那些拿动物做实验的科学家打开时，信里包着剃须刀片。这般活抽熊胆汁的人员真该庆幸，他们离美国远着呢。

四
美国学者讲到中国文化、中国宗教，总会说到孔孟老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那是永世的中国文化，对活的中国，他们并没有兴趣。我听到如此的中国，总有种要发疯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算哪门子中国人，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就把那个天人合一、沉思冥想的中国丢失了。

当我说道今天的中国时，我知道自己也是不领情。人家好不容易在咱们中国里找了点玩意，你还要去扫兴，像个卖国贼。我问我自己，中国传统里就没有好东西吗？当然不。我爱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诗词，中国古典文学艺术，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飨宴。

英文里翻译《诗经》里的一段：

A moon rising white
Is the beauty of my lovely one.
Ah, the tenderness, the grace !
Heart's pain consume me.

美国的学生问道：你看见月亮咋就想到自己的爱人呢？我想不出什么道理，只能说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小孩还不会说话，当妈的就会念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自己当了妈，也给我的孩子念叨。所以当我们看见月亮时，就会想亲人、想家、想到月下的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笆篓”；还有，想吃月饼。

某个冬日黄昏，我从图书馆里出来。教堂钟声在暮色里回荡，古老的石头建筑底层，灯光一片橙红。一棵棵高大的白橡树举手向天，这景色仿佛持续了一百年，还会继续持续。而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回国了。这个地方，也许我一生都不会再来。想到这里，顿时感觉时光幻变。树叶是敏感的，到了季节它就一片片落下来；像我这样一个中国人是敏感的，看见月亮就不免想到羁旅、客栈、床前明月。可是时间是不敏感的，它一路流逝，不介意谁的伤怀。我周围的美国朋友似乎也是不敏感的。圣诞前一个月夜，他们约我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吃饭。回来开车上山，好一轮明月当头，堂堂辉映道路。我说：在中国，月圆就是团圆的日子。美国朋友说：你知道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吗，因为今天是月亮运行轨道离地球最近的一天。瞧，美国人的思维是这样的。

我教一位教授学中文，也能感到中英语言文字多么不同。我们每一字都是一幅画、一个故事，字里有字，虚实不定。还有，中文教科书里启蒙的句子非常热情：欢迎你，很高兴见到你。正像我们中文里“亲爱的你”，每一个字都有极深的感情。而在英文里，Dear常常是个客套，并无特殊意味。英文课本开篇里，我们学的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实实在在：这是书，那是笔。

我们的感情被语言琢磨得多么细腻啊，看见落叶和月光，那是一定要想到春花秋月、想到故国不堪回首的。每个热爱汉语言文学的人，都能一丝一缕地体会到人生的愁绪。汉语的美尽在这种生命有限，时光无穷的浩叹里。这样一种哀痛，化做对生命里许多细节的精雕细琢，于是乎有美食，有感伤的诗词曲赋。为推敲一个字，诗人不惜琢磨一辈子。中国什么都不发达，惟有语言，数得上是世界之最。

我在电脑前打字时放一点音乐，以压倒电流轰轰响的声音。有时我反复听一段西人的弥散，那也很美，是人间向天国的倾诉。由此我想到，西方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感伤，他们有上帝。他们的信仰是，天堂里生命更美好。看见今天的落花、此世的月亮，为什么要伤心呢？天国的玫瑰远胜过人世。可是，中国人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今天的月亮明天不会再有。今天的相聚可能就是永别，今天的黑发正在变成白发……我们活在有限的此世，不相信来世更好。中国人对生命的感知，处在现世这个致命的刻度下。问君能有几多愁，如此旷世的疑问，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当我换上中国音乐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那里面全是眷恋。哪有什么天国？天上云雾雨雪，都是人世缠绵。

当我教外国人中文时，我不知道怎么能教出这种中国人的愁肠百结。或许，这是不必要的；可是没有这样的情怀，怎么能明白中国古典诗词之美？那种对山河岁月的感叹，全是因为这一切都不再有。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语言艺术是登峰造极，它志在穷尽有限人生和无限时间的冲突，它的中心是缅怀和记忆。所有的诗篇都向着过去、无限留恋过去。在这梦想的诗学世界，过去的一切得到美化。中国人的伤痛和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得到安抚。

所以我们不乐意把自然和个人感情分开，自然是感性的自然，月亮是风花雪月。个人生命如此短暂，谁愿意献身自然的奥秘、科学的发现？读书人被这样的天人合一观念陶冶，理性思维残缺不全。我们缺乏把自己和自然分开的态度，缺乏精确地表达事物的习惯，缺乏探索自然的意志。一不是一、二不是二的修辞想象有利于诗人作惊人之语；用在日常生活里，人人学会诡辩。所以我们信亩产万斤粮、对各种豪言壮语痴迷狂热。这种内心和现实的分裂，这种自我麻醉和化解的能力，是中国人普遍的生存谋略。

五

最后我要回到中国人的吃和环境伦理的话题上。观察了美国人对待动物和环境的态度，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从现今这种嗜杀成性的饮食风气转变到给乌龟让路这一步。正如和美国人说到文革，他们也问：究竟是为什么一个文明悠久的民族会如此荒唐野蛮？

事实上，我们历史里一直都有着极端的荒唐野蛮。把过去的文化看作一座静止的文明宫殿，这是把历史孤立起来，并且理想化了。在这一点上，鲁迅真了不起，因为他敢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中国的历史叫做吃人。《狂人日记》虽然是篇小说，但那故事和史实是孔孟书里看不到的。它实在应该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入门书，而今天的中国人更该时时反思：

我们的历史早有吃人的记载。《左传》上提到，公元前４８８年，被包围的城民曾“易子而食”。

这不叫残无人道，在封建传统道德里，吃人者可以是美德表率。公元前七世纪的易牙是齐桓王的奸臣和他最喜欢的厨子，齐桓王说他没吃过小孩肉，易牙把他自己的儿子煮了给国王吃。

吃人作为惩戒和效忠行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１９０７年革命党人徐锡麟暗杀满清官员被捕，他被处死后，他的心肝被凶手挖去炒肝尖。

经历了中国后半个世纪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狂人的疯话更不陌生：想吃别人，又怕自己被吃，每个人都死盯着对方，谁也不敢相信。狂人是个先觉者，他为这种相互提防、相互吞噬的社会所痛苦，他更为自己痛苦：谁知道我是不是无意中也吃了我妹子的半片肉？我还想多一句嘴：在文革里，我们何尝无意，我们有意地吃了自己亲人、同胞的多少片肉！

我用鲁迅小说里的话结束这篇课堂发言（我用的是英译本，手边没有鲁迅中文原著，请容我引如下英文）：

How comfortable life would be for them if they could rid themselves of such obsessions and go to work, walk, eat , and sleep at ease. They have only this one step to take. Yet fathers and sons, husbands and wives, brothers, friend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worn enemies, and even strangers, have all joined in this conspiracy, discouraging and preventing each other from taking this step.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斯大林死因新解

芦笛

曾经在西方出版的一本斯大林传记上看到作者对斯大林死因的揣测：斯大林有可能是被他的亲密战友害死的。据说，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作的秘密报告暗示了这一点，他引用《圣经》的话，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剑之下。”据说那意思是，斯大林专门谋杀同志，到最后也免不得被同志谋杀。

这猜测当然有点道理──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没一个不盼望他早死的，但这在实践上毫无可操作性。斯大林平生杀人无数，最怕的就是被人暗杀，他的保安措施滴水不漏，谁有本事去下手？再说，独裁者驾驭下属的办法都是分而治之，让他们永远处于互相猜疑、互相攻击的恶性竞争位置。一旦下属有联合起来的迹象，独裁者立即就毫不犹豫地除去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权位永远不会受到挑战。赫鲁晓夫没这么作，所以他就让人家搞下来了。

由此可见，哪怕亲密战友们深知自己朝不保夕，最后都要被斯大林一个个宰了，也绝对不会有谁敢出来牵头，策划密谋。更何况斯大林的卫队从来处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连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都不得染指，外人根本就无法下手。

常见的暗杀说认为，斯大林是慢性中毒死的，此说也不可信。苏联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内卫制度，不仅领袖人物的食物由专门的农场供应，而且每天的饮食都有专人先尝过。在这种情况下，投毒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中共把这一套学了过来，据说北京某农场就是专门为首长供应食物的。

最近在网上看到俄国某学者提出的斯大林死因新析，觉得言之成理，特地向网友介绍一下。

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特别忙碌。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近。如果不及早做出人事安排，那么，一旦他撒手归天，生前犯下的累累罪行就会给揭露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是把熟悉并参与犯罪活动的下属们统统杀掉。这就是斯大林典型的治国方针，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就是靠杀害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bullshit）排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并成功改写了联共党史的──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领导人和参加者们统统给杀了，提拔上来取代这些人的小萝卜头们根本就没经过那些事，又怎么知道原来十月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实是托洛茨基，而内战中负责全国军事指挥的领袖也是他，并不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二流角色斯大林？

这就是斯大林的“集体接班”的人事安排方式：把整整一批老干部杀了，再把毛头小伙提上来代替。新干部对真实的斯大林一无所知，完全生活在洗脑机器制造出来的神话魔咒中，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热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等到这些人熟悉了伟大领袖，被迫参与集体犯罪活动到了一定程度，再把他们统统杀掉，再提拔清白的毛头小伙来接替他们。

３０年代乃是斯大林杀人顶峰。他炮制了“基洛夫案件”，下令秘密警察暗杀了党内人望甚高，被国内外看成是他的接班人的列宁格勒党魁基洛夫，以此作为栽赃借口，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肃反”，杀害了９０％的中央委员，８０％的１６大代表。

月儿弯弯照苏洲，几家欢乐几家愁。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老干部被杀则是青年干部的丰收季节。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这么上去的。内战结束时，这些人都仅是基层干部，被党送进大学深造。毕业没多久，便赶上大清洗，就此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去填补那些旦夕之间空了的办公室。当赫鲁晓夫荣任乌克兰共和国中央党委第一书记时，整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也就只有他带去的几个人──其他所有中央委员统统都给杀了，他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必须从头搭建那个庞大的机构。

纳粹入侵，打断了斯大林的周期性大清洗，战争一结束，他就重新开始辛勤劳动，不仅把盟国从德国放回来的几百万苏军战俘统统送进劳改营，而且在沦陷区，诸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发动大清洗，在镇压与纳粹合作者的同时株连了大批无辜，甚至疯狂到镇压整个民族，把鞑靼人、日尔曼人等全族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如果只是镇压普通百姓，高干们也还无所谓，问题是屠刀同样指向高干们，而且出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与３０年代的不祥相似。战后不久，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就死了，据说是死于心脏病。此后整个列宁格勒党委都成了所谓“列宁格勒事件”的牺牲品，该地党委负责人统统被秘密逮捕，秘密处决。３０年代大清洗还搞了公开审判，处决列宁格勒党委高干们却从头到尾是黑箱操作。就连该市百姓都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官早就不存在于世间了。

中央首长也接二连三被清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逮捕，次年年底被处决。国家安全部为沃兹涅先斯基专门炮制了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案件”，这和３０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冤案如“工业党”非常相似。

斯大林还发动了排犹清洗，很明显是瞄准莫洛托夫去的。１９４８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作了报告，指控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本人也是高干的热氏被开除出党，于１９４９年被逮捕。莫洛托夫在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更令人钦佩的是，当斯大林建议他离婚时，他仍拒绝执行最高指示，由此铸定了覆亡的命运。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老莫仍是党内第二号人物。

最让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心惊肉跳的还是苏共１９大。１９５２年６月，斯大林突然通知他们，同年１０月间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已经１３年没开过了，所有的人对此都毫无思想准备。大会当然是如期召开了。在会上，斯大林提出辞呈，说他年纪大了，精力太差，想辞去总书记职务，把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吓得半死。他绝望地带头抗议，直至整个大厅被全体代表的恳求声浪淹没，马林科夫这才得救：他知道，要是代表们劝留的音量未能让斯大林满意，则他的脑袋第二天就得搬家。

等到同意全党跪求、继续勉为其难地担任总书记之后，斯大林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张纸条来，宣布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他撤销了原来的政治局，把新的权力核心称为主席团，由２５名委员和１１名候补委员组成。名单上多出了许多新人，有的人以前根本就是默默无闻。

这一招打了他的亲密战友一个冷不防，他们都非常惊恐。斯大林此举的涵义，他们这些老政客不会看不出来：原来的权力核心是政治局，委员也就那么几个人。如今变成了庞大的难以操作的主席团，权力核心也就被大量的新人稀释了，换言之，老党魁们原来掌握的权力被新人分去，将来被挤出局就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变得不显眼了。

斯大林到底是和谁一道商量拟订那名单的，至今还是个谜。据赫鲁晓夫回忆，他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赫鲁晓夫为此向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核对过，他们都赌咒发誓不知此事，那也不可能是贝利亚的主意：名单上有的人是他的仇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正在倒霉，更不可能与闻此事，所以，这份神秘名单的出现，而且斯大林背着所有人和某个神秘角色搞出这份名单的事实，对权贵们无异于一个阴森森的预兆。

在党代会上，斯大林还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粗暴攻击，指责他们立场动摇，而在布党内，那可是杀头罪名。他使用了非常粗暴的语言，以致出席大会的马屁作家西蒙诺夫都为之感到难为情，事后多年还写在他的回忆录里。

会后两人以及伏罗希洛夫便失宠了。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此刻只剩下四个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只有这四人还能参加斯大林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的夜间宴会。

根据赫鲁晓夫介绍，那其实就是最高决策集团处理军国大事的方式：领袖们每晚去那儿，和斯大林共进“工作晚餐”，大量喝酒，瞎侃海吹，一直闹到半夜，方才醉醺醺地离去，国家大事也就夹杂在乱七八糟的山海经中，在领袖们酒酣耳热之际偶尔提起，一言而决。

这一点和老毛有明显不同。斯毛都没有家庭生活，乃是不折不扣的老光棍，区别在于斯大林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性欲，老婆自杀后也没听说他乱七八糟胡来一气，否则早在赫鲁晓夫时代给揭发出来了。他的全部欲望似乎就只有权势欲，最大的娱乐便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好阴谋后，干了政敌，再去欣赏对方的困境。

据野史，斯大林曾和战友们谈论什么是人生至乐。轮到他时，他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你苦思一夜，想好了如何给敌人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插翅难逃，确定了详细周密的行动计划，准备次日便开始行动，之后便喝下一瓶格鲁吉亚美酒，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

这当然不可靠，不过，有个斯大林传记作者注意到，斯大林的一个爱好，是把战友谋杀了，再去为那人抬灵柩。基洛夫就是如此，他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出的特务利用某个心怀不满者暗杀的，不但手枪是官方提供，就连进入会场的通道都是格伯乌安排好的，凶手被捕后又被格伯乌莫名其妙地处决了，当然指使人只会是格伯乌的大老板斯大林。但等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当天就到了列宁格勒，坐镇指挥“破案”，还出席了葬礼，并亲自为基洛夫抬灵柩。

最能反映斯大林的性格的，还是他喜欢欣赏受害人suffer。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特受审时，宣布死刑判决那天，斯大林藏在一个秘密包厢里，心满意足地看着他昔日的权力斗争对手被判死刑，到了最后一刻，他实在忍耐不住，便把帷幕掀开，让受害人看到他在三楼包厢里观赏了一切。

老毛的作风似乎有点不同。不管怎样，斯大林还是尽忠国事的，就算日日置酒高会，人家毕竟还是跟下属聚会，１００句话里总会有句把涉及国事党务。而老毛极少和下属见面，平常不是和女人鬼混，就是攻读《２４史》，从那些阴谋诡计大全中汲取整人的灵感。斯大林算是基本称职的国家领袖，不仅是国际战略大师，在外交中处处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而且知道科技的重要，实行学者治国，搞的是“智慧型共产主义”；而老毛则毫无现代知识，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竟然从古书中寻找建设现代国家的方略，搞的是痞子治国的烂污型共产主义。于是两者的结果当然就完全不相同：在斯大林治下，苏联的版图和国力增到历史上最高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主宰世界事务的超级大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下，靠一国之力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国则在老毛治下搞到民穷财尽，丧失了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到现在也没学会怎么去建立管理一个现代国家。在杀人上，毛也不如斯，斯用快刀杀人，干净利落，毛用钝刀杀人，毫无必要地延缓死者的折磨。两者相比，真不知道老毛子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扯远了，还是来说老斯之死吧。

总而言之，种种征像提示，斯大林马上就要开始高层大清洗，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清洗中，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他和莫洛托夫的老婆一样，不幸生为犹太人）等人肯定要掉脑袋，但哪怕是仍未失宠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幸存下来。

风雷隐隐，霹雳即将打到高官们的头上。１９５２年年底，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出笼。为克里姆林宫高官们治病的御医们统统给打入天牢，据说他们全是犹太复国主义间谍组织成员。其罪恶阴谋，就是利用工作方便，使用医疗手段害死党国领袖，已故列宁格勒党魁日丹诺夫据说就是他们这个间谍集团害死的。

所有的御医们都给一网打尽，进了卢比扬卡监狱（内务部监狱，相当于咱们的秦城吧），连斯大林本人的保健大夫都给抓了进去。该案在报纸上披露时，全国人民统统信以为真，义愤填膺，愤怒声讨那些利用职业方便行凶的白衣魔鬼。

可高干们全都心知肚明，那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炮制的冤案。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那天他的大夫来给他检查身体，为了听得更清楚，特地摘下了听诊器，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直接听。老赫已经知道那大夫马上就要给抓起来，而他本人还一无所知。限于党纪，他不能透出任何风声，但眼看大夫对他这么好，他仍然不能不感到万分难受，云云。

老赫自己就是工龄长达几十年的犯罪集团成员之一，否则绝对不可能升上去。他这表白是否鳄鱼的眼泪，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则是，他和其他人都看出了那无非是基洛夫案件的重演：斯大林先害死某个高官，为他抬灵柩，然后再用那死亡来栽赃，把绝大多数党国领袖一网打尽。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西方学者已经初步肯定，日丹诺夫确实是给大夫害死的。他有冠心病，曾经有过严重发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大夫都只会嘱咐他严格限制体力活动。可他的大夫在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的情况下，还鼓励他从事体育锻炼，招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不治身死。这心电图至今保存在苏联档案馆里，据说是连医学院学生都能看出大夫犯了严重错误。

日丹诺夫是列宁格勒党魁。苏联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颇有点像咱们的北京和上海，前者代表传统守旧，后者代表西化开明。列宁格勒具有特殊地位，从来表现了对中央某种程度的离心，因此那儿的党魁总是不得好死。斯大林害死日丹诺夫的circumstantial evidence，虽然没有害死基洛夫那样充足，但没有斯大林的同意，谁也不敢指使大夫去暗算日丹诺夫，更何况日丹诺夫死后不久便出了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该市党委会成员们统统被秘密逮捕，秘密处决。因此，日丹诺夫之死不会是孤立的，很可能是斯大林镇压列宁格勒党委的第一步，因为老日名气太大，没有足够理由不便明杀，只能使用暗杀手段，如他的前任基洛夫一样。

由此可以想见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重复基洛夫案件的故智，把害死日丹诺夫的罪名先赖到克里姆林宫医生们头上去，再用毒刑拷打，让他们咬出后台来，把斯大林想要除去的高干统统咬进去。党国领袖中，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逃过此劫。

这就构成了斯大林战友们的杀人动机──为了自保，必须除去杀人魔王。就算他们不采取主动行动，对斯大林之死也绝对只会喜闻乐见。

根据官方文告，斯大林死于中风（脑溢血）。这是可信的，因为斯大林死后的病理解剖证实了这点，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间据说就发作过一次，据说他一度失语，后来又恢复了。临死前几个月，他突然戒了烟，导致体重骤增，血压升高，他的脸色从来是苍白的，现在却变得通红，连前去探望他的女儿都能看出来那是高血压迹象。可惜他作法自毙，把自己的大夫关进了大牢，所以现在无人给他作检查了，自然也就无人及时提出警告，加以治疗。

关于斯大林死亡过程的介绍，迄今为止只有两个来源：别墅卫队的回忆和赫鲁晓夫的回忆，两者基本一致。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虽然也有回忆，但她是很晚才给叫去的，未能得知全过程。

根据介绍，斯大林中风是在３月１日清晨发作的。２月２８日晚上，斯大林和上面介绍过的四位亲密战友共进晚餐，如往常一样，拖到很晚才结束。据赫鲁晓夫回忆，那晚一直拖到凌晨５点才结束，斯大林心情很好，喝了很多酒，之后他和其他客人便回家去了。次日是星期天，他一直静等斯大林的电话，邀请他晚上再去赴宴，但等了一天都没接到电话，他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过了一整个休息日还未接到斯大林的传唤，这种事还从未发生过。

卫队的证词则是，斯大林通常在早上１０－１１点起床，３月１日早晨１０点钟，警卫聚在厨房里，等待斯大林打铃传呼仆人，然后再由忠诚的老女仆布图索娃把早餐送进去，此后由秘书把邮件公文什么的送去处理，开始一天的日程。

但那天斯大林却毫无动静，既不打铃或用内部传声器召唤仆人，而且毫无迹象显示他已经起床活动。那时闭路电视还未发明，但斯大林每个房间的沙发上都装了压力传感器，无论斯大林在哪个房间坐下来，警卫人员都能从中央控制室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斯大林现在在哪个房间里。然而那天一直到了中午，斯大林却毫无动静。

奇怪的事发生了，尽管斯大林毫无动静，而且警卫人员也觉得很反常，可他们居然也就无动于衷地等下去，据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卫队和工作人员们就这么一直傻等到夜里１１点钟，这才觉得不能再等了。副卫队长洛兹加切夫带上中央委员会寄来的文件，以此为借口去冒险闯宫。他先在斯大林房门前报告，没有听到回答，推开门一看，斯大林不在卧室里，再找其他房间，才发现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穿着睡裤和衬衣，睡裤湿了一片，显然这样躺在地上已有几小时了。警卫人员把他抬到沙发上，给他盖上毛毯，再用电话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报告。伊吩咐他们报告马林科夫。

马林科夫接到电话后便通知了四人团的其他成员，于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便在３月２日凌晨一点赶到别墅。只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进入斯大林房间，出来后对卫队和工作人员宣布，斯大林睡得很安静，不要打扰他，于是四人便分头回家。但过了几个小时后警卫人员觉得不对，再次向他们打电话，于是四人团在３月２日早晨７点钟再度回到斯大林别墅，还随身带来了卫生部长和大夫，这次他们才“发现”斯大林原来是中风而不是“睡得很安静”，大夫们便开始抢救，斯大林的女儿随后也给召来了。

四人团立刻又离开了斯大林别墅，回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确定新的权力机构并圈定名单，当晚该权力机构再度开会，决定撤销斯大林成立的主席团，恢复１９大前的政治局，改组中央政府，并决定在３月５日召开中央全会，此时斯大林一直在病床上挣命，而他的亲密战友们则根本不管他死活，趁他无法干预时忙着分割权力，解散了他成立的主席团，代之以自己商定的权力核心，甚至背着他去召开中央全会，为他们私下作出的决定作背书。

３月５日，中央全会如期召开。除了莫洛托夫还是那副毫无表情的石像脸外，新贵们一个个精神焕发，充满自信，仿佛终于搬倒了压在头上的泰山石敢当，平生总算可以第一次挺胸抬头做人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先后发表演说，“讲得生动、有力、务实”，只是在演说结尾才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病情的哀伤之情，与全文的调子形成极不和谐的对照。会议开过后一个多小时，医生们便确认斯大林已经死亡。

如果上述介绍属实，则明眼人都能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出无数疑点来：明明斯大林的所有房间沙发上都装有压力传感器，只要他起床活动，随便在哪个房间坐下来，警卫员都了如指掌，但那天直到中午还没有他起床活动的迹象，警卫人员也觉得很反常，就算他们不敢闯宫查明真相，起码也该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报告吧？但他们竟然会一直傻等下去，直到夜里１１点才想起来向上级报告。

内务部长的反应也非常反常，他在接到别墅警卫人员报告后，按理应该立刻报告四人团，同时召唤大夫待命，就算是虚惊一场，那也该是正常反应，岂会自己不去报告四人团，反倒让下属去报告？

四人团的反应就更无法解释。任何人听到警卫人员的报告，都该立刻就能明白斯大林是出事了。世上岂有去小餐厅地板上睡觉、还尿湿裤子的怪事？而且警卫把斯大林从地板上抬到沙发上去，这“沉睡”的人也居然不会醒过来，岂非咄咄怪事？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蠢到“绝对零度”，也该明白出了什么事吧？

然而四人团就是不明白，不仅如此，马、贝两人进屋探视，居然连中风昏迷和正常熟睡都分不清，特地出来知照警卫不要打扰斯大林。就算是他们真是白痴，看不出中风的模样来，那老斯也不吃不喝一连睡了将近２０小时了（１日凌晨５点到２日凌晨１点），是成年人都会觉得这事太反常吧？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不会去试图叫醒他，看看到底是不是出了事？更何况这几个人都该知道斯大林在４５年的中风史，可他们居然也就分头回家，什么行动都不采取。

更奇怪的是，３月２日早晨７点钟，四人团带上大夫，再度回到斯大林别墅，这才承认斯大林原来是中风了。按道理，他们应该立即下令把斯大林转移到医院去，如果斯大林不能移动，那也应该召集全国最好的大夫（包括大牢里关的那些御医），紧急调运全国最好的医疗设备，立刻把别墅改建为医院，就地实施抢救。Meanwhile，他们应该守护在病床旁边，就算不是全体守护，也该四人轮流值班，以便能有个位高权重的首长始终留在现场，随时根据大夫报告作出决定，以免因无人作主，层层请示而延误病情。

然而这一切他们都没做，在别墅呆了一会儿，四人帮立刻就去了克里姆林宫，敲定接班的新班子，并在当天晚上再度碰头，决定推翻１９大决议，解散斯大林成立的主席团、恢复政治局并改组中央政府。他们怎么敢这么做？难道不怕斯大林病愈后指控他们篡党夺权？莫非他们有恃无恐，知道斯大林再不会复元了？而那就是他们带大夫上那儿去的目的？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和西方出的斯大林传记，斯大林根本就没有得到及时的认真的医疗救助，弄去的大夫似乎是江湖大夫一类，以致连古老的江湖疗法──在病人头上放上蚂蟥吸血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据老赫说，斯大林断气之后，“他们还弄了个彪形大汉来给他作人工呼吸”，肆无忌惮地蹂躏他那矮小衰老的尸体，以致赫鲁晓夫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喝道：“住手！难道你看不出这个人已经死了么？”

这还不是全部蹊跷之处。斯大林的所有房间都装了电话，与政府电信线路网和莫斯科市内电话网相连接。百多名高干，包括主席团常委、国安部部长、总参谋长、各大军区司令、一些州委书记、苏共中央主要部委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等人，都有直通斯大林的电话，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给斯大林本人打电话。 只要３月１日那天有人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则立刻就能发现斯大林已经病倒。

可那天一整天也就居然没人给斯大林打电话，包括期待斯大林传呼他们当晚前去赴宴的四人团在内，而如赫鲁晓夫自己说的，他觉得很反常。可以想见，四人帮其他人员也绝对会这么想。

斯大林不请他们赴宴，对每个人都意味着重大灾难。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原来都是斯大林晚宴上的常客，但失宠后便再无此种荣幸了。据赫鲁晓夫回忆录，俩人也知大难临头，死缠着四人团拼命讨好，希望后者能帮他们说点好话，可四人团爱莫能助，知道如果这么做，只会把自己也贴进去。

所以，斯大林不来电话，可与一般朋友反常地不来电话不一样，那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岂能掉以轻心？四人团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只会是：“ＮＮＤ，我是不是失宠了？”就算他们不敢打电话给斯大林，起码也会彼此通话询问，看看是否别人也没接到邀请。这可是求生的必然反应：那没有触怒斯大林的危险，但可以查明自己的处境。而只有知道自己是否危险临头，才能作出合理的应对。

因此，四人团的正常反应，只可能是在久等没有消息之后，私下打电话落实，当查明所有同志都没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庆幸自己没有失宠，第二个反应就是想到斯大林必然病倒了。于是他们便会争着给斯大林打电话，以免错过第一个向斯大林表忠心的良机。可据卫队人员的证词，３月１日那天，斯大林别墅根本就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由此可以判断，卫队证词完全是谎言，那撒谎的动因很简单：如果承认有人给斯大林打过电话，则立刻就能发现无人接电话，立刻就会通知四人团，并让警卫进屋去查明真相，而所谓“卫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等到夜里１１点才由副队长去冒险闯宫”的神话也就丝毫站不住脚了。所以，为了圆谎，卫队必须坚持那天没有人给老斯打过电话。

这还没有考虑卫队的正常反应。上面说过：直到３月１日中午，斯大林还“没有动静”，没有在任何房间的沙发上坐下来。因为有压力传感器，卫队对此看得非常清楚。迟至中午，斯大林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房间，此事非常可疑。职责与脑袋所在，他们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傻等下去。哪怕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也绝对立刻就会向顶头上司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报告。

伊部长接到报告，正常反应无非是两种：给斯大林打电话或是通报四人团，或兼而有之，此乃他的脑袋与职责所在。他本人能和斯大林直接通话，在这种情况下给老斯打电话不但不会触怒对方，反倒能显示自己的忠心：“对不起，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但卫队报告您到现在还没起床，我非常担心您的龙体是否安康？但愿不过是那群家伙小题大作，不过您也知道，他们对伟大领袖确实是一片耿耿忠心啊！”

就算他没有和斯大林通话的特权，起码也该立即报告四人团，而四人团立刻就会给领袖打电话表忠心，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但他这两件事都没做。

这结论就是：无论是卫队和赫鲁晓夫的证词，统统都是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斯大林病倒，绝不会迟到１日晚上１１点，才由副队长闯宫发现。

更可能的替代解释是，３月１日中午，卫队发现斯大林还没有起床，觉得十分反常，遂给顶头上司伊部长打电话汇报，伊接到电话后立刻给斯大林本人打电话，等了半天还是无人接。他怀疑是出事了，便立刻打电话向四人团报告。四人团自己也试了一下，同样无法跟斯大林通话，于是便命令伊部长不许声张，说斯大林大概在睡觉，不要去打扰他。

此时四人团肯定开始紧急磋商，他们知道斯大林的病史，怀疑他中风病又犯了。于是便集体前往别墅查明真相。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斯大林只是因一般疾病无法起床，则他们除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关心和忠诚之外，丝毫没有其他选择。而如果斯大林确实犯了中风，丧失了神智，那就不过是任他们宰割的臭肉一堆了。

四人团去后，令警卫副队长打开房间，看到了上面说的一切。他们令警卫人员把斯大林就近抬到旁边的沙发上去躺着，并给他盖了毛毯。在这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没有恢复神智。四人团在旁边大声呼唤，最后还试图摇醒他，斯大林都毫无反应。

四人对望了一下，沉默不语，屋里只听见中风病人沉重响亮单调的鼾声。

贝利亚首先站了起来，对警卫人员们说：“斯大林同志睡得很熟，我看大家最好不要打扰他。”

他给其他三人做了个眼色，其他人也站了起来，跟着他鱼贯而出。此后他们便离开别墅，再度开始紧急磋商，决定最佳方案就是捂住消息，尽可能地延迟医疗救护，直到实在压不住为止。所以，斯大林其实是他们故意拖延治疗害死的。

以上是俄国学者梅德韦杰夫在其论文《斯大林死亡之谜》作出的揣测，尽管他写得很庞杂含混，结论含混不清，更没像我上面那样虚构了四人团去别墅探望并会商对策的情景。他只是指出了证词的可疑点（还没我上面分析的全面完备），认为内务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被四人团收买，同意压下报告，以此防止斯大林得到及时治疗。但作者基本沿袭了卫队的回忆，认为四人团直到３月２日凌晨１点钟才去别墅探望，７点钟才带着大夫去再度探望并迅速离开。

我认为这一推测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很简单：上面已经强调指出，卫队很可能在１日中午就向内务部长汇报了反常情况。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则内务部长在此后无论是否给斯大林打过电话，都会立即通知四人团。此时尚无人知道斯大林病情如何。四人团在查明真相前，绝对不敢命令内务部长封锁消息并无所事事，以故意拖延治疗时间。这理由很简单：他们并不知道斯大林再度中风了。即使知道，他们也不敢下这种命令──万一斯大林中风并不严重，能自动恢复呢？他过去不是恢复过一次么？如果斯大林并没有害上重病，则如此故意耽误治疗，在他一旦恢复过来后还怎么得了？

因此，四人团在闻讯后，一定要下令查明真情，就算他们不自己跑去，也一定会下令卫队闯关而入，去看个明白。但如此生死大事，可不能光依靠下属观察报告。因此，最大可能还是四人共同前往，自己去看个明白。而这就是我虚构上面图景的推理依据。

等到他们查明斯大林确实中风，而且病情很严重之后，可能会在又惊又喜又怕之际，短暂失去行动能力（此乃人的正常反应）。但等到次日凌晨７点，四人带着大夫重返别墅时，一切都在他们之间商议好了。他们带着大夫来，乃是为了确定斯大林是否还有生还希望。这里还不能排除那大夫负有特殊使命，遵命应用他的专业技能，确保老斯再不会康复。这才能解释何以四人团敢立刻就离开别墅，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并在当晚再度开会，作出了一系列推翻斯大林既定方针的重大决定，丝毫不担心老斯会从病床上爬起来，把他们一个个打入地狱。

这当然只是基于逻辑推理、根据既有信息而作出的粗线条猜测，不可能与真实情景百分之百吻合，更不可能具有真实细节，也不能确定其他细节上的出入。例如四人团首次光顾别墅前，有可能警卫已经闯关而入，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这或是他们的主动行为，或是奉四人团命令行事。四人团去那儿，不过是要去亲眼证实而已。根据既有线索，无法确定这些细节。

总而言之，此文的基本点是：

一、同意梅学者的分析，认为现有证词破绽百出，卫队不可能迟到３月１日晚上１１点钟才发现斯大林中风。

二、同意梅学者分析，四人团在取得内务部长伊同志的紧密合作之后，封锁消息，故意耽误了斯大林的治疗。

三、不同意梅学者沿袭现有证词中关于四人团访问别墅的时间记录，亦即他们迟至２日凌晨１点才去首次探望斯大林。我认为，四人团大概早在１日下午就去查明了真相，理由已经在上面作了充分论证。类似地，四人团第二次带上大夫去访问别墅也不一定是２日清晨７点的事，有可能比那早，但这一点不像第一次访问时间那样，可以比较肯定地推翻。

四、不排除四人团在查明斯大林丧失神智之后，嘱咐带去的大夫作了手脚，以确保他永远醒不过来。

关于斯大林之死，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的记录最生动，某些段落读起来也相当可信。这就是为何事隔那么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我是在３０多年前读的专为高干出的“大字本”，而且阅读速度快得惊人。那原因很简单：我乃是夹塞硬挤进去读的。我本来不在名单上，朋友是当时地下读书运动中的一个“义务捐客”。这种人自己不看书，却喜欢把书无偿地倒来倒去促进流通。他那天本来是去给另一位同志送书去，在街上遇上我。我发现该书，立刻不顾抗议，抢过来就跑回家去。他自然是跟在后面，我一目十行地飞快阅读，他坐在旁边嘟嘟囔囔。可我完全沉浸在书本中，根本也就听不见。花了几个小时便飞快地看完，那家伙才如释重负地拿了回去，去倒给名单上的其他幸运者。那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看得最快、也记忆最深的一本书吧。

后来又看到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二部《最后的证言》，那可就没第一本稀罕了，看后印象平平，只记得革命痞子们住在贵族宫殿里又拉又撒，脏到没法下脚，于是就愤愤地骂：ＮＮＤ，无论中外痞子全一样，不过人家好在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去办“红色教授学院”，把大老粗研磨细了，有点起码科技文化知识，这才能拿去治国。而咱们从头到尾就是无限自豪地奉行反智主义。

说赫鲁晓夫回忆录某些段落生动可信，乃是有的细节他似乎不可能编造出来。例如他说，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但不能说话，于是看看周围环绕的政治局委员，又看看墙上的一幅油画。那画的是一个小女孩给山羊倒牛奶。赫鲁晓夫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老斯是在自嘲，意思是他现在跟那小女孩一样柔弱无助，需要人伺候了。

这细节非常逼真生动，要编造出来，似乎超出了政客平庸的想象力。

但有的情节就太戏剧化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病危期间，贝利亚最生动不过地表现出了典型小人的两面嘴脸：一旦他觉得斯大林有恢复希望，他就跪在床前，吻斯大林的手，用最肉麻的语言献谄表忠心；但一旦斯大林病情恶化，他便站起来，用下流语言辱骂老斯。这种描写，似乎太过于卡通化，很难设想贝利亚那种复杂奸险的铁血人物会干出这种无聊事来。政治家最起码的一条是个“忍”字，老贝何以不能忍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他不怕斯大林恢复过来，别人去打小报告？

赫鲁晓夫还说，对于斯大林之死，他非常伤心。一个人偷偷地哭了很多场。他和四人团以及政治局其他成员一样，虽然害怕甚至痛恨斯大林，但都生活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欺骗宣传中，以为苏联没了斯大林就会天塌地陷。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经常冷笑着告诉他们：瞧你们有多幸运！幸亏我活着。哪天要是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所以，斯大林一旦逝世，他无限震惊，生怕国家陷入灾难。一直要到他自己当国，才发现管理一个国家原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斯大林那两下子他也会。

这些话应该怎么掂量？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我认为，有真有假。例如斯大林短暂恢复知觉，凝视墙上的画那段就很可能是真的。理由已经说过了。但描写贝利亚那段则是Ｐ话。至于赫鲁晓夫生怕斯大林死了国家陷入巨大灾难则很可能也是真的。

极权制度的宣传机器是不可战胜的。我曾经在回忆录里写过老毛的死讯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撼。尽管我对此人深恶痛绝，他的死讯给我带来了平生从未经验过的巨大狂喜，但即使在那种时刻，我的心情也照样沉甸甸的，充满了担忧与恐惧，生怕毛之死会触发国家大乱。

这段证言也可从当时苏联发生的群众歇斯底里上得到验证。苏联人民早被党宣传洗脑洗傻了，从来没想到他们的伟大领袖乃是会死的凡人，他们太习惯于伟大领袖为他们操心一切了。此前毫无预告，突然间大救星就死了，人民靠山从此轰然倒塌，往后只会是大祸临头了。于是群众自发产生巨大恐慌，在红场上集会追悼斯大林时，这种恐慌情绪达到最高潮，使得大众失去理智，疯狂推挤践踏，踩死踩伤无数人。不仅莫斯科西方外交官和记者们报导了这一切，就连当时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同志，虽未躬逢红场踩人悲剧，却也目睹身边群众中的普遍恐慌，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致她多年后还跟美国作家维克特说起此事。而老毛更多次在内部讲话中说到此事，说什么鉴于斯大林逝世后人民普遍恐慌，为此准备设置二线，他退居二线，云云。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一个人的感情世界非常复杂，并不是非白即黑的简单图景。我相信老赫曾经如他所说，一个人偷偷为斯大林哭了好几场，除了为国家丧失伟大领袖伤心，为祖国担忧之外，也有他没说出来的个人感情因素。

斯大林对老赫本人有知遇之恩，是老斯一手把他提拔进中央的。他在中央其实算个后来人，就连和他年龄差不多的马林科夫也在他先进中央。他一直在地方上干，先是乌克兰，后又任莫斯科市长，最后才调进中央当书记，而马林科夫虽然资历和他差不多，人家可是一开头就从机关干起，自然比他先进中央。所以，和其他“斯大林一代”（亦即斯大林在杀光老布尔什特后提拔起来的一代新贵）一样，他们的权位全是斯大林的个人恩赐。

这本来也就是斯大林“杀人提干，集体接班”的原设计目的：所有干部都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小萝卜头，除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是他的老部下之外，其他人根本不能算他的战友而只能算喽罗，这种人自然会对恩主感恩戴德，更不敢和缔造了革命的前辈导师平起平坐。

但这不等于老赫没有参加密谋杀死斯大林或至少促成了他的死亡。凭他的精明，他完全知道，如果不除去这杀人魔王，则所有的人包括他在内，都会被斯大林依次杀光。祖国虽美，毕竟他的小命更美。哪怕是他感情上再对恩主留恋难舍，他也只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趁机除掉斯大林。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节提到过的种种怪事，特别是３月１日斯大林才发病，２日他们就敢扔下他不管，跑回克里姆林宫去开会，作出推翻斯大林既定方针的一系列决定来。光这一事实就足证他们对斯大林不会痊愈一事已经确有把握。更别说３月５日斯大林正在弥留之际，他们却去召开中央全会，一个个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怪事了。

因此，依据现有的线索，按逻辑和常理分析，只能作出赫鲁晓夫参与害死斯大林的密谋的结论来。最大的可能还是我说过的那条：他们带去的大夫受了密嘱，一定要让斯大林上西天。只有这才能解释他们是哪儿来的那冲天胆气和必胜把握。

这其实一点都不难，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毒药，只要反其道而行之，使用升压药或其他兴奋性药物就行了。只要确保斯大林的血压高居不下，则四人团便能胜卷在握。克里姆林宫药物食品的化学检验再严格，也只会针对毒药，不会禁止这些常规药物。更何况内务部长伊同志已经被他们收降过来，如梅学者指出的，斯大林死后，内务部因制造冤案遭到清洗，偏偏部长大人却一点事都没有。

因此，上面提到的赫鲁晓夫的证词，除了老贝那段太不可信之外，其他的都有可能是真的：斯大林可能短暂恢复过神智，引起四人团一片恐慌，但这回光返照立即被升压药、抗凝剂等药物压了下去，救命的鲜血又开始从破了的脑血管往外哗哗奔流，使得病人终于跨过了不可逆转的门槛。而老赫也确实在事后很悲伤，说不定还有一种负罪感，谁知道呢？这世上没有单纯的魔鬼，罗马暴君尼禄就是个证明。

好在他们可以安慰自己：我干这一切乃是为了革命，斯大林同志必须为革命献出他的生命。只要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犯下什么罪行来，统统都是应该的。为了革命事业，我个人不得不作出惨痛牺牲，用恩公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让自己备受良心困扰，而死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才是最大的牺牲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就是斯大林对列宁干过的事。列宁中风后，住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去养病，党中央由三驾马车摄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退休的独裁者总是对取代他的下属不满，于是列宁就不断抨击执政的三巨头，无事找事，小题大作。

当时苏联正在开会酝酿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对加盟共和国应该有多大的自治权，党内有所争议。列宁抓住这个把柄，写文章强烈抨击，无限上纲上线，逼迫斯大林等人检查。

三巨头腻透了太上皇的垂帘听政，于是便以中央名义，给列宁的秘书下了死命令：为了伊里奇的健康，党决定不让他接触到任何文件，以便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来领导全党。列宁的警卫人员完全由格伯乌控制，而格伯乌捏在斯大林手上。就这样，他们把列宁彻底关了政治禁闭。列宁唯一能看到的读物，便是他老婆克鲁普斯卡娅带去的党报。当列宁看到报上登出的加盟共和国成立消息，他显得非常激动，但此前他已经两次中风，丧失了说话能力，看了那消息后又激动一番，鲜血又从破了的脑血管里欢快地往外流，当晚他就去世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１９５３年那个春天发生的事。但它的意义远比列宁去世要大得多。斯大林前脚死，克里姆林宫医生们和莫洛托夫的犹太婆后脚就从大牢里给放了出来，党还在报上为他们郑重平反。跟着放出来的是几百万无辜囚徒。在人类历史上，那该是最伟大的一个春天。有位苏联作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写了篇短篇小说《解冻》，暗示了斯大林时代结束带来的大地苏醒、山河解冻。随着那只报春的燕子而来的，是大量的“解冻文学”作品，犹如几十年后的中国短篇小说《伤痕》引出了“伤痕文学”作品一样。

这就是极权制度的可怕：全社会的巨大进步，竟然是由一个独夫的死亡造成的。而那个独夫不死，全民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永远看不到一线希望。而全国政治空气的松紧度，就完全是该独夫的血压曲线。亿万草民的生死存亡，竟然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心情好恶。

不难想见，如果斯大林晚死四五年，很可能苏联又要贴进几百万无辜生灵去，而后人熟知的巨头们无论是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还是残存的老布尔什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大概早就化成了某个无名坟场的烂泥。接斯大林的班的乃是他挑中的“苏联张春桥”苏斯洛夫，以及１９大期间他才认识并喜欢上了的勃列日涅夫。

贵国的道义就是势利，我早说过了。

在校内转帖了方舟子揭发唐骏造假的帖子之后......

罗永浩 @ 2010-7-4 20:31 阅读(404) 评论(2) 推荐值(16)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aoluo/archives/362262.aspx

转帖了方舟子揭发唐骏造假的帖子之后

浦鹏 TJU07-03 16:58
难道你嫉妒


陈仓07-03 16:59
我很好奇他得罪谁了


李嘉 锋07-03 17:02
你 老挑人家刺儿干啥，嫉妒人家比你成功？


祝厚伟07-03 17:08
算了 他好歹做到微软荣誉总裁了 何必呢 唐骏都不惜得和方舟子争辩


范文 恒07-03 17:14
我 特想问人家怎么回事跟你有鸡毛关系？你有病吧！本来觉得你挺有才的，现在怎么觉得你像个女人一样一天天的在那犬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活着！大肚一点吧！


周健 MissCYT07-03 17:20
方舟子，人家什么学历关你毛事啊！NC真是！人家包装自己又咋样，不包装自己又咋样，都不一样成功，你比得 上 吗？真是的！


袁祥云 Clark07-03 18:44
你脑子有病吧，关你屁事啊


乔石 Maxwell07-03 19:42
吃不到葡萄，就是酸的…人家成功了…就非得找污点…还是用放大镜找…人无完人…留点阴德吧…


郭世 文Seven07-04 09:41
管人家那事干嘛啊!!! 你自己一点什么情况都没有过???


李云风 ♥CN07-04 15:27
你也配跟唐骏比?笑


张开 贺07-03 16:56
在 你眼里 中国就没正常人了


王镇 宁07-03 16:56
老 罗还是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吧


郑东 良07-03 20:47
是 不 是闲的没事干！


刘淑 华07-03 17:19
老 罗，我有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要拆穿唐骏的谎言？


张通07-03 16:57
管人家干嘛，这帮人 真是闲，他们都是什么学历，怎么还整天还靠没事找个事曝曝光来挣钱。


王翔07-03 17:02
老罗你他妈干净吗？


李云风 ♥CN07-04 15:36
就你也配评价唐骏？


周欣07-02 10:18
方舟子是个疯狗，以 到处乱咬人出名，所谓的科学打假很多东西是赤裸裸的假的他不敢打，反而纠结于名人，想依靠名人出名而已。


于瑞 盟07-02 10:16
老 罗，你不停的转发这个主题的状态，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薛超 இ07-02 10:19
打 你妹的假，国人天天就喜欢干这种事，天天瞧不起你，瞧不起他~~一点正事儿不干~~~杯具·~


王竞 择07-02 10:19
我 在想一个问题，唐骏撒谎跟你老罗有什么关系？


吴其 力07-02 10:39
你 自己不就是一个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么？有资格说别人么？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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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们就是妖魔国家，承认这个没那么难。

从“做官”到“做孙子”

作者：夏明

为官之道，政治忠诚尤为重要。比如说，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把中国最高领导的位子坐牢，就需要下面一帮人的政治忠诚：党、政、军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组织，经济和文教系统，等等。下面的官员要保住位置和得到升迁，对上必须让中央领导相信自己的政治忠诚，对下又必须不断培育出下级官员的政治忠诚。低级小吏当然也必须一方面赢得上级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当下中国官场对政治忠诚的看重，几乎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步。从宏观来看，“团派”、“太子党”、“清华帮”和“上海帮”的形成，依托和光大的正是政治忠诚。从细处来看，“一起扛过枪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一起分过赃的、一同嫖过娼的”成了选拔重用干部的标准。而有“公共情妇”名号的李薇与十几位省部级高官（包括财政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人）制造的“情妇门”丑闻又给政治忠诚度的考量增添了个新指标：“一起拥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笃信，只有拥有相同的背景、经历、思维，才会形成相同的利益，日后才会风雨同舟，为利益而捍卫体制。

大陆官场近来流传了如下一个笑话：一位局长带了一位处长出席一个会议，在宾馆拥挤的电梯里局长一不留意放了个屁。处长紧张地申辩道：不是我。过了几个星期，处长被免了职。他左思右想、深挖灵魂，没有找到任何过错会成为丢官的理由。他找到局长问个究竟。局长说：屁大的事你都担当不起，怎么能继续在处长的位置上坐下去。俗话说，“官大半级压死人”，我也有亲身经历。在一次较高级别的会议上，我曾与一位厅长会间休息时边聊边说去倒杯咖啡。这位厅长却把我引向离咖啡桌更远的角落。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也就不去想咖啡了。在我们闲聊中，不一会儿，他的一位处长端来两杯咖啡，一杯给他、一杯给我。不容我有时间反应，处长已经离去了。我也曾亲眼目睹一位处长，不顾我这个外人在场，对他的三个科长一一骂过来，“愚蠢”、“无能”和“没脑子”的字眼都用上了，俨然像训儿子。各位科长也只有赔笑点头的份儿。

在世界民主国家里，政治家经常就政策产生公开分歧，跳党、倒阁、挂冠而去和重组竞选班子属于平常政治的一部分。即便在第三世界国家，部分官员对最高领导人实施暗杀、绑架、军事政变和组织公开游行、反叛，也是家常便饭。只有在中国，人们永远看不到官员公开对上级不忠。毛的十大元帅有四个被逼上死路一条，也没有任何一个元帅或将军成功领导过军事政变。邓连续更换三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没有任何一个敢和邓公开分庭抗礼。江稳稳当当做了十多年的核心，整肃了北京（陈希同）、军中（杨家将）和南岳（叶家广东帮）的山头。胡温主政七年，政绩平平、积怨多多，但就是永远产生不了离经叛道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共体制忠诚的规范为何如此牢固？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认清中共是如何在官场和整个社会建立和强化组织化的依附关系的。

无论在何种体制下，政客都把政治生存作为最高追求。政治生存是由忠诚规范的强弱而决定的。美国政治科学家（例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他的同事）经过大量的实证统计研究发现，忠诚规范的强弱是由“制胜联盟”和“选拔团”的规模大小来决定的。具体就中国政治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权力集团基本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领导，或称“胡温集团”）权力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制胜联盟”—一般说来是党的中央委员会（200来人），它主要包括三大集团：中直机关、军队系统和地方势力。但由于党内民主的宽松和紧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构成又可能由党内元老决定。例如，邓小平时代有“八老”，势力可以左右中共政权；在关键时刻，例如1989年决定北京军事戒严，邓小平成为了一人的“制胜联盟”，拆下了赵紫阳和胡启立，扶上了江泽民和李鹏。一般来说，“制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党和国家领导人”能从制胜联盟成员获得的政治忠诚度就越低；为了政治生存，“党和国家领导人”依赖向一小部分人提供“私利”（例如，特权、腐败机会等等）就越显不足，他们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赢得“制胜联盟”的支持。换言之，如果中央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越大，这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提供较“八老掌政”情形下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如果党代表大会（2000来人）成为“制胜联盟”，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由此观之，党内民主的扩大是有助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维护和推进的。

“制胜联盟”是“选拔团”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国的七千万共产党员应被看成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团。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有宣称自己领导的是“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全体中国公民（18岁以上的至少有七亿人）都可称为“选拔团”。政治学家发现，“选拔团”愈大，其成员要成为“制胜联盟”成员的机率就会愈小；愈小的机率就会给“制胜联盟”成员更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制胜联盟”的成员是既得利益者，他一旦掉出“制胜联盟”，他要在反对派组织的新的“制胜联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几率很小，损失会最大。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庞大的“选拔团”的国家（中国的七亿成年人口），寡头制的“制胜联盟”（两百中央委员或两千党代会成员）成员有最强的忠诚度。中央领导的“制胜联盟”成员在地方又成为当地的“封疆大吏”，他们又复制出自己的“地方制胜联盟”，相对于地方人口来说，又是一个地方寡头集团，他们又有强烈的政治忠诚感。既然领导人从上到下只需维持和满足一个几百人、甚至几个人的“制胜联盟”就可以保住官位，他们往往首先满足寡头“制胜联盟”成员的“私利”（例如给特权和腐败的机会）；他们对公共产品一般没有制度产生的动力和兴趣。如此这般，政权寻租行为和腐败都会猖獗，往往落为“窃贼政权”，而老百姓会被收刮得多、关照得少，民生福利等公共产品会被忽略。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还设计出了一套反腐政策机制，继续强化下级官员对上级的依附性和忠诚度。首先，一旦踏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就算领导了免死牌。反腐一般不触及这一层次；即使偶尔因权力争斗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档次的成员也不会掉人头。所以，这组人有百分之百的贪腐特权、但只有百分之零的的砍头风险。到了省、部级和厅局级，官员享有80%的贪腐特权，他们的砍头风险增大到1%（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省部级领导有100多人人头落地或锒铛入狱，平均每年至少五个）。为了规避这1%的风险，河北国税局局长李真立下的宏愿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他说，“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可惜他到死都没能如愿。再往下走到县处、乡镇级，官员享有60%的贪腐特权，风险却增至10%（1983-2002年，共有三百一十多万党员干部被纪委查处，速度是每月平均一万多）。更重要的是，尽管每个官员头上都悬着一把中纪委“双规”的达摩克利斯剑，但它要砍下来，却100%是由上级领导怀疑下级政治忠诚而引发；所谓的“党纪”、“国法”和“生活作风问题”只是表面文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各级政府官员难免不对下“霸气十足”、对上“奴气十足”。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最戏剧化的向上级表达政治忠诚。政治变成了“秀”，变成了“做戏政治”。

各级政府官员最大的想象力和智慧表现在他们用程式化和婴孩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忠诚。文革有“忠字舞”，现在的重庆领导推出了“高唱红色歌曲”；胡温喜欢访贫问寒，“看看米罐子、捏捏被褥子”，省市级领导也亦步亦趋模仿。有擅长阴阳八卦的人分析，中国从胡耀邦、赵紫阳（阳气紫气上升）时代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水汽阴气弥漫），是进入阴盛阳衰、黯黯阴沥阶段。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政治的婴孩化”。官方的媒体越来越喜欢用“邓爷爷”、“江爷爷”、“胡爷爷”、“温爷爷”，甚至“胡奶奶”的字眼了。三代领导核心统统变为一个辈份。大陆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封信：“温爷爷：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尽管我已是一位大青年，但是，我宁愿和广大网民一样称呼您。因为我感觉只有这样称呼您才能表达我心底里对您的敬意和亲切。百姓这样称呼您是全国大家庭的‘温爷爷’，您是这样的亲切，这样当之无愧。”当最高领导人与儿童的互动（例如四川地震时期）越来越被赋予政治内涵时，政治也就越来越幼稚化了。胡锦涛短暂停足广东，汪洋就掀起了“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的学习高潮， “黄恩浩荡”，广东开始感恩。“胡哥”和“宝宝”造就了一群追星族—“什锦八宝饭”。最可笑的是，中新社明明知道“宝宝”为何人，却发了一篇通讯，题为：“澳门‘回归宝宝’写信欢迎‘胡爷爷’童趣十足”。温总理有即兴发挥、随时落泪的天赋，所有的地方领导也毫不掩饰地在镜头前语塞哏噎、“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官场还有奇事：山东济宁涉贪副市长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照片上了网络；四川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四次在愤怒的游行死难学生父母面前下跪，试图阻止游行。原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覃赛先被控贪污受审，近70岁的她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冲着法官当庭下跪，喊道：“我在这里给法官大人跪下求情了！” 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在法庭上哭诉，他曾向情妇下跪求情，称都是情妇害了他。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在法庭上含泪忏悔自己未能抵住金钱的诱惑，他手擦眼泪哽咽地说：“我反思过，我不学法、不懂法，没有抵住金钱的诱惑。我觉得司法机关发现我犯罪很及时，遏止了我再犯罪。”重庆大渡口区建委计财科前科长王莉红因涉嫌受贿受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为防微杜渐，用实例来教育领导干部，”该区纪委还组织了140余名领导干部到庭参加旁听。中国国内有媒体人士这样写道：

这几年贪官受审时下跪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涉案1130万元的海南省东方市原市长戚火贵3次上庭受审，每次都瘫倒在庭上、尿湿裤子；胡长清庭上一见“大盖帽”就“扑嗵———”一声下跪，含泪哭求：“放我一命！”连不可一世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也在受审之间下跪发誓，请求饶恕。最可笑的他们不仅跪法官，连掌握了自己确切证据要举报的举报人也照跪不误，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涉嫌受贿457万余元，就曾在多个不同场所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中国的“跪文化”早在辛亥革命就已经被扫入到历史垃圾堆了，想不到现在被一帮贪官“发扬光大”了。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中国的制度却可以让成千上万百姓见了会发抖的共产党官员全然忘却自己是负责任的成年人、是有骨气的男人。之所以这一体制能造就出“儿孙的心态和形态”，主要在于它可以让每一个官僚感到恐惧、无助和幼稚。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中国的官员还处于蒙昧时代造就的“未成年状态”。刘晓波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未成年”就是人类在主观意愿上屈从于理性无能的状态，自愿屈从于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即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生存状态。而摆脱未成年状态，就是人类向囿于被动状态的蒙昧进行主动挑战，正如康德所号召的那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就是人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而乞求于权威的意愿，而“成年人状态”就是摆脱对权威的依赖而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的意愿，使人从被动状态变为主动状态的意愿。（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第419页）

当官当到如此境界，体制外的力量要撼动中国的既得利益寡头集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更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可以期盼，某天中国的官僚突然摆脱了政治幼稚病，有了做真正负责的成年人的冲动、做顶天立地男子汉的欲望，这一套扭曲人性、压抑尊严的制度就会坍塌了。[这个想法很奇特的哩~~~~]最后引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南非的“经济奇迹”

秦晖

　　南非的经济“奇迹”有两个特点：一是外向型，由于多数人口（黑人）消费能力低下，南非长期“内需”不足，利用外资、开辟“外需”是南非“奇迹”的特征。1957年-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 “超高速”增长：贸易顺差，1950年为1.43亿美元，1980年激增为74.30亿美元，以后才随“南非模式”的危机出现下降。资本项目顺差，1965年为2.15亿美元，1982年达23.66亿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长达15.2%，但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后就急剧下滑，1985年后出现了负数（资本外逃）。此前，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

　　二是南非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经济增长。由于“低人权优势”，南非国家可以随意圈占黑人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做不到的。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的建设却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其里程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三。

　　“南非奇迹”主要富了白人，但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但仅就这句话本身而言，应该说也是事实。持续经济增长使得哪怕是在这种体制下受欺负的黑人，生活也在提高：纵向看，他们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南非多年来一直是周边各国，尤其是莫桑比克、马拉维、斯威士兰、莱索托、津巴布韦等国大量黑人劳工的打工地，其数量占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很大比重，甚至更远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也有在南非的打工者。尽管南非这些外籍黑人的待遇还不如南非本国黑人劳工，但显然他们在南非的收入要高于在本国，否则他们不会来。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黑人占人口的3/4，个人收入只占1/4。1982年，南非全国白人雇员月均工资1073兰特，黑人雇员278兰特，两者之比为3.9：1；1987年白人1959兰特，黑人593兰特，两者之比缩小至3.3：1，黑人工资增长了113.31%，白人工资增长了82.57%，但绝对差距却由1982年的795兰特扩大为1987年的1366兰特。这些数据表明：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 “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50%以上和进口的25%。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 ‘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 “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

　　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 “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中国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 “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的国家财政给白人 （只占人口的1/4左右）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既无自由也无福利”。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

　　畸形的“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它们由于本国资本不肯放弃在南非赚钱的机会，在制裁南非的问题上往往半心半意，使制裁有名无实，客观上放纵了南非。但从“人权外交”的角度看，再有名无实的制裁毕竟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其对南非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在南非国内英语白人的呼应下更是如此。

　　然而另一方面，历史上英国人欺负过布尔人，并通过以强凌弱的英布战争灭掉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因此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布战争中布尔人遭到“屠杀”，在“集中营”里大批死亡，给布尔人留下深刻的创伤。南非各地有关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博物馆、历史遗迹等等星罗棋布，时刻提醒布尔人——现在的阿非利卡人勿忘过去。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阿非利卡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于是他们在压迫黑人时，对英语居民乃至以英美等英语世界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规劝、指责与制裁还特别理直气壮，认为你们过去欺负我们，现在有何资格跟我们讲人权？

　　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都早，”而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

　　于是阿非利卡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正义性”。这就不难理解南非何以如此顽固坚持种族压迫，而且如此振振有词。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在南非废除奴隶制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并恼怒地斥责此举破坏了白人与黑人间 “合乎体统的关系”。由此导致的英布关系紧张，在几十年后最终演变成为英布战争。1910年，原英国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演变来的殖民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合并，成立布尔人主导的南非联邦。当时布尔人通过的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英治下允许黑人购置与拥有土地，黑人区可以选举代表，建立权力有限的议会等，独立后布尔人说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东西，都废除了），于是就有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请愿，要求英国政府阻止这一进程，他们因此被骂为“南非奸”、“英国人的同伙”，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内政等等。布尔人理论家在论证“有序城市化”等特色理论时，经常把英美狠批一通，如20世纪30年代南非联邦主管土著经济的霍洛维就声称：美国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不成功的，不能把它强加于南非。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却顽固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在后来阿非利卡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以“反殖民主义”来抗拒人权平等等普世价值压力的做法更是愈演愈烈。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 《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结果在阿非利卡人中引起强烈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阿非利卡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同年另一件“外国人干涉内政”的事件是黑人领袖、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主席卢图利大酋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当局又一次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者对阿非利卡人有偏见”。

　　相反，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怀有好感，曼德拉曾自称“亲英派”，他说：“英语对阿非利卡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这英语世界两大领袖发表 《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原则，阿非利卡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并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文本发表了《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支持黑人解放的精英。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个理由是 “文化差异论”，他们以此否认普世的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黑人如果像白人那样要求自由，那就是中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毒，就是被“西化”了，只有乐于当奴隶，才算保持了他们的“优秀传统”。南非官方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白人喜欢自由，黑人喜欢被奴役，这是他们各自的“文化特征”，保持这种种族“文化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持和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因此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把黑人与白人分开“各自发展”，他们就可以避免外来影响而实现自己文化的 “复兴”了。因此南非的各个种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园发展其文化，黑人的家园就是“班图斯坦”。在班图斯坦实行“自治的部落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因此布尔人掌权之后，就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专制为主的“班图制度”。

　　对此南非黑人领袖给与断然的反驳。纳尔逊·曼德拉指出：人权是所有种族与民族都必不可少的。“人民要民主，……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 （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南非称之为“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 （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 “征发劳工”，（即征发劳工——持证 “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三阶段。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南非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南非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 “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 （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此时，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

　　在“经济奇迹”中，南非“进城黑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20世纪90年代更超过70%。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

　　“通行证”：沙佩维尔之痛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以及由政府建立的特殊强力组织）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早在1760年，布尔人当局就规定黑奴外出需持 “通行证”，1809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有类似规定。由于黑白人外貌易于区分，凡是非有组织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一出现就是非法，几乎用不着查证件就可以被拘留遣返，所以那时“通行证”还不重要。

　　“流动劳工”盛行后，非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了，“通行证”也就重要起来，以致到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南非的这种“通行证”阿非利卡语叫Dom Pas，相当于英语Pass。这个词由动词“通过”而来，演变为名词后我们习惯译为“通行证”。这种证件其实是白人当局准许黑人打工的证明。官方定义持证流动的黑人“只是暂时性”被允许留在城市，证件上标注有 “暂时寄居者”（Temporary Sojourner）字样，其实译成“暂住证”更准确。通行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 “流入控制”（Influx Control），白人当局通过它规定黑人劳工准入的地区与行业。南非官员认为，“暂时寄居者”的身份适合于黑人劳工，他们被允许工作，但他们不能被当作市民看待。

　　20世纪50年代的南非学者指出：“今天非洲人的法律地位是：警察可以在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逮捕在约翰内斯堡大街上走路的非洲人。”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每年都有大量“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留。如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南非并无 “严打”、“运动”的传统，南非黑人办这种歧视性证件也基本不收费。

　　《通行证法》一直是南非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对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者开枪，打死69人。“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在南非黑人的抗争中，当局出现了某种改良。1978年后对黑人的通行证检查“放松”了，黑人不必当场出示证件，只要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在以后几年里，黑人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对于不能出示通行证者逐渐改用罚款来代替拘禁。1986年，南非当局正式结束了人口流入控制，废除了通行证，但仍通过住房政策来维持对黑人的管制，通过清理“违章建筑”来驱逐他们。通行证法的彻底废除还是在南非民主化以后。

　　“没有贫民窟”的奇迹：索韦托

　　有了“暂住证”，还有一个在哪里“暂住”的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出现大量都市贫民，他们常常并不是都市原有居民“两极分化”，其中一些人“沦落到”贫民窟里。“贫民窟”通常都是由外来的新移民构成。从逻辑上讲，新移民的居住无非有这么几种可能：如果他们足够富裕，可以购买或租用一般商品房。如果他们无力这样做，那么在“福利国家”里，他们可以向国家申请廉租公屋；在“自由放任”国家，得不到住房福利的穷人可以得到 “自由”，自己盖简陋的小屋，或者租用“廉租私屋”——这两者都被称为贫民窟。

　　人们批评贫民窟现象，是出于同情贫民，希望国家提供住房福利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而绝不是主张把穷人赶走。他们往往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把穷人赶走的地方。所以，看到某个地方没有“贫民窟”，他们就会认为那里没有“贫民”而啧啧称赞。当然，南非不会得到这样的称赞，黑人与白人一望便知。南非的“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清理”黑人的结果。

　　按照南非当局的本意，“流动工人”应该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自己单身进城打工，打到30多岁青春耗尽，就回到“家园”自生自灭。因为南非强制实行黑人土地部落所有制，禁止黑人私有、买卖和处置部落分配给各家庭的“份地”，因此官方假定他们在“家园”是有“退路”的，城市无需操心他们青春被榨干之后的归宿，只要禁止他们私搭乱建 （illegal squatting）就万事大吉。因此官方在“白人城市”的边缘设立了许多 “集体宿舍区（dormitory town）”或 “集体宿舍院(dormitory compound)”，并设立了宿舍区与工作地之间的通勤交通。

　　集体宿舍区的通勤交通比较发达，而棚户区则往往通勤不便。但是，南非黑人却普遍认为，能够全家团聚在棚户区的黑人劳工，其处境比单身住集体宿舍的“流动工人”好。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无法建立家庭生活。南非黑人抗争时最突出的抗议标语就是这种制度 “破坏家庭”、“毁灭儿童”。非国大的一份出版物（Migrant Labourand Segregation）指出，他们“几乎是长久地与家庭分离”，而“对于年轻并且性行为活跃的夫妻而言，长期分居将导致家庭破裂”，许多打工者因此“从来没有形成过家庭”。

　　南非当局不会允许黑人在 “白人城市”里形成贫民区而打搅白人的安宁、破坏白人的审美情趣。于是在“清理”与反“清理”的长期较量之后，南非当局转而采取“城外城”的方式安置黑人家庭，于1930年在约翰内斯堡西郊划出一个 “西部区”（Western Areas），允许黑人搭建棚户。

　　随着约翰内斯堡城区面积的迅速扩展，当初划出来的“西部区”成为白人城区发展的障碍。为了扩大城市，开发房地产，就要把黑人赶到更远的郊区。于是在1945年，白人当局废除“西部区”，在更远的西南郊建立“西南城区”来安置黑人劳工。这里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20公里。以北京比喻，相当于把黑人从“二环外”赶到了“四环外”。

　　西 南 城 区 即 South Western Township，后来缩写为Soweto，即索韦托。当时对于Soweto这个缩写，许多黑人另有解释：索韦托就是So Where T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这就是南非特色“种族隔离型贫民区”的由来。这种安排之所以为千夫所指，不在于这里允许黑人安家，而在于其他地方都不许黑人安家。

　　种族隔离时期索韦托的恶劣条件举世闻名。这里陋屋连片，一望无际，聚居人口到20世纪80年代已达200万，远超过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它的公共设施简陋，治安恶劣，社会动荡。不仅犯罪率奇高，而且是各种黑人抗争事件的发生地与黑人解放组织的 “革命摇篮”。与之紧邻的“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却因“没有贫民区”比欧美城市还漂亮。“天堂般的约翰内斯堡与地狱般的索韦托”形成鲜明对比。

　　民主化后，约翰内斯堡允许黑人贫民入住，不再是“白人的天堂”了。但索韦托也不再是地狱。由于市场竞争向黑人开放，过去普遍贫穷的黑人出现分化，黑人资产阶级兴起，中产社区与“富黑人”的豪宅也在索韦托出现。同时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电力、供水、通讯、医疗水平都明显提高，体育场馆与学校也大量出现。今日索韦托已经从“隔离”中的纯粹贫民区逐步变成贫富混合居住的正常都市区。“索韦托就是sowhereto”的说法如今也已有了新意：So，where to？Soweto，of course！“到哪里去呢？当然是索韦托！”即将举行的世界杯主赛场就在索韦托，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民主南非的新面貌。

　　南非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的“群己权界”必须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自由体制下的“私权”（其中当然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 “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国家”才会把管制土地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的“被集体化”，以适应“圈地运动”、“卖地财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的冲突。在17世纪，布尔人政府以土地国有的名义，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租”给布尔人农场主使用。这种制度与当时的黑奴制并行，成为布尔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

　　19世纪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在推行废奴改革的同时也试图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当局宣布废除任意圈地的混乱制度，国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拍卖后土地即为私产，可以自由交易。这种只认货币、不论身份的私有制逻辑如果延伸下去，则黑人也将有可能购置地产，而白人国家将不便强征。因此这一改革受到布尔人的强烈抵制，一直难以推行。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又规定黑人可以自由迁徙，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这一举措更惹恼了布尔人，最终引发了布尔战争。

　　英国战胜后为安抚布尔人，不再坚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战前布尔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国家圈走的情况下，该法伪善地在余下的黑人地区实行 “平均地权”，规定部落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每份不超过10英亩，一家不能拥有多份，份地不能买卖；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给黑人。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仍然在土地问题上博弈，并在争论中通过1913年、1936年两个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南非白人国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私有地权制度，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严格禁止黑白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在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放弃了农牧业而转变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转给其他白人农场主，或流转给国家用于项目开发，但决不能流转给黑人。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

　　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结构”给南非白人当局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当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即便黑人长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权利，同时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内拥有份地为理由，把所谓保障的责任推卸给黑人部落，否认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他们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 “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一次次地把危机转嫁到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国家以防止“黑人无地”为由，伪善地维持黑人部落集体所有制，但国家却可以凌驾于“集体”之上，利用不承认黑人土地私有权的方便，任意廉价征地，把黑人从一块又一块的故土赶走。因此，白人国家“兼并”黑人土地的问题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国家都严重。当1936年南非土地关系最终定型时，占总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统治的“国家”）却拥有全国土地的87%。

　　有人说，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城里出现大片贫民窟是由于农民土地私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造成 “两极分化”，使大量“无地农民”涌进城市。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理论家如汤姆林森，也以类似理由禁止黑人私有土地。但历史与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印度、拉美确实有无地农民的问题，但这是历史上的强权掠夺所造成，并非“小农私有，两极分化”的结果。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没搞激进土改，但私有的土地并非不断集中、而是不断分散的。过去那里“无地农民”比现在多，城里贫民窟却远没有现在的规模。显然，只要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无论什么“所有制”下的农民都会产生进城动力。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也不是因为他们强制黑人搞“土地集体所有”取得成功，而是因为南非比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更能搞严酷的“城管”、更能驱逐黑人并将其禁锢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

　　相关链接

　　有关当时南非的体制，学界和南非官方常用以下几个术语：

　　“二元体制”（dualism)：

　　学者常常用这个术语来称呼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黑人与白人的不同待遇。这个术语来源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W.A.Lewis）模型和不发达社会学中的波耶克（J.H.Boeke）模型，曾被广泛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刘易斯等人讲的“二元”仅指城乡发达程度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并没有制度性歧视造成身份等级的意思。一些有识之士也指出，把制度性的“城乡壁垒”称为“城乡二元”，有把制度性歧视混同于一般城乡差异之嫌。种族隔离下的dualism并不是刘易斯所讲的那种概念，而是一种制度歧视。

　　“流动工人”(migrant labors)：

　　南非经济起飞的支柱制造业主要靠黑人劳工，当局要他们在城里只打工不安家，把户口留在“黑人家园”，因此给他们的官方称谓是 “流动工人”——不称为“黑人劳工”，也有掩盖种族歧视之效。Migrant一词有“移民”和“候鸟”、“往返迁移动物”二义，南非官方正是用的后一含义，即“都市中非移民的打工者”、“候鸟型工人”。按照南非种族隔离理论家W.W.埃塞伦的说法：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言之，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

　　“有序的城市化”(orderedur－banization)：

　　这个概念最初是南非一些医学界人士对黑人移居城市带来流行病和性病的问题提出的迁徙管制建议。后来这个概念被无限引申，把一切“城市化弊病”如贫民窟、脏乱差、治安问题等等都归咎于黑人进城，从而对黑人厉行管制，并且成为种族隔离时期的重要“国策”。为此，南非实行了一系列“关键控制措施”，如1951年通过的 “防止违法擅占法（PISA）”等，黑人贫民区被视为“违法擅占”（illegal squatting），当局经常以整顿市容、惩治“擅占”为名犁庭扫穴。美国等民主国家允许黑人进城形成贫民窟，则被南非官方文人斥责为“失败的、无序的城市化”。在“有序”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黑人进城做苦力，遇到萧条就视其为“多余的人”而加以驱逐。黑人成了“有序城市化”的牺牲品。

—— 原载: 经济观察报

谷哥走了，狗搜来了，百度快完蛋了

作者：解滨


　　不是危言耸听，百度确实快完蛋了。

　　几个月前谷歌滚蛋时，就有人预言：谷歌一走，百度树大招风，将成为下一个活靶子。那话当时没几个人信，百度的股值直冲云霄。但事隔仅三个月，牛气冲天的百度就开始撞墙。

　　本星期，由官方投资兴建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正式出笼。这个举措，令百度不寒而栗。连傻瓜都懂，在我国你跟政府较劲，你找死。这一次百度行将ＰＫ的，将不是另一个强大的商业对手，也不是什么新的技术革命，就是这个压倒一切、令人胆寒的政府！

　　百度到底招谁惹谁了？

　　百度谁也没招，谁也没惹。百度自打开业那天起就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对政府言听计从。上面叫屏蔽哪个字就屏蔽哪个字，上面叫谁死谁就从百度的搜索结果彻底消失。如果说谷歌是不知好歹的外来客，百度就是百依百顺的小媳妇。谷歌滚蛋了，小媳妇的日子本应该更好过了，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百度千好万好，只有一点不好，这就是出身不好。

　　在我国，出身问题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出身好了，你一生的大事差不多都解决好了。你没看这二十多年来富的都是些什么人？你没看那军队里军长以上的官都是什么出身？你没看那谁谁家的孩子虽然本事不大，但想经商立马成商界巨贾，想从政当即就变政坛巨星？你没看那位工农兵学员大哥都快成ＸＸＸ了？“自己的孩子”，人家放心，晚上睡觉也安心。

　　百度一生下来就是个西人的野孩子。

　　百度的那个搜索引擎，全是按照西人的普世价值设计出来的，没有一点我们中国的特色，更没有照顾我们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技术上来说，百度的数据库是依靠一个叫“网络蜘蛛（ｃｒａｗｌｅｒｓ）”的软件，先通过网络上的各种链接自动获取大量网页信息内容，并按一定的规则分析整理（ｉｎｄｅｘ）形成的。当有人搜索信息时，先从自己ｉｎｄｅｘ好的信息中找好答案，然后送出去。这和谷歌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绝大多数搜索引擎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个做法错在哪里呢？错在平等对待一切搜索目标，没有轻重缓急，没有主次之分，更没有政治头脑。比如说，对待政府的喉舌网站，并不会放在比搜狐、网易、天涯那样的平民网站更重要的位置，优先获取其信息。有的网站明明包含不河蟹的信息，百度也不将其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这就人为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因素。虽然终点用户的搜索结果在送给客户前已经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过滤，但原始信息毕竟已经存储在数据库了，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失误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信息泄露，影响安定团结。

　　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我国的绝大多数大型群体事件都是那些民间网站先起哄的。各省市，各地区的政府网站基本上自觉抵制那些不河蟹的信息。但百度却不分主次，仍然把那些不良信息给搜到了并ｉｎｄｅｘ好了，在有关部门发出屏蔽令之前还是让那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信息流落了出去。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百度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搜索结果的显示上不能很好地猜度有关部门的心意。例如，今年六月份的第四天，我国某个前领导人的名字突然从百度消失了。这件事处理得很不好，在老百姓中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猜疑。为什么呢？因为百度没有那个自动把所有政府不喜欢的信息从数据库中剔除出去的功能。这样一来，对于那位领导同志的信息，要么全部显示，要么全不显示。全部显示，那他最近做的一件事也就要显示出来，那很不利于我们的形象。全不显示，老百姓就传说他被河蟹了，更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百度是个貌似老实但却暗里使坏的小媳妇，坏媳妇，早晚要休掉她。

　　百度其他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百度虽标榜自己是中国的搜索引擎，但搜索结果却有很多来自外国的东西。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并不需要外国的东西。另外，百度的老板也在外国镀过金，这让人很不放心。

　　最最重要的是：你百度属于哪个部哪个委吗？你百度是国企吗？你百度里面有建立支部吗？我们可以任命或撤换你的领导吗？我国所有的关键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石油、广播都是国家机构，就连网络干线也是国家拥有和集中控制的，唯独这个搜索引擎不是自家的孩子，当初就犯了个大错误啊！

　　针对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完全反映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民搜索（ｗｗｗ．ｇｏｓｏ．ｃｎ），简称狗搜。这也是世界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由政府建立的搜索引擎。这个崭新的搜索引擎，集中了我们的最新的智慧和技术，采用了当代最成熟的过滤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处理不良信息的大问题。它有以下四大好处：

　　第一，它是自己的孩子，领导绝对放心。

　　第二，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良信息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所有搜索引擎的最大问题是不分区别地搜索和ｉｎｄｅｘ网络上的一切信息。目前如果要堵住某些信息，只有在显示前加以过滤。这样做常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结果。而狗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开始干脆就不去搜索和ｉｎｄｅｘ那些不良信息，源头就这么给堵住了。这个搜索引擎的奥妙是：只去搜索和ｉｎｄｅｘ中国官方拥有的和认可的网站，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良信息的问题。

　　第三，它充满中国特色。对于搜索结果，可以完全按照上级意志，有重点，有先后地显示出来。例如，人民网的东西会自动优先显示，乌有之乡那个网站上的东西，干脆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第四，它最令人放心的是：完全没有来自国外的任何信息。即便你放入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的关键词进去，搜索结果也仅仅是国内网站上（或中国政府拥有的海外网站）的信息。这太好了！我们再也不必受洋人的气了。

　　举个例子：今年六月第四天被百度河蟹的那个人，在狗搜就完全可以搜索出来。但是也不必担心他最近做的那件事情给搜出来。这才叫真正的河蟹！这并不是因为狗搜会屏蔽，而是因为狗搜就不去搜寻和ｉｎｄｅｘ含有那件事的信息的那一类网站。数据库里本来就没有存进去的东西，上哪去显示出来？用得着屏蔽吗？这一点，百度做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搜索引擎都做不到。

　　所以我说百度快完蛋了。要不了多久，政府各大网站的搜索引擎都要换成狗搜。然后智能手机的搜索也要换狗搜。什么新浪、优酷、凯迪也要跟进。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被狗搜咬屁股。

　　百度的问题并不在于表现，而是在于出身。任何一个采用了西方搜索引擎的原理建立的搜索网站，都具有那种先天不足的毛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脱胎换骨，解决出身不好的问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搜索引擎。最简单的办法，百度可以合并到ＸＸ部下面的某机构，或者干脆与狗搜合并，员工都成公务员，然后把支部建到各部门。这是比较现实的出路。当然，那样做股民可能会吵翻天。另外一个ｏｐｔｉｏｎ就是豁出去，像去年千万网民斗驴霸那样，拼个鱼死网破。百度没有谷歌那样傲气的资本，但却有亿万网民撑腰。反正都是一死，轰轰烈烈地死，总比窝窝囊囊地死来得痛快。

　　谷哥走了，狗搜来了，百度快完蛋了。下一个是谁？

　　河蟹盛世啊！

脂肪的是非

方舟子

最近我参加了一期关于保健的电视访谈节目，在录制过程中有两名来自不同领域的“观察员”与我进行讨论。其中一位是保健品公司的老总，观点自然处处与我相对。另一位是一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研究室主任，按理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因为我所讲的，无非是国际医学界公认的一些常识。实际上却不然，这位医生时不时地会以“临床经验”为依据提出一些独特的观点对我的说法表示异议。

例如，我谈到要提倡低脂肪饮食，特别是要尽量避免摄入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该医生就很不以为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人体所必需的，适当地摄入有益健康。我们就这个问题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观众听得头都大了，主持人连呼“饱和了”。最后我说，我不过是在普及国际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果对此有不同看法，应该写成论文发表到学术期刊上，不宜在媒体上争论。事后我发现，该医生以前已在媒体上发表过提倡适当摄入饱和脂肪酸的观点，指导消费者如何选择食用油，“饱和脂肪酸与不饱和脂肪酸都是人体所需，两者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如果是清淡主义者，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多选择动物油，而如果是‘无肉不欢’的人群，最好选择大豆油等植物油。”

在媒体上经常看到“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欧米茄3脂肪酸”之类的化学用语，但是许多人并不明白其确切意思，那就让我们先来学一点生物化学知识，才能理解其中的是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油水”，指的是脂肪。脂肪由脂肪酸和甘油结合而成。脂肪酸的样子像一条长长的链条，它是由一个个的碳原子串起来的，碳原子上面还有氢原子与之相连。根据链条的结构，把脂肪酸分成三大类：链条上每一个碳原子都尽可能多地与氢原子结合，达到“饱和状态”的，就是“饱和脂肪酸”。有的脂肪酸的链条中间，还有可以和氢原子结合的位置空着，处于“不饱和状态”，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少了一对氢原子，称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少了多对氢原子，就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根据氢原子的缺失位置，多不饱和脂肪酸又分成欧米伽－3和欧米伽－6两类。根据碳链上氢原子的位置，不饱和脂肪酸又可以分成两种，如果氢原子都位于同一侧，叫做“顺式脂肪酸”，链的形状曲折；如果氢原子位于两侧，叫做“反式脂肪酸”，是直链。反式脂肪酸的性质类似于饱和脂肪酸。

脂肪是体内储存能量的物质，脂肪酸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生理活动。体内的脂肪酸有的是饱和的，有的是不饱和的，我们是不是都必须从食物中补充它们呢？一般人，甚至包括一些医生，会这么想，以为人体内有什么物质，就必须补什么物质。这种想法太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和代谢。实际上，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并不是人体必需，人体可以从其他来源（碳水化合物）合成生理活动所需的饱和脂肪酸。只有两种脂肪酸是人体必需而又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靠食物提供，称为必需脂肪酸。它们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属于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亚油酸和属于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α-亚麻酸。

可见食物中的脂肪酸大部分是人体不需要的，把它们吃下去，有没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呢？这涉及到胆固醇。胆固醇和脂肪酸都属于脂质，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重要的生理功能。食物中的胆固醇虽然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但是并不是人体必需的，因为人体可以在肝脏内自己合成身体需要的胆固醇。

体内合成和从食物中吸收的胆固醇无法在血液中溶解，它们要借助于一种由磷脂和蛋白质组成的载体——脂蛋白来运输。脂蛋白主要有两种：低密度脂蛋白（简称LDL）和高密度脂蛋白（简称HDL）。大多数胆固醇由LDL携带，如果血液中LDL－胆固醇含量过高，就会慢慢地在动脉管壁沉积下来，形成粥样小瘤，导致动脉硬化。因此LDL－胆固醇有时被称为“坏”胆固醇。而HDL－胆固醇则被称为“好”胆固醇，它能够把血中胆固醇送回肝脏，甚至清除动脉管壁中沉积下来的胆固醇，防止粥样小瘤的形成。

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能促使身体合成更多的胆固醇，而不饱和脂肪酸却会降低血胆固醇的含量。多不饱和脂肪酸会同时降低“坏”胆固醇和“好”胆固醇的含量，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在降低“坏”胆固醇含量的同时，却不影响“好”胆固醇的含量。

即使从食物中摄入非常少量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或胆固醇也能逐渐增加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含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对这类不是人体必需反而有害的脂质，不能讲“适量摄入”，应尽量避免摄入，尽量用不饱和脂肪酸取代。食物中的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动物脂肪和某些植物油（包括椰子油、棕榈油和可可油），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油炸和使用氢化植物油的食品，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植物油和海产品。但是富含“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食物往往也是营养丰富的食物，没有必要完全不吃它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办法，例如去除肉类中的脂肪，选用低脂或脱脂的奶制品，少吃蛋黄（鸡蛋中的胆固醇主要在蛋黄中），少吃油炸食品，少用食用油，不用动物油，要用不饱和植物油。

2010.6.21. （《中国青年报》2010.6.24）

测绘部门是个王八蛋部门，我已经说过了

上海学生手绘世博地图获奖 测绘管理部门却要罚款

　　眼前的“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正面以世博会场馆区和中心城区为主，构成“世博会周边地区及中心城区图”，主要展现世博会场馆周边交通、中心城区主要旅游资源以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分布情况；反面则主要为“世博会场馆图”、“上海轨道交通图”。

　　纪晓宇介绍，这份地图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使用者首先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地图上寻找最近的绿色公交线路，“有绿色线路的地方，就一定能抵达世博园区。”此外，地图上还标注了20多个上海著名景点、商业街区、星级和连锁酒店等实用信息。

　　地图的另一大特色是没有严格遵循比例尺，世博园区周边以及园内各个场馆等都放大了比例，根据表示信息的详略需要，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比例，以保持整幅地图的视觉美观，也方便查找。

　　这份“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没有严格按照一般地图的比例绘制，详略得当很实用。

　　“我带了一份特别的地图。”昨天，在市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市人大代表、七宝中学校长仇忠海在发言时聊起了题外话，他特意向市人大副主任郑惠强等领导展示了由七宝中学高二学生纪晓宇自制的一张“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随后，仇忠海话锋一转，透露该地图虽然受到多方欢迎，但却遭到市测绘管理办公室的质疑，最近还被要求整改甚至差点被罚款。

　　仇忠海坦言，学生、学校对此感到很委屈。而市测绘局则表示，任何人都要按章办事。

　　“不是严格按照一般地图的比例绘制的。”昨天，当着在座的领导和人大代表，仇忠海代表对学生纪晓宇的手绘世博地图赞许有加，他手上的这份地图远看外形和市面上的上海地图相似，但内容是不同的，浓缩了诸多世博内容。

　　这份“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凝聚了年仅17岁的少年纪晓宇长达9个月的心血，仇忠海介绍，这份地图不仅获得了第25届“英特尔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还赢得了世博巴士司机的欢迎。
　　

　　地理怪才

　　手绘世博出行地图

　　在七宝中学地理老师柳英华眼里，纪晓宇是个少见的“地理怪才”。

　　高一时，他在纪晓宇班级教地理，发现这个孩子正默默地在地理课本上描绘一幅地图。“当时我很惊讶，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爱好。”当时，纪晓宇不过是以自己家为中心点，将周边一些道路等信息描绘下来。

　　后来柳英华了解到，纪晓宇平时最喜欢购买各种地图，不停地翻看、比较，并像“啄木鸟”一样，将自己发现的一些与实际不符的差错标注在地图上。他对地理和城市道路规划的热情，都是常人少有的。

　　“我平时也喜欢翻看一些地图，我发现里面公交信息相对比较弱，而现在上海世博会有个主题就是提倡绿色出行，公交优先，我就想绘一张公交信息充分点的地图，于是就有了这个想法。”纪晓宇说。

　　纪晓宇通过问卷调查，将与世博相关的公交信息、场馆信息、餐饮、购物、景点、住宿等相关配套服务信息确定为主要的设计内容。

　　通过一遍又一遍的比对、信息搜集和综合描绘，一张手绘地图逐渐清晰。

　　反响很好

　　世博司机都来要地图

　　在纪晓宇手绘的原始稿上面布满了绿色、蓝色还有用修正液等不断修改的印记。纪晓宇说，“我希望这份地图能带给参观世博会的人便捷，引导他们通过公交、轨交等低碳环保方式去世博场馆。”

　　纪晓宇介绍，这份地图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使用者首先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地图上寻找最近的绿色公交线路，“有绿色线路的地方，就一定能抵达世博园区。”此外，地图上还标注了20多个上海著名景点、商业街区、星级和连锁酒店等实用信息。

　　据了解，纪晓宇从去年6月开始构思这份地图，直到今年3月初才正式印刷。为了制作地图，晚上做完作业后的时间还有双休日都被他利用起来，有时忙到半夜12点。

　　纪晓宇的努力得到了七宝中学校方的支持，柳英华老师为其指导和校正地图，校长仇忠海闻讯后决定由学校出资帮其印制，首次印出的6000份地图很快就被一抢而空，校方又加印了上千份。当时仇忠海认为，这既是学生完成的一份精美作品，也是很受人喜欢的一份礼物，“世博会时送送人，肯定吃香”。

　　而真到了世博会，地图的反响好得出乎意料，仇忠海昨天告诉记者，“连世博巴士的司机都来要这个地图，他们都反映说这份地图很好用。”

　　麻烦来了

　　测绘管理部门找上门

　　但是，伴随着热烈的反响，麻烦很快随之而来。

　　仇忠海介绍，此前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派人找到七宝中学，虽然仇忠海解释这份地图的制作不是出于商业目的，也不对外销售，但是测绘管理方面还是表示普通市民不能自己制作地图，要求校方进行整改，一度还提出了罚款的要求，这让仇忠海感到很无奈。

　　纪晓宇的指导老师柳英华表示，“之前考虑这是学生层面的作品，只是一种尝试，所以也没考虑很多。作为一个学生的作品，我们的定位主要是内部交流。”柳英华介绍，此前如果是特别有需要的人，可以到七宝中学的网络平台上进行查询和下载，而所有这些也都是免费的。昨天，仇忠海在市人大会议上展示的手绘地图上也注明了“内部交流，仅供参考”这8个字。

　　对于这场飞来的麻烦，纪晓宇本人不愿表态。

　　相关案例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擅自出版地图册案

　　2009 年6月，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接到群众举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擅自编制销售未经测绘管理部门审批的系列地图册《上海旅游随身向导》，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立即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未经审核擅自出版中、英、日、韩、法等五个版本的《上海旅游随身向导》各3000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行为违反了《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八条关于地图审核的有关规定。在调查过程中，该出版社书面承认违法事实，主动停止销售问题地图册，并在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现场监督下，销毁了未出售的问题地图册共99箱9900本。2009年11月24日，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依据《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关于未依法送审地图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责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停止编制、销售违法《上海旅游随身向导》地图册，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石狮市万通网络有限公司擅自编制地图案

　　2007年9月，福建省测绘局根据群众举报，对石狮市市场上发现的既没有审图号，也无地图编制、出版、印刷单位的《石狮市城区图》广告地图进行立案查处。

　　经查，石狮市万通网络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未经测绘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在未取得地图编制测绘资质的情况下，利用福建省地质遥感中心提供的《石狮市城区图》数据资料，擅自编制登有广告的《石狮市城区图》(对开版)500张，并收取广告费。2008年5月5日，福建省测绘局依据《福建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非法编制出版地图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该公司作出立即停止编制地图行为，限一个月内收回并没收已印制的500张《石狮市城区图》，并处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

光荣榜

封上你的嘴

推倒柏林墙 @ 2010-5-20

有一回我的同学把我的文章转到淫淫网，内容是调侃我党在领土问题上的不作为，结果挑逗得另一同学高潮迭起，大骂作者大脑有屎（当然，他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可恨的网特汉奸轮子美分就是我）。此君先说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地缘政治说不清楚，然后又说作者写得都对，但是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叫大家赶紧洗洗睡。当时我就崩溃了，既然写得都对你干嘛骂我大脑有屎，一个人要是在现实中也这副操性我估计他活不到成年就已经被各种路人甲乙丙揍得生活不能自理了。至于说什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云云更是可笑了，鲁迅天天编小故事变着法子的骂中国人，哪一篇文章有解决实际问题了？

这位同学说了那么多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对解决实际问题同样没有任何帮助的废话，真正的重点其实就是两句话，充分表明了他跳出来的目的。一句是开场白“作者大脑有屎”，另一句是结束语“大家赶紧洗洗睡”。诸位所见，我国有一种爱国青年并不直接反驳你的意见，而是压根就不想让你发表意见，此人嘴上给我安的罪名叫“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从那句“大脑有屎”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想法是“你的文章让我非常不爽”。为什么批评我们伟大政府几句，哪怕“写得都对”，也能让他这么不爽呢？很多人可能已经对爱国粪青司空见惯，但我倒觉得，这些人不是爱国，恰恰相反，他们才是最害怕这个国家的人。

虽说我们这代人没见识过高压水枪催泪弹，多数人没被城管揍过，更没在看守所里躲过猫猫，二十年多年前我们也看不懂新闻联播，但是我相信只要稍微还有点眼色的人，只要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过，都应该非常了解在中国装孙子的必要性。在国内的论坛上一旦扯到政治话题，经常会有人跳出来说“莫谈国事”，以免“连累论坛”云云，这种小细节充分体现出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实际印象，口称爱国的人其实内心非常清楚枪杆子政权到底有几分能耐。这些人不愿意放任你的“大逆不道”，就像人质不愿意别人触怒劫匪一样，但是他们的理性又明白你说的都是事实，无法进行有效的反驳，因此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把你的嘴给封上。

而真正的爱国粪青往往还要尽自己所能和你缠斗一番，不会轻易放你洗洗就睡。像我大学时的三位舍友，其中一人为党员。每晚卧谈时，党员同志一聊起女人八卦就兴奋异常，一旦我说起那些历史书上没有的历史和新闻联播上不播的新闻时，人家马上党性大爆发，严肃的说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睡觉。另外两位舍友则是一边说“我不信我不信”，一边出于好奇心怂恿你“赶紧说下去”，这才是无知型爱国粪青的正常表现。开头写到的那位同学也是个典型，平时你乍一看感觉他还像个反动分子，私下里一副“哥才看不起共产党这群土鳖”的架势，偶尔不痛不痒的抨击一下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类的，其实是在为自己制造一个“我很勇敢”的假象。你要真把话说白了说透了，他跳得比谁都高，吼得比谁都凶，因为你破坏了他的安全感。此君以前信誓旦旦的跟我说将来绝对不入党，后来入没入党我是不清楚，反正跑去新华社当了个记者，搞得自己比党员还要更不入流。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还羞于承认自己的懦弱，他们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了“爱国”，封你嘴的时候也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明，而是要找好足够体面的借口，例如“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云云。另一些人会采用更进阶的伪装方式，在中国的网络上时常出现那么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会告诉你社会就是这么残酷要努力适应，你废话那么多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多赚钱养家糊口才是王道。你要是反驳他，他马上就会说你是只懂抱怨的loser。奇怪的是这帮人每天不厌其烦的扒在网上，像祥林嫂一样宣讲他们的理论，我要是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的成功人士，我能闲得这么蛋疼吗？这帮人废话这么多，除了得罪一票人以外，同样“没有任何效果”，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才不会做这种多余的事，他们巴不得全世界都是loser。

还是我们江核心总结得好，“闷声发大财”，说多了你就不蛋定了。这些人并非彻底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曾经有过理想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这个外来词现在在西朝鲜用滥了，越来越不知所云。其实西朝鲜人除了少数看破红尘的，不大有犬儒主义者，他们血液里流淌的是西朝鲜源远流长的环境哲学、适应哲学，也就是动物哲学，宿命论哲学，与荣誉感截然相反的虚荣哲学。犬儒主义固然也有动物哲学的意思，但既没有荣誉感也没有虚荣心。犬儒主义者无视一切价值。西朝鲜宿命论则把虚荣当作荣誉，把镜花水月当作价值所在。]他们一方面不满这个社会，一方面又早已失去反抗的勇气，当你在他面前说了他潜意识里想说却根本不敢说的话时，你不仅破坏了他的安全感，而且还刺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自惭形秽，所以他才那么热衷于要让你闭嘴，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自己的麻木心安理得。对于这种人如果你跟他争论“批评到底有没有实际作用”或者“抱怨的人是不是loser”之类的，那你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任何理性的探讨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帮人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大脑，更是把自己的头从龟壳里伸出来的勇气。相反，你越是不理他，只顾说自己的，他反而就越崩溃。

事实上，我也很害怕这个政府，很清楚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步。但我还不至于误把自己的恐惧当成崇拜，更不会变态到自我审查完了还要使劲浑身解数去审查别人。对于那些猥琐而扭曲至此的心灵，我只能在围观之余，致以一点点廉价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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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不能说太细……

作者：无名氏

　 2009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68477亿，其中税收63104亿，经过多年的费改税，这两个数字已经逐渐和国际接轨，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也就是说税收收入正在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而收费收入正在逐步降低，2009年，排污费、教育附加费等收费项目加在一起，再即加上一些别的项目总计不过五千亿元，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

　　2009年，中国的GDP33.5万亿元，财政收入大约占比百分之二十，乍一看，和国际上的大多数相比，似乎不高，虽然国家提供的福利极低，增大了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但是我觉得仅仅排名第二，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的现实。

　　因为在税收之外，国家还通过种种渠道强制性的征收了公民的巨额财产，而这些钱款的征收全部都是强制性的、或者是半强制性的，这些钱款不计入国家的税收收入，也不计入财政收入，完全在财政体外循环，甚至连具体的数字也难以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数字之巨大，会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这些国家强制征收的钱款也计入税收，中国立刻就法国成为世界上纳税指数最痛苦的国家。而且和第二名远远拉开距离。

　　下面我就来剥剥中国真实财政收入的皮。

　　1、卖地收入，因为非常无耻的土地国有政策，本来属于人民所有的土地，被当成国有财产，被政府再卖给人民。2009年各级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约15000亿。

　　2、收费收入，除了排污费、教育附加费等计入财政的收费，还有大量不计入财政的收费。比如过路费，政府充分发挥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精神，将中国的每条重要公路当成劫道的来源，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拥有世界90%的收费公路，这笔费用，从来没有一个具体数字，我查遍网络，也找不到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中国所拥有的14万公里的收费公路，平均每公里0.4元的收费标准，本人估算这笔收入至少不低于5000亿，大约介于5000亿到一万亿之间。因为乱收费项目多如牛毛，小到菜市场的卫生费，大到房地产等的环评费等，再加上别的乱收费项目等，大约也有三千亿。

　　3、罚款。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卑鄙收费项目，当局往往制定非常苛刻的条件，却从来没有想过去认真施行，鼓励和纵容人们去违犯他所制定的规则，然后再以你违犯规则为由进行罚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卑鄙的政策，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充分发挥了土匪本质)。因为政府的款项目多如牛毛，我们也只能找几个大项，粗略估算一下。

　　1)计生罚款，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具体统计数字的项目，计生部门说至少生了3亿人，那么假设一个被流产的孕妇，对应一个超生的家庭，假设每年有两千万超生孩童，假设每名孩童被累计罚款五千元，这笔收入大约一千亿(估计的很保守)。
　　2)公路罚款，这同样是一笔难以计算的糊涂账，保守估算每年至少2000亿。
　　3)治污罚款，这也是一笔糊涂账，保守估计1000亿。

　　下面就来谈谈这个帖子的核心和重点，这是一个最让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但是也是盘剥我们最厉害的一块。这就是中国垄断国企对中国人民进行的强制征税。

　　因为中国的垄断企业全部都是国有企业，而且全部都是行政垄断，这些超级巨型的垄断国企借助行政的地位，对国民进行残酷盘剥，因为这些垄断企业全部都是占据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使得任何一个正常生活的国民都无法避免被剥削，所以垄断国企的盘剥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制税收，而且征收的税率非常非常高昂。

　　这个利润率有多高呢?说出来让人恐怖!

　　比如中国的食盐业全部为“中国盐业总公司所垄断”，因为完全垄断，所以市场的价格全部由它说了算，现在超市里卖的小包装盐，每500克大约1.5元，每吨折合3000元，而这一顿食盐的生产成本是多少?200元!加上包装不会超过300元，再加上流通渠道的利润，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四百元!中盐卖多少?3000元!750%的利润!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移动!根据中国移动的财报，2009年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4521亿元人民币，纯利1151.66亿元，扎一看，25%的利润率已经高的让人咋舌了，但是实际上中国移动的利润率至少超过90%，因为以现在的网络通讯技术，通话每分钟一分钱，运营商都赚的盘满钵溢!大家用QQ的视频聊天收费多少钱一分钟?

　　也就是说，如果打破垄断，从前我们缴付给中国移动的4500个亿获得的服务，用450个亿就能得到，仅仅一个中国移动就盘剥我们4000个亿。而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内的三大垄断国企，每年盘剥我们近万亿!

　　这还仅仅是电信的垄断，而我国的垄断半垄断国企，几乎遍布各行各业……煤炭是半垄断的，石油是垄断的，钢铁是半垄断的，邮政是垄断的，银行、保险、供水、供电、供气、公交、教育、医疗、土地、公路、铁路、民航、远洋运输、航天、制盐、烟草………………等等几乎全部都是垄断半垄断的……

　　这些垄断的机构和企业，借助垄断的优势，向国民举起暴利的屠刀，因为没有竞争，因为没有替代，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垄断的屠刀之下，我们只能乖乖掏钱。

　　仅仅垄断企业每年从百姓身上搜刮的钱财，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至少在10万亿以上。
　　如果将上述这些强制性的收钱项目加在一起，国人的实际交钱负担要远远超过纸面上的数字，而至少要增加两倍。真实纳税额接近20万亿，占到2009GDP的60%!

　　也就是说，我们十三亿国民所创造的大多数财富，都被政府以税收或者非税收的方式强制性的拿走了，而政府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起码的福利保障。

　　中国人纳税痛苦指数排名第一，半点也不虚假!

—— 原载: 凯迪社区

约翰内斯堡枪战，中国鸡头扬威世界杯

文章提交者：出草

虽然中国国家足球队没能参加南非世界杯，中国人以另类的方式，也能在南非世界杯上威一回。

不说本届世界杯的用球“普天同庆”是在中国江西缝制、胶合的，不说南非球迷那震耳欲聋的噪音……Vuvuzela是委托中国广东的厂商加工的。你看，韩国队战胜希腊队之后，日本队战胜喀麦隆队之前，在约翰内斯堡闹市区，两帮中国黑帮火拼，一阵AK-47扫射，一位来自福建的华人男子身中3枪，同样吸引全球媒体的眼球。

枪战地方是约翰内斯堡唐人街附近的一处宅里，是来发世界杯财的“中国小姐”的一个窝点，两帮福建黑帮为争抢“小姐”大打出手。

南非世界杯的中国元素岂止如此，哈尔滨啤酒的中文广告第一次在世界杯比赛现场浮现。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夕，四万妓万涌入南非的报道占据全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种媒体版面，中国国内那一个媒体，那一个网站没有与全球同步，报道这奇闻。唯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的报道时删去了原文的这一段：

“Chinese women in particular are arriving here without papers or with the wrong papers,” notes Cape Town City Councillor JP Smith. “The other day we found a Chinese prostitute whose visa said she was here to give boxing lessons.” For many women, this is their debut in the sex business.

在“四万妓女涌入南非”这一世界杯开幕前全球最受人瞩目的新闻报道中，“中国”是唯一被点名国家。世界杯未开球，Chinese己先声夺人。

南非世界杯的保安和反恐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为此，南非当局邀请美国和欧盟协助。然而，世界杯开幕后，第一场枪战却是两帮中国黑帮为争夺门店、生意而火拼。看来，南非当局请美国和欧盟协助大错特错，或许，请中国警察和城管，才是南非当局唯一正确的举措。

南非最大的冶安问题，是津巴布韦游兵散勇的抢劫和中国黑帮的黄赌外加绑架勒索。

津巴布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总统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津巴布韦原是南非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在经历了老朋友穆加贝三十年的统治后，津巴布韦人纷纷逃到邻国南非谋生存、求温饱，打黑工。不少津巴布韦人到南非后，立即发现，这里枪支管理松懈，抢劫比打黑工来钱快、活儿轻，特别是抢劫华人华商，现金多，收获好。很多华人属非法滞留，被抢后还不敢报警，风险小。纵使被追捕，逃回津巴布韦躲一躲，反正南非对邻国非洲兄弟免签证，边境打开，下次再来不难。你说，如果友好兄弟、老朋友中国的警察和城管来协办南非世界治安，津巴布韦劫匪能不给点面子吗！

南非有三十万中国人，绑架勒索，南非的中国黑帮只对中国人下手，要是中国警察、城管来了，中国黑帮一定乖乖认大哥。至于说中国警察、城管管不住按摩院之流的黄色场所，不要紧，妓女为国家创汇，为南非旅游业吸引游客，不管也罢。

这个还不是我说的沐猴而冠，整个儿就是王八蛋，纯的。

留学生失信频发引发关注 美国导师拒收中国学生

羊城晚报

　中国学生将浮躁与急功近利从国内演绎到国外——为求在国外觅得一份高薪工作并申请绿卡，有学生竟利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为跳板。导师对此心寒、反感，愤然明确立场：就算再有博士生招收计划，也不考虑中国申请者！

　　事件：国外学位当跳板

　　中国学生失信惹众怒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从启德教育美国留学中心资深顾问严红了解到这样一宗个案：美国某名牌大学博士生导师带的一名中国博士生，富有天赋并在研究领域取得过卓越成就。但是，这名博士生连博士学位还没修完，就马上中止了学业。导师发现，这名学生离开的原因并非因为学习跟不上，而是因为找到一份既高薪又有望申请到美国绿卡的职位，导师相当失望、心寒、气愤。因为，在此之前，他所在的学校已经遇到过6宗类似个案！

　　据这名博士生导师透露，在过去大约一年里，身边先后有六名中国籍在读博士生中止了他们的研究助理工作和博士课程。这些在读博士生离开的原因都是为了找工作、得绿卡。而此前他们带着攻读硕博士学位承诺进入学校的诚信却荡然无存。对于校方而言，所有付出均付诸流水———给每个在读博士生每年支付合共约5万美元的学费、健康保险费、各种杂费、实验和计算机费等，还每月发放工资。学校不遗余力地帮助留学生提升研究能力，但最终的回报是，学生竟把难得的求学机会当做就业移民的跳板。

　　“这极其不道德！”“你会觉得自己竟然愚蠢到被自己的学生欺骗。”“您尽力帮助他们，可他们却把您弄得一团糟！”这名博士生导师身边的几位教授很为他不值。据悉，现在这名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明确表态：他与学校其他一些教授、科研人员决定，今后不再考虑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包括来自清华大学那些高素质的学生在内。虽然这只是个人决定。

　　现况：失诚信失道德

　　留学生素质令人忧

　　从上述案例看出，部分中国留学生仗着海外申请到的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机会，有恃无恐地让学校为自己的学杂费、生活费“埋单”，甚至拿着学校的助研、助教工资，转身来到其他的公司去找工作，急功近利、诚信尽失，惹来国外大学教授的反感。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海外有失诚信、毫不在乎公民素质的案例数落则一大把。——有中国学生借国外申请到的水平较一般的大学博士学位为跳板，拿到全额奖学金，次年就马上申请顶级大学的博士攻读机会，一旦申请通过，即中止早前的学业，与前导师毁约。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中国留学生借国外攻读博士机会申请到全奖，但修完课程以后，学生就中止学业，不做博士生研究，拿个硕士文凭走人，实现免费读硕的目的。

　　不得不提的是，日前西班牙电话公司针对中国留学生“骗手机”行为修改客户合同条款事件。根据西班牙移动电话公司规定，凡是签订租赁电话线路的客户，电话公司均赠送一部手机。一般来说，赠送手机的价格是根据签订合同月租金多少而定。一旦客户签了合同、拿了手机，一年半内必须按时交纳费用，不能违约，否则罚款。但这样的优惠政策却被一些中国留学生钻了空子。很多留学生在学业结束准备回国前，和多家移动电话公司签订租赁线路合同，选择最贵的月租价格，拿到最新型号手机。拿到手机后，这些学生立刻注销银行账号，打包回国。电话公司不但得不到一分钱月租费，还损失一部价值五六百欧元的手机。西班牙一些电话公司开始针对中国留学生客户修改合同条款，要求必须支付押金，在合同期满后才能退还。

　　前往英国威尔士修读课程的马同学如此“骗手机”得手之后还洋洋得意对人说：“回国前我总共‘骗’了两台手机，一台送女友、一台自己用。按理来说，我现在应该被拉到英国信用的黑名单了，但我以后也不会再来英国，上个黑名单又何妨？”

　　呼声：公民道德重要

　　无奈国内教育缺失

　　失诚信，没素质。中国的学生到底怎么了？严红尖锐地提出：中国缺乏公民教育，也没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这是难以培养公民素质的，也难以建立信用体系。

　　“现在的留学中介也很少为留学生们传播留学目的国的公民意识。”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主任徐志成遥想起1996年时的国内留学市场：当时留学申请人的年龄层次、学历层级都较为单一，一般情况下留学中介能组织30人左右的培训班，给准留学生们统一介绍留学目的国的民俗文化、法律法规，给他们普及留学国当地的公民意识等等。但这些年来，出国留学人数激增、留学国也越来越多，面对不同地区、各年龄层、各学历层次的留学人士，留学中介给准留学生做讲座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并且易浮于表面。失去了一方的提醒，留学生也就越来越不重视，最终忽视了自身的公民素质。

　　日前，北京新东方国外考试部北美项目主任张洪伟做客北美留学高峰论坛广州站时提出：近来，仅以北美留学的申请案例看来，无论是本科生留学还是研究生留学，北美院校尤其对申请人的公民素质提出具体要求。例如，有院校会以“申请人是否参与过灾难救助”来衡量申请人公民素质。“这将是众多留学事件之后，国外院校之于中国学生的重点评价标准。”

　　严红提出，由始至终，国外大学对留学申请人的诚信、道德等公民素质方面都有要求，这方面的要求并非短暂性、间歇性，而是一贯和长期的。“事无巨细，留学生要是为私利不惜抛弃诚信、道德，付出的‘低成本’终会被讨回‘高代价’。”

恭祝软实力输出！！！

德国之声

来自中国的Vuvuzela响彻南非

足坛体坛 | 2010.06.12

世界杯真吵！并不是球迷的歌声和欢呼声吵，而是那种叫做呜呜号（Vuvuzela）的塑料喇叭吵得人心慌意乱。在世界杯开幕战之前，德国电视台的解说员曾经拿着测量仪器在现场做了测试，发现呜呜号的音量很容易就超过了140分贝，它已经成为了本次世界杯的一大公害，而根据呜呜号官方网站（Vuvuzelas.org）的介绍，呜呜号是来自中国。

呜呜号已经成为了本次世界杯上最有特色的助威工具。相关的调查表明，噪音超过90分贝，就能对人体形成危害，而在呜呜号的轰鸣中看90分钟比赛，就相当于在90分钟的时间里，不停的有波音747客机在身边着陆，因此在南非的球场外，卖耳塞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行业。电视机前的球迷虽然不用在现场受呜呜号的毒害，但看球赛时候，却有一种成千上万只苍蝇在耳边飞舞的感觉，让人烦躁。[同感。原来是贵国软实力输出。急嚷嚷蝇争血，贵国的写照。将来，等解放的那一天，贵国国旗可选用五蝇红旗、蝇条旗、青天白日满地蝇旗；贵国国歌可定为何云伟老师的天津时调绣团龙：姐儿在呀~~，房内呀~~，绣哇团~~~龙啊。忽啊听啊窗外，他是直嚷嚷啊、啊啊~~~~ 嚷嚷嚷嚷嚷，他是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嚷嚷嚷嚷嚷，他是嚷啊嚷啊，嗡啊嗡啊，嗡啊嗡啊，嚷啊嚷啊，哎~呀~！原来——是俩苍蝇！]

掀起抵制噪音运动

一名在汉堡的德国球迷已经发起了抵制呜呜号的活动，仅仅在周五和周六两天他就已经征集到了一万多个反对呜呜号的签名，他们的目标是：在球场上禁止使用呜呜号。德国球迷已经写信给国际足联，但是却没有得到答复。事实上，与德国球迷志同道合的"反呜呜"一族并不在少数，在Vuvuzelas.org的官方网站上，签名反对呜呜号的球迷已经超过了20万。

不只是球迷反对呜呜号，球员也受不了。按照国际足联的安排，荷兰队在周三进行了公开训练，而这种公开训练是允许3000名荷兰和南非球迷到现场观战的。结果震耳欲聋的呜呜号声让荷兰主帅范马尔维克不堪忍受："太吵了，我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这堂训练课后，荷兰的训练场，已经向带着呜呜号入场的球迷亮了"红牌"。

来自中国的“非洲文化”

但南非世界杯组委会的回答则给反对者浇了一盆冷水，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说："每个人都喜欢呜呜号，他们是这次世界杯的象征。"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此前也曾经表态说："呜呜号是非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取消的话，那将会是一种歧视。我们不能也不愿禁止它。"南非队的门将库内还抱怨说，在揭幕战对墨西哥的比赛中，呜呜号的声音还不够响亮，他说："周三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对阵乌拉圭的时候，我们期待更多的支持，更嘹亮的呜呜号声。"

但呜呜号真的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吗？连呜呜号的官方网站都不这么说，呜呜号不是非洲的传统文化，而是来源于中国的新兴文化，Vuvuzelas.org是这样介绍呜呜号的起源的："这是来自中国的号角。呜呜号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被球迷们广泛使用。因为成本低而且便于生产，所以在2006年它出现在了非洲大陆。"

来自中国的呜呜号成为了南非世界杯的象征，并成为了非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有喜剧的效果。


作者：子江

责编：叶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