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德比舍尔：寻找中国科学

我读这篇文字，当作是盎格鲁-撒克逊思维的缩略图。

指望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文明给出深刻的、本质的解释是妄想，对“李约瑟难题”这个伪问题也一样。经验主义的、最早脱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很难理解文明层次差别背后的因素，很少追问他们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像地球其他地方的人那样——这几乎是他们多数人的盲点。他们在地球上原是最特出的一群怪物，却以得之太易，视自己达到的程度为当然，反而看别人成怪物，故此才有“李约瑟难题”这样的伪问题。不知桎梏、愚昧、停滞才是前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主流，自由、创造、进取反是人生偶然的异葩——虽然这异葩一旦破土而出，就是足以改变地球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各领域的科学家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李约瑟难题”亦在其列）孜孜以求，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却并不反思他们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来自何方。我们懒惰愚蠢的支那人默念着南华真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不争论”心法秘诀，只消一句“某些吃饱了撑着的外国人”就足以取消（而不是解决）一切问题，令冲动、好奇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所有努力和成就变得一钱不值——当然，是在我们支那人空洞的心里。

欧陆脱愚稍晚，脱愚的过程充满着斗争、失败、痛苦。因而欧陆的思维（主要是17-19世纪）更深沉，富有反思精神，富有穷追不舍的精神，换句话说，他们追问的问题，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吃饱了撑着”。基本上我们支那人对欧陆的思维茫然不可解，因为我们支那绝大多数人自认绝顶聪明，鲜有那奋力脱愚的痛苦。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宽容和功利、实际，在支那异化成老庄、申韩，反成取消思维、弥平痛苦的“饱醉”麻药和自强不息、成事奏功的“励志”养料。

然而两次大战以下，至晚冷战结束后（东中西欧不同步），欧人毕竟彻底告别了痛苦的脱愚阶段，渐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侪并驱，已臻于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如福柯乃至德里达等辈，正以不甘这种终结而左冲右突。这些人对“现代化”或者说“脱愚化”的反思，自有他们的着眼处，原是脱愚的继续，而出于对脱愚历史的批判，其实是“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偏我支那人如获至宝，以出了那几位洋大人“反对”脱愚（支那人以为反思即反对），称许“愚得好”，便迫不及待往自身上浮想联翩去的了。于是对菱花顾影自怜，欣然有喜色，拄藜杖极目远眺，慨然生大痔。气无烟火，功深熔琢，身在污浊悲惨中而保持情绪稳定，所谓“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最得土谷祠的生活情趣。

但支那也有觉察到自身之愚的少许人。这少许人的痛苦，恐怕会比17-19世纪的欧陆人更深——因为睁开的眼睛里的差距更大。也因此，这少许支那人也许会比现在的西方人自身更容易理解西方文明的原因，理解各种文明层次差别背后的因素——这种理解既不局限于精美而过于抽象的康德自由史观以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不局限于精细而过于枝蔓的现代各门科学，而是能够把两者整合起来的更深刻的理解。不过以目前支那人占有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尚不足以臻此境界。这样的成就只属于未来的可能。我有一种预感，这样的成就要实现，不大可能在西方世界。西人思想界早就告别了笛福、孟德斯鸠、黑格尔面对愚昧文明的直率，相反，对自身的无止境的批判早就是定势，对愚蠢文明的谀美几乎成了不假思索的时髦，虽然他们事实上并不要“回去”。非西方人想要在西方思想界出头，批判西方才是捷径。阿裔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声誉鹊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批判非西方文明，那是只有西方人才有资格做的事情（譬如法拉奇、亨廷顿——亨廷顿的文明理论问题很大，这不去管他），还要冒险戴上不宽容的帽子。西方人对非西方人对西方文明的称许无动于衷，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傲慢——他们不需要你们这种动物来赞美——是任何人无法摆脱的人的劣根性的另一种表现。

回到这篇文章。文章的后半部枚举不少关于支那文明以及文明的解释和争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思维让人忍俊不止，只觉得这些科学家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f。作者本人则是时评家，自然不指望具备解答问题的能力。虽说如此，末了两段的点睛之笔却深得时评妙趣，轻快而充满诗意——所谓诗意，是指不能解答什么，也不能促使艰苦深刻的思维，却能以形象的趣味感动人的某种心思。

寻找中国科学

作者：约翰•德比舍尔（John Derbyshire）译者：吴万伟

作者简介：约翰•德比舍尔（John Derbyshire），《国民评论》专栏作家，新著《我们注定失败：恢复保守派悲观主义》即将由Crown Forum于2009年9月出版。

我的一个中学老师喜欢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成为名垂青史的世界名人：一是你的诗歌被收录在《牛津英国诗歌丛书》中，一是留下根据你的名字命名的数学定理。如果根据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的传记中的几首诗歌来判断，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不过是个水平一般的业余诗人。他确实是正规科班出身，不过学的是生物化学而不是数学，也没有李约瑟定理，甚至没有李约瑟猜想。但他确实因为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问题而名垂青史。李约瑟难题不仅是问题而且是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产生众多理论的大问题。

李约瑟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学术生涯跨越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他是如何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尤其是第二个领域的成就是读者非常感兴趣的内容。温切斯特写的传记很好地描述了李约瑟这个人及其他的工作。问题在其学术生涯的三分之二处出现，那时他已经是剑桥大学教授了。他已经有了写一本题目是《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书的想法。1948年5月他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了建议书。温切斯特重新提到了建议书的第一页。李约瑟说，这本书是“写给所有对科学史、科学思想、技术、与普通文明史的关系，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感兴趣的所有受教育者。”接下来就是这个著名问题，分为两部分：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总是经验型的，局限在原始的或者中世纪的理论？他们文明中的什么限制性因素阻止了现代科学在亚洲的兴起？

我随后谈这个问题。首先，李约瑟的背景如何？这个传记作家会告诉我们李约瑟这个人的什么东西呢？

李约瑟的第一个职业身份是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他在1921年获得剑桥大学学位，然后加入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爵士（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研究小组，他是维生素的发现者之一，也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界的第一个教授。这个年轻人在大学如鱼得水，无论裸体主义、英国民间舞蹈、基督教社会主义、还是性，他都充满无限热情地参与。1924年他和霍普金斯实验室的研究员多萝西•莫伊尔（Dorothy Moyle）签署了“开放的”婚姻。这个婚姻一直持续到她63年后去世为止。

结婚一个月后，李约瑟被授予博士学位，当选为学院的研究员，相当于教授。他在学术界站稳脚跟，1931年出版了三卷本著作《化学胚胎学》，这是这个微小领域里的权威性著作。

1937年夏末，李约瑟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鲁桂珍（Lu Gwei-djen）来到霍普金斯研究院留学，同时来的还有两位中国科学家。李约瑟和鲁很快相爱，他的妻子多萝西完全知晓和认可。因为对遭遇到的任何东西的强烈好奇心，李约瑟想更多了解中国也就不可避免。

温切斯特从李约瑟的日记中用细节重构了一些关键场景。李约瑟和他的新情人都喜欢抽烟。193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两个恋人躺在他房间的床上点燃了香烟。李约瑟问鲁香烟在中文里怎么说，她恰当地回答说“香烟”即有香味的烟。他接着请她把这个词写出来。她就手把手教他写出了这两个汉字。

鲁回忆说“突然，他对我说‘我必须学这门语言，否则我就完蛋了。”他要求她成为他的第一个老师，她很乐意地答应了。

就这样李约瑟获得了大英帝国在遥远的殖民地的管理者常常说的“睡觉字典”。他的高超智力和艰苦工作能力负责其余的一切。从1938年到1939年他勤奋学习，具有了流利的口笔头中文表达能力。鲁被聘担任剑桥中文教授的助教。到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李约瑟已经准备好成为汉学家了。

在学习中文时，李约瑟仍然是生物化学教授。1942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生物化学和形态生成》，此书成为该领域的标准教材长达20年。这个人的精力实在惊人。温切斯特汇报说：

他在完成这本著作的同时还在英国参加政治活动，在美国演讲呼吁人们关注中国人的苦难，同时忙于上课、撰写内容广泛的英国社会主义特别历史的专著、参加剑桥大学共产党会议、享受特别组织起来的复杂的爱情生活。

这是一本让读者看了以后感到疲惫和无能的传记。

亲身感受中国的机会出现在1943年初，这多亏了英国政府。英国驻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大使馆附设了一个中英科技合作办公室的机构。李约瑟就是要到这个机构工作，看看能为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

李约瑟去了，随身携带着他的无穷精力。在随后的三年里，他游历了中国全境，虽然西蒙温切斯特说的三万英里可能让人怀疑。他的旅行是11次分开的探险，每次探险的目的都是寻找中国科学家或者亲手送交他们需要的书籍或者设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中国专家往往藏在很奇怪的地方：云南的山洞里藏着生物化学小组，古塔里藏着物理学家，孔庙里有统计学家在工作。

李约瑟在中国的旅行产生了大量传说和故事，我不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当我1980年代初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的时候，还听到人们在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些故事。西蒙温切斯的传记里若包括一些这样的故事该多好啊。就记忆所知，我听到的故事之一是这样的：李约瑟和他的团队骑马前往偏僻的林区。路上他们突然遭遇了另一队人马，惊恐的向导悄悄对李约瑟说为首的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李约瑟下马，从这群人中出来来到土匪头子的马前，用他习惯的热情表演了一段英国民间舞蹈。土匪头子饶有兴趣地观看，当李约瑟表演完了后，土匪头子下马，走上前来表演了自己的民间舞蹈。僵局被打破了，人人都笑起来，他们相互握手，然后各自上路。

李约瑟1946年从中国回国时携带了大量知识宝藏。他的日记里记录了数百个对中国工艺和技术的观察。他还购买了很多箱有关中国科学历史的书籍，这些成为剑桥大学漂亮的东亚科学图书馆的基础。

随后出现了1948年的图书建议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项目开始启动。到现在为止出版的已经有24卷，还有三卷在进行中。李约瑟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其中的15卷上。其他各卷是在他指导下由研究者编写的，直到他1995年去世。

但李约瑟的战后历史因为可耻的事件沾上了污点，即所谓的国际科学委员会（ISC）,这是1952年在中国和北朝鲜敦促下建立的旨在调查美国在朝鲜战争开始到第二年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的共产党前沿组织。作为终生的左派，李约瑟很容易受骗加入这个委员会。

随后是那些凄凉的伪装，带有强烈的受骗倾向的充满同情心的外国旅游者被引领到到众多的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形象工程，该词来自18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者注）场所，据说这些地方有受污染的昆虫或者啮齿类动物如蟑螂，它们是被美国飞机空投下来的。李约瑟对所有这些都全盘接受。

他写到，他代表委员会采访了几十个中国科学家，他完全相信他们，认为那些都是一流的细菌学家，许多是他在1940年代都认识的人，是可靠的人。

人们可能不是第一次地纳闷，像李约瑟这么超级聪明的人怎么会轻易地被宣传伎俩所欺骗呢？我自己也曾在中国或者东欧共产党国家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活动，马上就知道演出的把戏。在1952年，政权刚成立不久，其表演肯定更粗糙。我认为，温切斯特在这里对李约瑟太好了，称他是“非常聪明和巧妙组织的歪曲真相的宣传的受害者”，“与其说他是恶棍倒不如说他是笨蛋”。

李约瑟的余波是可怕的。英国军队作为联合国军的一部分参与了朝鲜战争。在行动中有一千多人死亡，还有差不多同等数量的人受伤或者失踪。李约瑟受到剑桥大学同事的回避，并且上了美国国务院的黑名单。即使在1970年代黑名单取消后，他还是很难得到去美国的签证。

西蒙温切斯特还从苏联档案馆中找到关于国际科学委员会可耻失败的让人好奇的小故事。委员会访问中国和北朝鲜是在1952年的6月和7月。斯大林那时候已经73岁，显得老态龙钟。他1953年3月去世。针对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的喧闹正好发生在莫斯科权力交接的斗争刚开始加热后来被耗尽逐渐消失的关头。

苏联档案显示李约瑟看到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但是，斯大林死后，仍然不稳定的苏联领导层——很可能是贝利亚——认为细菌战故事已经对苏联造成了外交伤害，因为西方很少人相信这些故事，那些为这次欺骗负责的人员应该受到纪律处分。苏联驻平壤大使被召回和起诉，次要些的领导被滚压碾平，考虑到我们对贝利亚的了解，很可能是字面意思的滚压碾平。

那么问题怎么样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呢？李约瑟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认为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倾向于社会和宗教解释。统治皇权时代中国的学者官僚是接受儒家教育的人。该学说对人类事务、国家管理、行为规范的修养等特别关心，对自然世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感兴趣的空间。受教育的中国人的宗教冲动的主要出口是把自然界看作虚幻的佛教。那里确实没有多少科学探索的积极性！

李约瑟说还有另一个逃避的地方—道教。但是道教虽然不否认世界，却主张清静无为，否认行动的必要性。为了人的利益改造世界的想法是和道教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道家虽然从佛家吸取了隐修生活方式，最终他们主导了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他们也痴迷于寻找个人长生不老的仙丹，所以广泛涉猎植物学和炼丹术，追求长生不老药。李约瑟认为道教是中国“本能的科学哲学的来源”。

对这个问题的更流行途径是政治上的。自公元前三世纪后期第一个皇帝的努力开始，中国一直追求统一的国家而且大部分时间确实如此。其中有很多阶段的分裂，但是没有一次能形成像中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独立民族国家。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竞争使得智慧更敏锐，新鲜观点更有价值。这个论证思路（就我所知，首次由大卫•休谟提出）认定与之对应的工业化前期的大一统专制帝国导致思想停滞不前。

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威森（Robert Wesson）在他1967年对帝国的调查后在《帝国秩序》中清楚表达了这个思想：

帝国的效率越高，其人民就越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因为如果按平庸环境评价的话，天才总是奇怪的疯子。而且在大帝国里，培养天才的理想主义消失了。在大一统的帝国里，根本就缺乏爱国主义的意识和目的。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独裁专制让人的灵魂凝固。穷人只是挣扎求生，而受过教育者则表现出冷漠和麻木，全都失去创新能力。

威森提出罗马后期和拜占庭帝国的例子。他称后者是“非常突出的无创造性”，指出，到了14世纪末，拜占庭帝国被热那亚人控制的贸易港口加拉达港（Galata）生产的财富是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七倍。类似的情况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的贸易港口香港。

同样不会错过的是西方人写的回忆录中有关中国封建帝国末期中国人生活的沉闷和枯燥的主题。威森再次写到：

欧洲传教士发现中国人心态中很多让人恼火的东西：好奇心遭到破坏，视野和兴趣非常狭窄，仅仅限于物质利益问题，贫穷的单调乏味的生活被当作大自然的造化，借口和假装掩盖了一切，几乎不可能得到关于任何问题的直接和切实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这个政治解释归咎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这些尝试中最有趣的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专制”理论——在降雨量不确定的广大地区需要集中的权力来控制，需要组织和建设庞大的水利管理工程。现在的政治科学家不怎么提魏特夫的观点了，但是他在1957年出版的书《东方专制主义》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传统的官僚农业帝国让人窒息的灵魂凝固的单调生活。

与这些普遍论者的理论相对，有些猜想认为李约瑟问题背后存在一些很特别的亚洲理论。这引起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亚洲创造性的辩论，至少可以追溯到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1946年对于日本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菊与刀》。

这个辩论在2006年的在线杂志《进化心理学》上非常有意思地爆发了。伦敦经济学院的金泽智（Satoshi Kanazawa）和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干起架来了。金泽智反对亚洲创造性（他的论文的副标题是“亚洲人不会思考”），米勒认为有亚洲创造性。

米勒预测未来时看到了亚洲庞大的大脑银行在顶端管理新的活跃的经济，相信美国的文化因素仍然阻碍其学科的发展，而在东亚他的学科或许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这里没有宗教、生物伦理学或者政治正确的限制。另一方面，金泽智用数据表尖锐地反驳，显示亚洲诺贝尔获奖者的可怜数目，他的亚洲学生中抄袭者的高比例,认为“文化、社会和体制因素的结合阻碍了亚洲的基础科学”。带着非故意的兴高采烈，米勒认真地回应说，“亚洲学生的社会化的循规蹈矩相对来说容易克服，如果有了清楚的指导“要具备创造性”的话。

在所有这些猜想的最远边界是生物学假设。人类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其他物种一样表现出区域性变体。没有理由不相信人类能是这个规则的例外。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别或许是来自大脑结构或者荷尔蒙分泌上的些微差异的结果。

已经去世的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G. Freedman）在1960年代末期曾和妻子秦尼娜（Nina Chinn）（中国人）一起进行过一项关于人类新生儿行为的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婴儿和高加索婴儿明显不同：“高加索婴儿更容易哭，一旦开始，就很难哄住她不哭。中国婴儿则很容易适应，不管放在什么位置都行。”这些婴儿都只有48个小时那么大。

不幸的是，对李约瑟问题我们给的答案都只是猜测。如果解释亚洲人因为生物学的或者文化的根源而缺乏创造性，那么类似的东西应该在心理测量学的数据中表现出来。但是没有。在反驳2006年金泽智的反驳中，杰弗里•米勒提供了我们已有的那些数据。

米勒像这个话题的众多研究者一样认为创造性是智商测量的普通智慧和“经验开放性”互动的结果。“经验开放性”（openness）是当今受推崇的五大人格模式的维度之一。（其他四个是认真、外向性、讨人喜欢、神经过敏，所以这个模式的首字母缩略语OCEAN是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ility）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从兄弟姐妹的研究中发现智商和开放性都是遗传性相当高，两者都可以在标准化考试中进行量化分析。

米勒把这些数据和发现踩在脚下，认为它们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他总结说：

如果亚洲人确实表现出了“创造性问题”，我们或许期待他们的平均开放性分数要远远低于美国人的分数。但是，它们非常相似。没有一个案例显示亚洲人的平均值和美国样本的平均值相差大于标准差的1/5。

这里科学没有解决问题。并非每个人都接受人格的OCEAN模式，对于普通智慧的观点仍然存在小的、激烈的、无望的战斗。人格的量化受困于测试过程中的迂回性问题：受试者必须已经是有道理的尽责与随和。跨文化对比也是有问题的，个性测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参加测试者认为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与文化密切相关。或许需要神经科学和基因学几十年艰苦的工作，我们才能说心态和性格之间的内在种族差异的决定性言论。即使那样，这些答案也可能仍然是不完整的，不能令人满意的。

对普遍主义理论也可以提出中肯的反对意见。西班牙人自13世纪起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游戏的热烈参与者，但是他们对于科学革命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印度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有魔力似地在领土内相互竞争，但是欧洲风格的觉醒没有出现，也没有觉醒的迹象。

把中国的科学创新归功于道教也受到很多限制。比如11世纪伟大的天才沈括就是典型的儒家。李约瑟称他“或许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的最有趣的人物。”首次描述恒星的适当运动的8世纪伟大的天文学家张遂（一行）是佛教和尚等。（顺便说一下，佛教寺院拥有比道家更好的藏书楼。）

关于宗教起因的不同立场是一些基督教辩护者提出来的，他们指出希腊人形成的自然概念流传下来并被中世纪神学家发展奠定了科学方法的道路。这个观点从历史和哲学上说是有道理的，虽然被现代科学的一些创立者用不同程度的清晰性反抗教会的事实弄得复杂了。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科学到来恰恰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教条处于消退的时候，主要在消退最快的北欧国家出现。

还可以提供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解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他2001年的书《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说，拥有重要资源的优势——英国的煤，新大陆的商品——起了重要作用，让北欧而不是东亚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格利高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2007年的著作《告别施舍：世界简明经济史》求助于生物学。克拉克说在英国而不是别的地方，中上阶级比穷人生孩子更多。他们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癖性主宰了社会，“富者生存”。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名作《枪炮、细菌和钢铁》已经指出文明成果上的差距是因为农业资源、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造成的。这种说法适用于非洲和美洲，但是不能真正适用于东亚，这里的地理特征和欧洲的非常相似，甚至包括一些爱争吵的自我身份意识明显的气候恶劣的离岛。

或许所有这些决定性特征都是错误的。或许科学革命就像闪电袭击一样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有良好技术基础的地方发生，而且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其他任何人将很快远远落后于这个曲线。这导致三四世纪后的猜测，为什么它不发生在附近呢?

当今的中国人倾向于指责1644年入主中原并一直统治中国直到1911年的满清人，说他们是西伯利亚野蛮人。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革新和创造性的曲线在满族人出现前至少一个世纪就已经衰落了。这发生在纯粹中国人的朝代——明朝。

无论如何，满族人或许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迅速地中国化了。满清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在位60年，在这方面是非常勤奋的，尽力招募中国学者进入帝国管理体制。指责满清的时髦实际上是让人遗憾的确认中国种族民族主义到人文科学所有领域的产物。

李约瑟、妻子和情人都活了很大的年纪。多萝西1987在92岁高龄第一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和52年的情人鲁桂珍结婚。两年后，鲁因为摔倒去世，终年87岁。李约瑟这时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但是他继续主持宏大的工程几乎到终结，1995年3月以94岁高龄去世。

李约瑟难题仍然是开放性的。西蒙温切斯特在书的后记里简要地回顾了一遍，但是没有特别倾向于任何一个理论。他最后乐观地说：

非常清楚的是，随着国家的新的繁荣，创造性、真正的创造才能开始在中国复兴。现在在任何一个领域，新中国都在进入活动频繁和进取心强烈的时代。

虽然当今中国当然表现出与毛时代中国的精神错乱和蒙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新气象，但毛主席的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对面就是令人沮丧的宏伟壮丽的陵墓。没有参与大型的、任何消费都报销的军事和国家重点课题的中国科学家仍然抱怨他们找不到基金资助，政治已经搞乱了实验室和大学讲堂，学生只想赚钱，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仍然是不能容忍异端思想的列宁主义专制国家。金泽智引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说“科学革命发生在挑战现有范式的情况下，循规蹈矩者从来不可能带来科学革命。”要了解当今中国对待非循规蹈矩者的态度，我建议你观看一下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严格按照级别地位排座次，全都穿着深色西装，在中国“领袖”两三个小时的讲话中像机器人一般鼓掌和翻阅材料，这些讲话中充斥着乏味之极的、略带学术味道的政治空话。“创造性”这个词会跑到你脑力里来吗？

李约瑟会对新中国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将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现如今英雄式物质主义、浓重的重商主义、狂妄的军国主义、邪恶的、充满复仇的种族民族主义。或许他会谴责很多东西，同时提醒我们至少中国科学家无需在窑洞或者破败的寺庙里工作了。

译自：John Derbyshire, "In Search of Chinese Science", The New Atlantis, Number24, Spring 2009, pp.75-84.

——原载：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