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曹长青

世界大战笼罩、共产主义瘟疫弥漫的血腥的20世纪就要结束了。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高举民主的选票要迈进21世纪的时刻，中国，这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这个当年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竟和本世纪开始的时候一样，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在呐喊、奋斗中苦苦地追求、挣扎。几代人花了一百年，转了一个圈，不仅回到原地，更面对比清朝更独裁的统治，比清朝时更劣质的民众。中国人既没有获得自由，中国也没有真正强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强调大众劣质，不配民主。第二，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在高喊那个貌似最有道理，喊起来最响亮、最理直气壮，但其实是最错误、最误导、最反动的口号：爱国主义，使中国强大。第三，中国知识份子一直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从来都不坚定。中国一有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稍遇生存逆境，都能引起那些曾响往西方的知识份子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否定。

仅从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思想历程的那些著名知识份子的主张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三种倾向。

●新民：民主的基础

和康有为一起参加戊戌变法，以思想敏锐、文字犀利、创办杂志、鼓动风潮，并以宏文“少年之中国”等而影响了一代人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愚昧无知、一团散沙，这种民众素质，根本无法实行民主，只能靠中央集权，重振经济和教育，等培养出高质量的“新民”後再建立共和。所以他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

梁启超曾在日本住了14年，并三次访问美国。但美式民主给他的印象是，选举太频繁，太注重选民的短期利益。美国的华侨让他再次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自私、不团结，不问政，勾心斗角。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样的民族，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格。他写道：“中国人该忘掉庐梭和华盛顿，应该记起自己古老严厉但有效的法家传统。”於是他和康有为一起更坚定地保皇。

“新民说”曾被广泛认同。对中国民众劣根性持深刻批判态度的鲁迅当然也呼应“新民说”，也认为中国人不可以实行民主，连“代议制”（国会制度）他都反对。

曾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胡适，在1932年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的创刊词中也说， “目前在中国提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

梁启超们并不是不要民主，但以他为代表的（至今仍很有市场的）这种先在专制统治下塑造出“新民”，然後再走民主道路的理论，有两个根本的错误：

第一，它不承认天赋人权。西方思想家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就是强调它的绝对性，强调对它的拥有和使用都是没有先决条件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可以用任何藉口来剥夺这种权利。

人权的核心是政治选举权，它是不可以根据社会环境好坏而任意给予和收回的；它是属於每个人自己的，和贫富、种族、性别、学识等等都没有关系。从这个理论出发，才能产生民主选举的制度。天赋论表明，民主制度是没有先决条件的，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可以实行。

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无论物质生活水准和大众的文化程度都并不比今天的中国高，但他们成功地开始了民主制度。

现在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国大陆是17％。印度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也低於今天的中国，而印度的民主选举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

再看南非，白人至上者曾以种族低劣拒绝黑人的选举权力。今天南非的犯罪率仍是美国的50倍，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强暴。南非的经济也远落後於今天的中国。但即使这样的社会条件，在种族歧视制度结束後，南非也成功地进行了多次全民选举。

第二，“新民论”无视了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只要专制统治者可以收回人民的政治权利，他就可以永远不再把这种权利还给人民。历史从来都证明，没有任何专制者会主动把权利和权力还给人民。那时候再哭民主，就和这一百年一样，束手无策。

统治者用为民众谋温饱为由，剥夺人民的政治选举权来保持专制统治，理所当然符合他们的逻辑。但知识份子主张“新民说”，谋求在开明专制下进行改革，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统治者的一边，使专制有了继续存在的理论基础，结果“开明专制”一定变成永久的专制。

孙中山当年提出民主三阶段：“军政”、“训政”，成熟时才实行民主“宪政”。结果，他的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到死都实行专制的“军政”，最後把权力传给了儿子，和皇帝一模一样。台湾今天走向宪政，并不是由於蒋家父子的“军政” “训政”塑造了“新人”之後才产生的，而是人民反抗专制的结果。

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时，文盲占中国人口的85％，今天，已降到了17％。中国的“精英们”还在以中国人多，素质差，拒绝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於是民众劣质，不配民主，成了专制者永远拥有权力的“灵丹妙药”。

但即使民众劣质，但小偷也不会选强盗做总统，大猩猩也会举起脚投和蔼的饲养员的票。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人民可能选出极差的领导人，但人民更有权利、权力和能力再淘汰他们。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选的权利和权力在人民手里。既不是毛泽东选华国锋、邓小平选江泽民，也不是蒋介石选蒋经国。

一百年来，统治者用权力，知识份子用理论和舆论，都在做同样的事：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於是无权者们永远无权。

●强国：首要的目标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知识份子纷纷把眼光投向外国，寻求新的思想。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启蒙者是严复，他从英国学习归来，致力於介绍西方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史密斯的《原富论》等八种主要的西方著作。严复介绍西方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迅速强大。

西方思想家强调自由思想，是把人作为目的，人的自由作为终极目标。而国家强大只是在独立、自由、强大的个人基础上的副产品。奠定美国民主基础的《独立宣言》，没有一个字谈到要把美国建成强大的国家，全篇主要是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美国却成了当今世界唯一最强大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独立的国家；只有自由而强大的个人，才可能结出繁荣而强大的国家这个“果”。

但在严复们那里，却是因果倒置，自由思想变成了手段，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权宜之计。因此他把《论自由》书名改成了《群己权界论》。

严复的强国论颇引起共鸣。当时一批著名知识份子都认为强国比民主更是当务之急。如钱瑞升、丁中江、蒋廷黻等，都主张在中国实行德国式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高度集权，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强国。当时小学考试有道选择题，“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还是独裁？”正确的答案竟是“独裁”。

今天被海峡两岸政府都推崇的孙中山，当年倡导的“三民主义”，其核心内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重点仍是国家强大，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冒出一批像陈独秀这样既年轻又才华横溢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毫不留情。五四运动虽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但民主仍是作为强国的手段而被强调的。当他们发现民主效率低，不能迅速强国时，民主就被独裁的口号所代替了。所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既没有救了国，更没有救成人。

而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家大於个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把强国和国家至上的理论发展到了顶峰，彻底消灭了个人价值，人完全成了专制政权下的奴隶。

这种为了国家强大而先牺牲个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药一样使许多中国知识人兴奋。当今的“新权威主义”、某美学家提出的“先经济发展，後个人自由”等，都只不过是炒已经失败的前人的冷饭而已。而这种“强国第一”“稳定至上”，连“军政”“训政”的阶段都不设定的理论，到底还要让罪恶累累的共产党统治多久呢？中国到底要强大到什麽程度，中国人的素质到底要提高到什麽水平才配享受民主呢？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主旋律仍是“爱国主义”。这个诋毁个人主义的口号泯灭了无数次民主的萌芽。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今後，任何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而不以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运动都注定会失败。

●西方制度：不符中国国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呼声，最终都被东方文化特色、民族主义等浪涛所淹没。所谓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权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与东方的国家、集体至上相反，西方的这种制度和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说，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认为中国不适合西化的理论，就等於说中国人不配人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主张“全盘西化”，走英美道路的知识份子，也有时不够坚定。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後来在压力下改为“充分世界化”。他曾去过一趟苏联，看到列宁史达林的集体农庄後，回来就倡导社会主义救中国。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胡适说，“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1926年胡适还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後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胡适在1953年曾公开忏悔当年认同社会主义是“犯了错误”。）

从文化上，胡适也时有在中国和西方两面摇摆的情形。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胡适抵美第二年，准备写一部英文书，书名拟为《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目录已列好，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妇女地位”等十个章节。

曾经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志摩，来到美国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与胡适、徐志摩这种对中国人骂中国文化，对西洋人捧中国文化的情形相反，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对中国人的“消极避世” “超脱老滑” “因循守旧”的习性毫不留情地嘲讽。但回到中国後，林语堂为国人演讲时，则把他在《中国人》中所鞭挞的东西大加赞扬。在《啼笑皆非》“时变篇”中，林语堂猛烈谴责西方“白种人”。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著作，一大批中青年知识份子又开始崇拜西方，响往蓝色海洋文明。但近年来，这种渴望西化的声音又开始被“东方特色”、“独特国情”和“民族主义”等口号取代。

为什麽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这麽容易动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西方的响往只是感性的，冲动的，而不是经过深邃思考後，发自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的认同。虽然这种感性的呐喊也可以充满激情，但由於对西方价值的根基把握的不全面，认识的不深刻，因而这种激情往往会潮起潮落，经受不起挫折。

第二，把西方民主制度完美化。一旦发现西方制度中的弊病，就开始回头，要寻求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的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已经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个恶果。在没有完美的人的地球上要求建立完美的制度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西人早已说过，如果没有专制，民主就是最坏的制度。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一直在批评现有民主制度中的弊病，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制度。如果在西方这种资讯可以自由流通、思想可以自由交流，并且已经实行比专制要好的制度里，专家们仍研究不出更好的社会制度的话，那麽在资讯封闭，思想不可以交流的专制社会里，怎麽可能有人冥思出比现今西方制度更好的制度呢？即使苦思出来，也完全没有检验的可能，只能是闭门造车。

也就是说，当中国人还在赶牛车的时候，硬要强调汽车的弊病实在太多，他们一定要研制出既没有污染，又不出车祸，却比汽车更快的工具。且不说仅有赶牛技术的车夫，要研究汽车的弊病实在是强己所难，而汽车的弊端也只能在汽车里，在汽车的技术之上才可能研究明白。

中国人研究第三条更好道路的精神非常可嘉，但起码应该呼吁先让老百姓坐进能遮风挡雨的汽车里，这总比让民众们在牛背上硬挺著暴风骤雨，等待那个还没有影子的“第三条工具”要好。

第三，把西方某届政府、某个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价值相混淆。印度知识份子也犯了这个毛病。由於印度当年曾被英国统治，就永远跳不出被殖民者的心态。他们除了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外，其他方面一味反西方，拒不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等文明价值。这是印度至今仍很落後的原因之一。

中国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反美浪潮。且不说领馆是被误炸，即使是被有意炸毁，那也只是美国这一届内阁的行为，既不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美国人的举动。它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价值都没有必然的关系。那种由於西方某届政府的某项政策对中国政府（还不是中国人民）不利就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否定西方文明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弱智。

第四，来到西方就捍卫中国文化。很多当年在国内激烈抨击中国文化的人，来到西方也因不愿被西方人看低而捍卫起中国文化来。在捍卫中国文化的同时更生出对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渐渐地，捍卫中国文化又和捍卫中国政府连在了一起。那种少数族裔的地位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盲目地单恋母国，最後连母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一起认同了。

这种现象在华侨中体现更突出。就群体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比在美国的一些华侨更反美。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这个在美国民主制度的保护下，享受著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却强调中国人只配专制的群体更无耻。

第五，身在西方社会的人，由於自身所遇到的生存逆境而产生反西方情绪。首先，是歧视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社会没有歧视。中国大城市的人对农村人、小地方人的歧视并不亚於白种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而在美国的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远超过白人。即使歧视存在，也不是制度上的，更是遭到美国一致的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的。其次，由於语言缺陷带来生存困境，而导致痛恨西方。一个人不能流利地运用居住国的语言，自然找工作，谋生不易。这怎麽能是西方国家的错？没人请你到法国去，没人邀你到美国来，是你自己拼搏拿到护照，侥幸得到签证，又历尽千辛万苦获得绿卡。别人穿著铁底钉鞋在竞技场上赛跑，而且已经跑了好几圈，你拖著草鞋硬要挤进来比赛。赛不过就指责比赛不公平，却又不肯回到都穿草鞋，又和你在一个起点的人群里去比。所以这些人就只能一边难受，一边大骂西方。

第六，这是最遗憾的一条：那些发自内心热爱过西方文明，又有能力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知识份子们，却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西方制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思想上。

例如，胡适虽然一生绝大多数时期都相信只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国，他死前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讲仍主张全盘西化。但在晚年他却用了20年时间为中国古书《十三经》做注。很多人惋惜胡适这位思想家把生命耗费在这种其他匠人可以做的事情上，而没有去写更需要、更缺乏的传播西方思想的著作。

一直响往西方，教诲中国人不要读线装书，只读洋书的鲁迅，也没有拿出一本介绍西方思想的书。晚年他也像胡适一样，去整理国故。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新民”，“高喊爱国”，和“抵制西方”这三个怪圈中循环。如果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还不能摆脱这三个怪圈的话，不管跋涉得多麽艰辛，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载《争鸣》1999年12月号）

199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