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常识错误

维舟
[作者是一只马桶圈trumbilist。不过本篇倒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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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就可能出错，史学家岂能例外，虽然历史书写向来强调细节的正确核实。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开山祖的司马迁，其所著《史记》中错记、前后不一的漏洞也所在不少，事实上后人反复订正二十四史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史学著作，常常也逃不开“无错不成书”的诅咒。

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盲点。黄仁宇曾指出法国年鉴派大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两处错误：把湖南解释为一个“沿海之省份”，又说中国在1640年至1680年间给“蒙古人征服”（《大历史不会萎缩》页247），[这两者在布罗代尔的书里找不到出处。我倒记得布罗代尔曾以南京为沿海，说明朝从沿海的南京迁到北京——若以城邑言之，南京固然不沿海，但南直隶也称南京，这个意义上的“南京”自然是沿海的。不过即便如此，布罗代尔仍有疏失，因为北直隶也沿海，只是滨的是内海。布罗代尔要表达的是明的迁都显示帝国从海洋退缩，有说事的嫌疑，的确是对一件事情粗知一二时容易犯的毛病。至于“被蒙古人征服”云者，恐怕是说被鞑靼征服；鞑靼是统称，支那被满蒙征服，说被鞑靼征服并无不妥。]在此他委婉地暗示布罗代尔对中国了解甚浅，其判断恐亦不足信。[要说判断，黄仁宇的“大历史”和“数目字管理”才是十足的笑话。]史学家最重要的是具备史识，似乎不必太纠结于细处，但这也很容易遭到反驳：因为人们可以说，一个基本功不扎实的人作出的推导和判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

大概也因此，历史学家大多极其强调基本功，要吃透原始材料，尤其是不能有常识上的硬伤，但百密间或总有一疏，即便大家又何能幸免。所幸多数时候这并不影响整体判断，些微小疵实亦无可厚非。如前所言，对二十四史的校正已成为数代学者的工作，可见其疏漏之多。且不提《辽史》等修得很差的“秽史”，即便其中不错的几部，阅读时亦须小心，如《新唐书》较《旧唐书》增设公主传，但吴缜挑出该传20多处错误，而其著者欧阳修也算北宋名家了。有些细节后人已知之不确，司马光一代良史，但其《资治通鉴》对突厥人官号是“特勤”还是“特勒”，也不能辨正，干脆统一用法，偏偏却选了错误的那个“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学识淹雅，但其《日知录》中谓摩尼教即回回教之说（后乾隆帝亦谓摩尼即回回教），在今天看来实在错误太过明显。又如清代经学家戴震《考工记图》曾推测着绘出过戈和戟的图像，但他只是通读古书，未有考古实物可资参照，结果画出来的图像“都与实物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的戟》，见《中国古代兵器论丛》）。

现代学者亦然。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向称精审，却犯了个低级错误，将北宋画家米芾当作是南宋人（见该书页415）。佐竹靖彦研究中国史颇深，但一处却说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令而自刎身亡”——显然当系吴王夫差之误（见《佐竹靖彦史学论集》页139）。姜鸣专治中国近代海军史，然而其《龙旗飘扬的舰队》页166却将中法战争中死去的法国海军上将孤拔称为“孤拔海军上校”——这本来也算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之一。李济是一代考古名家，于上古史颇有精研，但对后世史事似亦有疏漏，其所著《中国民族的形成》中竟将金代军事单位猛安、谋克当成女真人的两个部落（该书页290）；另一处公元2年中国中部东区的人口数写作307,666,883人（前书页248），这个数字无疑太高（西汉末年全国都没有3亿人），而之后280年全国数字才280万人，似乎又低到无法置信的程度——不知这是否排版时多了少了个数字。

另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领域是地理。这固然有时是“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例如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向称良史，但它对域外地理记述也颇多谬误。中亚名城赫拉特在《明史》中有三种译法：哈烈、黑鲁、黑娄，而修史者不明其为同名异译，竟将哈烈、黑娄析为两传，又把哈烈的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与哈烈分别立传；更不可恕的是它将Qamil的不同译法“哈梅里”和“哈密”也视为不同两地，分别立传；又将张雨《边政考》中的阿速城（阿克苏）向西移动数千公里至阿拉伯半岛的天方附近！但那个时代的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本就匮乏，这实在是颇难避免的错误。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详密，指出许多正史错漏，但他也同样受限于自己的地理知识。《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有“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一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九二对此表示怀疑：“愚谓西北两面似不应薄海，何至如此之远，殊难信。”但如果现在从地图上看，当时突厥领地西达里海、北抵北冰洋，亦不无可能。

现代史学家的一些关于地理的陈述，就只能说像布罗代尔那样，是典型的常识错误了。如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页114：“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同在一岛上，终未能融凝为一。”大概钱宾四先生以为英伦三岛是因这三部分得名，但爱尔兰与英格兰、苏格兰实在不能说是“同在一个岛上”的。又汪荣祖曾提到“法国的面积仅与广东一省相当”（《史学九章》页102）——无论法国或广东的那一个历史时期，法国的面积恐怕都是广东的两三倍吧。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谈到北魏“至孝文帝时，北魏已拥有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北、四川诸地”（页27）——上述江西恐当作江苏吧？江西在长江之南，如果被北魏占领，那当时也就不叫“南北朝”了。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中将四川盆地面积说成是“6000平方公里”（页7），正确的数字恐当是160,000；同书页264又提到红军1936年被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这话乍一看没错，但问题在于“定边、盐池以北”就是内蒙古了，故而这里肯定是“定边、盐池以南……曲子镇以北”之误。

有时这种错误也可能是学者大意所致。美国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颇为关注以色列史，按说《圣经》应该读过许多遍，但她一次也承认她的一本著作“直到本次出版才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是，与天使扭斗的是Jacob，而非最初版本中的Joseph”（《实践历史》前言P7）。巴托尔德是一流的中亚史学者，但他竟会将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当作是其次子（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页188：“贵由早在1248年去世，继位者是成吉思汗第二儿子的后人，换句话说就是拖雷的后人。”）这可能也是因为他对蒙古史不如突厥史精熟。马长寿是民族史名家，但他所著《北狄与匈奴》页45提到“匈奴单于统治的部落集团中包括有突厥语族和芬·维吾尔语族”显示出他对中亚语言学的不娴熟，Finn-Ugor语族通译“芬-乌戈尔语族”，Ugor不是Uighur。

那些并非专治史学的学者，历史常识错误就更难免了。如王德威说到“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当代小说二十家》页217）——他却也不管南宋时山东已在金朝境内；又说鲁迅《铸剑》中“眉间尺矢志报秦王杀父之仇”（页364），那恐怕是楚王才对。曾著《东方学》的Edward Said提到越南战争时的“绍和其将军”（General Thieu and Ky）[《世界·文本·批评家》页148]，正如译者指出的，他所指的想来是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和阮高其（Nguyen Cao Ky），只是想当然地以为东方人也是姓在后的——这倒有点像当年圣雄甘地称宋美龄为“石夫人”。

上述错误大抵无伤大雅，但如果某个细节恰巧是理论大厦的基石，那么这个出错就将十分致命了。如巴托尔德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开篇第一段引述说玄奘记述7世纪中亚有历史著作，由此判断那个时代中亚已有史书——但这实际上却是因儒莲所译《大唐西域记》译文失误而造成的误引，结果他的整个推论亦无法成立。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Herbert Franke（傅海波）有良好的汉学修养，汉文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史料文献源流方面知识都较熟悉，以至于汉学家顾彬曾说对此人的学问“佩服之至”，但他对宋金史的研究也并非没有漏洞——例如他认为澶渊之盟后辽帝尊宋帝为兄，宋方获得较尊地位，但陶晋生令人信服地证明：“宋帝为兄之时颇多，实因同辈中宋帝年齿较辽帝为长之故，并非真宗以岁币换得较高的地位。”

傅海波的过度推测非仅一处。他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负责撰写金朝一章，其中谈到金朝册封被俘的宋徽宗和钦宗为天水郡王、天水郡公，“要注意他们这块名义上的新封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前书页271），他暗示这是金朝在提高被俘王室的待遇以作为外交资本，并试图议和。然而这一推断却是错误的，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错误在最新修订再版的剑桥史中竟然未被校正。宋室受封“天水”之号并非因为该地“位于一个中立地区”，而只因那是赵氏的郡望，故陈寅恪称宋代为“天水一朝”；以此为号，乃是中国古代习见的惯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指出，唐皇室祖先李虎先封赵郡公，即因山东著姓赵郡李氏的缘故，而“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盖止取义于中山、巨鹿等地所流传之放勋遗迹，并非如通常广义兼该太原而言也”。《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亦因郡望受封；而宋初降南唐后主李煜为陇西郡公，其例更是几乎与宋帝受封天水郡公一模一样。

又《史通》邑里篇自注：“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称平原公，或号东平子，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东平故也。”陈寅恪乃据此判断安禄山之“长乐公”为因长乐乃敦煌旧名，而安氏出于敦煌；又沙州曹氏在敦煌文书中常称“谯郡开国公/侯/男”（见《归义军史研究》），同样是这种攀附行为，以掩盖沙州曹氏本出胡姓的事实。刘浦江在其《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一文（见氏著《松漠之间》页119）中曾提到，“辽朝凡封漆水郡（县）者均为耶律氏，有许多证据表明，在辽金元三朝，漆水始终被契丹人视为耶律氏的郡望”，但因何如此却难以解释。其实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已大致解答了这个问题，即漆水是渭水支流，契丹耶律氏是为附会为黄帝之后而自认郡望的，正如契丹萧氏也自称郡望是“兰陵”；其说恐怕并非像刘氏所说的那样“极为牵强”，从上引例子来说，这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了。

史学中一些艰深的类别例如中亚史，是尤其容易出错的，以至于有些学者大量的精力都耗费在订正相关的错误上，像伯希和便是。丹尼斯·塞诺曾说他“在福兰阁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侦察到的仅仅是在重建外国人名方面的错误，而不是他写作大规模的历史综论的优点”，他故意忽略福兰阁，除了他的错误，而且挑错让他觉得好玩——这听起来实在是个讨人厌的癖好。

常识疏失，只要并不太致命，没有影响整个推论，那也罢了。但每个人对自己疏漏的反应也不一：一种是像朱起凤那样，因为一次小错为人奚落，而发愤读书；另一种反应则是扬长避短，如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被认为读书未博，“征文考献，辄多谬误”（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钱钟书《谈艺录》谓“实斋记诵简陋……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看来以“史识”自命也是不够博学者的避难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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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读《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此类名著翻译例当谨慎，但读下来译文瑕疵之多也是令人惊愕的，姑录于此：
目录p.4：蒂莫西·布鲁克：按Timothy Brook中文名为“卜正民”，p.353又将其姓作“布罗克”，p.738则作“布洛克”，p.868则译为“提蒂莫西·布鲁克”
p.12：在同样远离长城的近代的热河省设立大名镇：按大名在冀南，疑有误
p.59：《平淡的1587年：衰落中的明王朝》：按此书中文版名为《万历十五年》
p.62：一些友好的蒙古人、回纥人：明代其译名当作“畏兀儿”，p.219即译对了
p.166：第三段张居正文未按原文回译
p.207：被俘皇帝的弟弟成王继位：按当作“郕王”
p.210：[俺答汗]他建筑的科克果答（Koke gota，意为蓝泉）：按恐当为呼和浩特，“青城”
p.225：吐鲁番莫卧儿国家……莫卧儿人：按当作“蒙兀儿”
p.229：注1：利玛窦《……利马窦》：按本书多处写作“马”
p.259：远至咸镜省的整个开原地区：按咸镜道
p.274：汉阳（原文如此，似应为汉城。——译者注）：按汉阳即汉城之名，作者此处并没有写错
p.269：[1592年谈判]沈惟敬要求日本从朝鲜彻底撤军，而小西则要明朝皇帝承认他为丰臣秀吉的附庸：按此处不知是作者还是翻译错误，但丰臣秀吉的朝鲜休战和谈七项条件并未要求明帝为其附庸，恐怕是相反——因为他提出的有两条是以明帝之王女为日本后妃、恢复朝贡，见汪向荣《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p.278：祭祀五座圣山及四条圣河……五岳四河：按当作“四渎”，即江河淮济；p.825译出了“四渎”
p.286：柬埔寨、苏门答剌-帕赛（北苏门答腊）……帕棱邦（Palembang）：按当作真腊、花面（？）、Palembang即巴邻旁，明代名为旧港
p.315：舟山群岛的年连岛上的双屿：按无“年连岛”一称，双屿所在岛为六横岛
p.325：一个叫做伊哈维尔德（Ilha Verde，即青州）的小岛：按当系现澳门半岛西北部的青洲
p.329：列迦斯皮：按Legaspi通译“黎牙实比”
p.334：马尼拉湾的卡维特（Cavite）半岛：按通译“甲美地”或“甲米地”
p.341：焦竤（Chiao Hung）：按当作“焦竑”；除了这一处，本书别处均作“焦竑”，如p.714
p.344：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按Pattani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p.352：雅加答：当作“雅加达”
p.352：荷兰人称他为“本肯头人”（Captain Bencon）：按captain当时南洋称为“甲必丹”，非“头人”
p.356：希斯盘纽拉（Hispaniola）岛：按通译“伊斯帕尼奥拉岛”
p.356：贵色（Quisay，现在浙江省的杭州）：按中世纪欧洲人对杭州的称呼Quisay，源出“行在”一词，因南宋称临安府为“行在”，表示皇帝临时驻跸的之处，非永久首都
p.357：震旦（Cathay即中国）：按Cathay一词源出“契丹”，“震旦”一词则是梵文Cina而来，不可混淆，此处只能译为“契丹”
p.396：安杰拉·梁，同页下注3作“安吉拉·梁”，p.1042标出其原名为Angela Ki Che Leung，按即梁其姿
p.409：魏斐德《大事业》：按此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洪业》；而此处所引Shih Chin，“金石（音）”，该书译为“石锦”
p.418：彼得·C. 珀杜：按Perter C. Perdue有中文名“濮德培”
p.472：1583年的祈门（惠州府）：按当作“祁门（徽州府）”；p.703正确译出“南直隶与江西交界的祁门”
p.490：瓜州（镇江正对面）：按当作“瓜洲”，本书多处地图上均作“瓜洲”，而“瓜州”则在河西走廊
p.512：1545年在平河，1569年在南靖，1573年在漳州：按此三地均在闽南，“平河”当系平和县
p.558：萧州的西门内：按当作“肃州”，下正文作“萧州”者全误；下页地图上却正确地作“肃州”
p.560：桃渚营：当作“桃渚所”；又下《崔溥日记：渡海漂流记》，当按作者原著书名作“漂海录”
p.562：地图有误，现安徽、江苏两省边界在清代才划定，而此处浙江、江苏之间无省界，却在江苏、安徽之间有省界，且将“南直隶”字样标在安徽境内
p.571：注1：陕西青阳府：按青阳县在安徽，此处乃指庆阳府，今属甘肃
p.572：地图上由北至南：新集当指明代兴济县，“东厂”当指明代东昌府
p.594：粮商从维辉、磁州沿官道远至天津：按“维辉”显然当指明代河南北部的卫辉府
p.596：苏州洞庭湖（原文如此。——译者注）：按此处作者并未错，苏州太湖中有洞庭山，此处不可译为“洞庭湖”
p.607：高丽人崔溥：按当时李朝国号已改为“朝鲜”，不宜作“高丽”
p.617：帕特里夏·埃伯利：p.1005其姓作“埃布里”，按Patricia Ebrey中文名“伊沛霞”
p.630：[叶春及]其故里广东省的永安县：按明代有两永安县，福建广东各有其一，但叶春及故乡系归善县（今广东惠州），而永安县是今紫金县，故此处故乡一词修饰的是广东省而非永安县
p.632：钱存训《纸张和印刷》：按当指氏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又，钱氏（Tsien Tsuen-hsuin）著作在本书末尾索引中缺失
p.651：河南另一个县——广山县：按当作“光山县”
p.720：安德鲁·K.普拉克斯《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下一行其姓又作“帕拉克斯”，按Andrew K. Plaks中文名“蒲安迪”，该书已有中文版，名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p.754：新都（杨慎之字）：按杨慎字永修，新都是其籍贯，明清人常以籍贯作为名士代称
p.757：认识到“东西洋同一心、同一理”：按李之藻语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此语本出陆九渊
p.757：布雷赫（Tycho Brahe）：按通译“第谷·布拉赫”；p.807作“第谷·布雷”
p.760：[沙勿略传教计划]葡萄牙的对手在马六甲阻挠了这个计划：按此处恐有误，沙勿略是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而当时葡萄牙一意垄断东方传教权，马六甲1511即被葡萄牙人征服，故此处阻挠沙勿略计划的当是葡萄牙人
p.764：在广东北部数百里的韶州：按此处原文恐系Canton，以情理度之，原意当指“广州以北数百里的韶州”；而p.760“广州南部香山县”，则恐应指“广东南部香山县”
p.765：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按当作《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p.829：皇帝突然病到：按当作“病倒”
p.854：洪武皇帝……1572年，在他成为皇帝五年后：按此处显然系“1372年”之误
p.879：神圣的行者莲华生大师，在7世纪时把密教引进西藏：按当作“莲花生”，他入藏是在763年，故当在8世纪
p.922：全真教北宗……王哲：按王重阳本名当作王喆，虽然“喆”是“哲”的异体字，但通常其名不作“王哲”
p.938-939：在《金瓶梅》的结尾处，孙月梅被迫放弃了她的儿子……把他送给普静：按《金瓶梅》中西门庆之妻名为“吴月娘”，此处不知何故误作“孙月梅”；又“普静”当作“普净”
p.954：福叶岩吉（音）：按“稻叶岩吉”？
p.959：严从简的《殊域同咨录》：按当作《殊域周咨录》，以“同”、“周”字形相近而误
p.959：夏特和W.W.罗克希尔……J. 桑原：按Hirth当作“夏德”，W.W. Rockhill当作“柔克义”，J.桑原即“桑原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