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现代竞选之父：阿伦·伯尔

一八零四年七月十一日清晨，纽约和新泽西州交界处上演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纽约州的法律不允许决斗，纽约人要决斗的话，只有去新泽西州，新泽西虽然允许决斗，但不许外州居民在其州内决斗。于是纽约人想了一个办法，把决斗安排在两州交界处，在这里纽约和新泽西的州法都无效。

　　决斗是欧洲遗风，也流传于美国。和欧洲一样，什么事都能引起决斗，大多数决斗不会到对面开枪的程度，只是在报上斗嘴而已，即便是真枪实弹，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朝天鸣枪。这两位决斗对手，过去有过多次决而不斗的经历。裁判下令决斗开始，两个年近半百的人举枪，枪响之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为之而变。这场决斗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两名决斗者是美国开国功臣，一位是现任副总统阿伦·伯尔，另一位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第一任财长、联邦党创建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伯尔和汉密尔顿曾经是好友，曾同为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副官。军中胞泽，手足情深，怎么会到了举枪相向的地步呢？

　　美国的开国功臣大多是律师起家的，伯尔和汉密尔顿从政前都是律师，但他们的名声是在战场上拼出来的，两人同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知名英雄。伯尔曾随阿诺德将军远征加拿大，勇冠三军，在曼哈顿战役中立过大功，是公认的战争英雄。约克敦决战关键时刻，美法联军决定攻英军九号和十号要塞，法军不信任大陆军，要求单独进攻。汉密尔顿大怒、拔剑而起，亲率三个营的纽约子弟迎着英军的炮火奋勇向前，一气拿下了十号要塞。随后法军也不计牺牲，以巨大的伤亡夺下九号要塞，英军投降。这两人还是美国金融业的鼻祖，一七八四年，汉密尔顿创立美国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一七九九年，伯尔创立曼哈顿银行是为摩根大通的前身。政治上，汉密尔顿是大陆会议议员国父之一，联邦财长，美国军队的代理总司令。伯尔曾任联邦参议员现任副总统。汉密尔顿是联邦党创始人，伯尔是美国的竞选先驱。在家庭背景上，伯尔来自豪门谢尔曼家族，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办人第二任校长。汉密尔顿则出身寒苦，但妻子伊丽莎白是当时纽约首富、也是纽约最有权势的家族后裔。伯尔和汉密尔顿同是美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纽约政届的头面人物。

　　一八零四年七月十一日，两位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成名英雄，建国后政坛重要人物，曾经的朋友面对面枪口相向，裁判一声令下，两声枪响，汉密尔顿稍慢了一下，腹部中弹，送回曼哈顿后，于次日去世。事后，伯尔跑到南卡的女儿家躲了几天，风声平息后，回到费城把副总统任期干完。纽约和新泽西告他谋杀，但法庭判罪名不成立。从此以后，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就从美国政渐渐消失，弗吉尼亚为首的南方民主党主导美国政坛二十多年。那么这次决斗的主角伯尔究竟是谁？他和汉密尔顿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一切要从头说起。

　　阿伦·伯尔出身世家，曾祖父约翰·伯尔是一六三零年抵达北美的第一批马萨诸塞的英国移民。他父亲也叫阿伦·伯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的第二任院长。阿伦·伯尔于一七五六年二月六日出生于新泽西的纽瓦克，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由姐姐养大。伯尔是个神童，十三岁进了新泽西学院插班成了二年级学生，一七七二年十六岁的伯尔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伯尔来到康奈狄格随姐夫学习法律。当时正值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在康奈狄格征兵，伯尔投笔从戎参加了阿诺德的加拿大远征军。伯尔在行军作战中表现出色，是阿诺德将军手下的一员猛将。从魁北克回来后，华盛顿在纽约召见了他，伯尔成了华盛顿的亲信副官。后来伯尔发现华盛顿并没给他特殊照顾，他就给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写信，要求调换工作。汉考克把他介绍给了波南特将军，在那里工作了六周后，伯尔又回到了华盛顿的部队。在以后的卡岛战役中，伯尔曾救出一个旅。一年后，伯尔升为中校。当华盛顿兵败屯兵福奇谷时，伯尔曾建议偷袭斯塔藤岛，被华盛顿否决。后来，伯尔在曼哈顿战役中立下大功，但未出现在华盛顿的战后报告中，伯尔成了独立战争中唯一一个立了大功而没有封赏的将领。一七七九年，因健康恶化，伯尔只好退役学习法律去了，毕业后他在纽约的阿尔巴尼开业。

　　一七八二年，伯尔与一位比他大十岁的寡妇结婚，后者于一七九四年去逝，这十二年的生活是伯尔一生中最平静幸福的生活。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女儿，她的名字和她妈妈一样都叫西奥多西娅。这个女儿是伯尔的命根子。

　　合众国成立后，纽约的政治由联邦党的汉密尔顿和民主党的克林顿把持。伯尔投身民主党，入选州议会，迁居纽约。伯尔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政治家，在纽约他大得人心。一七八九年，州长克林顿任命他为纽约州检察长。两年后，他又击败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成为联邦参议员。在一七九七年的参议员改选中，汉密尔顿终于设法把伯尔挤下了台。

　　伯尔是美国竞选政治的鼻祖。在纽约，伯尔把一个社会下层的社交团体塔姆尼改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竞选机构。在一七九六年的竞选中，杰佛逊和伯尔作为民主党侯选人同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与查尔斯·平尼克竞选总统。结果，亚当斯获七十一票，杰佛逊六十八票，伯尔三十票。于是，亚当斯成为总统，杰佛逊为副总统。到了一八零零年，杰佛逊和伯尔再度作为民主党侯选人同亚当斯竞选总统，结果杰佛逊和伯尔都获得了七十三票，亚当斯六十三票。当时的宪法规定，选举人要投票给两个总统侯选人，得票最多的为总统，次多的为副总统。于是，伯尔认为自己有了成为总统的机会。这时联邦党人成了竞选的关健，他们的选票将决定谁将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联邦党参议员艾米斯认为要投伯尔的票，因其没有原则，可以为联邦党所用。而杰佛逊则是强硬派，根本不可能与联邦党合作。艾米斯在联邦党内势力很大，汉密尔顿见势不妙，他必须出面阻止艾米斯的错误策略。于是在一八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汉密尔顿给参议员古维纳·莫里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把伯尔说成是一个只有野心没有原则的人，甚至说伯尔的当选会发动战争，贪污公款。还说伯尔为了金钱和权力，寡廉鲜耻，毫无顾忌。

　　由于最后的表决是每州一票，因此尽管最小的特拉华州只有一票，但它的作用也很大。一八零一年一月十六日，汉密尔顿给特拉华州参议员詹姆斯·巴亚德写了一封信，希望巴亚德投杰佛逊的票。同时，汉密尔顿又向杰佛逊传话，如果杰佛逊答应某些条件的话，他将使联邦党人投杰佛逊的票。但杰佛逊表示，他不愿意成为一名被捆住手脚的总统。这样，汉密尔顿只能无条件地单方面作出选择。他选择了杰佛逊。结果，在众院第三十六次投票时，通过了由杰佛逊任总统，伯尔为副总统。

　　杰佛逊并不信任伯尔这个副总统。一八零四年，尚未卸任的副总统伯尔决定竞选纽约州州长。伯尔的竞选对手是同为民主党的摩根·刘易斯。伯尔把宝押在联邦党人身上，汉密尔顿再次出来搅局，劝其党人不要投伯尔的票，伯尔败选。

　　一八零四年四月，纽约州法官泰勒在家中宴请汉密尔顿和库伯等人，席上谈到了州长竞选。事后，库伯给友人写信道“汉密尔顿把伯尔说成是一个危险的人，不应当给以信任。肯特法官也有同感。”库伯在另一封信中写到“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个危险的人，他甚至对伯尔有更鄙视的看法。”不知为何，四月二十四日的《阿尔巴尼纪事报》上披露了这两封信。于是一场无法收拾的风波因之而起。

　　伯尔认为，汉密尔顿对他一直不公平，但他都容忍了，汉密尔顿不但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这次他决心算总账。六月十七日，伯尔把朋友范内斯请到家中，让他把一封信交给汉密尔顿。信中附有《阿尔巴尼纪事报》的剪报，伯尔要求对“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个危险的人，他甚至对伯尔有更鄙视的看法”做出解释，还要求汉密尔顿对库伯说的那些话迅速地无保留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汉密尔顿认为此信非常严重，他需要时间加以考虑，并于二十日给出答复。最后，汉密尔顿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伯尔回信坚持要对方给予明确答复。汉密尔顿接到信后很吃惊，他十分僵硬地拒绝再给伯尔回信。伯尔乃提出决斗，以便“向全世界宣布，这些事情必须有个了结。”汉密尔顿预感到他会在决斗中死去，因此他在决斗前留下了若干封信。其中之一说，他反对决斗，因为他是基督徒，反对杀人；他妻子女儿需要他，他不应去死；他有很多债务要还，他不能因为死亡而让债权人受损失。但他又说，他无法避免这场决斗。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个场面。

　　这次决斗之所以有名，除了是因为决斗的双方在北美独立中的贡献和独立后两人的权势名声，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次决斗而产生了美国宪法的第十二修正案。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规定，每个选举人分别投总统和副总统各一票，不再是投两张总统票。这看起来是一次技术性调整，实际上却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奠定了以后二百年来的两党政治。宪法第十二修正案打破了人们理想中的最好的最有能力的人作总统，第二好的能力第二的人作副总统的常识性想法。因为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可能有相同的选票，从而无法由选票分出候选人的好坏，辩别出他们能力的高下。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情景发生时，两个得票相同的人不再表现出应有的君子风度，而是为了总统这个权位各施法术用尽心机，从而可能会用阴谋来代替政治中的公平公正原则。给了第三方利益集团影响总统选举结果的可能。确立了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以后，美国的选举，就从选两个好人当正副总统，变为选同一政党的两个人担任正副总统。原则上，可以投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一票，投另一个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一票。但是，实际上选举人都是按照政党配对投票，即一对正副总统候选人，在和另一对候选人在竞选。实际上，这个选举法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得最多和得次多票者，非但不是政治上和治国理念上最接近的人，更可能是相差最远的人，是反对派。因此，反对派就应在政治制度中有其应有的地位，反对派和当权者的区别不过是投票时的票数之差而已。反对派不是敌人。不同政见的政治家们只是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不同而已，他们可以在一个健全的治理程序下共存。于是，两百年前的这场决斗之后，绅士从政坛上消失了，政治家从此政客化了。伯尔射击的那颗致命的子弹确立了美国选举政治的游戏规则。

　　一八零七年一月十日，联邦政府签发通稽令，要求各地执法人员一旦发现前副总统伯尔，立刻稽拿归案，以叛国罪加以起诉。奥尔良领地的法官对此很惊讶，决斗中打死汉密尔顿后，伯尔在千夫所指中完成了副总统任期，杰佛逊竞选连任的搭档是纽约州州长克林顿，伯尔自此从政坛消失，判国罪的证据何在？法官正思索着，伯尔已前来自首。法官一惊：一直在纽约的伯尔怎么到了南部？原来，伯尔卸任后，因汉密尔顿之死，纽约和新泽西都回不去了。于是，他来到了南部的德克萨斯，从西班牙政府手里租了四万英亩土地来开垦。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稽的消息。法官问伯尔做了什么，联邦政府要通稽他？伯尔说，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认为美国迟早要和西班牙开战，因此他手下八十几个农民都有武器。法官觉得这是政府对伯尔的报复，当庭宣布无罪释放。几周之后，联邦政府发了第二道通稽令，再次以叛国罪通稽伯尔。伯尔照旧去法庭自首，上次那位法官调走了，新法官问明情况后，又放了他。过了几周，联邦政府对伯尔发出了第三道通稽令，这次伯尔没有去自首。二月二十日，伯尔在逃往西属佛罗里达的路上，被执法人员抓获，押送到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接受审判。

　　监狱中的伯尔，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因为杰佛逊亲自在幕后指挥检察长乔治·海。于是，伯尔请了当时最好的律师亨利·克莱，后来又聘卢瑟·马丁。后者公然把矛头指向杰佛逊，并指出杰佛逊在审判前就在众院内指责伯尔为叛国分子，以总统身份发这样的议论是很不正常的。

　　联邦法庭开庭时发现伯尔和驻美的法英两国大使之间有秘密交往，想借助英法势力把西班牙人赶出德克萨斯。开拓疆土是好事，但不能轻启战端，法庭认为爱国之心可嘉，想教训几句放了他。可杰佛逊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伯尔企图把西班牙赶走后，在西部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包括德克萨斯和美国领土，政府据此告他四项叛国罪。伯尔矢口否认，于是法庭传唤证人詹姆斯·威金森将军。威金森在美法战争时是军中第三号人物，一八零五年出任美军驻新奥尔良军区司令，兼任路易斯安娜领地总督，一八零六年因滥用权力被解职。威金森到法庭作证，拿出伯尔给他的信件，证明确有此事。伯尔称威金森所呈信件是伪造的。法庭当场鉴定笔迹，发现威金森所呈的信件是他自己的笔迹。威金森说：原件丢了，这是我留的抄件。法庭内一阵哄堂大笑，陪审团宣布这个证据无效。

　　杰佛逊不在乎这些，要求最高法院判伯尔叛国。联邦党人恨伯尔打死汉密尔顿，没人帮他。民主党人在杰佛逊的高压下无法出头，伯尔找不到替他作证的人。伯尔万万没有想到退休在家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会出手救他。一七九九年，帕特里克·亨利临终前，向亚当斯总统推荐国务卿约翰·马歇尔为大法官。亚当斯卸任前，任命马歇尔为高院首席大法官。在亚当斯的授意下，尽管杰佛逊动用了一切可能，马歇尔就是不判伯尔叛国。马歇尔最后的结论是“劝人叛乱或促使叛乱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叛乱。”他说，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伯尔并不在场。另一种情况是，个人招兵买马而构成犯罪，也没有证人。法庭于九月一日宣布伯尔无罪。因为伯尔在法庭上的表现潇洒自如，这个判决获得了旁听者的欢呼。伯尔成了英雄。虽然马歇尔是亚当斯的亲信，但他也是杰佛逊的表侄，可他就是不给杰佛逊面子。杰佛逊只能干生气，三权分立是他参与建议的，为的是司法不受干扰。现在马歇尔六亲不认，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力，杰佛逊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马歇尔一生坚信联邦党人的思想，先后经历六位总统，谁也惹不起他，只能通过把自己人选进最高法院的办法，来减少马歇尔的影响，可是马歇尔口才奇佳最高法院内没有对手，直到他死前，最高法院都是联邦党的地盘，因此奠定了最高法院和总统分庭抗礼的惯例。

　　当时的纽约等地，仍未忘记伯尔枪杀汉密尔顿一事，伯尔在案件结束后离开美国前往欧洲居住。一八一二年，英美再度开战。人们关注战事，不再注意伯尔。伯尔于是年回纽约，执律师业。但祸不单行，他曾寄以厚望的小孙子突然病死，孩子的妈妈西奥多西娅大受打击。伯尔去信让她来纽约同住，以解苦恼。一八一二年底，西奥多西娅在查尔斯顿港上船后一直没有到达纽约。有人说是在海上遇风暴沉没了，有人说被海盗劫走，但这都是猜测，因船上无人生还。伯尔在纽约的业务很好，一八三三年七十七岁时他又结了一次婚，三年后病逝，葬于普林斯顿。那位卢瑟·马丁因嗜酒，晚年生活潦倒，伯尔念当年保驾之恩，曾给他接济。

　　七十多年后，一个秋天的下午，两名学者到伯尔的墓前凭吊，其中一位念念有词：“他是个多么被人误解的人啊。”这位学者是伍德罗·威尔逊，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

老钱：美国往事：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人民对于写在羊皮纸上的文字的力量给予了一种信任，认为它能够促使政府步入正轨，如果要给这种信任起名字的话，它就叫做宪政主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要是有人问什么是近代社会的标志，大多数人的答案一定会说是自由和民主。要是有人问什么是自由和民主的基础，很多人会提到宪政，市场经济，人权，法制，等等。但这些只是自由和民主的保障，是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基础。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不是观念，也不是那些政治经济制度，自由和民主的基础是财富，是人们因为有了财富而产生的对大自然的权能。那些观念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为了保障人们能更多地获取财富，保障人们能获取对大自然更多的权能。世界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美国，建国初期的美国，自由和民主只在少数人，还不包括奴隶。当时的美国是用财产数量来限制选举权的，无产者是没有选举权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美国拥有选举权的是少数人。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财富开始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于是选举权也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最终成了不分种族，无论男女，只要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都有的普选权。因此，工业和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的普及和人们对大自然的权能的增加，才是产生近代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工业和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普及和人们对大自然的权能的增加就不会有近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说了那么多自由和民主和本文的主人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美国独立之初，汉密尔顿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汉密尔顿的建国理念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个人财产不被国家侵犯的国家，只要国家能够保障个人财产或者说财富不被侵犯，自由和民主就有了保障。

　　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英明远见之士，不过以才华而论，没人能在汉密尔顿之上。汉密尔顿是独立革命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人，也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天才。一七五七年，汉密尔顿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纳维斯，父亲是苏格兰破落贵族。汉密尔顿小时候父母失和，父亲离家出走，母亲有个能维持生计的铺子，但她在汉密尔顿尚未成年时就病故了。汉密尔顿的姨妈安·温顿给了他很多照顾。十一岁时，汉密尔顿在英国的同母异父哥哥来继承财产，按当时的英国法律，长子才有继承权，一夜之间汉密尔顿一文不名。汉密尔顿只好受雇于来往于纽约与西印度群岛的商人格鲁克，他很受格鲁克的重视。格鲁克后来发了财，从此在汉密尔顿眼里，生意就有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密尔顿的妈妈是二婚，教会不承认，他等于是私生子，无法进教会学校，只好在一间犹太学校里识了些字。汉密尔顿受的教育主要靠自学，所谓自学也就是反复阅读家里仅有的三十四本书。他哥哥连这些书都不放过，要公开拍卖，有个好心的邻居买下了这些书送给了他，他得以继续自学。当地一位有地位的牧师诺克斯，很喜欢汉密尔顿，经常借书给他。少年汉密尔顿受的教育不多，但他很有写作天才，一七七二年八月，西印度群岛受到龙卷风袭击，汉密尔顿写了一篇描述龙卷风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家乡的人们都引以为荣。没过多久，汉密尔顿的姨妈安·温顿移居纽约，在姨妈和家乡人的资助下，汉密尔顿来到美国留学。

　　一七七二年秋天，十七岁的汉密尔顿先在新泽西学语言。第二年，汉密尔顿申请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但被拒绝。之后申请纽约的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被录取了，直到今天哥伦比亚大学还在说事：普林斯顿大学有眼无珠。进哥伦比亚大学成了汉密尔顿人生的转折点。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北美闹起了独立，汉密尔顿的保皇立场随之改变。一七七四年底，保皇党牧师西伯里写了本小册子，攻击大陆会议。汉密尔顿撰文反击。汉密尔顿认为，局面之所以不可挽回，是因为英方要把北美人民置于奴役地位。根据自然法，任何人都无权奴役其他任何人。令人叹服的是，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在独立战争尚未正式开战时就指出了，要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必须采取游击战术。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晚，一群人要把保皇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迈尔斯·克柏抓走，汉密尔顿反对克柏的保皇立场，但他不赞成这种粗暴的作法。他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向群众演说，因为汉密尔顿的演说，克柏有了时间得以出逃，最后回到英国。同年十二月，一位“自由之子”社成员鼓动纽约市民抓拿保皇党，捣毁报社劫走印刷机和财物。汉密尔顿对此极为不满，给大陆会议代表约翰·杰伊写信表示反对。信中可以看出，年仅十八岁的汉密尔顿就非常反对群氓运动。

　　汉密尔顿一直想在独立战争中有所作为，他自学军事和战略，很快被提拔为少尉。一次战斗中，他率部袭击了英军的炮兵阵地，夺下了几门炮，然后招募了六十几个人，成立了纽约炮兵连，自任上尉连长，受亨利·诺克斯上校管辖。在后来战斗中汉密尔顿沉着勇敢，表现不俗，很快引起了好些高级军官的注意，他们都要想让他来当副官。汉密尔顿于一七七六年底，任华盛顿的中校副官长。汉密尔顿的谋略不只是纸上谈兵，他还有随机应变的机智和深入虎穴的胆略。很快，华盛顿所有的信件和作战命令均出于汉密尔顿之手，他还负责情报和交际，成为华盛顿的心腹。

　　一七七七年，华盛顿和英军交战累遭败绩，连首都费城都没有守住。大陆会议里以塞缪尔·亚当斯为首的很多人对他不很满，私下活动，要撤换华盛顿总司令职务，他们心中的总司令人选是华盛顿的上司，大陆会议战争委员会主席、北方军团司令霍雷肖·盖兹。盖兹和华盛顿在法印战争中有过过命之交。大陆军成立后，盖兹任参谋长。一七七六年，盖兹任加拿大军团司令，随后又任北方军团司令。一七七七年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盖兹威名大震。换总司令需要很长时间，盖兹和新英格兰的议员们私下活动，事情进展顺利，等联络到足够的议员后，向华盛顿发难。可是，突然间弗吉尼亚的议员公开了一封盖兹的密信，信中对华盛顿的能力大加质疑，接着换总司令的阴谋在大陆会议曝光。于是，打算换总司令的议员们都不作声了，盖兹只得辞去战争委员会主席和北方军团司令，改任东部军团司令。这么重要的信怎么会被曝光呢？盖兹有苦难言，原来前几天汉密尔顿来接洽部队换防，就是他盗的书。二十三岁的汉密尔顿一出场就身手不凡。通过这次事件，也让汉密尔顿感到了华盛顿这位总司令竟然无力控制他的军队。从此，他力主中央集权。一七八零年九月三日，汉密尔顿写信给《邦联条款》的起草人詹姆斯·杜安要求召开一个各州的代表大会，以便建立一个总联邦。他要求一七八一年九月就召开，愈快愈好。由此可见，汉密尔顿是第一个力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人，时年二十三岁。当时各殖民地自行发行钞票，情况混乱，汉密尔顿还建议设立一个公私双方共同投资的国家银行，这也是二十多岁的汉密尔顿第一个提出来的。后来在他成为美国第一任财长时，终于成立了美国国家第一银行，统一了美国货币。

　　汉密尔顿虽然为华盛顿立了大功，但他还想靠战功获取功名。一七八一年八月底，汉密尔顿赶上了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弗吉尼亚的约克敦之战。英军固守约克敦，希望其海军能打破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塞的海上封锁，因此美法联军必须在短时间内拿下约克敦。尽管这时拉法耶特为弗吉尼亚大陆军的主将，美法联军仍然决定由华盛顿来指挥。德格拉塞在华盛顿尚未到达威廉斯堡之前，就给拉法耶特去信，要他立即进攻约克敦，不过拉法耶特出于对华盛顿的忠诚，没有这样做。华盛顿到了威廉斯堡后，决定分兵两路，左路军由罗尚博任司令，领法军七千多人；右路军由拉法耶特任司令，率大陆军八千多人。华盛顿亲自说服拉法耶特，让汉密尔顿担任左路军先锋。美法联军中的大陆军战斗力根本无法和法国正规军相比。关键时刻，英军的两个炮台必须拿下，于是大陆军一个，法军一个。法军要求同时指挥两个攻坚战。先锋官汉密尔顿，立刻与法方争了起来，华盛顿把进攻一个炮台的指挥权给了汉密尔顿。双同时进攻，汉密尔顿用散兵线加上迂回包抄，一个冲锋就拿下了英军炮台，只伤亡二十多人。法军按课本上说的，人跟着人向前走，不一会儿就被英军的炮火压住了。见到大陆军先声夺人，法国人红了眼，玩命地向上冲，也把炮台拿了下来。炮台拿下后，英军成了瓮中之鳖，英军守将康沃利斯连夜向纽约告急，纽约的克林顿将军率舰队前来迎救时被法国舰队击沉一艘战舰，仍无法冲破法国舰队的封锁，只好返回纽约。十月十六日，康沃利斯率军坐船出逃，但遭遇持续暴风雨，出逃失败。于是，康沃利斯只得率全体英军向华盛顿投降。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早晨，华盛顿列出了投降条件，下午，约克敦和格罗斯特两处据点的全体英国陆军向华盛顿投降；所有的英国海军向德格拉塞海军上将投降。康沃利斯派其副将前来投降，华盛顿派林肯少将主持受降，因为林肯在查尔斯顿战役曾向康沃利斯投降，战争到此结束。汉密尔顿一战成名。能文能武，又立下了大功，论功行赏，汉密尔顿应为第一，但汉密尔顿不在乎这个，退伍回家了。

　　汉密尔顿在一七八零年和纽约州巨富菲利普·斯凯勒的二女儿二十三岁的伊丽莎白成婚。伊丽莎白长得美丽大方，宗教信仰极为坚定，在美国所有的寡妇都再婚的年代里，活了九十岁的伊丽莎白为汉密尔顿守了五十年的寡。更可贵的是，她视钱财如粪土，这可能是因为家里太有钱了。斯凯勒除了看中汉密尔顿前途无量之外，还因为汉密尔顿为他出过一次气。斯凯勒家族是纽约州豪门，斯凯勒一七七五年被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他是大陆军北方军团统帅，因战绩不佳，大陆会议用盖兹取代了他。斯凯勒退伍后，在次成为议员。而汉密尔顿粉碎了盖兹当大陆军总司令的阴谋。为此，斯凯勒把女儿嫁给了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就有了靠山，但汉密尔顿并不贪图安逸的生活，而是在约克敦取得盖世战功后，才退伍回到纽约。武功已成，汉密尔顿决心从政，一七八二年汉密尔顿被选为纽约州的大陆会议议员，参与国政。

　　大陆军一直有欠饷问题，有两次差点酿成兵变，汉密尔顿协助华盛顿顺利地解决了兵变。经过这两次兵变，很多人都意识到北美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对大陆会议心灰意冷，辞职回到纽约，执律师业。一七八四年开办了美国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主持重建毁于战火的母校国王学院，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大陆会议这种联盟式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局了，终于在一七八七年五月于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汉密尔顿被纽约州选为制宪会议代表，纽约州还有另外两名代表，那两位代表因为制宪会议没有讨论修订《邦联条例》而是重修宪法，就回纽约了。会议规定每州至少得有两名代表才有投票权，结果汉密尔顿无权投票。

　　尽管汉密尔顿没有权投票，但他热情洋溢，在制宪会议上与麦迪逊和富兰克林一样是会议的灵魂人物。麦迪逊在弗吉尼亚群雄中最有文化。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对汉密尔顿有天生的好感，而且两人在组建联邦政府上不谋而合，制宪会议上他俩成了搭档，在宪法中加进了自己的建国理念。汉密尔顿在会议上作过多次发言，他说：他既不同意代表大州利益的弗吉尼亚方案，也不同意代表小州利益的新泽西方案。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北美的条件不同，无法采取英国的制度。他认为，在勤勉的社会中，总有少数与多数之分，权力不能只给少数或多数，因为他们有了权力之后就会压迫对方。因此，少数和多数都应有权。他建议，参议院参照英国上院要终身制，他们的终身制会对来自总统和政府以及来自众议院和民众的任何有害的改革形成一种永久性的障碍。总统也可以终身。有人问，美国不是合众国吗？那么共和又从那里体现呢？汉密尔顿的回答是，只要所有其他的行政官员是民选的，就能维持共和。十八世纪末，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有都着坏名声。只有共和制才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制度。汉密尔顿的这些言论，被他的政敌，特别是心思细密的杰弗逊抓住，说他要在美国制造一位国王。

　　宪法要被十三个殖民地中的九个的批准才能生效。各州为此召开了代表会议，汉密尔顿回到纽约成为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在纽约以州长乔治·克林顿为首的反联邦势力很大。为此汉密尔顿组织了麦迪逊和杰伊在会议召开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为宪法鼓吹。他们的文章，集为《联邦党人文集》，是和《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同等重要的政治文献。后人评论说：《宪法》浓缩了开国先贤们的智慧，给新生的美国搭起了一个制度骨架，《文集》给了它血肉。

　　一七八八年六月初，汉密尔顿在给麦迪逊的信中，分析了当时纽约的政治势力，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护宪派在代表会议中也只能占到七分之四的多数。除了用《文集》造势之外，汉密尔顿还采取拖延战术：他想尽办法把投票日期安排在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通过宪法之后。六月十七日，纽约召开代表会议。汉密尔顿在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就指出《邦联条例》无法修正，只有重新修宪才能保障美国的自由和独立。他还指出：如果接受老的邦联，大陆会议就是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拥有的权力无法得到制衡，以至于效率低下，腐败无能。这就必将产生一个摧毁人民自由的势力，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至少有两种权力可以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在回答州长克林顿的发言中，汉密尔顿说：有人说各州的风俗和利益不同，因此无法建立联邦，但我认为从新罕布什尔到乔治亚的美国人民在最初的政治活动中，风俗和利益的不同可能会产生麻烦，但宪法中的那些伟大的调和精神，会慢慢减轻这方面的压力。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六日，新罕布什尔和弗吉尼亚分别通过了宪法，在这个大形势下，七月二十六日纽约州以三十对二十七票通过了宪法。纽约人认为汉密尔顿为宪法的通过作出的贡献最大，在庆祝宪法胜利的游行中，做了一艘大船，取名为汉密尔顿号。

　　有了宪法后，接下来是选总统，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建国之初，政府只有五名阁员四个部：总检察长伦道夫是光杆司令，汉密尔顿任财长，诺克斯将军任陆军部长，杰弗逊任国务卿。新政府首当其冲的四件事是：战争债务，国家银行，人权法案，和首都永久地址。当时大陆会议欠了很多债，很多议员和政府官员都想削减债务，也就是让人民一起承担债务。但汉密尔顿坚决要把所有债务还清。汉密尔顿解决债务的方案很简单，就是让各州平摊债务。这下子弗吉尼亚不干了，弗州已经把债务还了一半了。南方议员们还认为，北方的资本家已得到风声，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了大量债券，政府这样作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另外，还债必定要加税，这又会损害南方农场主的利益。于是，汉密尔顿来到杰佛逊的寓所商谈此事，席间双方做成了一笔政治交易：杰佛逊支持汉密尔顿由政府承担所有债务，而首都的永久地址选在波托马克河边。波托马克河是弗吉尼亚的母亲河，要是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边上，那是弗吉尼亚人的光荣。美国闹独立主要是马塞诸塞人和弗吉尼亚人，马塞诸塞人为了自由贸易，弗吉尼亚人为了向西部扩张获取土地。大陆会议时期，为了顾及两边，首都定在中间的费城。两次兵变后，首都搬到了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几个月后再搬至马里兰州的安那波利斯，一年后又迁都新泽西州的特兰顿，直到一七八五年一月才落户纽约。过去的首都都在北方，弗吉尼亚想把新首都建在南方。波托马克河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界河，两个州的人都高兴。于是杰佛逊和麦迪逊欣然同意。华盛顿的家在波托马克河边上，他也愿意。这里是美国东部地理的中间位置，这个建议很快就通过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各出一块地，是为新都。新都建成前，临时首都设在费城。联邦政府于一七九零年迁回费城，于一八零零年进驻华盛顿特区。建都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交易。

　　债务和首都地址的事刚摆平，国家银行的事又成了南北双方争论的焦点。汉密尔顿主张由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在战争时期和新政府成立之前，各州自行发行货币，造成了金融和商业的混乱。汉密尔顿认为必须由政府控制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统一货币。汉密尔顿还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报告申诉国家银行的好处：国家银行可以通过吸收游散民间的金银，并以此为储备发行纸币来增加生产资本。国会两院辩论后，很快通过了这个法案，提交华盛顿签署。但杰佛逊坚决反对设立国家银行，其中心论点是宪法没有规定联邦政府有设立国家银行的权力。华盛顿把杰佛逊的报告给了汉密尔顿。于是，汉密尔顿就此提出了政府有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隐含的权力”理论。他的立论很简单，因为宪法不可能规定政府的所有权限，只有概括性的条款，所以政府有一种由宪法条款引伸出来的权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宪法规定政府有权管理商业和航运，于是就可以由此得出政府有建立灯塔的权力。同理，政府有制订和执行税收政策的权力，由此可以得出政府有设立国家银行的权力。华盛顿在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报告后，认为汉密尔顿有理，签署了设立国家银行的法案。这次争论的结果对美国后来的宪政和金融制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开了宪法必须解释的先河，也给出了一个法学理论，任何法律都定义了一种“隐含的权力”，而这种“隐含的权力”是需要解释的；国家银行的设立对美国独立战争后的经济重建和联邦政府信用的确立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尽管后来杰克逊总统把国家银行取消了，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设立了一个国家银行，就是我们熟悉的联邦储备银行。有人评论说，汉密尔顿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先驱。

　　汉密尔顿还提交给国会一个《制造业报告》。主张收适当的关税，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尽管该报告被国会否决了，但国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关税法，对进口货物征收很低的关税，使美国的制造业受益匪浅。他还使国会通过了一个国产税法，对一切蒸馏酒类征税。杰佛逊在反对国家银行失败后，又对国产税法进行攻击，他说：这条法律将使政府在最不该使用其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杰佛逊指的是宾西法尼亚西部的苏爱人，他们靠酿造威士忌为生。现在政府向他们征税，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迫害。于是匹兹堡南面的四个县拒绝纳税。华盛顿发布公告，也不管用。终于暴发了动乱，当地官员弃职而逃，州长也不敢动用武力。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商议后，决定派兵镇压。宾州的叛乱只是一种漫无组织的示威，但汉密尔顿为了显示中央政府的强大，率领了一万五千人前去镇压。结果把叛乱分子吓坏了。汉密尔顿押解了十八个人赴费城受审，最后两人被判有罪。但华盛顿不愿扩大争端，下令把这两个人也给大赦了。

　　汉密尔顿在镇压威士忌叛乱中大出风头，名声大震。但很快他就被一起丑闻从峰顶推到了谷底。汉密尔顿夫人没有和他一起在费城，有一位雷诺夫人设计钩引他。他俩亲热了一段时间后，雷诺夫人的丈夫出面勒索汉密尔顿。于是，汉密尔顿就给了那个男人一些钱财。后来这个无耻的男人竟然要挟汉密尔顿让他在财政部为其某一永久职位。汉密尔顿一怒之下，把他给轰走了。于是丑闻就传了出去，但人们只知道是经济丑闻。国会为此派出了一个以门罗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去到汉密尔顿处进行调查，目的是经济问题。但没等三人开口，汉密尔顿就把雷诺夫人的事情全盘托出，三人大出所料。当时他们约定，这一切不得外传。国会的调查证明汉密尔顿在金钱上是完全清白的。但不久，有一位臭名昭著的记者卡仑德在报上披露了汉密尔顿的桃色纠纷，汉密尔顿的声誉大受打击。一七九四年，汉密尔顿辞去了官职。三十年后，卸任了的门罗总统来到纽约，他特意前往汉密尔顿夫人公馆拜访汉密尔顿的未亡人。当时她已九十岁（她活了九十七岁），老太太头脑清晰，口齿锋利，她毫不客气地对门罗说：“门罗先生，你要是来道歉，道歉对我亲爱的丈夫所作的歪曲和诽谤，我将感到满意。否则，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不管我明天是否进棺材，我都不会原谅。”老太太话音未落，门罗就拿起帽子，转身就走。原来当年的三人委员会中只有门罗是民主党人，另外两人是联邦党人。最致命的是卡仑德曾暗示他是从民主党人那里得到的消息。

　　汉密尔顿还把赞成大联邦的人组织了起来，以他的那批军中故旧为主，在各大城市很快形成了一个网络，他们联合各地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支持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反对各州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堡垒。这就是美国最初的政党联邦党。杰佛逊和麦迪逊看汉密尔顿组织了联邦党，也到各大城市进行联络，只要是认同州权或者是反对联邦党的人就要，很快美国的第二个政党民主党就诞生了。华盛顿支持联邦党。两党针锋相对，把华盛顿搞的心灰意冷，要辞职。当时正值两党草创时期，于是两党都恳请华盛顿留任。华盛顿同意了，但国会中的两党竞选很激烈。尽管在汉密尔顿和杰佛逊这个层面上，两党相争的中心是联邦对州权之争，但背后隐含的是农业和工商业这两种产业所关联的利益之争，当然也是这两种产业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之争。

　　一七九二年的大选，联邦党赢了，华盛顿连任总统。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也连任成功。尽管亚当斯是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政见上还是和他分歧很大，但为了大局，汉密尔顿还是号召全党支持他。纽约州长的竞选也是异常激烈，联邦党推出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民主党推出现任州长克林顿，最后克林顿当选。国会两院中的竞选两党平分秋色，但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落选了。纽约州选出的联邦参议员是汉密尔顿在大陆军的战友阿伦·伯尔。

　　一七九六年的大选，联邦党再次获胜，华盛顿坚持不再连任，亚当斯当选为总统。尽管亚当斯对当总统兴趣不大，但在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支持下，他以七十一票当选总统，杰佛逊以六十八票当选副总统。亚当斯上任后面临着与法国的冲突，于是他成立海军部，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随着和法国的冲突升级，亚当斯把华盛顿升为中将，并任命他为合众国军队总司令。因为华盛顿年事已高，副总司令才有实权。华盛顿心中的副总司令人选是：平克尼，汉密尔顿，诺克斯。平克尼第一的原因是华盛顿认为法国军队一定会从西印度群岛出兵攻打美国南方，而平克尼来自北卡罗来纳，在南方威望很高。就汉密尔顿而言，因为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必须是出生在美国，而汉密尔顿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所以他不可能当总统。因此，汉密尔顿很想在军事上再次有所成就，他很想得到这个第一副职。华盛顿怕汉密尔顿不接受平克尼，汉密尔顿，诺克斯这一名单，他给亚当斯的名单是汉密尔顿，平克尼，诺克斯。而亚当斯心中的名单是诺克斯，平克尼，汉密尔顿，因为诺克斯来自新英格兰。汉密尔顿不但在军中的级别较低，而且是背后与亚当斯作对的头目，万一华盛顿去世了，汉密尔顿就成了军队总司令，亚当斯怎么能受的了。

　　华盛顿得知而亚当斯坚持要诺克斯，平克尼，汉密尔顿；而汉密尔顿则非当第一副手不可。为此，华盛顿给亚当斯去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陈述他这个选择的理由。但亚当斯这位名律师出身的总统怎么会轻易让步，他坚持要他的选择。最后华盛顿只得以辞职来迫使亚当斯接受他的选择。那位诺克斯也不是好惹的，他对华盛顿的选择非常不满，尽管华盛顿去信解释了，但华盛顿还是失去了这位老友。所幸的是，亚当斯总统在最后时刻与拿坡仑达成了和解，影子司令部也就此解散了。

　　一八零零年的大选，因汉密尔顿与亚当斯之争，民主党占了上风。但同时作为民主党侯选人的杰佛逊和伯尔的得票相等。于是，联邦党人的选票对谁当总统反而至关重要。因为汉密尔顿对伯尔的人品有很多非议，于是汉密尔顿就费尽心机使杰佛逊当上了美国第三任总统。

　　一八零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的《阿尔巴尼纪事报》上披露了两封纽约州法官泰勒的女婿库伯给友人的信，信中说“汉密尔顿把伯尔说成是一个危险的人，不应当给以信任。肯特法官也有同感”。“汉密尔顿甚至对伯尔有更鄙视的看法”。伯尔认为，汉密尔顿对他一直不公平，但他都容忍了，汉密尔顿不但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这次他要算总账。伯尔提出决斗，以便“向全世界宣布，事情必须有个了结。”汉密尔顿预感到他会在决斗中死去，因此他在决斗前留下了若干封信。其中之一说，他反对决斗，因为他是基督徒，反对杀人；他妻子女儿需要他，他不应去死；他有很多债务要还，他不能因为死亡而让债权人受损失。但他又说，他无法避免这场决斗。一八零四年七月十一日，两位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成名英雄，建国后政坛重要人物，面对面枪口相向，裁判一声令下，两声枪响，汉密尔顿出手慢了一点，腹部中弹，送回曼哈顿后，次日去世。

　　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汉密尔顿性格火爆，动辄与人相争，还有他的持才傲物，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与杰佛逊之争，使华盛顿政府陷于分裂；与亚当斯之争，使联邦党分裂；与伯尔之争，使自己丧命于决斗。汉密尔顿在建国初期，对联邦政府的创建和巩固其作用无人能与之相比。作为第一任财长的汉密尔顿的个人品德是可以肯定的。当时批评他的人没有能抓住他任何把柄。他处理过成百万成千万美元，他的政策使很多人发财致富，但他的一生堪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汉密尔顿影响了很多后来的美国总统，其中林肯和老罗斯福受其影响极大，他们的很多政策直接来自汉密尔顿的治国理念。

　　其实，美国独立，只有革命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革命只是从英国的分裂，美国独立后建立的制度，几乎是英国制度的翻版，民主被严格控制在少数有产阶级手中。在美国这个移民社会里，等级制度没有欧洲那么根深蒂固，于是只有用财产来划分人群。美国国父个个有权有势，他们只用启蒙思想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以此为理由从英国手中夺取制宪权力，他们并不想把启蒙思想贯彻到底。美国独立的启蒙色彩，民主、自由、平等之类，只是为从英国分裂而找的借口，而且只在少数人中才有。尽管这些思想激励了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避免了启蒙思想家那种天真绝对的价值判断，他们精心设计政治制度，避免了无产者对政治产生影响。美国的两院制来自英国，美国以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制宪会议代表的治国理念，都以财富为第一原则，民主和自由，必须为财富服务。只要是伤害财富的，就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谁能保护好财富，就成功。谁保护不好财富，就失败。这也是汉密尔顿的建国理念。

　　回顾历史，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如果没有产业革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如果没有财富在社会各阶层内的普及，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至今可能还是少数人掌权的社会。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创造出的财富并不来自民主和自由，二十世纪的德国就是一个反例。应该看到，后来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的逐渐扩大，到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的普选权，与个人财富增加的渐进历史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财富并不需要由民主和自由带来；但没有财富，就没有民主和自由；没有广泛的财富，就没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老钱：美国往事：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世界上理智和人性战胜谬误和压迫的胜利都应该感谢新闻，感谢新闻的多变和漫骂……美国人民在新闻的指引下，到达了自由独立国家的彼岸，改善了政治体系，将其塑造为有利于人民幸福的体系，这也要归功于新闻的推动。”

——詹姆斯·麦迪逊，一八零零年。

　　八十年代末，美国建国二百周年之际，曾在报上读过一篇题为《从乔治到乔治》的文章，说的是从乔治·华盛顿到乔治·布什（一七八九到一九八九年）。除了题目之外，文中提到的一则民调令我至今难忘。那个民调是：“做为美国人最让你感到骄傲的是什么？”收到的民调结果中百分之八十的人说，最让他们感到骄傲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让美国有了二百年的和平与发展，并在二十世纪成了世界第一强国。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美国宪法》在世界近代史上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世间的一切都会腐败而后死亡，政治制度也一样，逃脱不了由腐败而死亡的命运。自古以来，如何避免制度的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就成了古往今来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在思考政治制度时必须正视的问题。古希腊以来，对此就有两种方案：一是柏拉图的政治设计，从一开始就设计一个完美的面面具到的政治制度，而后不事更改，以此来避免其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另一个方案，来自亚里士多德，通过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来避免其腐败和灭亡的命运。古人早就知道，世间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现实的制度中，君主制很容易变成暴君统制；贵族制的归宿往往是寡头政治；民主制只要梢不留意就会沦为暴民统治。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立士多德的《雅典宪法》都提倡混合的制度设计，让各种不同政治原则中的矛盾成分同时存在于一个制度中，用这种矛盾实现制度的自我调节，以此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动态平衡，以避免其腐败和死亡。十八世纪的英国是这种平衡制度的典型：国王有着决断权，上院代表贵族和智慧，下院代表民众与社会良心。一七六十年代，即使是英国这样的平衡政府，在北美也会发生横征暴敛这样的事。于是，北美人民就非得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平衡政府，作为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的詹姆斯·麦迪逊生逢其时，在美国独立之时得以一展平生所学，用启蒙学说的政治思想结合北美社会，再综合其它国父们的建国理念，确立了《美国宪法》作为美国的建国基石。因此，詹姆斯·麦迪逊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

　　和其他美国国父与总统相比，詹姆斯·麦迪逊其貌不扬，身高只有一米六三，人很瘦，还有些秃顶。麦迪逊为人非常腼腆尤其在女性面前，加上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的倨促不安和优柔寡断的性格，要是在今天的话，没有人会觉的他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七五一年三月十六日，麦迪逊出生在弗吉尼亚乔治王县维康港的外祖父家中。他是长子，另有三兄弟和三姐妹。詹姆斯的父亲老詹姆斯·麦迪逊是英格兰移民后代，老詹姆斯幼年丧父，靠自身的努力成为奥林奇县最大的庄园主和县级治安官及法官。独立革命期间，老詹姆斯曾任奥林奇县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老詹姆斯的言传身教给了儿子意志，美德和严谨。

　　麦迪逊受洗后随母亲回到了离蓝岭山脉不远的奥林奇县。麦迪逊在这里长大。童年时，麦迪逊经历了七年战争（一七五五到一七六二年）。一七五五年，英军被法印联军队打败的消息给弗吉尼亚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蒙彼利埃，麦迪逊生活的庄园也有可能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尽管没有发生，但这种恐惧在麦迪逊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让他对印第安人产生了永久的偏见。一七六零年，蒙彼利埃庄园完工，麦迪逊和家人一起搬进了新家。

　　十一岁之前，麦迪逊由父母发蒙。十一岁到十六岁，麦迪逊师从唐纳德·罗伯逊。罗伯逊对麦迪逊影响很大，麦迪逊说过“我全部的生活归功于他。”麦迪逊从罗伯逊那里学到了数学、语文、地理，精通了拉丁文。十六岁后，他师从托马斯·马丁牧师，花了两年时间准备上大学。因为气候和身体的原因，麦迪逊没有进威廉玛丽学院。一七六九年，麦迪逊插班进入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他学习刻苦用功坚持不懈，两年就毕业了。在新泽西学院，他学到了拉丁语、自然科学、地理、数学、修辞和哲学。学习期间，他很重视演讲和辩论术。他常参加校园恶作剧，但还是得到了大学校长的赞许。毕业后，麦迪逊留在普林斯顿学习了一年的希伯来语和哲学。一七七二年春，麦迪逊回到蒙彼利埃。麦迪逊信仰圣公会教义，但不很热心。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但人类无法了解他。麦迪逊喜欢步行和骑马，酷爱读书，对古代文献有很深的研究。就书本知识而言，麦迪逊是第一流的，加上优秀的品行，麦迪逊是一名真正的谦谴君子。

　　一七九四年九月，四十三岁的麦迪逊与二十六岁的寡妇多丽·托德在新娘姐姐的哈伍德庄园结婚。他们俩是由阿伦·伯尔介绍认识的。多丽有一个儿子，她在费城经营一家捛店，很多政要在她的捛店住过。婚后，两人回到费城，麦迪逊与多丽没有自己的孩子。多丽是个充满活力、体态丰满的美人，作为第一夫人她在华盛顿赢得了的达官贵人的喜爱，没有哪一个第一夫人能与她的魅力媲美。麦迪逊执政期间，她承担起了官方女主人的角色。无论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多丽总是为众人瞩目。她还监督了白宫的重建工程。一八三六年，麦迪逊去世后，多丽从蒙彼利埃搬回华盛顿，直到去世。这期期，多丽又成为首都社交圈内的热门人物。不过那时，她挥金如土的儿子约翰使她一贫如洗。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多利去世，葬在华盛顿。后来，多利的遗骨被运回蒙彼利埃，安葬在麦迪逊身边。

　　独立革命期间，麦迪逊被任命为民兵上校。因其身体过于虚弱，兵役期间他没有什么作为。一七七六年后，麦迪逊开始活跃于弗吉尼亚政坛，他担任过州代表大会代表，州议会议员，州委员会委员。一七八零年，第二届大陆会议上，二十九岁的麦迪逊成为最年轻的大陆会议代表（弗吉尼亚）。开始，麦迪逊并不引人注意，但后来，他起到了领导作用。麦迪逊真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从一七八五年三月弗农山庄会议开始的。弗农山庄会议是为了解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在航运和贸易上的纠纷，在华盛顿家弗农山庄召开的一次州际会议。作为华盛顿的好友和谋士，麦迪逊是华盛顿的全权代表，华盛顿本人没有参加会议。麦迪逊后来提到：“制宪会议的种子是在弗农山庄会议上埋下的。”

　　弗农山庄会议后，华盛顿和麦迪逊认为有必要开一次全国会议，以解决各州间的矛盾。于是，麦迪逊在弗吉尼亚议会里活动，决定邀请各州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一次州际大会（一七八六年）。这次会议只来了五个州的代表，会议的成果是由纽约代表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份给大陆会议的建议书，邀请十三个州参加一七八七年五月第二个周一在费城举行的州际大会，制订新规则使《邦联条款》适应新形势。大陆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把会议权限限制在对《邦联条款》的修正上。

　　一七八七年三四月间，华盛顿和麦迪逊通信频繁。华盛顿在信中写到：“只要是有判断力的人就能看出，现行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我希望全体会议上能讨论这一问题。”华盛顿还在信中提到：“我现在对公众美德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怀疑是否有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以惯彻。一个政府作不到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谈起。”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华盛顿的建国理念是大联邦。麦迪逊给华盛顿的回信中写到：“阁下对大会要达成的改革之见解等于是批准了我心中的改革方案。鉴于各州的各自独立地位与它们的总主权极端不相容，要把各州合并为单一的共和国操之过急无法马上达到，所以我选择了中间立场。”后人评论《美国宪法》时常说，它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结果。

　　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制宪会议在费城正式议事。弗吉尼亚派了七位代表，华盛顿当选为主席，他除了主持会议之外，一言不发。麦迪逊在会议中作了一百八十多次发言和插话。五月二十九日，弗吉尼亚代表团长艾得蒙·伦道夫在会上提出了“弗吉尼亚方案”，打破了修正《邦联条款》的框框，方案是由麦迪逊设计的，最后通过的宪法以“弗吉尼亚方案”为蓝本。“弗吉尼亚方案”代表的是大州利益，反对派认为这是一次大州的阴谋。五月三十日，会议通过决议，新政权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组成。代表们对立法机构由上下两院组成没有太大分歧。大州和小州之争在于议员的产生方式上。上下两院名额是按人口分配还是州来分配，代表们争论不休。最后达成了妥协，史称“伟大的妥协”，上院也就是参议院，议员每州两名，各州的权益相等；下院也就是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南方各州的奴隶制起了重要作用。为了照顾南方小州的利益，会议决定奴隶以五分之三个人来记算。这一决定，导致了奴隶制的延续和后来的南北战争。除此之外，对于人权法案的争论也是会议的焦点，为了产生一个统一国家这样一个压倒一切的会议宗旨，人权法案直到休会也没被列入宪法。关于批准宪法的方式，也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由各州另选一个宪法委员会来批准宪法。十三个州中必须有九个州批准，宪法才能生效。会议中，麦迪逊，汉密尔顿和富兰克林是支持大联邦的灵魂人物。必须指出，制宪会议上的坚持州权的代表们对宪法的贡献不亚于支持大联邦的人，很多条款来自双方的妥协。只有三名制宪会议代表最后没有在宪法上签名，他们是来自马塞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大联邦的坚决反对者；还有两位是来自弗吉尼亚的艾得蒙·伦道夫和乔治·梅森，他们坚持要在宪法中加入人权法案，最后人权法案作为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被写入宪法。麦迪逊是个有心人，他详尽地记录了整个制宪大会的每一次讨论。他的笔记成了后世研究美国制宪历史的宝贵资料。

　　为了让宪法在各州能顺利通过，麦迪逊，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在报纸上撰文为世人描述了一幅以宪法为建国基石的美国政治生活图象。这些文章集为《联邦党人文集》。麦迪逊在他的文章中说道：“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多数选民的工具，只要存在作坏事的利益和权力，坏事就会作出来。在这方面多数派和强有力的集团决不比强有力的自私的君主心肠梢软。”麦迪逊在如何防止各种利益相同者联合起来压迫少数时说：“当社会分为更多的利益集团，更多的追求目标，更多的偏爱时，它们可以相互抑制，而那些本来可以构成共同情绪的人就很难有机会互通信息聚集成团。因此，可以得出与流行理论相反的结论：合众国之弊病与领土庞大成反比，与领土狭窄成正比。”在麦迪逊看来，国家越大，利益集团越多，合众国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换成现代术语，就是在多元化的政治下才有可能天下太平。

　　宪法批准后。麦迪逊击败了詹姆斯·门罗，于一七八九年成为美国众议院议员。他起草并促使通过了《人权法案》（一七九一年）。华盛顿执政期间，麦迪逊在众议院中支持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一七九八年，亚当斯总统执政期间，麦迪逊起草了《弗吉尼亚决议案》，指《外侨法》和《叛乱法》违宪。《弗吉尼亚决议案》和《肯塔基决议案》（杰斐逊）是反对联邦党的号角。杰斐逊总统执政期间，麦迪逊被任命为国务卿。麦迪逊是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策划者；他反对向非洲海盗交纳保护费；积极支持对英法的禁运。

　　一八零八年，在杰斐逊的支持下麦迪逊顺利当选为第四届美国总统。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麦迪逊相比，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总统麦迪逊大为逊色。在麦迪逊的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事件是一八一二年战争（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起因至今尚有争论。一般认为是在好战分子亨利·克莱和约翰·卡洪推动下，麦迪逊身不由己地走向了战争。就在美国向英国宣战时，英国下令取消了对美国的禁令。由于通讯落后，一个月后，美国才得到消息，仗已打了起来。麦迪逊后来自己说过，要是消息灵通，就不会有一八一二年战争。麦迪逊在战争这件事上很认真，要不是国会的坚持，他是不会开战的。

　　美国政府认为在战争中有机会夺取加拿大，就分兵三路进攻加拿大。除了伊利湖中的海军取得小胜，其他美军不是投降就是战败。一八一四年，英军在欧洲打败了拿坡仑后，派海军直取华盛顿。美方匆忙令威廉·温德率五百人前去抵抗，但不堪一击。八月二十四日，英军长驱直入开进了华盛顿。第一夫人多丽，在这个关键时刻凭着镇静与勇敢，把《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珍贵文物和一幅华盛顿的画像一起装车带走了。多丽走后几小时，英军占领了总统府。二十五日清晨，英军放火焚烧首都的公共设施。英军没能烧毁总统府，因为当天夜里下了场大雨，把火浇灭了。后来修整时，用白色把总统府粉刷一新，从此就有了白宫之称。焚烧首都让美国人民同仇敌忾，反对派们的爱国之情高涨，纷纷改变论调，转而决心与英军决一死战。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英军精锐试图由海上登陆夺取新奥尔良。在民兵首领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率领下，美国民兵痛击来犯之敌，击毙二千多名英军，美军的伤亡二十来人。在美军最不利的日子里，反战的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秘密召开了哈特福德会议，商讨解决方法。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州派了代表参加了会议。激进分子要求脱离联邦，但还是头脑冷静者占了上风。大会要求修宪，削弱南方各州，主要是弗吉尼亚州的影响；还要派代表面见总统，要求停战，否则脱离联邦。但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想法。

　　一八一二年战争，最终以和谈告终。双方都称赢得了战争。从这场被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战争中，美国政府得到了以下的教训：必须建立并保持一定的常规军；必须建设常规海军；必须加强海防；必须加强本国工业。一八一二年战争标志着美国脱离了英国的经济控制。美国与欧洲中断贸易时期，美国国内工业有了很大发展，战后成了重要的经济力量。此时的美国已经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

　　一八一七年三月，参加完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就职典礼，麦迪逊退休回到了蒙彼利埃庄园。麦迪逊与杰斐逊一起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于一八二六年接替杰斐逊成为校长。麦迪逊一直认为奴隶制的长久存在损害了联邦，他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并在非洲安置获得自由的黑人。尽管他是奥林奇县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因连续的歉收几乎使他一无所获，加上要为继子还赌债，他晚年在经济上非常结倨。

　　麦迪逊生命中最后的六个月中，因风湿病导致瘫痪而无法出门。一八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晨，麦迪逊无法咽下早餐。他侄女问他是怎么会事，麦迪逊答到：“我只是改变了主意，亲爱的。”说完这句话，他的头突然垂了下去，心脏衰竭去世。第二天，在举行了圣公会的葬仪式后，麦迪逊被埋葬在蒙彼利埃的家族墓地中。墓碑上只有他的姓氏以及生卒日期。麦迪逊的大部分遗产，蒙彼利埃庄园、奴隶、私人财产以及出售制宪大会记录的收益的部分，留给了多丽。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美国政治是立宪政治，所有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都可以在宪法的框架内解决。《美国宪法》极具活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议论美国政治，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在国会或课堂上，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宪法的某一部分。任何议题，只要在宪法层面上能达成一致，就有定论。反对宪法，如同亵渎神明。对宪法的议论一般介于伦理与实证之间。对于任何决策，一般会有两种质疑：这一决策合宪吗？在伦理上是否正确？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决策是否由有决策资格的机构作出？作决策时的方法程序是否合宪？后一个问题问的是：决策是否符合基本伦理规范？正确的决策形式同样会做出可怕的决策。任何社会，尤其是美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伦理规范。合宪与否的问题，在两者之间。决策是否合宪，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说其合宪，仅指决策由合适的机构以合适的形式作出，并不是说人人都认为决策在伦理上完全正确。宪政主义是一个价值来源，并且这种价值被认为能为整个社会所共有。在美国，有关宪法的争论，以争论各方在宪法之内行事为前题，并且大家同意能按宪法来解决任何有政治价值的问题。美国历史可以说是宪法解释的争论史。其实，美国的政治制度永远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革，因为它来自一部极为难以改变的宪法。它目前难以改变，过去也一定难以改变，简而言之，原来的那部宪法实质上一直存在到现在。美国人对现代政治科学很热衷，当代美国的主流政治科学学者们主张权力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把它分配给不同的团体与机构，各方会有得有失，但定量不变。因此政治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将定了量的权力分配给各个权力中心，然后监控那些权力的数量变化。于是，学者们就可以用物理学，生物学，统计学来定量地研究政治。这一切都离不开开国先贤们信仰的启蒙学说中的理性，和由此产生的《美国宪法》。于是，麦迪逊和他促成《美国宪法》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很少有人能与其匹敌。

老钱：美国往事：革命的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北美独立战争中的伟人大都出身豪门，只有少数象帕特里克·亨利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平民出身的国父，其生前身后的名声让他们名垂青史。平民出身的革命者和军人当中有一位非常特出，他就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军，他从一介平民自组民兵开始，在后来的独立战争中获得了大陆军第一猛将之称。他在大陆军中最后的军衔是少将，而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也只领中将衔。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当年的华盛顿都认为阿诺德将军是大陆军中最有军事才华的将领。阿诺德将军对北美独立战争的贡献很大，很多历史学家都说，要是没有阿诺德将军在诸多战役中的胜利。北美的独立很可能在英军的打击下在最初的几年中就夭折了。可就是这么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将军，竞然为了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出买了曾经为之出生入死的独立事业，最终在孤独中客死英国伦敦。

　　一七四一年，阿诺德出生在康乃狄格的一个小镇诺奇威。十四岁时，阿诺德开始在一家药铺学徒，他生性好斗，两次私自离职随军去攻打附近的印地安部落。一七六二年，阿诺德父母双亡，他和姐姐一起来到康乃狄格的纽黑文，在那里开了一间药铺兼书店。独立战争爆发之际，阿诺德自组民兵，任连长。

　　一七七五年四月列克星顿的第一枪打响后，各地民兵都想一显身手，在战事中有所作为。当时，康乃狄格的民兵中有两个有名的冒险家，一个是伊桑·艾伦，另一个就是阿诺德。独立战争爆发后，阿诺德前往麻塞诸塞的坎布里奇请战，称其有能力攻占纽约的泰康德罗加。于是，麻塞诸塞保安委员会授予阿诺德上校军衔，但不给他一兵一卒，和一分钱的粮草弹药。这时，艾伦以新罕布什尔人的名义，也成立了一支民兵部队。泰康德罗加的英军有很多军火，其中几十门大炮，是大陆军的急需品。于是，艾伦和阿诺德的两支民兵同时开往泰康德罗加，阿诺德握有麻省保安委员会的委任状，他要求艾伦听命于他，艾伦不干，他们就各自单干。英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大陆会议对此并不高兴，因为此前大陆军的军事行动都是被动的反抗，这次是主动进攻，大逆不道。大陆会议决定放弃泰康德罗加，这个决议让纽约和麻省人大为不满，大陆会议只好撤回决议，占领了泰康德罗加。

　　泰康德罗加距波士顿两百英里，华盛顿要求大陆军的炮兵队长诺克斯把缴获的几十门大炮运往波士顿，这位书店老板出身的炮兵专家，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由海运把这些大炮带给了华盛顿。美军有了这批大炮后，于一七七六年三月二日开始炮击波士顿，波士顿的英军将领豪自知是瓮中之鳖，就派人去华盛顿营中谈判，要求撤军，迁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这样英军就从海上撤走了一万多军人和一千多保皇派，保存了实力。对于美军来说占领波士顿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

　　冒险家艾伦和阿诺德攻打泰康德罗加成功之后，野心大增。两人决定拿下英国在北美的根据地加拿大。艾伦加入了纽约地区司令菲利普·斯凯勒的部队，斯凯勒后来成了汉密尔顿的岳父。阿诺德则直接投奔了华盛顿，并建议从缅因出奇兵直取魁北克。大陆会议反复讨论之后，于一七七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决定“要是斯凯勒将军认为可行并不去干扰加拿大老百姓的话，他应该夺取圣约翰，蒙特利尔，和加拿大的其他城市。”斯凯勒将军认为此事可行，于七月十八日来到泰康德罗加，组织人马。但不久斯凯勒就病了，进军加拿大由副司令蒙哥马利准将接手。

　　蒙哥马利出生于爱尔兰，曾在英军中服役，有很多作战经验，是一员悍将。蒙哥马利领兵北上，首先进攻圣约翰，在英军的顽强抵抗下，直到十一月才攻下圣约翰，同行的艾伦因圣约翰久攻不下，便私自率领一百多人去攻打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城外，艾伦被四百名英军围歼，全军覆没，艾伦成了英军的俘虏，三年后才由交换俘虏返回故里。蒙哥马利攻取了圣约翰后，立即向蒙特利尔进军，花了一周时间，就拿下了蒙特利尔。

　　再来看阿诺德，他在一七七五年七月，得到大陆会议的同意，统兵五百人经海路来到缅因，再由陆路向加拿大进发。阿诺德的部队在缅因造了二百艘平底小船，靠着坚强的意志，他们遇河驾船，逢山开路，八周时间内完成了六百英里的强行军。到达目的地时，五百名士兵只剩下了二百多人。另外二百多人在行军中开了小差。从军队中自行溜走是大陆军的一个特点，是华盛顿和其他的将领最头疼的事。阿诺德的这次行军的强度和速度，是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蒙特利尔的蒙哥马利闻讯后，立刻带领三百多人和冬衣来到魁北克对面的小镇与之会合。蒙哥马利在给斯凯勒的信中对阿诺德和他的部队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攻取魁北克的希望很大。

　　魁北克的英军事先得知了美军的行动，派来了很多援兵。蒙哥马利和阿诺德决定出奇兵夜袭魁北克。战斗中，蒙哥马利身先士卒，勇悍异常。不幸被炮弹击中，当场阵亡。于是，蒙哥马利的部队只得退了下来。这就使英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阿诺德了。魁北克非常寒冷，枪支被雪塞住而失灵。尽管士兵们奋勇向前，也无法面对以逸待劳的英军，最终只好投降，二百多大陆军被俘。阿诺德回到蒙特利尔，他坚持不退兵，大陆会议迟迟不能决定。最后，只好派苏利文将军前来增援。这时，英军派来了大量增援部队，阿诺德不得不从蒙特利尔沿尚普兰湖南下撤退。英军主将卡莱顿组织了一支舰队进行追击，阿诺德迅速造出了一批土军舰与之周旋。在一七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到十三日的三天里和英国舰队打了一仗，尽管阿诺德的舰队败下阵来，但也重创了英国舰队，卡莱顿因此不敢贸然进攻而收兵。阿诺德又创了一个奇迹。后来军事学家《海权论》作者马汉评论说：“从来没有一支部队，无论是大部队还是小部队，比阿诺德干的更好，或是死的更光荣了。大陆军能获得萨拉托加的胜利应归功于阿诺德的这支舰队为其争取到了无价的时间。”马汉的理由是，若不是阿诺德的顽强抵抗，卡莱顿会轻易地拿下泰康德罗加，以他的实力和战术素养，无论是盖茨还是斯凯勒都只能是他的手下败将，大陆军就不能有萨拉托加大捷。华盛顿对阿诺德的将才极为欣赏，但大陆会议对却没给他提升和嘉奖。

　　要是说美国独立战争有什么失败的话，就是没能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当时，大陆会议对加拿大的形势估计错误，认为加拿大想脱离英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两个认识都不准确，首先加拿大人民没有象美国人一样要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加拿大正式脱离英联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再就是，加拿大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为美国的第十四个州，当年的大陆会议只是一厢情愿。

　　因为，卡莱顿没能全歼阿诺德的部队，英王用驻加副总司令约翰·伯戈因替换了卡莱顿为英军驻加总司令向美国进军。伯戈因制定了一个三路进军纽约首府阿尔巴尼的计划：南路由英军驻纽约司令威廉·豪挥兵北上；中路伯戈因率兵从尚普兰湖南下由赫德森河进攻阿尔巴尼；西路由圣莱格率另一支加拿大英军经安大略湖再取阿尔巴尼；卡莱顿留驻加拿大以为后援。一七七七年七月，伯戈因顺利攻取了泰康德罗加。但西路联军的圣莱格遇到了难缠的阿诺德，阿诺德派了一位叛变了的英军间谍，让他去西路联军中的印地安人中造谣说“阿诺德的的大部队来了势不可挡”。印地安人畏惧阿诺德的威名，闻讯后，竟然不跟圣莱格打声招呼，就自行散去了。圣莱格的九百名英军在阿诺德的大军面前，也只好跟着后撤。

　　战事眶日持久，英军的粮草就快不济了。于是，伯戈因决定在九月十九日对阿尔巴尼开战。开战后，阿诺德见敌军的中路与西路间有机可乘，就与摩根准将的部队插入敌阵。敌军大乱，这时英军的援军赶到。阿诺德请求盖茨总司令派后备队，盖茨拒绝，阿诺德只好收兵。大陆军死三百人，英军死六百人，史称佛里曼农场之役。

　　九月底，阿诺德向盖茨要求在两周内开战，否则的话，因为士兵的开小差和生病会大大减员。而敌人则可能得到增援，然后撤退。这封信引起了盖茨的不满，他在向大陆议会报告时竟只字未提阿诺德在佛里曼农场战役中的功绩。阿诺德得知后向盖茨提出抗议，盖茨再次利用总司令的权力，免除了阿诺德的军职。

　　十月七日，伯戈因再次发动猛攻，激战之际，被免职的阿诺德率领娄恩将军的部队向英军的中路猛攻，官兵们自愿接受阿诺德指挥。阿诺德派狙击手击毙英军主将佛雷泽，英军士气大挫。阿诺德趁机猛攻敌营，不幸他的左腿又被击中，只好收兵。此役即为贝密斯高地之战，阿诺德再立奇功。后人在战场上为他立了个特殊的纪念碑，就是那条被子弹击中的腿。因为立碑时，阿诺德已是卖国贼，无法给他立像。

　　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七日，伯戈因在大军压境下，率领官兵五千七百人向盖茨投降。盖茨之名一时大振。但他在给大陆议会的报告中对阿诺德的功绩一字未提。其实，伯戈因的战败是因为豪将军率领英国军舰去攻打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了。九月二十六日，英军将领康沃利斯就进入首都费城。

　　尽管盖茨对待阿诺德非常不公平，但华盛顿十分欣赏阿诺德。在华盛顿的诸多将领中阿诺德是最悍勇善战。华盛顿得知阿诺德的左腿再次受伤并成了残疾，一七七八年五月，华盛顿任命阿诺德为费城军区司令，让他过一段稍为安稳的日子。

　　费城即是首都又是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所在地，那里鱼龙混杂。阿诺德作风骄悍，无法和其他部门很好地合作，常常受到指责。他生活奢侈，并开始了投机倒把，贪污受贿。阿诺德以一个半老之人，追求十八岁的姑娘佩奇·西本，她父亲是极端保皇派，佩奇长的极其美貌，性感十足，是费城出名的美女。在英军占领费城期间，她父亲是英军的座上客。佩奇与一位叫约翰·安得雷的英军少校过从甚密。阿诺德和佩奇在一七七九年四月结婚。婚后，阿诺德的生活更加奢侈，更需要钱了。最后，他开始私通英国。由于多人控告阿诺德，他只好辞去军职受审。一七八零年一月，法庭判他两项罪行：一是利用军车为私人运货，再就是非法发放通行证。法庭的判决很特别：把阿诺德交给华盛顿严加申斥。华盛顿没有申斥他，而是要他去战场上带罪立功。阿诺德给华盛顿去信道：“我虽已无力报效祖国，但实在没想到会得到如此忘恩负义的回报。”那时，阿诺德已和纽约英军司令亨利·克林顿勾结上了，他要出买西点要塞给英军。阿诺德称他腿伤不便，无法上前线，要求去西点驻守。华盛顿觉的有理就同意了。一七八零年七月，安得雷少校给阿诺德去信以克林顿的名义要求阿诺德与英军合作，并答应给予高额报酬。一七八零年七月十五日，阿诺德回信要求一次付给一万镑，事成后再给二万镑，并保证以后每年付他一百镑。阿诺德最终走上了出卖革命的道路。克林顿答应了阿诺德的要求。英军派军舰把安得雷送至纽约英王渡，由阿诺德派小船接上岸，然后去一小木屋密谈。大陆军发现了英国军舰，开炮打跑了它。于是，安得雷只得带着阿诺德开的路条骑马由陆路回纽约。安得雷违反了克林顿给他的三个指示：不要进入美军阵地；不要穿民服；不要随身带文件。

　　安得雷一路向东，到塔里镇时，林子里跳出了三个人，安得雷以为他们是保皇党，就主动上前说明自己是英国军官。安得雷的话把三个人给楞住了。安得雷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判断错了，于是改口说刚才是考验他们。对方发现事有蹊跷。就对安得雷进行搜身，搜靴子时，安得雷急了，原来靴子里藏着军事情报，于是安得雷被押送到一个哨所。哨所指挥官詹姆森中校把他关了起来，并立即向上级汇报。詹姆森派人把文件送华盛顿处，同时把事情经过报告给他的上司阿诺德。阿诺德闻讯，立即向妻子告别，连夜骑马去了纽约。华盛顿得到消息后，大吃一惊，马上派兵去逮捕阿诺德。当时拉法耶特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平静地部署逮捕阿诺德的事宜。众人散去之后，华盛顿把手搭在拉法耶特肩上，止不住暗泣。因为，阿诺德是华盛顿心目中大陆军的第一勇将，华盛顿曾处处为他辩护，对阿诺德照顾有加。但阿诺德还是背叛了他，这件事让华盛顿深感人心难料，在心中种下了对人悲观的看法。而阿诺德就从大陆军的第一勇将变成了独立战争中最大的卖国贼。

　　那位安得雷因为未着军服，被以间谍罪起述，他要是穿军服的话就只是俘虏，没有死罪。不过安得雷在法庭上仪表堂堂侃侃而谈，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很多人上书华盛顿要求赦免安得雷的死罪，但都被华盛顿驳回。当时很多人对华盛顿此举不满。

　　再说阿诺德，英王乔治三世给了他六千英镑和英军准将作为叛变的奖赏。阿诺德为英军再次上阵。一七八一年他破坏了大陆军的补给基地。他还指挥英军劫掠了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摧毁了了大量军用物资和弹药。在康涅狄格，他烧毁了大陆军的船只仓库和新伦敦港。

　　尽管，阿诺德为英军作了很多事，但美国人民还是赢的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而阿诺德的叛国行为则世人不齿。一八零一年，阿诺德客死英国伦敦。

老钱：美国往事：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正如刀剑是维护自由的最后一种手段，那么在自由牢固确立之后，刀剑是应该首先被搁置起来的东西。”

　　乔治·华盛顿，一七七六年。

　　这个世界上，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乔治·华盛顿的大名。提到华盛顿也一定会想到美国独立。华盛顿是大陆军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在所有美国国父中对美国独立的贡献最大。那么，华盛顿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一七三二年二月十一日，乔治·华盛顿出生于弗吉尼亚的威斯特摩兰县，一七五二年对日历进行过一次修正，加了十一天，因此现在华盛顿的法定生日是二月二十二日，也是美国的总统节。华盛顿家族来自英格兰的泰恩·威尔郡的华盛顿村。一五零零年，华盛顿一族来到北安普敦郡。华盛顿的祖先很有名望，亨利八世曾赐给华盛顿家族土地，家族成员担任过不同的官职。但是随着英格兰清教徒的革命，华盛顿一族家道败落。华盛顿家族成员约翰·华盛顿于一六五七年移民弗吉尼亚，一六七七年去世。长子劳伦斯继承父业，只活了三十九岁，家业传给了儿子奥古斯汀。奥古斯汀是当地议员，他和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劳伦斯。一七二九年，奥古斯汀丧偶再娶，新妻子叫玛丽·波尔，波尔的第一个男孩就是乔治·华盛顿。当时，华盛顿家族的家产为一千英亩土地。

　　乔治十一岁时，父亲去世，长子劳伦斯继承了大部分财产。劳伦斯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弗吉尼亚军团上尉，被派往西印度群岛跟随英国海军上将弗农与西班牙军队作战，弗农在战斗中大败，大多数北美军人得了黄热病而丧生。劳伦斯幸免于难，回到了家乡，在弗吉尼亚军队中任高级副官。劳伦斯依然崇拜弗农将军，把自己的庄院名命为弗农山庄。父亲去世后，劳伦斯长子代父对乔治关怀备至。乔治受的教育并不多，不但没去英国留学，就连弗吉尼亚富家子弟都去的威廉和玛丽学院也没进，和杰佛逊等国父相比，华盛顿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小学水平。但乔治凭着刻苦自学，在十六岁上就成了一名土地测量员。三年的土地测量员工作，让他熟悉了这个地区，适应了野外生活，磨练了意志，学会了与印第安人打交道。这一段生活对华盛顿和美国人的命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测量土地成了华盛顿走向伟人的人生起点。十八岁时，乔治拥有了一千四百五十英亩土地。他还接触到了很名门望族，在与他们交往的中，他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学到了英国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礼仪典章和温文尔雅的风度。他学会了跳舞和骑马，举止文雅，彬彬有礼，有着很强的道德观念。一位叫乔治·梅森的邻居是华盛顿政治方面的启蒙老师，梅森的学历还不如他，没受过任何教育，他是在叔叔的图书馆里自学成才的，梅森是弗吉尼亚的政治理论大师。他倡导英国激进的辉格党思想，认为自由与权力不可调和，大肆批评英国政府的腐败和阴谋。这种思想和华盛顿的不谋而合，他从此接受了辉格党的观点。独立后，梅森力主限制政府权力，没在宪法上签字，和大多数国父的意见相左，也和华盛顿绝了交。这些是后话了。

　　一七五一年，劳伦斯的三个儿女先后去世，劳伦斯的咳嗽病也越来越重。于是，劳伦斯决定去西印度群岛养病，乔治为了照顾兄长也跟着一起去了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劳伦斯的病并没有好转，乔治倒染上了天花，他不得不先期回国。病愈后，乔治重操旧业，并又买下了一块土地，这样他的地产达到了二千英亩。一七五二年，劳伦斯返家，没过多久劳伦斯就去世了。没多久，劳伦斯的妻子和遗孤也去世了。于是，乔治成了弗农山庄的主人，同时他还继承了劳伦斯民兵少校的空缺。一七五三年，年轻的华盛顿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了。作为土地测量员他的年薪为五十英镑；另外还有六千英亩的土地；作为民兵副官每年还有一百英镑。这时的华盛顿已不满足于当一名地主了，他要到军队中去获取功名。

　　殖民时期的北美，英国的势力从东岸延伸至阿拉格尼山。法国的势力则从加拿大经五大湖，沿着密西西比河，直抵新奥尔良。若是英国能占领俄亥俄谷地，就会把法国的势力从中截断。一七四八到一七四九年，英王乔治二世先后把俄亥俄谷地的上百万英亩土地授予弗吉尼亚的俄亥俄公司和皇家土地公司。俄亥俄公司得到了今天匹斯堡周围的二十万英亩土地，皇家土地公司得到了今天属于肯塔基和西弗州的八十万英亩土地。这两家公司有两个目的：一是把那里的土地变成庄园，二是和印第安人进行皮毛贸易。两家公司的主人都是弗吉尼亚的豪门，在伦敦都有后台。俄亥俄公司的总裁是李家族的托马斯·李，他也是弗吉尼亚的临时总督，公司成员有华盛顿的两个哥哥，弗州副总督丁威迪、贝福德公爵和英国巨富汉伯瑞。皇家土地公司的合伙人中有国父杰佛逊的父亲彼得。一七五零年英王的委任状到了，但李已经死了，于是由劳伦斯出任总裁。两年后劳伦斯死于肺结核，俄亥俄公司就黄了。皇家土地公司的处境也差不多，移民俄亥俄谷地毫无进展。原因是印第安人和背后的法国人。占据中西部的法国人控制了毛皮贸易，他们不愿意英国人插手，就联合印第安人大肆阻挠。移民者常常被割去头皮，吓得没人敢去。这时弗吉尼亚人对英国政府只有一个要求：与法国开战。

　　到了一七五三年，英法两国在俄亥俄谷地的争夺加剧，弗吉尼亚总督倍感不安，于是就写了封措辞严历的信，要求法国人放弃这块土地。这时，他需要一个能穿越一片人迹罕至的危险地带，不卑不亢、机智勇敢的使者去递交这封最后通牒。华盛顿的好名声让他获得了这个使命。华盛顿一行人历经了千难万苦，将信件送到法国人手中，完成了使命并胜利返回。从此，他的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而又富于献身的精神开始为人们了解。

　　一七五四年，弗吉尼亚民兵开往俄亥俄谷地，驱除那里的法国人，团长富瑞上校是皇家土地公司的合伙人，副手华盛顿上尉代表俄亥俄公司。途中，富瑞上校坠马身亡，华盛顿继任团长。途中遇到了朱蒙维尔爵士的法国巡逻队，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法军被全歼，印第安人还残忍地杀死了朱蒙维尔爵士及其手下。愤怒的法国印第安联军在朱蒙维尔的姻兄路易·库隆德维利耶的率领下把毫无经验的华盛顿和弗州民兵包围在尼塞西蒂堡。华盛顿大败请降。法国人递上了法文写的降书，要华盛顿签字。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华盛顿不懂法文。但已是弗吉尼亚民兵上校的华盛顿在法国军官们面前毫无怯色，毫不犹豫地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字的后果是承认了杀害法国外交使节，于是华盛顿成了挑起英法之间战争的责任者。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因之而起，其后产生的税收纠纷是为北美独立革命的起因，这都是因为华盛顿不懂法文而在降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华盛顿点燃了七年战争的导火线，因此他最应该是美国国父。值得指出的是，华盛顿早期的威信不是因其成就，相反地，他的威信来自于他在艰难困苦和军事挫折中表现出来的镇静和自信。他曾累遭不幸，但他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优秀的、不很显眼的品质就这样被人发现了。华盛顿在逆境中的顽强、远见卓识、和讲究实际的智慧，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挑起战争的华盛顿没有受到责备，反倒成了英雄，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成了真正的英雄。这场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俄亥俄谷地成了英国的领地，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们终于可以向西部索取土地了。一七六三年，战争刚结束，他们就成立了密西西比公司，华盛顿和五十名合伙人希望能获得俄亥俄谷地上百万英亩土地的开发权。可是就在这一年，英王乔治三世宣布从五大湖到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土地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不许北美移民定居。英国这是为了安抚战败了的法国和印第安人。但此举使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各殖民地都认为它们有权把边界向西扩展。这个法令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实行过，每年都有人翻过山去，宣称自己拥有西部的土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在一七六五年雇人游说英国上院和议会，要在俄亥俄谷地建立一个封建王国。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五年后，英国政府却将俄亥俄谷地的开发权给了一伙英国人，密西西比公司认为这又是英国政府的阴谋，他们要把北美腹地留给英国人自己。北美人民已无路可走只有和英国决裂。

　　华盛顿回乡后，以上校的名义继续主持弗吉尼亚民兵。在威廉斯堡，华盛顿结识了玛莎·寇蒂斯夫人。两人堕入情网。玛莎是寡妇，丈夫于一七五六年去世，遗下一个四岁的男孩和一个两岁的女儿，玛莎是弗吉尼亚最为富有的结婚对象。一七五九年一月六日，二十六岁的华盛顿与二十七岁的玛莎成婚。婚礼极为隆重，二人在怀特庄园度过了几周的蜜月后，回到弗农山庄生活。独立革命期间，玛莎曾到丈夫的战地指挥部看望丈夫，吃了不少的苦头。作为第一夫人，玛莎在纽约和费城主持了许多国家事务的社交活动。一七八九年华盛顿去世后，玛莎心情抑郁，于一八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世。

　　一七五八年七月，华盛顿成为弗雷德里克县选区在弗吉尼亚下院的两个议员之一。从此，华盛顿成了抗议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一员，华盛顿从一七六九年开始领导这个抗议团体。弗吉尼亚下院被解散后，他和帕特里克·亨利创立了弗吉尼亚的非正式议会，抵制英国商品。他并不赞成一七七三年波士顿的倾茶事件。不过，很快他就认识到与英国的和解是不可能的了。一七七零年，华盛顿用了九周时间对俄亥俄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并为自己取得了两万多英亩土地，作为他在七年战争中效力的补偿。他还积极为弗吉尼亚老兵争取利益。

　　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华盛顿在大陆会议的各种军事备战委员会中任职，还担任了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给养和武器弹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马萨诸塞州的约翰·亚当斯极力推荐华盛顿担任新成立的大陆军总司令。一七七五年六月，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一致推举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因为他不但有军事经验，而且还来自独立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弗吉尼亚。

　　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统率的是一支缺乏训练、纪律涣散的民兵，与装备精良的英国正规军根本无法相比。一七七六年三月，华盛顿的军队用从泰康德罗加缴获的大炮对波士顿进行炮击，波士顿的英军将领豪自知是瓮中之鳖，就派人去华盛顿营中谈判，要求撤军，迁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这样英军就从海上撤走了一万多军人和一千多保皇派，保存了实力。将英军从波士顿赶走，新英格兰的人们欣喜若狂。同年纽约之战失利，大陆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此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一七七六年底，华盛顿和部队秘密渡过特拉华河，到达新泽西，击败了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敌军。一七七七年九月和十月，白兰地之战和日尔曼墩城之战大陆军惨败，接着首都费城失守，这一切损害了华盛顿的威望。大陆会议中以理查德·亨利·李为首的很多人对他不满，他们私下活动，要撤换华盛顿的总司令，他们心中的总司令人选是华盛顿的上司，大陆会议战争委员会主席、北方军团司令霍雷肖·盖兹。盖茨是萨拉托加战役的英雄。在汉密尔顿的帮助下，华盛顿平息了这次这次阴谋。

　　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华盛顿将人马驻扎在宾夕法尼亚的福奇谷过冬。这是华盛顿和北美独立革命最艰难的一个冬天。华盛顿夫人从弗农山庄来到这里陪伴华盛顿，华盛顿周围聚集了一批以汉密尔顿和拉法耶特为首的年轻才俊，伯尔、马歇尔、诺克斯、格林将军也在其中。华盛顿和士兵们没有毯子取暖，没有鞋子，缺衣少食。圣诞节时他们才到达过冬驻地，该地离敌军只有一天的路程。没有营房，一切都是临时搭建的，他们靠的是对独立革命和华盛顿的信心。华盛顿坚定地指挥着大陆军，并要求大陆会议给予更多补给。一七七八年二月，普鲁士军队参谋部军官弗里德里希·范·斯托本男爵来到福奇谷，帮助华盛顿训练军队。斯托本男爵的训练大大提高了大陆军的战术素养、战斗纪律、和作战能力，大陆军从此不再是乌合之众了。再出福奇谷时，大陆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七七八年六月，华盛顿率领军队在蒙矛斯战役中与英军战平，但英军分裂北美殖民地的企图失败了。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大陆军情势有所好转，法国正式与美国结盟。一七七八年，英军集中军队于南方，试图再次分离北美殖民地。华盛顿这次没有攻击英军，只是把大陆军驻扎在纽约的西点要塞。再次粉碎了英军的阴谋。一七七九年，华盛顿指挥大陆军对英国的印地安盟军易洛魁联盟发动了攻势。摧毁了四十多个易洛魁村庄，使得这些印地安人永远离开了美国，迁至加拿大。一七八一年，大陆军及法国陆海军包围了约克敦康沃利斯的英军，华盛顿来到威廉斯堡，指挥联军。十月十七日康沃利斯投降，战争到此基本结束。

　　一七八三年，独立战争结束，英美两国签署了《巴黎和约》，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于是，华盛顿解散了大陆军，在新泽西的落基山向追随他多年的部队发表了有名的告别演说。十二月四日，华盛顿来到纽约市，发表了正式告别演说。他用自已的行动对这个新生国家的理念作了最彻底最清晰的阐述：军队总司令不过是武装力量的代表，民选的议员才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和平时，军队要向国家表示尊重和服从。仪式上，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庄严、感人的演讲：“使我辞职的伟大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告别之际，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对于新生的美国来说，和平地解散军队至关重要。从此，美国开了一个由民选官员而不是由军人来组织政府的先例，这是因为，华盛顿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拥有国家主权，没有人可以因他的军事实力或出身而拥有政权。从独立宣言的发布，到独立战争的结束，北美殖民地真正实现了独立，这不仅仅是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争得了独立和自主，也包括美国人民从精神上，从个人权利上真正获得了解放、自由、独立。

　　尽管，华盛顿和大陆军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他的战术毫无新意，在军事史上也毫无影响，他常常在战役中犯错。他的贡献是战略上的，因为只有他和汉密尔顿等极少数人在开战之前就明白，只有持久的游击战才能打败英军。华盛顿一直避免与英军正面交锋，他相当了解大陆军的弱点，也确实限制了大陆军的冒险行动。华盛顿知道，这场战争不能仅靠大陆军士兵，外交和外援至关重要。华盛顿用他勇敢和信念激励他的部队，最终撑过漫长而艰难的相持阶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一七八三年圣诞节前一天。华盛顿回到了弗农山庄。八年战争期间他一次也没回过家。欢迎他的是他的妻子，和四个已经会走路的孙子孙女，他们出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继子约翰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八年独立战争中，充当北美中央政府的是大陆会议。按大陆会议的章程，它是一个州际议会，每州一票，只有全体通过决议才有效。也就是说任何一州都有否决权。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在战争中深感大陆会议效率低下。尽管后来大陆会议提出了一个《邦联条款》试图使十三个州能组成一个邦联，但因一小州的否决，直到战争结尾时，才成立了邦联。战争期间，大敌当前，州际矛盾暂居次位。一旦战争结束，州际矛盾立刻成了大问题。

　　隐居弗农山庄的华盛顿，对出现的分裂局面深感不安，谢司事件后，他更感到一个中央政府对新生的美国至关重要。一七八五年三月，在他和麦迪逊的支持下，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各派代表在弗农山庄开会，讨论两州间的贸易和航运纠纷问题。麦迪逊后来谈道制宪会议时说过“制宪会议产生于弗农山庄会议”。弗农山庄会议后，华盛顿和麦迪逊等人都觉得有必要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以解决州际矛盾。麦迪逊使弗吉尼亚通过了一个决议，邀请各州在安纳波利斯开会。但十三个州中只有五个州派了代表参加会议。麦迪逊、伦道夫、和汉密尔顿想了个补救的办法，决定由汉密尔顿起草一份建议书，建议各州派代表于一七八七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在费城召开会议讨论修改《邦联条款》。制宪会议召开前，华盛顿和麦迪逊相互致信，反复商讨了制宪的大政方针。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是华盛顿和麦迪逊密谋的产物。

　　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被一致推选为制宪会议主席。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很少发言，尽管他是支持建立一个强大联邦政府的众多代表之一。当时，因为制宪会议越权修宪，反对新宪法的力量很大，要是没有华盛顿的影响，这部宪法可能很难通过。会议上，华盛顿竭尽全力用自已的威望和影响力，为代表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创造气氛，起到了平衡和协调的作用。制宪会议结束之后，他还致力于推动弗吉尼亚州对美国宪法的批准。但华盛顿私下里认为宪法的生命不会超过二十年。

　　宪法通过后，华盛顿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各州的选举团同时在各州州府投票。选举团所有的人都投了他一票。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全票当选的总统，唯一一位无党派的总统。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华盛顿宣誓就任总统。华盛顿号召每一位公民珍视新生的共和国。有人这样评价华盛顿：他使军队团结在一起，他使各个殖民地团结在一起，他使大陆会议团结在一起；他本来可以成为皇帝，但他没有。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他的地位与功绩，他的人格与威信，使他成为所有总统中唯一一个比政府本身更重要的人物。

　　华盛顿的内阁只有五个阁员四个部。约翰·亚当斯为副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为国务卿，亚历克山大·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诺克斯将军为陆军部长，艾德蒙·伦道夫为司法部长，塞缪尔·奥斯古德为邮政部长。华盛顿政府面临四大难题：战争债务，人权法案，国家银行，和新首都的选址。在汉密尔顿的主持下战争债务和新首都选址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人权法案是美国的立国根本，也很快就解决了。新政府的这些作为，为联邦政府树立了威信和信用，对国家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尽管汉密尔顿在华盛顿的支持下成立了国家银行统一了货币，但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华盛顿还批准杰佛逊提出的公共土地法，奠定了西部自由土地制度的基础。一七九三年，华盛顿再度当选。为了解决同英国之间遗留的问题，首席最高法院法官杰伊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条约解决了自从独立战争到美国独立以来两国间一直拖延的问题。亲法的杰佛逊极力批评条约，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表示支持，国会也通过了该条约。华盛顿坚决推辞了担任第三任总统，从此美国总统再没有超过两任的不成文惯例。直到一九四零年，罗斯福才打破了这个惯例，罗斯福死后这个惯例正式被写进了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演说。演说中他反对过份的党派之争，他呼吁人们抛弃党争，为增进公益团结起来。他主张美国要尽量避免受到他国的干涉，美国政府只应该关注美国人民的利益。他建议与其他国家保持友谊和贸易关系，避免卷入欧洲的纷争。他认为美国不该与某一国家建立长期同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成了美国人的政治准则，每当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该维持中立成为争论的焦点时，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便成为主张维持中立的最有力的依据。

　　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华盛顿因感冒在家乡弗农山庄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华盛顿在其遗嘱中解放了他拥有的所有奴隶，他是美国国父中唯一这么做的人。葬礼于十二月十八日举行。华盛顿对美国独立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美国举国哀痛。世界各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有人的评价中，华盛顿的爱将，内战名将罗伯特·李的父亲“轻骑”哈利·李的评价最为衷肯“华盛顿是一个公民，是战争中的第一人，是和平中的第一人，是同胞们心中的第一人”。

　　回顾历史，现代人的生活目的和几百几千年前的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忙碌着。但是在两件事上，现代人和过去的相比有很大不同，那就是人类的组织原则和科学技术。因为这两方面的进步，人类从手工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的组织原则的进步上，美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对其贡献很大。这个贡献是把启蒙主义关于政府起源的理论，由假设变成了事实。也就是把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抽象的理论当成了改变国家建制的正当理由，这是史无前例的。

　　独立革命时期的北美，被英国当局逼到了一个必须将政府起源当真的地步。北美人对他们过去的政治制度是满意的，七年战争后英国改变了政策，与一七七六年之后的殖民政府相比，原来的政府才是仁民爱物的。当时的北美人民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反，那是因为北美的殖民政府冥顽不化，他们无路可走，只好革命。他们说，北美治道从来如此，应按旧例，不必更张，此乃是合理之请，但英方置若罔闻。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人民以英国祖传宪法为依据，指责政府在北美单方面变更这一宪法，这样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就很安全。美英之争源于税务，对英国来说，这是一般财政问题，政坛常事。但当争论双方坚持他们的理论立场时，这场争论就由政坛角力，成了危险的政治原则之争。于是英国坚持其国会对北美有绝对的征税权，而殖民地则称没有代表就不纳税。对英国来说，只在权力的抽象概念上争论，而不审时度势，将导致致命后果。政治家应审时度势，惟取合理才对，权力的界线何在，应在学校争论才对。这种抽象的权力之争是争论双方为推翻即成惯例想出的新东西。争论双方的坚持必将走入理论死角。如黑格尔所说，两理相争，惟武力相向。北美人认为他们应有和英国人相同的权力，英国对此不予承认，结果是北美人不以英国人的身份，而以“人”的身份要求其权力。此乃人权的最抽象形式，因它不是已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产物，它将对一切政治与社会秩序都构成威胁。这一权力坚持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组织原则，要容纳体现这一原则，必须从头另起一套全新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从此，一切即有制度的合理性都要被重新检验。华盛顿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以其诚实、纯洁和高尚的品格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华盛顿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也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老钱：美国往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被采纳，但是那些意见必须合理而公正，而且其他少数人也应拥有同样的权利，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若非如此，无异就是高压手段。”——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革命中，产生了三份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政治文件。一是《独立宣言》，它奠定了北美独立之路，给出了北美独立的正当性；二是《美国宪法》，它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制订了政府官员的产生办法，界定了政府的权限，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三是《联邦党人文集》，它告诉世人以《美国宪法》作为治国的根本，美国的政治生态会怎样。其中，以《独立宣言》最为重要，因为它以人类自身创立的抽象理论，启蒙学说为依据，指出了为什么北美要独立，为什么北美人民要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还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权力是什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理论，那就是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正是这样一个为政宣言，联合起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推翻了英国的统治，在北美建立了人类第一个近代国家。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此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及地理上的认同，然后以这些认同为依据建立起民族国家。美国则不然，美国建立在《独立宣言》之上，建立在人权这一抽象的理论之上。《独立宣言》是关于政治权威的道德基础的协议，不同意者大可不必参与此事。但是，《独立宣言》和支撑它的启蒙思想是如此有效，在北美大地上由此产生了人类第一个近代国家。从此以后，所有其它国家的治理程序的合理性都要被重新检验，任何以宗教和传统立国的国家政权都有了不保之虞。人们不禁要问，写出《独立宣言》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让他们有如此的远见。《独立宣言》作者中的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本文的主角，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美国第一届国务卿，第三届总统，弗杰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托马斯·杰斐逊于一七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出生于弗吉尼亚的阿尔伯马尔县的沙德威尔庄园。他出生的庄院后来毁于大火。杰斐逊家族来自威尔士北部的斯诺登山区，母亲来自显赫的伦道夫家族，有着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的血统。托马斯的祖父与他同名，是当地的庄园主，民兵队长，地方法官。父亲彼得上校，是庄园主、土地测量员兼地方官。一七三九年，彼得与简·伦道夫结婚。彼得勤奋好学，身体强壮。有六千多英亩土地。他当过县民兵总指挥，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彼得四十九岁时去世，当时托马斯只有十四岁。

　　童年的托马斯随父亲生活在离家不远的塔卡胡。在那里，彼得履行着遗嘱执行人的职责，他的好友威廉·伦道夫死时要彼得替他管理他的塔卡胡庄园并抚养遗孤，其中一个孩子托马斯·曼·伦道夫成了杰斐逊的好友。六年后杰斐逊一家返回沙德威尔。彼得要把托马斯培养成和他一样的人，体格强壮，自强不息，乐于助人，对未知事物充满求知欲。托马斯从小爱好读书，喜欢在野外骑马，对大自然有极大的好奇心，他经常外出打猎，猎取鹿、火鸡和其他野味。九岁时，托马斯开始受教育，师从道格拉斯牧师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

　　十四岁时，彼得去世。托马斯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人”，其余的是七个女人和他的弟弟，一名男婴。当时杰斐逊要管理整个家族的产业，没有一个亲戚或朋友可以帮的上忙或是给予指导。但杰斐逊打定主意要完成父亲的期望成为一名绅士。于是，他来到莫里牧师的学校学习，学校离家不远。莫里教过三位美国总统，他们是麦迪逊，门罗，和杰斐逊。莫里开启了杰斐逊的学习能力，教会了他欣赏名著。

　　一七六零年，杰斐逊进入了威廉玛丽学院，除了来自苏格兰的数学教授斯莫尔博士外，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授都是教士。斯莫尔发现杰斐逊有着和自己一样的好奇心，和对学问的爱好。尽管两人年龄差很大，但还是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从斯莫尔那里杰斐逊学到了自然科学、数学、修辞、哲学和文学。斯莫尔对杰斐逊的影响极大，杰斐逊说是斯莫尔“塑造了我的命运”。杰斐逊学习很刻苦。斯莫尔还将杰斐逊介绍给了法学院教授乔治·威思，三十多岁的威思是弗吉尼亚最好的律师。威思为人文雅，思想丰富，注重道德，坚信共和政体。十四年后，威思在他学生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威思还把杰斐逊引见给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弗朗西斯·福基尔。威思、杰斐逊和福基尔常在一起用餐，谈话中的那些思想火花让杰斐逊很兴奋，他认为那些对话是他“一生听到的中最多的、深刻的、理性的和富有哲学意味的谈话”。两年后，杰斐逊完成了学业。一七六二年起，杰斐逊跟随威思学了五年法律。约翰·马歇尔和亨利·克莱也都师从威思学习过法律。期间，杰斐逊攻读了库克的《英国法律机构》等其他法律书籍。一七六七年，杰斐逊获得律师资格，同年，进入弗吉尼亚议会。

　　一七七二年元旦，二十八岁的杰斐逊与二十三岁的寡妇玛莎·威利斯·斯凯尔顿在新娘父亲的森林庄园结婚。玛莎的父亲是名律师和庄园主，玛莎十八岁上嫁给了巴瑟斯特斯·凯尔顿。斯凯尔顿死后，她回父亲家生活，几年后，孩子也死了。一七七零年在威廉斯堡她与杰斐逊相识。杰斐逊夫妇在森林庄园度过了两周的蜜月后，乘马车回蒙蒂塞洛。一路上，他们遇上了弗吉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暴风雪。在快要到家时，马车陷入雪中，他们只得策马前行。深夜，才到达蒙蒂塞洛。在蒙蒂塞洛的著名庄园建成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玛莎很漂亮，会弹大键琴，杰斐逊常拉小提琴伴奏，她歌唱得也很好。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十分相爱。一七八二年九月六日，玛莎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四个月后去世。杰斐逊曾向妻子许下诺言，永不再婚。他履行了他的诺言。她的去世，让杰斐逊悲痛不已。葬礼后，他有三周的时间没出过房门。一个多月后，才恢复了正常生活。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大成人。

　　杰斐逊第一次参加大陆会议是一七七五年六月，那时的杰斐逊在文学与科学届已很有名望了。同在费城的约翰·亚当斯这样评价杰斐逊“尽管他是大陆会议上的一位沉默寡言的代表，但不论在各委员会上还是在和各位代表的单独交往中，杰斐逊都是一个敏捷坦率，明朗果断的人，即使山缪尔·亚当斯也不过如此。”

　　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弗吉尼亚代表团长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李决议》。会议决定在《李决议》的基础上拟一份《独立宣言》对英国正式宣告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有五人，因为李太太在里士满患重病，李回家了。李的空缺就由杰斐逊担任。五人委员会由亚当斯、谢尔曼、利文斯顿、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组成。本来李是《宣言》的当然起草人，因李的离去，亚当斯成了最有资格的起草人，但亚当斯说“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还是另找人吧”。接下来的最佳人选应是富兰克林，但他自认太老了无法作笔。于是，起草工作就由杰斐逊来完成。经过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修改了四十多处《宣言》乃成。为了让《宣言》能顺利通过，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先是高声呼吁，再分别与各个殖民地的代表磋商谈判，经过无数次争论、妥协和讨价还价，《独立宣言》终于在一七七六七月四日通过。杰斐逊说过“亚当斯是《宣言》的支柱，是它最能干的倡导者，是对《宣言》所遇到的各种攻击的最佳辩护人”。杰斐逊和亚当斯是仅有的两位签署过《独立宣言》的美国总统。

　　《独立宣言》由三部分组成：权利宣言，罗列失败，宣布独立。《宣言》掷地有声极具扇动性。但《宣言》却是由请愿体写成，上书陈情，以期国王匡正失政。这样的话，在意识形态上北美人民十分安全。《宣言》列举的失政有两类：一是人民远古既有的权利遭到侵犯，二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罪行。大陆会议是保守的，它的代表是各殖民地的精英，他们自认是被逼起事，他们要维护现状或是回到从前的状态。《宣言》中只有关于政府的那部分具有挑战性。《宣言》强调镇压北美人民的军队是国王的军队，国王与殖民地立法机构的关系，如同国王与英国国会的关系；殖民地立法机构代表的是人民，因此，国王是在向北美人民宣战。这样，一七七零年代的大陆会议就是一六四零年代英国国会的在英国内战中的角色。《宣言》中有一个隐含的论点，英国对其殖民地宣战，就已将其视为外国。由此来看，北美是一个战斗中的国家，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之一，国家间是平等的，因此一个国家有权利以其自认为最妥善的方式对待另一个国家。这是因为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形势显示殖民地要是宣布独立的话，将会获的法国的支持，而不会有干涉英国内政之嫌。果然，殖民地宣布独立后，法国第一个与其结盟。于是，独立战争成了两国间的战争，这表明了殖民地要与过去彻底决裂。但是北美殖民地凭什么宣布独立呢？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权利基础是什么呢？《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那是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宣言》直接把启蒙思想中激进的成分当作普世真理，为殖民地的独立确立了正当性。同时《宣言》也隐含了一个理论，就是任何政府存在的目就是对这三种权利的保障。这是一种全新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一经确立，任何国家的政府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被这个理论重新检验。于是，十九世纪各个民族国家的革命都从北美独立的经验中找到了改变国家建制的正当理由。从这个层面上来评价《独立宣言》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可以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之外没有哪一个政治文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光芒万丈的《独立宣言》通过后，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继续担任下议院议员（一七七六至一七七九年）。在担任弗吉尼亚下议会议员期间，杰斐逊致力于废除长子继承权，并推进了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和教育。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一年，杰斐逊出任弗吉尼亚州州长，任期他内并不成功。当时，州长是议会权力的延伸。州长没有否决权。杰斐逊任职期间，判徒阿诺得率英军占领了首府里奇蒙，州政府被迫搬到夏洛茨维尔。担任州长的杰斐逊在得知英军向他居住的蒙蒂塞洛进军时，他和家人匆忙逃离了蒙蒂塞洛。他的行为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是怯懦的逃避。甚至，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他的行为，经过调查，证明了他无罪。但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很不光彩。

　　一七八五年到一七八九年，杰斐逊出任驻法公使。杰斐逊这种气质的人很容易被巴黎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所吸引。他醉心于巴黎的林荫大道，亭台楼阁，和上流社会的社交。他在艾丽舍大街的住所成了上流社会仕女们聚会活动中心。他为此背了一身的债。在游历了巴黎的各处之后，最让他感慨的是不良政治带来的恐怖和不平等造成的悲剧。他感到法国和欧洲已沉浸在腐败之中，未来只能属于美国。在巴黎期间，杰斐逊与玛丽亚·科斯威交往给人们留下了不少的谈资。玛丽亚·科斯威是一位长着金色卷发的美丽画家，与杰斐逊一样非常喜欢音乐。杰斐逊四十三岁，玛丽亚二十七岁，她丈夫理查德·科斯威是一位英国画家。他们之间到底有多深，无人知晓。从杰斐逊写给她的信中看得出，杰斐逊是深爱她的。在科斯威夫妇离开巴黎一周后，杰斐逊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袒承没有她在身边时他的“孤独忧伤”。杰斐逊还在信中诉说了自己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一七八七年，他们又在巴黎相聚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只有书信往来。

　　一七八七年五月的第二周，费城召开了十二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会议期间，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和驻法公使杰斐逊都没能到会。但他们用通信的方式，把各自的建国理念传递给了制宪会议。杰斐逊写到“我非常赞赏构造这样一个全国政府的想法：那个政府必须是一个独立和平地运行的政府，它不需要依赖各州的立法机构。它应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构成。立法部门必须有征税权，众院必需由人民直接选举。我也赞赏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妥协；我非常赞赏选举人制；还有给予行政当局的否决权，并以两院各自的三分之一票数为界。杰斐逊主张尊重多数，麦迪逊在他的尊重多数后面加上了保护少数，以防止民主成为多数专制的暴民政治。杰斐逊的政治理念就这样融入了《美国宪法》。

　　一七九零年到一七九三年，杰斐逊出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杰斐逊的建国理念是以农业为本，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建立一个有着纯朴道德风尚的国家。因此，他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并坚持州权。这一理念与时任财长的汉密尔顿的工业建国，中央集权的强国理念完全对立。为此，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内阁中互不相让。两人在首都选址和联邦债务问题上达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笔政治交易。以后在建立央行和对法国革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华盛顿再三考虑后决定采纳汉密尔顿的意见。杰斐逊接着又对汉密尔顿的国税法进行攻击。杰斐逊还出资让国务院法文译员弗雷泽办报攻击汉密尔顿的大联邦政策，被汉密尔顿指责说他身为联邦政府公务员，竟然出资出版报纸来攻击政府和其政策，实在是不道德。所有这一切，使得杰斐逊对联邦政府灰心丧气，于一七九三年，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在野期间，杰斐逊并没有闲着，他把各大城市和农村中反对联邦党人的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对党民主共和党。

　　一七九七年，杰斐逊当选为第二届总同约翰·亚当斯的副总统。杰斐逊和亚当斯的政见不同，但因其副总统职务的原因，杰斐逊对当时的政治几乎没有影响。

　　一八零零年的大选对新生的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次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权在不同党派间的交接。由于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不和造成了联邦党的分裂，民主共和党大行其道。民主共和党两位总统侯选人杰斐逊和伯尔各获的七十三票。汉密尔顿操纵众院中的联邦党人，使杰斐逊在第三十六次投票时胜出，成为合众国第三届总统。但是政权交接还是个问题，要是掌权的联邦党人拒不交权，而以武力对抗的话，新生的合众国很可能就此消亡。好在当政的联邦党人只是把大量的联邦党人安插在了各级司法部门，以平衡民主共和党在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势力。

　　一八零一年初，杰斐逊来到参议院，与副总统阿伦·伯尔握手。然后，杰斐逊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一生的政敌，远房侄子约翰·马歇尔的主持下，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是第一位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的总统。杰斐逊一上任就打破了前两届政府的繁文缛节。因为他丧妻后再没续弦，他就请国务卿麦迪逊的夫人多丽做白宫宴会的主人。杰斐逊从不干扰阁员的工作，在他的内阁内实行民主，他自己也仅有一票的发言权。这样一来杰斐逊的内阁几乎没有内部纷争，阁员之间非常和谐。重大事件发生的时侯，每位阁员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杰斐逊任上的最大的事件是“路易斯安纳购买案”。这里的“路易斯安纳”包括现在的阿肯色，科罗拉多，南北达科达，堪萨斯，路易斯安纳，明尼苏达，密苏里，蒙大拿，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和怀俄明。当时，美国南部重要港口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是个弱国，美国可以不在意。但在拿坡仑得到了新奥尔良后，就不一样了。法国有强大的海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新奥尔良港关闭起来，从而切断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也就切断了美国中西部和西南部的经济命脉。因此，新奥尔良对美国的民生至关重要。为此，杰斐逊和国务卿麦迪逊悄悄地给了美国驻法公使利文斯顿二百万法郎让他在巴黎活动，以谋求从法国手中购买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及周边地区。没过多久，杰斐逊又授命特使门罗以五千万法郎的价格购买这一地区。一八零三年，正值英法交战，利文斯顿在法国等了很久才有机会见到臭名昭著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一见面，塔列朗就问利文斯顿有没有钱，利文斯顿是一名正人君子，不知是没明白还是被塔列朗的索贿行为震惊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在英法海战中拿坡仑败北了，于是拿坡仑放弃了他世界帝国的幻想，新奥尔良对法国的意义就不大了。于是，拿坡仑认为不如趁早把这一地区卖掉以换取他在欧洲战场上所需的军费。没几天，塔列朗就命人找来利文斯顿，开门见山地问：“你们是不是要整个路易斯安纳？”利文斯顿回答说：“我们只是想要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及周边地区。”塔列朗：“要是把整个路易斯安纳地区都给你们，你们愿出多少钱。”利文斯顿毫无准备，又没有总统指示，他出了一个低价二千万法郎，塔列朗认为价钱太低。第二天，门罗到了巴黎，带来了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两人商量了一个新价钱。四月十三日，法国财长马伯华接见了利文斯顿，要一亿法郎，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四月底终于以六千万法郎成交。约合一千五百万美元。五月二日，双方签约。杰斐逊和麦迪逊怕拿坡仑改变主意，力促参院通过该条约，十月十七日，参院以二十四对七票通过该条约。年底将近，美国得到了一份圣诞大礼，举手之间，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不过在这件事上杰斐逊违背了宪法精神，未经国会批准就与法国签约，事后再要求参院批准。

　　杰斐逊还是美国海军的奠基人。海军部成立于约翰·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内。但是美国海军是在与非洲海盗的战争中（一八零一年至一八零五年）成长起来的。当时摩洛哥、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海盗一直劫掠船只，抢夺财物。向海盗交保护费比开战便宜，大多数国家为了和平与贸易都向非洲海盗交保护费。杰斐逊原则上反对交保护费，到了一八零一年五月，非洲海盗要求提高保护费金额。杰斐逊拒绝后，他们向美国宣战。美国重整海军派去军舰，开始时没有起什么作用。一八零三年，海盗捕获了“费城”号军舰，将船上炮火转向美国其他军舰。一八零四年，海军上尉斯蒂芬·迪凯特出其不意地突袭，烧毁了“费城”号。杰斐逊乘胜追击，将所有可以调遣的军舰船只派往该地。战局对海盗很不利，一八零五年，非洲海盗同意不再索要保护费。但是，“费城”号上的军官和船员依然滞留在非洲，被扣为人质。为了他们能够被释放，杰斐逊同意向非洲海盗支付六万美元的赎金。美国继续向其他三个国家的海盗交纳保护费，直到一八一五年才停止。

　　在杰斐逊的任内，他通过维护言论自由，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当时无论是竞选还是参政，造舆论靠的就是报纸。在杰斐逊的政敌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报纸对他进行造谣中伤，恶意攻击时，杰斐逊以极大的耐心和民主修养对待之，他从没用任何法律和行政手段去干扰舆论。杰斐逊懂得，言论自由的考验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他说新闻自由是政府的守护神。

　　对杰斐逊攻击最甚的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记者詹姆斯·卡伦德，卡伦德是杰斐逊在与联邦党人论战中自己扶植起来的。卡伦德对华盛顿，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人的攻击太过下流，自己都感到走的太远了。为了避免被起诉，卡伦德从费城躲到了里士满。在杰斐逊等民主共和党人的庇护下，里士满是他的避难所。后来联邦法院将卡伦德投入了监狱。在杰斐逊第一任总统任期内，卡伦德出狱了。他向杰斐逊要官，杰斐逊没答应，于是他开始在报上攻击杰斐逊。一八零一年九月，卡伦德在《里士满纪录报》上写到“杰斐逊，这位道貌岸然的人多年来一直有一位黑人姘头，她叫莎丽，还为我们的总统生过好几个黑崽仔。”这位黑人莎丽·海敏斯是杰斐逊岳父同其黑奴的产物。是杰斐逊妻子的同父异母妹妹。在杰斐逊任驻法公使期间，她作为一名黑奴跟杰斐逊一起在巴黎。从法国回来后，莎丽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都是混血儿。这件事让杰斐逊非常气愤，但他不愿意反驳卡伦德，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否定了这件事。据历史学家的考证，那位让莎丽怀孕生子的人是杰斐逊的内侄彼得·卡尔。

　　一八零七年三月，杰斐逊签署法令废除奴隶贸易，规定自一八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禁止奴隶贩买到美国。尽管内战之前，仍有奴隶被卖到美国，但人数大为减少。

　　一八零九年三月，杰斐逊卸任回到了蒙蒂塞洛。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杰斐逊功成身退，在那里他希望能享受退休后的闲暇生活。离开华盛顿时，他欠了一大笔债。他只有靠庄园里的农作物、面粉和钉子的销售利润来还债。一八一五年，英军烧毁了国会大厦，杰斐逊将六千册藏书卖给政府，得到了一笔钱用以还债。这些书成为新国家图书馆的核心藏书。退休后，杰斐逊写了大量书信，通过书信和医生拉什，恢复了与约翰·亚当斯的友谊。杰斐逊还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他设计了大楼，指挥施工，拟定课程，取消了宗教教育，还亲任校长。他引进了选修课制度，让学生有了选择科目的自由。弗吉尼亚大学于一八二五年开学。

　　杰斐逊于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中午在蒙蒂塞洛去世。死因是风湿和前列腺增大，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里，杰斐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一八二六年独立日那天，杰斐逊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约翰·亚当斯在几个小时后去世。仅有的两位成为总统的《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同时在《独立宣言》五十周年那天去世。在简单的葬礼之后，杰斐逊被安葬在蒙蒂塞洛的家族墓地里。杰斐逊在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写到：“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起草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杰斐逊没有提及他当过总统。

　　让我们从杰斐逊身上看看启蒙学说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影响。启蒙学说对杰斐逊和当时人们的影响有三方面：科学，政治，伦理。启蒙学说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理性，换句话说，启蒙学说的信徒们认为从人的理性出发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人们不需要宗教，经验和传统，理性可以解释和解决一切。在杰斐逊和北美的启蒙学说信徒们的手里，理性在三方面被发扬光大了：一是用来揭穿伦理，社会，和政治中的荒谬之处，在这上面，启蒙学说对传统和宗教的攻击所向无敌；二是从理性为人性中的最高要素出发，来寻找为何理性未能在人类事物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三是从理性出发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因为理性在科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切因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这里启蒙学说信徒们有这样一个假定：理性在非科学领域里和在科学领域里同样有效。但理性的人不禁要问：人类的经验和传统真的充满了谬误与迷信吗？理性真的能解释并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吗？如果理性真的那么有效，那么启蒙学说和柏拉图学说又有什么区别呢？启蒙学说除了抛弃了柏拉图学说中的精英主义之外，这两种学说没多大区别。但杰斐逊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些都不在意。他们从理性出发建立了全新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再由这些理论着手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从这一点来看，杰斐逊和他同时代的美国国父们的事业极具首创性和重要性，他们的的确确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北美的政治生活中用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启蒙学说的政治理想。

老钱：美国往事：美国革命之舌帕特里克·亨利

美国独立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很多人把它称之为革命，但它并不是阶级革命，它是一次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分裂。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新英格兰商人的自由贸易，主要是要取得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自由；二是为了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们的土地扩张。因此，在当时的英国人和支持英国的殖民地人民眼里这些闹独立的人是一些自私自利忘恩负义的人。原因很简单，英国为了北美殖民地的扩张和法国刚打完一场七年战争，为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到了俄亥俄河沿岸的开发权。英国在北美的所有税收只有十万英镑，还不够维持其在北美的军队和政府的。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税率只有英国人民的五十分之一。这些北美殖民地人民还要造反，这不是忘恩负义又是什么？而在身为奴隶的黑人眼里，这些闹独立的人更是虚伪做作自私自利。既然是为了自由而独立，为什么还在南方保留奴隶制，为了南方奴隶主在国会的影响力，还把每个奴隶算成五分之三张选票。既无人性，又贪得无厌。在今天美国大中小学的教材里，这些闹独立的人是英雄是国父。作为现代人，应该同时从这三个视角才能看清当时的历史，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个被称为“美国革命之舌”的人，帕特里克亨利。亨利之所以被称为“美国革命之舌”，是因为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里士满圣约翰教堂的弗吉尼亚议会上，作过一次使他留芳百世的演讲“不自由，勿宁死”。

　　亨利于一七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弗吉尼亚的汉诺威，父母亲分别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移民。父亲是个小知识分子，在当地做土地测量员和法庭主持人，家里并不富裕。亨利从小跟着父亲学会了读书识字，后来进小学学会了简单的读写和算术。十五岁时，亨利缀学到哥哥的杂货店学徒。亨利的老友托马斯杰弗逊晚年回忆到“亨利这位仁兄，没有多少知识，也没读过多少书”。三年后，年满十八岁的亨利和一位与他一样贫穷的姑娘结了婚。婚后在父亲和丈人合送的有六个奴隶的小农场里务农。亨利即不勤奋又不会精打细算，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卖掉农场。于是亨利来到镇上开了一家店铺。几年后，二十三岁的亨利连这家小店也经营不下去了。务农不成，经商不就。亨利只好在他的舌头上打主意，因为亨利有着天生的口才。

　　当年的美国和现在一样，吃张口饭最好的职业就是律师，既能养家糊口，又有社会地位，财富名声两不误。亨利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从未想过革命。象大多数美国国父一样，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闹的独立，没有多少崇高的思想。美国独立的历史文献中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文字大多是为了给造反找的根据。美国宪法也是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为了平衡各州在联邦内的权力而产生的。只是联邦政府和美国人民刻守信用，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间，一直以宪法为国之根本。亨利的律师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速成的，杰弗逊花了五年时间才学成律师，由此可知为什么杰弗逊称亨利没文化了。杰弗逊这样描述亨利在一七六零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亨利的主考官是程斯，庞得顿，佩顿伦道夫，约翰伦道夫。程斯和庞得顿当场拒绝了亨利的律师执照。在亨利的纠缠不休下，两位伦道夫同意了亨利的律师执照。亨利又对庞得顿施行死缠烂打的央求劝说，庞得顿只得同意，于是亨利取得了律师执照。”

　　亨利在家乡小镇上开业后，每年接手几十个案件，这些案件让他过上了小康生活。让亨利扬名的是一件国教牧师诉殖民地议会的案件。英国在弗吉尼亚实行国教，那里的英格兰教会牧师从殖民地议会领取工资。一七四八年，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牧师每年从殖民地议会领取一千六百磅烟草作为工资。一七五五年，殖民地烟草歉收，殖民地议会决定用殖民地纸币来支付牧师的工资，一磅二分钱。牧师们很不高兴，但因有十个月的期限，牧师们便没有抗议。到了一七五八年，殖民地议会再次决定用殖民地纸币来支付牧师的工资，为期一年。按当时的市价，一千六百磅的烟草应合四百英镑，按殖民地议会的纸币支付每磅烟草二分钱的话，他们只能得到一百三十三英镑。再把这一百三十三英镑的殖民地纸币换成英国英镑的话，他们一年的收入只合二十英国英镑。这次牧师们无法忍受了，于是就向殖民地议会抗议，议会不予理会，于是他们向英国枢密院上诉。枢密院听取了双方证词之后，驳回了殖民地议会一七五八年的决议，同时要求殖民地议会给予牧师们补偿。这已是一七六三年的事了。汉诺威的牧师在汉诺威法庭上继续打官司。这时的争执是汉诺威的纳税人要给牧师多少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件对纳税人不利的事，因此汉诺威没有律师肯接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不愿意得罪纳税人，最后亨利出马了。

　　这个案子轰动了汉诺威，当天的法庭里挤满了人。一位目击者后来描述到：亨利先生面临的情景很不妙，在前排坐着二十位牧师，他们是殖民地最有学问的人。旁听席上也挤满了人，法庭外的走廊里也有一群前来旁听的人。对亨利的考验开始了。开始时，亨利先生表现的有点可笑，前排的牧师们露出了嘲笑的眼神。可几分钟过去后，一切都改变了。亨利先生体内好象突然暴发出了一种特异功能，他的形象高大了起来，脸上放出了光彩，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力量。他的眼光使人心跳停止，话语充满了魔力。陪审员在亨利先生面前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忘记了原告已有的权力，只是顺着亨利话语往前走。辩论没过几分钟，陪审员就一致做出了被告补偿原告一分钱的结论。原告提出重审，但是法官们也被亨利先生的辩论打动了，一致作出了不再重审的决定。庭辩结束后，旁听者都在欢呼，然后冲进法庭把亨利举过头顶，冲出门外。绝大多数人都记不清亨利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被亨利的庭辩深深打动了。那些记住亨利庭辩的人中，有一位叫莫里，他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亨利极力证明一七四八年殖民地议会的决议是好法，费除该法就是违反英国国王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契约。若是国王取消这一好法，那么国王就成了一位暴君，也就没有权力让他的臣民服从他了。亨利还说，社会设立教堂是要人们服从人间的法律，也可以因此剥夺他们的教职。在这个案件中弗吉尼亚的牧师们拒绝执行殖民地议会的决议，那就说明这些牧师们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敌人。”亨利的这些话是反教会的，但是亨利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法庭上这么说只是为了打赢官司。审判结束后的几个月中他还到牧师家中专程为此道歉。这次为纳税人利益的成功辩护，为亨利走向政坛铺平了道路，很快亨利就被选进了弗吉尼亚议会。后来亨利又被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

　　一七六五年二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并于同年十一月正式实行。《印花税法》对北美殖民地人民来说，是一项额外负担。身为律师的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提出了一项决议：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有权力向弗吉尼亚居民征税，因为弗吉尼亚议会是由弗吉尼亚居民选举产生的，它代表了弗吉尼亚人民的意愿。任何想把向弗吉尼亚居民征税的权力委予他人的企图都是对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人民自由的贱踏。很快这个决议就被各殖民地在纽约的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决议认为除了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的税收外，在北美殖民地的土地上不曾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税收。这个决议吹响了北美各殖民地独立的号角。

　　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上提出了建立民兵的方案。会上有些议员怕失去向英国国王请愿的机会而产生动摇，于是就有了让亨利流芳百世的那篇演说。这里节选几段：“指引我前进的步伐的明灯只有一盏，那就是经验之灯；帮助我判断未来事物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去之事。如果明鉴往事可以预知未来的话，那么我很想知道，过去十年里英国政府的所做所为有那一件可以让各位感到乐观和自慰的哪？是最近我们的请愿书被接受时，他们的狞笑吗？决不能相信他们。先生，那是让我们掉进陷阱的圈套。我们不能因为假猩猩的一吻而被人出卖。请大家好好想想，一方面是我们的请原书被接受，一方面又是如此大规模的备战，这两者是如此的不相称。难道战舰与军队是修好与仁慈所必需的吗？难道这是因为我们不愿言归于好，所以不得不派来武力，以便重新赢得我们的爱戴吗？我们决不能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是战争与奴役的工具，是帝王们欺骗不成之后的最后一着。”“我们已没有退路了，除非我们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噹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再说一遍，先生们，让它来吧！让事态得到缓和的企图是徒劳的。各位先生我们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没有和平。战斗已经打响了。北方刮来的风暴己把武器的铿锵声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们已经奔赴战场！我们岂能在这里袖手旁观？那些先生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他们到底希望得到什么？难道宝贵的生命，美好的和平，最终要用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来获取吗？全能的上帝啊，这事断断不可！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何高策，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不自由，毋宁死！”亨利的话音刚落，弗吉尼亚议会全体议员齐声高呼“拿起武器，赶走英国军队。”亨利的这篇演讲对于独立革命至关重要，从此独立革命走上了武装斗争的不归之路。

　　经过八年独立战争，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独立后，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债高筑，民不聊生，作为北美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陆会议对此一愁莫展。为此，弗吉尼亚的大陆会议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倡议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费城召开北美殖民地的制宪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修订约翰亚当斯提议并在一七七七年大陆会议上通过的《联邦条款》。但弗吉尼亚的会议代表提出了新的制宪方案，尽管弗吉尼亚提案几乎涵盖了《联邦条款》的所有内容，但它还是超出了会议应有的权限。经过各地代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后，在同年九月通过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非君主制国家的宪法。制宪代表中有三人没在新宪法上签字，其中之一是弗吉尼亚州长艾得蒙伦道夫。

　　又过了两年，这部宪法才被各殖民地议会通过。制宪会议规定，致少要有九个殖民地批准，这部宪法才能生效。当时，很多人对这部宪法深感忧虑。在各殖民地议会中护宪派与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弗吉尼亚是北美最大的殖民地，它的人口占所有殖民地的五分之一，是新英格兰人口的四分之三，宾夕法尼亚人口的一倍，纽约人口的两倍，是南方各殖民地总人口总和的四分之三。因此，弗吉尼亚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弗吉尼亚议会共有一百七十名议员，其中护宪派代表是詹姆斯麦迪逊，反对派代表是帕特里克亨利。亨利有以下几条反对理由：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宪会议的初衷只是修订《联邦条款》，但制宪会议超出了会议应有的权限制定了一部宪法；第二个理由是宪法没有保护人民自由和权力的《权利法案》。弗吉尼亚人民刚刚摆脱了英国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对任何政府尤其是强有力的政府抱以猜疑和敌对的态度。他们把政府看成遥远而可怕的巨魔，它遥远的不可触摸，强大的不可稍作抵抗，高高在上而无法为百姓某利，危险的不可稍作尝试。对百姓来说，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个新鲜的，含糊不清的，可怕的东西，它会压迫欺凌穷人，债户，和那些靠双手某生的人；它只会增加和保护那些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庄园主的利益。在弗吉尼亚议会中，亨利第一个对宪法提出了挑战。他的发言在是如此雄辩有力，只有读他的原文才能感受到那言语的力量。“我们的祖先是来自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其政府的基础是自由。我们伟大的英国祖先把自由作为一切成就的基础。英国所以是伟大光荣的国家，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是因为它把自由作为政府的目的和基础。我们从我们的英国祖先那里吸取了自由精神，我们以此克服了种种困难。但现在，先生们，新宪法将用一条绳索和绞链，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帝国。”“你们的总统会很容易地变成国王。你们的参议院的结构很不完备，因此你们最可贵的权力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少数人破坏；一个小小的少数可能会永久牢固地维持这个政府而不管它有多少缺点。你们所说的制衡在哪里呢？你们的据点将掌握在你们敌人的手上。这一政府的所有优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前提之上：你们的政府官员都是光明正大的人。但万一他们是坏人，按照这个不完善的结构，他们就有权做一切最坏的事。请问，把我们的权力押在长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带偶然性的问题上，岂不是要贻笑天下吗？在世界历史上无论何时何地，若把人民的权力和自由完全押在统治者是好人这样一个宝上，倒头来没有不是丧失自由的。试问，你们能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吗？"

　　接下来发言的是艾得蒙伦道夫，他坦然承认制会议超出了原定的权限。但他又说除此别无他法。大陆会议已没有力量控制局了。北美殖民地的信用失灵，物价下跌，商业瘫痪，正义遭殃，世界人民会把美国人看作是一群黄蜂，他们高嚷着自由，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保卫自由。他说“我们，人民有什么不对？新政府不就是为了人民吗？联邦现在正面临危机，而我是联邦的朋友。”正是因为伦道夫的改变立场拯救了宪法。在为时三周的激烈辩论中护宪派所作的滔滔不绝的雄辩与想出的种种手法对批准宪法所作出的贡献尚不及伦道夫这一转变的二分之一。最后，双方有了一个共识：宪法必须修正，必须加上一个权利法案。于是争端又起：是先批准宪法再加以修正，还是先对宪法进行修正再批准宪法。后者实际上势必是否定宪法，这就要再召开一个新的制宪会议。而这正是亨利千方百计想要达到的目的。

　　一七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是辩论的最后两天。护宪派的威斯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抢先发言，他说，要是先修正宪法再批准的话，那将意味着要拆散联邦，而在宪法批准后，修正就很容易。他要求议会立即批准宪法。威斯讲完后，亨利霍然而起，指责会议主席故意不让他先发言。他说护宪派即然承认宪法有严重缺陷，但又要求在修正之前就给予批准，这实在是荒唐，这种作法才是危害联邦。他又说，在弗吉尼亚的十九个县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反对新的全国政府。他宣布如果就这样批准宪法，他将与它不发生任何关系。二十五日是辩论的最后一天，护宪派有望获胜，但他们担心亨利会率领他的追随者退出会议，亨利没有那么做，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虽然我在追求一次伟大的事业中被对方压倒，但我仍将做一名和平的公民，并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消除宪法中的缺点。”表决结果，一百六十八票中，护宪派以十票之多数通过了宪法。

　　亨利对美国独立革命，尤其对人权法案有着不可替代的功绩。他是不可置疑的英雄人物，美国的开创者之一。他坚持反对强大的中央政府，拒绝了华盛顿让他担任国务卿的邀请，还拒绝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等职位。有人说如果他的理念在当时得到实现，后来的内战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按他的理念不会出现“国家统一”也就没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了。亨利是个坚持个人信念，不追逐名利的人，为此他得到了人们的敬佩。在看到了法国革命的疯狂后，他的政治观点有所改变，最终成为联邦主义者，可惜太晚了，那些被他拒绝的政府职位都已有主了，而他也老了。

　　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帕特里克亨利，这位名垂青史的“美国革命之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被葬在弗吉尼亚的红山，他家族的墓地。亨利是一位英雄，他不追求权势名利，他是个不愿受压迫反抗暴政的英雄。难能可贵是，在他可以轻易获得权势的时候，为了自己的追求他选择了拒绝。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美国能有今天，正是因为它拥有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英雄。

老钱：美国往事：美国先生本杰明·富兰克林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她有自己的性格。那么什么是美国性格呢？有些美国知识的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十八世纪末，放眼世界，到处都令人气郁不快。美国则不同，美国健康，美国人最接近自然。美国以外的旧世界，被“弄错方向的宗教”，被暴政，被不义的法律，被腐败的政治制度压的身心疲惫。旧世界是式微的，腐朽的，迷路失途的世界，它已老迈，它筋疲力尽，奄奄一息。旧世界失去了健康，美国却能“静思社会制度的开端与轮廓”。美国是一个正在出生的社会的仅有的范例。美国人民不曾在腐败的旧世界中的那些庞杂的建制与惯例中迷失。美国人民的生活更接近自然，他们的建制和法律单纯正义而又有效，他们的事物比较清晰，比较容易认知，这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美国是腐化了的人类的去腐化之地，他们可以在这里摆脱过去回到“起点”。对来此生活的人来说，美国有双重作用：先将他们净化，再将他们改造成自然本来要他们成为的人。在美国，政府的影响很小，人人都享受政治权利。独立革命时，关于何谓美国性格，说者甚众，但大多是政治之谈。十三个殖民地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这些利益掩盖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如果美国是由《独立宣言》建成的话，那么美国产生于一项政治行动。在这个层次上，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是颠倒立国。欧洲的民族国家都是先有语言，文化，宗教，及地理层面的民族认同，再根据这个自成一体的认同声称自己是一个国家。美国则不然，美国立国于一种特别的方式：人权政治，那是一种为政的协议。不同意者可以离开美国。但是，单凭一项关于政治权威的道德基础的协议，是不足以造就一个国家的。若要自成一个国家而兴旺，一个民族性格是必要的。必须有支撑其政治制度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相当成度上是政治制度的产物，那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影响其总体精神的重要因素。这种支撑美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就是美国性格。

　　那么，美国性格在美国人身上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最典型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生。富兰克林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完美代表，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独立战争的参与者，美国国父，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建者，现代邮政的缔造者，十八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富兰克林是美国先生，最典型的美国人。

　　一七零六年一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父亲约西亚·富兰克林，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于一六八二年带着一家五口从英国移民到新英格兰。落户北美后，他又有了四个孩子，后来妻子因病去世。约西亚再次结婚，这次婚姻又给他带来了十个孩子，这是一个有十七个孩子的大家庭。本杰明排行第十五，是最小的弟弟，下面是两个妹妹。

　　约西亚先开了间染房，后来因不景气，他改行制作蜡烛。本杰明的妈妈是个知识分子，五岁时，妈妈开始教他读《圣经》；八岁，本杰明进了小学；因家境困难，十岁就缀学了，在店中帮父亲做工。他剪烛芯、做蜡烛、照料店务、跑街。本杰明并不喜欢制作蜡烛，他喜欢读书，约西亚就送他去他哥哥的印刷厂学徒，那是除了学校之外，唯一可以接触到文字的地方。学徒期八年。富兰克林很快就精通了印刷厂的手艺，他很想离开哥哥的印刷厂独立。一七二零年，富兰克林的哥哥因为他出版的报纸触犯了地方当局而入狱。哥哥坐牢期间，富兰克林代理编辑。哥哥出狱后，当局不让他以他的名义办报，于是他想到了富兰克林。为了不让当局抓住把柄，富兰克林和哥哥解除了师徒合同。后来，在一次争吵中，富兰克林辞去了工作。他哥哥通知了当地的所有印刷厂不要雇他弟弟，富兰克林走投无路，只好前往纽约。在纽约富兰克林也没有找到工作，而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费城。

　　在费城，富兰克林很快就有了印刷高手的声誉。可费城的英国总督把他骗到了英国伦敦，富兰克林在伦敦呆了一年半，初步有了稳定的生活。这时和他同船来伦敦的商人朋友旦南来找他一起回北美作生意。一七二六年十月，富兰克林回到费城，他再次遇到总督，总督只好避开。这次骗局中总督没有得到一点的好处，人们始终不知到总督为什么要这样做。富兰克林与旦南的生意作的很好，一七二七年二月，两人突然得了重病。旦南一命呜乎。富兰克林幸免于难，但又失了业。最后，富兰克林凭着高超的手艺，高人一等的印刷质量，开了一间印刷厂。因为他写的一本宣扬发行纸币的小册子，得到了一笔长期的印钞合同。从此富兰克林有了钱和安稳的生活。一七三零年九月富兰克林与里德小姐成婚。里德小姐是富兰克林的初恋情人，但是因为富兰克林长期居住伦敦，她母亲逼着她嫁给了一个制陶工匠。但里德小姐并不爱他，很快他们就分居了。后来里德小姐的丈夫因欠债逃去了英国，一直没有音讯。富兰克林同里德小姐成婚有一定的风险，要是里德小姐的前夫已死，富兰克林就要承担他的所有债务。回头来看，富兰克林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里德小姐不但是个心胸宽阔的妻子，她还是个吃苦耐累的持家好手。富兰克林从此了却了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他的事业。

　　在富兰克林所有的出版物中，有一本他自己编著的《穷查理历书》最出名。那不仅是一本历书，还是一本教人修身立业的修养书。其中有很多格言。那时的富兰克林已经是事业有成，有钱财地位、家庭美满的商人了。但富兰克林还是为自己订了十三条身体力行的道德准则：一、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二、静默：不说无益的话，不废话；三、条理：东西有安排，做事有顺序；四、决断：有决断，决定的事一定去做；五、俭朴：不糟蹋浪费；六、勤劳：爱惜光阴，做有益的事，不做无益的事；七、诚挚：不欺骗，思想纯洁，说话有诚意；八、正直：不害人，不宣扬自己责任内做的好事；九、中庸：不走极端，不怀怨恨；十、整洁：起居生活，身体服饰，要整齐清洁；十一、宁静：不为琐事烦心；十二、贞洁：注意节欲，切勿因纵欲而损及自己和他人的名誉和宁静；十三、谦逊：向耶稣和苏格拉底学习。富兰克林想以这十三条道德准则创立一个新教派，但因他进入政届而告终。一七三六年和一七三七年，富兰克林分别当选为费城的议会书记和邮政局长。

　　一七五七年，在英国享有盛名的富兰克林被宾夕法尼亚议会推举为赴英代表，向国王游说，希望国王能取代宾氏家族直接管理宾夕法尼亚。因为当时的宾州议会和宾州业主宾氏家族发生了矛盾。富兰克林把他的儿子也带到了英国，并送他进了英国学校。当时的富兰克林从没想过独立，他是英国的崇拜者，他在伦敦广交朋友，写了很多文章，到处游说。一七六二年回国时，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亲英派，而且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崇拜者。

　　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日益上升，尤其是《印花税法》，更激起了北美人民的愤慨。富兰克林于一七六五年十二月再次赴英，代表宾州和其它三个州为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排忧解难。在英国上院，富兰克林为英美关系作证道：我们把英国议会看做是保卫自由权力的堡垒，当专横的大臣企图压迫我们时，我们信赖议会，它会在接到申诉后给予补救。英国议会有权在商务调节方面抽税，但它没有权力抽内部税。要是英国派军队在北美强制执行《印花税法》那将激起北美的叛乱。

　　一七七四年一月十一日，英国上院邀请富兰克林去英国。三周后，富兰克林来到英国上院时发现那是对他的一次听证调查。上院里坐满了议员和旁听者，戈尔勋爵主持听证会。听证会上，副检察长韦德本对富兰克林进行了肆意攻击。听证会后，富兰克林一言未发，镇静地走了出来。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富兰克林成为大陆会议代表。一七七六年夏，他加入了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委员会。托马斯·杰斐逊起草了初稿。富兰克林对初稿做了四十多处修改。其中最有名的是把杰斐逊的“真理”一词改为“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大陆军急需武器，大陆会议把富兰克林派往法国。尽管年事已高，但富兰克林还是接受了使命。为了追求北美独立，富兰克林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儿子威廉是一个坚定的英国追随者，在美国独立的问题上始终无法与他达成共识，最后和他脱离了父子关系。七十岁高龄的富兰克林身体虚弱，患有痛风和肾结石。但就在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当天，他启程去了法国，他所依仗的只是对新生的美国的自信。当时的法国到处是间谍，富兰克林小心地筹措资金、安排船只，巧妙地处理被扣押的货船。他周旋于可能帮助北美独立的法国贵族和王室成员之间为北美殖民地谋利。他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他不是正式的外交使节，代表的是一个未被承认的国家。但富兰克林在法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那富有感染力的个性让他如鱼得水，他被邀出席各种宴会和沙龙，人人都喜欢他，他让整个法国都兴奋了起来。当约翰·亚当斯抵达法国时，发现这里的每个人知道这位美国先生。最让亚当斯吃惊的是，富兰克林对法国的女性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在法期间，富兰克林用尽心机让法国承认新生的美国，冒着生命危险解决武器运输问题，并寻求与法国在军事上的同盟。一七七八年美法正式结盟后，富兰克林、约翰·杰伊和约翰·亚当斯被派往英国，运用各种手段在不得罪法国的前提下，和英国进行和平谈判。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国与英国签订了《巴黎和约》。那天富兰克林穿上了在英国上院受辱时的那件衣服，这次他代表的是新生的美国。

　　经过了从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的八年独立战争，美国人民从英国手里争得了主权。当时的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后成了一个腐败而又效率低下的机构。殖民地之间各自为政，互相之间设置贸易壁垒，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国债高筑，民不聊生，作为北美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陆会议对此一愁莫展。为此，弗吉尼亚的大陆会议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倡议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费城召开北美殖民地的制宪会议。会议的宗旨是修订约翰·亚当斯提议并在一七七七年大陆会议上通过的《邦联条款》。八十一岁高龄的富兰克林被选为宾夕法尼亚的制宪会议代表。制宪会议的主题原本是要修正一七七七年的《邦联条款》，五月二十九日，弗吉尼亚提出了“弗吉尼亚方案”，推翻了修正《邦联条款》的框框。“弗吉尼亚方案”由艾德蒙·伦道夫宣读，其实，麦迪逊是其主要设计师。在各州为了自身的利益争论不休，不可开交的时侯，富兰克林想出了一个绝招：请求上帝的帮助。他说：“我们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这证明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多困难，我们一直在寻找政治智慧，现在看来我们的确缺乏政治智慧。我们是在黑暗中寻求真理，而当真理在我们面前时，又难以识别它。为什么我们不请上帝来启发我们的理解力呢？正是因为上帝的恩赐，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讨论如何建立我们的国家幸福的法则，难道我们忘记了这一强大的朋友了吗”？“我已活了很久了，我活的越久，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人类事物的主宰。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兴旺的起来？我还相信，要是没有上帝的帮助，那么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要比造通天塔还要难。我们将会被我们的地方利益所分裂；我们的计划将被挫败；我们自己将受到指责而留下笑柄给后人。更遭的是，此后人类可能看到我们的不幸例子而对人类通过智慧建立政府一事表示绝望，从而听命于机会、战争和征服。因此我冒昧地建议，每天上午在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在会议上作一次祷告”。大会最后胜利结束，富兰克林认为是上帝听到了祷告后恩赐的结果。

　　富兰克林在行政首长的薪金问题上也发表了一个精彩的论述：“世间有两种爱好对人间的事情有着强有力的影响，那就是野心和贪心，也就是权和钱。如果把它们拆开，那么两爱之中的任何一爱都会成为发挥人们干劲的强大动力。如果他们看到一个位置既带来权力又带来金钱，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某取这个位置。正因为英国有大量这样的位置，所以英国的派系林立，国家长期陷于分裂，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在仓促间就发动战争，常常还要迫使国家接受不光彩的媾和”。“那些投身阴谋诡计、百般争夺、结党营私、不顾廉耻来谋得这种名利双收的位置的人将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明智和稳健的人，不是爱好和平和安定的人。他们是胆大和狂暴的人，他们是一心求成为一己私利不辞辛劳的人”。“我担心这样一个既带来权力又带来金钱的位置，会使占据这个位置的人有朝一日成为君主，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会成为君主政府”。“就近而论，难到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吗？我们的一位最重要的官员，我们全军的总司令，一位我现在不愿用任何其他的颂辞来触犯他的爱国者，他负责军队作战八年之久而未取分文。他与英勇作战的战友备尝艰苦和危难，还有这个职务带来的日以继夜的忧心。难道我们不相信可以在合众国内找出三到四个这样的人吗”？“对我来说节省薪俸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所担心的是支取巨额薪俸所带来的后患。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出了修正案。如果没人附议，我也心安理得，因为我说出了我的意见，尽了我的责任”。

　　在讨论结束，举行签字仪式之前，富兰克林呼吁全体代表一致签名。他说：“我承认，这部宪法有些部分我目前不同意，但我不能肯定我以后会永远不同意。因为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在很多事上，我改变过我的初衷，甚至在重大的问题上。我年纪越大就越易于怀疑自己的判断，越尊重别人的判断。很多人的确相宗教派别一样，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认为别人若和他有分歧，错在别人。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这部有缺点的宪法，假如它是缺点的话。因为我认为中央政府对我们是必要的。任何一种政府，只要善于运作，就会造福人类。我不相信，要是召开另一个制宪会议会制定出一部比这部宪法更好的宪法”。“在召集一批人的智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召集了这些人的偏见、偏爱、错误观点、地方利益、和自私动机。这样的集会能得出十全十美的结果吗？我很惊讶我们己经很接近完美了。它也会使我们的敌人惊讶。主席先生，因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无法期望有比它更好的了。关于它的缺点，我愿为了公共利益而加以抛弃。我从未说过一句关于这部宪法的缺点的话。缺点只生于这个房间，就让它死于这个房间。总之，我冒昧地希望，凡对宪法有反对意见的代表们，能同我一起，在此时怀疑一下自己的一惯正确性，共同来表达我们的一致性。在这个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只有三位代表没在宪法上签名，富兰克林对宪法的通过功不可没。

　　富兰克林既是精明能干的商人，又是慷慨的科学家。他发明了高效取暖炉，并拒绝申请专利，声称发明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他精心设计了避雷针的尺寸、地面设备和与建筑物的连接方式，今天的避雷针仍然保持了他当年的设计。富兰克林还通过实验确立了电学原理，他找到了存储和应用电力的方法。他最早提出了电流理论，认为电是沿着导体从正极流到负极。我们今天使用的正负电、电池等词汇也来自于富兰克林。热爱自由的人们说“他从天空中抓到了雷电，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了权力”。

　　一七九零年四月十七日，八十四岁的富兰克林溘然长逝。他的去世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法国。法国的参议院为他默哀。法国人重视、爱戴富兰克林，欣赏他的才华。乔治·华盛顿这样评价富兰克林：“因为善行而受景仰，因为才华而获崇拜，因为爱国而受尊敬，因为仁慈而得到爱戴，这一切将唤起人们对你的亲切爱戴。你可以得到最大的欣慰，就是知道自己没有虚度一生”。

　　富兰克林的一生完美地体现了美国性格。美国得天独厚，美国有别于欧洲。美国独立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它还给来自欧洲的北美人一块道德和物质上的处女地，独立战争后美国自行制订法律，这是个意义非凡的事实。在美国，因其特殊，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精神，一种全新的性格，一种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性格。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耳，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人和美国性格给出了如此的评价：在美国，人民视法律为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因此而爱护法律，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民对政府的尊重是因为必要，不是因为它神圣；人民对行政首长的爱戴来自理性。人权是其立国基础，人民的权利就有了保障，人们之间由此建立起的是信赖和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当人民了解了自己的真正利益后，他们懂得：要享受社会公益，必须尽义务。出于公益人民会组织起来，这样的组织使国家避免了暴政和专制。按照这种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的进步会按部就班，循序向前。在这样的社会里，享乐不会过分，福利会普及；科学会普及，无知会减少；情感不易狂热，行为会更为稳健。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和准则，那就是，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还会摆脱民族的偏见；把传统当作一种知识，把现实看作是创新的材料；靠自己的力量凭实践去探索事物的本原；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顾形式地深入本质。美国人认为现实中的困难大多不需他人的帮助就可以解决，因此美国人断言，世上的一切都有其原因，没有事物为人的智力所不逮。美国人不相信超自然事件。美国人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喜欢把事情弄清楚。他们会揭去事物的外表，清除一切有碍观察的障碍，他们喜欢近距离观察事物。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导致他们轻视形式。他们每个人都力图自立，凡事以有主见为荣。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利害关系，不依靠意识形态。这一切构成了美国性格。构成了美国先生富兰克林。

老钱：美国往事：美国政治科学之父约翰·亚当斯

“我们的独立革命历史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整个事件的实质是富兰克林先生的带电权杖向地上重重一击，华盛顿将军就跳了出来。那位富兰克林先生用他的权杖给华盛顿充了电，然后这两个人就搞出了所有的政策、谈判、立法和战争。”——约翰·亚当斯。
　　一七三五年十月三十日，约翰·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雷茵特里，现在的昆西市的祖宅中。因为这幢房子里诞生了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美国人称其为“美国独立的摇篮”。一七八四年，约翰·亚当斯从英国回国，买下了这座位于如今昆西市亚当斯街的豪宅，亚当斯家族有四代人在此生活。一八四六年，亚当斯的后人将它捐献给了国家，它成为了“亚当斯国家历史公园”的一部分，以纪念亚当斯父子对国家的贡献。

　　约翰·亚当斯的父亲也叫约翰·亚当斯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他是鞋匠，牧师、农夫，和议员。他生活简朴，勤俭持家，积蓄都用来购置地产，从不追求享乐。他这种脚踏实地、勤劳朴素的生活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

　　少年亚当斯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常常为了玩耍而逃课。他放风筝、打弹子、摔跤、游泳还有滑冰。他最喜欢的是打猎，一有时间就去打猎。他还把枪带去学校，一放学就去打猎。这些娱乐对少年亚当斯来说是很有益的训练。亚当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阅读了，小学里，亚当斯的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他和波士顿的富家子弟一样小学毕业后进了拉丁学校。他很有数学天才，但拉丁学校不让他加快学数学的进度，让他十分不满。除数学外，他不喜欢其他科目，他讨厌拉丁文。后来，亚当斯先生让他离开了拉丁学校，进入更有挑战性的新学校，约翰终于认真地开始了对知识的探索。一七五一年，约翰进入了哈佛学院。在哈佛，他学习拉丁文、希腊语、逻辑、修辞学、哲学、形而上学、地理、数学、几何以及神学，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和哲学。哈佛的四年完全改变了亚当斯。一七五五年，亚当斯从哈佛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普特南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一七五八年底，亚当斯进入马萨诸塞州律师公会，并在波士顿执律师业。

　　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约翰·亚当斯与阿比盖尔·史密斯成婚。十九岁的阿比盖尔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是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她自幼体弱多病不能上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阿比盖尔是第一夫人中最博学的，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亚当斯与史密斯一家从小就相识了，但他从来没有在意过阿比盖尔。直到她十七岁时，他惊讶地发现她对诗歌、哲学、政治知之甚多。婚礼结束后，一对新人骑一匹马，来到了他们的新家，一座位于布雷茵特里的小别墅和农场。独立革命开始后，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多次长期分居，约翰和阿比盖尔通过书信来往，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一七七六年，北美废除了英国法令，她建议丈夫把妇女权益包括在新体制中，她写到“不要忘记女性，要比你的先辈更慷慨地支持她们！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搁置在丈夫们的手中。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都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要酝酿一场暴动，如果法律不给予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能够代表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是不会受制于这种法律的”。亚当斯对这些并不在意，认为没有理由废除男性制度。一八零零年，首都迁至华盛顿，阿比盖尔成为主持白宫的第一位第一夫人。在华盛顿，她的健康很糟糕。一年后，她回到马萨诸塞州，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阿比盖尔死于伤寒。

　　一七六五年二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此前，亚当斯只是把律师当作一种某生手段，并不打算投身政治。但当《印花税法》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时，亚当斯心中立刻就知道了：殖民地人民肯定不愿支付《印花税法》，到时侯生意会关门，法院也会关门，律师将无事可做。亚当斯在报纸上读到弗吉尼亚议员帕特里克·亨利在议会中的一个决议：只有本议会有权向本地居民征税，任何想把上述权力委予外人的企图，都意味着是在破坏北美人同时也是在破坏英国人的自由。亚当斯想起了以前写的一篇论文。把它给了族兄山姆·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上连载，文章写道：“愚昧与缺乏思考是造成人类毁灭的两大因素。由于知识是反抗专制的最佳武器，所以，取得权力平衡的第一步是教育民众。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是怯懦，我们要敢读、敢想、敢讲、敢写，我们要打开知识的每一个窗口”。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把亚当斯引进了政治，成了革命派的要员。

　　一七六六年三月十八日，英国国会取消了《印花税法》，形势稍见缓和。代表英国利益的托利派几次三番地想让亚当斯当殖民地海军法院大律师，都被他拒绝了。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发生了“波士顿惨案”。英军开枪，打死五人，打伤六人。事后八名英军士兵和一名上尉被控。被告英军在殖民地竟然请不到人给他们辩护。最后被告去请一为名叫约西亚·昆西的年轻律师，昆西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亚当斯共同办理。亚当斯听完来人的讲诉后说：“要是上尉认为没有我的出庭就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那么，我接受此案”。亚当斯对英军的所做所为极为不满，但他心中的法律是公正的是没有阶级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在被法官定罪前是有罪的，每一个被告都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杀人是事实，但杀人并不就是犯罪，他要辩护的就是这一点。首先，他要把审判推迟，因为事情正在火头上，人们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他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法院的同意，审判被推迟到九月份。亚当斯对原告的九十六份证据进行了研究，认为九十四份不经一驳。他还为被告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医生杰佛里的证词，他曾给帕特里克·卡尔治疗，卡尔临死前一天对他说：“不管开枪的是谁，我都宽恕他，因为我知道，对方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自卫”。前一阶段的辩护是昆西出庭，亚当斯到了一七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出庭发表他的见解：“被告是杀了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杀人事件都是犯罪。上帝使每个人具有爱自己的本性，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惯于谈论保护自由和财产，但要是我们切除了自卫法，那就是切除了自由和财产的基础”。“诸位设身处地想想那些士兵的处境，当时四处响彻钟声，到处是人们的喊叫声‘打死他们，打死他们’。还向他们扔雪球、冰块、石头，如果你们处在这种情形下，难到会不认为人们会杀死你吗”。“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攻击，法律决没有要求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准还手”。“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啼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的影响，它永远是一种理智”。

　　陪审团判了六人无罪，两人有罪。这两个人是杀人罪不是谋杀罪。两人当场接受了刑罚，用烙铁烫了他们的手指。作为辩护律师，亚当斯大获全胜。但这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有些人甚至指责他纯粹是为了钱才接下这个案子，而实际上全部审判的酬金不过二十几尼。于是亚当斯退出了政治。

　　一七七二年，总督说服了英国议会要从英国海关收入中为殖民地法官发薪，这样他们就不再受制于殖民地议会，殖民地的三权分立就会遭到破坏，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将受到侵犯。从一七七三年一月四日起，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北美独立的法理依据。他说：英国议会和殖民地没有法律关系，殖民地只和英王有法律关系。建立殖民地是英王批准的，殖民地政府是英王批准成立的。英王也是殖民地的国王，议会只是英国的议会，不是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只效忠于英王，不听命于议会。殖民地独立于英国议会，它们同是英王的下属。总督应服从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亚当斯对英国的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极为深刻，他给英国议会出了个难题。在英国，英王是虚君，权力在议会。亚当斯却引用历史，效忠英王，殖民地和英王有从属关系而不是和英国议会，殖民地和英国议会是合作关系，要是无法合作的话，殖民地只有独立。

　　马塞诸塞殖民地法院共有五名法官，四名迫于民众的压力宣布不接受英王的薪金。但大法官奥列佛要接受英王的薪金。于是，亚当斯心生一计，由议会弹劾该法官，总督不予理睬。紧接着，最高法院开庭，奥列佛要求其他四位法官宣誓，被拒绝，法庭当场宣告瘫痪。直到一年后才由大陆会议重组马塞诸塞最高法院，出任大法官的正是亚当斯本人。

　　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由亚当斯起草的《权力法案》向英国殖民当局明确地提出了北美人民的权力。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康奈迪格代表约翰·迪金森和杰斐逊草拟了一份《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的公告》，在此公告的基础上，大陆会议开始组建军队。在组建军队的讨论中，亚当斯舌战群雄，是为大陆军建立的关键人物，他还提名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并获全体通过。亚当斯还在大陆会议的外联机密委员会中任职，负责寻求外国的资助。五月份的大陆会议上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李决议》。会议决定在《李决议》的基础上在拟一份《独立宣言》对英国正式宣告独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因为李太太在里士满痪重病，李回里士满了。李的位置就由杰斐逊来担任。五人委员会由亚当斯、谢尔曼、利文斯顿、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组成，负责《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本来李是宣言的当然起草者，但因李的离去，亚当斯成了最有资格的起草者，但亚当斯说“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还是另找人吧”。接下来的最佳人选应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认太老了无法作笔。于是，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斐逊完成。最后由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修改了四十多处宣言乃成。为了宣言能顺利通过，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先是高声呼吁，再分别与各个殖民地的代表磋商谈判，经过无数次争论、妥协和讨价还价，《独立宣言》终于在七月四日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评论道“要是没有亚当斯的力争，大陆军不会很快成立，《独立宣言》也不会很快通过，北美的独立很可能在英国的忍让政策下成为泡影，因此可以说亚当斯是美国独立之父”。亚当斯还担任过战争与军械委员会的主席。除杰斐逊外，他是惟一一位签署过《独立宣言》的总统。

　　一七七八年，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一起被派往法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的直率触怒了法国人；对富兰克林，他怀着清教徒式的鄙夷，一七七九年亚当斯回到美国。回国后，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制宪会议的代表，起草了马州宪法。一七八零年，亚当斯以公使身份被派往荷兰，在荷兰，他获得了荷兰对美国独立的承认和荷兰的贷款。亚当斯圆满完成了任务，给了北美人一剂强心针。一七八二年十月，亚当斯再次出使法国，促成了与英国的和平条约。但当他抵达法国时，就得知了大陆会议要将俄亥俄地区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法国要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作为美国的西部边界。亚当斯、富兰克林和约翰·杰伊把该指示放在一边，未经法国同意就签署了《巴黎条约》，将密西西比河定为美国的西部边界。谈判中亚当斯寸步不让，被称为谈判桌上的华盛顿。一七八五年，亚当斯被任命为驻英国的第一任美国公使，于一七八八年二月回国。

　　因为人在法国，亚当斯无法参加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但他还是以与制宪会议代表们通信的方式，把自己对宪法的理念传递给了制宪会议。亚当斯说：“我们在决定什么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之前，先要考虑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所有的理论政治家都会同意，政府的目的是社会幸福，正如所有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都会同意个人的目的就是个人幸福。从这一原则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能给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说：“除了共和就没有好的政府。因为共和的定义是‘法治，不是人治’。由于共和是最好的政府，若能对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做出特定的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某种形式的政府能最好地保障和严格地执行法律，那它就是最好的共和国”。制宪会议最后通过的宪法与亚当斯十年前起草的《邦联条款》中的绝大部分宪法原则完全一致。

　　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亚当斯被选为华盛顿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这样评价副总统这个职务的“我的国家以其才智为我发明了人类的创造力能够创造，或者说人类的想象力能够想象的最无意义的职位”。

　　一七九六年的总统竞选，亚当斯赢得了北部九个州的多数。杰斐逊则得到了男部七个州的多数。一七九七年三月四日，亚当斯在他的就职演中说：“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不论在何种合法的政体下，它都反映出全民的权力与最高权威，并且对人民有利而无害。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不论存在多久，都是全人类知识与道德普遍传播的证明。在人类心灵中还会出现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呢？只要民族自豪感不是来自权势与富贵，而是来自国家的清白、知识与仁爱的信念”。

　　一七九八年，亚当斯派出了马歇尔等三人与法国谈判，拿坡伦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派出了三个代表与美国代表谈判，这三人提出无理要求：要先给塔列朗二十五万美元，再给法国政府一笔巨款，谈判才能进行。马歇尔三人听到这些后，气愤之极，立刻给亚当斯去了报告，报告中称三个法国人为ＸＹＺ先生，这个事件就被称作ＸＹＺ事件。亚当斯在议会中公开了马歇尔三人的报告，全国大哗。美国为此发生了第一次学生运动，哈佛学院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法国的无耻行径。亚当斯总统成了维护美国尊严的英雄。尽管开战的呼声很高，但亚当斯仍然决心寻找和平解决方案。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帆船和武装民船只在海上与法国船只交战，亚当斯不愿意走到与法国公开宣战的地步。一七九九年，亚当斯派出和平使团前往巴黎，这次和平成功了。根据一八零零年签订的公约，法国承认美国的中立权，免除了美国在独立战争美法联盟中承担的义务。美国则给予了法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一七九八年，亚当斯总统签发了对付反对派的四项法令：《归化法》，使移民更难成为美国公民；《外侨法》给予总统驱逐那些对国家有危险的外国人的权利；《敌国外侨法》，授权总统可以在战时驱逐和监禁敌国侨民；《反叛乱法》警告任何人如果“写作、印刷、散布或者发表诋毁、诽谤、蔑视或者破坏美国政府的言论，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些法令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打击。《归化法》在一八零二年被废除。其他三项法令，有效期是两年，一八零零年失效。

　　一八零零年的总统选举对美国极为重要，选举中，联邦党人的内斗使亚当斯总统落选。同时，国会中联邦党也失去了多数。联邦党同时失去了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此时，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最高权力是否能按宪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党派之间和平交接。亚当斯总统以国家利益为重，没有以武力拒绝交权。而是利用宪法赋予总统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控制了不受选举影响的联邦司法部门，以维持联邦党在政治中的影响，以求卷土重来。

　　一八零一年一月，亚当斯任命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参院批准后，马歇尔于二月份上任，同时代理国务卿到亚当斯总统卸任为止。在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联邦党人的国会通过条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从六名减为五名，以防止出现无法判决的局面。同时，该条例将联邦巡回法院增至六个，因此增加了十六个联邦巡回法官的职位。联邦党人的国会还正式建立首都华盛顿特区，任命了特区内四十二名治安法官。三月二日，总统亚当斯下台前一天，进行了“午夜任命”，由马歇尔任命了清一色的联邦党人出任首都的治安法官。第二天，也就是总统卸任的当天夜里，即将换届的参议院批准了对四十二名治安法官的任命。

　　卸任总统亚当斯在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二十五年后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这是我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回忆我一生所作的事，没有比这更令我愉快的”。约翰·马歇尔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他通过强有力的书面判决，和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奠定法律基石的决心，挽救了最高法院的独立，避免了它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确立了三权分立中的最关键一环。马歇尔废除了过去每个法官作出单独判决意见的做法，而是指派一名法学家写出大多数人的判决，从而加强了最高法院的影响力。在意见分歧的时候，这个制度使最高法院能用同一个声音发表意见。马歇尔能力惊人，最高法院中百分之五十的判决由他做出。最重要的判决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八零三年），判决中他确定了高院的司法审查权，即高院有权宣布国会的法令违宪；“麦卡洛诉马里兰案”（一八一九年），他根据宪法提出了政府的隐含权利一说，认为建立美国银行合宪。它为二十世纪的自由社会福利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卸任后的亚当斯回到了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家中。此后，亚当斯一直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好奇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退休之后，他阅读新书，重读经典。白内障毁坏了他的视力后，他就让孙子和亲戚给他读。他还给独立时期的老朋友写了大量书信。他恢复了与本杰明·拉什的友谊，由拉什的调解，亚当斯与杰斐逊消除了分歧，恢复了独立时期就结下的友谊。一八二零年，他成为总统选举人，代表马萨诸塞州投票支持门罗总统连任。同年，他又被选入马萨诸塞州制宪大会。八十九岁高龄的亚当斯看到了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为美国第六任总统。

　　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早晨，亚当斯陷入昏迷。午后不久，他苏醒过来，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过了一会，他再次清醒，已无法说话，傍晚时分，他由于心脏衰竭和急性肺炎平静地离去，享年九十岁，是最长寿的美国总统。此前几个小时，杰斐逊去世，这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在通过《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的这一天，仅有的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同时去世。亚当斯被安葬在昆西市公理会教堂的墓地里，他妻子的身边。

　　因为他在独立时期的一系列关于政府、法律、共和政体、和权力制衡的文章，亚当斯被称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在这里，让我们尝试着了解一下一七八零年代，以亚当斯为首的开国先贤们的美国心灵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人们是以哪些基本观点来理解世界与政治的？这里有一个巧合，那就是辉格式的权力观念，与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牛顿的宇宙图象十分相似。辉格主义一向认为，权力不受约束，会无限增长。这一观点被当时最新的科学证实了。牛顿宇宙观认为所有的天体都因万有引力而保持着自己适当的位置。宇宙中的一切因此而安居其位。就象地球，要是没有其它天体对它的吸引作用，那么怪异的现象就会发生。运动而有控制，就是牛顿的宇宙图象。宇宙是一个巨大而又能自我调节的有序系统，这个系统完全可以作为社会、政治体制和宪法的样板。权力相制，则一切事物就没有脱离其所属位置之虞。这种宇宙观之美，在于这种设计一旦启动，即一劳永逸。这个宇宙明显的是由一个十分理性的上帝所造。上帝是一切立法者的原型，他赋予天体以运动定律，也就是宇宙的宪法。创世结束后，上帝的工作就结束了。上帝造人，是为了他所造之物里能有一个了解他所造的宇宙的内在原理的被造之物。上帝是完美的立宪君主，因此他不会破坏他立的法则。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不断的启示，也不需要奇迹。辉格主义对牛顿宇宙观的政治意义十分清楚。专断、没有制衡的权力是不自然的，上帝要的政府是立宪政府。此说与独立前北美各殖民地的政府十分相似。当时的北美政府一直是立宪政府，这一政府并不是按牛顿原理建立的。辉格主义者为了使他们的政府有意义，牛顿物理学是其利器。遵守法律，安于其位的政府是好政府。逾越本分，武断地支配其余部分的政府，是坏政府。在亚当斯等人的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在形式上没有违反其根本大法的英国政府，也能在北美如此妄行的图象。于是他们要建立的政府就一定要有宪法的约束，宪法要使每一个权力中心都逃不出其余权力中心的控制。这是以亚当斯为首的北美政治理论家们对美国和现代国家的最大贡献。

老钱：美国往事：美国革命的理论家托马斯·潘恩

　 美国独立战争中有两个出名的外国人。一位是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一位是英国破落知识分子，托马斯·潘恩。潘恩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很大，他曾和大陆军一起与英军作战，出生入死。合众国这个词就是潘恩提出来的。潘恩对美国独立最大的贡献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叫《常识》的政论小册子。潘恩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北美为独立而战的理论根据，也就是独立的正当性。《独立宣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思想来自《常识》，因此潘恩对美国独立在理论上的贡献不可估量。潘恩还是一位最早的职业革命家，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又只身去到法国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潘恩曾对富兰克林说过：“哪里没有自由，我就会在哪里出现。”

　　一七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托马斯潘恩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一个小镇，他父亲是一位裁缝，教友会信徒。潘恩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信教友会的工匠，因此我有机会受到双重教育，良好的道德教育和实用的专业训练。我进过小学，但没学拉丁文，我本人不喜欢古典文学，教友会也反对学拉丁文。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科学的爱好。”当时有一位名叫诺拉的牧师，见到潘恩如此好学，就常常借书给他。十六岁时，潘恩曾离家去一条叫“恐怖号”的船上当水手，幸而他父亲及早发现，在船出发之前把他从船上抓了回来。“恐怖号”在那次航行中沉没了，船上人员全部死亡。潘恩并不死心，一七五六年，他再次去伦敦，来到一条叫“普鲁士国王号”的船上当了一年的水手。第二年，他回到伦敦，在那住了两年。这两年里，潘恩经常去皇家学院听讲座，读了不少哲学著作。

　　一七五九年，潘恩在桑威奇开了家裁缝铺，同年与玛丽·兰泊特结婚。一年后，妻子病死。一七六零年底，潘恩学了半年的税收课程，于一七六一年成为税务官。一七六五年潘恩因渎职，被开除，后来他上书要求复职，一七六八年得以复职。因为税务官的薪水太低，潘恩组织了一个联合会，要求提高工资，联合会征集到了五千英镑。于是潘恩上书英国上下两院，两院未予答复。但大作家奥立佛·高德斯密读完潘恩的上书后，大为赞赏，与潘恩结为好友。一七七四年，因擅离职守，潘恩再度被开除。第二任妻子也与他离婚，他只好变买家产独自出走，时年三十七岁，潘恩一文不名。贫困潦倒的潘恩想到了他的美国朋友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替潘恩写了封推荐信给人在费城的女婿贝奇，让贝奇在费城给潘恩谋个教职。贝奇为潘恩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找了份编辑的工作。一七七六年一月十日，在仇英的心理作用下，潘恩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这本小册子给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一个理论依据。在不到二百五十万人的北美殖民地，三个月内《常识》就出售了十多万册。《常识》成了当时最能说服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通俗理论。潘恩一夜成名。在《常识》里潘恩首先指出人是生来平等的，他说“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能为以后的某一桩事故所破坏：贫富的差别是很可以加以说明的，而且在说明的时候不必采用压迫和贪婪之类刺耳的、难听的字眼。压迫往往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决不是致富的手段；虽然贪婪会使一个人不致陷入赤贫的境地，但一般说来它却使他变得怯懦，发不了大财。”然后潘恩还指出国王的不合理之处“还有一种不能用真正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来解释的更大的差别，那就是把人们分成‘国王’和‘臣民’。男女是自然做出的差别，善与恶是上苍作出的选择；但是有一类人一降生人世，就高出于其余的人，俨然像一个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这很值得深究，深究他们究竟是能促进人类幸福还是招致人类苦难。《圣经》中说，古代社会里并没有帝王；没有帝王的结果是，当时没有什么战争；现在使人类陷入混乱的，乃是帝王的傲慢。”在论及英国的统治时，潘恩说“至于说到统治的问题，英国无法公平合理的地对待这个大陆：它的事务很快会十分繁杂，一个离我们这样远、对我们这样无知的国家用种种权宜之计是无法管理的，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就无法统治我们。”“我并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愤懑的动机拥护独立；我在良心上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符合这个大陆的真正利益；任何缺少真正利益的事情就只是凑合，无法提供永久的幸福，这会让我们的子孙遭受杀戮，还会让我们在多出一点力、多向前一步就可使这个大陆成为全世界的荣耀的关头退缩不前。”为了给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建立信心，潘恩在《常识》里写到“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数足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装齐备训练有素的队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而且在力量上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一个单独的殖民地无法独自生存，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做到。”

　　《常识》以一种先知般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巨大代价。自由，比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是‘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制无法管理的。社会中，同时也是在上帝的眼睛里，一个普通诚实的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要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殖民地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子，野蛮人也不自相残杀，英王却要在北美选择武力争执，我们只是接受挑战。随着从争论到使用武力，一个新纪元也将随之而起，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将随之诞生。伴随美国独立的不仅仅是脱离英国，还将是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北美要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和平。因为没有被独立后的新政府重用，潘恩心情很不好。于是，潘恩回到了英国。在英国，他再次写文章批评当局，英国政府要对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幸而有人暗中通知他，潘恩才得以跑到了正处于法国大革命中心的巴黎。法国国民议会很欢迎他，潘恩被推举为国民议会议员，是仅有的两名外籍议员之一。潘恩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英国的老资格的自由主义人士柏克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为此潘恩来到英国与柏克会面，被柏克的言论所激怒，他认为柏克是在诋毁法国革命。于是写出了《人的权利》来回应柏克。他认为美法革命血缘一体，处处胜过英国的“光荣革命”。事实上，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才有相似性。

　　潘恩虽然赞同法国革命，却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他坚持主张赦免国王，他说既使国民议会只有他一个人，他也要坚持到底。潘恩建议国民议会在国王被判有罪之后，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对国王的处罚。潘恩还呼吁法国人民赦免国王，建议让法国国王去美国度其余生。但国民议会在一七九三年一月十四日，潘恩缺席的情况下判定国王犯叛国罪。国民议会议员以二十五票的多数处死了国王。潘恩在国民议会中作了最后的呼吁“我对议会的死刑判决表示遗憾。我多少有些生活经验。我投身自由的事业将近二十年，为美国革命尽过一些力。我的语言里永远有两个词：那就是自由和人道。我的经验告诉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再没有比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原则更能兴旺一个国家了。我知道因为环境险恶，今天我们大家正处于气头上，但只要冷静地想想，你们就会发现，现在理直气壮的事，明天看来可能仅仅是一种报复心理而已。”潘恩的呼吁并未生效。

　　潘恩还为二十二个被控有叛国罪的吉特伦党领袖们进行辩护，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雅各宾党人煽动民众把这二十二个吉特伦党人投入了监狱。七月十三日，马拉被刺，巴黎陷入了恐怖统治，每天有四百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种形势下，潘恩开始变的消沉起来了，酗酒嫖妓。终于，罗伯斯庇尔把他投入了监狱。在监狱里，潘恩写信给华盛顿求助，华盛顿迟迟没有音讯，从此潘恩开始对华盛顿心怀不满。一七九四年十一月，门罗出任美国驻法公使时，潘恩被迎救出狱。出狱后的潘恩因美国政府救他太迟，对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他认为是华盛顿不够朋友。不久拿坡仑从五人执政手里夺得了法国的领导权，潘恩曾指望拿坡仑能攻打英国。但拿坡仑在一七九九年成了独裁者，潘恩对法国革命彻底失望了，于一八零二年回到美国。

　　潘恩出狱后身体很不好，他一直住在门罗的公馆里。他得知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后，对华盛顿和亚当斯更为不满，认为是他们出卖了美国革命。一七九五年，潘恩在费城发表了一封《致乔治华盛顿书》的公开信，信中他对华盛顿大肆攻击。他说：“华盛顿对美国革命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呢？首先，在政治方面，他根本没做什么，功绩是无稽之谈。那么，只剩下军事方面了，这方面华盛顿先生也得小心，最好别让人们去深究。名声是廉价的，而他在廉价地享受着他的名声。据说华盛顿先生的功劳是坚持到底。但坚持到底是革命队伍中人人都这样做的。谁没坚持到底呢？除了阿诺德之外，没有一个军人叛变。当我们谈到军人品德时，决不能仅限于坚持到底，应当还有些其他的东西。除了费边战术，即坐以待毙以外，应当还有些别的。因为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坚持到底。”潘恩的这封信并没有对华盛顿有多少伤害，但暴露了他的阴暗心理。

　　潘恩不但怨恨华盛顿，他还怨恨所有美国革命的头面人物。他怨恨亚当斯是因为亚当斯对他的《常识》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潘恩是因为在英国不得志才来到美国冒险的，他从不提及这些，他作出来美国是一心为美国革命的姿态。他不断诋毁英国，被英国政府缺席审判为犯有叛国罪。潘恩在美国还因反对基督教而被民众所唾弃。潘恩在一八零四年发表文章说“基督为世人之罪而死是事实吗？如何证明呢？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死；如果他是人，就不会复活。怎么能证明他的复活是事实呢？”潘恩的文章引起了民众大哗。这篇文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人品问题，可以不予理会；另一方面是一个理论问题，很多人撰文予以还击。最后，人们还是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说法“在我们的救主一生中，有很多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事极其奇特，只可能发生在弥塞亚身上，因此只要相信他，必然相信基督就是弥塞亚。这些事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就是弥塞亚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证明。”让人费解的是，潘恩否认基督的神性的同时又自称是教友会的基督徒。不过美国老百姓都认为潘恩是无神论者，其实他是自然神论者。

　　潘恩自称是美国公民。不错，他得确对美国革命有功，纽约州政府为此给了他一大片土地作为报酬。但潘恩在美国的时间不长，他未能取得美国的公民权。他在选票登记时，被地方政府拒绝。这又引起了潘恩的怨恨。最后，潘恩在美国成了令人讨厌的人物。一八零九年六月八日在纽约家中，潘恩忧郁而死。

　　当是时也，独立革命时期的北美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即非传统又非宗教的政府起源理论，他们要为独立革命确立其正当性。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人民上承英国辉格党的传统，以英国祖传宪法为依据，指责政府在北美单方面变更这一宪法。以传统为依据，使其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安全，同时也掩盖了独立革命中的一些激进的创新的政治实验。于是，潘恩的《常识》滔滔雄辩，将大陆会议变成类似制宪会议的建制，为独立的合众国搭起了一个政府构架。一七七六年，北美殖民地反英最激烈者对要不要迈出独立这一步也大都摇摆不定，潘恩的《常识》对他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华盛顿是在读过潘恩的《常识》之后，才断然决定追求独立的。

　　潘恩的《常识》把启蒙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要意当作真理，是为启蒙政治思考的完美范例。潘恩认为人有某些基本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先于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侵犯。而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是政府对其人民宣战，这完全违反有关政府存在的目的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英国在对所有人类的自然权利宣战。潘恩看到在一般的政府秩序被中止之后的北美殖民地，法律死亡，但并没有出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因此潘恩相信社会生活是自然的，政府是人造的。社会“积极”地为我们提供幸福，政府抑制我们的恶行，“消极”地提供幸福。潘恩的名言“社会产生于我们的需要，政府产生于我们的恶行”，其意在此。潘恩认为政府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纯真，是对人类罪恶的必要诅咒。社会是福，政府是恶。即使是最佳的政府，因其强制性，也只是必要之恶。政府的目的是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最好的政府就是能用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费用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

　　远在英国的辉格党人，老资格的自由主义者柏克对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有着极为深刻的洞见。柏克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被英国政府逼到某种程度之后，会在政府起源与目的上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北美的政治情形下，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答案：通常的治理程序正在崩溃，人们会着手从第一原则来重建政府。这个第一原则一经提出，一切既有的政治制度都有不保之虞。潘恩真是生逢其时，写出了当时人们正在等待的两本书《常识》和《人的权利》。虽然，他没有多少原创性，但他从启蒙政治理论中得出了一个即非宗教又非传统的理论作为重建治理程序（政府）的正当性。潘恩在《常识》中的慷慨陈辞，传出了启蒙运动的普世调子。潘恩的《常识》不只是对北美殖民而发，更是对世界而发，从此启蒙运动中的一些隐含立场，在北美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英国人潘恩因此而成了美国政治思想家。“美国之事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这个典型的美国观念，由潘恩首先提出。《常识》落笔十六年后，潘恩的《人的权利》才问世，但美国为启蒙了的欧洲废除君主制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潘恩和美国独立，给了人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人们可以自创政府理论，不管它来自乌托帮还是理想主义，只要能鼓动起民众，国家建制就可以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独立给了十九世纪以降的所有的国家革命一个正当理由。因此潘恩对美国独立革命和近代国家的创立和发展居功至伟。

　　十八世纪后叶的北美独立革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北美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完成了一次现实的革命，不是理想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很相似。独立革命是为了争取公正与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国父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靠得是制度而非公意。为此，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宪政框架之中，而没有单靠多数人的公意来治理国家。美国革命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为民众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但没有触及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打碎来自英国的传统。在强大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面前，潘恩激进的思想与行动只能迎来一时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主流社会思潮和主流政治运动。因此，当潘恩回美国后，很多人对他很反感，没有人原意接纳他。最后，潘恩在众人的敌意中孤独悲愤地死去。事实上英国、法国、美国都抛弃了他。

老钱：美国往事：独立革命之父塞缪尔·亚当斯

在一个国家住久了，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历史有所了解。美国今年能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其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美国社会中的一切冲突，不管是种族冲突还是利益冲突，都可以由宪法的框架内的改革来解决。这就是美国的宪政改革。美国的宪政改革也是美国独立的导火线。美国教科书里提到的促使美国独立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就不交税；二是英国军队强行征用民房；三是殖民地人民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第一条往好了说是要求英国实行宪政改革，往坏了说是给逃税找借口；第二条与事实相差甚远，殖民地人民的权力和自由要比中国老百姓的权力和自由要大的多，这种事情要有，也是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少数事件。第三条才是美国的独立的真正原因，美国人要自己说了算，要把制宪权力从英国人手上夺过来。教科书里还提到促使美国独立有三个有名的事件：一是反抗《食糖法》，《印花税法》，和《汤森法》；二是“波士顿惨案”；三是“波士顿茶叶案”。这三件大事，不是为了逃税就是给自己造反找借口，因为美国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英国老百姓相比只好不差，而英国政府对美国殖民地人民的统治也堪称仁慈。这一切都是一个名叫塞缪尔亚当斯的波士顿人一手组织策划的，所以在美国人心中他是美国革命之父。

　　美国的国父很多，所有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都是国父。因此美国人谈到国父时用的是复数。而美国革命之父只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塞缪尔亚当斯。一七二二年，塞缪尔亚当斯出生在一个制酒商人之家。当时马塞诸塞殖民地的富有家庭通常把孩子先送进波士顿的拉丁学校，然后进入哈佛学院学习，毕业后最理想是当牧师，其次当律师。塞缪尔在哈佛期间，开始了探索人生的意义，这是件相当危险的事。只要你的结论不是发财致富的话，那就很可能坐牢甚至没命。塞缪尔的结论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人生。塞缪尔接受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治哲学，认为政府是人民和国家的一种契约，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最终的权威，人民就是主权。政府应该有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每个部分只对自己负责。如果，人民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它的责任，人民有权收回政府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可以推翻政府。在政府之下，人民的自由就是共同遵守同一规则下的自由，这一规则就是宪法。宪法高于一切，宪法高于宗教教义，宪法高于圣人教导，人民必须在宪法之下自由活动，宪法之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应该服从任何他人强加的意志。在他的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中，塞缪尔指出自由使人有别于野兽，它是一群有理智的人与野兽的区别，后者只有一条规则，最长的尖角就是最强的法律。塞缪尔在哈佛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国法律》，造反精神由此可见。

　　塞缪尔从哈佛毕业后，母亲希望他献身上帝，父亲希望他能成为律师。塞缪尔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听从了父亲的另一个建议，经商。一开始，塞缪尔在一家财务公司工作，哈佛毕业生塞缪尔本应该干得很出色，可没多久，公司老板就请他走人了，理由很简单：“我要的是商人，不是政治家”。从财务公司出来后，塞缪尔的父亲借给了他一千英镑，让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贷给一个朋友，血本无归，另外一半很快就花完了。一七四六年塞缪尔被选为波士顿的政府官员。两年后，他和朋友出版一个政治周刊，替辉格党宣传。父亲死后，塞缪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并负责管理家里的酒厂，经营得一塌糊涂，被债主抄家后，只好宣布酒厂破产，去做收税官。塞缪尔在这个任期八年的位子上，做了不到一年就因为账面上的八千英镑的亏空被免职了。塞缪尔并没贪污，但他从来不记帐，也就不知道钱去哪了。虽然塞缪尔在事业上不成功，但在革命的道路上塞缪尔却越走越远，他在辉格党内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名曰“罗亚九君子”，由八名工人和塞缪尔组成。他们常在一家酒厂楼上开会，托利党人说他们是用酒鼓起的干劲。因为有塞缪尔，他们的活动有声有色。

　　一七六四年，英国公布了殖民地的《食糖法》，刚过四十二岁的塞缪尔终于知道了他该干什么了，那就是造英国的反。他和约翰汉考克成为波士顿地区的抗税领袖。在哈佛受过的良好教育，很快使塞缪尔成了一位革命理论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里找到了一个暗示，就是殖民地人民“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话成了革命的火种，点燃了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的熊熊大火。

　　接着英国又颁布了《印花税法》，为此塞缪尔发表了一个反对英国当局在殖民地随意加税的宣言。马萨诸塞有三十七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十三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也有六百多个城镇通过了该宣言。各殖民地纷纷成立“自由之子社”，组织起来反抗英国。塞缪尔是天生的宣传家，他执掌了由约翰汉考克出资的《波士顿纪事报》，以该报为基地向《印花税法》和英国驻波士顿总督发难。还鼓动群众捣毁印花税办公楼，冲入税务官的官邸企图杀死收印花税的官员。好在该官员事先得到密报逃离了住所，才免遭其难。三天后，该官员宣布辞职。接下来塞缪尔发动宣传攻势，声称《印花税法》是总督的主意。尽管这不是事实，但很快马萨诸塞人民就都认为是了。一七六五年八月的一个夜晚，一群企图造反的人涌进了总督公馆，进行破坏。幸好总督及时出逃，才免遭伤害。第二天，总督对圣经起誓，他绝没有参与印花税法的制订。相反，总督是极力反对的。塞缪尔再次发动宣传攻势，说那天晚上在总督家抄到了证据，但这证据是什么，塞缪尔从未公开。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派代表出席纽约会议，讨论《印花税法》问题。组织会议的马塞诸塞总督以为会议将支持英国，没想到会议认为除了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的税收外，不曾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税收。同时认为《印花税法》有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倾向。于是，各殖民地纷纷抗议，英国议会最终只好放弃《印花税法》。

　　塞缪尔因反《印花税法》运动而成名，一七六五年被选入马塞诸塞议会，次年约翰汉考克马塞诸塞首富也被选入议会。有了约翰汉考克的金钱和塞缪尔的理论与组织，殖民地议会就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塞缪尔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公布了拥护《印花税法》的议员名单，十九名亲英的托利党议员因此落选，从此马塞诸塞议会由反英的辉格党当道。可是这份名单上没有一人支持过《印花税法》，革命原来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印花税法》取消后，塞缪尔继续组织集会游行。塞缪尔相信，他的种种活动对广大民众的影响要远大于议会中的宪政辩论。一七六八年九月，为了颁布《汤森法》英国当局从加拿大调来了两个团的士兵。于是，塞缪尔宣传的“英国专制”就成了事实。塞缪尔开始发表《事态日记》，报导英军在波士顿的丑行。英国当局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态日记》中几乎没有事实，因此只在波士顿以外的地区出版。尽管官方否认，但各殖民地人民都相信《事态日记》的报导，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逐渐升级。英国报纸有评论说“塞缪尔的反英宣传，给波士顿惨案搭好了舞台。他制造的有关英军强奸，污辱事件是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波士顿惨案”发生。前一天晚上，塞缪尔散发了很多有着英军士兵签名的传单，传单声称英军即将对波士顿市民动手。这又是塞缪尔制造的消息，市民读后大为激动。五日黄昏，英军一名哨兵与市民起了口角，市民们向英军扔了许多雪球，冰块和棍棒。最后英军开枪，打死五人，打伤六人。几小时后，塞缪尔掌控的《波士顿纪事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塞缪尔把这件事称为“波士顿惨案”。于是一次小小的口角引起的事故成为血案，这一切都是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一手策划的。在向英军扔雪球的人群中有一位后来成了美国第一任陆军部长，他就是华盛顿的亲信诺克斯。诺克斯是被人鼓动去的闹事现场，他事后根本说不清是谁开的枪，也说不清英军为什么要开枪。在后来的审判中，只有一位叫保罗瑞维的人把当时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而且一口咬定是英军故意开枪，连谁开了几枪都说得清清楚楚。因为保罗瑞维是塞缪尔派去现场为后来的审判作证准备的。这个人后来很有名，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因为他的通风报信，英军收缴民兵武器的阴谋破产，从而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这些都是后话。事发后的第二天，塞缪尔召开市民大会，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会后，塞缪尔亲见总督，总督见势不妙，把军队撤至威廉斯堡。波士顿惨案大大激发了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趁机建立民兵，以便有朝一日对付英军。

　　《汤森法》取消后，只有茶叶税一项可以成为塞缪尔对付英国殖民当局的把柄。塞缪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七七三年，东印度公司游说英国国会，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北美洲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并按北美的低税率纳税，这就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成本下降了一半。同年十二月，东印度公司把它滞销的茶叶带到了北美的四大港口。波士顿人守在港口，不让茶叶卸下岸。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请求回英国，但总督对船长说要是他不卸货而回英国的话，总督将按叛国罪起诉他。正是总督的强硬态度给了塞缪尔可乘之机，要是他和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采取温和的态度，六个月后茶叶税就会取消。塞缪尔也就没有闹事的机会了，美国革命也就不会在当时发生，塞缪尔就不会成为美国革命之父。冥冥中好象是天佑美国独立革命。十五日下午五点，塞缪尔带上了上百个化妆成印地安人的同伴，手执印地安人的板斧和绳索，爬上了东印度公司运茶叶的货船。他们砍坏茶叶木箱，把三百多箱茶叶全部沉入海底。塞缪尔高兴不已，他在等待英国当局的发作。不出所料，英国议会立既宣布了“波士顿港口法”，宣布关闭波士顿港，增派驻军，强征民房，把马萨诸塞的总督由文官改成武官。恐怖笼罩着波士顿，这就证实了塞缪尔的“英国专制论”和英军的暴行。习惯了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对此无法忍受，佛杰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也不得不揭杆而起了。至此，独立革命已不可避免。

　　一七七四年，塞缪尔觉得有必要召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会议来讨论当前的局面。佛杰尼亚也有同样的认识。于是在塞缪尔的倡议下，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北美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后，马萨诸塞的英国总督盖奇解散了议会。同时，佛杰尼亚的英国总督，因反对民选议会，也解散了佛杰尼亚议会。在马萨诸塞和佛杰尼亚的号召下，除乔治亚以外的十二个北美殖民地的五十六名代表于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这是一次的美国革命群英会。马萨诸塞的代表有塞缪尔亚当斯，塞缪尔的堂弟美国政治学的垫基人第二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代表团长约翰汉考克等人。佛杰尼亚则派出了乔治华盛顿，派屈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代表团长佩顿伦道夫等人。佩顿伦道夫当选为会议主席，约翰亚当斯是会议的灵魂人物。第一届大陆会议向英国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对各殖民地的强硬措施。会议还通过了与英国断绝贸易关系的决议案和由约翰亚当斯起草的《权利宣言》。第一届大陆会议团结了北美各殖民地的抗英力量，为北美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在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策动下，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马塞诸塞民兵和英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为了激发各殖民地的反英热情，并建立殖民地自己的军队，于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与会代表六十六人，新代表中有本富兰克林，托马斯杰佛逊，约翰汉考克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宣布以武力反抗英国，并由华盛顿任总司令成立“大陆军”。从此大陆会议成了殖民地的权力机构。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佛逊根据理查德亨利李的《李决议》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塞缪尔在《独立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塞缪尔由一个一事无成的哈佛毕业生成了美国国父之一。经过了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八年的独立战争，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于一七八七年五月，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各殖民地的代表经过四个多月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制定出了近代第一部非君主制民主国家的宪法。宪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宪法还明确说明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规定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和关系，明确地体现了洛克的政权源于人民，权力必须有制衡的政治哲学。又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宪法才被各殖民地议会批准。一七八九年新生的合众国选出了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从此美国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塞缪尔学生时代的理想终于成了现实。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七年塞缪尔亚当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一八零三年在波士顿家中去逝。

中国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

本文勾勒民初政坛气象较确，而以1928年幽燕满洲易帜为民国覆亡之日者犹为得之。
唯其归咎于孙文个人及苏俄者，似以支那之不幸皆造化弄之，是又堕入宿命论窠臼。孙文者，匹夫而已。苏俄者，当时困于列强围剿者有年，疲乏羸弱，非真有其力者也。试问设非国人心气于布党模式最为投合，民党安得有天下？夫民党之在当时，无尺寸之地，托身陈炯明之檐下，天时地利皆不与焉。而反能逐炯明以东征，扫宁汉于北伐，盖以人和也。民党能有人和者何？民党采布党模式前，如昭烈之未得武侯，以至孤穷狼狈，寄居新野，而采布党模式后，乃席卷宁汉于指日间。苏俄二十万条新式步枪固非吴佩孚、孙传芳之旧毛瑟可敌，然使枪者人也，“热血青年”之为布党模式之民党所蛊惑者，正以支那人心气于布党模式最为投合也。盖支人素愚昧，不省于个体价值，其人喜言“公”而耻于言“私”。孙文言“天下为公”者固合于布党共产，然本亦出于支人心气。盖支人以其公念，惯于“和谐”，厌于争吵，一遇分歧，即权谋干戈而一之。视争吵为乱象，视一之为正道，宪政之不合其气味者固矣。
且观夫当时知识界，亦同此风气。陈独秀倡言自由德赛者，无他，以其民族国家之公念也；而其转入布党者，无他，亦以其民族国家之公念也。其人盖以强国保种为真正目的，而自由德赛乃至布党模式种种云者，均手段耳。是以见泰西强盛以其自由德赛，则倡言自由德赛，复闻苏俄以布党模式而驱逐列强，则倾心于布党模式。乃至身陷党国双重绞肉机，临死方悟个体自由本身始是终极目的，国家民族均次之。而他人至死不悟者复几何哉？
是以支那之不幸，支人自造者也。天地固不仁，亦未尝加害于支也。布党固邪种，倘非支人自取之，亦不能起风波于旦夕，制其国其人于百年间。奈何支人至此不悟此理，而怨天尤人，视己若完璧而被污于他者耶？


中国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

作者：黎建军

1908至1918年这10年间，主导中国历史的无疑是二千年里在中国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宪政派。宋教仁、梁启超、汤化龙这些宪政巨子开创了一个中国汇入世界大潮的宪政民主时代，但到了五四后，由于苏俄极权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很快抛弃了循序渐进的宪政改良，而重回暴力革命的老路。

　　中华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是由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和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合力完成。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已为国人唾弃，袁氏一派逐渐没落。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势力也被历史用时间的方式在自然消化。这股势力虽然庞大，但袁死后它显然已成无头之躯。这从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不在此列）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无为而治中就足以看出。他们逃不出袁世凯的窠臼，但历史又不容许他们再走袁的老路。他们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袁积聚的历史能量还没有被时间彻底消费掉。而孙黄革命党也在宋教仁被刺，孙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再加上孙又象同盟会时期一样，一遇挫折就搞分裂，搞独裁，革命党已被他折腾的奄奄一息。

　　黄兴死后，孙文其实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南方势力阵营里，也不过是在消费自己民初得到的那段意外经历而带来的一点影响力。1916年至191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新构建宪政民主政治最好的时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也一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在革命党一方，由于宋教仁的离去，再也没有人回应梁汤们的这种努力，他们按照孙文的暴力思想行动一再碰壁之后，变得心灰意冷。而孙本人则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守着刚娶来的娇妻，沉浸于温柔乡里。如果没有列宁氏1918年的革命成功，如果列氏不把他阴毒的目光投向东方，孙则会在上海终老一生，他那句“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的狂语也只会成为历史上的政治笑话而流传。

　　而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宪政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暴力革命派代表人物孙文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竟然是各自历史定位中的反面角色。五四运动后，中国宪政派的改良主张应者寥寥，而孙文的暴力主张却开始受国人欢迎。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五四运动的烈火却由梁启超点燃，而当这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孙文一如既往对凡是不由自己发动的革命一概作壁上观。

　　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

　　光绪34年八月初一日，也即1908年8月27日，迫于内外政治压力，清廷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制订的《钦定宪法大刚》，不管其内容如何，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民主改良运动。预备立宪带来了三个产物：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钦定宪法大刚》和《重大信条十九条》。正是由于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为宪政派的立宪活动提供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平台。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即临时省议会）相继成立，立宪派的各省代表人物纷纷被选为议长或副议长。如江苏省的张謇，直隶的孙洪伊，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省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湖北的汤化龙等。这些人继续着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09年11月，鉴于清廷毫无立宪诚意，宪政派的领袖人物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日亟，部巨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之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内容，通电各省谘议局，各派代表3人，集于上海展开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响应张謇号召的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吉黑等16省。1910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举行联合会于北京，推举湖北省议长汤化龙为主席。他们四次上书，换来清王朝变9年预备立宪缩短为5年的承诺。这些代表回到各省后，即以电报为主要联络手段，经常相互发电讨论时局，交换看法。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官制，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全国舆论顿时一片大哗，激起公愤。各省代表再次汇集京城，据有关史料记载，汤化龙当时从汉口出发时，送行的队伍超过万人，足见当时人心所向。这次他们的行动更为激进，组成了一个旨在全力推进宪政改革的政党宪友会，而梁启超是该会当然的精神领袖。对于宪友会的成立，该会主要领导人徐佛苏曾在向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汇报时有这样一段话：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求，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

　　立宪派在屡次请愿召开国会达不到目的，反对皇族内阁运动又不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他们转而采取激烈的行动与清廷对抗。而这时候他们对国内的暴力革命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为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内的温和宪政派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11年7月，因为川汉铁路权益之争，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罗纶、邓存可、颜楷等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整个四川为之震动，人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暴力斗争。这时谘议局联合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马上开会，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汤化龙甚至承诺蒲殿俊，一旦四川起事，湖北立即予以响应，这让蒲殿俊更加豪气冲天，决定与清政府对抗到底。9月7日，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的民众，打死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一血案的发生，直接促成了四川民众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这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反清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活动

　　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宣告诞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孙文、黄兴、宋教仁等。

　　1906年汤化龙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而在前一年的6月，革命党人中的宋教仁已进入日本法政大学。虽然在法政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宋教仁从此却形成了非常坚定的宪政民主理念。他在努力学习学校功课之余，又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这样他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终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他能够振臂高呼，而且身体力行，试图把自己平生所学之宪政民主理论践行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纲领之中。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并不象黄兴那样一意拥护孙文。在思想上，宋教仁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立主张。1907年至1908年是同盟会内部大分化的时期，1907年一批人自同盟会分离而出，组织共进会，为首的就是后来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焦达峰。1908年，章炳麟、陶成章联合攻击孙文，就在这时，宋教仁也开始远离同盟会的领导中心。

　　1910年冬，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谭人凤等人欲在长江流域发展，开始筹组中部同盟会。回到上海后，宋教仁先任民立报主笔，他不断在报刊上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在民立报的这段时间，国人得以了解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国主义的，与孙文欲借用列强的力量特别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发动的革命的支持完全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政治，与孙文后来杜撰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主张不同。他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赞同国家社会政策，但他区别于孙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所谓民生主义。

　　宋教仁主持下的中部同盟会总部的宗旨是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他的目的是要把孙文所谓的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革命变成纯政治的革命。

　　宋教仁在中部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即与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联系，积极部署，以图推翻清王朝。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象孙文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他认为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因此他便积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仅过了两个月，便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从《鄂州临时约法》到民国《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一纸通电，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从农历8月19日起到10月中旬止，共有18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张国淦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中，对各省宣告独立的时间与都督人选作了详细的列举，现抄录如下：（时间均为农历）

　　九月初一日 湖南独立 都督焦达峰（共进会首领）后为谭延闿（谘议局议长）

　　九月初一日 陕西独立 都督张凤翔（新军标统）

　　九月初二日 九江独立 都督马毓宝（新军标统）

　　九月初八日 山西独立 都督阎锡山（同盟会）

　　九月初九日 云南独立 都督蔡 锷（新军协统）

　　九月初十日 南昌独立 都督吴介璋（新军协统）

　　九月十四日 上海独立 都督陈其美（同盟会）

　　九月十四日 苏州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九月十五日 贵州独立 都督杨荩臣（新军教练官）

　　九月十五日 浙江独立 都督汤寿潜（清廷官僚）

　　九月十七日 广西独立 都督沈秉坤（清廷官僚）

　　九月十八日 安徽独立 都督朱家宝（安徽巡抚）

　　九月十九日 福建独立 都督孙道仁（新军统制）

　　九月十九日 广东独立 都督蒋尊簋（新军协统）后为胡汉民

　　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独立 都督孙宝琦（山东巡抚）

　　十月初一日 重庆独立 都督张培爵（同盟会）

　　十月初七日 成都独立 都督蒲殿俊（谘议局议长）

　　十月十二日 南京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从这份名单来看，把辛亥革命说成是由同盟会领导的一场革命，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而由立宪派、革命派、清廷维新派三方共同完成应该更为准确。而且无论是官僚还是新军的高级军官的反清独立，立宪派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所以从各省独立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用力最著者无疑是持温和改良立场的宪政派人物。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田桐等同盟会领导人物由上海赶到武昌。对于由上海到武昌，宋教仁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武昌首义目的已达，最为关键的是后面其他各地的跟进。而且他们在江浙一带的活动已成效显著，正待发动大的举义。但黄兴坚持来武昌，宋教仁也只好前来。宋教仁来武昌只有13天，但这10几天，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宋教仁和汤化龙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宪政民主的理念相同，所以他们能够摒弃党见，一见如故。他们白天在办公场所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他们谈的主要内容乃是国家的统一，约法的制订和政治体制的确立。毫无疑问，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他们共同坚持的治国立场。于此10多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而这次的合作不但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也深深影响了宋、汤两人以后的从政道路。他们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执着也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国家民主体制确立之后，创立这一体制的开国先贤迭遭杀害，这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而宋、汤遇害后，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设计的那个议会斗争，政党政治的民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罪恶深渊的中国。

　 由于宋教仁历来主张政治革命，而其温和的革命理论也影响到由他控制的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革命派与立宪派互相妥协，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家的力量。而在袁世凯接受革命阵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后，革命派又迅速与袁世凯达成妥协，这样三股力量汇集成一股洪流，清王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

　　当时，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上述史事的发生并没有孙文在场。也幸亏没有孙文的参与，才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黄兴、宋教仁等人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合作，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也在各方力量相互妥协、退让的基础上得以初步确立。等到孙文急匆匆从海外赶来分享胜利果实时，中华民国这一民主大厦的宪政基石已经奠定，孙文一派也无力撼动了。所以几年后，孙文对此还怀恨于心，对他的好友邓泽如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国父全集民国三年四月致邓泽如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文实乃一独裁者也。

　　1912年1月28日，宣布独立各省选派的参议员到达南京的已过半数，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他们立即着手临时约法的制订。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政权体制得以确立，约法的颁布，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正如西方民主国家初创一样，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良机，但中国官方的史学家却认为民国初年局势混乱不堪。其实他们是在混淆视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初的那套价值理念在中国行不通。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史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640年，到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后于1689年才出台《权利法案》。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独立宣言》发布87年后，美国才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黑奴制度。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那时《人权宣言》应运而生。但直到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才基本走向正轨。民主国家良好秩序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正因为它是各方利益妥协退让的产物，所以必须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可怕的是，我们所谓的史学家们却把中国历史上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指斥为社会动乱，而把后来的暴力革命视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民国建立之初，各种力量不断融合，此消彼长，在此过程中出现矛盾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不管是宋教仁遇刺还是袁世凯称帝，其实都动摇不了历经几十年几代中国人构筑起来的追求宪政民主的坚定信念。即使是袁世凯称帝这样的复辟也不能将辛亥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的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能够恢复原位，这也从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便可得到证明。1911年10月10日后，中国历史的轮船已找准了自己的航向，虽然在它前进的途中还有狂风、大浪甚至暗礁，但这些已不足以阻止这艘民主巨轮驶向世界潮流的大洋之中。

　　宪政运动的高潮：参众两院的选举和两党政治的形成

　　为了适应《临时约法》确立的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党，一时政党林立。但很快这些政党又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国民党、进步党两大政党，中国政党政治初具雏形。

　　在组建现代政党的过程中，宋教仁、黄兴组织的国民党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宋教仁所联合成的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1912年3月后，同盟会虽然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吸收了不少新会员，但仍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快速变化。同盟会虽说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传统势力和影响力主要在南方。为了保证在将来的国会中赢得多数，完成自己政党政治的理想，宋教仁断然决定联合他党组成大党，以政治手段与袁世凯对抗。1912年8月25日下午1时，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六党（包括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大会。同盟会由宋教仁代表，统一共和党由谷钟秀代表，共和宪进会由许廉代表，国民公党由虞熙代表，国民共进会由徐谦代表，到会者3000余人。举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之经过。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以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其中理事9人：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翔、贡桑诺尔布。

　　成立大会后，发表宣言。在宣言里解释了六党合并之目的在于造成两党对立，实行两党政治：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爰集众议，询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国民公党、同民共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共和宪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藉此引起一国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另外国民党还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华民国政体、政策一系列的主张。比如对政体的主张：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而对政策的主张则有十大项：主张整顿军政；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

　　国民党的党纲则为：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以上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24—136页）

　　从国民党对政体、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上看，这些主张无疑是宋教仁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宋教仁是当时成立的国民党的灵魂人物。

　　为了扩允党势，国民党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吸收满蒙各族分子，贡桑诺尔布是蒙古族中最有声望的人，国民党在成立之初就把他选为理事，导致蒙古族入会的人络绎不绝。用同样的方法，把满洲贵族溥伦招之进党内，以吸引满人。二是捐弃前嫌，联络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国民党不但想拉杨度入党，甚至对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也大有结纳之心。三是设交通部及分支会于各省区，以发展地方势力。这一招效果非常显著，时间不久，国民党地方势力就大大增强。在随后进行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果然凭借这一系列优势取得了胜利。

　　依据1912年3月11日所公布的临时约法第53条：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规定民国会议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古选举会，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选举会，华侨选出之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各地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满80万选出议员一人，但人口不足800万的省份得选出众议员10人。并且规定民国二年（即1913年）2月召集国会。1913年元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国会召集令，将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各法公布施行，并限所有依法当选之参、众两院议员均须一律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待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日期开会。为了消除南方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激进势力的怀疑，1913年2月，袁之所属北洋系将领又发表了《北方军人宣言》，其内容为：数月以来，正式国会将次成立，而国基漂摇，尚未稳固。在南方者，多疑北方有帝制复活之虞；在北方者，多疑南方有破坏统一之举。猜嫌日积，谣诼繁兴。北方军队深恐南北意见日深，因以牵动国本，同归于尽，日前联合各军军统，及各师师长会议办法四条，通电全国，表示军人全体之意见。措词极为诚恳，激烈。探闻其所拟四大纲如下：

　　第一、担保帝制不再发生。

　　第二、选举为人民所信仰，并于政治上有成绩之人为大总统。

　　第三、建设强固统一之国家。

　　第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录自《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24日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选中，国民党在参议院获得132席，占48．4％，共和、统一、民主党系60人，占21.9%。众议院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系154人，占25.8%。国民党在两院中优势明显，加之跨党派中的国民党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很有可能组成政党内阁，实行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很有可能出任正式国会召开后的首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组党的成功，使国民党在民初的临时国会和大选过后的正式国会里一党独大，优势明显。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以原来的立宪派为主的保守势力急需组织起来，整合成一个大党。1912年10月20日，流亡海外15年的梁启超回到北京，梁是中国立宪派公认的政治领袖，他的回国，加速了保守力量的整合。

　　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成立于北京。进步党由三个相对保守的党派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而成，主要策动人即为不久前才回国的梁启超。早在1913年3月下旬，梁启超就着手为将要合并的政党起草宣言书。其间经杨度奔走联络，除三党主要人物外，还拉拢旧官僚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拟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定党名为进步党，并由孙武、梁启超、王赓、汤化龙四人发起召开三党恳亲大会于迎宾馆，讨论合并事宜，到会的有700余人。

　　5月29日，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进步党在其宣言书中也非常清晰的阐述了其两党政治的主张：两党政治以两在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立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

　　进步党没有象国民党一样在成立大会上由党员自由投票选举领导人。但也是各党代表推选而得领导机构。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毫无疑问，黎只是挂名领袖，而梁启超则为该党的灵魂。

　　进步党的党义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国民党、进步党成立后，民国元年的组党风潮渐告平息，中国两党政治的框架得以确立。后来御用史家说多党制不宜于中国，多以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乱象频仍为依据，但他们绝口不提一年后就形成的两党制，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故意掩盖当年的历史事实！

　　然而上天有意作弄国人。就在国民党、进步党相继成立之际，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时，1913年3月20日，中国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宋教仁却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宪政运动的转折：从宋教仁遇刺到汤化龙被杀

　　1913年3月20日，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宋教仁在北上赴京途中，在沪宁车站遇刺，2天后离世。宋教仁去世时，年仅31岁，中华民国的擎天之柱顿时轰然倒塌。

　　宋教仁初入医院时，伤势虽重，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首先想到的却是国家政局的稳定，当即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稿，请黄兴代笔，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发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即使人之将死，但他最担心的仍然是民国宪法能不能确立，其忧国之心，又有几人能理解？

　　当然，宋教仁也非常牵挂年迈的老母。他刚成年就背井离乡，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离家8年而杳无音讯。年初虽居家2月有余，但现在却突遭不测，风烛残年的老母又如何能承受这丧子之痛？因此他再三叮嘱黄兴等人，帮他照顾好老人，并千万不要把消息透露给老人家。

　　3月22日，宋教仁病势转危，“时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摘自《申报》1913年3月23日）

　　宋教仁遇刺对创建于风雨飘摇的民国而言，无异遭逢滔天恶浪。而当时民国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对宋教仁被刺后民国的命运，无不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宋教仁被刺后发表了许多言论，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似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颇不适……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与娴儿书》1913.3.25）另外，在《暗杀的罪恶》一文中，他说道：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庸言报》第一卷第九号）

　　立宪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汤化龙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在得知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当即奋笔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沈，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以此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

　　袁世凯于3月22日得到宋教仁的死讯后，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此时的袁世凯预感到，宋的被刺对自己已是福祸难料。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国民党，对宋教仁被刺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手段分歧很大。国民党元老也是宋教仁的挚友谭人凤对此事的回忆，非常生动的反映了当时国民党领袖对宋案的不同态度：余往与克强商，适中山，英士（指陈其美）均在座，询其主张，中山曰：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克强曰：此事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余驳之曰：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处来？黄先生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克强曰：宣告独立，袁将借口破坏统一，用武力压迫。余曰：公道在人心，如真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兵出无名，且借款未成，每日政费尚无着，兵费从何而来？滇、粤远在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赣、皖可以邀系，亦可无虞，夫何惧之有？克强曰：先生议论虽豪爽，但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开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

　　以现在的眼光看，宋教仁被刺后，民国政府确实危机四伏。但对于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也并非如一直以来的史家们所说的那样，宋教仁遇刺即为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力量无非袁世凯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孙文所代表的激进势力，以及宋教仁、梁启超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派宪政民主势力。相对于袁氏集团和孙文革命党，宪政民主派势力成份复杂，派系众多，力量分散，也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领袖。在国民党的温和派里，宋教仁是当然的领袖人物，而在原立宪党人里，梁启超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梁的地位并不稳固，这当然与梁启超自1898年就逃亡日本十几年不在国内有关，也与梁的书生意气不无关系。在民初的政争中，也曾有过国民党与立宪党的激烈斗争。而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进步党反而在此时与国民党携手共进，一起抵抗强大的袁世凯集团，这从1913年10月30日《天坛宪草》在袁世凯强大压力下仍能在国会得以快速通过即为明证。

　　虽然国民党领袖们对宋案的应对方案分岐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内的暴力激进派逐渐占据上风。对于孙文而言，他所需要的民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出来的民国，而不是现在这个由宋教仁、立宪派、袁世凯等派力量揉合而成的民国。这个民国除给了他一个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虚衔外，并没有孙文任何的烙印。孙文主张的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说文化里的大同社会，而他自己一直以来想要扮演是那个光复汉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这种救世主情结从孙革命开始，相伴至他生命终结。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一纸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并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所谓二次革命的序幕。

　　二次“革命”最大的恶果在于解除了自临时约法起加之于袁世凯身上的重重枷锁。宋案发生后，如果孙文能听黄兴一言，以法律武器与袁世凯周旋，对袁而言则是最为致命的攻击！当时，国会召开在即，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处于多数。更为重要的是，宋教仁乃当时举国公认的宪政领袖，他倡导的政党政治理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认同，现在他惨遭杀害，骤然离世，举国悲痛！如果此时国民党能因势利导，在国会制订宪法的过程中对总统之权要求加以约束，趁势提出责任内阁制的立法主张，自然能够博得全国上下的同情。何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等人一直主张的也是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旦宪法确立，袁世凯权力受到制约，无异于把这只老虎囚于宪政民主的牢笼之中，袁世凯自然无计可施。如果那时他要反抗，无异于成为举国之公敌。当然，二次“革命”也祸及自身，它把孙文从1893年起积聚的暴力激进派力量一举摧垮。导致孙文这个做了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革命派领袖竟然遭到民国政府的通缉，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这对于中华民国和孙文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孙文逃亡后，激进革命派势力迅速崩溃，但袁世凯也日趋保守。他不再相信宪政派的温和社会改良的做法，而是迅速摧毁国会，把权力牢牢控制到自己手中以求安全。到最后，他跳入杨度们为他挖好的陷阱，弄得身败名裂。与孙文以逃亡海外退出中国政坛的方式不同，袁世凯竟然一命呜呼，彻底走进中国历史。

　　我们从护国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到1916年，中华民国的两大极端势力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维新派和孙文为首的暴力革命派已呈没落之势。暴力革命不为民众欢迎，复辟帝制不为民众接受，君主立宪也早已没有了民众基础。这时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辛亥革命后确立的宪政民主政治。

　　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黎元洪宣誓就任民国大总统。6月29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重开于北京。

　　鉴于首届国会两大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历史教训，复任众议院议长，笃志宪政的汤化龙倡议不再建立政党。他认为民国初创，持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物并不很多，大家不如求同存异，合成一股力量。倘若再分成若干党派，无疑让旧派势力渔翁得利。故此大家以友谊集合，不再组党。他说，这好比乘舟，在惊涛骇浪中大家务必同舟共济，等到达彼岸，大家再行分手，为时未晚。在他的倡议下，原属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国会议员，均不再以党派名义活动。国民党变为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党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而进步党变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虽然有张勋复辟闹剧和国会的再度解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权力意识极为浓厚的国家里，经过短短几年的宪政实践，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宪政国家的的基石已开始奠定，极权专制的旧有传统已渐渐驶离我们的国土，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地方势力得以增强，这些都对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的王权专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梁启超为首的宪政派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的时局中建立起了双方对自己一派的依靠和信任。而针对张勋复辟的马厂誓师，自始至终都有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谋划和参与。因此，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梁、汤及宪政派的声望达到极致。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内阁组成，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从这几个职务来看，宪政派已然大权在握。

　　由于冯国璋与段祺瑞矛盾的日益加深，最后双方水火不容。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去总理一职。宪政派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自然也一同解职。梁启超经过几年的政坛颠簸，书生意气终于发作，誓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一个人跑到北大教书去了。

　　自宋教仁被刺为中国宪政事业殉道之后，推动中国宪政运动前行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梁启超的身上。无奈梁终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不堪大任的他没有选择慷慨赴义，而是选择了避而远之。与宋教仁那种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豪迈相比，梁启超更多的是瞻前顾后，避重就轻。民国之初，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宋教仁力排众议，联合各派力量组建国民党，在孙文逃避责任把领导权交给宋教仁之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观梁启超，在宋教仁遇刺后，进步党组建过程中，梁启超给自己女儿有过这样的书信：吾对于新党（指进步党）不欲积极负责任，今思得一颇妙之位置（原议袁为总理，黎与吾为协理，吾今决辞，仅设一总、一协，别设参事长吾任之，参事乃谘询机关，网罗全国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抚，及现任都督皆在焉，本不高，吾今欲此，故设之。）不审众人许我否，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与娴儿书》1913.3.27）宋教仁的死让梁启超产生了恐惧，他就不想积极负责任了，他想出了一个妙计，如果别人不同意，他就不参与此事。几年后，在中国宪政运动处于历史紧要关头时，这个中国宪政运动的始作俑者，却誓言不再过问政治，这是梁启超的悲哀，更是中华民国的悲哀，中国历史的悲哀。

　　与梁启超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位宪政领袖汤化龙则矢志宪政事业。他在1917年11月辞职后曾表示：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由此可见他决心之大。

　　汤化龙认为：中国的宪政体制虽然仿效的是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由旧到新、从恶到善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变化过程。现在我们把西方既新既美的制度照搬过来，涂到我们这个旧习恶政的国家之中希望能够水土相服，却不料这个药方和病人的病症不相符合，才导致国事如此，这实在不足为怪。因此，汤化龙决心远涉重洋，到美洲详加考察，取得真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总结十几年的失败教训，汤化龙已找到民国宪政运动的症结所在，他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1918年3月24日，汤化龙带领林长民、蓝公武等人开始了出国的游历。他们先来到日本，呆了两个多月。6月5日，汤化龙带着翻译霍坚从横滨出发赴美国考察，6月20日，到达美国。汤化龙先后到过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加拿大托兰托、维多利亚等地。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等待回国的时候，当地华侨设宴招待汤化龙。晚上8点，宾主40余人步入唐人街，突然有人开枪刺杀汤化龙。汤身中两弹，倒地立死。而凶手也自杀身亡。事后得知，刺客乃广东香山籍国民党人王昌。著名进步党人刘以芬在其《民国政史拾遗》中曾对这种暗杀异己分子的行径有过深刻的评论：民国以来，无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相互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

　　5年前，宋教仁被刺，汤化龙曾愤怒的高喊：何以忍把万里长城自坏。而现在，汤化龙被杀，对中国宪政运动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宋教仁与汤化龙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的相同，用刘以芬的话来说，他们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宪政运动的毁灭：从联省自治到联俄联共

　　随着汤化龙的被害和梁启超的退隐，在中华民国最高权力层已很难听到宪政派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中国宪政派也逐渐淡出国会这一象征宪政体制的政治舞台。但此时影响中国政局十多年的袁世凯势力也已是昔日黄昏，中国二千年的王权体制彻底崩溃。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已经扫除，用一句抒情一点的话来说，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坦途。中央集权的衰落，为当时的地方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机会，联省自治这一中国大地上亘古未有的新物种应运而生。

　　联省自治运动源于清末“预备立宪”。清廷的宪政编查馆曾呈奏折，强调中国地大民众，宜分省而治，且各省自治与国家统一并行不悖：“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清史稿·志88·选举8》）

　　民国时期，联省自治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1920年到1922年间，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盛时代。不但全国舆论一致，而且西南各省在行动上已展开了制宪自治的运动。开始的是湖南，其后浙江、广东、四川各自制定省宪。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纷纷跟进，省宪运动潮流激荡全国。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经过其后的张勋复辟，北京政府不恢复旧约法转而酝酿成立新国会，于是导致西南的独立。南北分立后，联邦主义开始成为政坛主流论调，历史学者李剑农最先提出：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虽然是单一制的，但实际上与邦联没有差别，邦联绝不会分裂国家，而是迈向联邦，促进国家的统一。章太炎和张继则最早提出了联省自治主张，章太炎提出：“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至于联省自治如何进行，赞成派认为：“联省自治制有两种意义可解释：（一）各省以联盟之意味互相联结，拥护各省之自治。（二）各省自制省宪，自选长官，自立政府，先造成一自治省，然后再联合各省，共制国宪，立政府而建设一联邦政府，故联省自治制，也可以说是联邦制的一种”。

　　省宪运动是建立在联省自治运动基础上的，省宪运动的大致内容，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王世杰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统一的方法，他们主张先由各省自行制定宪法（或称省自治法）；待各省（或若干省）省宪成立，实行自治后，再由各省遣送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国宪，因以完成统一事业；第二，关于未来的政制，他们主张采取联邦制度。倡导联省自治主义的人，固然也有不认联省自治主义为联邦主义者，然而那不过是名词上的争辩。实则倡导联省自治者，无不主张于国宪中制定中央与各省的权限。”

　　各省“联省自治”进程：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

　　同年4月，贵州卢涛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

　　1922年12月，赵恒惕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

　　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

　　陕西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

　　在历经孙文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等历史活剧之后，中国人对宪政民主的信念愈加执著，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尽管宋教仁遇刺，汤化龙被杀，中国人在践行宪政的过程中屡遇挫折，但这丝毫没有放缓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脚步。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中国沿着宪政之路不断前行之际，1917年11月，俄国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很快这一灾难性的运动就祸及中国。

　　1923年11月26日，这或许应该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日子。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有两项决议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民党决定成立义勇军军校，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同时决定由林森，邓泽如，吴铁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兑现十个月前《孙越宣言》联俄、联共的承诺。

　　这也许是历史和中国人开的一个严肃而荒诞的玩笑，也许是中国国运只能如此。从1923年11月26日起，中国历史步入已垂垂老矣的孙文设立的风险轨道。本来，刚愎自用的孙文在二次革命后已经走进历史，成为一个过气的政客，但俄国人的垂青让这具政治僵尸起死回生，一个会议，两个决议，造就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股势力，也造成了百年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国最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

　　陆军军官学校因为位于广州黄埔岛上而被世人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建立实为落实孙文1923年1月提出的建立党军的主张，从主张建立党军，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到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党指挥枪的历史创举，当然这种创举并非孙文的发明，而是照搬苏俄共产党党指挥枪的结果。俄共从其一夺取国家政权，就急于在中国找它的利益代理人，以便于用中国庞大的国土抵御来自南方的日本对其的威胁。它找过陈炯明，吴佩孚，最后才找到孙文。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孙文在追随者一片反对声中完成了与俄国人的政治联姻，俄国人开出的条件是除了动用军队直接帮助孙以外，孙其它任何的要求俄国人都可以答应，但俄国人还有一个附带的必要条件，就是孙文必需接受它在中国生出的一个政治混血儿。于是就有了《孙越宣言》，东方的潘朵拉魔盒由此打开。

　　黄埔军校初创时，学生不过500人。而到孙文去世时的1925年3月，也不过两个团，二、三千之众。然而这些入校的学员大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是拥有新学识，新思想的新青年，进入黄埔军校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遇，这几千人，实为当时中国青年中最杰出的精英分子。蒋介石也正是靠着这样一批热血青年，时代精英，才不断壮大，并且所向披靡。

　　与此同时，于1921年创建的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于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已经创党30多年的国民党开始把自己积累的政治资源与这个幼年的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也由草创时期的50来人迅速扩张，1925年初有近千人，到1927年4月，已有6万之众，与中国国民党已呈分庭抗礼，争霸天下之势，这可能是还悬棺空中，尸骨未寒的孙文万万没有想到的。

　　1928年，孙文手创的党军攻占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灭亡，而早在1927年4月，孙的继承人蒋中正已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名之为国民政府。它与民国政府虽然只是两个汉字顺序上的颠倒，但它的真正含义，已相去不止万里了。20世纪初中国持续了20年的宪政运动也画上了句号。此后国家的牌位越举越高，但民众的权利却越来越少，最后演变成了党国——党天下。

智利大地震“教育”中国人

曹长青

智利发生的大地震（8.8级）震惊了世界。因为震级之高，超过年初的海地地震（7级），甚至超过中国前年的四川大地震（8级）。但迄今为止，智利地震的死亡人数是八百人，这和海地23万人死亡，中国四川地震近9万人遇难和失踪，都差别太大。

海地地震的破坏力，据专家资料，相当二千枚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能量。而智利大地震的破坏力是海地地震的五百倍，等於一百万枚原子弹同时爆炸！智利地震并不是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但为什麽造成的死亡规模远不像海地和中国那麽大？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最近在题为“弗里德曼怎样救了智利”的文章中指出，这要归功於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经济思想，使智利走向市场经济，成为南美最富有的国家；而这种富有，使智利有能力建筑坚固的房屋，面对大地震，承受了考验，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同样是大地震，虽然震级低於智利，但海地是拉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很多建筑近乎於泥草房，当然在地震面前不堪一击。正如专家所说，地震不能震死人，是倒塌的房屋砸死人。

39年前，智利曾经历过一场“政治大地震”，信奉马克思主义、甚至被视为苏联代理人的阿连德当选总统。就像当年希特勒通过民选上台後，就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一样（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字母缩写发音），阿连德上台後就推行经济国有化、和苏联结盟的左倾政策，迅速把智利带入灾难∶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当时高达100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於秘鲁，甚至低於阿根廷。在全国怨声载道之际，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阻止了智利的赤化。

面对经济困境，皮诺切特去找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自由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他们会谈了45分钟，随後弗里德曼给智利经济开了“药方”∶全面私有化、市场化，大幅削税，减少国家控制，给企业松绑，降低政府开支，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等。弗里德曼并在他任教的芝大为智利培养了一大批後来被称为“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的自由经济学者（其中有人後来出任智利总理）。

在皮诺切特掌权的17年中，智利大步迈向自由经济，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智利原有600万穷人，自皮诺切特改革，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只有200万。过去15年，智利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5.5％，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但弗里德曼的这个举动，给他一生带来了麻烦，被左派斥駡为“邪恶的同谋”。因为皮诺切特用政变推翻了左派政府，所以被全球左派视为“邪恶”，是他们痛恨、仇视的对象。即使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往欧洲领奖时，还遭到左派们的抗议和辱駡。但弗里德曼也曾给共产国家领导人同样的自由经济建言，左派们则没敢喝斥和抗议。

弗里德曼付出被羞辱、抗议的代价，但智利人民却获得了实在的益处。他训练的“芝加哥小子”很多出任了智利经济部门的主管，到皮诺切特卸职的1990年，智 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0％，而秘鲁和阿根廷等，仍然经济滞缓。皮诺切特的继任者虽然都是中间偏左的，但也无法改变这种使智利富有强大的自由经济之势，只能深化市场经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现在智利的腐败指数、婴儿死亡率、贫困人口比例等，都是整个南美最低的。

这种经济富有不仅使智利有能力建筑坚固的房屋，而且智利有“全世界最严格”（！）的房屋建筑法，因为智利横跨两个地震带。《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当然，有房屋建筑法是一回事，是不是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并举例说，中国也是有房屋建筑规定的，可是四川大地震暴露出，很多房舍都没有按照规定建筑，使近万名孩子被砸死在下面（那些被称为“豆腐渣工程”的偷工减料劣质校舍）。

对美国专栏作家在大洋彼岸观察到的情况，身处中国的民众更有实地观感。海外媒体报导说，有很多中国线民将四川大地震和智利地震做对比，有人感慨说，“看了智利地震後的照片，发现他们的房子是倒了不少，主要都是些砖块搭起来的，但更多的房子损坏得不是很厉害，不像四川的那样彻底。难道智利没有豆腐渣工程？” 而据中国地震专家的估算，智利强震是汶川地震破坏力的15倍！

当然，其实不用跟智利比较，只在中国内部做个对比，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四川地震时，14个受灾县市的65所中小学，多达6898间校舍倒塌，近万名学生和老师遇难。而很多政府的大楼，却盖得相当坚固，没有被震塌。

除了这个比较，更不要说，智利大地震发生後，当地政府迅速公布死伤情况，接受国际社会援救，开放媒体报导，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等等；而中共当局当时不仅隐瞒死伤情况，更在第一时间拒绝外国专业抢救队，几乎跟四人帮时代面对唐山大地震的做法一样愚蛮、专制和冷血！

中国、海地、智利，三场大地震，结果大不同，除了其他原因，社会制度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2010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智利排在全球第10位，超过英国（第11）、日本（第19）、台湾（第27）。而中国则排在第140名，仅在海地（第141）之前。

所以有人比喻说，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是一个“豆腐渣政权”。所以，只有中国人都认清这个事实，用“革命”的地震，把“中共豆腐渣政权”震塌，中国人才会有自由，才会有智利那样的民主、富有和安全的保障。

2010年3月7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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