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

本文勾勒民初政坛气象较确，而以1928年幽燕满洲易帜为民国覆亡之日者犹为得之。
唯其归咎于孙文个人及苏俄者，似以支那之不幸皆造化弄之，是又堕入宿命论窠臼。孙文者，匹夫而已。苏俄者，当时困于列强围剿者有年，疲乏羸弱，非真有其力者也。试问设非国人心气于布党模式最为投合，民党安得有天下？夫民党之在当时，无尺寸之地，托身陈炯明之檐下，天时地利皆不与焉。而反能逐炯明以东征，扫宁汉于北伐，盖以人和也。民党能有人和者何？民党采布党模式前，如昭烈之未得武侯，以至孤穷狼狈，寄居新野，而采布党模式后，乃席卷宁汉于指日间。苏俄二十万条新式步枪固非吴佩孚、孙传芳之旧毛瑟可敌，然使枪者人也，“热血青年”之为布党模式之民党所蛊惑者，正以支那人心气于布党模式最为投合也。盖支人素愚昧，不省于个体价值，其人喜言“公”而耻于言“私”。孙文言“天下为公”者固合于布党共产，然本亦出于支人心气。盖支人以其公念，惯于“和谐”，厌于争吵，一遇分歧，即权谋干戈而一之。视争吵为乱象，视一之为正道，宪政之不合其气味者固矣。
且观夫当时知识界，亦同此风气。陈独秀倡言自由德赛者，无他，以其民族国家之公念也；而其转入布党者，无他，亦以其民族国家之公念也。其人盖以强国保种为真正目的，而自由德赛乃至布党模式种种云者，均手段耳。是以见泰西强盛以其自由德赛，则倡言自由德赛，复闻苏俄以布党模式而驱逐列强，则倾心于布党模式。乃至身陷党国双重绞肉机，临死方悟个体自由本身始是终极目的，国家民族均次之。而他人至死不悟者复几何哉？
是以支那之不幸，支人自造者也。天地固不仁，亦未尝加害于支也。布党固邪种，倘非支人自取之，亦不能起风波于旦夕，制其国其人于百年间。奈何支人至此不悟此理，而怨天尤人，视己若完璧而被污于他者耶？


中国宪政运动的黄金时代

作者：黎建军

1908至1918年这10年间，主导中国历史的无疑是二千年里在中国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宪政派。宋教仁、梁启超、汤化龙这些宪政巨子开创了一个中国汇入世界大潮的宪政民主时代，但到了五四后，由于苏俄极权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很快抛弃了循序渐进的宪政改良，而重回暴力革命的老路。

　　中华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是由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和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合力完成。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已为国人唾弃，袁氏一派逐渐没落。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势力也被历史用时间的方式在自然消化。这股势力虽然庞大，但袁死后它显然已成无头之躯。这从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不在此列）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无为而治中就足以看出。他们逃不出袁世凯的窠臼，但历史又不容许他们再走袁的老路。他们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袁积聚的历史能量还没有被时间彻底消费掉。而孙黄革命党也在宋教仁被刺，孙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再加上孙又象同盟会时期一样，一遇挫折就搞分裂，搞独裁，革命党已被他折腾的奄奄一息。

　　黄兴死后，孙文其实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南方势力阵营里，也不过是在消费自己民初得到的那段意外经历而带来的一点影响力。1916年至191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新构建宪政民主政治最好的时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也一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在革命党一方，由于宋教仁的离去，再也没有人回应梁汤们的这种努力，他们按照孙文的暴力思想行动一再碰壁之后，变得心灰意冷。而孙本人则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守着刚娶来的娇妻，沉浸于温柔乡里。如果没有列宁氏1918年的革命成功，如果列氏不把他阴毒的目光投向东方，孙则会在上海终老一生，他那句“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的狂语也只会成为历史上的政治笑话而流传。

　　而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宪政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暴力革命派代表人物孙文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竟然是各自历史定位中的反面角色。五四运动后，中国宪政派的改良主张应者寥寥，而孙文的暴力主张却开始受国人欢迎。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五四运动的烈火却由梁启超点燃，而当这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孙文一如既往对凡是不由自己发动的革命一概作壁上观。

　　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

　　光绪34年八月初一日，也即1908年8月27日，迫于内外政治压力，清廷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制订的《钦定宪法大刚》，不管其内容如何，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民主改良运动。预备立宪带来了三个产物：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钦定宪法大刚》和《重大信条十九条》。正是由于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为宪政派的立宪活动提供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平台。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即临时省议会）相继成立，立宪派的各省代表人物纷纷被选为议长或副议长。如江苏省的张謇，直隶的孙洪伊，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省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湖北的汤化龙等。这些人继续着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09年11月，鉴于清廷毫无立宪诚意，宪政派的领袖人物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日亟，部巨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之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内容，通电各省谘议局，各派代表3人，集于上海展开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响应张謇号召的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吉黑等16省。1910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举行联合会于北京，推举湖北省议长汤化龙为主席。他们四次上书，换来清王朝变9年预备立宪缩短为5年的承诺。这些代表回到各省后，即以电报为主要联络手段，经常相互发电讨论时局，交换看法。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官制，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全国舆论顿时一片大哗，激起公愤。各省代表再次汇集京城，据有关史料记载，汤化龙当时从汉口出发时，送行的队伍超过万人，足见当时人心所向。这次他们的行动更为激进，组成了一个旨在全力推进宪政改革的政党宪友会，而梁启超是该会当然的精神领袖。对于宪友会的成立，该会主要领导人徐佛苏曾在向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汇报时有这样一段话：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求，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

　　立宪派在屡次请愿召开国会达不到目的，反对皇族内阁运动又不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他们转而采取激烈的行动与清廷对抗。而这时候他们对国内的暴力革命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为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内的温和宪政派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11年7月，因为川汉铁路权益之争，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罗纶、邓存可、颜楷等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整个四川为之震动，人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暴力斗争。这时谘议局联合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马上开会，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汤化龙甚至承诺蒲殿俊，一旦四川起事，湖北立即予以响应，这让蒲殿俊更加豪气冲天，决定与清政府对抗到底。9月7日，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的民众，打死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一血案的发生，直接促成了四川民众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这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反清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活动

　　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宣告诞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孙文、黄兴、宋教仁等。

　　1906年汤化龙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而在前一年的6月，革命党人中的宋教仁已进入日本法政大学。虽然在法政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宋教仁从此却形成了非常坚定的宪政民主理念。他在努力学习学校功课之余，又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这样他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终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他能够振臂高呼，而且身体力行，试图把自己平生所学之宪政民主理论践行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纲领之中。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并不象黄兴那样一意拥护孙文。在思想上，宋教仁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立主张。1907年至1908年是同盟会内部大分化的时期，1907年一批人自同盟会分离而出，组织共进会，为首的就是后来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焦达峰。1908年，章炳麟、陶成章联合攻击孙文，就在这时，宋教仁也开始远离同盟会的领导中心。

　　1910年冬，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谭人凤等人欲在长江流域发展，开始筹组中部同盟会。回到上海后，宋教仁先任民立报主笔，他不断在报刊上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在民立报的这段时间，国人得以了解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国主义的，与孙文欲借用列强的力量特别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发动的革命的支持完全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政治，与孙文后来杜撰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主张不同。他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赞同国家社会政策，但他区别于孙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所谓民生主义。

　　宋教仁主持下的中部同盟会总部的宗旨是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他的目的是要把孙文所谓的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革命变成纯政治的革命。

　　宋教仁在中部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即与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联系，积极部署，以图推翻清王朝。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象孙文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他认为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因此他便积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仅过了两个月，便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从《鄂州临时约法》到民国《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一纸通电，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从农历8月19日起到10月中旬止，共有18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张国淦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中，对各省宣告独立的时间与都督人选作了详细的列举，现抄录如下：（时间均为农历）

　　九月初一日 湖南独立 都督焦达峰（共进会首领）后为谭延闿（谘议局议长）

　　九月初一日 陕西独立 都督张凤翔（新军标统）

　　九月初二日 九江独立 都督马毓宝（新军标统）

　　九月初八日 山西独立 都督阎锡山（同盟会）

　　九月初九日 云南独立 都督蔡 锷（新军协统）

　　九月初十日 南昌独立 都督吴介璋（新军协统）

　　九月十四日 上海独立 都督陈其美（同盟会）

　　九月十四日 苏州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九月十五日 贵州独立 都督杨荩臣（新军教练官）

　　九月十五日 浙江独立 都督汤寿潜（清廷官僚）

　　九月十七日 广西独立 都督沈秉坤（清廷官僚）

　　九月十八日 安徽独立 都督朱家宝（安徽巡抚）

　　九月十九日 福建独立 都督孙道仁（新军统制）

　　九月十九日 广东独立 都督蒋尊簋（新军协统）后为胡汉民

　　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独立 都督孙宝琦（山东巡抚）

　　十月初一日 重庆独立 都督张培爵（同盟会）

　　十月初七日 成都独立 都督蒲殿俊（谘议局议长）

　　十月十二日 南京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从这份名单来看，把辛亥革命说成是由同盟会领导的一场革命，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而由立宪派、革命派、清廷维新派三方共同完成应该更为准确。而且无论是官僚还是新军的高级军官的反清独立，立宪派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所以从各省独立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用力最著者无疑是持温和改良立场的宪政派人物。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田桐等同盟会领导人物由上海赶到武昌。对于由上海到武昌，宋教仁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武昌首义目的已达，最为关键的是后面其他各地的跟进。而且他们在江浙一带的活动已成效显著，正待发动大的举义。但黄兴坚持来武昌，宋教仁也只好前来。宋教仁来武昌只有13天，但这10几天，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宋教仁和汤化龙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宪政民主的理念相同，所以他们能够摒弃党见，一见如故。他们白天在办公场所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他们谈的主要内容乃是国家的统一，约法的制订和政治体制的确立。毫无疑问，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他们共同坚持的治国立场。于此10多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而这次的合作不但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也深深影响了宋、汤两人以后的从政道路。他们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执着也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国家民主体制确立之后，创立这一体制的开国先贤迭遭杀害，这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而宋、汤遇害后，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设计的那个议会斗争，政党政治的民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罪恶深渊的中国。

　 由于宋教仁历来主张政治革命，而其温和的革命理论也影响到由他控制的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革命派与立宪派互相妥协，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家的力量。而在袁世凯接受革命阵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后，革命派又迅速与袁世凯达成妥协，这样三股力量汇集成一股洪流，清王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

　　当时，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上述史事的发生并没有孙文在场。也幸亏没有孙文的参与，才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黄兴、宋教仁等人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合作，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也在各方力量相互妥协、退让的基础上得以初步确立。等到孙文急匆匆从海外赶来分享胜利果实时，中华民国这一民主大厦的宪政基石已经奠定，孙文一派也无力撼动了。所以几年后，孙文对此还怀恨于心，对他的好友邓泽如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国父全集民国三年四月致邓泽如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文实乃一独裁者也。

　　1912年1月28日，宣布独立各省选派的参议员到达南京的已过半数，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他们立即着手临时约法的制订。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政权体制得以确立，约法的颁布，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正如西方民主国家初创一样，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良机，但中国官方的史学家却认为民国初年局势混乱不堪。其实他们是在混淆视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初的那套价值理念在中国行不通。他们当然知道这些史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始于1640年，到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后于1689年才出台《权利法案》。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独立宣言》发布87年后，美国才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黑奴制度。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那时《人权宣言》应运而生。但直到1871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才基本走向正轨。民主国家良好秩序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正因为它是各方利益妥协退让的产物，所以必须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可怕的是，我们所谓的史学家们却把中国历史上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指斥为社会动乱，而把后来的暴力革命视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民国建立之初，各种力量不断融合，此消彼长，在此过程中出现矛盾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不管是宋教仁遇刺还是袁世凯称帝，其实都动摇不了历经几十年几代中国人构筑起来的追求宪政民主的坚定信念。即使是袁世凯称帝这样的复辟也不能将辛亥革命开始之前的一切旧事物、旧形式照样恢复起来，历史的车轮并不是转了一圈又能够恢复原位，这也从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便可得到证明。1911年10月10日后，中国历史的轮船已找准了自己的航向，虽然在它前进的途中还有狂风、大浪甚至暗礁，但这些已不足以阻止这艘民主巨轮驶向世界潮流的大洋之中。

　　宪政运动的高潮：参众两院的选举和两党政治的形成

　　为了适应《临时约法》确立的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党，一时政党林立。但很快这些政党又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国民党、进步党两大政党，中国政党政治初具雏形。

　　在组建现代政党的过程中，宋教仁、黄兴组织的国民党成立最早，规模也最大。宋教仁所联合成的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1912年3月后，同盟会虽然由秘密转为公开并吸收了不少新会员，但仍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快速变化。同盟会虽说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传统势力和影响力主要在南方。为了保证在将来的国会中赢得多数，完成自己政党政治的理想，宋教仁断然决定联合他党组成大党，以政治手段与袁世凯对抗。1912年8月25日下午1时，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开六党（包括全国联合进行会）合并成立大会。同盟会由宋教仁代表，统一共和党由谷钟秀代表，共和宪进会由许廉代表，国民公党由虞熙代表，国民共进会由徐谦代表，到会者3000余人。举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由张耀曾报告六党合并之经过。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以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人，其中理事9人：孙文、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翔、贡桑诺尔布。

　　成立大会后，发表宣言。在宣言里解释了六党合并之目的在于造成两党对立，实行两党政治：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方今群言淆乱，宇内云扰……爰集众议，询谋佥同，继自今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国民公党、同民共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共和宪进会相与合并为一，藉此引起一国二大对峙之观念，俾其见诸实行。

　　另外国民党还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华民国政体、政策一系列的主张。比如对政体的主张：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五大对政体的主张。而对政策的主张则有十大项：主张整顿军政；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

　　国民党的党纲则为：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厉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以上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24—136页）

　　从国民党对政体、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上看，这些主张无疑是宋教仁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宋教仁是当时成立的国民党的灵魂人物。

　　为了扩允党势，国民党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吸收满蒙各族分子，贡桑诺尔布是蒙古族中最有声望的人，国民党在成立之初就把他选为理事，导致蒙古族入会的人络绎不绝。用同样的方法，把满洲贵族溥伦招之进党内，以吸引满人。二是捐弃前嫌，联络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国民党不但想拉杨度入党，甚至对立宪派的领袖梁启超也大有结纳之心。三是设交通部及分支会于各省区，以发展地方势力。这一招效果非常显著，时间不久，国民党地方势力就大大增强。在随后进行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果然凭借这一系列优势取得了胜利。

　　依据1912年3月11日所公布的临时约法第53条：本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1912年8月11日，袁世凯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规定民国会议由参议院、众议院构成。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古选举会，西藏、青海选举会，中央选举会，华侨选出之议员组成。众议院以各地人民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满80万选出议员一人，但人口不足800万的省份得选出众议员10人。并且规定民国二年（即1913年）2月召集国会。1913年元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国会召集令，将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各法公布施行，并限所有依法当选之参、众两院议员均须一律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齐集北京，待两院各到有总议员过半数后，即行同日期开会。为了消除南方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激进势力的怀疑，1913年2月，袁之所属北洋系将领又发表了《北方军人宣言》，其内容为：数月以来，正式国会将次成立，而国基漂摇，尚未稳固。在南方者，多疑北方有帝制复活之虞；在北方者，多疑南方有破坏统一之举。猜嫌日积，谣诼繁兴。北方军队深恐南北意见日深，因以牵动国本，同归于尽，日前联合各军军统，及各师师长会议办法四条，通电全国，表示军人全体之意见。措词极为诚恳，激烈。探闻其所拟四大纲如下：

　　第一、担保帝制不再发生。

　　第二、选举为人民所信仰，并于政治上有成绩之人为大总统。

　　第三、建设强固统一之国家。

　　第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

　　——录自《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24日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大选中，国民党在参议院获得132席，占48．4％，共和、统一、民主党系60人，占21.9%。众议院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系154人，占25.8%。国民党在两院中优势明显，加之跨党派中的国民党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很有可能组成政党内阁，实行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而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很有可能出任正式国会召开后的首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组党的成功，使国民党在民初的临时国会和大选过后的正式国会里一党独大，优势明显。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以原来的立宪派为主的保守势力急需组织起来，整合成一个大党。1912年10月20日，流亡海外15年的梁启超回到北京，梁是中国立宪派公认的政治领袖，他的回国，加速了保守力量的整合。

　　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成立于北京。进步党由三个相对保守的党派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而成，主要策动人即为不久前才回国的梁启超。早在1913年3月下旬，梁启超就着手为将要合并的政党起草宣言书。其间经杨度奔走联络，除三党主要人物外，还拉拢旧官僚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拟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定党名为进步党，并由孙武、梁启超、王赓、汤化龙四人发起召开三党恳亲大会于迎宾馆，讨论合并事宜，到会的有700余人。

　　5月29日，进步党召开成立大会。进步党在其宣言书中也非常清晰的阐述了其两党政治的主张：两党政治以两在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立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

　　进步党没有象国民党一样在成立大会上由党员自由投票选举领导人。但也是各党代表推选而得领导机构。进步党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毫无疑问，黎只是挂名领袖，而梁启超则为该党的灵魂。

　　进步党的党义有三条：一、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国民党、进步党成立后，民国元年的组党风潮渐告平息，中国两党政治的框架得以确立。后来御用史家说多党制不宜于中国，多以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乱象频仍为依据，但他们绝口不提一年后就形成的两党制，这应该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故意掩盖当年的历史事实！

　　然而上天有意作弄国人。就在国民党、进步党相继成立之际，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时，1913年3月20日，中国宪政运动的领袖人物宋教仁却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宪政运动的转折：从宋教仁遇刺到汤化龙被杀

　　1913年3月20日，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宋教仁在北上赴京途中，在沪宁车站遇刺，2天后离世。宋教仁去世时，年仅31岁，中华民国的擎天之柱顿时轰然倒塌。

　　宋教仁初入医院时，伤势虽重，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而首先想到的却是国家政局的稳定，当即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稿，请黄兴代笔，电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发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即使人之将死，但他最担心的仍然是民国宪法能不能确立，其忧国之心，又有几人能理解？

　　当然，宋教仁也非常牵挂年迈的老母。他刚成年就背井离乡，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曾离家8年而杳无音讯。年初虽居家2月有余，但现在却突遭不测，风烛残年的老母又如何能承受这丧子之痛？因此他再三叮嘱黄兴等人，帮他照顾好老人，并千万不要把消息透露给老人家。

　　3月22日，宋教仁病势转危，“时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摘自《申报》1913年3月23日）

　　宋教仁遇刺对创建于风雨飘摇的民国而言，无异遭逢滔天恶浪。而当时民国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对宋教仁被刺后民国的命运，无不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宋教仁被刺后发表了许多言论，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似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吾多日来为政界恶现象所刺激，心颇不适……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东中游观之乐，只劳梦想耳。（《与娴儿书》1913.3.25）另外，在《暗杀的罪恶》一文中，他说道：旬日以来，最耸动天下耳目者，为宋君教仁遇刺一事。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庸言报》第一卷第九号）

　　立宪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汤化龙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在得知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当即奋笔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沈，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以此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懑。

　　袁世凯于3月22日得到宋教仁的死讯后，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此时的袁世凯预感到，宋的被刺对自己已是福祸难料。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国民党，对宋教仁被刺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手段分歧很大。国民党元老也是宋教仁的挚友谭人凤对此事的回忆，非常生动的反映了当时国民党领袖对宋案的不同态度：余往与克强商，适中山，英士（指陈其美）均在座，询其主张，中山曰：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克强曰：此事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余驳之曰：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处来？黄先生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克强曰：宣告独立，袁将借口破坏统一，用武力压迫。余曰：公道在人心，如真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兵出无名，且借款未成，每日政费尚无着，兵费从何而来？滇、粤远在边陲，中央鞭长莫及，湘省即当冲要，有赣、皖可以邀系，亦可无虞，夫何惧之有？克强曰：先生议论虽豪爽，但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开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

　　以现在的眼光看，宋教仁被刺后，民国政府确实危机四伏。但对于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也并非如一直以来的史家们所说的那样，宋教仁遇刺即为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标志，这种说法本人不敢苟同。

　　民国建立后，国内的政治力量无非袁世凯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孙文所代表的激进势力，以及宋教仁、梁启超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派宪政民主势力。相对于袁氏集团和孙文革命党，宪政民主派势力成份复杂，派系众多，力量分散，也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领袖。在国民党的温和派里，宋教仁是当然的领袖人物，而在原立宪党人里，梁启超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梁的地位并不稳固，这当然与梁启超自1898年就逃亡日本十几年不在国内有关，也与梁的书生意气不无关系。在民初的政争中，也曾有过国民党与立宪党的激烈斗争。而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群龙无首，进步党反而在此时与国民党携手共进，一起抵抗强大的袁世凯集团，这从1913年10月30日《天坛宪草》在袁世凯强大压力下仍能在国会得以快速通过即为明证。

　　虽然国民党领袖们对宋案的应对方案分岐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内的暴力激进派逐渐占据上风。对于孙文而言，他所需要的民国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出来的民国，而不是现在这个由宋教仁、立宪派、袁世凯等派力量揉合而成的民国。这个民国除给了他一个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虚衔外，并没有孙文任何的烙印。孙文主张的是彻底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说文化里的大同社会，而他自己一直以来想要扮演是那个光复汉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这种救世主情结从孙革命开始，相伴至他生命终结。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一纸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并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所谓二次革命的序幕。

　　二次“革命”最大的恶果在于解除了自临时约法起加之于袁世凯身上的重重枷锁。宋案发生后，如果孙文能听黄兴一言，以法律武器与袁世凯周旋，对袁而言则是最为致命的攻击！当时，国会召开在即，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处于多数。更为重要的是，宋教仁乃当时举国公认的宪政领袖，他倡导的政党政治理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认同，现在他惨遭杀害，骤然离世，举国悲痛！如果此时国民党能因势利导，在国会制订宪法的过程中对总统之权要求加以约束，趁势提出责任内阁制的立法主张，自然能够博得全国上下的同情。何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等人一直主张的也是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旦宪法确立，袁世凯权力受到制约，无异于把这只老虎囚于宪政民主的牢笼之中，袁世凯自然无计可施。如果那时他要反抗，无异于成为举国之公敌。当然，二次“革命”也祸及自身，它把孙文从1893年起积聚的暴力激进派力量一举摧垮。导致孙文这个做了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革命派领袖竟然遭到民国政府的通缉，不得不再次亡命海外，这对于中华民国和孙文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孙文逃亡后，激进革命派势力迅速崩溃，但袁世凯也日趋保守。他不再相信宪政派的温和社会改良的做法，而是迅速摧毁国会，把权力牢牢控制到自己手中以求安全。到最后，他跳入杨度们为他挖好的陷阱，弄得身败名裂。与孙文以逃亡海外退出中国政坛的方式不同，袁世凯竟然一命呜呼，彻底走进中国历史。

　　我们从护国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孙文领导的革命党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到1916年，中华民国的两大极端势力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维新派和孙文为首的暴力革命派已呈没落之势。暴力革命不为民众欢迎，复辟帝制不为民众接受，君主立宪也早已没有了民众基础。这时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辛亥革命后确立的宪政民主政治。

　　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黎元洪宣誓就任民国大总统。6月29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重开于北京。

　　鉴于首届国会两大党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历史教训，复任众议院议长，笃志宪政的汤化龙倡议不再建立政党。他认为民国初创，持有宪政民主思想的人物并不很多，大家不如求同存异，合成一股力量。倘若再分成若干党派，无疑让旧派势力渔翁得利。故此大家以友谊集合，不再组党。他说，这好比乘舟，在惊涛骇浪中大家务必同舟共济，等到达彼岸，大家再行分手，为时未晚。在他的倡议下，原属进步党、国民党两大党的国会议员，均不再以党派名义活动。国民党变为客庐派，丙辰俱乐部，以后与旧进步党的韬园派合组为宪法商榷会，而进步党变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法讨论会，以后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

　　在以后的时间里，虽然有张勋复辟闹剧和国会的再度解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个权力意识极为浓厚的国家里，经过短短几年的宪政实践，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宪政国家的的基石已开始奠定，极权专制的旧有传统已渐渐驶离我们的国土，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地方势力得以增强，这些都对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的王权专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梁启超为首的宪政派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的时局中建立起了双方对自己一派的依靠和信任。而针对张勋复辟的马厂誓师，自始至终都有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谋划和参与。因此，在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梁、汤及宪政派的声望达到极致。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内阁组成，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从这几个职务来看，宪政派已然大权在握。

　　由于冯国璋与段祺瑞矛盾的日益加深，最后双方水火不容。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去总理一职。宪政派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自然也一同解职。梁启超经过几年的政坛颠簸，书生意气终于发作，誓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一个人跑到北大教书去了。

　　自宋教仁被刺为中国宪政事业殉道之后，推动中国宪政运动前行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梁启超的身上。无奈梁终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不堪大任的他没有选择慷慨赴义，而是选择了避而远之。与宋教仁那种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豪迈相比，梁启超更多的是瞻前顾后，避重就轻。民国之初，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宋教仁力排众议，联合各派力量组建国民党，在孙文逃避责任把领导权交给宋教仁之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反观梁启超，在宋教仁遇刺后，进步党组建过程中，梁启超给自己女儿有过这样的书信：吾对于新党（指进步党）不欲积极负责任，今思得一颇妙之位置（原议袁为总理，黎与吾为协理，吾今决辞，仅设一总、一协，别设参事长吾任之，参事乃谘询机关，网罗全国中有名望之人，如前清督抚，及现任都督皆在焉，本不高，吾今欲此，故设之。）不审众人许我否，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与娴儿书》1913.3.27）宋教仁的死让梁启超产生了恐惧，他就不想积极负责任了，他想出了一个妙计，如果别人不同意，他就不参与此事。几年后，在中国宪政运动处于历史紧要关头时，这个中国宪政运动的始作俑者，却誓言不再过问政治，这是梁启超的悲哀，更是中华民国的悲哀，中国历史的悲哀。

　　与梁启超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位宪政领袖汤化龙则矢志宪政事业。他在1917年11月辞职后曾表示：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由此可见他决心之大。

　　汤化龙认为：中国的宪政体制虽然仿效的是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由旧到新、从恶到善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变化过程。现在我们把西方既新既美的制度照搬过来，涂到我们这个旧习恶政的国家之中希望能够水土相服，却不料这个药方和病人的病症不相符合，才导致国事如此，这实在不足为怪。因此，汤化龙决心远涉重洋，到美洲详加考察，取得真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总结十几年的失败教训，汤化龙已找到民国宪政运动的症结所在，他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

　 1918年3月24日，汤化龙带领林长民、蓝公武等人开始了出国的游历。他们先来到日本，呆了两个多月。6月5日，汤化龙带着翻译霍坚从横滨出发赴美国考察，6月20日，到达美国。汤化龙先后到过芝加哥、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加拿大托兰托、维多利亚等地。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等待回国的时候，当地华侨设宴招待汤化龙。晚上8点，宾主40余人步入唐人街，突然有人开枪刺杀汤化龙。汤身中两弹，倒地立死。而凶手也自杀身亡。事后得知，刺客乃广东香山籍国民党人王昌。著名进步党人刘以芬在其《民国政史拾遗》中曾对这种暗杀异己分子的行径有过深刻的评论：民国以来，无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相互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

　　5年前，宋教仁被刺，汤化龙曾愤怒的高喊：何以忍把万里长城自坏。而现在，汤化龙被杀，对中国宪政运动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宋教仁与汤化龙是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鄂州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他们的结局也惊人的相同，用刘以芬的话来说，他们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宪政运动的毁灭：从联省自治到联俄联共

　　随着汤化龙的被害和梁启超的退隐，在中华民国最高权力层已很难听到宪政派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中国宪政派也逐渐淡出国会这一象征宪政体制的政治舞台。但此时影响中国政局十多年的袁世凯势力也已是昔日黄昏，中国二千年的王权体制彻底崩溃。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都已经扫除，用一句抒情一点的话来说，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进入自由民主社会的坦途。中央集权的衰落，为当时的地方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机会，联省自治这一中国大地上亘古未有的新物种应运而生。

　　联省自治运动源于清末“预备立宪”。清廷的宪政编查馆曾呈奏折，强调中国地大民众，宜分省而治，且各省自治与国家统一并行不悖：“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谘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清史稿·志88·选举8》）

　　民国时期，联省自治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1920年到1922年间，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全盛时代。不但全国舆论一致，而且西南各省在行动上已展开了制宪自治的运动。开始的是湖南，其后浙江、广东、四川各自制定省宪。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纷纷跟进，省宪运动潮流激荡全国。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经过其后的张勋复辟，北京政府不恢复旧约法转而酝酿成立新国会，于是导致西南的独立。南北分立后，联邦主义开始成为政坛主流论调，历史学者李剑农最先提出：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虽然是单一制的，但实际上与邦联没有差别，邦联绝不会分裂国家，而是迈向联邦，促进国家的统一。章太炎和张继则最早提出了联省自治主张，章太炎提出：“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至于联省自治如何进行，赞成派认为：“联省自治制有两种意义可解释：（一）各省以联盟之意味互相联结，拥护各省之自治。（二）各省自制省宪，自选长官，自立政府，先造成一自治省，然后再联合各省，共制国宪，立政府而建设一联邦政府，故联省自治制，也可以说是联邦制的一种”。

　　省宪运动是建立在联省自治运动基础上的，省宪运动的大致内容，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王世杰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统一的方法，他们主张先由各省自行制定宪法（或称省自治法）；待各省（或若干省）省宪成立，实行自治后，再由各省遣送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国宪，因以完成统一事业；第二，关于未来的政制，他们主张采取联邦制度。倡导联省自治主义的人，固然也有不认联省自治主义为联邦主义者，然而那不过是名词上的争辩。实则倡导联省自治者，无不主张于国宪中制定中央与各省的权限。”

　　各省“联省自治”进程：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曾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

　　同年4月，贵州卢涛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

　　1922年12月，赵恒惕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

　　同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

　　陕西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

　　在历经孙文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的称帝和张勋的复辟等历史活剧之后，中国人对宪政民主的信念愈加执著，要求中国采用立宪政体以便成为富强之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尽管宋教仁遇刺，汤化龙被杀，中国人在践行宪政的过程中屡遇挫折，但这丝毫没有放缓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脚步。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中国沿着宪政之路不断前行之际，1917年11月，俄国极权主义运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很快这一灾难性的运动就祸及中国。

　　1923年11月26日，这或许应该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日子。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有两项决议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国民党决定成立义勇军军校，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同时决定由林森，邓泽如，吴铁城筹备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兑现十个月前《孙越宣言》联俄、联共的承诺。

　　这也许是历史和中国人开的一个严肃而荒诞的玩笑，也许是中国国运只能如此。从1923年11月26日起，中国历史步入已垂垂老矣的孙文设立的风险轨道。本来，刚愎自用的孙文在二次革命后已经走进历史，成为一个过气的政客，但俄国人的垂青让这具政治僵尸起死回生，一个会议，两个决议，造就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股势力，也造成了百年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国最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

　　陆军军官学校因为位于广州黄埔岛上而被世人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建立实为落实孙文1923年1月提出的建立党军的主张，从主张建立党军，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到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党指挥枪的历史创举，当然这种创举并非孙文的发明，而是照搬苏俄共产党党指挥枪的结果。俄共从其一夺取国家政权，就急于在中国找它的利益代理人，以便于用中国庞大的国土抵御来自南方的日本对其的威胁。它找过陈炯明，吴佩孚，最后才找到孙文。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孙文在追随者一片反对声中完成了与俄国人的政治联姻，俄国人开出的条件是除了动用军队直接帮助孙以外，孙其它任何的要求俄国人都可以答应，但俄国人还有一个附带的必要条件，就是孙文必需接受它在中国生出的一个政治混血儿。于是就有了《孙越宣言》，东方的潘朵拉魔盒由此打开。

　　黄埔军校初创时，学生不过500人。而到孙文去世时的1925年3月，也不过两个团，二、三千之众。然而这些入校的学员大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是拥有新学识，新思想的新青年，进入黄埔军校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报国机遇，这几千人，实为当时中国青年中最杰出的精英分子。蒋介石也正是靠着这样一批热血青年，时代精英，才不断壮大，并且所向披靡。

　　与此同时，于1921年创建的中国本土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于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已经创党30多年的国民党开始把自己积累的政治资源与这个幼年的政党分享。中国共产党也由草创时期的50来人迅速扩张，1925年初有近千人，到1927年4月，已有6万之众，与中国国民党已呈分庭抗礼，争霸天下之势，这可能是还悬棺空中，尸骨未寒的孙文万万没有想到的。

　　1928年，孙文手创的党军攻占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灭亡，而早在1927年4月，孙的继承人蒋中正已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的政权，名之为国民政府。它与民国政府虽然只是两个汉字顺序上的颠倒，但它的真正含义，已相去不止万里了。20世纪初中国持续了20年的宪政运动也画上了句号。此后国家的牌位越举越高，但民众的权利却越来越少，最后演变成了党国——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