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美国政治科学之父约翰·亚当斯

“我们的独立革命历史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整个事件的实质是富兰克林先生的带电权杖向地上重重一击，华盛顿将军就跳了出来。那位富兰克林先生用他的权杖给华盛顿充了电，然后这两个人就搞出了所有的政策、谈判、立法和战争。”——约翰·亚当斯。
　　一七三五年十月三十日，约翰·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雷茵特里，现在的昆西市的祖宅中。因为这幢房子里诞生了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美国人称其为“美国独立的摇篮”。一七八四年，约翰·亚当斯从英国回国，买下了这座位于如今昆西市亚当斯街的豪宅，亚当斯家族有四代人在此生活。一八四六年，亚当斯的后人将它捐献给了国家，它成为了“亚当斯国家历史公园”的一部分，以纪念亚当斯父子对国家的贡献。

　　约翰·亚当斯的父亲也叫约翰·亚当斯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他是鞋匠，牧师、农夫，和议员。他生活简朴，勤俭持家，积蓄都用来购置地产，从不追求享乐。他这种脚踏实地、勤劳朴素的生活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

　　少年亚当斯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常常为了玩耍而逃课。他放风筝、打弹子、摔跤、游泳还有滑冰。他最喜欢的是打猎，一有时间就去打猎。他还把枪带去学校，一放学就去打猎。这些娱乐对少年亚当斯来说是很有益的训练。亚当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阅读了，小学里，亚当斯的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他和波士顿的富家子弟一样小学毕业后进了拉丁学校。他很有数学天才，但拉丁学校不让他加快学数学的进度，让他十分不满。除数学外，他不喜欢其他科目，他讨厌拉丁文。后来，亚当斯先生让他离开了拉丁学校，进入更有挑战性的新学校，约翰终于认真地开始了对知识的探索。一七五一年，约翰进入了哈佛学院。在哈佛，他学习拉丁文、希腊语、逻辑、修辞学、哲学、形而上学、地理、数学、几何以及神学，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和哲学。哈佛的四年完全改变了亚当斯。一七五五年，亚当斯从哈佛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普特南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一七五八年底，亚当斯进入马萨诸塞州律师公会，并在波士顿执律师业。

　　一七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约翰·亚当斯与阿比盖尔·史密斯成婚。十九岁的阿比盖尔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是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她自幼体弱多病不能上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阿比盖尔是第一夫人中最博学的，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亚当斯与史密斯一家从小就相识了，但他从来没有在意过阿比盖尔。直到她十七岁时，他惊讶地发现她对诗歌、哲学、政治知之甚多。婚礼结束后，一对新人骑一匹马，来到了他们的新家，一座位于布雷茵特里的小别墅和农场。独立革命开始后，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多次长期分居，约翰和阿比盖尔通过书信来往，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一七七六年，北美废除了英国法令，她建议丈夫把妇女权益包括在新体制中，她写到“不要忘记女性，要比你的先辈更慷慨地支持她们！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搁置在丈夫们的手中。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都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要酝酿一场暴动，如果法律不给予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能够代表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是不会受制于这种法律的”。亚当斯对这些并不在意，认为没有理由废除男性制度。一八零零年，首都迁至华盛顿，阿比盖尔成为主持白宫的第一位第一夫人。在华盛顿，她的健康很糟糕。一年后，她回到马萨诸塞州，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阿比盖尔死于伤寒。

　　一七六五年二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此前，亚当斯只是把律师当作一种某生手段，并不打算投身政治。但当《印花税法》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时，亚当斯心中立刻就知道了：殖民地人民肯定不愿支付《印花税法》，到时侯生意会关门，法院也会关门，律师将无事可做。亚当斯在报纸上读到弗吉尼亚议员帕特里克·亨利在议会中的一个决议：只有本议会有权向本地居民征税，任何想把上述权力委予外人的企图，都意味着是在破坏北美人同时也是在破坏英国人的自由。亚当斯想起了以前写的一篇论文。把它给了族兄山姆·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上连载，文章写道：“愚昧与缺乏思考是造成人类毁灭的两大因素。由于知识是反抗专制的最佳武器，所以，取得权力平衡的第一步是教育民众。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是怯懦，我们要敢读、敢想、敢讲、敢写，我们要打开知识的每一个窗口”。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把亚当斯引进了政治，成了革命派的要员。

　　一七六六年三月十八日，英国国会取消了《印花税法》，形势稍见缓和。代表英国利益的托利派几次三番地想让亚当斯当殖民地海军法院大律师，都被他拒绝了。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发生了“波士顿惨案”。英军开枪，打死五人，打伤六人。事后八名英军士兵和一名上尉被控。被告英军在殖民地竟然请不到人给他们辩护。最后被告去请一为名叫约西亚·昆西的年轻律师，昆西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亚当斯共同办理。亚当斯听完来人的讲诉后说：“要是上尉认为没有我的出庭就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那么，我接受此案”。亚当斯对英军的所做所为极为不满，但他心中的法律是公正的是没有阶级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在被法官定罪前是有罪的，每一个被告都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杀人是事实，但杀人并不就是犯罪，他要辩护的就是这一点。首先，他要把审判推迟，因为事情正在火头上，人们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他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法院的同意，审判被推迟到九月份。亚当斯对原告的九十六份证据进行了研究，认为九十四份不经一驳。他还为被告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医生杰佛里的证词，他曾给帕特里克·卡尔治疗，卡尔临死前一天对他说：“不管开枪的是谁，我都宽恕他，因为我知道，对方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了自卫”。前一阶段的辩护是昆西出庭，亚当斯到了一七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出庭发表他的见解：“被告是杀了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杀人事件都是犯罪。上帝使每个人具有爱自己的本性，这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惯于谈论保护自由和财产，但要是我们切除了自卫法，那就是切除了自由和财产的基础”。“诸位设身处地想想那些士兵的处境，当时四处响彻钟声，到处是人们的喊叫声‘打死他们，打死他们’。还向他们扔雪球、冰块、石头，如果你们处在这种情形下，难到会不认为人们会杀死你吗”。“区别就在于是否受到攻击，法律决没有要求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不准还手”。“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啼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的影响，它永远是一种理智”。

　　陪审团判了六人无罪，两人有罪。这两个人是杀人罪不是谋杀罪。两人当场接受了刑罚，用烙铁烫了他们的手指。作为辩护律师，亚当斯大获全胜。但这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有些人甚至指责他纯粹是为了钱才接下这个案子，而实际上全部审判的酬金不过二十几尼。于是亚当斯退出了政治。

　　一七七二年，总督说服了英国议会要从英国海关收入中为殖民地法官发薪，这样他们就不再受制于殖民地议会，殖民地的三权分立就会遭到破坏，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将受到侵犯。从一七七三年一月四日起，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北美独立的法理依据。他说：英国议会和殖民地没有法律关系，殖民地只和英王有法律关系。建立殖民地是英王批准的，殖民地政府是英王批准成立的。英王也是殖民地的国王，议会只是英国的议会，不是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只效忠于英王，不听命于议会。殖民地独立于英国议会，它们同是英王的下属。总督应服从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亚当斯对英国的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极为深刻，他给英国议会出了个难题。在英国，英王是虚君，权力在议会。亚当斯却引用历史，效忠英王，殖民地和英王有从属关系而不是和英国议会，殖民地和英国议会是合作关系，要是无法合作的话，殖民地只有独立。

　　马塞诸塞殖民地法院共有五名法官，四名迫于民众的压力宣布不接受英王的薪金。但大法官奥列佛要接受英王的薪金。于是，亚当斯心生一计，由议会弹劾该法官，总督不予理睬。紧接着，最高法院开庭，奥列佛要求其他四位法官宣誓，被拒绝，法庭当场宣告瘫痪。直到一年后才由大陆会议重组马塞诸塞最高法院，出任大法官的正是亚当斯本人。

　　一七七四年十月十四日，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由亚当斯起草的《权力法案》向英国殖民当局明确地提出了北美人民的权力。

　　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康奈迪格代表约翰·迪金森和杰斐逊草拟了一份《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的公告》，在此公告的基础上，大陆会议开始组建军队。在组建军队的讨论中，亚当斯舌战群雄，是为大陆军建立的关键人物，他还提名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并获全体通过。亚当斯还在大陆会议的外联机密委员会中任职，负责寻求外国的资助。五月份的大陆会议上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李决议》。会议决定在《李决议》的基础上在拟一份《独立宣言》对英国正式宣告独立。这个起草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因为李太太在里士满痪重病，李回里士满了。李的位置就由杰斐逊来担任。五人委员会由亚当斯、谢尔曼、利文斯顿、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组成，负责《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本来李是宣言的当然起草者，但因李的离去，亚当斯成了最有资格的起草者，但亚当斯说“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还是另找人吧”。接下来的最佳人选应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认太老了无法作笔。于是，起草工作由托马斯·杰斐逊完成。最后由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修改了四十多处宣言乃成。为了宣言能顺利通过，亚当斯在大陆会议上，先是高声呼吁，再分别与各个殖民地的代表磋商谈判，经过无数次争论、妥协和讨价还价，《独立宣言》终于在七月四日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评论道“要是没有亚当斯的力争，大陆军不会很快成立，《独立宣言》也不会很快通过，北美的独立很可能在英国的忍让政策下成为泡影，因此可以说亚当斯是美国独立之父”。亚当斯还担任过战争与军械委员会的主席。除杰斐逊外，他是惟一一位签署过《独立宣言》的总统。

　　一七七八年，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一起被派往法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的直率触怒了法国人；对富兰克林，他怀着清教徒式的鄙夷，一七七九年亚当斯回到美国。回国后，他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制宪会议的代表，起草了马州宪法。一七八零年，亚当斯以公使身份被派往荷兰，在荷兰，他获得了荷兰对美国独立的承认和荷兰的贷款。亚当斯圆满完成了任务，给了北美人一剂强心针。一七八二年十月，亚当斯再次出使法国，促成了与英国的和平条约。但当他抵达法国时，就得知了大陆会议要将俄亥俄地区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法国要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作为美国的西部边界。亚当斯、富兰克林和约翰·杰伊把该指示放在一边，未经法国同意就签署了《巴黎条约》，将密西西比河定为美国的西部边界。谈判中亚当斯寸步不让，被称为谈判桌上的华盛顿。一七八五年，亚当斯被任命为驻英国的第一任美国公使，于一七八八年二月回国。

　　因为人在法国，亚当斯无法参加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但他还是以与制宪会议代表们通信的方式，把自己对宪法的理念传递给了制宪会议。亚当斯说：“我们在决定什么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之前，先要考虑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所有的理论政治家都会同意，政府的目的是社会幸福，正如所有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都会同意个人的目的就是个人幸福。从这一原则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能给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说：“除了共和就没有好的政府。因为共和的定义是‘法治，不是人治’。由于共和是最好的政府，若能对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做出特定的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某种形式的政府能最好地保障和严格地执行法律，那它就是最好的共和国”。制宪会议最后通过的宪法与亚当斯十年前起草的《邦联条款》中的绝大部分宪法原则完全一致。

　　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亚当斯被选为华盛顿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这样评价副总统这个职务的“我的国家以其才智为我发明了人类的创造力能够创造，或者说人类的想象力能够想象的最无意义的职位”。

　　一七九六年的总统竞选，亚当斯赢得了北部九个州的多数。杰斐逊则得到了男部七个州的多数。一七九七年三月四日，亚当斯在他的就职演中说：“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不论在何种合法的政体下，它都反映出全民的权力与最高权威，并且对人民有利而无害。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不论存在多久，都是全人类知识与道德普遍传播的证明。在人类心灵中还会出现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呢？只要民族自豪感不是来自权势与富贵，而是来自国家的清白、知识与仁爱的信念”。

　　一七九八年，亚当斯派出了马歇尔等三人与法国谈判，拿坡伦的外交部长塔列朗派出了三个代表与美国代表谈判，这三人提出无理要求：要先给塔列朗二十五万美元，再给法国政府一笔巨款，谈判才能进行。马歇尔三人听到这些后，气愤之极，立刻给亚当斯去了报告，报告中称三个法国人为ＸＹＺ先生，这个事件就被称作ＸＹＺ事件。亚当斯在议会中公开了马歇尔三人的报告，全国大哗。美国为此发生了第一次学生运动，哈佛学院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法国的无耻行径。亚当斯总统成了维护美国尊严的英雄。尽管开战的呼声很高，但亚当斯仍然决心寻找和平解决方案。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帆船和武装民船只在海上与法国船只交战，亚当斯不愿意走到与法国公开宣战的地步。一七九九年，亚当斯派出和平使团前往巴黎，这次和平成功了。根据一八零零年签订的公约，法国承认美国的中立权，免除了美国在独立战争美法联盟中承担的义务。美国则给予了法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一七九八年，亚当斯总统签发了对付反对派的四项法令：《归化法》，使移民更难成为美国公民；《外侨法》给予总统驱逐那些对国家有危险的外国人的权利；《敌国外侨法》，授权总统可以在战时驱逐和监禁敌国侨民；《反叛乱法》警告任何人如果“写作、印刷、散布或者发表诋毁、诽谤、蔑视或者破坏美国政府的言论，将被处以罚款和监禁”。这些法令是对言论自由的严重打击。《归化法》在一八零二年被废除。其他三项法令，有效期是两年，一八零零年失效。

　　一八零零年的总统选举对美国极为重要，选举中，联邦党人的内斗使亚当斯总统落选。同时，国会中联邦党也失去了多数。联邦党同时失去了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此时，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最高权力是否能按宪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党派之间和平交接。亚当斯总统以国家利益为重，没有以武力拒绝交权。而是利用宪法赋予总统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控制了不受选举影响的联邦司法部门，以维持联邦党在政治中的影响，以求卷土重来。

　　一八零一年一月，亚当斯任命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参院批准后，马歇尔于二月份上任，同时代理国务卿到亚当斯总统卸任为止。在新总统上台和新国会召开之前，联邦党人的国会通过条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从六名减为五名，以防止出现无法判决的局面。同时，该条例将联邦巡回法院增至六个，因此增加了十六个联邦巡回法官的职位。联邦党人的国会还正式建立首都华盛顿特区，任命了特区内四十二名治安法官。三月二日，总统亚当斯下台前一天，进行了“午夜任命”，由马歇尔任命了清一色的联邦党人出任首都的治安法官。第二天，也就是总统卸任的当天夜里，即将换届的参议院批准了对四十二名治安法官的任命。

　　卸任总统亚当斯在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二十五年后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这是我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回忆我一生所作的事，没有比这更令我愉快的”。约翰·马歇尔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他通过强有力的书面判决，和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奠定法律基石的决心，挽救了最高法院的独立，避免了它沦为政府的附属机构，确立了三权分立中的最关键一环。马歇尔废除了过去每个法官作出单独判决意见的做法，而是指派一名法学家写出大多数人的判决，从而加强了最高法院的影响力。在意见分歧的时候，这个制度使最高法院能用同一个声音发表意见。马歇尔能力惊人，最高法院中百分之五十的判决由他做出。最重要的判决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八零三年），判决中他确定了高院的司法审查权，即高院有权宣布国会的法令违宪；“麦卡洛诉马里兰案”（一八一九年），他根据宪法提出了政府的隐含权利一说，认为建立美国银行合宪。它为二十世纪的自由社会福利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卸任后的亚当斯回到了马萨诸塞州昆西市的家中。此后，亚当斯一直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旺盛的好奇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退休之后，他阅读新书，重读经典。白内障毁坏了他的视力后，他就让孙子和亲戚给他读。他还给独立时期的老朋友写了大量书信。他恢复了与本杰明·拉什的友谊，由拉什的调解，亚当斯与杰斐逊消除了分歧，恢复了独立时期就结下的友谊。一八二零年，他成为总统选举人，代表马萨诸塞州投票支持门罗总统连任。同年，他又被选入马萨诸塞州制宪大会。八十九岁高龄的亚当斯看到了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为美国第六任总统。

　　一八二六年七月四日早晨，亚当斯陷入昏迷。午后不久，他苏醒过来，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过了一会，他再次清醒，已无法说话，傍晚时分，他由于心脏衰竭和急性肺炎平静地离去，享年九十岁，是最长寿的美国总统。此前几个小时，杰斐逊去世，这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在通过《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的这一天，仅有的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同时去世。亚当斯被安葬在昆西市公理会教堂的墓地里，他妻子的身边。

　　因为他在独立时期的一系列关于政府、法律、共和政体、和权力制衡的文章，亚当斯被称为美国政治科学之父。在这里，让我们尝试着了解一下一七八零年代，以亚当斯为首的开国先贤们的美国心灵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人们是以哪些基本观点来理解世界与政治的？这里有一个巧合，那就是辉格式的权力观念，与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牛顿的宇宙图象十分相似。辉格主义一向认为，权力不受约束，会无限增长。这一观点被当时最新的科学证实了。牛顿宇宙观认为所有的天体都因万有引力而保持着自己适当的位置。宇宙中的一切因此而安居其位。就象地球，要是没有其它天体对它的吸引作用，那么怪异的现象就会发生。运动而有控制，就是牛顿的宇宙图象。宇宙是一个巨大而又能自我调节的有序系统，这个系统完全可以作为社会、政治体制和宪法的样板。权力相制，则一切事物就没有脱离其所属位置之虞。这种宇宙观之美，在于这种设计一旦启动，即一劳永逸。这个宇宙明显的是由一个十分理性的上帝所造。上帝是一切立法者的原型，他赋予天体以运动定律，也就是宇宙的宪法。创世结束后，上帝的工作就结束了。上帝造人，是为了他所造之物里能有一个了解他所造的宇宙的内在原理的被造之物。上帝是完美的立宪君主，因此他不会破坏他立的法则。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不断的启示，也不需要奇迹。辉格主义对牛顿宇宙观的政治意义十分清楚。专断、没有制衡的权力是不自然的，上帝要的政府是立宪政府。此说与独立前北美各殖民地的政府十分相似。当时的北美政府一直是立宪政府，这一政府并不是按牛顿原理建立的。辉格主义者为了使他们的政府有意义，牛顿物理学是其利器。遵守法律，安于其位的政府是好政府。逾越本分，武断地支配其余部分的政府，是坏政府。在亚当斯等人的文章中，描绘了一个在形式上没有违反其根本大法的英国政府，也能在北美如此妄行的图象。于是他们要建立的政府就一定要有宪法的约束，宪法要使每一个权力中心都逃不出其余权力中心的控制。这是以亚当斯为首的北美政治理论家们对美国和现代国家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