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表那里看到的测试：
http://www.ddhealth.cn/dotest.aspx
本人：
你将于公元2075年12月4日去世，终年99岁！
这个测试引起了王三表的三进制终极联想。
我也联想联想。
公元2075年，据说我死在那一年，那一年世界会成什么样呢？
这有点类似小时候的“二零零零年问题”。小学时候老是被引导或者说被要求想象2000年如何如何，《少年科学》上编谎话骗孩子，也总逃不出做梦梦见2000年一类的套数。直到90年代，贫乏懒惰的修辞仍然使人觉得2000年是光明未来的代名词。
现在，这个作为我童年时光明未来代名词的年份早成了过去，我所历的人世的变化、我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若能据着八九十年代的地位观之，现在无疑光明得一塌糊涂。可惜人只能立足现在观察过去——那就是历史学——却不能据着过去来观察现在。因而人实实在在经历着的现在，总不那么光明，光明总在前头。
去年我曾用文言文翻译若斯潘关于CPE事件的讨右檄文，就是开这样一个玩笑：假如一个清朝人，跑到2006年的法国读报纸，一颗清朝的脑袋会把当代政客的言论再现成如何的口吻、如何的色彩？……我将译文发给在上海的那个法国朋友，他回信说：“太可笑了，之乎者也的若斯潘。我向您强烈推荐法国的喜剧，我在上海，最想念的就是法国的喜剧……”我有同感。我在巴黎，时常想念的是相声滑稽——好在现在不用想念，都在硬盘上呆着呢。
向来幽默的手段之一，便是故意扭曲、蹂躏时空关系，从而造成荒唐滑稽的局面。这并非无理取闹。在这样的过程里，人们可以反过来照见一般正常思维图景的机制——这些思维图景人们习以为常，以致习焉不察，因习焉不察，便常常在真实生活中将它们轻易地破坏，造出非但荒唐滑稽，而且恶劣祸害的局面。现在王三表那路人马，对此荒唐的祸害，只能无奈地称为“行为艺术”，正以那些祸害者做的都是相声、滑稽、喜剧里的荒唐事。让荒唐事在相声、滑稽、喜剧里上演，那是艺术，在真实生活里上演，那就是“行为艺术”。前者是智慧的反思，后者是不健全的蠢动。唯有智慧的反思，能减少蠢动的几率。偏偏现在真实的中国，蠢动的人认认真真地扭曲、蹂躏着时空关系，遂行着最恶劣的“行为艺术”。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让若斯潘用清朝人的口吻作文，法国人看了滑稽——可是如果让穆尼埃用清朝人口吻作文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语跟现代法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换句话说，穆尼埃的口吻和若斯潘的口吻差别不会很大；可清朝中国人的文字和现代中文却有很大的断层。假如就在大革命的当初，一个清朝人之乎者也地即时翻译了《人权宣言》，那是否滑稽呢？
这问题症结在于，现代中文和现代法语之间拥有共时性，清代中文和现代中文之间有历时性，但清代中文和现代法语（十七世纪黎世留大主教时代以下）却不具备共时性。虽说耶稣会传教士早就和清朝交往，但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交流到底还是稀少的。共时的前提是双方拥有密切交往的经历。犹如两家世交，第一代为世兄世弟，第二代以下仍然维持交往，那么无论后代年龄大小如何，兄弟叔侄的辈分总能论得清。假如两家从无往来，那么只能当即假定某种辈分关系（譬如按兄弟论），上推固然也可以论出各自祖先之间的辈分关系，却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共时性的判断正类似于世交的辈分识别。譬如16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自然是共时的对象，可16世纪的法国和明朝，就谈不上共时。一样的道理，春秋时代和希腊城邦时代，东汉和罗马帝国，也谈不上共时。这些例子的双方，处在各自的时间维度里，分隔在完全不搭界的两个世界里。9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斯塔夫利亚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 年前的部分力图用全球观点描述古代历史，未免削足适履。
去年夏天在上海还见到一本书，比较中国和西洋绘画，一幅中国画夹一幅西洋画，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这他妈也算书？钱钟书同学早在八十年代就告诫过：现在中西比较就是为证明鸡不是鸭，鸭不是鸡，可这一点谁都知道，要你来比较什么？招啊，谁能证明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那才牛呢。历史对象的比较（不是永恒对象，像世界观、生死观、思维方式之类的），要么是共时比较，要么是历时比较，总须有共同的时空关系，才谈得上比较，比较共时条件下的不同，或者比较同一空间里历时的变化。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分处几乎完全不相干的时空，可比较的对象不是没有，却注定是很少的。
共时的观念产生于西方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将历史对象的时代性抽出来，形成纯净的维度。共时的现实也是来自西方，因西方文明对全球的整合，因无往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扩张，给全人类带来随着时代维度日新月异的现实。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譬如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西方，很难说是真正共时的，因为那时中国基本是封闭的，自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时空。后来人习惯用“落后”这样的字眼形容那时中国的状态，这不确切，这样的措辞暗示着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处在同一个时空，仿佛在共同的跑道上同时奔跑着，只是位置落在了后头。其实当时的历史事实显示，并不存在这样的时空关系，中国压根没想进入和西方共同的跑道，压根就是在跑道外折腾——也许是想建设自己的跑道？可自己跟自己赛跑图个啥呢？——谈不上与之赛跑，更谈不上什么落后。只是后来到底进了跑道，才事后诸葛亮地把之前在跑道外的瞎折腾说成“落后”，为的只是避免被历史过于辛辣地嘲笑。
无论如何，时代的雨露泽及中国，而且一天比一天浸润了。虽有倒行逆施的蠢动，早晚是要弭平的。资本主义的威力无可匹敌，涤荡一切静止、封闭的怪异时空。自清末以来，中国与世界共时已成趋势，而自我童年以来，与世界共时的趋势再也无法阻挠。因有共时的现实，自然产生对时代的思考和憧憬，“2000年”才得以在我的童年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一个代表光明未来的年份，一个问题：在2000年的共同的时间坐标上，设想你我他如何，学校如何，中国如何，世界各地如何……要知道1680年的清朝人，绝对不会想念1700年，这样的问题不会在那时人的头脑里提出—— 中国向来没有一以贯之的纪元，每个年号纪元都面临着随时终结的可能，在康熙十九年没有理由去憧憬康熙三十九年，谁敢在那会儿说康熙有没有三十九年呢？要之，中国古人的思维领域是非常局促的。普遍的时代的观念、共时关系的识别，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哪怕我们童年很普通、很老生常谈的某些想法，都大大超越了我们祖先的思维领域，因为我们多少喝了西方的奶。
现在，“二零零零年”已是历史。那个年份与我早已断裂，跟我形成了时间的纵深。我好像身处凡尔赛的镜廊，身处催人一股脑往前驱的凡尔赛大林园，左顾右盼其乐无穷，而驱使我兴致勃勃朝前走的，是前方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3、4），让我兴味无穷的，是前方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3、4），让我兴味无穷的，是身后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我曾数度走到凡尔赛大水渠最西端寥廓的广场，每次到那里，总觉像孙猴子跟如来打赌，一个筋斗飞到他所认为的“天边”，因而却步不前——其实前方还有一带丛林，然而灭点迷失在丛林里，便觉得仿佛到了头（图1、2、3、4、5、6、7、8、9、10），回头再看凡尔赛宫，只呈孑然短促的一横（图1、2、3），那便是我折返（图1、2、3、4）方向的灭点了。当然几何意义上的灭点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不过人可以给灭点安排一个象征物（譬如那广场），用以标示，用以动人。灭点，包括它的象征物，是动力，是能让人兴味盎然地观察形形色色对象的美的元素，是纵深辽阔的历史感的源泉，是勾人孜孜不倦走下去的彼岸。顺便说一句，中国建筑园林（包括近现代“西化”作品的大多数）向来缺少透视灭点的突出，这与中国历史的“静止”、中国思维缺少时代感和彼岸动力的情形都是一致的。
在我的小时候，二零零零年是所有人所隶属的时代的灭点象征物，现在，它成了我身后历史的一段纵深标志。至于二零七五年十二月四日，是今天算出来的我个人的灭点象征物——那一年怎么样？走过去看。
samedi 5 avril 2008
[2007.4.29]灭点
[2007.4.13]复制现代文明的中世纪村民
进大学前夕，一个父执告诉我，中国没有像样的城市，只有上海还算像个城市。这话到我耳朵里，当时毫无体认。这些年见到了一些真正的城市，看了一些历史图像资料，尤其是最近看了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中国》，才知道此言不虚。《中国》里拍摄了北京、林县、苏州、南京、上海五处，除了林县，四处都算中国人规格里的城市，而且都是名城。然而真正有那么点城市风貌的，只有上海；至于北京、苏州、南京，整个就是些破落杂乱的大村落。解说词暗示观众：上海的基础是殖民时期打下的……
当然，说上海唯一并不正确。中国还有其他由帝国主义建设的城市和租界。不过若说中国只有旧租界、旧殖民地才像城市，应该就没有大毛病。殖民城市和租界，同欧美本土城市相比，水平并不高，也多有病态，但就这样，已经足以凌驾于所有中国自己所谓的城市之上。晚清昆山人王韬，尝游历苏州、金陵，这在当时都是名都，待到1848年进入黄浦江见到当时的英租界外滩，叹为观止：“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须知1848年江南诸府尚未受长毛蹂躏，还延续着乾嘉的好风光，同时上海开埠却仅五年，租界建设更只有三年，可在来自所谓“天堂” 的王韬眼里，已然气象迥异，惊为神仙境界。其实，若看1860年代以下外国人来拍摄的照片，可知那时中国各地的景观，也就是些点缀着人烟的荒漠，纵使是号称富庶的江南，也不过多了些水，而那些所谓名都，也就是挤作一堆的破落农舍。1848年的上海英租界固然还弱小，却实实地震撼了见过世面的王韬。城市是真正具有震撼力量的景观。
等到我毕业，作为中国仅有的城市之一的上海日益丧失了城市气味。因为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做主大张旗鼓建设中国包括上海了——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就蜕变成奇形怪状的大村庄。那些得以保持城市风貌的旧租界、旧殖民地，大概都是被经济大潮冷落的地方。当然，上海的活儿尤其是大活儿据说多为外国事务所垄断。不过在中国，决定建筑之为建筑城市之为城市的不是建筑师和规划师，而是甲方。既然多数甲方是中方，是中方自己代表着并遂行着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那什么，那么说是中国人自己在建设上海并没有错处。上海由中国人自己建设，就向大村庄靠拢了。真是没治。谁让中国就是世界的乡下呢？让我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租界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租界——结论：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新中国。中国近代一切有为的仁人志士，一个个到底都是深受帝国主义影响甚至受帝国主义扶持的；近代中国人做的一切积极的事情，桩桩件件毕竟是挟洋自重干成的；新中国的“崛起”，端的是取决于帝国主义的垂青与否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的逃跑，导致上海数十年的停滞，等到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带着能耐卷土重来时，站起来的中国人合情合理地成了发号施令者，帝国主义为我所用，中国风从此抽起来，令帝国主义们侧目。
阮仪三这老江湖胡说八道，全不在点子上。异国情调也罢，民族风格也罢，都是缘饰。现今中国城市建筑的一切问题都因中国固有的文化所致，更本质一点地说，那些问题都是中世纪的蒙昧造成的。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风格，更不是什么“自己的风格”，而是摆脱中世纪野蛮状态，是建设合理的——或者退一万步——像样的城市和建筑。像样的城市和建筑，只有在西方文明的意志和理性支配下才能提供。一旦作为世界乡下人的中国人遂行他们自己中世纪式的意志，城市和建筑也就烟消云散。
别的不说，单说城市的空间。城市的空间，必须是开放的、连续的。而近年上海的扩张，常常以一些封闭的小区为单位进行。小区内自成天地，绿地、幼儿园、学校、商店、体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庶几自给自足，宛如封建庄园。小区被围墙包围，围墙外是宽广无趣的道路，小区的居民既缺乏同邻近街区交流的需要，也缺乏这种可能。这种形式的居住空间，最适合中国人愿意将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也就是把自己关起来——的人上人哲学。至于房屋造型、小区名称甚至保安礼仪等造成“尊贵”、“时尚”或“高雅”幻象的千奇百怪的噱头，是迎合这种中世纪心理的锦上添花的手段——“泰晤士”只是登峰造极一例。
不仅上海外围区域出现了这种村庄化的空间，随着旧城区的改造，核心地带也出现了同样趋势。村庄化趋势所带来的是整个城市空间的割裂，或者说城市的消解。中国仅有的城市在村庄化，因为这里的居民是当之无愧的村民。过去管封闭集体住宅区叫做“新村”，这才名副其实。走在小区之间的大马路上，只见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区，不见连绵一气的城市，野蛮荒芜，索然无味。这种空间，实是回到了中国旧日城厢的内向格局：宅院庭园各自为政，互不交涉，里面据说别有洞天、人情融融，对外则是清一色冷漠的围墙。这是村庄，是挤作一堆的农舍，不是城市，不可能有完善的市政，不可能有城市的激情，不可能有市民的文化，不可能有市民的觉悟——当然，也就没有“公众”、“公德”以及“政治”，更谈不上“文明”。其实旧日城厢格局，尚有面向街市的户牖，因为穷人住不起封闭的宅院，生意人则要借助门面营业。这两项关于城市的积极因素，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植入，现在都一天天地边缘化：有超级市场，不再需要热闹的街市，有集中营似的小区，穷人也可以关到围墙里。就这样，连旧日城厢的那点点“类城市”气息也在消散。
如今回上海，要觅城市，只得往未经改造的区域去看——那些地段有些很破落很丑，有些则很体面很漂亮，但无论丑的美的，无论破落的体面的，总还是城市的样子。这样的地段越来越少了。说不定哪天中国人的魔爪就要伸向那里，或者彻底铲平改成起了尊贵名字的村庄，或者矫揉造作地去制造什么新新天地、新新新天地……新天地那般的“城市景观”，以及“泰晤士”那样的尊贵住宅区，又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个性格：中国人喜欢所谓“江山如画”，喜欢生活在幻像里。因他们的无趣和无能，真山真水对他们而言多是灾难，真实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只是苦役，他们向来觉得真实就是可恶的。也因这，他们连真实的自己都不愿认识，因为真实的自己与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对人上人的价值追求是个讨厌的消息。故尔虚幻的尊贵最能打动他们。故尔他们热衷于制造各种奇幻的景致，从异国风情到夜景。故尔他们从来无视江山的真实，只陶醉于如画的江山。故尔他们从来不欣赏真实的生活，他们管弄虚作假叫做艺术，管矫揉造作叫做品位。他们躲在中世纪的村落或庄园里，偷觑着花花绿绿的现代世界。至今为止，他们并不想走出中世纪，他们要做的只是把现代文明的花花绿绿拷贝到他们的中世纪村落，在他们中世纪的破布上锦上添花，好继续中世纪的一切。
中国复制着整个世界
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隔壁的新哥特式教堂传出的钟声，提醒吴玉清(音译)到了起床的时间。在每天去食杂店的路上，她要经过Cob Gate炸鱼薯条店和丘吉尔、南丁格尔和莎士比亚的铜像。身材高大的身着红色制服的女王警卫，会向她点头问好。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是英国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小镇，但吴玉清的新家实际上却坐落在中国上海的郊区。
复制是中国的最新技术
《华盛顿邮报》4月11日发表的长篇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继续拉动数以亿计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和郊区，建筑热潮已提供一个巨大的看起来就像是外国居住区的新景观。这些已经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房地产开发，正体现出中国的最新技术――复制。
在南京，有巴厘式的避暑山庄和意大利式的别墅；在东南部的杭州，有威尼斯城和苏黎士城；在北京市中心，所有的一切都跟纽约的曼哈顿有关，从Soho到中央公园，再到公园大道。
上海ERA房地产公司经理王提诺(音译)说，“现在，许多中国人都把财富与异国情调联想在一起。他们买下这些房地产，来区别自己与普通老百姓的不同。”《华盛顿邮报》说，由于对异国情调的房地产需求的增多，开发商们都热衷于复制那些世界著名景点来吸引顾客。
而上海的房地产开发计划，则最雄心勃勃的，呼唤仿照欧洲各地来发展周边卫星城市，其中包括德国、捷克、西班牙和北欧小镇，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这个看起来很伦敦的小城，被称之为“泰晤士小镇”(Thames Town)。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也在一篇题为《中国的西式“富人新村”》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的“泰晤士小镇”。乍看上去，松江新城(Songjiang New Town)与过去10年中在上海郊区涌现出的其它许多小区并无太大差别。在几幢豪华独栋别墅的庭院旁边，林立着一座座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摩天大楼。新修的道路非常宽敞，目前尚未出现车水马龙的景象。
然而，在新城的一个角落里，却充满着惊喜。在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坪旁边，矗立着一座新哥特式教堂，尖顶足有200英尺高。角落周围有一间酒吧和Cob Gate炸鱼薯条店。沿着街道再往前便会看到一个个红色的公用电话亭。
文章说，欢迎来到泰晤士小镇，这座英国风格的乡村小镇，代表着繁荣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上的最新潮流。这座风景明信片式的小镇融合了乔治王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同时加入了些许仿都铎王朝(Tudor)建筑的痕迹。
该项目耗资50亿元人民币，由英国阿特金斯集团(Atkins)负责设计，完工后最终可容纳约1万人。精心粉刷的房屋、洁净的鹅卵石小路和采用隐蔽布线的雕饰街灯，与中国多数城市小区的喧闹拥挤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建筑全面“西化”
上海恒和置业有限公司(Henghe Real Estate)董事长何青(James Ho)表示：“我们不希望建造与上海其它现代建筑一样的东西，而是希望建造一些反映文化、历史和传统感觉的东西。”(chinesenewsnet.com)
该项目的一份宣传册称，它将成为“现代城市名流的新聚居地，以及成功和尊贵人士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泰晤士小镇及其所在的松江开发区仅仅是上海城市改造规划中的一小部分，政府官员将该规划称为“一城九镇”。
文章指出，上海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市区内依然充斥着大量外来民工。上海市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郊区建设9座卫星小镇，其中一些位于之前基本未开发的地区。在几座新开发的城镇中，还设有展示社区，旨在将全球各地建筑风格融汇其中。
因此，除了位于上海市中心西南30公里的松江泰晤士小镇以外，在上海市中心以北28公里的罗店，还有一个具有北欧风情的开发项目。该项目主广场周围是狭窄的街道，两旁矗立着带露台的别墅，线条简洁，窗户高大，外墙都采用柔和的彩色和灰色。
在向西约32公里的安亭，坐落着一座德国风格的小镇。该项目由法兰克福公司Albert Speer & Partners负责总体规划，其创始人是希特勒最青睐的设计师之子。这座小镇的设计灵感来自包豪斯(Bauhaus)建筑的发祥地魏玛，其功能性和现代气息特别符合上海等大都市的周边环境。意大利和西班牙风格的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
许多小镇不仅具有特定的风格，其经济活动也有明确主题。松江曾是上海最初的居住区之一，还是宋代许多著名艺术家和诗人的故乡，这里将被改造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大学城。目前，7所大学正在逐步迁往此地，或在这里建设校区。预计安亭将成为上海汽车行业的中心。德国小镇毗邻大众一座汽车年产量逾45万辆的工厂。这里有众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耗资27亿元人民币新建的上海1级方程式赛道距此也仅一步之遥。
这些项目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恒和置业表示，泰晤士小镇的很多单元已经提前售出，但记者最近参观时发现，周围除了施工人员很少有其他人，遍布上海的罗森(Lawsons)便利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已经开业的商铺之一。
赢得新富们的青睐
尽管如此，开发商仍然相信，这些仿西式小区将很快赢得上海新富们的青睐。它们认为，在中国的地产繁荣中，上海是最大的热点，而且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既渴望获得新投资机会，也热衷于拥有一种“生活方式”，通过住在某些特别的地方，将自己和同辈区别开来。
举例来说，北欧新镇(Scandinavia Town)的开发商Golden Orchid公司，就在着重强调该项目的环境多么宜人。罗店周边地区是湿地和土路，路两旁林立着五金商店和废品回收站。然而，开发商对为新社区留出的区域重新进行了精心的绿化。令小镇引以为荣的是，它拥有一个只供居民使用的湖泊和码头，而且还将建造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综合设施。
Golden Orchid的高管吴庭(音译)表示：“很多人都会愿意住在这样的地方，远离大城市的紧张和污染。”《金融时报》说，不过，小镇传达出的讯息有时并不协调。在该开发项目的样板间中，摆放着一架大大的白色三角钢琴，而在外墙上，有一条用汉字写的广告牌：“北欧风尚，钻石品味”。
尽管上海人均年薪已达到3.1万元人民币，但购买这样一套欧式住宅，仍是一大笔钱。泰晤士小镇中一套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别墅，价格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在罗店，面向码头、面积较大的北欧别墅价格甚至高达800万元人民币。吴庭称，销售情况显示，它们很受香港人的欢迎。
即便价格如此之高，恒和置业和Golden Orchid也很难获得高额利润。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加上建筑标准较为严格，该项目的建筑成本比上海市中心的普通项目高出50%。事实证明，复制外国建筑风格极其困难。泰晤士小镇的一些房子不得不重建两次、有时甚至三次，才能令开发商满意。
何青表示：“我们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因此就存在学习成本。”他为自己公司创造的“小英国”感到自豪，但他承认：“我不能保证，这一定是一个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项目。”
《华盛顿邮报》指出，从现在到2015年，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新建筑将在中国拔地而起，预计每年增加多达60亿平方英尺的空间。整个全中国，混凝土式建筑和空地，都在给浮华的房地产开发商让路，这些开发商承诺，要给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一种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的全新品味的住宅区。
西式小区如同“自我殖民”
不过，一些保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对这种趋势感到悲哀，他们指责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正在破坏古老的中国式住宅，抨击这些仿西式小区是一种“自我殖民”形式。
从上海市城市管理部门退休的74岁的于仁泽(音译)说，她不明白这种发展西方式建筑的呼吁，即使有人给她一处这样的住宅，她也不会让自己的家人居住在这样的新住宅区。于仁泽说，“我们不是外国人。”
《金融时报》说，鉴于上海的殖民历史，这种开发欧式项目的新浪潮，遭到了一些讽刺。在外国列强于19世纪中期占领这座城市后，它们建造的建筑与现在郊区的那些没什么区别。在原法租界的道路两旁，仍然梧桐成荫，雅致的公寓与人们在巴黎见到的那些并无二致；而在上海的其它地方，还留有都铎公馆式的大型别墅，市中心还有一座根据歌特式德国城堡结构建造的宾馆。
在共产党1949年收复上海后――当时解放军准备进攻罗店，即现在北欧新镇的所在地――他们试图抹去这座城市中浓厚的欧洲资产阶级味道。作为一种象征姿态，外国租界富丽堂皇建筑物中的居民被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和士兵。相反，今天上海周边拔地而起的西式小区，是获得政府批准的――这一信号表明：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活跃着不同的想法。
但杭州威尼斯水城的总经理任兵(音译)认为，这些主题项目不应该遭到贬低，“即使许多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也倾向于购买一些非美国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否认，他们的祖先所传下来的传统。”
《华盛顿邮报》说，在文章一开关提到的吴女士表示，即使她非常喜欢这栋刚买下的舒适而美观的四房镇屋，其实她并不渴望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位45岁的投资商说，“这样的生活就好象我生活国外，但仍是生活在中国，所有人都说汉语。”
在杭州威尼斯，如果街头的招牌不是用汉字写的，你就很难发现自己到底身处何地。胡君(音译)新公寓的下面，就是载有平底船的运河，窗外风景包括布满鲜花的门廊和拱型的桥梁。而“圣马克广场”，只有5分钟的路程。8平方英里的杭州威尼斯水城，其别墅、镇屋和高楼将容纳4500名居民。
53岁的胡君是一名退休的会计师，当她从当地报纸上看到售房广告后，就马上赶到销售办公室。胡君说，“它看起来就象生活在国外一样，象居住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一样。我从未去过威尼斯，我在电视里看见过，我真的很想去看看。”
《华盛顿邮报》指出，最后，胡君花5万美元买下一个两睡房一个卫生间的公寓单元。她的6位朋友也在这个新住宅区购买了住房，她说，“在这里买房子的都是更高的阶层。”威尼斯水城的开发公司总经理任兵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希望能创造一个欧洲小城市的味道――当然主要模式就是威尼斯，但他同时强调说，这个社区还借鉴了法国的第戎和德国海德堡的风格。
任兵说：“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项开发满足了他们对童话的渴望。”
《华盛顿邮报》说，开发上海松江区泰晤士小镇的上海恒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青，也谈到了当初想创造一处“世外桃园”的想法。何青说，上海的泰晤士小镇并非完全仿照英国，其特点是综合了数百年来从哥特式到都铎式的建筑。
何青说：“在一开始，对建造这样的一个经典的项目，我们也有点担心。所以，我们非常注重细节。”何青介绍说，一些建筑建起来，由于它不是很象原著，就被夷为平地，然后再重新建造。工人们曾三次前往英国，专门学习不同的屋顶砖瓦、石材及其他技术。最后，他们都熟练掌握了这些古老的技巧。这个建筑小组已接到来自英国的邀请，请他们帮助建造一个象泰晤士小镇的项目。
中国人需要自己的风格
《金融时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泰晤士小镇等项目没有遭到强烈批评。例如，反对者认为，建造如此多的仿欧建筑，正将上海变成一系列小型的迪斯尼乐园。“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种滑稽现象：开发商在不断建造欧式建筑。中国人使用这些名字和风格是很滑稽的。”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阮仪三表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风格。”阮仪三还是中国保护文化遗产游说团体的主要成员。
有些人还质疑，这些卫星城能否在上海周边创造出一个真正有活力的城市圈，将市中心和较偏远的城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些高档居住区太孤立、太造作，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联系。
交通是个大问题。尽管松江按计划将于2007或2008年开通轻轨，而且预计在2009年之前，一条新地铁线也将在距北欧新镇一公里处设置停靠站，但这些社区都未与上海公共交通网络相连，这意味着在市区内工作的居民都要长途通勤。从罗店到市中心，非高峰时段需要1 个小时，其中一些道路路况很差，泰晤士小镇甚至更远。安亭距市区也有很长的车程，尽管附近的经济更为活跃，能提供一些离家近的工作机会，但一些住户已经在抱怨了。
文章说，尽管如此，许多热衷于此的中国人显然还是被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小区吸引，他们认为这些小区在某种程度上比传统的中国建筑更为精致。在泰晤士小镇的绿地上，一对正在拍结婚照、第二天就要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希望我们的结婚照有一个特别的背景，这里十分理想。”即将成为新娘的张玲（音译）说，“结婚仪式上我未婚夫会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她身着长长的白色婚纱，腰间点缀着一条红黑相间的格子呢腰带。预计泰晤士小镇的哥特式教堂，将举行很多婚礼。开发商的宣传册上说：“我们正在建造一个神圣的婚礼区。”
同日，一群来自中国西南云南省的游客，在路过时临时停了下来。一位游客解释说：“我们觉得这里真的很美，就要求司机停下来，让我们转一转，拍些照片。”
这些开发项目将依然仅仅能吸引外地游客的好奇心，还是能成为真正的繁荣社区，仍须拭目以待。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努力再创造出另一个年代和地点的建筑，但却搀杂着一些古怪的不谐调。比如说，名字。杭州威尼斯水城的建筑，是豪华的“第一世界大酒店”。在上海郊区最昂贵的地段，是充满南加州风格的别墅区－－圣达菲牧场。
这些名字对中国人的耳朵来说，似乎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但许多美国人将会把这个名字，与1997年天堂门集体自杀案的所在地联系到一起。1997年3月26日，39名基于相信他们死后将会登上一艘太空飞船，跟着海尔波普彗星进入“来世”而集体自杀。
《华盛顿邮报》指出，火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另一大景观，就是五花八门的市场促销。杭州萧山的西班牙别墅区戈雅公寓，巨幅广告上写着托马斯.杰佛逊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有不可分割的权利。在戈雅的每一户居民，百分之百都能看到钱塘江。”
泰晤士小镇惹争议
此外，上海的泰晤士小镇已发现自己卷入争议之中。英国的店主指责这项开发，窃取了他们的名字和建筑细节。Rock Point酒馆和Cobb Gate炸鱼薯条店的老板已经抱怨，好像有人在上海克隆了她的生意。
英国《每日电讯》说，当英国人盖尔·加迪(Gail Caddy)看到一张“上海泰晤士小镇”的照片时，她意外发现自己开的店铺被克隆在6000英里之外的东方。上海这家名为Rock Point酒馆的窗户，仿造的是莱姆雷吉斯的Rock Point酒馆早期乔治王时代建筑风格的长形窗户。而紧挨着酒馆、店面更小、环境更舒适的酒吧Cobb Gate Fish Bar，在上海则成了Cob Gate Fish Bar酒吧。
惟一的不同是：上海的Cob Gate Fish Bar比被仿造者少了一个“b”，而酒馆的二楼也比英国的这家少一个窗户。
“中国人在上海仿造了我的酒馆，所有一切都被仿造了，事前没有任何人跟我商量或给出一个解释。”加迪女士说，“在英格兰，只有我们这一家炸鱼薯条店是开在河口的酒馆边上。上海店铺的前前后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位置也没有变化，只不过它是在长江口上。”
文章指出，“泰晤士小镇”以及其他模仿欧式风格建造的郊区小镇，源于上海官员前几年的构想。他们希望向外界展示，上海这座上世纪初西方列强的半殖民贸易重镇，如今再一次成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城市。
开发商们还认为，欧洲主题的建筑将吸引新兴企业家阶层。来自英国建筑设计公司阿特金斯驻上海办事处的保罗•莱斯表示，他发现英国传统的理发店被换成了更中国式的门脸和中国名称，为此他感到多少有些失望。
“这确实有损外观，不过，中国人显然不熟悉英国名称。”他说。加迪女士表示，她想知道这种仿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并为此咨询了伦敦、上海和香港的律师。不过，进行侵权起诉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她自己没有店铺的原始设计。最终，她觉得仿造本身就是对她的某种形式的赞誉，并向中国媒体说，这两个小镇堪称“孪生”。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发言人王海军(音译)说：“目前，没有法律禁止仿造建筑。有地方政府刚刚完成了一处新建筑群，这回仿造的是美国白宫。”[估计是仿造国会大厦。中国人老爱指着国会大厦说白宫，因为前者更迎合中国人概念里“宫殿”的气派。]
[2007.4.4]充满兴趣地走路
我不是摄影迷，但自从有了数码照相机，我经常拍照。拍照是我观察世界的手段。
春天到了，巴黎人和在巴黎的人都出动了。再要拍纯净的建筑就不易。况且太阳日渐爬高，空气日渐湿润，冬日因干燥而碧蓝的天难得一见，除了落日斜照时天穹的东面和东北面。空气不透明，天不蓝，拍出来的建筑城市景观总嫌不精神。更兼白天多数时候日照太强，光圈不得不收缩，高倍长焦状态下成像质量大减——大口径高倍变焦、超短快门？玩不起啊。
这时节拍人却也不错。这10倍变焦相机，玩短平快打游击打狙击打伏击打闪击正合适：生龙活虎的人（图1、2、3、4、5、6、7、8、9、10、11、12），自由自在的人（图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舒展适宜的人（图1、2、3、4、5），浓情密意的人（图1、2、3、4、5、6、7、8、9），侃侃而谈的人（图1、2、3、4、5、6、7、8、9），庄严静穆的人（图1、2、3、4、5、6、7、8、9、10、11），清奇古怪的人（图1、2、3、4、5、6）……成像质量却在其次了。
前天在圣·路易岛，我正要用长焦拍摄防汛墙边一个扶梯，却有三个女同志（这两天看1983年春节晚会，“同志”长“同志”短的，有趣极了）闯进我的镜头——这是常事。我照常耐心等待。我离扶梯很远，看不清她们的面容，更听不见她们的说话。只见她们唧唧哝哝个不停，在楼梯口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接着一个挨一个，双手扶着两边的扶手，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唯恐失足，这架势不像走在公共设施的扶梯上，简直是踟蹰在华山的绝壁上。啊！我的女同胞！中国人！我立马意识到遇见同胞了。因她们特别的谨慎，耽误了我好久。不耐烦之间，我拍下了她们在扶梯上扭捏的倩影。（图）
她们结束了她们的扶梯历险记，走近我的时候，唧唧哝哝的普通话飘进我的耳朵，我的直觉也就证实了。
这样的扶梯，虽说略为陡峻了些，到底不出正常范围。这三位女同志的身材，不说娇小玲珑，也算短小精悍，反正不是胖子——胖子下这样的扶梯确有困难；这三位女同志的年龄，不说二八青春，怎么也过不去二十五，反正不是七老八十——七老八十的果然要当心点。可这三位如何这般扭捏？如何这般蠢拙？固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猥琐扭捏，可为什么万一而有之的猥琐扭捏的人，便准是中国人？
我在上海的马路上拍照，在北京的景点里拍照，这样的身影是我最大的麻烦——我不忍将这些人摄入镜头，却又很难避免。我曾经特意在中午人最少的时候去拍颐和园排云殿两侧的爬山廊，即便如此，也足足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只为等待那些在并不陡峻的爬山廊里磨磨蹭蹭唯恐跌跤的人。
本来无论城市景观还是名胜古迹，有人影点缀，却也不坏的。可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一个个拖沓着粘滞的步伐，松垮着慵懒的腰身。他们的手臂似乎不受神经系统的支配，只是随着步行时躯干的振动周期自发地晃着，像安在肩膀上的两棵死物。他们的脑袋总是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头颅的某个侧面嵌着两颗对一切熟视无睹的倦惰的眼睛。他们的走路简直是苦役下的怠工，他们唯恐多耗费一点气力。设若是爬台阶、爬扶梯，那更是如上刑一样痛苦的事情了。去年夏天在徐家汇、南京路、外滩拍照，满街的行人，走得是那么不情愿，那么粘皮带骨，那么死气沉沉，仿佛披枷戴锁，更如行尸走肉。幸而仅有的几个在广场喷泉嬉闹的小孩用他们活跃的身影提醒我，我当真是走在活人的世界。
看到那毫无生气的身影，我总想到一个令人不快的老词儿：东亚病夫。中国人的体质，固然还不算好，但至少不是抽大烟、裹小脚时代那样孱弱了。中国人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中国人的营养越来越完善。我所见的满街满园，到处是肉体上健康甚至强壮的男人或女人。可依然不脱病态。似乎有了强健的肉体，还不等于有了强健的体魄。
体魄这个中文词，我喜欢——肉体和魂魄。太祖年少时有一句好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用的便是“体魄”，而不是“身体”、“肉体”。用现在分析的语言讲，体魄便是人的主体意志支配自己身体的意识和能力。
人的身体，本自有许多运动不受意识支配——譬如胃肠的蠕动，心脏的跳动，它们的运动只受低端神经系统的支配，大脑意识很难对它们直接下达命令，更无论意志的支配。但有些动作有可能受大脑意识甚至主体意志控制。譬如发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说话发声一任自发，他们的语音、声乐形象，全凭所处环境影响，全凭下意识模仿，对他们来说，发声是不可控制的运动，略似心脏的跳动。但受过训练的人，却可以有意识地操纵声带、控制口型、结合呼吸，发出理想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发声不再是天人合一无意识的简单动作（act），而是意志支配下被对象化了的（objectified），成了复杂行为（action）。
至于外部躯干和四肢的动作，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受主体意志控制的——当然专业的肢体表演和运动，像舞蹈、体育专业之类，那提高了控制肢体的难度，不是人人都能胜任。但至少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愿意，都能做到用主体意志去要求、控制一些日常的简单动作，将动作升华成行为。而长期的培养训练，又使人习以为常，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一样。譬如用筷子夹菜，小孩最初往往夹起菜来就伸长脖子用嘴去凑筷子——这是非常自发的动作。这时父母就会教育，应当用筷子把菜送进嘴里而不是用嘴去凑筷子……久而久之，这成了仿佛自然而然的习惯，但实际上这样的动作已非简单的动作，而是经过培养的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譬如当人遭遇极其严重的饥饿，若猛然见到食物，往往会像狗那样伸长脖子驱使自己的唇吻去迁就食物 ——意志被饥饿击溃了，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被搁置了，本然的动作复萌了。人们日常许多看似自然而然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培养形成的，是意志支配下进行的。人拥有在主体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这使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其他的动物（类人猿也有一定的主体意志以及主体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譬如大猩猩会用木棍够高处的香蕉——当然程度远不及人）。
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是主体意识升华、肉体被客体化（对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灵与肉分离了、对峙了，构成了主客体对立的形势。人的灵魂仿佛居高临下地关注着自己的肉体，后者犹如一架灵敏的机器，前者则是操纵机器的那个“人” ——那是纯粹的“人”，是作为意志和理性的存在象征的“人”。
因而人对自己身体支配的程度，可以当作“人”的纯粹度的一个指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些职业，如运动员、舞蹈家、杂技演员，因特别训练，对身体的支配能力远远超乎寻常，对他们而言，这个指标便不适用，这指标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譬如那无生气的行尸走肉，就是些仅仅在动作着的名叫“人”的动物——倒不是说他们不是“人”，而是说他们在行走时，将自己交付了自发状态（spontaneity），泯灭了主体，忘记了自己是个“人”，那“人”便不纯了。于是外表的形象散手散脚、疲弱蠢拙。
这样的精神气质，或可谓之“自在”或“逍遥”。它的源头，或可上溯到先秦的道家，尤其是庄周。老庄的哲学，便是将人交付自发状态，从而造成一种广大无边的认同，即将天地万物都视作“我”，以此获得满足的幻觉。（儒道思想，都旨在抹煞个体，扩展个体的自我认同，从而得到集体压抑下的心理补偿——儒家只将认同扩展到家庭乃至“族类”，老庄尤其是庄周则是最极端的，延伸到天地。）将自己交付自发状态，便是老庄说的“法自然”，跟nature纯系二事。
儒家尤其是孟荀之辈以下，严别人与禽兽，那么当真是反对这种“法自然”的。但孟荀言“性”，无论性善性恶，到底只是将人性诉诸自发，远不曾触及主体意志的问题。因为儒家依然是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强调人和人的粘连关系，将人间臆想成连续的网络而非个体的集合，缺乏个体的识别，便谈不上主体意志的发现。人或者因为伦理秩序（“礼”，ordre）的强制，学会支配身体，培养成某些较复杂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繁文缛节。然而繁文缛节下的肢体表演，归根结底是在被支配而不是支配自己。因而一旦腾脱出礼尚往来的范围，人便一股脑地将自己打发给自发状态了——他疲劳，他厌倦，他根本不去想活得像不像个人，法自然了。儒道互补，儒道互补，就是这么互补的。儒道果然也总归要互补的。
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这样。礼节性场所都知道要体面，走到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大街上，或者出去游玩，便将自己彻底交待，听任手脚散乱。更典型的是军人。军人的训练，军姿军容极为要紧，战士们在训练状态下，自然是极精神的，他们的一举一动更是通过意识来严格支配的。然而此时支配动作的意识实被条令（也是ordre）支配，故尔那些行为并非发自主体意志。请看逛街的军人，那散漫拖沓怠惰萎靡的劲儿，一发地托付自发状态，同一般的行人并无二致。他们被支配得太累了，他们不再想“要怎么”了，爱怎么怎么，自在逍遥。
西洋人观察中国人，总为中国人的“自在逍遥”惊奇不已。有个久居上海的法国朋友，一次给我看一幅人家送给他的国画，画的是个文人老头袒腹林间，高翘二郎腿，沉沉地酣睡。他说他反复揣摩这老头的精神状态，感到欧洲人（此人是欧洲主义者，不说西方，不说法国，言必称欧洲）决不可能进入这样自在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他屡屡从大城市农民工若无其事的神态里找到这种精神气质。他像鉴赏艺术品一样鉴赏这种精神气质，这是他居住在中国的最大乐趣之一。好象林语堂所论证的中国人的优点，就包含着这个气质。
洋人像鉴赏艺术品一样鉴赏“我们的优点”，“我们”却不好得意洋洋地炫耀这 “优点”。这根本不是优点，而是无奈的出路。这样的自在，固然是放松休闲，却是一种消极的放松休闲。这种放松休闲里蕴含着对世界的冷漠，对工作的厌恶，对人间的无奈。这种将自身暂时托付自发状态的放松休闲，永远不可能促使人通过积极地休息而积极地工作，更严重的是，无边际的认同、主体意志的缺席，抑制了人对对象世界的兴趣。
大的不说，只说小的方面，当上海北京的街道上满街都是“法自然”的行人时，城市的环境、景观是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改善的，因为行人不在意那些。行人本是环境、景观的首席鉴赏者，可他们不感兴趣。招牌乱树、电线乱拉、空调乱挂、屋顶乱舞……他们都可以视而不见。主体意志开小差了，他们融入环境了，便见不到环境了。他们很舒坦。只有烦人的工作能让他们不安，只有做不完的苦役让他们被迫着进行一些复杂的行为，只有人和人无穷无尽的恩仇纠葛能让他们有所触动。让他们更舒坦的，则是霓虹灯、泛光照明下的夜景，这时他们根本不需要使出视而不见的功行，因为乱七八糟的丑陋景象都隐没在夜色了。在夜景里梦游，是对白天苦役的最好补偿，虽说第二天早上一切都会原形毕露。我见游走在上海马路上的行人，我见景点里打着遮阳伞视阳光如仇寇的女同志，总会想起法国动画片《国王与鸟》里不见天日的地下城——“我们”是地下城的居民，“我们”在地下逍遥自在。可其实“我们”不如地下城居民，他们渴望阳光，“我们”却制造夜景。
这样的逍遥自在，这样纯朴消极的放松休闲，因为驱走了主体意志对身体的支配作用，一任自发，所以也极脆弱。若在熟悉的环境，自可逍遥自在顺道而行，一遇陌生的情形，便立刻缩手缩脚甚至不知所措。回到那三位中国女同志，那蹑手蹑脚的样子，正以主体缺席状态下，人对哪怕那么一丁点陌生的情形都如临大敌、如履薄冰——待她们下得平地，便又立马恢复不受支配的自在逍遥了。中国的建筑设计规范，也因为这“特殊国情”，多了不少清规戒律。其他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楼房的楼梯不得只设螺旋楼梯，必须设直跑楼梯，而消防楼梯绝对不可用螺旋楼梯；至于直跑楼梯，规定好象是一跑不得超过18级，18级以上必须设休息平台。这些规范，国内视为天经地义，在法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所居住的楼房，是新造的，除了电梯，只有一个螺旋楼梯——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是要枪毙的。至于直跑楼梯，一跑超过18级的也很常见。何以在中国这些都属非法呢？只因中国人走路时自由散漫，螺旋楼梯很容易一脚踩空不可收拾，过长的直跑楼梯很容易让本来就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感到更加疲惫。我们的设计便充分地“人性化”了——其实是“兽性化”，向自发的动物状态妥协。在巴黎，类似的“非法”设计比比皆是，也没见出什么事故。我的楼房里发生过火灾，全体居民安然从唯一的螺旋楼梯撤退，并没有什么问题（螺旋楼梯下楼比上楼利索，甚至比直跑楼梯利索——当然前提是精神集中）。这就是体魄的差距，这就是主体意志对身体支配程度的差距。
太祖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疑心这是太祖说的最好的话。这两句话说的，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体魄的“野蛮”，正以精神的“文明”。当人连自己的身体都懒于支配或者根本不知道支配的时候，很难指望这样的人去支配其他什么，那么更谈不上去做什么有意义、有功效的事情。一身的栗子肉，只是肉体的“野蛮”，尚摘不掉“病夫”的头衔；对身体的高度支配，才是体魄的“野蛮”。这“野蛮”的背后是主体意志的确立，是人的纯化，是一切文明的源泉，是人摆脱苟活状态的开始。
因而，请从走路开始做起：支配着肉体机器走路，挺直腰板地走路，步伐清晰地走路，精神矍铄地走路，充满兴趣地走路。这时，走路不再是苦役间歇的怠工，上下扶梯也不再是苦刑或历险。这时你发现，周遭环境，无论漂亮的丑陋的，都充满着趣味。这时，你获得了积极的休息，你更在生年不满百的个体时间里多挣到一回做人的资格。
[2007.2.22]它们怎么不是文学、艺术？啊？啊？啊？
我跟一位远方的同学说到，诗词曲赋不是“文学”，书画墨戏不是“艺术”。
同学问：它们怎么不是文学、艺术？啊？啊？啊？
* “文学”和“语文”游戏
首先从“文学”、“艺术”这两个现代词——实际也就是西洋词 littérature和art——的意思来源说起。（中文里本来也有“文学”、“艺术”这两个词，前者指学问、文采，后者指一切七零八落的技艺，譬如书画、弹琴、下棋乃至占卜、巫医、斗蛐蛐……这样的用法现代汉语已经没有了。现代汉语的“文学”和“艺术”，就是洋词。）
先把“文学”方面解决掉——这部分内容下面就跟“艺术”并到一起去了。诗词曲赋是“语文”（lettres）的游戏。语文者，听说读写四门基本功，跟说学逗唱、唱念做打、手眼身步之类原是大同小异的。字儿写得好不好，词儿念得好不好，引经据典多不多、是否得体，甚至鉴貌辨色、应对得体、唱酬敏捷，一直到从孟夫子那里就开始养活的那股“浩然之气”……都属于“语文”的范围，也一样属于诗词曲赋关心的内容。“语文”关心的是个人修养，是一个人混在社会上所必需的体面外衣。譬如诗词曲赋有一门要紧的功课叫“用事”，也叫“用典”，这就是马褂——常宝霆先生曾倾诉道：我觉得这人要穿上马褂啊，就显得有学问的样子……总之，历来文人的诗词曲赋，离不开拂纸挥毫，离不开吟哦唱酬，离不开炫耀事典，事实上并不比说相声的更接近“文学”。顺便提一句，现在有写旧诗的，却用键盘，却不会吟哦，在我看来，这样的“旧诗”之于旧诗，比牛肉干之于牛肉都不如。诗词曲赋若少了声音容止以及学问涵养的滋润，至多就是木乃伊，甚而竟是粪便。它们必须是不专门的，是杂拌的。
而“文学”（littérature）这个词是特指书面的（因而才会进一步组成“口头文学”这样的术语），它必以文本本身为手段，并不需要书法、念诵、引经据典等附着的手段，以及压人的浩然之气，那些因素并无涉于“文学”本身的价值，这不是用文本征服人。诗词曲赋从来没能使文本本身成为独立的创造手段，没能让文本获得独立专门的价值，它们必须仰仗声音容止。这样说起来，中国便向来没有“文学”了。假如要写“中国文学史”，实际可以写的只能是“中国语文史”——或者精确些，“文章史”。有文章而无文学，这是事实。然而近现代做“中国文学史”的，却总不自觉地按照“文学”的思路徒然地从中国文章里挖掘“文学”，这便造成许多笑话。可惜很少有人觉得这是笑话，于是造成许多麻烦。可惜很少有人觉得这是麻烦，于是造成混帐。可惜很少有人想算清这笔帐，于是造成……造成浪费、撑着、抽风、癔症……
* “艺术”和“游艺”
书画墨戏（以及弹琴、品箫、唱曲之类雅趣）不是“艺术”（art），而是“游艺”（孔子说“游于艺”；前面说的诗词曲赋也可以归在其中，甚至演礼、下棋、赌博在旧日话语里也都属同类），也就是游戏（jeu）。有所谓琴棋书画，琴书画与棋并列已经充分暗示了这一点。此类活动并不比搓麻或者桥牌更接近“艺术”。
“艺术”（art）这个词原本是指手艺，是制造出产品的手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大小君主，被称为“protecteurs des arts”，这用现在话说就是“制造业保护人”的意思——当时，绘画、雕塑、建筑同纺织、冶炼、铸造、机械、木工等是同类，都叫作art。当然后来这个词不再指一般的制造（fabrication），而是创造（création），像上帝创造世界那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对象（objet）。制造和创造的区别且放到下边再谈。总之不管是制造的还是创造的，所谓“艺术”，总当拿产品（produit）或作品（oeuvre）证明它的价值，也就是拿具体的物体（对象objet）证明它的价值。因为须拿物证明价值，所以少不得公众的检验，也正以须拿物证明价值，检验才成为可能。
这制造或创造的art的总和，用现代汉语表达，或许可以称为技艺。说“技艺”似乎显得这活动很掉价。但这样的观念完全是受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里，与这“技艺”（art）对应的范畴大约是“技”。这“技”却是很受轻视的，这个字本身的训诂便体现了这一点：“技”就是支，分支，属于细枝末节的小玩意儿。对技艺的轻视，犹如对小老婆的态度：虽特别有需要，还占了便宜，却不肯给名分。这种扭扭捏捏的态度正是儒生及文人的一贯作风。罗素却告诉人们，人类的活动不外两件事：一件事是改变物体的形状和位置，另一件事是支使人做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正是“技艺”（art），而狭义的艺术，又属于“技艺”。中国旧文明对这第一件事向来是不甚了了的，倒也一直在做——一日不做便没得活——却说君子人不屑做这第一件事。久而久之，君子人几乎忘了这第一件事，所以虽然据说他们一直是勤勉地做着第二件事，但多半是瞎忙乎，几乎也没做好过……于是两件事统统落空。
我以为要承认中国君子人的文明水准（这很重要，因为这代表着中国旧文明的水准），就必须指出罗先生的武断。我想了半天，君子人断然是人，做的也断然是人的事情，虽于罗先生提出的两件事他们一事无成，却至少做成了第三件事，那就是体现自己是君子。由于有了第三件事，就又有了第四件事：让庸众认识到自己是君子——还有第五件事：庸众之间更应该懂得相互区别出亲疏尊卑来……这第三件事以下，也可以概括成一件事，即在人和人之间制造差异，用君子人的话来讲，叫作别亲疏、立尊卑。感谢中国的君子人，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人的活动才不至于像罗先生断言的那样单调，无数的差异被“体现”、“承认”、“旌表”、“钟情”、“暗恋”、“意淫”、“看不顺眼”、“腹诽”、“不满”、“不得已”、“奈何”、“怜悯”、“昭雪”等全套心理体操制造出来，人终于有机会假装“多元化和谐”……
游艺，正是君子人借以区别于庸众、庸众间互相区别的手段。游艺之所以被重视，不是因为它含有技艺，而由于它是关乎道德修养的事情，道德修养又是在人和人之间制造差异的好办法。有些游艺项目谈不上什么技艺的成分，譬如演礼以及有些赌博。多数游艺固然含有技艺的成分，多少也“改变了事物的形状和位置”，这方面成分却还是受轻视的。譬如，文人的书画，虽有技艺作品，价值却并不在那技艺作品本身——据说是在作者的人品。常有人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心正则笔正——在古琴，则还有“志在……志在……”的所谓“琴心”。这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书画之类雅趣是被用作“书写块垒”的，换句话说是被用作出气筒的，于是作品好坏便取决于作者的生命质量也就是“人品”了。然而多数还是在作者的身份地位。人品虽是个充满善意的指标，却从来没人能替这指标找到计量的办法，那么用身份地位来衡量，总算是不错的权宜之计吧。
不过这是其一，还没有触及游艺雅趣们让人乐此不疲的根本。游艺雅趣在于游戏，在于博弈，在于条令秩序程式口诀支配下的游刃有余（这跟搓麻是一致的），在于被紧紧裹缚中赎回些许人的能动性的快感，在于这种快感给人带来的麻酥酥的愉悦，在于这种愉悦的传染，在于传染过程中人和人之间难言的共鸣，在于因此带来的暖融融梦悠悠庄周和蝴蝶之间构成的“和谐世界”……整个过程中，产品或作品犹如装上鱼而又清空了鱼的鱼篓子，犹如亲吻过才得到释放了的肛门的卫生纸——或许这样说太贬低书画传世之作，卫生纸只能用一次，那些写了或画了的纸至少可以代代相传、重复利用。
* 游艺的功夫安在？
同“文学”的情形类似，制造或创造的“艺术”，必须是专门的事业——不然经不起检验，也就没有了价值，而文人游艺，注定是杂拌的游戏——是杂拌，不是综合。后者往往缺乏过硬的专门素质，便只好杂拌着蒙混。文人画题字的习气是这种业余素质的直观体现：造型的水准既不够，图像的语言既贫乏，便只好涂抹字句来点题。而“功夫在画外、书外”的箴言，更鼓励着作者把思维指向深不可测的人伦黑洞。中国人但凡要做一件被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总少不得这个公式：功夫在外——写诗功夫在诗外，写文章功夫在文外，写字功夫在书外，画画功夫在画外，唱曲功夫在曲外，有一天“戏子”觉悟了，也叫嚷道：演戏，功夫在戏外……
然则无论诗词曲赋书画游艺雅趣，在外的功夫毕竟安在？孔子的时候虽然还没有那许多文人的游艺项目，却早就明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说的“艺”是六艺，礼乐书御射算，这具体项目同后世文人之艺自然是有所不同的，但精神一致，贯穿其中的是“礼”的游戏以及通过这游戏培养人格——此地就不展开。要之，游艺，甭管他射箭还是驾车，甭管他算术还是写字，甭管他画画还是抚琴，甭管他念书还是演礼，统统只是指向道德仁义的手段，优游而已，相对于道德仁义这终极目标，它们本身反在次要。
这当然是一幅充满和谐的诱人景象——倘然在“艺”中的优游果真能指向道德仁义的话——也可作为方才提到游艺作品的价值取决于人品的注脚。可惜跟人品一样，中国的“道德”高悬了两千年，却总也没能做到“在经验世界还原”。孔子提出了 “仁”，虽有所具体化，却又将道德窄化到人伦这个铁屋子去——“仁”就是两个人：鸳鸯唱，鸳鸯叫，你跟我，我跟你……谁说这是美国歌？这首歌在中国唱了至少两千年，还有下面的轶文呢：
夫妇唱，夫妇叫：你跟我，我跟你；
父子唱，父子叫：你跟我，我跟你；
兄弟唱，兄弟叫：你跟我，我跟你；
郎舅唱，郎舅叫：你跟我，我跟你；
妯娌唱，妯娌叫：你跟我，我跟你；
妻妾唱，妻妾叫：你跟我，我跟你；
主奴唱，主奴叫：你跟我，我跟你；
师生唱，师生叫：你跟我，我跟你；
君臣唱，君臣叫：你跟我，我跟你；
……………………
可以续上更多。不过唱来唱去，不脱尊卑二字。这两个字有个好处，比道德人品本身容易衡量，因而也就成了衡量道德人品最可靠的尺子。问游艺之在外功夫毕竟安在，曰：在尊卑秩序中的博弈，博弈的胜负，有时在命运，有时在心眼，反正不大在所做事情的本身。故尔中国的“泰山北斗”所以是“泰山北斗”，其一取决于师承，其二取决于人缘，其三取决于徒众（也就是繁殖，复制自己），其四取决于寿命，最后才取决于技艺、作品。前四项在台面上的话语里，一般被翻译成“德高望重”，若讲得人类学一点，似乎可以说“生命质量高”。显然这些要素同样也是我说的真正的艺术的“大师”（或者说“名人”更本色）的条件，但优先顺序不同：真正的艺术首先取决于技艺作品，其他因素却也多多益善；游艺相反，首先取决于师承、人缘、徒众、寿命，技艺作品是最不重要的。
* 游艺的技艺机制
进而言文人游艺的技艺机制。毕竟游艺有技艺的因素（多数也有作品，但少数未必——譬如下棋、赌博和演礼），若干脆没有，却连游艺也算不上的。所以决定了游艺之所以是游艺的因素，到底还是技艺，尽管它被虚伪的儒生、文人轻视，被搁在道德人品、“德高望重”的后边。
游艺中的技艺的机制，本质上是执行成命（“令”，ordre）的机制。每种游艺项目，皆有它的习惯律令（ordre），而从事该项目的人所应当做的，便是执行。在执行的过程里翻小花样、耍小手段，就是刚才说的，“条令秩序程式口诀支配下的游刃有余”，“被紧紧裹缚中赎回些许人的能动性的快感”。诗词歌赋，均须遵循无理的声律，琴棋书画，均须通过现成的口诀程式来训练、实践。历史上出现的数量众多的“画诀”、“唱诀”、“算诀”和“画谱”、“琴谱”、“词谱”、“曲谱”、“棋谱”等，便是成文的律令汇编（这些从来不是什么“艺术规律的总结”或者“对艺术实践的纪录”）。有时候口诀律令会弄到极端复杂，显得很有水准似的。然而究其实际，极其简单。文人唱曲的曲谱、唱理便是一例（匠作中的营造法，戏子的祖师爷的规矩，也都是如此）。
操弄者受着不可置疑的“律令”（ordre）的支配，执行着，工作着，便磨灭了意志，平和了心情，用好听的话说，叫做“天人合一，心物交融”，用难听的话说，叫做放弃了做直立人的权利，堕落成自己手制罗网的囚徒。在这个过程中，意志是被严格限制的，人把自己当作“令”的机器中的零部件，当作一件受支使的东西，人二目无神，眼光不可能投向那些律令（ordre）背后对象世界的法则（loi），人的心灵遂成为紧锁的温暖的暗室，人的头脑却无可避免地空空荡荡——除了“你跟我我跟你”。这过程，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但不如说是人放逐了自然，更不如说是人遮蔽了自然，从而自我放逐。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指责“执行”这种行为的色彩。但我没有这个意思。司机行人要执行交通法令，工人要执行生产条例，士兵要执行军事条例，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有他们应当执行的“令”（ordre）。“令”是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执行是“令”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然而“令”必须合乎理性才是有益的，相应的执行也才是正确的。“令”的是否合乎理性，需要人的理性来检验，需要人将目光投向对象世界、投向自然来检验。因而各行各业固然都有执行“令”的必要，却须在执行的同时，保持对“令”的怀疑—— 尤其应当承担这责任的，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和技术发明这类活动。这些活动，是相对而言能超然于“令”的束缚的“自由人之艺”（arts libéraux），是描画世界图景的活动，是促使主体（思维）和客体（世界）对立起来并积极交流的活动——不对立便没有交流，便没有描画，便没有理解 ——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价值，在于给人以突破既定命运（就是“令”）的可能，并且真的突破之，在于让人在忙于执行着“令”的同时，不至将自己的意志禁锢，不至匍匐下去自闭起来。
因而执行律令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若执行律令成为文明的全部，这文明必是僵死的文明；若执行律令成为该文明高端文化的最高技艺手段，这文明必是虚伪低能的文明。若云我于执行律令的行为有所指责，我指责的决不是执行律令这行为本身，而是这种行为成为文明的全部、最高技艺手段的低能状态。中国的旧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游艺是该文明高端文化中唯一含有技艺手段的一类活动，而这里的技艺水准并没有人的意志的介入，也就不具备超越于一般工作的素质。从技艺也就是人类的头等大事的层面讲，游艺的水准同君子人看不起的“匠作”并无二致，归根结底都是执行成命（ordre）的活动——倘属生出作品的那类游艺项目（如书画），也就是制造而已，不是创造。制造是执行律令，是被支配，将自己当客体，当役畜；创造是遂行意志，是支配，自己是主体，当人。
人是免不了要做一会儿或很多会儿役畜的。我坚持认为这是人活着的本分，是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人的幸福不在于绝对不做役畜，而在于做好役畜之余，可以做一会儿或很多会儿的直立人。人的耻辱在于一辈子只做役畜，并把做役畜装点成高尚的事情，沉湎在里头再也不想做人——君子人游艺的乐趣尽于此矣。
* 艺术的机制
艺术（为方便，这里将文学、音乐也包括在“艺术”内，近代文学、音乐的机制实被“艺术”也就是造型艺术同化）比游艺丰富深刻得多，这里万难尽数。这里只能概括地说，艺术属于改变事物形状和位置的活动，属于技艺，但不是一般的技艺，不是仅仅执行成命的技艺，不是制造层次的技艺，而是旨在再现（重呈représentation）的技艺，是由主体（sujet）的意志支配的技艺，是以主体的身份关注、再现、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对象（objet）可以是具体的物品，纷繁的事件，也可以是感官接受到的信号，或者某个角色、某种感情、某种意识、某种观念、某种心理状态，甚至是对象化了的主观世界……对象可以是一切，唯一的条件是对象与主体处于反对的地位，换句话说，主体（sujet）决不能被客体（objet）同化，决不可“交融”，一旦同化、交融，便无所谓主客体的对立，无所谓对象世界，那么也就谈不上关注、再现和创造。
在主客体对立这个层面上，艺术和科学完全一样，在再现的层面上，科学和艺术之间也只是手段的差异，本质大同小异。但艺术必须无中生有，出产世上本不存在的作品，科学却全以“存在”为依据，以看清说明存在着的现象为目标，不造东西，不出作品。
在主客体对立这个层面上，以及在创造新作品（替对象世界添置新品）这个层面上，艺术和技术发明完全一样。但技术发明一定要将实际功效当作目标，艺术却不念念于此。有些艺术品是实用的，却有更多艺术品毫无实用价值。造出那些无用之物来，只缘人的意志追求无限的可能性。相对于技术发明，艺术能给人不受过多实际条件束缚地遂行自由意志的空间。那因艺术而茁壮的意志，又滋润着科学和技术发明。至于科学与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更不用多说了。
于是出现了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追求：真善美。康德是提出这个三位一体的鼻祖。科学求真，技术发明求善，艺术求美。真善美只是借通俗语言来当作符号，其实质便是一体的三方面，这一体，便是康德所谓“物自体”——对象（objet）自己。故尔所谓真善美或科学、艺术、技术发明的前提，尽在主客体的分离、对立，而求美的艺术的特殊性，在于不带功利目的地遂行意志，创造前所未有的作品。
少了主客体对立的所谓“美”，或者说天人合一心物交融状态下的所谓美，与真善美的美是不相关的。我将那叫作“爽”、“体面”，或者借用小学的方法，命名为“羊大之美”——意思是家里羊大了，大伙儿够吃了，爽！有面子！……（要论好吃，似乎小羊羔更“美”。可惜羊大之美故乡的人民意不在好吃，而在大，以大为美。）羊大之美，不以主客体对立为前提，而是指出人头地的体面和人情融融的愉悦。固然也可以将那命名为“美”，那么真善美之美便须换一字指称，决不容与羊大之美混淆。然而还是把美放在真善的边上为好。因为在羊大之美的故乡，那里的人们很少将这个字当作高尚文化的价值尺度。譬如人们品评书画音乐之类，就很少有说“美”的，偶尔提及，却带着保留的意味。像这样的：“书之美者莫如鲁公，书之坏者亦自鲁公始。”——“美”和“坏”照应起来，足见羊大之美在它的故乡也不怎么受待见。这其中的缘故下边再说。而真善美的美，却属于终极价值。孰重孰轻判然矣。那么还是把“美”留给真善美之美吧。
* 所谓“审美”（审视）的机制和“意境”（自激）的机制
从艺术家的角度看，他的艺术必以他的作品说话。他当然可能在艺术品中体现他的人格，以人格征服受众——这却非艺术的首要，更非必要。从受众的角度看，对待艺术，也惟有以作品为依据，而不是作者的人品，不指向道德仁义。人们当然可以顺便从艺术品中读出作者的人生、人格，但这不是首要的，甚至也不是必要的，完全是附着的。这剥尽了人格、道德等人情因素干扰，直接指向作品本身物理性状给感觉、心灵带来刺激的活动，叫作“审美”（esthéthique）。这个词译成“审美”属于误译，它的意思是感官，跟“美”没有任何关系，叫作“审感官”——或者顺溜些“审视”——更合适。先于对感官信号的审度，人不可能（凭心灵、凭人情、凭道义）判断什么是“美”，换句话说，“审美”，专找“美”的去审度，这是不可能的。无论美丑，都是审视的对象。虽说艺术求美，但艺术不可能先验地断言美，欲求得美，便只能暂且放下美丑的分别，一一审视了才作判断。故此康德德术语里把所谓“审美（审视）”的活动称作“判断力”。审视判断的态度是艺术的根本态度——艺术可以不分析，可以不理解，可以不功利，却不可不审视，必须借助感官来审、来判断。
“审美”（审视）的前提一样是主客体的对立。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旧文明里，注定是不发达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式的愉悦感，仰赖的是主体自激的过程，犹如茶叶、咖啡、酒精、烟草甚至鸦片、海洛因、可卡因给人体带来的那种机制。中国人说“意境”，意境就是自激的幻觉。文人画讲神似，神似也是自激的幻觉。游艺给人带来的欣慰、“山水”（不是自然景观）给人带来的舒畅，都属于意境，属于自激，而不是审美（审视），因为这些过程中没有将主客体对立起来，没有将目光投向对象世界，故尔根本不存在审视的可能。
不是审视，而是自激，跟前面说的不是创造而是制造、执行一样，本身无可厚非。自激是人类甚至某些动物的普遍行为，而人鼓捣出这样那样更文明的自激手段，也是好事情。然而若自激放逐了审视，若拿自激的愉悦遮蔽审视的美，便成了吸毒，便是不好的。这意味着审美缺位、美的缺位。很不幸，中国旧文明恰恰是拿自激排斥审美。这不是特色，而是重大缺陷——因为反过来，审美并不曾放逐过自激。
中国人听戏跟唱，直观地体现了“中国艺术”其实是游艺的自激机制。但凡听戏者，都须“懂”戏。什么叫懂？熟而已矣。马三立说，生书熟戏，其实听书未必听生的，听戏却必欲听熟的。所以情节不完整的折子戏招人喜欢。然而熟是个主观的指标。陈最良问春香：昨日教的可会？春香回答：烂熟的了。——却一句也背不出。虽然背不出，春香说自己烂熟也不是没有理由，自己觉得熟便熟了，背得出背不出是另一回事。
听戏人的位置比春香优越，不需要担心谁会考问他背得出背不出，总之自以为是，脸熟即可。这自以为是的脸熟，是听戏听得有滋有味的前提。听戏者尤其喜欢跟唱，上头大声唱，下头小声哼，实在不会唱，心里跟着唱——举国若狂，摇头晃脑，只恨没长尾巴供他摆弄。这便是“唱和”的本意，跟文人做诗的唱和本质上一样。吃茶用点、高谈阔论，在旧日戏馆都是常态。北京叫茶园，下头摆得跟茶馆店似的，那么总有观众背对着戏台——然而他们也是来听戏的，对这样的观赏条件倒并不介意。事实上没人是来观赏的，没人是来审美的，人们到这里来，无非体验气氛，无非为自己哼哼唧唧的自激行为找个台阶，同今天的流行音乐演唱会并无二致。台上的唱，无非给台下的哼哼者一个提示，一个环境。因为一般人虽自诩熟戏，却不一定背得出来，不一定真能唱，那么去戏场跟着哼，便是证明“烂熟的了”的途径。跟的时候，早分不清哪是台上的声音，哪是自己的声音，或者都是自己的心灵“天籁”吧。
故尔听戏的不大待见新腔，跟不上就不爽么。然而新腔也有机会，因为老观众会死光，于新观众那里，所谓新腔却可以从新观众入门时就混个脸熟，那么也就是熟腔了。譬如对听惯四大须生以上的那些人来说——譬如我，言兴朋真是奇哉怪也，很让我不爽，然而我也知道有许多人竟是从言兴朋入门的，在他们那里，言兴朋的怪腔怪调却就是熟腔，跟我脸熟的老腔老调，或者反而是“新腔”了。总而言之，好坏标准即在脸熟与否，脸熟全凭自我判断（所以等于没标准），终极目标则是自激，让自己爽（所以还是没标准，这个自己那个自己，各自爽去也就是了）。
于是中国戏从来没有真正的观众。假如一个人，并不“懂”戏，而且是自己觉得一点不“懂”，只是带着欣赏艺术的动机去看中国戏，那么看得一头雾水不说，看得感官不适不说，至少是索然无味的。一个中国戏的观众，首先应当具备的素质是自以为是，自己觉得最懂，积极参与，用心灵迅速投入台上的作业，将台上的作业当作自身的作业，从而自激，从而自恋，从而自闭，这样才能有滋有味地看下去—— 不然只配看演员脸孔、看脸谱、看行头、看野鸡毛、看翻跟斗（这样的观众我也是亲眼得见的），那是中国戏里最接近艺术的成分，当然作为艺术，这些因素的“艺术”程度很幼稚，然而也只有这些才有可能吸引“不懂”的人。
于是中国戏的生命端赖公众的参与程度。二三十年代昆剧堂会尚多，因为堂会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俱是会的、懂的，有的那可真比会的还会。于是堂会也跟下里巴人的戏场一样，上面大声唱，下面小声唱。就是这样维持的。然而出了厅堂，走向戏园，昆剧却找不到会跟的人了。任你说昆剧如何美，如何雅（此类宣传当年声势也不小），没人肯花钱买不懂，没人肯吃饱了撑着听你在那里呜呜咽咽还落得个跟不上。于是衰落。同时期京津沪汉人人会几句“杨延辉坐宫院”，那便是京戏最风光的日子。现在，一般人对京戏的隔膜却也不输于当年一般人对昆剧的隔膜，一样的道理，京戏也衰落了。
不需要“懂”就能被人欣赏的才是艺术，需要“懂”、需要参与才能被人欣赏的不是艺术，是游戏。游戏的定律是：请君入瓮，也就是要求参与一个自闭的圈子。这圈子有个门槛，需要参与者翻得过。站在门外观赏，只会一头雾水。让一个不懂麻将的站在边上观赏和审视人家搓麻，估计会看出神经病来。而现场看足球却旨在大呼小叫（其实还不如电视里看得清楚），倒正是参与的一种。
游戏的兴旺在于参与，在于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来钻它的圈子，在这圈子里自激。中国戏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游戏。欣赏它正是需要过一条心里门槛，需要做一番心理体操：我懂我懂我最懂。更要求欣赏者调试好心理频率——假如你不具备短波收音条件，你就别想收听美国之音……这就是老话所说的“传神”的机制，其实也就是“懂”。
显然，现代人越来越没功夫玩这个了——看电影可不需要“懂”电影，看芭蕾舞也不需要“懂”芭蕾舞。中国戏是游戏，它接受着社会资源，而能回馈给社会的是让一群特定圈子里的人自激，爽过之后烟消云散，投入的资源全部蒸发。当社会多数成员感到为参与其事得付出的心理调适代价太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多数人并不能从这种游戏里顺利地自激且爽起来的时候，中国戏的末日也就降临。游戏是画圈子的，是自闭的，因而并不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进这个圈子，可以选择更容易进入或更本色、更刺激的游戏（流行音乐、竞技体育、冒险游戏之类）。荒了你这个圈子，还有的是圈子，还可以自己围圈子，对社会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不就是一群人自己爽么，这样爽那样爽还不大同小异么。历史现实也正是这样，中国戏的参与者数量日益萎缩。这时候，保圈子吧，无粮草，无救兵，难以获得社会资源的给养，尤其难以得到社会精锐的支持，根本保不住（就算投入给养都没用，因为还是爽不起来，别忘了自激的快感是游戏的灵魂所在）；可撤圈子呢？那等于把自己消灭于无形——游戏之所以是游戏，就在于这圈子。于是进退维谷，接下来便是加速的衰败荒芜，直到朽烂透顶。这就是中国戏急速衰败无可挽回的缘故。
文人游艺更是参与者小圈子里的游戏。诗词曲赋琴棋书画，也都没有纯粹的观赏价值。欣赏这些的前提，还是懂，甚至要会。欣赏者的心理机制一如看人下棋，非心理介入不能看出门道来。因而看书法时，仿佛自己在写，看文人画时，仿佛自己在画，听琴听曲时，仿佛自己在弹在唱——这便是接收频率调准了，自激的机制启动了。至于没用毛笔练过字的，不可能欣赏书法，没玩过墨戏的，不可能欣赏文人画……那位说：我没画过国画，可我觉得国画很好看。——这种“觉得好看”，只是看戏看脸蛋、看脸谱、看野鸡毛、看行头、看翻跟斗的意思，文人画家会为这个 “我觉得很好看”的评语感到愤怒，感到受到了羞辱。这样的评语不曾触及文人画本身的价值观，可谓不“懂”。文人游艺跟唱戏之类一样，甚至更厉害，是自闭的，不懂者不予理会（连郭德纲都最强调“懂相声”）。事实上，这些游艺，若刨去让人“懂”的那部分，就不剩什么。它们既不关心对象世界，便从来没在“形”（物理，physique）的手段方面下过功夫，那么只能靠所谓人情（moral）的共鸣即“传神”来感动人，这前提却要求欣赏者（其实是游戏参与者）能调到合适的心理频率，也就是“懂”。
这跟艺术又完全相反。艺术必以公众为服务对象，不管懂还是不懂、会还是不会，都是平等的，它是开放的。因为艺术的手段是“形”（物理physique），是由事物的性状引起的感官信号。这些因素是普适的。差异仅在于接受方面，某些人的感官敏锐，某些人迟钝，某些人这方面敏锐，某些人这方面迟钝，总之不管敏锐的还是迟钝的，艺术对他们决无拒绝之理。各种感官敏锐程度在人群中的比例又是大致一样的，所以也总不愁找不到受众，艺术的生命也总能延续。为接受艺术，艺术的受众可以为此刻意培养自己的接受能力，但如果不愿意的话，他也完全可以不这么做：不懂乐理，并不妨碍他去听交响乐，不懂素描、色彩，并不妨碍他欣赏绘画……艺术品诞生出来，就是要征服不懂艺术的人的。当然从受众角度讲，懂一点甚至会一点可能更好，但不懂不会也不妨事。不用调试心理频率，不用做心理体操，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像对待一无所知的陌生人那样去审查眼前的艺术作品，这便是欣赏艺术。
艺术的永远陌生，使它永远保持着新鲜；艺术的指向对象世界，使它积极同外界交流；艺术的向一切受众开放，使它同社会默契，平易近人；艺术的自由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该因素也同样贯穿科学和技术发明。除非人愿意只做役畜，并且满足于此，但凡人心洞开、意志树立的地方，那里的社会对艺术总有结构上的需求，资源的给养是不愁的——社会甚至要不惜代价支持艺术，因为艺术对这社会是切切实实地回馈的，同科学和技术发明一样重要。而特定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也因艺术的这些性质，令超越于时代的品质成为可能——主客体对立的 “形”（physique）的话语比起天人合一交融含混的人情（moral）的话语，前者普适而永恒，后者歧异而无常。因而艺术有“经典”，游戏永远只有“流行”。
于是又得出一项对比：艺术在于陌生，以便审视；游艺在于脸熟，以便自激。中国旧文明过于沉溺在自激的游戏，放逐了审美（其实也放逐了认知和发明）。
* “羊大之美”在中国旧文明的地位
前面说到羊大之美并非真善美之美。羊大意味着丰足，意味着够用，意味着体面。我将这描述为出人头地的体面和人情融融的愉悦。这当然是积极的意思。但在中国旧文明的话语里，羊大之美并非完全积极，有时带有负面意义，这在前面也已经举过例子。
这其中原因还是在于尊卑观念。羊大之美即以大为美，显然是贫困条件下的话语。马善人说胡话的时候，蛤蟆秧子比骆驼还大，五里地大牛皮打开来没接子，都体现了穷人对“美”的良好憧憬。于是大虽然本是体面的标志，对大的过分企盼，却颇有坐实自个儿贫贱的危险。所以当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或者自以为跻身上流社会的时候，应当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屑于大，标榜他热衷于小。细腻的、精致的、小巧的，遂成为高雅的化身。吃饭要用小碗，喝酒要用小盅，馄饨要小馄饨，馍馍要小个儿的，女人的脚要小脚……当然，宅居还应当题作“小蓬莱”。与小蓬莱类似的标榜，还有小沧浪、某某小筑、瘦西湖……还有说穷的，说愚的，都与“小”同类，是负面表达。这些“小”的标榜，为的是好让人家赞扬自己的谦逊，顺便也为显示标榜的“小”的背后是实际的“大”。这里的道理，是地球人的人情学问中最好明白的，不用多解释。然而因这缘故，连累了“羊大之美”。 “美”这个字在中国文人游艺的评语中常带有“浅薄”、“浮华”的负面含义，前面所举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便是一例。这个字所代表的意思多少是被精英文化冷落的，而真善美之美在中国旧文明里是素未曾有的，那么说中国人向来漠视所谓“美”（无论羊大之美还是真善美之美），应该可以成立。
不过漠视不等于心里头不稀罕。人有一种功夫叫做伪装。这功夫在中国君子人那里炉火纯青。摆出漠视“大”的样子，心里头却最在乎“大”。这逻辑是这样的：之所以能超然地漠视“大”的价值，全在于拥有“大”的实质，若想“小”得嗲死，前提是“大”得撑死，撑而后嗲，是为前面所说君子人做第三件事（“体现自己是君子”、制造差异）的必修功课。那么“小”的前提是“大”，那么“大”依然是最值得追求的。
有个法国人说：中文并不难学，只要学会数数，就能和中国人交谈。的确如此。在有一种叫做数学竞赛的东西发明出来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能在数学上显出过才能，但中国人的擅长数数，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诗人个个是数数学家，诗中经常充满着数字。数数是比较大小的办法，大小是君子人的终极关怀。
这在中国房屋上体现得最明显。房屋的等级，常用开间数、进深数来表达（还有斗拱的铺作数）。不用问，开间进深越多，这房子的级别就越高。有些欧洲建筑师认为现代中国大城市偏爱高层，也跟这数数定级别的传统有关。事实也的确如此。只是现在中国人学会了更多数数的手段，会数水泥钢材了，所以充斥着某立交桥用水泥多少万吨、某体育场用钢几何的报道——仅有这些数字，就颇能振奋人心，或者激发民愤。至于这设计、工程本身如何，对环境什么影响，却是不用问的。
过去官民的住宅，不好僭越。感谢这伟大英明的制度，不然中国大地早就抽疯了。过去的富人、有身份的人，但凡有实力，是必欲把自家宅园一味搞大以致恶形恶状而后已的。最显著的例子是苏州狮子林，争奇斗艳的拥挤华屋破坏园林环境的典型案例。大凡较好的建筑遗产，多因没有经过主人刻意经营——譬如网师园、拙政园。没钱，没心思，不经营的原因不一而足，却绝对不是出于什么雅趣。反之一旦刻意经营，多半要造出抽疯的环境。所以中国大地之推迟了抽疯，推迟了全面沦为小蓬莱，也得感谢中国祖先技术上的无能、经济上的贫困，这两项因素遏制了抽疯的几率。
现在，中国风终于全面、彻底地抽起来了。中国的建筑景观环境愈来愈恶劣，仿佛人人痛心疾首。有人说是西洋建筑文化、机器文明入侵的后果，有人说是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结果。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经济不够发达是因为西洋机器文明“入侵”得还不够；机器文明若真的把中国占领了，中国经济就是发达的），让它们自己去争论吧。反正没有一个穷国或富国的建筑景观环境像中国这样抽疯的。中国疯显然是在经济发展以后全面抽起来的，而机器文明发达的国家却并不抽疯——哪怕历史上的发展中。所以我猜想，此疯本是中国疯，只是过去没机会痛快地抽起来罢了。中国疯的机制，到底还是在君子人做的第三件事——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差异，体现差异。这种体现必须靠物质手段来实现，这便是“中国艺术”的价值所在。这意味着所谓的“中国艺术”完全是伦理的附庸。
于是“大”成了真正的目标，“大”了之后装出一副小样儿，显得更“大”。那么羊大之美果真可算是中国旧文明的终极关怀了——只是要注意，要及时地假装不稀罕“大”，要在适当的时机场合装小样儿（譬如标榜题额、饮食器皿，包括书画言志，等等），所谓“雅”者，尽于此矣。
* “历史的”和“非历史的”
上面所说这些，足以说明中国文化意志所在，全都指向人伦尊卑，也就是君子人做的第三件事，一切技艺、游艺均指向这第三件事。在第一和第二件事上（改变事物的形状和位置、支使人坐第一件事），中国文化基本处在无意识状态，换句话说，蒙昧。之所以这样，自是因为主客体不分、主体意志不树立、个人边界不确立。于是人除了充当人的役畜，便是拿人当役畜，同时还是做着役畜。在这样的条件下， “人们不放弃一切做主子使唤人的机会，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被主子使唤的无奈。人人鼠目寸光，盯着眼前那点小利，周围那些恩仇。人总是选择性失明，对于没用的，不想看到的，就能做到视而不见。故尔中国文化对客观世界极其冷漠。没有认知的乐趣，便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审美的乐趣，便没有艺术的升华，没有做事的乐趣，便没有技术的进步——无非赋比兴宣泄一番，便是最高的文化。”此之谓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翻译成悲惨世界，似太浅薄，事实上这个词的本意是“不值一提的”。在十九世纪文化类型学方兴未艾的时候，欧洲人用“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来表达对文化类型的评价——非历史的，据我的理解，就属于les misérables。
历史的，指历史学的对象，非历史的，指纯然的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两者区别在于，历史学的对象必须包含意志的存在，而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对象是无意识的存在。换句话说，历史学的对象是作为主体的 “人”，遂行着主体意志的“人”，必须问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必须问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对这件事本身是怎么想的——换言之，历史学是将主体客体化的工作，这过程中需要同那些作为对象的主体进行对话，同时又要避免被这些拥有主体意志的对象同化，反而沦为对方的客体，因而历史学的过程当伴随极其复杂艰苦的灵魂斗争；而非历史的对象，是纯然的客体，无需考察人的意志，无须触及灵魂，只需弄清作为对象的人和物的客观存在，并不存在相对立的两个主体之间斗争、驯服的过程。
譬如金字塔，主要便是非历史的对象，因为它呈现给今人的，主要是它的形体、结构以及一切相关的物理因素，今人或许能大概知道埃及人为什么造金字塔（如保存尸体、求得永恒），却无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造出这样的建筑而不是那样的建筑来达到相等的目的，更不知道他们如何保证他们的技术手段是有效的，虽然事实证明他们的技术很高明，可他们在建筑这个问题上是哑巴，并没有体现出他们的意志。那么金字塔等埃及建筑，便主要是非历史的对象。相反，罗马建筑，有维特鲁威的《十书》，告诉今人当年的皇帝建筑师对建筑的看法，也就是他的意志，今人更可以将这些意志的表达同遗存的考古实物对勘，对勘出许多有意思的信息，那么罗马建筑便成功地跻身于历史学的对象。
历史的和非历史的，这两个词带有很明显的价值判断。前者是高级的，后者是低等的。中国文明包括东亚文明在当时被欧洲人毫不犹豫地列为非历史的文明，也就是“不值一提的那一堆”。之后亚洲觉醒，从日本人开始，接着是中国人，为脱去东亚文明“非历史”的帽子而奋斗。近代东亚本土史学、考古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根主轴转。它的表现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感，并以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捏造悠久灿烂丰富无所不能的民族历史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为把东亚文明塞进历史的对象行列。
可惜多半是徒劳的。这努力过程中的成就自是不容否定的，可那目标因那些成就反更遥远了。这并不是说东亚文明完全没有历史的对象，而是说历史的对象分布范围过窄，遗产太少。上面已经反复提到，古代君子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第三件事”，即关于亲疏尊卑的伦理。在这第三件事上，至少中国文明是有充分自觉的，中国人的意志在这第三件事上是得到充分遂行的。所以，人伦秩序，无疑是中国文明中的历史的对象。然而前面也说过，在第一第二件事上，中国人懵懵懂懂，一事无成。中国人在做那两件事的时候，对那些事情本身并没有想法，所想的还是第三件事。这导致了与这两件事相关的那些活动，全都缺乏独立的价值，沦为第三件事的附庸。那么在人类最要紧的两件事上，在最做得出事的这两件事上（因为这两件事才是和无限的对象世界积极交流的，而第三件事使自己跟自己扭扭捏捏的，是有限的），中国文明只留下些考古遗存、人类学社会学案例，那是一些无意识的存在，也就是非历史的对象。至于前面说的游艺，因它的自觉仅限于人伦、人情，未及所做事情的本身（“功夫在外”），所以也是非历史的对象，只能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来理解。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的意思，就是指这样的状态。只要比照欧洲文化，这其中的差距很难被所谓民族自尊心一笔抹煞——如果现代中国的观察者还具有起码理性的话。说句公道话，中国文明纵然“历史”，却也不充分“历史”，因为意志不充分，自觉不充分。
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之间，自觉和不自觉之间，自由意志和意志缺席之间，主客体对立和天人合一之间，物理和人情之间，艺术和游艺之间，真善美之美和羊大之美之间，审美和自激之间，再现和抒发之间——其实还有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平等观念和尊卑观念之间，等等——并不是什么“互有长短”、“各有特色”，而是前者涵盖了后者，超越了后者。但前者并不摈斥后者，因为后者关乎人类普遍基本的素质，摈斥不得，也不可能摈斥。前者却是人类优秀素质的来源，是人得以摆脱苟活状态的素质的来源。后者是原始的、低级的、自闭的、画地为牢的，是可以为他者拒绝的，前者却是世界的（universel），具有国际传染性的，是谁也拒绝不得的。
* 关于中国人身份
这么说似乎中国文明一无是处，很让现代中国人沮丧。但我以为若为祖先无能而沮丧，不配做个现代人。祖先是祖先，今人是今人，今人的成就取决于今人自己，而不是祖先。
况且祖先也无大错，无非缺心眼，几千年下来只学会做地球人都会做的事，只长到小学生水平。这原因主要是东亚地理环境闭塞，缺乏与其他文明交流、对抗的机会。说白了，这片土地“风水”不好，非战之罪。然而现在既然有现代交通通信工具，在交流的问题上，“风水”之弊可以化解于无形矣。那么现在正是可为的，未来更是可期的。可怕的不是认识到中国过去的平庸无能，而是穷尽精力去把平庸无能论证为优越性，或者退一步，“中国特色”。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中国并没有什么特色，既不特别优，也不特别劣，平庸而已。仿佛未长成人的小孩子，能力的薄弱，实属正常。只要不拒绝成长，积极地成长，却也总能健康快活。相反若拒绝成长、害怕成长，硬说大人是坏蛋，小孩最优越，怕早晚要将自己逼出病来。
故尔我依然赞成民族主义。但不是文化民族主义。后者是自相矛盾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欧洲近代史的三重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这三重唱的共同点正在于同过往文化的决裂。三者走向极端各有弊病，但这是后话。我不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于这三者并无选择。只是从历史上看，这三者是同一时期、同一件事情下同一个层次的产物。这时期便是大革命时期，这事情便是大革命，这层次便是现代政治理念的层次。对于一个未摆脱幼稚状态的古老文明来说，这三者俱是现代化的必要因素。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这里不谈，单说民族主义，这在现今的中国其实并未建立。民族主义必须以民族现实利益为准，并不指向古代文化的辉煌与否。中国所有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其本质是对天朝旧梦的眷恋，是文化优越感泡沫的制造。这在晚清民国，民族国家尚在酝酿中的时期，尚属可以原谅，在国朝立基五十余年以下尚且盛行，只能说是不长进。当下若云民族主义，首先便要清算晚清以来的文化民族主义。
[2007.2.2]中国没有俾斯麦
近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李前总统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岛子的震动，中国的“注意”，以及舆论的骚动。
很奇怪，有什么可震动、骚动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聊的议题呢？——譬如最近又有人提出“黄帝纪年”……原因很简单，华人没文化，哪里的华人都没文化，而且隐隐感受到了自己没文化，就神经过敏起来。
文化在中国，在华人世界，向来是稀薄的。中国文化只关心人和人，只晓得恩仇爱恨，不晓得人应当对自然做什么，不晓得世界上有太多对象既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却尤其值得好好观赏、细细认识。故尔中国文化是稀薄的，无力的，贫瘠的。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华人别不服气，事实就是如此。将来是不是还这样难说，反正靠孔子、靠诸子是不可能改变这局面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是将眼光投射到事物本身的学说，是以自然属性为基准的学说，因而也就是普适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而中国文化素来所想的，却是如何区别于他者，如何制造差异、维护差异。
在人际关系上，这种理念体现在伦理秩序，体现在长幼尊卑，体现在“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在国际关系上，这种理念体现为朝贡体制，现在没人朝贡中国了，那么就寻求“中国特色”——这无非是迫于形势退而求其次。中国人真正希望的大概还是朝贡体制：我中国特色最优越，汝等皆为蛮夷，汝等也不必尽学我中国——汝本丑类，天朝体制学得过来么？（这话的潜台词是，让你也学会了天朝这套，还怎么体现天朝和四夷的尊卑差别呢？）只要有这向化归顺的诚心便是了。——当年乾隆爷爷对玛嘎尔尼就是这样体贴抚慰的。
于是差异学说注定不可能走向世界。中国人骨子里根本不承认有个人类的“世界” 么。顶多中国人自说自话，人家不来干涉中国人也就罢了。中国人若想将这套包装成“和谐”推向世界，定然寸步难行。“和谐世界”么，这意思就是跟一家老小坐在那儿拍全家福似的：爷爷奶奶居中，子孙妯娌绕膝，爷爷永远是爷爷，孙子永远是孙子，各有各的位置，不可逾越，然后大家做出一副副灿烂的笑容：和谐啦，和谐啦~~~最希望这种和谐的当然是爷爷，子孙妯娌也就是哄老家伙开心罢了。中国一直自命为“爷爷”，也就是盼着全世界当他的儿孙妯娌，围着他，哄着他，如此而已。可这年头还有谁给你中国装孙子呢？
当不上“爷爷”，就只好“特色”起来。“特色和谐”还是包含着维护差异的意思，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诡辩。根据这种所谓“特色”、“和谐”的诡辩逻辑，任何他者都很容易对中国表示冷漠：既然你可以“中国特色”，我自然可以“外国特色”，我何必接受你那套呢？你那套对我却有何价值呢？我可以跟你和谐，可我没必要接受你那套……因而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自身的悖论，注定了中国文化不具备国际传染性。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群可能接受中国文化。而这种现状又不能使中国人开心：为啥他们不服“我”呢？为啥“我”还不超级呢？为啥全世界都服欧西呢？……可居然连“我”都欧西了，“我”上哪儿去了呢？“我”上厕所了？……
历史上，中华天朝就是大文明中最没有文化竞争力的。它只能向朝鲜、日本、越南（北部）那些地方传染，那些地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没有第二个大文明同中国文明竞争。然而但凡遇上和第二个大文明交锋，中国文明向来是一败涂地。
印度支那半岛、缅甸、吐蕃处在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相遇的十字路口，显然，印度文明占绝对上风。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则是伊斯兰文明压倒中国——中国人在那里生再多孩子也没用。丝绸之路上，当然更是西风压倒东风。
其实不用看这些大文明重叠地带，就看中国本土，当年胡僧一来，佛教风行。甚至连汉语的四声反切都是照着梵语语调规则、声明之学制定，汉语的语音系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至于梵语的词汇、概念，什么“世界”、“未来”、“一切”、“平等”、“劫难”之类，更是长期被中国人挂在嘴边。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已经不能只用“影响”来形容了。有人说这是文化交流，那是自我解嘲。其实那是文化“单流”，是单向的传染，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完全是印度传给中国，中国根本没东西好传给印度。无论儒墨道法的思想，都天然不具备“国际传染性”，因为那些都不是关于世界的普遍学说，而是小家子气的、自己跟自己扭扭捏捏的“六合之内”的学说。
后来蒙元时代，奄有亚洲的忽必烈曾在色目文化、吐蕃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作过抉择，首先就把中国文化排斥了，忽必烈坦承他实在不明白儒家学说到底要告诉人什么。中国文化的思想观念对于非中国人来说毫无意义，相反其他大文明的文化对中国人总是有实际的吸引力。蒙元时代，色目文化、吐蕃文化在中国所向披靡，中国文化又一次根本无力抗衡，不声不响也就接受了。流风余韵波及明朝中叶。
事实就是这样，中国文明向来是欧亚文明带中的低气压区域。所谓包容力，所谓同化力，这又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包容力、同化力根本不是力，而是中国作为文明低气压带的结果。只要打开阀门，遇上高气压的文明，就难免要被灌注的，这就是所谓包容。这种灌注历史上次数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理位置偏僻隔绝，阀门难得打开。当阀门闭上，内部也就又回归死寂，这就是所谓同化。
其实，真正的包容力，必须体现为主动地去考察异质文化，以主体的身份吸纳异质文化，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动地受影响。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风行恰恰都是后一种情况。真正的同化力，必须体现为在本土以外同化他者，像当年亚历山大帝国将欧亚非广大地区希腊化那样，像罗马一个小城将整个地中海黑海罗马化一样。中国从来没做到过这一点。华人在外，早晚是被当地同化，从来做不到同化当地。东南亚是最好的例子。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就是福建裔。至于汉唐的西域，更是佛教文明同化中国的咽喉路径，这情形前面已经说过了，后来则伊斯兰化，总之在左宗棠建省之前，那里从来没有被成功地中国化过。中国人总是被包容，而不是包容人，总是被同化，而不是同化人。也正是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包容、被同化，中国才有现在这个头了——可惜还是虚胖，没力气。
在古代，中国人自以为最牛的时候，中国人从来没能在本土外实行中国化，而近代以来，遇到的净是周边国家的“去中国化”。日本、越南、朝鲜，这三个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不小心“被中国化”了的国家，当遇到西方文明时，都先后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去中国化”了。中国人里多有特别看不惯这几个国家的，骨子里便是恨这些鼠辈另择高门。然而根子还在中国文化自身，它缺乏被非中国人接受的可能。
不宁唯是。连中国人自己都去中国化了。因为遇上了普适的现代文明。中国文化本来抵抗力就差，现在更不堪一击。而且现在还不好一厢情愿地相信是自己同化了他者——教育的发展、媒体的发达，已经有意无意地把事实摆得很明显，是他者同化了中国，而不是中国同化了他者。
现在这同化还不彻底。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制造差异、维护差异，以及谋求人上人、优越性的哲学依然支配着中国人。许多人不甘中国淹没在世界里，许多人对世界对中国的漠视感到意外和失望。于是有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有民族文化的编造，直到汉服闹剧、故宫星巴克事件。这些都是一个形成中的民族的青春期焦虑症状，也属正常。
可这青春期的民族还遇到一件更让人焦虑的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自认的一部分成员，在那个岛子上的居民，决定在认同层面彻底地去中国化了。这就是所谓台-独。对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近代以来最能动摇天朝幻影的事件。日本人去中国化，行，小日本不学好，玩你自己的去。朝鲜越南去中国化，去吧去吧，棒子崽子，本来就不待见你。可现在岛子上的嫡派中国人居然也不愿意做中国人了。当年老蒋“汉贼不两立”、“反攻复国”的时候，中国人心底里觉得挺美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九鼎是值得争抢的，并且目前攥在自己这边……可现在那边娇嗔道： “哼！不跟你抢了，谁稀罕啊？”中国人反失落了。这意味着中原九鼎成了破锅，成了马志明家的“五器”，彻底丧失了魅力，那边的英雄狗熊不再为之竞折腰了 ——中国文化所讲的，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中国天下第一。连阿Q都最在乎“第一”。现在你自己的成员不稀罕这“第一”了，中国的天朝幻影彻底破灭了。
其实台-独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从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来考察的话。可惜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定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上的，而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文化民族主义上的。这文化民族主义的背后，还是天朝帝国主义的阴影，还是制造差异、以区别人我尊卑为终极关怀的传统哲学。所以每次见着台-湾不归顺，心里就不舒服——或者反过来，有些混人自作多情地希望台-湾来统一中国……政府神经过敏的做法更为无聊，跑到哪儿都要求该国就台-湾问题表态，这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最莫名其妙的事情。当然再莫名其妙，人家也拎清，无非顺水人情，乐得奉送，台底下却不知从中国那里得了多少实惠。就为买这虚名，中国抛金子砸银子，全都充实了人家的腰包。这还不算，等于送人一张牌，遂为万国所趁，时时被人牵着鼻子走。就为一个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岛子，花这样的大的代价，所得的却还只是虚名，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是为达到怎样的战略目标。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意识到自己不具备吸引“同胞”的魅力了，心虚了，只能靠声嘶力竭维持“中国”的幻象了——这幻象若彻底破灭，便实在找不出任何可以凝结“同胞”的文化资源了。
李前总统的言论，什么特殊的国与国，什么出埃及，什么中国很难定义，什么外来政权，等等，都是在理的。尤其是“特殊的国与国”，“特殊”两字已经给足中国人面子。可惜中国人给脸不要脸，没文化么。于是阿-扁索性“一边一国”了，甭 “特殊”了。马主席也说过，你既反对台独，就当承认中-华-民-国，你既不承认中-华-民-国，那只能把维护中-华-民-国的泛蓝也逼反了。看来这也是早晚的事情。泛蓝还是反了的好，何必扭扭捏捏藕断丝连，乱了自己的方寸。最见不得马-英-九之流冒充中国人，标榜什么“正体字”之类。当然在台-湾问题上，最乱方寸的是中国。岛子上虽然也乱，多少还有明白人。李说台-独是假议题，就是这个意思：台-湾已经独-立了，何必再追求独-立。滑稽的是许多媒体居然读不懂这话，于是震惊，于是疑惑。弱智。
今天中国反台-独，若出以战略利益的考虑，尚有可议之处——毕竟台-湾-岛是直接面向太平洋的要冲，中国若能占有，颇为诱人。问题在于代价。因为这就是赤裸裸的军事扩张逻辑，若动起手来，没有第二个国家会承认这种做法的正当性，没有第二个国家会把这看成中国所声称的“收复”。这就是侵略。要得逞的话，代价将极高。至于拿什么血浓于水、文化情感说事，那都是肉麻当有趣，自作多情，绍兴戏的虚情假意。这套东西你自己信，是你蠢，你自己不信拿来当幌子，台-湾-人也不上当。都什么年月了还来这套，恶心死了。
其实，中国与台-湾，犹如当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当普鲁士“崛起”之际，俾斯麦这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居然放弃“统一”奥地利的机会，将老牌德意志首领奥地利（含捷克）排除出德意志范畴，真是最具政治远见的。柏林和维也纳之间，从此成为“特殊的国与国”，不久普鲁士打败法国，一个崭新的、不包含奥地利捷克的德意志在欧洲站起来了。若俾斯麦也像现在中国人那样肉麻地“血浓于水”，去谋求完成德意志文化疆域的政治大一统，反而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普鲁士不是没有能力兼并奥地利，却付不起背上奥地利六百年老店遗产包袱的代价，对付不了那些哈布斯堡王朝的死忠分子，弥合不了德意志民族内部的创伤，更无以应对英法俄列强的环伺。于是，俾斯麦在把维也纳教训服帖之后，果断地下令停止进军维也纳，保存哈布斯堡王朝，保存奥地利，唯一的要求是奥地利放弃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放弃作为德意志一邦的身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将得到柏林的特殊亲善。俾斯麦的做法，在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制造奥独、支持奥独，真是德意志的罪人。然而事实证明，柏林的奥独政策是正确的。1871-1914年之间，第二帝国突飞猛进，将英法狠狠地摔倒屁股后面去了——至于奥地利，自个儿去建设奥匈帝国吧。至于后来第二帝国的失败，也正是背离了俾斯麦的忠告：不要四面出击、两线作战。
在粘粘糊糊、血浓于水的“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氛围里，出不了俾斯麦。或许李前总统是华人世界的俾斯麦，却不是中国的俾斯麦——李先生去中国化了。
[2006.12.16]《数学乐旅》读后
作者的“数学人生观”，或者毋宁说“博弈道德观”，可以算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同西方虚无主义道德观的结合。
中国传统道德观，无论诸子百家哪一家，均只关注人际关系。这种道德观关心的是人和人如何相处、如何算计的课题。
这个课题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道德观、博弈道德观的课题，并无超越现实的思考。但是传统道德观，尤其是儒家道德观，虽然没有超越的内涵，却喜欢打扮成超越的样子，给自己蒙上高尚的色彩。这种道德观极力用尊卑秩序的名义掩饰人际关系博弈的实质。因为博弈的前提是冷酷的，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博弈容易导致人的虚无、社会的离散。而儒家的目标是维持社会，既然它不能超越于博弈的实质，便只好给博弈套上包装——亲亲、尊尊，人性善，恻隐之心，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等，都是说服人接受“ordre秩序”、说服人心甘情愿地在“ordre”框架中进行博弈的外包装。在道家，这外包装则是赤子之心。在法家，包装得就不大高明，成了硬手硬脚的“法”了。
因为这种思维完全沉浸在现实的人际关系，所以缺乏自然（对象世界）的镜鉴。孟子叹息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诚然是问人性之所在，仿佛意有所超越。可他给出的答案是仁义。仁义听上去很高尚，但实质上就是伦理、秩序（ordre）的重言——仁的意思就是你我关系。因而儒家对人性的描述，颠来倒去还是归结到你我之间那点破事。其实既然要探讨人性，便不能只局限于人，局限在人，便永远不识人的真面目。换句话说，若要问“人之异于禽兽”，至少应该研究一下“禽兽”，从而反照人性——可孔孟之徒是连“禽兽”的研究都从未考虑过的。在这类思考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缺席的。于是传统道德的性质永远局限在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算计的范围内。
当然儒家主观上是反对算计人一类诡诈的——相信圣贤们是真诚的。可是，儒家既然给这种道德观蒙上崇高色彩，却因局限于现实人际关系，并无超越的实质，道德说教便反而容易成为伪君子孳乳的温床——伪君子就是好像超越又超越不得，反多一重罪。因此，儒家自己就从来没能摆脱算计诡诈之术。况且儒家的周围，也总需兵家的诡诈、法家的权术、道家的规避和诡辩伴随着，其中有些角色是大方地花团锦簇（如道家、兵家），有些角色则躲在暗中像鬼魅一样（如法家）。那些其实都是儒家道德高调的补偿机制。诸子百家共同的特点便是，一切都着眼于人间秩序（ordre），自然法则（law）的观念始终是缺位的，这叫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无论”。人的头脑里若只知道你我那点破事而不知道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人的思维若总是局限在“六合之内”也就是鲁迅说的那个铁屋子里，那么相处必然导致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的博弈——无论亲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乃至君臣之间，等等等等，关系的实质必然是博弈。“养儿防老”、“乌鸦反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谚，以及所谓“报本”的思想，正反映了传统道德外衣下博弈的实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交友结义、学而优则仕，本质上都成了下赌注、拿回报的投机行为。博弈始终是真正支配着这种层次道德观的因素。无非有些学派把博弈的事实说得赤裸裸（法家、兵家），使得他们的道德观缺少被人公开接受的可能，有些学派不现实地反对博弈（道家），只有儒家学派最高明，知道要遮遮掩掩、涂脂抹粉，使得人人都可以在需要的时机理直气壮地唱那些调子。
在自然法则（law）缺位的大脑里，世界只好由不可置疑、无须理解的 “ordre（命、令、秩序）”支配。“ordre”的作用就是将人放在既定的秩序框架里受着驱使——从皇帝到草民，谁都无法逃脱。然而“我思故我在”。思考是人的本能。人可能被驱使，但人不可能被彻底地驱使。因为人会思考，有意志。在“ordre”编织成的世界图景里，由于“ordre”的专横和确定无疑，人在绝大多数场合不得不放弃思考的权利。唯一能体现“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体现“我”的存在的事业，便是算计人、驾驭人。算计人是一种不完整的思考，是在对“ordre（命、令、秩序）”的顺应和投机的前提下进行的束缚中的思考，在这种束缚中，人倾向于幻想自己智力超凡，能与命运周旋，却根本无视真正的自然法则——事实上赌徒正是从这种心理活动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的。（《数学乐旅》中表现了赌徒的这种心理）。博弈过程中这有限的思考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人的意志存在获得肯定的仅有的机会之一。另一个机会是交配。不过从生物学角度讲，交配本质上正是博弈的原型。有意思的是，交配正是传统中国人历来的文化主题，性能力是中国文化从精英到底层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陈立夫唯生论点破了这层——然而因为点破，所以不灵，不被人接受了）。譬如中国思维的基础“阴阳”，显然暗示着交配行为。而后世文人，好赌成性的大多讳莫如深（其实全民皆赌，文人也不例外），可若是好色，则向来没有掩饰的，反引为风雅的题材。总之，在旧“秩序ordre”的社会中，道德的高调同算计人的诡诈、泛滥的色情永远是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一主二仆（《数学乐旅》多次出现色情描写场面，暗示了赌博与色情的内在联系）。
旧式社会的娱乐，也隐喻着“ordre”支配下人的行为模式。传统的娱乐，要么是那种高度“程式化”的游戏，也就是执行指令（ordre）的训练，要么是高度投机的游戏，也就是在既定秩序（ordre）下算计人的演习——前者如书画词曲，后者如赌博。从历史上考察，词曲同赌博还真有不解之缘。不可置疑、无须理解、抑制思考的“ordre（命、令、秩序）”，一手赠予人绝对的安全感和襁褓紧裹的温暖的快感，这构成了书画词曲之类“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艺术”的机制，一手则把人的思考力死死限制在促狭的空间——人际关系，只有局限在人际关系这个空间里，人才有权尽情地用他闲置着的思考力施展小花招小伎俩，去争取投机成功的满足感，这构成了赌博游戏（算计人、投机）的机制。词曲书画和赌博游戏（加上生理赌博——色情）是侧重点不同的慰藉机制。儒学文化圈的遵命哲学、程式化艺术、好赌成性、好色成癖，其实是系出同源、源远流长，背后有很深刻的文明结构的原因，这原因便是：专注于人际关系的“ordre”观念仍旧霸占着人的心灵。邓晓芒说：日韩文化“粘乎”，粘乎的背后就是指这个，粘液的来源则是我天邦大国。中日韩文化非但“粘乎”，而且淫靡、病态，这是“阴性”一面；它的另一面，却是蛮横、不讲理甚至惨无人道，这“阳性”一面的背后，同样也是“ordre”观的世界图景。
既然自然法则（law）的观念缺位，关于自然属性的认知、思考、理解都成为不可能。填补空白的还是“ordre”，也就是“命运”。“命”从口从令，其实就是“令”，也就是“ordre”。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依然是人间的“ordre（命、令、秩序）”那一套。天地运行的时序等自然现象，都叫做“令”，所以有时令、节令、冬令、夏令的说法。人的生老病死的运动，则叫做“命”，也是“令ordre”的意思。至于天地宇宙的“ordre秩序”对人间的作用，就是天命、命运了。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实质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伦理化。既然人和自然的关系被伦理化，这种关系的实质便依然是博弈——当然是虚构的博弈。其实博弈的对象只能是人，不可能是自然，更不可能是“神”。可中国古人显然相信人和天地神灵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关系。这便是所谓“天人感应”。天地宇宙神灵，在中国人心目中并不是真正值得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彼岸代表，而是博弈的对象。中国人对天地神祗的礼拜，完全是博弈的手段。所以有“礼记月令”，所以有“冬令进补” 之类节令应答的措施——这都是企图算计老天爷呢；所以行贿，所以哀告，所以还愿——这都是企图算计神灵呢。天地神灵若不验，还可以跟天地神灵谈判、商榷，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咒骂、恫吓。张别古跟城隍老爷谈价钱，公然在神祗跟前算计性价比。窦娥临刑前将天地骂得狗血喷头，便是自知反正活不了了，不如趁机将天地来申斥、恫吓，人家是赔本赚吆喝，窦娥是丢命赚吆喝——结果天地真的被这吆喝吓坏了（“感天动地”），为她降了六月雪……凡此都是基于天人感应、人神博弈的臆想。至于中国赌博中吆五喝六的习惯（吆五喝六仅限于中国或东亚赌徒，其他文明的赌徒，多以默默祈祷为能），更是证明了中国人对“destin命运” 的理解从没有超越的因素。赌徒当然相信命运，当然有所求于命运。但中国赌徒理解的“命运”不是“destin”，而是“ordre”，是人间秩序的投射，故尔必须用叫声来“号令”（“令”就是“命”），他潜意识里相信人的叫声可以作用于冥冥之中的神鬼。叫声的奏效，前提是声音的物理作用和听者的生理作用，可是叫声何以能呼唤冥冥之中的那些灵和物呢？这一点中国赌徒是意识不到的。因为中国人所谓的神灵鬼魅，都是死人的代称，从来不具备spirit的纯度，不具备彼岸的性质。鬼魂同肉体是混一的。也正因为这个，中国向来不缺乏人鬼床第之情的故事——倘鬼魂是纯精神，没有肉体属性，何以能做那事呢？所以《牡丹亭》之类故事并不是基于什么奇异高超的想象力。若非佛教传入，中国人永远不会将肉体和精神区分。故尔中国人对神鬼的措施，同对人的措施向来没有不同——赌徒的叫喊，正以此。“五”、“六”固然不是鬼神，但它们既在冥冥之中，必然被鬼神支配。吆五喝六便是叫给那一样具备肉身功能的神鬼听的。
既然中国人不恰当地虚构了人同自然之间的博弈关系，在真正的自然跟前就免不了常常头破血流了。譬如古代宫殿的大殿，因为体量较高大，容易遭雷击。中国人便想出主意，在正脊里埋藏金银。无疑这是对天老爷的贿赂行径。可惜天不是人，并不知道领情，相反因为金属的导电性，更频繁地将雷电导向那些广厦巨殿。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比比皆是。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史——甚至“艺术”史，就是一部在自然面前频频失败的历史。中医集中了这方面的例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对自然无能，正是传统道德观的祸害。
传统道德观是用“ordre秩序、命、令”来掩盖、歪曲博弈的实质，而虚无主义道德观，也就是作者所表述的那种“数学人生观”，则是把传统道德观高尚虚伪的内外衣统统剥光，剩下的赤裸主干——博弈。这种道德观公然把道德的前提建立在每个个体都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公理上。每个个体有各自的利益，同时每个个体又具备相当的理性，为避免、减小无谓的损耗，个体之间便达成妥协的契约，这就是道德规范的来源。这本质上是卢梭契约论的翻版，但经数学的分析，理性更加锐利。这种博弈比起传统道德观“ordre”框架下的博弈，无疑更具备公平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比起传统道德观，虚无主义道德观经历了理性的历练，免去了伪善一重罪。这很好。但不够。去掉伪善并不意味着自动得到善。这只是做减法。还应该做加法。要加上自然，道德中必须充实进“人和自然（对象世界）的关系”这层内涵——康德的宗教哲学，便代表着这层内涵。
虚无主义的博弈道德观，依然局限在人际关系中。因而它不能促进人的进取。仅仅肯定争取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导致人的觉醒和进步——中国传统道德，本质上就是这种道德，中国因此而停滞、而蒙昧、而无尊严。博弈道德观、局限在人际关系的道德观的症结在于，仅仅以争取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话，完全可以通过“道德地击败、损害甚至消灭他人”来达到目标，无须面向自然。这种道德观依然没有触及人如何对待自然的课题。
然而人和自然的关系，正是关系着人类根本命运的事情。西方人正是勇敢地面对这个课题，才成为第一批站立起来的人类。博弈的道德观（契约论的道德观）固然好，但必然带来虚无的弊端。正在大革命以卢梭主义、天赋人权摧毁一切旧道德、旧宗教的时代，康德宗教哲学及时地用“物自体” （也就是“上帝”、“神”）补救了“彼岸”的空白，树立了“作为宗教的宗教”，从而维持甚至鼓励了人对自然（对象世界）的兴趣。西方人何其“幸运”！然而不如说西方人的知性何其强大！《数学乐旅》的作者说：道德不在宋儒的天理，也不在康德的星空。其实道德固然不在宋儒那里，却一定在康德的“星空”。“星空”的道德，也就是康德宗教哲学的道德，是促使人以人的身份同自然交流、同自然对话的机制，人的这种“纯粹理性”，以及支配着理性的“自由意志”，才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若只有博弈道德的话，人便只能是执行指令的工具，是受着驱使的零件。人用他的理性发现了“law”，人用“law”击溃了旧的“ordre”（启蒙时代到大革命的主题就是这个），但是人并不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law”——没有自由意志的树立，“law”早晚要蜕变成新的“ordre”。因此，光靠“ordre”的解体，人的知识不会增长，人的能力不会提高，人的意志不会自由，人的精神不会更接近“人”，人永远也不能第二次直立！甚至比起传统道德下人的生存状态，人反而会更无尊严，人反而更加趴下，甚至自我奴役、自我活埋——博弈道德观固然是源于理性，却不免重新走上传统道德观走过的压抑理性的路，让人再次堕入“ordre”的罗网不能自拔，让人再次陷入对自然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乃至一厢情愿虚构博弈关系的蒙昧状态……无疑，博弈道德是现代道德所必要的，但绝对不是现代道德的全部。如果现代道德之于传统道德只是做减法的话，现代道德将毫无合理性可言；事实相反，现代道德的加法远多于减法，不仅是加法，而且是升华——康德宗教哲学正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升华。西方近代史证明，博弈道德（契约论）只是西方近代思想资源的一方面，康德才是近代西方的“康圣人”。
此文作者的心情（对虚伪传统道德的揭露、嘲讽），我多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但他错了。可能因为他是计算机专业的，他沉迷在指令的执行、执行中的博弈当中，他对数学情有独钟。数学是知识的工具，却不是知识本身。数学是人对自身思维有效性的冷酷的检验，是内省的运动，并不面对具体的对象世界（自然），不强调同自然的交流。因而单纯基于数学和博弈的道德观，到头来只能让人的心灵重新自我锁闭，从而一味强调对“ordre”的顺应和利用，这将导致人缺乏对“ordre”质疑的能力，缺乏发现并修正“law”的手段和能力。这种道德观还是自然法则（law）依然缺位的道德观。它的弊端同传统道德观是类似的，甚至会导致虚无、绝望。
这对人类来说，不会是好事情。好在历史证明，西方的站立，并不只靠数学和博弈，而是更有赖于意志的自由和对彼岸“物自体” 的追求。因这种追求，使得人与自然（对象世界）之间始终维系着由法则（law）所支配的利害关系（interest），从而督促人保持着谦卑的精神去认知对象（纯粹理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实利（实践理性）、获得愉悦（判断力），这便是所谓“真”、“善”、“美”的理想的基础。奥卡姆剃刀可以剃掉传统道德高尚伪善的外衣，因为那完全是多余的实体，却无法剃掉真善美，剃掉物自体，因为那是必要的实体，是被现代道德欢迎进来的必要的实体。只有把认知活动、审美活动也纳入道德关注的范畴，道德才成为现代道德。道德的高调，只有在“星空”（物自体）的照耀下，才真的能唱得底气十足、满宫满调。总之，当代西方的虚无，只是一方面——事实上是他们自己敏感地觉察到了这方面，他们直面它、批判它，这足以证明他们并不虚无，也不绝望，他们的知性依然强大，依然奏效。
[2006.11.14]百尺为形的与时俱进
听了王其亨教授关于样式雷和风水的报告录音。
其中大骂“清华甲亢”的，没啥好说了（这个专业里我最佩服的还就得数“清华甲亢”）。其中大骂西方的，欢呼“我们就是聪明”的，誓言打倒洋鬼子、日本鬼子的，没啥好说了。其中为洋人对“五千年的我们”的赞许欢呼雀跃的，没啥好说了。其中强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也没啥好说了，本来就不一样，能一样么？
倒是王不经意间总流露出“一样的”倾向，就是强调超前，强调老祖宗很“科学”，跟现代科学是“一样”的。有个细节有意思。王说风水理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有道理。百尺为形，百尺三十余米，正符合现代建筑空间理论，35米是人性化室内尺度的极限，现代剧院、音乐厅、电影院都按这个标准控制，甚至控制得更小。大于这距离，由于声速光速的差异悬殊，光影信号和声音信号之间会发生时差，导致诸如口型和声音对不起来的弊端。如太和殿，宽二十丈，深十丈（其实是十一丈七尺四寸），皇上坐在当中，两边正好各十丈，完全符合现代设计理论的控制标准。太和殿前台阶到正门，也是35米。结论：中国古代不是做不出大空间，而是不做大空间，中国人懂得“百尺为形”，造大了不人性，皇上跟大臣没有情感沟通，所以控制在百尺之内，是很聪明的设计，很严谨的设计。洋人古代不懂这个，才把神庙、教堂造那么大。
这里且不说太和殿实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皇上和大臣究竟是不是需要在太和殿 “沟通情感”，也不说跨度被梁枋天然长度限制的木构殿宇的结构怎么都不可能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大空间（横向空间必然被柱子划分，且竖向空间必然贫乏；不过在桥梁方面，中国人曾经利用木构造出过超越天然材料长度的跨度，即汴梁的虹桥——但桥梁不是典型意义的建筑，且这种结构从来不曾被运用于殿宇）——单说房屋整体的尺度。中国古代究竟是不愿意造得更大呢，还是造不了更大？似乎好像……造不了更大不对。太和殿的面宽并不是现存古代殿宇最大的，比它大的有太庙正殿、长陵祾恩殿。可见伟大祖先完全有能力把殿堂造得更大。照王的分类，太庙、祾恩殿，大约都可以归到“彼岸象征”。姑且这么承认吧。横竖太庙、祾恩殿都不是活人呆的地方，跟太和殿不同（其实太和殿也基本没活人呆，功能上就是供膜拜的场所），那么这俩造得比太和殿更大，也就有以了。（但这样的话，洋人的神庙、教堂造那么大，不更加有以么？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彼岸象征啊……唉！也罢，这壶且不提他。）总之然则所以因此，太和殿二十丈的面宽、十丈的进深，断然是出于“百尺为形”的科学理论了。
非常遗憾。太和殿并不是从来就这么点儿的。太和殿在永乐时始建，当时叫奉天殿，经过多次灾毁重建。嘉靖重建时（改名皇极殿），因为经费支绌，时间紧迫，不得不“比旧量减”，也就遵奉原先的形制，但减小尺度规模。原先奉天殿的规模多大呢？据《世宗实录》，“原旧广三十丈，深十五丈”，按明代营造尺换算，合面阔95.1米、进深47.55米，比现在太和殿面宽63.96米、进深 37.2米各长一半和三成左右。视觉上几乎占满台基的全部宽。事实上当时明世宗因为不懂工程，还想把整个三台大大缩小，后来知道这样更费手脚，便只好同意因陋就简，在原先庞大的三台上把三大殿的规模缩小。大殿和台基边沿之间也空出更长的一段空间。此后太和殿仍有重建，但都照这个尺度。现在太和殿的尺度就是嘉靖重建“皇极殿”时候定下的。（见《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还有后话。清初重建太和殿，因为长年砍伐过度，大料都没了。可太和殿实在不好意思再缩小啊，只好用包镶的办法用小料拼出四根大金柱。可见太和殿之所以只有那么大，是不得不只有那么大，不是“设计”得那么大，更不是“百尺为形”的所谓“理论”指导的结果，而是没辙，彻底的没辙，事实上它本来可以更大，总算它还没被形势逼得更小——这证明伟大祖先被逼急了还是能逼出点儿弹跳力的……至于摇头晃脑说着“百尺为形”的某些古人是否真明白所谓视听效果、人性化的道理，那是没准的。至少奉天殿本来不理会这套，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如果愿意，依然可以用风水解释太和殿的“盈缩”：原先尺度过大，超出了“百尺为形”的古训，违背了风水原理，所以……所以遭雷劈了，而且不是一次呢……可嘉靖缩建后，还是数次毁于雷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不用为风水操心，它会自个儿搬梯子的。
太和殿缩小了，同三台的尺度失调了。可我们现代人多看也看惯了。相反看到太庙、祾恩殿跟各自台基的比例，倒觉得有些压得慌。不过在明初人看来，大概会觉得后两者殿宇和台基的比例才是正常的，缩小的太和殿根本压不住三台。但更大的可能是，古人根本没考虑过什么尺度比例的“审美效果”。在古人，尺度比例是要讲的，但通过这比例要达到如何如何的空间、视觉、功能的目标，他是不问的。他是为数字而数字——可他又不是数学家。数字在古人头脑里早就失去它自然的意义，成了一堆神秘的符码，什么三三见九、七七四十九、九九归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六十花甲……这些符码被奇妙莫名、一厢情愿的“intention意思”充斥，同客观的世界便永远隔绝。尺度比例的讲究也是如此，既不存在什么科学意义，也不存在什么审美意义，只是迷信。若说有些场合有效，要么是瞎猫和死耗子姻缘的结晶，要么是人的潜意识里，本能直觉尚未完全被这套说辞淹没，而在暗中奏效，但在思维层面其机制却被刻意附会上那些说辞。中医跟风水的机制，说穿了都是这么回事。
王说：“风水理论，怎么批也批不倒。”就冲这点，风水就是迷信。迷信都是批不倒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被伽利略牛顿批倒，燃素说被拉瓦锡批倒，以太被迈克尔逊和莫里的实验批倒，牛顿绝对空间被相对论批倒……唯独风水、中医之类迷信批不倒。为啥呢？雨果说让·瓦让：“他死了，因为他真正地活过。”那些被“批倒”的理论之所以被“批倒”，是因为它们真正地“立”过。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其实不立也就不倒么，老趴在地上爬行游走，当然倒不了。我在天目山，亲眼见到一棵参天大树老死了，倒下了，伟大地倒下了——可是谁见过苔藓地衣“倒下”呢？这类所谓理论啊！它们的妙诀就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趴在地上的道理（也就是废话，周口店大学的讲义）包装得云里雾里、花好桃好——因为是废话，可以确保不被证明为错误，因为云山雾罩、花好桃好，所以废话成了高深莫测、博大精深。持着迷信的人，他们必是拒绝界定、拒绝周延、拒绝分析——也就是拒绝站起来的（送他们一尊罗丹的《青铜时代》吧！），他们必是坚决地以八九不离十、是药三分毒来搪塞的，他们必是以流转无定的所谓整体思维——实即趴在地上游走的“奇迹” ——来眩惑众人的。这些所谓理论说辞从来是自闭症的典型，关起门来不留余地，自己证明自己，自己欣赏自己，自己爱恋自己，自己崇拜自己，进而就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了。故尔这些人永远是本能地强调老祖宗“古已有之”，因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产生新的事物。一切都由祖先（祖先也就是“我”）制定好了，后人只需深入挖掘、深刻领会，加上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可惜王不够老谋深算啊，居然把这层捅破了。
王说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组群、景观方面成就很大。这只能部分同意。相对于建筑空间（也就是室内空间），中国建筑的长处的确在于组群空间。在现代所谓景观的领域，现存中国建筑的确有不少上乘的作品。但是，有证据证明，古代中国人在所谓“景观设计”领域，仍然是不自觉的，仍然谈不上有预见的设计。
譬如，北海堆云积翠桥南积翠牌坊，就是败笔。由于历史原因，琼华岛的中轴线和团城的中轴线不对位。乾隆时期重建连接琼华岛和南岸的大桥时，就把大桥处理成曲桥，使得团城和琼华岛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路线更有引导性。应该说这个处理是非常得体高明的。但接下来应该检验，当时这样处理，究竟完全是出于直觉呢，还是出于缜密的设计思维？那么请登上团城复验。如图，被“精心设计”的引导路线，让积翠牌坊完完全全的遮蔽住了。可以想象，人在同曲桥标高接近的位置，仅凭视高观赏曲桥以及对岸的琼华岛、永安寺，曲桥的形象并不突出。它优美的形状同琼华岛永安寺的组合，必然是在高处观赏，才更鲜明，效果更强烈。同时，之所以用曲桥，就是为取得琼华岛和团城的对位关系——如果是基于这样的逻辑，那么真正的景观设计，一定会创造从团城观赏曲桥和琼华岛的条件，至少不能破坏这些条件。可是事实是，人们傻里傻气地照规矩在大桥两头造了牌坊——人本来完全能在团城上好好的“看”自己的智慧成果，可积翠牌坊就是粗暴地把团城上眺望对岸的视线完全阻隔了。
这是因为古人做事情，标榜比观赏（审美）更重要，而标榜又必然是程式化的——按规矩做。人是程式的奴隶，不是主人。就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固然造出不少不错的景观，但这并不是出于审美的自觉。古人的眼睛是闭着的。在审美领域，古人经常瞻前不顾后。
之所以古代中国景观、组群方面的成就比建筑室内高，是因为在古代，组群布置的技术要求毕竟比建筑室内空间的技术要求低：这里点缀一下，那里压一压，四两拨千斤，一般不需要征服重力，人的直觉可以奏效。但建筑室内空间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征服重力，才有可能塑造空间，单靠直觉是难以奏效的。中国的文化铁定了技术无能，所以古代一直造不出好的室内空间，也就是在建筑上无能。那么中国古建只能靠因陋就简来垒筑、靠涂脂抹粉而辉煌。故尔中国古建最值得看的大概也就是彩画了。
至于景观设计，中国古代做得较好，但也不算自觉。事实上一直要到意大利庭院尤其是法国凡尔赛的时代，建筑意义的景观设计才成立。凡尔赛并不仅仅是地面的布置而已，整个花园的管道喷泉系统，就足以令全欧洲颤抖。这时景观才真正纳入建筑的范畴。那种中国传统点染式或者排队式的的布置，视觉上固然经常符合直觉的美感，但直觉诚可爱，自由价更高，这些成果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只是浑沌蒙昧的一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谈不上美，也谈不上丑。更以某些文化的原因，人们会稀里糊涂地、轻率地破坏直觉的美感——积翠牌坊就是一例。
古代中国在建筑上的成就是不足道的。王说大空间没什么希奇，赵州桥、虹桥的跨度，证明中国人造得出大空间。这是不负责任的。学生会受严重误导。桥梁和房屋的结构性质有质的差别。古代中国解决不了侧推力问题、相贯线问题，甚至连石材砌块咬合面的加工都做不好——这会严重影响拱券结构的强度。没有证据证明古代中国人能把赵州桥的跨度搬到几十米的高空——桥梁毕竟是趴在地上的，桥梁下的空间毕竟是极简单的，桥梁不是典型意义的建筑。可是万神庙不折不扣就是把直径43米的穹隆（是完美的穹隆，不仅是拱券）抬升到20多米的高空，古代世界任何建筑技术对此除了望尘莫及，实在没有什么好敝帚自珍的了。更有索菲亚大教堂帆拱的发明，解决了立方体空间和球形空间的竖向转换问题——中国人说方圆凿枘，可东罗马人就是做出来了，不但是大空间，而且是丰富的大空间。至于后来罗曼风、哥特风教堂，乃至佛罗伦萨主教堂、彼得大教堂，等等等等，别说古代中国人何尝作此想，就是现代中国人，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未必能想象。当然现代建筑主流已经不再是征服大空间，除了机场候机楼、体育场馆一类，一般都把重心放在空间的构思而不是空间的规模。但西方现代建筑之所以有今天，正以有古代辉煌的基础。中国现代建筑之所以平庸拙劣居多，正以自古就缺乏建筑空间思维的资源。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想到要去做那样一件事，而不是不愿意去做那件事，这是显而易见的。王的这些论调，对学生是有害的。
跟中医一样，这是有意无意的欺骗——因为祖宗最完美，因为祖宗已经把一切都解决了，现实中没解决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把祖宗的精神吃透而与时俱进。基于这样的前提，就不能不将“把话说圆”作为第一目标。“把话说圆”也就是与时俱进必然采取的手段，而欺骗也在所难免。自欺而欺人，欺人而自欺，有意无意，到底是要把自己也骗了为止。
[2006.11.1-5]11月1日会谈纪要：动物、中医、政治、悲惨世界
11月1日下午同法国佬会面。十个月不见，她心情似乎好多，因为在图尔找到工作。她说她生日。我表示知道了——我向来不知道生日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么也就只好表示知道。
言归正传。她说她打算写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中国人如何对待动物》，据称是要涵盖所有中国历史阶段的。她想知道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动物是哪种。我告诉她，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动物，除了那些谁也没见过的——龙凤麒麟之类——大概是马，事实上马也经常被称作龙。汉朝李广利取天马，唐诗写马的也很多……她说，那是唐朝以前，她知道，可唐朝以后是不是还是这样。我说还是这样。当然唐朝以后中国马匹减少了，良马更少，所以在行为上宠爱马的少了。但中国人观念上依旧珍视马。譬如绘画，始终有一门叫做人物鞍马——只有马才能跟人同列。其中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马在中国是外来动物，不好养活，同时却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得马匹者得天下，故尔中国人对马有近乎崇拜的感情。欧洲人吃马肉，中国人绝对不吃（除非小说中写的军队受困，最后关头不得不斩马为粮），还因此产生了许多马肉禁忌的说辞。
——“那么为什么中国马匹少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人口多，地少。养马的空间不够。这是最根本的。明朝初年为了维持中国的军事力量同北元抗衡，曾命令华北诸省计丁养马，就是每户人家，有多少丁口，就必须义务为国家养多少马。这个政策根本无效。到永乐末年，那些有老百姓养的官马几乎全都没了。宣德年间不了了之。实在是养不起，没那些空间。二、历史上金元统治者曾严禁中国人养马，因为马匹是军事资源，金元统治者必须对之强力垄断。这也导致民间养马一度完全禁绝。”
——（后来想起）此外，中国人对马的习性向来不了解。伯乐、九方皋之类神秘兮兮的传说，正显示着中国缺少懂马的人，中国人缺少关于马的知识，缺少研究老朋友的能力。这跟欧洲天壤之别——欧洲培养出各种用途的马，到工业化前夜，欧洲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性能最良好、血统最高贵的马匹，这是欧洲崛起的一大宗本钱。至于中国人，即便汉朝从大宛抢来天马，到中原不出几代就退化，唐朝固然有大量良种马输入，但一旦西域交通隔绝，良马的来源中断，中原马种同汉朝一样，迅速退化了。汉唐从中亚输入的良种马，其血统在中国完全被蒙古马、西南矮种马等劣马的血统稀释了。中国人在马的养殖事业上，是完全失败的——然而恰因这彻头彻尾的失败，马在中国人心目中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许多“文化现象”都是产生于无能，产生于对无能的缘饰。
接下来她问：“西藏人的神兽是狮子，这是为什么？中国人怎么看待狮子？”
——“这一定是出于佛教观念。具体我不清楚。但有一点，中国人对狮子的态度同西藏人类似，都是由于佛教输入。事实上中国人西藏人都没多少机会见到狮子。无非西藏人是佛教社会，狮子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中国虽受佛教影响很深，却不是佛教独尊，所以虽然喜欢狮子，却派他去看大门——或者年节舞狮子玩儿，无非迷信这种谁也没见过的动物能辟邪。”
——“我见一些照片，中国的法院门前也喜欢摆两个狮子，这是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狮子代表威严、权力，可法院是体现正义公平（justice）的地方……”
——“在中国人观念里，法院依然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是衙门。中国人没有司法独立的概念，虽说书面上口头上都把司法和权力、行政分开的。法院门口放狮子，符合中国人对法院的理解。放狮子意味着气派、有权威。在中国，不少酒店门前也喜欢放狮子，因为酒店算是高消费场所，高消费也是权力的体现，放狮子符合酒店在中国的含义。”
接着她问：“中文里，动物就是会动的东西，那么……”
我打断她：“中文里用‘动物’指称animal是很晚的事情，应该是在晚清。在古代偶尔也有用这个词的，但很少，所以古书中一旦出现‘动物’，都要加注。另外这个词在古代意思也不固定，有时候是指天体，因为日月星辰也是会动的东西……”
——“那么古代你们管动物叫什么呢？”
——“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跟animal对应的概念。顶多叫禽兽，鸟和野兽。”
她不解，她难以想象中国人居然没有外延相当于animal的概念。我向她解释，古代中国人思维相当浅薄幼稚，比起归纳，他们更多地采用枚举：禽兽、虫鳞、草木、江河、星辰、日月、车马、舟楫……他们不会说：动物、植物、天体，更不会说交通工具。他们从来不企图分离灵魂和肉体，也就是不企图把事物的属性从事物本身中抽象出来，不会抽象，也就不会分析归纳。
——后来想起，语义上同animal最接近的中文词，应当是“生灵”。这个词上古就有，到现代汉语还使用着。但这个词也是并列枚举的结构，生命和灵魂，所以其范畴也覆盖植物。而且在古代汉语多数语境下，这个词的所指是人民，所谓 “生灵板荡”、“生灵涂炭”，都是指百姓遭殃，顺带着牲口、庄稼也都遭殃，那么那些也包括在“生灵”里了，但核心依然是人。这同animal不一样。 animal固然也包括人，但日常使用的核心意思却不是人，而是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她忽然想到，中国有《本草》一类著作，不能说中国人不会分类。
我告诉她：“古代中国人当然会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基于自觉的抽象、归纳、分析，而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行为。所以，中国古代的分类，经常会把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范畴并列，就像这样：水果、蔬菜、饮料、香蕉……汉朝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算是一种分类的学问。魏晋以后佛教流行，使得中国人分类的思维水平有了提高。唐宋类书、分门别集盛行，也代表着中国式的分类思维。实际上，这些分类工作相当随意、幼稚，因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支配了它。这种分类，并没有摆脱枚举的思维水平。”
因为《本草》的缘故，她想到了中医。我告诉她我不信中医，中医全是骗术。她大惊失色，说她有个香港朋友很信中医，说奇妙得不得了；在法国许多华人也看中医……我问她：“你看不看中医？”
——“不看——可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可没有信中医这个义务。在给自己治病这个问题上，我首先把自己看作动物意义上的人，这件事跟中国、跟文化归属没关系。我看西医，现代医学。”然后将那些道理讲与她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医的所谓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君臣佐使，全是文字游戏。我不能容忍那些只会玩文字游戏的人对我的健康说三道四，更不能接受他们的处理方案。针灸一类无害，受骗也无大碍，可冤枉钱是花了；草药多有不测之毒，就不仅是花冤钱的问题了，万不可侥幸。”
——“原来是欺骗，是欺骗，是欺骗……”法国佬喃喃自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两天正关注中医问题，她居然就撞枪口。中医的思维方式，要让法国人明白，不容易。前些年，她曾提到，法国有人设计居室，借鉴中国阴阳思想，把居室处理成黑白两种颜色，非常漂亮，是中国风格（style chinois），又将那杂志图片给我看。我告诉她，这样的居室果然是好看的，但这跟中国的阴阳思维不搭界——当然设计者一知半解得了灵感，无可厚非，但那作品并不是中国风格。设计者见阴阳鱼图，由黑白构成，便将居室处理成黑白。可是中国人的阴阳黑白，却不是这样落实的。阴阳思维的妙处就在于，千万不能落实，而要落空：你看见是白，他偏说是黑，你看见是黑，他偏说是白（就跟中医说“肾虚”、“脾虚”的肾、脾一样，告诉你他说的肾不是解剖学的肾，他说的脾不是解剖学的脾，而是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出的“功能肾脾”），横竖他就以这样虚妄空洞的大话显示他比你肉眼凡胎高明。故而中国人从来不曾企图将阴阳直白无遗地表达成黑白——除了阴阳鱼图。因为若定死了阴就是黑、阳就是白，他就没法自圆其说。譬如在五行系统里，金主白、水主黑，两者都属阴，这同阴阳的黑白不合。若黑白只是言辞，那么他可以说此白不比那白，阴阳之黑白不是五行之黑白……可若是傻乎乎将阴黑阳白坐实了，就像那居室设计一样，那就没法跟五行之说掺合了。然而阴阳五行都是他的理论依据，这不是自己找难看么？实践上，中国人分配给颜色的“意思”受五行说影响更大，阴阳鱼图后出，并没有人在用色上遵从后者。根据五行说，黑白都属阴，不吉利的。黑白的居室很漂亮，但绝对不是“中国风格”。法国人太老实了，不懂得什么叫“就这么一说”。中国人的“就这么一说”，最痛恨刨根问底，更别说忠实执行——刨根问底和忠实执行都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潜规则，弄不好是会犯众怒的。
这个话题告一段落。她又提及，近来读到柳宗元、孟浩然的诗，十分喜欢，问我中国中学生是否要学这些人的诗。我告诉她，要学，但是不多。她又问：“毛泽东的诗要不要学？”
——“当然要。也不多。”
——“我早先读到毛泽东的诗，觉得十分怪异，哪里像诗？以为中国人的诗就是这样的。现在读到柳宗元、孟浩然，才知道中国诗也是诗，跟我们一样的诗。”
佩服。到底法国缺系，对语文就是敏感。我告诉她，毛的诗的确怪，“学生读那些，无非是接受意识形态教育，但这教育其实也就是具文。”
——“你们还读红宝书么？”
——“不读。”
——“如果我去北京上海，书店里能买到红宝书么？”
——“正规书店不可能。除非旧货摊。这书现在实际上是禁书，虽然不这么说。毛选有，红宝书没有。”
法国佬大惊。我便向她解释政治原因。她明白了：“这么说，我要买红宝书，在巴黎还更便当些？”
——“当然。”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文革了解么？”
——“多数不了解。”
——“课堂上不说么？”
——“那是敏感地带，不可轻易触碰。”
——“可是家庭呢？家里有长辈，他们不会给孩子解释么？”
——“多数不会。”
——“这怎么可能？是害怕遭到监视么？”
——“没那么严重。中国人民不长记性，成天忙着扒分，谁理会三十年前的事情。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多是有一定教育水准的人，那些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里是少数。多数人遇上文革，也就是跟着起哄，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其实并不清楚。中国人的内心远远不像你们法国人那样关心政治。”
——“他们只关心家庭？”
——“对。对政治的关心多数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状态，国家、民族、政治，太遥远，茶余饭后谈谈，显示自己的渊博，但并不真诚地关心，那同切身利益不很相干。
“中国的社会还很落后，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不强。个人首先隶属于家庭，并不直接隶属于社会。一切道德伦理都出于家庭运作模式，公德十分薄弱。没有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团体，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群家庭的聚集，社会事务的机制主要还是被家庭‘政治’的机制支配，家庭横在个人同社会中间，妨碍着社会化。那么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政治。所以政治跟老百姓没多大关系。
“过去当局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叫做关心‘政治’——不过这个‘政治’是指意识形态，旨在培养忠诚度，不是politique意义的‘政治’。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当局这样那样的政治措施，的确也影响了几乎每个家庭的命运。但这都是外部强加的、表层的，从老百姓一方来说，对这种政治影响是谈不上选择的，那么关心也是徒然。即便在这种来自国家权力的重压下，人们真正操心的依然是家庭内部的事务和家庭之间的运作。家庭并没有因为那些政治运动发生质变，哪怕人民公社运动都没能改变这种情况。
“社团化在中国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这取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人为搞什么公社之类不会有效果的。当然现在情况一点点在变，各种行业集团正在形成中。但它们的成长很受制约，主要是受一些权力支配的利益集团的制约。”
——“这太难以想象了。可城市cité怎么办？城市并不仅仅是一群家庭聚居的空间，而是由许多超越于家庭的事务组成的模式，城市产生政治。police就来源于cité的意思。如果思维仅停留在家庭层面，政治politique从哪里来？社会从何谈起？”
——“这是说到点子上了。我知道你们说的politique、 politesse、police都来源于希腊城邦cité这个概念。可在中国，政治不是这个意思。政就是正，是个动词。意思是老百姓都是颟顸愚顽，需要上头的圣贤来纠正。而你们说的cit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据我所知，一切亚洲文明都不存在这种模式。”
——“什么？没有城市？北京不是城市？长安不是城市？”
——“不是，只是大的村庄。当然现代的北京是城市，是西方影响下城市化的。明清的北京，不是cité。”
——“那你们怎样翻译cité？”
——“翻译没办法，只好说城或城市。但这些词的意思并不是cité。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城市是近代为翻译cité这个词造出来的。古汉语里没有对应的词。”
——“可这不对！城墙、市场，这跟城市cité有什么关系！”
——“别激动。是没什么关系。不是没办法么。中国人只知道城墙围起来的那个空间，或者做买卖的空间。这两种空间，有时候是重叠的，有时候是相毗邻的，有时候是不相干的。把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用来指cité，是没办法的办法，总比用‘城’或‘市’好。但是像cité意味着文明（policé）、礼貌（politesse）以及文明开化必伴随政治（politique）、警察（police），等等，诸如此类的含义，就没法靠‘城市’这个词传递了。在中文里，文明、礼貌、政治、警察这几个概念，谁都不挨着谁。就拿警察来说，一般中国老百姓谁也不会拿警察跟礼貌联系到一块儿，人们更愿意把警察跟军队看成一类……至于政治，你知道台湾的民主政治么？议会里的政治家们特别喜欢肉搏，动不动拳脚相加，还有动用催泪瓦斯的——politiciens impolis（粗鲁无礼的政治家），说成法语，很荒谬，是极大的讽刺，说成中文，气味就不那么冲鼻子。”
——“那么你们的城，就是一群家庭聚居的地方，如何运作呢？”
——“主要靠习惯自治。这自治不是自觉的，不是你们历史上自治城市的那种自治，是习惯的、自发的，靠风俗，靠家庭伦理的习惯法维系的。
“在这基础上，地方官代表中央行使管制权。但这管制的范围并不限于‘城市’——或者确切的说其实是‘都会’——都会只是官府的驻地，在行政上、政治上没有特别地位，这跟你们的cité完全不同。
“官府对地方管制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官府不鼓励人民诉讼，最好什么事情都私了。除非严重案件。地方官在地方的作用，主要是监督收钱粮，并在必要时镇压民间暴力行为。有了这两项职能，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得到了贯彻。其他事务，一概不问。
“至于市政建设之类，官府大多不理。譬如造桥建寺，开河修堤，多靠地方民间集资兴办。这过程的运作机制，全靠有钱有势的家族支持，家族政治占到支配地位，公共政治相当薄弱。
“也因为这个缘故，中国都会的市政建设是很差的，多数地方几乎是零——家族运作力量有限么。譬如，中国那些都会都没有下水道，没有垃圾处理的作业。中国都会向来以脏乱著名，以满街的垃圾著名，以满城的臭气著名。19世纪80年代，有个日本文章家来中国，去苏州访友。苏州各个名园让他叹为观止，以为只有中土才有这样的魄力，日本哪里比得了。可是一出花园，到了街巷，污水浊流，狼藉满目，秽物屎尿，臭气熏天。他不解何以中国人家里能收拾得这么堂皇富丽，而城市却如此不堪。
“梁启超周游世界，也痛感中国城市脏乱之极、中国人社会混乱污浊之极。他困惑的是，中国人在乡村，多能井井有条，乡村的环境多宜人，乡村的人多有礼，何以一旦聚拢到城市，便一并成了野蛮人，造出野蛮恶劣的环境——何以欧西城市都能体现文明，而中国城市反生恶状？何以连上海租界都同中国京苏杭粤诸名都成天壤之别？……梁启超不懂，城市的事务远比乡村的事务复杂不知凡几。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乡下人，中国只有乡村文明，没有城市文明。乡村文明靠宗族政治也就是广义的家庭伦理维系。在都会这样密集的空间，宗族疏离甚至瓦解，家庭伦理的运作范围大大萎缩，而在更复杂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国人却缺乏伦理资源、政治资源来运作，城市生活的领域成了中国人的盲点。这样，所谓‘城市’的文明，在中国当然不存在。
“近代化以后，政府的职能比起传统官府听之任之只管收钱粮和判断人命案的时代加强多了，市政建设多由政府自上而下承担。进步是不小的。不过还是有限。这种进步是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施加于都会空间的结果。在这过程里，citoyen的意识基本没有觉悟过来，城市文明依然很薄弱。”
——“原来如此。可是如果你们只有家庭伦理，社会生活靠什么维系呢？譬如justice（正义、司法），以什么为标准呢？中国话里，justice怎么讲？”
——“现代汉语中最合适的应该是‘公义’，可惜这个词不大流行，一般都翻译成 ‘正义’，跟justice的原意有些偏差。古代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最接近的，是‘义’，意思是善的、美的、正确的，主要指行为。但这个‘义’同 justice最大的区别在于，justice强调公道，其实就是强调普适，不管针对的是谁，justice是一以贯之，仿佛是先天存在的loi法则。 ‘义’则是相对的、机会主义的。因为支配‘义’的是‘仁’。‘仁’强调两个人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对臣这样做是‘义’，而臣对君须那样做才是 ‘义’。孔子‘尊尊亲亲’的原则，是这仁义的机制所在。尊尊亲亲，就是说要按照远近亲疏长幼尊卑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以臣道事君，以孝道事双亲，以妇道事夫……总之角色不同，‘义’的内涵也不同。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成语，叫‘大义灭亲’，出自春秋的故事，说一个大臣为忠于君主，将作乱的儿子杀了，这叫做‘大义’，非常了不起的‘义’。但是设想反过来，假如作乱的是那个大臣而忠君的是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向君主检举揭发把父亲置于死地，那么照儒家的伦理，这种行为就是大大的不孝，虽忠而不义——因为儒家伦理强调家庭伦理优先，父子关系近，君臣关系远，若父亲杀死不肖之子，本来就符合父子的‘义’，顺便尽忠，便是‘大义’；可儿子若害了老子，无论如何已先违背‘亲亲’的人伦了，君臣之道是无论如何也抵消不了的这更亲近一层的关系的。所以儒家明确提出‘讳’的三项基本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亲者、尊者、贤者有‘不道’的事迹，作为卑者、亲属、愚者，没有资格揭发他们，相反，应当为之隐匿，这才符合中国人的‘义’，才是道德的、善的。可见，这所谓的‘义’，并不是什么公共准则，需要活学活用，见机行事，跟你们的 justice完全两码事。”
——“太不一样了！这就是没有原则。家庭政治不是我们说的政治，你们说的政治也不是我们说的政治。当然中国文明是很不一样的文明……可是，据说现在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传统，中国家庭规模越来越小，那么中国社会怎么办？岂不……”
——“有风险。以家庭为限的传统伦理，在一个由无数小家庭聚成的社会，效用会小到微不足道。而除了家庭伦理，中国文化资源中缺少公德资源，缺少公民意识。因为这个缘故，目前中国的社会，倾向于由一种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来维系秩序。就是笑贫不笑娼。有钱的腰板就直，没钱的就没底气。哪怕钱不多，只要是在出钱的时候，也可以颐指气使，出卖服务的只能忍气吞声——可钱要是到手，那又另说。甲方是老爷，乙方是孙子。整个社会由一堆主子和奴才构成。当然这个场合是主子，那个场合是奴才，全取决于买卖关系的位置。”
——“那会不会革命呢？如果压迫那么严重……”
——“这倒未必。这种赤裸裸的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但革命暴动却几十年上百年才来一阵。大凡历史上的革命暴动，主要是因为最底层的人实在活不下去，残羹剩饭已经不足以养活这些人口。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多是因为严重饥荒。气候周期在这里头影响最大。中国文明一直是个靠天吃饭的文明，对社会，对人生，从来没什么理想。一般人的幸福感指标很低，吃饱肚子养活孩子，埋在坟包里吃得上青团子，就算不虚度一生。读书人免得徭役甚至做得官，就算替祖宗争气，就算完美的人生。至于压迫，受压迫固然可气，可转过脸来可以压迫更弱的——你读阿Q就可以见到——心情也就舒畅了。所以压迫不构成大问题。当然，随着媒体传播的发达，人心会洞开，幸福感的指标会提升，人会越来越难得到满足。这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中国的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一样贫乏，那么多人口，假如一旦都获得更多的智慧、生出更高的欲求，社会很难保持平衡。
“进一步的风险主要在于，中国缺乏社会政治，缺乏公民意识，会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不可估量的阻碍，内耗会很大，力量得不到整合，表面上胃口很大，其实虚弱。虚弱而招摇，比不声不响的虚弱更不好。”
——“中国现在很富啊！法国现在很穷！”
——“法国的穷，只是健康人偶感乏力，中国的富，只是沉疴稍有缓解。别的不说，中国那么多人口，中国那些财富，其实很稀薄。”
——“啊！人多人多，你们怪罪人多！那是生命啊！你们为什么要限制生命诞生？再者，你们既然向来以家庭伦理支配社会运作，为什么抛弃传统，抛弃大家庭？”
——“小家庭是现代生产模式的必然结果。且不说经济收入的分配问题，就看住宅，城市里怎么可能到处是给过去那种子孙满堂妯娌郎舅厕列两厢的大家庭使用的住宅？世界上哪个城市是这样的？城市地价高、房价高，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利于活跃房屋交易。若买进卖出的动辄是大户宅院，交易肯定迟滞，城市经济必然僵化。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小家庭是必然选择。豪门财阀那自然另说了。
“至于限制人口，你是没有体会。你不知道中国是多么贫穷，中国的财富是多么稀薄，中国的人口是多么拥挤。十三亿，你嘴里就是个数字，你想象不出来那情形。你更想象不出来这些情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从上海到巴黎，在飞机上看中国的土地，看法国的土地。中国的土地上房屋星罗棋布，可那其实是农村。耕地都被切割成小块，归各家各户使用，所以看上去非常零碎。法国的土地，干净整洁，美不胜收，满眼是整片的草地、耕地、森林——法国的农业是集约化的。若是坐火车，火车出了巴黎，很少看见人，房屋也不多，土地极空旷；若是在中国发达地区，火车开出去，一路上处处见人，房屋密度比起法国农村，算得上栉比鳞次。
“不要跟我说热爱生命。中国人最热爱生命。有人把中国哲学总结为‘唯生论’ （这是陈立夫的理论）。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情节最深厚，每个人既崇拜祖先，也巴望着当上祖先，好让后代崇拜。故尔传宗接代向来是中国人一生中最要紧的事。中国人远比你们欧洲人爱生孩子、会生孩子——不然哪儿来那么多人？就这样，人口实在太多了，不得不限制了。”——（后来想起）中国人在人口问题上，不是缺乏经济理性。洪亮吉早就看到人口和经济的关系。但问题是，中国人故意无视这一点，因为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热情淹没了他的经济理性，家族繁衍替代了个人幸福，宁愿受穷，宁愿每个个人都生活在悲惨世界，也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家族，才能老死有福。还是这句话，这个文明里，人首先隶属于家庭——再补一句：然后才属于自己个人。在清朝之前，制约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人头税。清朝废除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便脱去了人们在传宗接代问题上的枷锁，从此玩命地生，不顾一切地生，到清末便猛增到四亿了。拿现在来说，不限制是不可能的。甚至限制都会产生问题。总之这基数一多，怎么都难。欧洲历史上恰恰相反。欧洲老百姓很早就知道节制生育，因为他们晓得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他们晓得财富和人口之间要维系平衡关系，不然日子不会好过——这本是凭直觉都能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尽管教会一贯严厉谴责这种行为，可这行为并不因教义禁忌而收敛。
法国佬说：“法国却是人口太少。农村尤其严重。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去巴黎，去外国，农村非常萧条。市镇上没生意可做，一杯咖啡的价格比巴黎还贵，不然维持不下去。可是人口多究竟给你们带来什么问题呢？贫穷也未见得不幸福。清贫的生活照样可以很幸福。”
——“贫穷，不是清贫，是misérables（悲惨世界、不值一提的一堆、卑鄙无耻的），在这环境里，人以生存为唯一目标，故尔他的哲学充斥着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这导致中国文化的境界相当低。中国文化有歌颂清贫的，但那是标榜，多是做官不得意，表演清贫来缘饰失败，并不是真的欣赏贫穷。事实上中国文化是以势利为原则的。misérables，misérables，一堆可怜虫，像蚊蝇似因势利导地乱撞，稀里糊涂，就这么混来混去。人们不放弃一切做主子使唤人的机会，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被主子使唤的无奈。人人鼠目寸光，盯着眼前那点小利，周围那些恩仇。人总是选择性失明，对于没用的，不想看到的，就能做到视而不见。故尔中国文化对客观世界极其冷漠。没有认知的乐趣，便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审美的乐趣，便没有艺术的升华，没有做事的乐趣，便没有技术的进步——无非赋比兴宣泄一番，便是最高的文化。misérables，彻头彻尾的 misérables。”
——“明白了，明白了。”
这时我想起去年她为那些猫狗的操心——她那时何尝懂得悲惨世界的逻辑，现在该真的明白了吧。我补充说道：“你看环境，欧洲的环境多宜人，至于中国的环境，你有机会可以去体会一下……”
——“我听说了，中国污染很严重。可这跟人口有什么关系？人又不造成污染。”
——“那么多人要求活路啊！到处都要开工厂开矿……再说人多需求也多，消耗就多，加上许多东西因为要满足需求，更是粗制滥造，就更不用提投入更多成本花在环保上，还不是因为人多么。”
——“欧洲也到处是工厂啊——欧洲还有太多的汽车……”
——“欧洲的工厂是二十一世纪的工厂，中国那些工厂，是十九世纪的工厂，或许有些还不如。那些工厂根本没有环境意识，更谈不上环保措施。他们的利润本来就很可怜，哪有心思投入环保？况且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样那样就会使环境会受到污染，教育水平低么。欧洲工厂、汽车的环保措施，是高投入、高水准。中国哪有那个啊？”
——“你们人民日报不是说，国家大力促进环保、投入环保么？”
——“人民日报，又是人民日报。中国人民不看人民日报。那都是官样文章。当然国家重视环保问题，这不假。可是真的落实，真的取得实效，那还远着呢。人那么多，积重难返，怎么改得过来哦。”
——“照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中国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怎么办啊！不过有一点，你们法国人有一句话ça marche（this walks/this works），中国向来就是这么稀里糊涂混过关的。”
听见ça marche，法国人会心地笑了。啊，伟大的混，您是中国人的传家宝！只要会混，专心致志地混，机会主义地混，实用主义地混，混出水平，混出风格，就算不能混出亚洲、混向世界，怎么着也混个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是不是？
同法国人告辞，在巴黎闲逛。黄昏的光线太值得流连。我一路走到蓬皮杜附近的私人书店，买了1958年电影《悲惨世界》、70年代喜剧《中国人在巴黎（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还有一本《东方建筑》、一本《希腊建筑》，都是打折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是一出让人捧腹的喜剧，说解放军六亿大军横扫欧亚大陆，直捣巴黎。法国总统（《悲惨世界》里雅维警长的扮演者扮演）仓皇出走。然后形形色色的法国小人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阿谀奉承，跟解放军合作。那个投靠解放军的法国总督居然长得像希拉克……解放军把大跃进文革的一套全都带到巴黎。法国小人也着力配合。还搞了一场三突出的芭蕾舞剧，造形酷似红色娘子军，只是情节太可笑。反正一来二去，最后是美人救国，解放军中了糖衣炮弹，黯然撤军。接着法国人开始惩罚跟解放军上床的法国女人，重演二战一幕。法国总统赶回来，立马给自己授予无数勋章，接受记者采访，大谈自己运筹帷幄坚守民族气节自由信仰……这片子着眼点绝对是在讽刺法国小人，捎带着也拿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涮了一把。中国当年外宣材料，都被拿去处理成笑料。我看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还是这水平。还文化输出，还软力量呢！当笑话还差不多。
[2006.5.19]拉维莱特的王其亨先生、样式雷和讲座——再说重呈和文明
大凡搞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人，或者笼统地口上个大帽子，“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对于激进主义或那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篡改歪曲，人为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充塞到中国特色的躯壳里，制造出所谓民族文化。新儒家、梁刘的营造研究、民族音乐、京昆改革、国画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是固守中国文化的本质，一方面主观上对西方的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客观上却经受着西方的冲击，故而比古人更能敏感地抓住中国方面的关键。接着呢？他们将抓在手的症结当作万世不宣而终为他们揭开的奥秘，进而将这症结当作大优点，也不追究历史上的成败效果，便持着相对的价值观宣布：这就是我的特色，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洋人看我不好，我瞅洋人还不顺眼呢！我这样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我认识的最有本事的昆曲的老先生，就属于后一类。似乎周汝昌那样的人，也是这类。他们的论调，一般不曾浸透于传统文化的人，多会觉得怪诞疏阔，甚至不可理喻，简直接近江湖术士。然而恰恰是他们，比之前一类隔靴搔痒的“民族文化”的提倡者，更能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这次遇见王先生，虽只粗略的印象，却因他性格的鲜明，马上将他也归到后一类去了。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总括（适应、实践、和谐——这是我总结的，未必精确，自信大意不错），怕要高出过往不少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讲中国哲学史的专家。王先生研究风水、研究样式雷，是抓到了所谓中国建筑的症结，说句不仁义的心里话，比梁思成抓大木作、抓法式、抓外形变迁高明多了。
中国的东西都如蛇：要论它的结构、它的形象，和谐到极致，无非一头一尾，一竿子到底；它没有脚，而能行，没有鳍，而能游，盘曲随意，动静自如，唯适应环境而已。在一般少悟性的人，对这神奇的生灵，或则崇拜，或则恐惧，或则憎恨。然而蛇能让人崇拜也罢、让人恐惧也罢、让人憎恨也罢，前提是保持它玄虚的游走，千万别让人逮着七寸。若遇上那捕蛇的能手，捏着它的七寸，它也就是简简单单的死绳子。
王先生就是捏中国文化这条蛇的七寸的高人（之一）。王先生既逮着那蛇的七寸，将那蛇的无能暴露无遗，却想证明：蛇的结构是世界上顶优越的，那些长脚的长鳍的纯属费事，都是笨蛋。可惜它的七寸既被捏住，它的优越性也就被杀死了。王先生的出发点是褒扬中国文化，客观效果却是亮出中国文化的命门。所以当场不少法国人，一旦听明白，也有用言语质疑的，也有用形容表示的，总之对这一套“卑之无甚高论”了。当然也有不质疑的法国人，那是没听懂。也有褒扬这一套的，那大约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背叛，故于中国文化的含混流转，特别欣赏。（去年在北京遇到过这么一位，瑞士的意大利族，国籍却是法国，对我说：我对法国、欧洲的了解远不如对中国的了解，我讨厌基督教，他们虚伪……）。
说个例子。前天王先生在讲座时，横一个“宫廷建筑师”，竖一个“宫廷建筑师”，似乎这样式雷的画样，代表中国至少在宫廷范围里，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当场有两个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一是：中国民间有没有这画样的习惯？二是：这些画样有没有几何学的基础？我对这两个设问的理解是：（一）如果样式雷的图纸传统仅限于宫廷，那么只能将它作为个案对待；（二）如果这些画样没有几何学基础，那么它们对是否存在过所谓中国固有建筑学这个问题不起任何积极的佐证作用。
王先生的回答是：（一）民间因没有档案保存，难以确定有没有这样的画样传统；也许有，散失了；但是就他个人接触的传统工匠来说，他知道工匠们只要自己做得出，就绝对不画图；（二）没有几何学——这些图样，有些是因宫廷行政的关系，作为建设档案而作；有些则是给皇帝太后看效果；所以图画得对不对，跟实际施工没什么关系，工匠自有一套口传心授的妙诀，结合着唐宋以来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的传统，就能把大片的屋宇造出来。于是法国人的设问——倘其如我所揣度的意思——通过王先生的回答，顺利达到了一个目标：再次确认中国没有建筑学。
不过关于这第二个问题，当场因翻译的关系，沟通得不是很清楚。上面所述，是我事后参观样式雷档案展览时，向王先生当面请教才确认的。我从没接触过样式雷的图样。偶尔在书上看到这类图纸的图像，尺幅却太小。这回是看清楚了。原来这样式雷的图纸，毫无投影和比例的概念，全凭意思作为。平躺的地盘图还算勉强正确，竖起来的所谓“立样”就全乱套了。千万别说立面、剖面或轴测、透视，这套术语用不上。中国既没有几何学，便不可能有正投影的概念，没有正投影的概念，什么平立剖轴透也都无从建立。那么这图，只能表达个含混的意思，并非结构实体和建筑空间的重呈。故真的做起来，还得凭施工者身上的活计、心中的秘诀。其实《营造法式》的附图和《营造法原》姚承祖自绘的图（这些图在50年代和80年代《营造法原》两次出版的时候都没有发表，只是最近在一本介绍香山帮的书里才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性质。不过样式雷的图纸，因规模大、内容多，显得更像那么回事儿罢了。我以为，任何受过制图训练的人，决计画不出这样奇怪的图纸，无法想象图纸的作者凭什么这样随意，更不可能拿这些图纸“翻译”成现代的图纸。因为这些图纸的图像表达，哪怕画得再细致，也只是表意的，不是重呈的。
只是单凭这些展板所展示的样式雷图纸，我对自己的判断尚不能持有充分的自信。我想起了贡布里希对埃及绘画、中世纪绘画内在视觉规则的分析。保不齐样式雷自有一套视觉重呈的规则？所以我问王先生：“样式雷图纸的绘制，是不是有它的原则？”王先生勃然反问道：“什么原则？需要原则么？这些图，都是给皇帝太后看的，给他们看个效果。他们点头，就可以实施，图纸存档。施工不需要这些图纸，全在工匠心里呢。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我们从唐代开始就这样。学建筑史的这难道不懂么？能造出来不就行了么！多简单！多聪明！这难道不是最聪明么？……”
好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原则。图纸除了用来展示、存档，没用。最权威的意见确认了这一点。七寸暴露了。那么中国仍然没有建筑学，更无所谓建筑师。“样式雷”的整理挖掘，只有文献档案上的价值，并不能为所谓“中国建筑”增添任何荣誉。
这就像汗牛充栋的琴谱、昆曲曲谱，丝毫不能证明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样式雷的样式，跟锣鼓经乃至工尺谱类似，作用是存档、备忘，而不是重呈、设计。样式和曲谱，这些纸上的东西，或简或繁，若无师徒间面对面、手把手的“实授”，都不能直接拿来做实施的依据。真玩意儿都在人的“身上”，不在“纸上”。所以中国虽据称有“记谱法”，却不可能有作曲家，虽有样式雷，却不可能有建筑师。有作曲家，才有作为学科的音乐（musique），有建筑师，才有作为学科的建筑（architecture）。所以中国只有奏乐（faite de la musique），没有音乐（musique），只有房屋（bâtiment），没有建筑（architecture）。不需音乐而能奏乐，不需建筑而能造房子，这本属人类的起码智能，却经常被近代褒扬国粹的人援来作为中国人顶聪明的证据。可惜这证据不能证明中国人聪明，只能证明中国文明进化不足。
对王先生的话，我其实可以反问：“这种没有几何原则的图纸，您觉得他有建筑学上的价值么？如果不靠图纸能造出房子来是‘聪明’，那么现在的建筑系学生接受画法几何的训练，成天画图，是不是太愚蠢了？推而广之，西方建筑文化乃至整个制造工业，岂不是这愚蠢的集大成者？从螺丝钉到航天飞机，哪样工业产品不需要设计图纸？哪样工业产品的制造可以凭口传心授、一身的绝活来胜任？倘这种文化果真愚蠢（王先生那日明白地表达了他对西方建筑的不屑，北欧建筑和拉维莱特公园除外），那么何以它能在地球上大行其道？倘中国建筑，或者说风水之类居住文化，即所谓人居和环境的交融对话云云果真那么优越，那么何以自‘洋风’盛后，并不曾见他国取法于我国的那套体系？何以欧美根本无需重视这系建筑的贡献？若说那是欧美的傲慢和偏见，何以连我国都从实践到学科一概地放弃那套体系？若说是我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则何以会将自信丧失？何以我国文化会如您所说，‘被西方文明强奸无数次’？……”我以为既言优劣，便应该而且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一口一个中国优越，却无视成败的事实，然而超越成败的优劣，究属何谓呢？即自诩一万遍优胜，非阿Q精神的优胜而何？
进而言所谓“聪明”。中国文化对智慧的理解，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现代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先进文化方向”是颠倒的。一切中国文化的精髓，都仰仗这种掩耳盗铃的对智慧的理解。中国人所谓智慧，都在于一身一心的修行，精神优胜，不落形迹，故不注重有形的信息的积累；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里，不落形迹的精神优胜才是大智慧。一个人，得做到不用查书而引经据典，那他才算有学问的人，因为这标志着学问长到他“身上”了。唱曲、吹笛、打鼓板，都以不摊铺盖（不看曲谱）为上，因为摊了铺盖，说明没有把玩意儿学到“身上”，只是临时做个传译员而已。一样的道理，不看图纸能将巍峨的宫殿造起来的工匠，才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们虽然有造纸和印刷的“发明”，却将字纸视为神圣之物，既神圣，就须敬惜，既敬惜，就不大用，既不大用，也就是赘物。中国人可以将纸做成纸钱烧给亡人，做成炮仗听那一声响，甚而用来擦屁股，却并没有靠这伟大的“发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增长。过于强调一身的能耐修养，就永远只有重演。就像有些人执著地盯着真金白银，以为除此之外无财富可言，中国人以为除“身上”的能耐之外没有学问才能可言，以为一人一身的能耐就可安邦定国、经天纬地，因而“聪明地”绕过重呈一环，走上自以为是的捷径。于是师徒之间，只有“根据个人条件”做出的“调整”，其实就是动物性的“适应”，技艺知识经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多少代下来，或则失传，或则走样，总之陈陈相因，不知不觉，并不曾见什么创造发明。如此这般，一人一身固然完美和谐，社会却永远不会“进步”。其结果，便是“先进生产力”与我们无缘。
不过这些话不能对王先生讲。如我所认识的一些很有本领的昆曲老先生那样，沉浸在传统里的人，钻得深，喜爱得深，不易自拔。你若说半句中国不如西洋的话，他便不能自已，必将你或征服、或驱逐为止。最通达的态度，也无非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也就是相对主义的鸵鸟政策，也就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守、不降、不走”的八字箴言——接着就对你不屑一顾了。说心里话，我对他们很能理解，或者说太能理解了。这直抒胸臆的好人现在难得。这样对“绝学”进入颇深的人更难得。那么只要老前辈不会遭到叶总督那样的下场，何必用尖锐的问题去刺激他们呢？让他们继续生活在幻觉里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识相地闭嘴，听着王先生对几何原则的嘲讽，满脸堆笑且满心欢喜地点头得脑。却自有讨没趣的开口。一个拉维莱特建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插嘴道：“王老师，中国的东西好是好，就是没有系统性……”这小子上来的架势，还打算长篇大论呢——可才说了这一句，就被王先生当头棒喝，劈头盖脸地批上了：“没有系统性？我说你们哪，都被西方文明洗过脑子了！你懂得多少中国的东西？你读过多少中国的原典？人云亦云，都是从洋人那里贩卖来的！什么‘没有系统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系统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不是系统么？你《论语》读过几篇？四书读过么？《道德经》读过么？《周易》读过么？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家’？什么叫‘宅’？你读过《说文解字》么？你读过刘熙的《释名》么？你知道《尔雅》么？那就是系统！朱熹你了解么？你去看看他的系统性！……”小子开始还有零星招架，不多时便缴械了。即便这样，王先生的炮弹还是向小子那边灌着。我则高高兴兴地脱身了。
王先生骂得却也有理。我完全赞同。显然这小子没接触过原典，更不曾深入过传统文化的实践。要理解传统文化，更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认知，要在进入的过程中感受它，不能光站在外边静观。谁若愿意反思甚至批判中国文化，这本身没错。但先应该好好进入它，不能站在门外瞎说，开口便是武断空洞的结论。当年周作人对三四十年代时髦青年颇为不满，大致意思是，他们自己那辈人，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出来的，他们反对八股文，是因为知道八股文怎么回事，而当时那些小青年，一篇八股文都没读过，却一口一条八股文的罪状，岂非可笑？套用李克用千岁的大水词儿，盖凡有意反思中国文化的，都应做到把段文楚“抓将过来往下丢”——国舅爷整个儿大活人，一把抓过来却是要些功力的！然而必抓过来才能丢，抓不过来，甚至抓都没抓，就谈不上丢，一边儿凉快去，爱干吗干吗。
且这种对传统文化隔膜的青年，还会煞有介事地相信，中国文化也有好东西，或者宣称“中国文化好是好，就是……”。至于什么好东西，什么是“好”，他却是不曾理会得的。要之听见洋人说我们不好，便一触即跳，也就是愤青一类。上一帖《阿Q的爽》中所述关于法国大妈论中国法国对“科学”理解的差异，有学生当场反击，就是一例。我敢说那反击的学生既不懂什么是“科学”，也不懂中国，他懂的是民族尊严，也就是面子。
我说中国文化若有“好处”，便在于它的适应性、无原则，用八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混呛水”，用九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淘浆糊”——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和谐而无能的社会。它的坏处呢？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个性质，永远不可能产生强大而有为的文明。倘世界上没有西方人这样邪恶的动物，我们的文化便是最优越的了，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诩最优越。问题是西方人找上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优胜纪就不得不完结了。王先生第二日在会场外闲谈时道：“西方人现在就是故意无视中国文化给他们启蒙时代带来的影响，他们故意抹煞这一点……”盖前一日，有个华人学者作“中国”对欧洲园林影响的报告。该学者在拉维莱特求学时期的导师当场提出质疑，认为所引的纪录，不过是耶稣会士以及英国使团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故弄玄虚的夸张报道——又有人提出，中国自己既没有鉴定建筑园林“真伪”的传统和标准，那么那些报道也就成了孤证，然则十八世纪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中国，相反，是来自欧洲自身的内因。种种这些，大约都让王先生在郁积已久之上，更加耿耿于怀。对这个问题，我不曾好好研究过。但我更倾向后两种看法。所谓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实是欧洲自新的幌子之一，而且也仅仅只是“之一”，其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影响，实是微乎其微的。我须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中国文明向来只对中国文明做出贡献，并不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会上作报告的，尚有一些法国人。前天有一位阿姨，跟敝母校合作，搞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这阿姨的讲座，一如敝母校的作风，powerpoint连篇累牍地放映着谁也看不清的规划图。七彩缤纷的地图，五花八门的所谓分析，所讲述的，是世界上最幼稚的道理。我看到这种幻灯秀就烦。画图是需要的，这种图却是注水的。这种方式不给你任何机会审视其中任何一张图，多是因为其中任何一张图都经不起审视。
昨天又有一位，叫边留久（Augustin Bertin），讲六朝人居文化遗产。简直瞎掰。真是死无对证，随你怎么说了。谢灵运的诗能说明什么“人居遗产”？还不是空对空？若说这索性是谈哲学，其所用的概念，也相当混乱。中西语言的概念都混在一起。这次所言“représentation de la nature”（自然的重呈），实是东亚式的概念，却出以西方有特定含义的语言，不加任何说明。看过此人过去的文章《彻底铲平还是原封不动》，不可谓全是瞎掰。然而此人在概念的使用上显然已被东亚文明同化，激赏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却辄于中西概念间互作偷换，即将一个西方概念偷换成东亚式的内涵——如将存在偷换成生活，将永恒偷换成长生（其中区别详下）。不料此人论调大得王先生赞扬。大概一讲到人居，褒扬所谓天人和谐，王先生便引为同道吧。不过王先生身边的翻译也有些问题，所谓中外学术交流，语言隔阂常常使这种“交流”流于鸡鸭对话。
独有一位哲学学者，所说最明晰，最获我心。他的题目是《longévité长生》。其言大略谓：
中国人言长生（longévité），西方人言永恒（éternit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这涉及到中西对时间（temps）的概念根本不同。在西方，基于logos（希腊语“话”，“言谈”，“所讲的东西”，哲学上指尺度、大小、分寸、比例关系）的观念，故把时间看作一个延展的量纲，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总和。在中国，既无logos的概念，也没有西方人所谓时间的对应概念。中国哲学里不曾有过绝对静止的量，一切都在流转变动中进行。故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只是进程中的一点一瞬，从不曾把时间看作量纲，更不曾把时间重呈为空间矢量形式。这在两者的语言上也得到体现：西方语言有时态，中国语言没有。缺失延展的时间概念，他们便不曾有关于存在（être）的认知和永恒（éternité）的理想，只有关于生活（vivre）的感受和长生（longévité）的追求。前两者是静止的重呈，超越世变时异，岿然不动，故永恒（éternité）；后两者是流转的适应，与时俱进，随时而化，故长生（longévité）。于建筑，中国亦显示这一特征。一栋屋宇，动辄拆毁重建，只要仍冠以旧名，便是长生（longévité），而不可谓永恒（éternité）。同时，新建的屋宇，虽本质上陈陈相因，却也并非原先的机械重复（répétition mécanique）。中国文化里不存在我们所说的重复，它总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创造（création）。创造（création）是西方特有的事业，来源于创世纪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世间万物都是随着时代而产生而消灭的过程，并无所谓创造者，只有“造化”。
在长生（longévité）理想下，一切矛盾（contradictoire）都不是待解开的结，不是认知的对象，而是须加以适应、加以利用的环境。这便是所谓同环境交融。又见二三十年来，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盖因它长生（longévité）的哲学，令它极端灵活，适应性极强，擅长利用一切矛盾，值得西方人思考。又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虽穿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际却是中国长生（longévité）哲学的阐发。
我更且为这些话作评注：
一、动感的哲学范畴不能产生量纲概念
中国没有logos的观念，替代的范畴是道，以及它的体现：文、理、德、气等等。道为道路，文和理为纹理，德为得到，气为吐纳，都是须在进程中感受的范畴，无法静观。不静观，就决无可能产生量纲的概念。于是大小、分寸、尺度、比例等等，均属“六合之外存而无论”的东西了。二、词汇证据
中国人没有延展的时间观，从词汇上也可以得到体现。“时间”作为固定词汇，是近代为翻译西方的temps而构造的。原先只有单音节的“时”，而所谓“时”，正是指进程中的一点。所谓是其时也，非其时也，时也命也，诸如此类，这里头的“时”，都不是延展的量纲。所以“时间”这个词结构得好，加上“间”，便表示了延展性，造出了中国固有思维所没有的新概念。
或以“往古来今曰宙”指中国自古就有时间概念，却没有说服力。这个词长期以来同“四方上下曰宇”的“宇”连用，所谓“宇宙洪荒”云云，鲜见“宙”字独用者。然则这个“宙”即便算是关于时间的概念，却也是个无用的概念。因它始终混同于“宇宙”这个大酱缸里，并不曾真正独立出来，构成一维。况且，“往古来今”，只及过去现在，并无涉于将来（古汉语不曾有过关于“将来”的词，过去现在将来的概念，须待佛教传入才植入中国人思维，故只能采用复合词表示），并不构成完整的时间量纲；而“往来”的修辞，更证明了这依然只是个流动的“时”的概念。三、没有量纲的概念，就没有几何学
延展的时间，乃是天然的一维。有了延展的时间观，结合logos的观念，便产生维度和点线的抽象；进而引申于空间，将空间分析出三维来，并从空间里抽象出点线面的概念。我们没有延展的时间概念，便没有维度的概念。因此，关于空间，我们向来只能抱以“四方上下曰宇”的“六合”观，不曾将六合抽象成三维，因而也不可能有点线面的概念（或云墨学有之，然而即有，亦长期湮没无闻）。凡此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几何学。四、动感的哲学阻碍认知和创造
没有几何学，也就不可能有视觉重呈的事业。西方人擅长把一切视觉化，也就是重呈于视觉，其基础，是几何学（当然还有物理学，然而物理学的基础仍在于几何的时空观）。画画，是将三维空间重呈于二维空间。五线谱，是将时间重呈于二维空间。这重呈，把本来含混不可捉摸的对象变成可以把握的东西，解放了凭空思想的智力负担，让人腾出脑子来思考前人不曾思考的问题。这为知识的积累、技艺的创新、思维的丰富提供了条件。中国没有重呈，便没有创造。
譬之认路。有些人一辈子不认路，无他，不看地图。地图便是延展的地面空间的重呈。若辈不看地图，胸中没有延展的空间观，也就无方向。故永远只记着经过之途见到如何如何标志物——走过歪脖树往右拐，经过一个大斜坡，过三条横马路，往左拐，过一座桥往右拐，数到第六根电线杆，正对的红漆栅栏门，就是著名的豆腐大公司……凭着经验，若辈固然也能找到特定的一地，却束缚于那些七零八碎的标志物。在若辈的大脑里，不曾有空间的重呈，永远只限于所经历的事物序列。所以他要到某个已去过的地方，必在习惯上循着已走过的路线。他永远只能顺应习惯。然而经验也有差错，客观形势也会变化。有时数错了横马路，有时习惯的路线不通了，竟走上一条新路线，算是成就了新发现，也未可知。不过凡此尽属阴差阳错，或者出于适应，总之并不推动新发现的继续。地图则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看了地图，就有了重呈了的空间的概念。走到现场，只要记住空间关系和方向，毋须背诵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标志物，便可任意选择路线。（顺便提及：我国日用的城市地图，至今不如欧美日本精详，是则一者为国民不审图案的惰性所累，不愿投入成本精益求精，二者反过来鼓励这种惰性。）
前一种思维方式是适应的、动感的，后一种方式是重呈的、静观的。唯有后一种重呈的方式，能简化识别的负担，让人真正掌握空间；唯有真正掌握空间，才使行人不至于成为习惯路线的奴隶，而当一名设计路线的创造者。重呈所系者，真是至关重要。只有欧洲人走出了这一步。五、“画”不改进，文明无可言
重呈观关乎器物的精粗、艺术的进止、思维的深浅。而检验一种工作是否基于重呈观的标准，在于该工作所造成的重呈了的信号，是否得以逆向重呈到对象本来所属的维度。如样式雷的画样，乍看也挺像，然而无法根据这画样重呈回到“六合”的空间中去，那么它就不是重呈观的绘画。
显然，“绘画”最能直观的检验从对象到作品间是否属于重呈。故种种重呈之间，以将其他信号转换成二维空间视觉信号的重呈，也就是重呈观的“绘画”，最关欧人历史上的跃进，是重呈之事的枢纽之一（另一枢纽为书写符号，另详）。文艺复兴以来，受益于绘画技术进步的建筑学，已开双向重呈的先声：（甲）现实的房子是三维的——（乙）图纸将这对象重呈于二维——（丙）施工将图纸复重呈于三维。正因为有这个过程，人才能“想”得出无穷无尽的新形式、新产品。
不宁唯是。建筑学乃至产品设计的三维——二维——三维的双向重呈，尚只是限于空间界的转换。因欧洲人向有量纲的时间观，遂更于空间之外，早早地在历时信号同空间信号间建立重呈的关系，硬是将时间信号“画”成二维视觉信号，进而又实现从二维视觉信号向时间的还原。这就涉及到欧洲的记谱法和音乐机械。
西方记谱法，于中世纪便以或高或下的圆点，按着时间次序排列，重呈出音乐的时间属性和音高属性。后来发明线谱，进而发明节奏标志，乃至强弱等等，竟将我们所说“乍听还疑几阵风”的捉摸无定的音乐给牢牢地捉定了，画出来了，也就是重呈在二维的平面上。唯此重呈的工作，能将乐师的思维从奏乐或吟唱的实践里解脱出来，产生作曲的事业，产生丰富的作曲法，进而创造出天籁的音响，也就是真正的音乐。而其他文明，因没有这重呈的转换关系，便只有奏乐，没有音乐，他们的所谓音乐，也就永远只是习惯的重演，只是因时间地点的流转，发生自发的演变罢了。我国虽早有记谱法，却以不曾有延展的时间观、维度的空间观，便不曾有重呈的想法，其所谓记谱法，乃出以文字表意的形式。故如之前所说的，这种所谓记谱法只能举以备忘，不能解放奏者的思维，自然也不可能因它产生所谓作曲。
然而这记谱法并非仅仅关乎音乐“艺术”。欧洲自记谱法完善，随着制造业的精密，于十七八世纪，更在这基础上制造出所谓“机械音乐”。大到机械风琴，小到八音盒。要之在滚筒上按着音乐的节奏、音高关系，在合适的位置做出突起的小拨子（实即小圆点），转动滚筒，拨子便顺次拨动对应的弦，或者带动对应的活塞，发出对应的声音，那么这就将重呈于二维空间的圆点，又重呈回时间和音高了，其所产出的，仍是浑然一体的旋律。
这项发明的意义，决不仅是多了一件玩具，也不在于所谓音乐艺术。它的意义至少有两方面：（一）它实现了关于时间的信号和关于空间的信号之间的可逆的重呈，也就是信号转换。这两类信号，原本隔阂，分处时空两界。有了图画的记谱法，便从时间到二维空间，在这两界之间实现了单向的重呈。至音乐机械的发明，终于实现了两界之间双向的重呈（之前照谱演奏尚不是重呈représenter，而是interpréter）。近现代电报、电话乃至录音、电影、传真、电视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种种，莫不是建立在信息形式可逆的重呈基础上，无非重呈所系的两端各各不同，重呈的手段本身也不同——或用机械，或用电磁，或用数字。而推其渊源，却不得不提到图画的记谱法以及机械音乐玩具。（二）它是程序的雏形。它将本来历时性的演奏行为，通过重呈于二维空间，预先设置成程序，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令它执行。故不久欧洲就造出机械计算器，能执行简单的运算程序。等到有了电子技术，结合二进制理论，计算机更是应运而生，日新日新日日新。今人享用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便利，自然也要归功于制造技术的精进，却不能忘了其基本原理，实是来自重呈观的记谱法，以及逆向重呈的音乐机械。总有人提周易是二进制，说什么计算机原理尽于此。不过至少可以说，凭着周易的阴阳爻六十四卦，我们永远不会产生创造计算机的想法。
这两项泽及当今的意义，无疑都受惠于量纲的时间观。有了这个观念，才可能去把握历时性信号。如我国向来把“时”看作捉摸不定的流动的一瞬，便不可能有这种努力。欧人既将时间看成延展的维度，便顺理成章地“想象”到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建立重呈的关系。诚然，现代技术的发展，早已令历时性信号的重呈摆脱了二维空间（譬如磁带录音技术是声音——电——磁——电——声音，与二维空间信号无涉；计算机操作也未必依赖二维空间信号），但今天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欧洲人当年执著地将历时性信号重呈于二维空间是分不开的，更何况电磁、数字种种技术的研究和设计，也都离不开画图。（另一方面，在语言和书写符号之间建立分离重呈的关系，同这里所述时空物理属性的重呈，庶几有同等的地位。盖这一点尤其关乎数学、逻辑以及现代数字技术。他处详论。）
早在1904年，康有为就敏锐地意识到：“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1917年提出：“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可谓法眼。今为补充，则曰：“欧人工商百器音乐世事，以至大地星河、声光电气、思想感情皆形诸画，画不改进，文明无可言。”这里所谓“画”，就是二维空间的视觉信号。从写实绘画到五线谱，从弹簧秤到指针式仪表，从地图到日用计算机的操作平台，凡此都是将其他类型信号转换为二维空间的视觉信号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人的智力才得以解放，人的成就始能日新月异。当然，现代文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重呈跃进，即数字化显示。如仪表一类，均已摆脱二维视觉信号，更重呈为明确的数字。这又是翻了一重筋斗了。但另一方面，计算机操作平台依然循着所谓“直观化”、“人性化”的方向进步，将数字信号重呈为二维视觉信号。可见当今仪表测具之属的数字化显示趋势，其于经典的二维视觉重呈，乃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对它的否定。
动辄将艺术系于抒情啊、美观啊，都是受制于我国传统艺文的皮相之论。须知欧洲艺术中的所谓感情、激情，亦成了重呈的对象，是客体，不同于我国诗文书画歌曲主体性的随兴抒发。我国表情观、比兴观的艺文，永远只是无谓的发泄，痛快固然痛快，却不能转化成事功，反使人群社会不健全，沉浸在无病呻吟的精神优胜中。惟有重呈观的艺术，牺牲个人的和谐安逸，始能激活各方面人文活动（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社会、经济）的循环互促。六、天人关系是基础
中国适应、流转的态度，同“人情界”（moral）放逐“物理界”（physique）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相契合；西方重呈、认知的态度，同二元论的天人对立的哲学相契合。唯有将天人对立起来，才有主客体的分离；唯有主客体的分离，才有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重呈，才会在重呈之物和对象本身间加以进一步区分、对立。中国心物交融天人合一的态度，于一切采取“认同于我”的态度，必然阻碍主客体的分离，也就无从产生认知和重呈的事业，更不在重呈之物和对象本身之间作出区分。（中国始终有偶像崇拜、语音迷信，皆因他的脑子里，没有重呈观，于造型和对象之间、于语言和文字之间不加区分，是为典型例证，俟他日详论）。七、优劣何以评判？
老生常谈。这哲学学者既提到中国长生哲学可能是中国近二三十年奇迹的锁钥，我便不得不重复：这流转适应的长生哲学，造成了我们绵长的生命力。近代中国虽屡败，却百折不挠，凭着蛇的机会主义游走无定，也终于小有胜算了。
可这只是蛇的生命力。据说蛇（大概是巨蟒吧）能吞下大象，狮子老虎想来是没有这种能耐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蛇是爬行动物、狮虎大象是高等动物的事实。在人类还未进入丛林的时代，蛇固然可以自霸一方，安安逸逸地享福，一厢情愿地说自己比狮虎大象优越。然而一旦那携着解放出来的智力的人类到来，蛇皮多半是要落到人那里去的——虽说偶尔蛇也可以伤人。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便是闯入丛林的“智人”！
这个比喻太进化论，太“达尔文主义”，真是罪该万死，原该批倒批臭。可是没办法，直到今天，国际社会依然被丛林规则支配。虽说有些缓和的论调，有些保护弱者的措施，可是须知作为蛇，当其被人类提出来加以保护之际，它的存在已经只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了。中国文化若不能自新（然而自新是否可能呢？），满足于蛇的低等，便只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成为充实西方知识库的一份材料——虽说这过程中，偶尔也会有点小胜。
[2006.5.4]阿Q的爽
昨天去远东学院图书馆，倒是找到了那篇要查的鲁迅文章。接着要查《新青年》，却只有缩微胶卷。阅览室有一架缩微胶卷阅读机，理论上是随便用的。可我不会用，也不敢瞎弄。找图书馆管理员。结果叔叔请来阿姨，阿姨唤来大婶儿，三四个叔叔阿姨围着那机器研究了半天，最后居然也不会用。他们对我抱歉：这儿很少有人借阅缩微胶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明天请专家来教我们，只好请您下次吧。得，没事儿了。剩下的时间，看看鲁迅吧。手里那本全是呐喊，而小说于我，向来是吃力的读物。那么只好炒冷饭，就复习一下阿Q吧。
时隔十六年，重读阿Q，竟引发无数感触。我只觉得我想笑出声来，鼻孔里嗤嗤的漏气。
这小说并不像通常所见的小说，而是简洁的漫画。如巴尔扎克、雨果那样立体宏伟的场面、丰满逼真的层次，鲁迅的小说里是见不着的。这老先生的笔下，全是单线的勾勒，如他老人家幼年时候最痴迷的旧小说所附的绣像；又如世说新语的品介议论，寥落稀疏里藏着机锋。老先生的小说，与其说是“新小说”、“现代文学”，不如说是回归六朝，回归小品。它跟旧章回小说、明清戏曲传奇的区别，在于不复追求绵密错综、伏脉针线，而是回到单线的流动，趣味集中于线条本身的转折流荡，而不是线条的编织。若说鲁迅的小说是革命，便首先是在这层意义上的吧。然而其间随势流荡运转自如的趣味，同旧小说并无二致。至于西方的影响，那是不大的。绣像不能改造成油画，世说不能自新成人间喜剧。鲁迅是绣像，是世说。他不去想象客观世界机制的重呈，不去想象空间、时间的大布景、大舞台，不去想象在这大框子里运动的大场面。跟章回小说没什么不同，他不具备重呈的理想，他所呈递的只是主观的moral的世界。他的小说自己，就是“精神胜利法”的“优胜纪”。
我读过的小说不多。巴尔扎克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用文字重呈永恒的社会机制的本领，我是五体投地。也因为他，使我当年终于承认了，小说并不一定属于低级趣味。我读全了的唯一一本西方名人传记，便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人说巴尔扎克是个文字的建筑师，用文字建筑了一个永恒的人间，就是指他那无与伦比的重呈的天才。雨果的东西我不大喜欢。但他重呈运动的大场面的本领，我一样五体投地。当年读到巴黎圣母院里，描写卡西莫多在圣母院一个人抵挡奇迹王朝众乞丐的场面，我不由得赞叹，这文字的本事太大了，如果换了我写，怎样才写得出这热闹的大场面呢？我束手无策……要之巴尔扎克如大卫、安格尔，雨果如籍里柯、德拉克罗瓦，都是拿文字当画笔的大师，无非前者偏爱重呈静止永恒，后者偏爱重呈运动激烈。我更倾向的，是前者（包括史学，布罗代尔那静止如建筑的历史，也最能让我服膺）。但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雨果，他们皆擅长重呈一个虚构却客观的“世界”，含着物理属性的世界。
这在鲁迅的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在中国旧小说、旧戏曲乃至世说那样的笔记、史记那样的“史书”，都是看不到的。《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大观园是最精彩的舞台，然而根据小说提供的信息，没有人能在物理上重呈大观园的面貌——有人做过这事情，专门写了书，结果复原出来的大观园，居然没有成片的水面，根本不是中国园林所可能出现的面貌。曹雪芹跟几乎所有中国人一样，对客观世界的物理机制不感兴趣。大观园是个舞台，却似京昆戏剧的精神舞台，空荡荡一桌二椅，甚至只一块红氍毹，全凭观者幻想（是illusion，不是想象imagination，后者是建立在物理机制上的），就什么都有了。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无不同。
中国人的世界观，全在主观的精神世界（是moral，不是esprit或idée，后者是作为躯壳corps或物质matière的对立面，moral是作为physique的对立面）。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心物交融，均缘于这主观精神世界对客观物理世界的遮蔽：既将物理的“天地”遮蔽了， “天地”就成了“人”的延伸，精神世界统治一切，除此之外全属无谓，圣人六合之外无论么……这种哲学表现出来，就是所谓人对自然的融入云云。无论现在有些人把天人合一装扮得多么美妙，须知只有人和自然（nature）的对立，才会有人认识自然的事业，才会有重呈的艺术，才会有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丰富，才会有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才会有技术的进步。而天人合一的所谓“交融”，就是对客观无能无为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
中国的艺文，一切皆依违于主观的抒发，也就是毛诗大序那几句“……之不足，而……之……之……之”。既是将抒发当作文化的大事业，对客观的物理世界便没有兴趣。它只求适应，随势流转，从不曾想要理解这“势”。中国人所谓“文”所谓“理”，都是流转或错杂的线条，这在中国人的认识论里，已是人类知性的极限了，人对文或理，只有适应的义务，并无进一步考究解析的权利；西人reason/raison，却是来源于ratio，意为数数、计算，便带有普遍的基本元——“一份”的意思。
故基于“文理”的中国的艺文，表现出来，总是流动可爱的面貌。所谓行云流水，所谓屋漏痕，所谓灵动（不是运动，运动是机械的），都是中国人欣赏的对象。一切物理的机制，在中国人看来是不美的，不艺术的，没文化的。艺文乃至一切制度学问，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心情的安宁，从来不求事理的明晰。中国人讲心安理得，主观上心安，则理自然得焉，换句话说，客观上的物理，管它呢！重要的是心情。故心安理得这句话，是这抒发的艺文观，亦即精神胜利法的产物之一的绝好注脚——换了欧洲人，大约要讲“理得心安”：得了客观的理，心情才安。
心安理得，理得心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乃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决定，也决定了中国人和欧洲人交锋之际的胜负。中国人既将抒情作为世上顶崇高的事业，将文章的世界或者说“人文”的世界当作世界本身，在同欧洲人打交道时，便显得颟顸无知、昧于事理。每每失败，却最擅长拿文字上的游戏，将世界颠倒过来，如孙悟空的筋斗，俯身就将现实的不愉快抛在十万八千里外了。当时跟英法签约，中外文本，中文本定要自称中国，称英法必英夷法夷，上海开埠，道台给人民的告示，亦必称夷。英法于“中国”一称，并无异议，反正这是你自称，但于“夷”的称呼，不免倍感受了侮辱，故多次与清朝交涉。清朝辩解说，这是中国话，就相当于英格丽书、法兰塞，你们甭多心。这样掩耳盗铃的辩解自然是无效的。可就为这些枝节的问题，清朝使出浑身解数，于实际的事务，却并不怎么理会。最近陈水扁终统废统的把戏，倒是得了清廷的真传。台湾人在这种地方，总是格外的中国，这是怎么去中国化都去不了的。中国人把溢于言表的爱憎之情，当作普天下第一等大事业，抒发了爱憎，便心安，便理得，便太平了。用现在的话，感觉、心情最重要，一个字，爽！
故而如blog这类东西，到了中国，就变了质。blog本是信息技术爱好者或专业者的工具，用以交流信息技术和心得。然后逐渐不局限于信息技术，成为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编排、提供各类信息的传媒空间。因而它是日志，而不是私人日记，它是载物的传媒，不是赋比兴的歌咏。直到现在，blog在西方依然是这个功能为主流。可是到了中国，blog几乎立即就成了闲言碎语胡思乱想的排泄孔，今天喝了碗鸡蛋汤，明天吃了回西点，都是blog发兴的由头 ——中国这“兴”的文学，真是最拆烂污也最让人适宜最有美感的东西，拆烂污当然适宜，适宜了自然就美了！北方人常说：这家伙美着呢！或者：你别臭美了！ “美”就是“心情爽”的缩写形式，跟洋人的beauté完全不是一回事。见什么都可以咏一番，说好的叫一唱三叹，说坏的就是无病呻吟，若问究竟想说什么，回答一定是不想说什么，就是想说呗。太祖所谓鸣放，正合乎中国人这样的性格。他们说话不是因为发现什么、要传播什么，他们只想叫，想发声音。诗言志，歌永言。对客观世界，对客观效果，就是不感兴趣。今日的华文blog，就是三十年前的大字报。这里头，究竟说的是如何的内容，那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免不了要趋同的，所谓零零碎碎话相似，碎碎零零人不同，无非话语言辞的重复。又看网上华文媒体，总是情滥而事少，且错误极多。或者碎事不少，却净是些花边，现在叫八卦。即便就这点破事，也是一抄再抄，一转再转，哪怕以讹传讹，错了也没人追究。爽就行，心情最要紧。葛兰内总结道：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意义上的知识。最近全法博士生联谊会上一位法国大妈说：“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中国人所谓的科学，其实意味着达成共识。”这些话放在数年前，我定认为它是偏见（当场也有同学生气地反驳）。然而现在我百分之百地服膺。中国人向来少有知识的进步，因他汪洋恣肆的心情淹没了一切，因他抒发的欲望浇灭了求知的兴趣。
又见法国人嘲笑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旅游照片集，就是他们个人的形象集锦，每到一地，都要用自己的光辉形象将周遭的风景遮掩。谁若单拍风景，反成奇怪的人物了。这话说得有点过，却也是事实。中国人的确爱用自己遮蔽客观的世界。说得好听点，管这叫“融入”，但其实就是遮蔽。融进去就无所谓客观了，无所谓物理了，无所谓自然了。融进去，周遭就是你了，不是他了。可他并不融入你，他还是自在的，却被你的“融入”放逐了、遮蔽了。故有人指出，中国人的山水文化，同自然无涉，中国人对自然（nature）不感兴趣。摩崖石刻便是证据。这种“艺术形式”跟中国城市乃至世界一切华人区招摇满目的大标语、大招牌，原是一回事。
故现在看阿Q，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所谓精神（moral）胜利法，正关涉到所有中国人的“根性”。是优是劣且慢判断，但的确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均建立在无限扩张的moral的世界上，均建立在放逐物理机制的基础上。拿阿Q这小说本身来说，也是脚踩西瓜皮的灵感之作，并无所谓物理上的conception设计，同西洋小说迥异其趣。它如前面所说，是个绣像作品，又是世说的延长，它不曾着想于空间和物质以及机制的重呈，它的线条那样简洁流畅，又那么机会主义。恰恰这小说的主人公，又是流转跌宕翻筋斗的集大成者，这就更为阿Q的阅读添加了兴味。阿Q风闻革命党进城，思想转向革命那一段，真是传神之至。鲁迅之后，大概只有马三立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呈递中国人的性格吧！
这样的性格，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精神（moral）统治一切的特点，从历史上看，是我们祖先试错的选择。欧西分裂人和自然，令两者对立，所以有求知的欲望，有关于自然的兴趣，有科学，有技术，有发达的思维，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这弊端在于斗争过烈，缺乏通融，甚至引起精神分裂。中国的荀韩之道，庶几近之，却导致了暴秦。其借鉴教训，令中国人再不务于“事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乃至人间和谐，总之一团糨糊，社会治理的成本因而大大降低，中国的王朝政治万世统系也得以每每逢凶化吉。即便政治系统全面崩溃，文化认同却还得以延续。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蒙元吞并中国，且蒙古人色目人根本不为中国文化“同化”（这同女真以及满清大不相同），相反，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几乎在一切层面，都实际上地蒙古化、色目化了。巫术、喇嘛教、回教甚至流氓文化甚嚣尘上，中国文化几乎完全灭绝，文人的思想都随之蒙昧。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才有所改观，直到清朝才基本消除。然而愣是靠着精神（moral）胜利法，中国人居然挺过来了：只要有颗中国心，换句话说，只要自己觉得是中国人，那么中国就存在，不管客观上发生什么变化。结果，吞并中国的蒙古，被中国人当作自己的朝代，中国文化也就“从未中断”了。
我们看三国水浒，那虽是明后期才写定，却是蒙元时期开始特别流行的说话题材，那里就充斥着精神胜利法的妙诀。譬如博望坡，诸葛亮用火攻打败夏侯惇，乍看是技术的胜利。然而说话的却并不着念于火攻的物理条件。既云新野力量微薄，那么如此之多足以歼灭十万曹兵的硫磺硝石哪里来？谁生产的？或者哪里收购来的？至于火攻的布置，又得分配多少兵力？新野兵不满千，如何安排得过来？……诚然这是讲故事，但我们的这类故事，都不是建立在物理的机制上，只着眼于抒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就成，听了它解了气就成。后来所谓地雷战地道战打鬼子的故事，就是博望坡的转世投胎。大凡对客观的现实无能，便不能不求助于精神（moral）胜利。不然不如去死。然而大多数人是要活的。蒙元是中国文化最无能的时期，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这两时期，我们都造出无数解气的、毫无物理根据的抒情神话、“优胜纪略”，我们就活转来了。故中国人历经艰苦磨折，始终能保持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非阿Q精神而何？非精神胜利法而何？非遮蔽于物理世界的世界观而何？非抒情大事业的功劳而何？……人并不总能打顺风仗，人对客观世界并不总是有效的。文明也是如此。故精神胜利法原是基于人性的的普遍性质，各大文明均少不得自己特色的精神胜利法。但中国于是最优，出神入化，这却也毋庸争议。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谁能保证他总是有为？谁能保证他永不无能？天亡我楚，我奈天何？反之，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愈益冷峻，便愈容易悲观，便愈受不了挫折：罗马亡了，一蹶不振——欧洲人承认灭亡的事实，就真的让一个文明灭亡了；中国人却无视灭亡的事实，便真的让死去的文明复活了。
然而这些特质，也使得我们的文明对客观世界“无效”。前些年我朝提出口号，大意谓中国文明要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可惜中国文明向来只对中国文明做出贡献，并不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四大发明的贡献，却不是中国人自己想得到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文明沉浸在精神（moral）世界，遮蔽于客观的物理世界，同后者缺乏沟通，故我们的观念全被语文游戏压抑，我们的技术全是习惯的模仿。创造发明在中国是件稀罕事，科学在中国也是歪曲得不成样子。今日要讲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必是集中在思想、制度、科学和技术，而这四项均有赖于人和自然的对立关系，有赖于人对物理世界的探究。我们的文化，除却语文趣味、精神胜利法、天人合一的理想、心物交融的美感，却是一无所有的。这些文化特质，如上所述，用上国朝的谥法，对我们的存在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对世界文明，却是没法贡献的。这个文化的立脚点，就在于无限扩大自我，就在于放逐客观世界，是自恋自私的最高境界，那么叫他怎样贡献给他者呢？
我们固然可以不屑于贡献于世界，我们固然可以将这当作幌子，可是实惠点，我们不能不重视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中国现在号称世界工场。中国的工业始终停留在仿制水平。而一些关键的基础工业，至今依赖进口，精密机床、发动机，我们都造不出来。上面呼吁创新，可创新不是呼吁的产儿，更不是抒情的烂污。技术本身虽是形而下的事情，创新能力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人和自然的对立，对客观物理世界的重呈，都是一切创新的源泉。现在挂在人嘴边有个词叫作“想象力”，可是这个词变成中文，就全然不是味道，几乎成了胡思乱想、投机取巧的代名词。想象力就是imagination，源自image；image本来的意思，是指圣像。什么耶稣啊，玛丽亚啊。这些“圣人”，并没有人见过，可为蛊惑大家，须将他们的形容重呈出来，这便是“image”。这image的重呈，跟中国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不一样，因基督教坚决排斥鬼怪，故为达到它的效果，必须基于现实世界的物理机制，不然画出来不能让人信。故文艺复兴以来image的发达，恰恰伴随着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认知的深化，知识促进着“想象”，“想象” 造成创新。欧洲文明一日千里，统治今天的世界。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其所指的想象力，显然是指建立在物理机制基础上的 imagination，而绝不是胡思乱想投机取巧。如今这话却经常被我国人民援引，用来证明知识不必认真，关键在于“敢想”，也就是“人有多大胆”的年兄年弟吧……看来中国人从根子上拒绝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他从那里无法获取他抒情的美感，他觉得那是枯燥的事情。他自被一次次击败，也被迫接受了学知识的重要性，可他是不情愿的。故这些年日子好过了些，知识无用的说法就抬头了——重要的是感觉，是心情！
欧西人却从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认知中建立了他的整个美学、科学和技术，让三者互相促进。举个例子，各文明都想象人能飞起来。欧洲人想象人飞起来，必安上一对翅膀。阿拉伯人想象飞起来，须坐上一方神奇的毯子。可中国人自庄周以来，连列子御风而行都嫌凭藉，故他们素来想象出的飞举之行，是说飞就飞，像现在武打片那样地，毫无道理地，就飞将起来了。吕纯阳飞升黄白之术，甚至孙行者筋斗云，都丝毫无涉于物理的机制。所以这所谓想象，并不是imagination，而是胡思乱想，精神胜利法，精神上是绝对自由的，绕过了一切物理的限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实际的努力了。欧西人想象飞举，必于肩胛上生出双翅，扑腾扑腾，这才飞得起来——这是建立在对自然机制认识的基础上，虽说这认识未必确切，未必有效，却终有一天效验了的，他们创造了飞机。许多人为实现这带翅膀的想象物牺牲，但因这是真正的imagination，它建立在客观世界的物理机制基础上，他们的后人终于成功。若持飞升之术的精神胜利法，便决无可能创造出飞机了。故imagination本身，便是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重呈，通过这重呈，新的东西便“设计”出来，进而或许能创造出来。中国的龙是多种动物的拼凑，大清国旗上的龙图案最能体现这一点。这类龙的图案，毫无骨骼机制的重呈，故不是imagination而只是illusion。固然能“想”，却不够“象”，亦即没有客观的依据，没有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整合。欧洲的龙，因为要飞，便有翅膀，因为要行，便有腿脚……且各个器官之间，皆有血肉机制的联系，这是客观世界里诸种动物的重呈，更是对动物骨骼皮肉普遍机制的重呈，这才是 imagination，因而这也就是创造，等于说，人创造出一种新的动物，虽然因技术条件的限制，暂时不会动……
中国的龙好看还是欧洲的龙好看，或许中国的龙更好看，可好看没用，那是个人的、无效的。精神胜利法的抒情美学，物理机制的求知美学，原说不上谁更美——美不美是个无聊的议题，关键在于谁有效，谁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抒情美学造不出东西，求知美学造得出东西，两者相遇，后者胜，前者惨败。这是事实。康有为游欧洲，最喜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美术发达。康圣人本能地觉察，那种求真的美术，乃是西方强大的根源。故他本人虽浸淫在书画篆刻，涵养极深，却断然提出我国绘画必须“变法”。梁启超亦说达芬奇是欧洲艺术和科学的太祖高皇帝，欧洲文明的进步，全发轫于美术的发达。陈独秀于书画造诣也非常人所比，却断然提出美术革命，要将国画打倒。这些人的确是时代的先觉者，除却态度过激，其目光的敏锐，今人是不能不佩服的。
只是当时的中国，已无机会好好学习这重呈的艺术，无机会好好实践它了。西方文学美术思潮一变再变，令我目不暇给。我们尚未建立人和自然的对立，尚未好好的重呈自然，便手忙脚乱地接受精神的分裂对立，去学些新奇的玩意儿了。这也是不得不然的。可是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多是夹生的。可话又说回来，那种学欧洲“古典”的，又何尝不是夹生的呢？拿小说来说，中国现代作家还得数鲁迅可看，因他索性与欧洲的重呈观无关，他纯然是中国流动的美学。而同时不少趋新分子，却也尽力重呈出物理的机制，仿佛有层次有空间，毕竟不着肉，只是月份牌的“洋画” 吧，低级趣味而已。只要不从哲学上肃清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无法获致重呈的理想，无法获致科学的建立，无法获致技术的创新。然而若肃清这种哲学，中国人怕就不再是中国人了，况这实在是没有可能的吧。看充塞在华文blog的闲言碎语无病呻吟，看中国人民的旅游影集，甚至看对岸去中国化的陈总统的文字游戏，中国人不永远是中国人么？即以我这篇文字，又何尝不是兴之所至，流转无度的么？这若以法国学校论文的标准，断断乎是要不及格的了。况且，天人合一的精神胜利法，舞文弄墨的语文游戏，让我们的文明百折不挠万世长存，虽然客观上经常不大爽，主观上却爽了三千年了。试问欧西人再过两千五百年还爽么？……已夫已夫，幸甚至哉！够本儿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