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6]《数学乐旅》读后

作者的“数学人生观”，或者毋宁说“博弈道德观”，可以算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同西方虚无主义道德观的结合。

中国传统道德观，无论诸子百家哪一家，均只关注人际关系。这种道德观关心的是人和人如何相处、如何算计的课题。

这个课题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道德观、博弈道德观的课题，并无超越现实的思考。但是传统道德观，尤其是儒家道德观，虽然没有超越的内涵，却喜欢打扮成超越的样子，给自己蒙上高尚的色彩。这种道德观极力用尊卑秩序的名义掩饰人际关系博弈的实质。因为博弈的前提是冷酷的，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博弈容易导致人的虚无、社会的离散。而儒家的目标是维持社会，既然它不能超越于博弈的实质，便只好给博弈套上包装——亲亲、尊尊，人性善，恻隐之心，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等，都是说服人接受“ordre秩序”、说服人心甘情愿地在“ordre”框架中进行博弈的外包装。在道家，这外包装则是赤子之心。在法家，包装得就不大高明，成了硬手硬脚的“法”了。

因为这种思维完全沉浸在现实的人际关系，所以缺乏自然（对象世界）的镜鉴。孟子叹息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诚然是问人性之所在，仿佛意有所超越。可他给出的答案是仁义。仁义听上去很高尚，但实质上就是伦理、秩序（ordre）的重言——仁的意思就是你我关系。因而儒家对人性的描述，颠来倒去还是归结到你我之间那点破事。其实既然要探讨人性，便不能只局限于人，局限在人，便永远不识人的真面目。换句话说，若要问“人之异于禽兽”，至少应该研究一下“禽兽”，从而反照人性——可孔孟之徒是连“禽兽”的研究都从未考虑过的。在这类思考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缺席的。于是传统道德的性质永远局限在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算计的范围内。

当然儒家主观上是反对算计人一类诡诈的——相信圣贤们是真诚的。可是，儒家既然给这种道德观蒙上崇高色彩，却因局限于现实人际关系，并无超越的实质，道德说教便反而容易成为伪君子孳乳的温床——伪君子就是好像超越又超越不得，反多一重罪。因此，儒家自己就从来没能摆脱算计诡诈之术。况且儒家的周围，也总需兵家的诡诈、法家的权术、道家的规避和诡辩伴随着，其中有些角色是大方地花团锦簇（如道家、兵家），有些角色则躲在暗中像鬼魅一样（如法家）。那些其实都是儒家道德高调的补偿机制。诸子百家共同的特点便是，一切都着眼于人间秩序（ordre），自然法则（law）的观念始终是缺位的，这叫做“六合之外圣人存而无论”。人的头脑里若只知道你我那点破事而不知道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人的思维若总是局限在“六合之内”也就是鲁迅说的那个铁屋子里，那么相处必然导致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的博弈——无论亲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乃至君臣之间，等等等等，关系的实质必然是博弈。“养儿防老”、“乌鸦反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谚，以及所谓“报本”的思想，正反映了传统道德外衣下博弈的实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交友结义、学而优则仕，本质上都成了下赌注、拿回报的投机行为。博弈始终是真正支配着这种层次道德观的因素。无非有些学派把博弈的事实说得赤裸裸（法家、兵家），使得他们的道德观缺少被人公开接受的可能，有些学派不现实地反对博弈（道家），只有儒家学派最高明，知道要遮遮掩掩、涂脂抹粉，使得人人都可以在需要的时机理直气壮地唱那些调子。

在自然法则（law）缺位的大脑里，世界只好由不可置疑、无须理解的 “ordre（命、令、秩序）”支配。“ordre”的作用就是将人放在既定的秩序框架里受着驱使——从皇帝到草民，谁都无法逃脱。然而“我思故我在”。思考是人的本能。人可能被驱使，但人不可能被彻底地驱使。因为人会思考，有意志。在“ordre”编织成的世界图景里，由于“ordre”的专横和确定无疑，人在绝大多数场合不得不放弃思考的权利。唯一能体现“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体现“我”的存在的事业，便是算计人、驾驭人。算计人是一种不完整的思考，是在对“ordre（命、令、秩序）”的顺应和投机的前提下进行的束缚中的思考，在这种束缚中，人倾向于幻想自己智力超凡，能与命运周旋，却根本无视真正的自然法则——事实上赌徒正是从这种心理活动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的。（《数学乐旅》中表现了赌徒的这种心理）。博弈过程中这有限的思考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人的意志存在获得肯定的仅有的机会之一。另一个机会是交配。不过从生物学角度讲，交配本质上正是博弈的原型。有意思的是，交配正是传统中国人历来的文化主题，性能力是中国文化从精英到底层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陈立夫唯生论点破了这层——然而因为点破，所以不灵，不被人接受了）。譬如中国思维的基础“阴阳”，显然暗示着交配行为。而后世文人，好赌成性的大多讳莫如深（其实全民皆赌，文人也不例外），可若是好色，则向来没有掩饰的，反引为风雅的题材。总之，在旧“秩序ordre”的社会中，道德的高调同算计人的诡诈、泛滥的色情永远是形影相随、互为因果的一主二仆（《数学乐旅》多次出现色情描写场面，暗示了赌博与色情的内在联系）。

旧式社会的娱乐，也隐喻着“ordre”支配下人的行为模式。传统的娱乐，要么是那种高度“程式化”的游戏，也就是执行指令（ordre）的训练，要么是高度投机的游戏，也就是在既定秩序（ordre）下算计人的演习——前者如书画词曲，后者如赌博。从历史上考察，词曲同赌博还真有不解之缘。不可置疑、无须理解、抑制思考的“ordre（命、令、秩序）”，一手赠予人绝对的安全感和襁褓紧裹的温暖的快感，这构成了书画词曲之类“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艺术”的机制，一手则把人的思考力死死限制在促狭的空间——人际关系，只有局限在人际关系这个空间里，人才有权尽情地用他闲置着的思考力施展小花招小伎俩，去争取投机成功的满足感，这构成了赌博游戏（算计人、投机）的机制。词曲书画和赌博游戏（加上生理赌博——色情）是侧重点不同的慰藉机制。儒学文化圈的遵命哲学、程式化艺术、好赌成性、好色成癖，其实是系出同源、源远流长，背后有很深刻的文明结构的原因，这原因便是：专注于人际关系的“ordre”观念仍旧霸占着人的心灵。邓晓芒说：日韩文化“粘乎”，粘乎的背后就是指这个，粘液的来源则是我天邦大国。中日韩文化非但“粘乎”，而且淫靡、病态，这是“阴性”一面；它的另一面，却是蛮横、不讲理甚至惨无人道，这“阳性”一面的背后，同样也是“ordre”观的世界图景。

既然自然法则（law）的观念缺位，关于自然属性的认知、思考、理解都成为不可能。填补空白的还是“ordre”，也就是“命运”。“命”从口从令，其实就是“令”，也就是“ordre”。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依然是人间的“ordre（命、令、秩序）”那一套。天地运行的时序等自然现象，都叫做“令”，所以有时令、节令、冬令、夏令的说法。人的生老病死的运动，则叫做“命”，也是“令ordre”的意思。至于天地宇宙的“ordre秩序”对人间的作用，就是天命、命运了。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实质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伦理化。既然人和自然的关系被伦理化，这种关系的实质便依然是博弈——当然是虚构的博弈。其实博弈的对象只能是人，不可能是自然，更不可能是“神”。可中国古人显然相信人和天地神灵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关系。这便是所谓“天人感应”。天地宇宙神灵，在中国人心目中并不是真正值得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彼岸代表，而是博弈的对象。中国人对天地神祗的礼拜，完全是博弈的手段。所以有“礼记月令”，所以有“冬令进补” 之类节令应答的措施——这都是企图算计老天爷呢；所以行贿，所以哀告，所以还愿——这都是企图算计神灵呢。天地神灵若不验，还可以跟天地神灵谈判、商榷，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咒骂、恫吓。张别古跟城隍老爷谈价钱，公然在神祗跟前算计性价比。窦娥临刑前将天地骂得狗血喷头，便是自知反正活不了了，不如趁机将天地来申斥、恫吓，人家是赔本赚吆喝，窦娥是丢命赚吆喝——结果天地真的被这吆喝吓坏了（“感天动地”），为她降了六月雪……凡此都是基于天人感应、人神博弈的臆想。至于中国赌博中吆五喝六的习惯（吆五喝六仅限于中国或东亚赌徒，其他文明的赌徒，多以默默祈祷为能），更是证明了中国人对“destin命运” 的理解从没有超越的因素。赌徒当然相信命运，当然有所求于命运。但中国赌徒理解的“命运”不是“destin”，而是“ordre”，是人间秩序的投射，故尔必须用叫声来“号令”（“令”就是“命”），他潜意识里相信人的叫声可以作用于冥冥之中的神鬼。叫声的奏效，前提是声音的物理作用和听者的生理作用，可是叫声何以能呼唤冥冥之中的那些灵和物呢？这一点中国赌徒是意识不到的。因为中国人所谓的神灵鬼魅，都是死人的代称，从来不具备spirit的纯度，不具备彼岸的性质。鬼魂同肉体是混一的。也正因为这个，中国向来不缺乏人鬼床第之情的故事——倘鬼魂是纯精神，没有肉体属性，何以能做那事呢？所以《牡丹亭》之类故事并不是基于什么奇异高超的想象力。若非佛教传入，中国人永远不会将肉体和精神区分。故尔中国人对神鬼的措施，同对人的措施向来没有不同——赌徒的叫喊，正以此。“五”、“六”固然不是鬼神，但它们既在冥冥之中，必然被鬼神支配。吆五喝六便是叫给那一样具备肉身功能的神鬼听的。

既然中国人不恰当地虚构了人同自然之间的博弈关系，在真正的自然跟前就免不了常常头破血流了。譬如古代宫殿的大殿，因为体量较高大，容易遭雷击。中国人便想出主意，在正脊里埋藏金银。无疑这是对天老爷的贿赂行径。可惜天不是人，并不知道领情，相反因为金属的导电性，更频繁地将雷电导向那些广厦巨殿。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比比皆是。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史——甚至“艺术”史，就是一部在自然面前频频失败的历史。中医集中了这方面的例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遗产。对自然无能，正是传统道德观的祸害。

传统道德观是用“ordre秩序、命、令”来掩盖、歪曲博弈的实质，而虚无主义道德观，也就是作者所表述的那种“数学人生观”，则是把传统道德观高尚虚伪的内外衣统统剥光，剩下的赤裸主干——博弈。这种道德观公然把道德的前提建立在每个个体都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公理上。每个个体有各自的利益，同时每个个体又具备相当的理性，为避免、减小无谓的损耗，个体之间便达成妥协的契约，这就是道德规范的来源。这本质上是卢梭契约论的翻版，但经数学的分析，理性更加锐利。这种博弈比起传统道德观“ordre”框架下的博弈，无疑更具备公平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比起传统道德观，虚无主义道德观经历了理性的历练，免去了伪善一重罪。这很好。但不够。去掉伪善并不意味着自动得到善。这只是做减法。还应该做加法。要加上自然，道德中必须充实进“人和自然（对象世界）的关系”这层内涵——康德的宗教哲学，便代表着这层内涵。

虚无主义的博弈道德观，依然局限在人际关系中。因而它不能促进人的进取。仅仅肯定争取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导致人的觉醒和进步——中国传统道德，本质上就是这种道德，中国因此而停滞、而蒙昧、而无尊严。博弈道德观、局限在人际关系的道德观的症结在于，仅仅以争取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话，完全可以通过“道德地击败、损害甚至消灭他人”来达到目标，无须面向自然。这种道德观依然没有触及人如何对待自然的课题。

然而人和自然的关系，正是关系着人类根本命运的事情。西方人正是勇敢地面对这个课题，才成为第一批站立起来的人类。博弈的道德观（契约论的道德观）固然好，但必然带来虚无的弊端。正在大革命以卢梭主义、天赋人权摧毁一切旧道德、旧宗教的时代，康德宗教哲学及时地用“物自体” （也就是“上帝”、“神”）补救了“彼岸”的空白，树立了“作为宗教的宗教”，从而维持甚至鼓励了人对自然（对象世界）的兴趣。西方人何其“幸运”！然而不如说西方人的知性何其强大！《数学乐旅》的作者说：道德不在宋儒的天理，也不在康德的星空。其实道德固然不在宋儒那里，却一定在康德的“星空”。“星空”的道德，也就是康德宗教哲学的道德，是促使人以人的身份同自然交流、同自然对话的机制，人的这种“纯粹理性”，以及支配着理性的“自由意志”，才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若只有博弈道德的话，人便只能是执行指令的工具，是受着驱使的零件。人用他的理性发现了“law”，人用“law”击溃了旧的“ordre”（启蒙时代到大革命的主题就是这个），但是人并不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law”——没有自由意志的树立，“law”早晚要蜕变成新的“ordre”。因此，光靠“ordre”的解体，人的知识不会增长，人的能力不会提高，人的意志不会自由，人的精神不会更接近“人”，人永远也不能第二次直立！甚至比起传统道德下人的生存状态，人反而会更无尊严，人反而更加趴下，甚至自我奴役、自我活埋——博弈道德观固然是源于理性，却不免重新走上传统道德观走过的压抑理性的路，让人再次堕入“ordre”的罗网不能自拔，让人再次陷入对自然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乃至一厢情愿虚构博弈关系的蒙昧状态……无疑，博弈道德是现代道德所必要的，但绝对不是现代道德的全部。如果现代道德之于传统道德只是做减法的话，现代道德将毫无合理性可言；事实相反，现代道德的加法远多于减法，不仅是加法，而且是升华——康德宗教哲学正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升华。西方近代史证明，博弈道德（契约论）只是西方近代思想资源的一方面，康德才是近代西方的“康圣人”。

此文作者的心情（对虚伪传统道德的揭露、嘲讽），我多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但他错了。可能因为他是计算机专业的，他沉迷在指令的执行、执行中的博弈当中，他对数学情有独钟。数学是知识的工具，却不是知识本身。数学是人对自身思维有效性的冷酷的检验，是内省的运动，并不面对具体的对象世界（自然），不强调同自然的交流。因而单纯基于数学和博弈的道德观，到头来只能让人的心灵重新自我锁闭，从而一味强调对“ordre”的顺应和利用，这将导致人缺乏对“ordre”质疑的能力，缺乏发现并修正“law”的手段和能力。这种道德观还是自然法则（law）依然缺位的道德观。它的弊端同传统道德观是类似的，甚至会导致虚无、绝望。

这对人类来说，不会是好事情。好在历史证明，西方的站立，并不只靠数学和博弈，而是更有赖于意志的自由和对彼岸“物自体” 的追求。因这种追求，使得人与自然（对象世界）之间始终维系着由法则（law）所支配的利害关系（interest），从而督促人保持着谦卑的精神去认知对象（纯粹理性），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实利（实践理性）、获得愉悦（判断力），这便是所谓“真”、“善”、“美”的理想的基础。奥卡姆剃刀可以剃掉传统道德高尚伪善的外衣，因为那完全是多余的实体，却无法剃掉真善美，剃掉物自体，因为那是必要的实体，是被现代道德欢迎进来的必要的实体。只有把认知活动、审美活动也纳入道德关注的范畴，道德才成为现代道德。道德的高调，只有在“星空”（物自体）的照耀下，才真的能唱得底气十足、满宫满调。总之，当代西方的虚无，只是一方面——事实上是他们自己敏感地觉察到了这方面，他们直面它、批判它，这足以证明他们并不虚无，也不绝望，他们的知性依然强大，依然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