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5.4]阿Q的爽

昨天去远东学院图书馆，倒是找到了那篇要查的鲁迅文章。接着要查《新青年》，却只有缩微胶卷。阅览室有一架缩微胶卷阅读机，理论上是随便用的。可我不会用，也不敢瞎弄。找图书馆管理员。结果叔叔请来阿姨，阿姨唤来大婶儿，三四个叔叔阿姨围着那机器研究了半天，最后居然也不会用。他们对我抱歉：这儿很少有人借阅缩微胶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明天请专家来教我们，只好请您下次吧。得，没事儿了。剩下的时间，看看鲁迅吧。手里那本全是呐喊，而小说于我，向来是吃力的读物。那么只好炒冷饭，就复习一下阿Q吧。

时隔十六年，重读阿Q，竟引发无数感触。我只觉得我想笑出声来，鼻孔里嗤嗤的漏气。

这小说并不像通常所见的小说，而是简洁的漫画。如巴尔扎克、雨果那样立体宏伟的场面、丰满逼真的层次，鲁迅的小说里是见不着的。这老先生的笔下，全是单线的勾勒，如他老人家幼年时候最痴迷的旧小说所附的绣像；又如世说新语的品介议论，寥落稀疏里藏着机锋。老先生的小说，与其说是“新小说”、“现代文学”，不如说是回归六朝，回归小品。它跟旧章回小说、明清戏曲传奇的区别，在于不复追求绵密错综、伏脉针线，而是回到单线的流动，趣味集中于线条本身的转折流荡，而不是线条的编织。若说鲁迅的小说是革命，便首先是在这层意义上的吧。然而其间随势流荡运转自如的趣味，同旧小说并无二致。至于西方的影响，那是不大的。绣像不能改造成油画，世说不能自新成人间喜剧。鲁迅是绣像，是世说。他不去想象客观世界机制的重呈，不去想象空间、时间的大布景、大舞台，不去想象在这大框子里运动的大场面。跟章回小说没什么不同，他不具备重呈的理想，他所呈递的只是主观的moral的世界。他的小说自己，就是“精神胜利法”的“优胜纪”。

我读过的小说不多。巴尔扎克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用文字重呈永恒的社会机制的本领，我是五体投地。也因为他，使我当年终于承认了，小说并不一定属于低级趣味。我读全了的唯一一本西方名人传记，便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人说巴尔扎克是个文字的建筑师，用文字建筑了一个永恒的人间，就是指他那无与伦比的重呈的天才。雨果的东西我不大喜欢。但他重呈运动的大场面的本领，我一样五体投地。当年读到巴黎圣母院里，描写卡西莫多在圣母院一个人抵挡奇迹王朝众乞丐的场面，我不由得赞叹，这文字的本事太大了，如果换了我写，怎样才写得出这热闹的大场面呢？我束手无策……要之巴尔扎克如大卫、安格尔，雨果如籍里柯、德拉克罗瓦，都是拿文字当画笔的大师，无非前者偏爱重呈静止永恒，后者偏爱重呈运动激烈。我更倾向的，是前者（包括史学，布罗代尔那静止如建筑的历史，也最能让我服膺）。但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雨果，他们皆擅长重呈一个虚构却客观的“世界”，含着物理属性的世界。

这在鲁迅的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在中国旧小说、旧戏曲乃至世说那样的笔记、史记那样的“史书”，都是看不到的。《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大观园是最精彩的舞台，然而根据小说提供的信息，没有人能在物理上重呈大观园的面貌——有人做过这事情，专门写了书，结果复原出来的大观园，居然没有成片的水面，根本不是中国园林所可能出现的面貌。曹雪芹跟几乎所有中国人一样，对客观世界的物理机制不感兴趣。大观园是个舞台，却似京昆戏剧的精神舞台，空荡荡一桌二椅，甚至只一块红氍毹，全凭观者幻想（是illusion，不是想象imagination，后者是建立在物理机制上的），就什么都有了。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无不同。

中国人的世界观，全在主观的精神世界（是moral，不是esprit或idée，后者是作为躯壳corps或物质matière的对立面，moral是作为physique的对立面）。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心物交融，均缘于这主观精神世界对客观物理世界的遮蔽：既将物理的“天地”遮蔽了， “天地”就成了“人”的延伸，精神世界统治一切，除此之外全属无谓，圣人六合之外无论么……这种哲学表现出来，就是所谓人对自然的融入云云。无论现在有些人把天人合一装扮得多么美妙，须知只有人和自然（nature）的对立，才会有人认识自然的事业，才会有重呈的艺术，才会有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丰富，才会有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才会有技术的进步。而天人合一的所谓“交融”，就是对客观无能无为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

中国的艺文，一切皆依违于主观的抒发，也就是毛诗大序那几句“……之不足，而……之……之……之”。既是将抒发当作文化的大事业，对客观的物理世界便没有兴趣。它只求适应，随势流转，从不曾想要理解这“势”。中国人所谓“文”所谓“理”，都是流转或错杂的线条，这在中国人的认识论里，已是人类知性的极限了，人对文或理，只有适应的义务，并无进一步考究解析的权利；西人reason/raison，却是来源于ratio，意为数数、计算，便带有普遍的基本元——“一份”的意思。

故基于“文理”的中国的艺文，表现出来，总是流动可爱的面貌。所谓行云流水，所谓屋漏痕，所谓灵动（不是运动，运动是机械的），都是中国人欣赏的对象。一切物理的机制，在中国人看来是不美的，不艺术的，没文化的。艺文乃至一切制度学问，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心情的安宁，从来不求事理的明晰。中国人讲心安理得，主观上心安，则理自然得焉，换句话说，客观上的物理，管它呢！重要的是心情。故心安理得这句话，是这抒发的艺文观，亦即精神胜利法的产物之一的绝好注脚——换了欧洲人，大约要讲“理得心安”：得了客观的理，心情才安。

心安理得，理得心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乃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决定，也决定了中国人和欧洲人交锋之际的胜负。中国人既将抒情作为世上顶崇高的事业，将文章的世界或者说“人文”的世界当作世界本身，在同欧洲人打交道时，便显得颟顸无知、昧于事理。每每失败，却最擅长拿文字上的游戏，将世界颠倒过来，如孙悟空的筋斗，俯身就将现实的不愉快抛在十万八千里外了。当时跟英法签约，中外文本，中文本定要自称中国，称英法必英夷法夷，上海开埠，道台给人民的告示，亦必称夷。英法于“中国”一称，并无异议，反正这是你自称，但于“夷”的称呼，不免倍感受了侮辱，故多次与清朝交涉。清朝辩解说，这是中国话，就相当于英格丽书、法兰塞，你们甭多心。这样掩耳盗铃的辩解自然是无效的。可就为这些枝节的问题，清朝使出浑身解数，于实际的事务，却并不怎么理会。最近陈水扁终统废统的把戏，倒是得了清廷的真传。台湾人在这种地方，总是格外的中国，这是怎么去中国化都去不了的。中国人把溢于言表的爱憎之情，当作普天下第一等大事业，抒发了爱憎，便心安，便理得，便太平了。用现在的话，感觉、心情最重要，一个字，爽！

故而如blog这类东西，到了中国，就变了质。blog本是信息技术爱好者或专业者的工具，用以交流信息技术和心得。然后逐渐不局限于信息技术，成为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编排、提供各类信息的传媒空间。因而它是日志，而不是私人日记，它是载物的传媒，不是赋比兴的歌咏。直到现在，blog在西方依然是这个功能为主流。可是到了中国，blog几乎立即就成了闲言碎语胡思乱想的排泄孔，今天喝了碗鸡蛋汤，明天吃了回西点，都是blog发兴的由头 ——中国这“兴”的文学，真是最拆烂污也最让人适宜最有美感的东西，拆烂污当然适宜，适宜了自然就美了！北方人常说：这家伙美着呢！或者：你别臭美了！ “美”就是“心情爽”的缩写形式，跟洋人的beauté完全不是一回事。见什么都可以咏一番，说好的叫一唱三叹，说坏的就是无病呻吟，若问究竟想说什么，回答一定是不想说什么，就是想说呗。太祖所谓鸣放，正合乎中国人这样的性格。他们说话不是因为发现什么、要传播什么，他们只想叫，想发声音。诗言志，歌永言。对客观世界，对客观效果，就是不感兴趣。今日的华文blog，就是三十年前的大字报。这里头，究竟说的是如何的内容，那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免不了要趋同的，所谓零零碎碎话相似，碎碎零零人不同，无非话语言辞的重复。又看网上华文媒体，总是情滥而事少，且错误极多。或者碎事不少，却净是些花边，现在叫八卦。即便就这点破事，也是一抄再抄，一转再转，哪怕以讹传讹，错了也没人追究。爽就行，心情最要紧。葛兰内总结道：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意义上的知识。最近全法博士生联谊会上一位法国大妈说：“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客观世界的知识，而中国人所谓的科学，其实意味着达成共识。”这些话放在数年前，我定认为它是偏见（当场也有同学生气地反驳）。然而现在我百分之百地服膺。中国人向来少有知识的进步，因他汪洋恣肆的心情淹没了一切，因他抒发的欲望浇灭了求知的兴趣。

又见法国人嘲笑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旅游照片集，就是他们个人的形象集锦，每到一地，都要用自己的光辉形象将周遭的风景遮掩。谁若单拍风景，反成奇怪的人物了。这话说得有点过，却也是事实。中国人的确爱用自己遮蔽客观的世界。说得好听点，管这叫“融入”，但其实就是遮蔽。融进去就无所谓客观了，无所谓物理了，无所谓自然了。融进去，周遭就是你了，不是他了。可他并不融入你，他还是自在的，却被你的“融入”放逐了、遮蔽了。故有人指出，中国人的山水文化，同自然无涉，中国人对自然（nature）不感兴趣。摩崖石刻便是证据。这种“艺术形式”跟中国城市乃至世界一切华人区招摇满目的大标语、大招牌，原是一回事。

故现在看阿Q，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所谓精神（moral）胜利法，正关涉到所有中国人的“根性”。是优是劣且慢判断，但的确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均建立在无限扩张的moral的世界上，均建立在放逐物理机制的基础上。拿阿Q这小说本身来说，也是脚踩西瓜皮的灵感之作，并无所谓物理上的conception设计，同西洋小说迥异其趣。它如前面所说，是个绣像作品，又是世说的延长，它不曾着想于空间和物质以及机制的重呈，它的线条那样简洁流畅，又那么机会主义。恰恰这小说的主人公，又是流转跌宕翻筋斗的集大成者，这就更为阿Q的阅读添加了兴味。阿Q风闻革命党进城，思想转向革命那一段，真是传神之至。鲁迅之后，大概只有马三立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呈递中国人的性格吧！

这样的性格，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精神（moral）统治一切的特点，从历史上看，是我们祖先试错的选择。欧西分裂人和自然，令两者对立，所以有求知的欲望，有关于自然的兴趣，有科学，有技术，有发达的思维，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这弊端在于斗争过烈，缺乏通融，甚至引起精神分裂。中国的荀韩之道，庶几近之，却导致了暴秦。其借鉴教训，令中国人再不务于“事功”，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乃至人间和谐，总之一团糨糊，社会治理的成本因而大大降低，中国的王朝政治万世统系也得以每每逢凶化吉。即便政治系统全面崩溃，文化认同却还得以延续。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蒙元吞并中国，且蒙古人色目人根本不为中国文化“同化”（这同女真以及满清大不相同），相反，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几乎在一切层面，都实际上地蒙古化、色目化了。巫术、喇嘛教、回教甚至流氓文化甚嚣尘上，中国文化几乎完全灭绝，文人的思想都随之蒙昧。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才有所改观，直到清朝才基本消除。然而愣是靠着精神（moral）胜利法，中国人居然挺过来了：只要有颗中国心，换句话说，只要自己觉得是中国人，那么中国就存在，不管客观上发生什么变化。结果，吞并中国的蒙古，被中国人当作自己的朝代，中国文化也就“从未中断”了。

我们看三国水浒，那虽是明后期才写定，却是蒙元时期开始特别流行的说话题材，那里就充斥着精神胜利法的妙诀。譬如博望坡，诸葛亮用火攻打败夏侯惇，乍看是技术的胜利。然而说话的却并不着念于火攻的物理条件。既云新野力量微薄，那么如此之多足以歼灭十万曹兵的硫磺硝石哪里来？谁生产的？或者哪里收购来的？至于火攻的布置，又得分配多少兵力？新野兵不满千，如何安排得过来？……诚然这是讲故事，但我们的这类故事，都不是建立在物理的机制上，只着眼于抒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就成，听了它解了气就成。后来所谓地雷战地道战打鬼子的故事，就是博望坡的转世投胎。大凡对客观的现实无能，便不能不求助于精神（moral）胜利。不然不如去死。然而大多数人是要活的。蒙元是中国文化最无能的时期，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这两时期，我们都造出无数解气的、毫无物理根据的抒情神话、“优胜纪略”，我们就活转来了。故中国人历经艰苦磨折，始终能保持自强不息的乐观精神，非阿Q精神而何？非精神胜利法而何？非遮蔽于物理世界的世界观而何？非抒情大事业的功劳而何？……人并不总能打顺风仗，人对客观世界并不总是有效的。文明也是如此。故精神胜利法原是基于人性的的普遍性质，各大文明均少不得自己特色的精神胜利法。但中国于是最优，出神入化，这却也毋庸争议。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谁能保证他总是有为？谁能保证他永不无能？天亡我楚，我奈天何？反之，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愈益冷峻，便愈容易悲观，便愈受不了挫折：罗马亡了，一蹶不振——欧洲人承认灭亡的事实，就真的让一个文明灭亡了；中国人却无视灭亡的事实，便真的让死去的文明复活了。

然而这些特质，也使得我们的文明对客观世界“无效”。前些年我朝提出口号，大意谓中国文明要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可惜中国文明向来只对中国文明做出贡献，并不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四大发明的贡献，却不是中国人自己想得到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文明沉浸在精神（moral）世界，遮蔽于客观的物理世界，同后者缺乏沟通，故我们的观念全被语文游戏压抑，我们的技术全是习惯的模仿。创造发明在中国是件稀罕事，科学在中国也是歪曲得不成样子。今日要讲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必是集中在思想、制度、科学和技术，而这四项均有赖于人和自然的对立关系，有赖于人对物理世界的探究。我们的文化，除却语文趣味、精神胜利法、天人合一的理想、心物交融的美感，却是一无所有的。这些文化特质，如上所述，用上国朝的谥法，对我们的存在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对世界文明，却是没法贡献的。这个文化的立脚点，就在于无限扩大自我，就在于放逐客观世界，是自恋自私的最高境界，那么叫他怎样贡献给他者呢？

我们固然可以不屑于贡献于世界，我们固然可以将这当作幌子，可是实惠点，我们不能不重视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中国现在号称世界工场。中国的工业始终停留在仿制水平。而一些关键的基础工业，至今依赖进口，精密机床、发动机，我们都造不出来。上面呼吁创新，可创新不是呼吁的产儿，更不是抒情的烂污。技术本身虽是形而下的事情，创新能力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人和自然的对立，对客观物理世界的重呈，都是一切创新的源泉。现在挂在人嘴边有个词叫作“想象力”，可是这个词变成中文，就全然不是味道，几乎成了胡思乱想、投机取巧的代名词。想象力就是imagination，源自image；image本来的意思，是指圣像。什么耶稣啊，玛丽亚啊。这些“圣人”，并没有人见过，可为蛊惑大家，须将他们的形容重呈出来，这便是“image”。这image的重呈，跟中国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不一样，因基督教坚决排斥鬼怪，故为达到它的效果，必须基于现实世界的物理机制，不然画出来不能让人信。故文艺复兴以来image的发达，恰恰伴随着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认知的深化，知识促进着“想象”，“想象” 造成创新。欧洲文明一日千里，统治今天的世界。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其所指的想象力，显然是指建立在物理机制基础上的 imagination，而绝不是胡思乱想投机取巧。如今这话却经常被我国人民援引，用来证明知识不必认真，关键在于“敢想”，也就是“人有多大胆”的年兄年弟吧……看来中国人从根子上拒绝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他从那里无法获取他抒情的美感，他觉得那是枯燥的事情。他自被一次次击败，也被迫接受了学知识的重要性，可他是不情愿的。故这些年日子好过了些，知识无用的说法就抬头了——重要的是感觉，是心情！

欧西人却从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认知中建立了他的整个美学、科学和技术，让三者互相促进。举个例子，各文明都想象人能飞起来。欧洲人想象人飞起来，必安上一对翅膀。阿拉伯人想象飞起来，须坐上一方神奇的毯子。可中国人自庄周以来，连列子御风而行都嫌凭藉，故他们素来想象出的飞举之行，是说飞就飞，像现在武打片那样地，毫无道理地，就飞将起来了。吕纯阳飞升黄白之术，甚至孙行者筋斗云，都丝毫无涉于物理的机制。所以这所谓想象，并不是imagination，而是胡思乱想，精神胜利法，精神上是绝对自由的，绕过了一切物理的限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实际的努力了。欧西人想象飞举，必于肩胛上生出双翅，扑腾扑腾，这才飞得起来——这是建立在对自然机制认识的基础上，虽说这认识未必确切，未必有效，却终有一天效验了的，他们创造了飞机。许多人为实现这带翅膀的想象物牺牲，但因这是真正的imagination，它建立在客观世界的物理机制基础上，他们的后人终于成功。若持飞升之术的精神胜利法，便决无可能创造出飞机了。故imagination本身，便是对客观世界物理机制的重呈，通过这重呈，新的东西便“设计”出来，进而或许能创造出来。中国的龙是多种动物的拼凑，大清国旗上的龙图案最能体现这一点。这类龙的图案，毫无骨骼机制的重呈，故不是imagination而只是illusion。固然能“想”，却不够“象”，亦即没有客观的依据，没有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整合。欧洲的龙，因为要飞，便有翅膀，因为要行，便有腿脚……且各个器官之间，皆有血肉机制的联系，这是客观世界里诸种动物的重呈，更是对动物骨骼皮肉普遍机制的重呈，这才是 imagination，因而这也就是创造，等于说，人创造出一种新的动物，虽然因技术条件的限制，暂时不会动……

中国的龙好看还是欧洲的龙好看，或许中国的龙更好看，可好看没用，那是个人的、无效的。精神胜利法的抒情美学，物理机制的求知美学，原说不上谁更美——美不美是个无聊的议题，关键在于谁有效，谁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抒情美学造不出东西，求知美学造得出东西，两者相遇，后者胜，前者惨败。这是事实。康有为游欧洲，最喜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美术发达。康圣人本能地觉察，那种求真的美术，乃是西方强大的根源。故他本人虽浸淫在书画篆刻，涵养极深，却断然提出我国绘画必须“变法”。梁启超亦说达芬奇是欧洲艺术和科学的太祖高皇帝，欧洲文明的进步，全发轫于美术的发达。陈独秀于书画造诣也非常人所比，却断然提出美术革命，要将国画打倒。这些人的确是时代的先觉者，除却态度过激，其目光的敏锐，今人是不能不佩服的。

只是当时的中国，已无机会好好学习这重呈的艺术，无机会好好实践它了。西方文学美术思潮一变再变，令我目不暇给。我们尚未建立人和自然的对立，尚未好好的重呈自然，便手忙脚乱地接受精神的分裂对立，去学些新奇的玩意儿了。这也是不得不然的。可是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多是夹生的。可话又说回来，那种学欧洲“古典”的，又何尝不是夹生的呢？拿小说来说，中国现代作家还得数鲁迅可看，因他索性与欧洲的重呈观无关，他纯然是中国流动的美学。而同时不少趋新分子，却也尽力重呈出物理的机制，仿佛有层次有空间，毕竟不着肉，只是月份牌的“洋画” 吧，低级趣味而已。只要不从哲学上肃清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无法获致重呈的理想，无法获致科学的建立，无法获致技术的创新。然而若肃清这种哲学，中国人怕就不再是中国人了，况这实在是没有可能的吧。看充塞在华文blog的闲言碎语无病呻吟，看中国人民的旅游影集，甚至看对岸去中国化的陈总统的文字游戏，中国人不永远是中国人么？即以我这篇文字，又何尝不是兴之所至，流转无度的么？这若以法国学校论文的标准，断断乎是要不及格的了。况且，天人合一的精神胜利法，舞文弄墨的语文游戏，让我们的文明百折不挠万世长存，虽然客观上经常不大爽，主观上却爽了三千年了。试问欧西人再过两千五百年还爽么？……已夫已夫，幸甚至哉！够本儿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