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王其亨教授关于样式雷和风水的报告录音。
其中大骂“清华甲亢”的,没啥好说了(这个专业里我最佩服的还就得数“清华甲亢”)。其中大骂西方的,欢呼“我们就是聪明”的,誓言打倒洋鬼子、日本鬼子的,没啥好说了。其中为洋人对“五千年的我们”的赞许欢呼雀跃的,没啥好说了。其中强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也没啥好说了,本来就不一样,能一样么?
倒是王不经意间总流露出“一样的”倾向,就是强调超前,强调老祖宗很“科学”,跟现代科学是“一样”的。有个细节有意思。王说风水理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有道理。百尺为形,百尺三十余米,正符合现代建筑空间理论,35米是人性化室内尺度的极限,现代剧院、音乐厅、电影院都按这个标准控制,甚至控制得更小。大于这距离,由于声速光速的差异悬殊,光影信号和声音信号之间会发生时差,导致诸如口型和声音对不起来的弊端。如太和殿,宽二十丈,深十丈(其实是十一丈七尺四寸),皇上坐在当中,两边正好各十丈,完全符合现代设计理论的控制标准。太和殿前台阶到正门,也是35米。结论:中国古代不是做不出大空间,而是不做大空间,中国人懂得“百尺为形”,造大了不人性,皇上跟大臣没有情感沟通,所以控制在百尺之内,是很聪明的设计,很严谨的设计。洋人古代不懂这个,才把神庙、教堂造那么大。
这里且不说太和殿实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皇上和大臣究竟是不是需要在太和殿 “沟通情感”,也不说跨度被梁枋天然长度限制的木构殿宇的结构怎么都不可能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大空间(横向空间必然被柱子划分,且竖向空间必然贫乏;不过在桥梁方面,中国人曾经利用木构造出过超越天然材料长度的跨度,即汴梁的虹桥——但桥梁不是典型意义的建筑,且这种结构从来不曾被运用于殿宇)——单说房屋整体的尺度。中国古代究竟是不愿意造得更大呢,还是造不了更大?似乎好像……造不了更大不对。太和殿的面宽并不是现存古代殿宇最大的,比它大的有太庙正殿、长陵祾恩殿。可见伟大祖先完全有能力把殿堂造得更大。照王的分类,太庙、祾恩殿,大约都可以归到“彼岸象征”。姑且这么承认吧。横竖太庙、祾恩殿都不是活人呆的地方,跟太和殿不同(其实太和殿也基本没活人呆,功能上就是供膜拜的场所),那么这俩造得比太和殿更大,也就有以了。(但这样的话,洋人的神庙、教堂造那么大,不更加有以么?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彼岸象征啊……唉!也罢,这壶且不提他。)总之然则所以因此,太和殿二十丈的面宽、十丈的进深,断然是出于“百尺为形”的科学理论了。
非常遗憾。太和殿并不是从来就这么点儿的。太和殿在永乐时始建,当时叫奉天殿,经过多次灾毁重建。嘉靖重建时(改名皇极殿),因为经费支绌,时间紧迫,不得不“比旧量减”,也就遵奉原先的形制,但减小尺度规模。原先奉天殿的规模多大呢?据《世宗实录》,“原旧广三十丈,深十五丈”,按明代营造尺换算,合面阔95.1米、进深47.55米,比现在太和殿面宽63.96米、进深 37.2米各长一半和三成左右。视觉上几乎占满台基的全部宽。事实上当时明世宗因为不懂工程,还想把整个三台大大缩小,后来知道这样更费手脚,便只好同意因陋就简,在原先庞大的三台上把三大殿的规模缩小。大殿和台基边沿之间也空出更长的一段空间。此后太和殿仍有重建,但都照这个尺度。现在太和殿的尺度就是嘉靖重建“皇极殿”时候定下的。(见《从明代的几次重建看三大殿的变化》)。还有后话。清初重建太和殿,因为长年砍伐过度,大料都没了。可太和殿实在不好意思再缩小啊,只好用包镶的办法用小料拼出四根大金柱。可见太和殿之所以只有那么大,是不得不只有那么大,不是“设计”得那么大,更不是“百尺为形”的所谓“理论”指导的结果,而是没辙,彻底的没辙,事实上它本来可以更大,总算它还没被形势逼得更小——这证明伟大祖先被逼急了还是能逼出点儿弹跳力的……至于摇头晃脑说着“百尺为形”的某些古人是否真明白所谓视听效果、人性化的道理,那是没准的。至少奉天殿本来不理会这套,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如果愿意,依然可以用风水解释太和殿的“盈缩”:原先尺度过大,超出了“百尺为形”的古训,违背了风水原理,所以……所以遭雷劈了,而且不是一次呢……可嘉靖缩建后,还是数次毁于雷火,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不用为风水操心,它会自个儿搬梯子的。
太和殿缩小了,同三台的尺度失调了。可我们现代人多看也看惯了。相反看到太庙、祾恩殿跟各自台基的比例,倒觉得有些压得慌。不过在明初人看来,大概会觉得后两者殿宇和台基的比例才是正常的,缩小的太和殿根本压不住三台。但更大的可能是,古人根本没考虑过什么尺度比例的“审美效果”。在古人,尺度比例是要讲的,但通过这比例要达到如何如何的空间、视觉、功能的目标,他是不问的。他是为数字而数字——可他又不是数学家。数字在古人头脑里早就失去它自然的意义,成了一堆神秘的符码,什么三三见九、七七四十九、九九归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六十花甲……这些符码被奇妙莫名、一厢情愿的“intention意思”充斥,同客观的世界便永远隔绝。尺度比例的讲究也是如此,既不存在什么科学意义,也不存在什么审美意义,只是迷信。若说有些场合有效,要么是瞎猫和死耗子姻缘的结晶,要么是人的潜意识里,本能直觉尚未完全被这套说辞淹没,而在暗中奏效,但在思维层面其机制却被刻意附会上那些说辞。中医跟风水的机制,说穿了都是这么回事。
王说:“风水理论,怎么批也批不倒。”就冲这点,风水就是迷信。迷信都是批不倒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被伽利略牛顿批倒,燃素说被拉瓦锡批倒,以太被迈克尔逊和莫里的实验批倒,牛顿绝对空间被相对论批倒……唯独风水、中医之类迷信批不倒。为啥呢?雨果说让·瓦让:“他死了,因为他真正地活过。”那些被“批倒”的理论之所以被“批倒”,是因为它们真正地“立”过。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其实不立也就不倒么,老趴在地上爬行游走,当然倒不了。我在天目山,亲眼见到一棵参天大树老死了,倒下了,伟大地倒下了——可是谁见过苔藓地衣“倒下”呢?这类所谓理论啊!它们的妙诀就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趴在地上的道理(也就是废话,周口店大学的讲义)包装得云里雾里、花好桃好——因为是废话,可以确保不被证明为错误,因为云山雾罩、花好桃好,所以废话成了高深莫测、博大精深。持着迷信的人,他们必是拒绝界定、拒绝周延、拒绝分析——也就是拒绝站起来的(送他们一尊罗丹的《青铜时代》吧!),他们必是坚决地以八九不离十、是药三分毒来搪塞的,他们必是以流转无定的所谓整体思维——实即趴在地上游走的“奇迹” ——来眩惑众人的。这些所谓理论说辞从来是自闭症的典型,关起门来不留余地,自己证明自己,自己欣赏自己,自己爱恋自己,自己崇拜自己,进而就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了。故尔这些人永远是本能地强调老祖宗“古已有之”,因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产生新的事物。一切都由祖先(祖先也就是“我”)制定好了,后人只需深入挖掘、深刻领会,加上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可惜王不够老谋深算啊,居然把这层捅破了。
王说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组群、景观方面成就很大。这只能部分同意。相对于建筑空间(也就是室内空间),中国建筑的长处的确在于组群空间。在现代所谓景观的领域,现存中国建筑的确有不少上乘的作品。但是,有证据证明,古代中国人在所谓“景观设计”领域,仍然是不自觉的,仍然谈不上有预见的设计。
譬如,北海堆云积翠桥南积翠牌坊,就是败笔。由于历史原因,琼华岛的中轴线和团城的中轴线不对位。乾隆时期重建连接琼华岛和南岸的大桥时,就把大桥处理成曲桥,使得团城和琼华岛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路线更有引导性。应该说这个处理是非常得体高明的。但接下来应该检验,当时这样处理,究竟完全是出于直觉呢,还是出于缜密的设计思维?那么请登上团城复验。如图,被“精心设计”的引导路线,让积翠牌坊完完全全的遮蔽住了。可以想象,人在同曲桥标高接近的位置,仅凭视高观赏曲桥以及对岸的琼华岛、永安寺,曲桥的形象并不突出。它优美的形状同琼华岛永安寺的组合,必然是在高处观赏,才更鲜明,效果更强烈。同时,之所以用曲桥,就是为取得琼华岛和团城的对位关系——如果是基于这样的逻辑,那么真正的景观设计,一定会创造从团城观赏曲桥和琼华岛的条件,至少不能破坏这些条件。可是事实是,人们傻里傻气地照规矩在大桥两头造了牌坊——人本来完全能在团城上好好的“看”自己的智慧成果,可积翠牌坊就是粗暴地把团城上眺望对岸的视线完全阻隔了。
这是因为古人做事情,标榜比观赏(审美)更重要,而标榜又必然是程式化的——按规矩做。人是程式的奴隶,不是主人。就这个例子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固然造出不少不错的景观,但这并不是出于审美的自觉。古人的眼睛是闭着的。在审美领域,古人经常瞻前不顾后。
之所以古代中国景观、组群方面的成就比建筑室内高,是因为在古代,组群布置的技术要求毕竟比建筑室内空间的技术要求低:这里点缀一下,那里压一压,四两拨千斤,一般不需要征服重力,人的直觉可以奏效。但建筑室内空间就没那么容易了,必须征服重力,才有可能塑造空间,单靠直觉是难以奏效的。中国的文化铁定了技术无能,所以古代一直造不出好的室内空间,也就是在建筑上无能。那么中国古建只能靠因陋就简来垒筑、靠涂脂抹粉而辉煌。故尔中国古建最值得看的大概也就是彩画了。
至于景观设计,中国古代做得较好,但也不算自觉。事实上一直要到意大利庭院尤其是法国凡尔赛的时代,建筑意义的景观设计才成立。凡尔赛并不仅仅是地面的布置而已,整个花园的管道喷泉系统,就足以令全欧洲颤抖。这时景观才真正纳入建筑的范畴。那种中国传统点染式或者排队式的的布置,视觉上固然经常符合直觉的美感,但直觉诚可爱,自由价更高,这些成果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只是浑沌蒙昧的一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谈不上美,也谈不上丑。更以某些文化的原因,人们会稀里糊涂地、轻率地破坏直觉的美感——积翠牌坊就是一例。
古代中国在建筑上的成就是不足道的。王说大空间没什么希奇,赵州桥、虹桥的跨度,证明中国人造得出大空间。这是不负责任的。学生会受严重误导。桥梁和房屋的结构性质有质的差别。古代中国解决不了侧推力问题、相贯线问题,甚至连石材砌块咬合面的加工都做不好——这会严重影响拱券结构的强度。没有证据证明古代中国人能把赵州桥的跨度搬到几十米的高空——桥梁毕竟是趴在地上的,桥梁下的空间毕竟是极简单的,桥梁不是典型意义的建筑。可是万神庙不折不扣就是把直径43米的穹隆(是完美的穹隆,不仅是拱券)抬升到20多米的高空,古代世界任何建筑技术对此除了望尘莫及,实在没有什么好敝帚自珍的了。更有索菲亚大教堂帆拱的发明,解决了立方体空间和球形空间的竖向转换问题——中国人说方圆凿枘,可东罗马人就是做出来了,不但是大空间,而且是丰富的大空间。至于后来罗曼风、哥特风教堂,乃至佛罗伦萨主教堂、彼得大教堂,等等等等,别说古代中国人何尝作此想,就是现代中国人,建筑专业的学生,都未必能想象。当然现代建筑主流已经不再是征服大空间,除了机场候机楼、体育场馆一类,一般都把重心放在空间的构思而不是空间的规模。但西方现代建筑之所以有今天,正以有古代辉煌的基础。中国现代建筑之所以平庸拙劣居多,正以自古就缺乏建筑空间思维的资源。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想到要去做那样一件事,而不是不愿意去做那件事,这是显而易见的。王的这些论调,对学生是有害的。
跟中医一样,这是有意无意的欺骗——因为祖宗最完美,因为祖宗已经把一切都解决了,现实中没解决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把祖宗的精神吃透而与时俱进。基于这样的前提,就不能不将“把话说圆”作为第一目标。“把话说圆”也就是与时俱进必然采取的手段,而欺骗也在所难免。自欺而欺人,欺人而自欺,有意无意,到底是要把自己也骗了为止。
samedi 5 avril 2008
[2006.11.14]百尺为形的与时俱进
Inscription à :
Publier les commentaires (Atom)
Aucun commentaire:
Enregistrer un comment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