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4.29]灭点

王三表那里看到的测试：

http://www.ddhealth.cn/dotest.aspx

本人：
你将于公元2075年12月4日去世，终年99岁！

这个测试引起了王三表的三进制终极联想。

我也联想联想。

公元2075年，据说我死在那一年，那一年世界会成什么样呢？

这有点类似小时候的“二零零零年问题”。小学时候老是被引导或者说被要求想象2000年如何如何，《少年科学》上编谎话骗孩子，也总逃不出做梦梦见2000年一类的套数。直到90年代，贫乏懒惰的修辞仍然使人觉得2000年是光明未来的代名词。

现在，这个作为我童年时光明未来代名词的年份早成了过去，我所历的人世的变化、我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若能据着八九十年代的地位观之，现在无疑光明得一塌糊涂。可惜人只能立足现在观察过去——那就是历史学——却不能据着过去来观察现在。因而人实实在在经历着的现在，总不那么光明，光明总在前头。

去年我曾用文言文翻译若斯潘关于CPE事件的讨右檄文，就是开这样一个玩笑：假如一个清朝人，跑到2006年的法国读报纸，一颗清朝的脑袋会把当代政客的言论再现成如何的口吻、如何的色彩？……我将译文发给在上海的那个法国朋友，他回信说：“太可笑了，之乎者也的若斯潘。我向您强烈推荐法国的喜剧，我在上海，最想念的就是法国的喜剧……”我有同感。我在巴黎，时常想念的是相声滑稽——好在现在不用想念，都在硬盘上呆着呢。

向来幽默的手段之一，便是故意扭曲、蹂躏时空关系，从而造成荒唐滑稽的局面。这并非无理取闹。在这样的过程里，人们可以反过来照见一般正常思维图景的机制——这些思维图景人们习以为常，以致习焉不察，因习焉不察，便常常在真实生活中将它们轻易地破坏，造出非但荒唐滑稽，而且恶劣祸害的局面。现在王三表那路人马，对此荒唐的祸害，只能无奈地称为“行为艺术”，正以那些祸害者做的都是相声、滑稽、喜剧里的荒唐事。让荒唐事在相声、滑稽、喜剧里上演，那是艺术，在真实生活里上演，那就是“行为艺术”。前者是智慧的反思，后者是不健全的蠢动。唯有智慧的反思，能减少蠢动的几率。偏偏现在真实的中国，蠢动的人认认真真地扭曲、蹂躏着时空关系，遂行着最恶劣的“行为艺术”。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让若斯潘用清朝人的口吻作文，法国人看了滑稽——可是如果让穆尼埃用清朝人口吻作文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语跟现代法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换句话说，穆尼埃的口吻和若斯潘的口吻差别不会很大；可清朝中国人的文字和现代中文却有很大的断层。假如就在大革命的当初，一个清朝人之乎者也地即时翻译了《人权宣言》，那是否滑稽呢？

这问题症结在于，现代中文和现代法语之间拥有共时性，清代中文和现代中文之间有历时性，但清代中文和现代法语（十七世纪黎世留大主教时代以下）却不具备共时性。虽说耶稣会传教士早就和清朝交往，但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交流到底还是稀少的。共时的前提是双方拥有密切交往的经历。犹如两家世交，第一代为世兄世弟，第二代以下仍然维持交往，那么无论后代年龄大小如何，兄弟叔侄的辈分总能论得清。假如两家从无往来，那么只能当即假定某种辈分关系（譬如按兄弟论），上推固然也可以论出各自祖先之间的辈分关系，却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共时性的判断正类似于世交的辈分识别。譬如16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自然是共时的对象，可16世纪的法国和明朝，就谈不上共时。一样的道理，春秋时代和希腊城邦时代，东汉和罗马帝国，也谈不上共时。这些例子的双方，处在各自的时间维度里，分隔在完全不搭界的两个世界里。9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斯塔夫利亚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 年前的部分力图用全球观点描述古代历史，未免削足适履。

去年夏天在上海还见到一本书，比较中国和西洋绘画，一幅中国画夹一幅西洋画，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这他妈也算书？钱钟书同学早在八十年代就告诫过：现在中西比较就是为证明鸡不是鸭，鸭不是鸡，可这一点谁都知道，要你来比较什么？招啊，谁能证明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那才牛呢。历史对象的比较（不是永恒对象，像世界观、生死观、思维方式之类的），要么是共时比较，要么是历时比较，总须有共同的时空关系，才谈得上比较，比较共时条件下的不同，或者比较同一空间里历时的变化。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分处几乎完全不相干的时空，可比较的对象不是没有，却注定是很少的。

共时的观念产生于西方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将历史对象的时代性抽出来，形成纯净的维度。共时的现实也是来自西方，因西方文明对全球的整合，因无往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扩张，给全人类带来随着时代维度日新月异的现实。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那么一帆风顺。譬如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西方，很难说是真正共时的，因为那时中国基本是封闭的，自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时空。后来人习惯用“落后”这样的字眼形容那时中国的状态，这不确切，这样的措辞暗示着当时的中国和西方处在同一个时空，仿佛在共同的跑道上同时奔跑着，只是位置落在了后头。其实当时的历史事实显示，并不存在这样的时空关系，中国压根没想进入和西方共同的跑道，压根就是在跑道外折腾——也许是想建设自己的跑道？可自己跟自己赛跑图个啥呢？——谈不上与之赛跑，更谈不上什么落后。只是后来到底进了跑道，才事后诸葛亮地把之前在跑道外的瞎折腾说成“落后”，为的只是避免被历史过于辛辣地嘲笑。

无论如何，时代的雨露泽及中国，而且一天比一天浸润了。虽有倒行逆施的蠢动，早晚是要弭平的。资本主义的威力无可匹敌，涤荡一切静止、封闭的怪异时空。自清末以来，中国与世界共时已成趋势，而自我童年以来，与世界共时的趋势再也无法阻挠。因有共时的现实，自然产生对时代的思考和憧憬，“2000年”才得以在我的童年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一个代表光明未来的年份，一个问题：在2000年的共同的时间坐标上，设想你我他如何，学校如何，中国如何，世界各地如何……要知道1680年的清朝人，绝对不会想念1700年，这样的问题不会在那时人的头脑里提出—— 中国向来没有一以贯之的纪元，每个年号纪元都面临着随时终结的可能，在康熙十九年没有理由去憧憬康熙三十九年，谁敢在那会儿说康熙有没有三十九年呢？要之，中国古人的思维领域是非常局促的。普遍的时代的观念、共时关系的识别，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哪怕我们童年很普通、很老生常谈的某些想法，都大大超越了我们祖先的思维领域，因为我们多少喝了西方的奶。

现在，“二零零零年”已是历史。那个年份与我早已断裂，跟我形成了时间的纵深。我好像身处凡尔赛的镜廊，身处催人一股脑往前驱的凡尔赛大林园，左顾右盼其乐无穷，而驱使我兴致勃勃朝前走的，是前方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3、4），让我兴味无穷的，是前方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3、4），让我兴味无穷的，是身后遥远的透视灭点（图1、2）。我曾数度走到凡尔赛大水渠最西端寥廓的广场，每次到那里，总觉像孙猴子跟如来打赌，一个筋斗飞到他所认为的“天边”，因而却步不前——其实前方还有一带丛林，然而灭点迷失在丛林里，便觉得仿佛到了头（图1、2、3、4、5、6、7、8、9、10），回头再看凡尔赛宫，只呈孑然短促的一横（图1、2、3），那便是我折返（图1、2、3、4）方向的灭点了。当然几何意义上的灭点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不过人可以给灭点安排一个象征物（譬如那广场），用以标示，用以动人。灭点，包括它的象征物，是动力，是能让人兴味盎然地观察形形色色对象的美的元素，是纵深辽阔的历史感的源泉，是勾人孜孜不倦走下去的彼岸。顺便说一句，中国建筑园林（包括近现代“西化”作品的大多数）向来缺少透视灭点的突出，这与中国历史的“静止”、中国思维缺少时代感和彼岸动力的情形都是一致的。

在我的小时候，二零零零年是所有人所隶属的时代的灭点象征物，现在，它成了我身后历史的一段纵深标志。至于二零七五年十二月四日，是今天算出来的我个人的灭点象征物——那一年怎么样？走过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