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4.4]充满兴趣地走路

我不是摄影迷，但自从有了数码照相机，我经常拍照。拍照是我观察世界的手段。

春天到了，巴黎人和在巴黎的人都出动了。再要拍纯净的建筑就不易。况且太阳日渐爬高，空气日渐湿润，冬日因干燥而碧蓝的天难得一见，除了落日斜照时天穹的东面和东北面。空气不透明，天不蓝，拍出来的建筑城市景观总嫌不精神。更兼白天多数时候日照太强，光圈不得不收缩，高倍长焦状态下成像质量大减——大口径高倍变焦、超短快门？玩不起啊。

这时节拍人却也不错。这10倍变焦相机，玩短平快打游击打狙击打伏击打闪击正合适：生龙活虎的人（图1、2、3、4、5、6、7、8、9、10、11、12），自由自在的人（图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舒展适宜的人（图1、2、3、4、5），浓情密意的人（图1、2、3、4、5、6、7、8、9），侃侃而谈的人（图1、2、3、4、5、6、7、8、9），庄严静穆的人（图1、2、3、4、5、6、7、8、9、10、11），清奇古怪的人（图1、2、3、4、5、6）……成像质量却在其次了。

前天在圣·路易岛，我正要用长焦拍摄防汛墙边一个扶梯，却有三个女同志（这两天看1983年春节晚会，“同志”长“同志”短的，有趣极了）闯进我的镜头——这是常事。我照常耐心等待。我离扶梯很远，看不清她们的面容，更听不见她们的说话。只见她们唧唧哝哝个不停，在楼梯口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接着一个挨一个，双手扶着两边的扶手，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唯恐失足，这架势不像走在公共设施的扶梯上，简直是踟蹰在华山的绝壁上。啊！我的女同胞！中国人！我立马意识到遇见同胞了。因她们特别的谨慎，耽误了我好久。不耐烦之间，我拍下了她们在扶梯上扭捏的倩影。（图）

她们结束了她们的扶梯历险记，走近我的时候，唧唧哝哝的普通话飘进我的耳朵，我的直觉也就证实了。

这样的扶梯，虽说略为陡峻了些，到底不出正常范围。这三位女同志的身材，不说娇小玲珑，也算短小精悍，反正不是胖子——胖子下这样的扶梯确有困难；这三位女同志的年龄，不说二八青春，怎么也过不去二十五，反正不是七老八十——七老八十的果然要当心点。可这三位如何这般扭捏？如何这般蠢拙？固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猥琐扭捏，可为什么万一而有之的猥琐扭捏的人，便准是中国人？

我在上海的马路上拍照，在北京的景点里拍照，这样的身影是我最大的麻烦——我不忍将这些人摄入镜头，却又很难避免。我曾经特意在中午人最少的时候去拍颐和园排云殿两侧的爬山廊，即便如此，也足足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只为等待那些在并不陡峻的爬山廊里磨磨蹭蹭唯恐跌跤的人。

本来无论城市景观还是名胜古迹，有人影点缀，却也不坏的。可那些晃来晃去的人影，一个个拖沓着粘滞的步伐，松垮着慵懒的腰身。他们的手臂似乎不受神经系统的支配，只是随着步行时躯干的振动周期自发地晃着，像安在肩膀上的两棵死物。他们的脑袋总是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头颅的某个侧面嵌着两颗对一切熟视无睹的倦惰的眼睛。他们的走路简直是苦役下的怠工，他们唯恐多耗费一点气力。设若是爬台阶、爬扶梯，那更是如上刑一样痛苦的事情了。去年夏天在徐家汇、南京路、外滩拍照，满街的行人，走得是那么不情愿，那么粘皮带骨，那么死气沉沉，仿佛披枷戴锁，更如行尸走肉。幸而仅有的几个在广场喷泉嬉闹的小孩用他们活跃的身影提醒我，我当真是走在活人的世界。

看到那毫无生气的身影，我总想到一个令人不快的老词儿：东亚病夫。中国人的体质，固然还不算好，但至少不是抽大烟、裹小脚时代那样孱弱了。中国人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中国人的营养越来越完善。我所见的满街满园，到处是肉体上健康甚至强壮的男人或女人。可依然不脱病态。似乎有了强健的肉体，还不等于有了强健的体魄。

体魄这个中文词，我喜欢——肉体和魂魄。太祖年少时有一句好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用的便是“体魄”，而不是“身体”、“肉体”。用现在分析的语言讲，体魄便是人的主体意志支配自己身体的意识和能力。

人的身体，本自有许多运动不受意识支配——譬如胃肠的蠕动，心脏的跳动，它们的运动只受低端神经系统的支配，大脑意识很难对它们直接下达命令，更无论意志的支配。但有些动作有可能受大脑意识甚至主体意志控制。譬如发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说话发声一任自发，他们的语音、声乐形象，全凭所处环境影响，全凭下意识模仿，对他们来说，发声是不可控制的运动，略似心脏的跳动。但受过训练的人，却可以有意识地操纵声带、控制口型、结合呼吸，发出理想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发声不再是天人合一无意识的简单动作（act），而是意志支配下被对象化了的（objectified），成了复杂行为（action）。

至于外部躯干和四肢的动作，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受主体意志控制的——当然专业的肢体表演和运动，像舞蹈、体育专业之类，那提高了控制肢体的难度，不是人人都能胜任。但至少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愿意，都能做到用主体意志去要求、控制一些日常的简单动作，将动作升华成行为。而长期的培养训练，又使人习以为常，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一样。譬如用筷子夹菜，小孩最初往往夹起菜来就伸长脖子用嘴去凑筷子——这是非常自发的动作。这时父母就会教育，应当用筷子把菜送进嘴里而不是用嘴去凑筷子……久而久之，这成了仿佛自然而然的习惯，但实际上这样的动作已非简单的动作，而是经过培养的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譬如当人遭遇极其严重的饥饿，若猛然见到食物，往往会像狗那样伸长脖子驱使自己的唇吻去迁就食物 ——意志被饥饿击溃了，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被搁置了，本然的动作复萌了。人们日常许多看似自然而然的动作，其实都是经过培养形成的，是意志支配下进行的。人拥有在主体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这使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其他的动物（类人猿也有一定的主体意志以及主体意志支配下的复杂行为——譬如大猩猩会用木棍够高处的香蕉——当然程度远不及人）。

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是主体意识升华、肉体被客体化（对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灵与肉分离了、对峙了，构成了主客体对立的形势。人的灵魂仿佛居高临下地关注着自己的肉体，后者犹如一架灵敏的机器，前者则是操纵机器的那个“人” ——那是纯粹的“人”，是作为意志和理性的存在象征的“人”。

因而人对自己身体支配的程度，可以当作“人”的纯粹度的一个指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些职业，如运动员、舞蹈家、杂技演员，因特别训练，对身体的支配能力远远超乎寻常，对他们而言，这个指标便不适用，这指标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譬如那无生气的行尸走肉，就是些仅仅在动作着的名叫“人”的动物——倒不是说他们不是“人”，而是说他们在行走时，将自己交付了自发状态（spontaneity），泯灭了主体，忘记了自己是个“人”，那“人”便不纯了。于是外表的形象散手散脚、疲弱蠢拙。

这样的精神气质，或可谓之“自在”或“逍遥”。它的源头，或可上溯到先秦的道家，尤其是庄周。老庄的哲学，便是将人交付自发状态，从而造成一种广大无边的认同，即将天地万物都视作“我”，以此获得满足的幻觉。（儒道思想，都旨在抹煞个体，扩展个体的自我认同，从而得到集体压抑下的心理补偿——儒家只将认同扩展到家庭乃至“族类”，老庄尤其是庄周则是最极端的，延伸到天地。）将自己交付自发状态，便是老庄说的“法自然”，跟nature纯系二事。

儒家尤其是孟荀之辈以下，严别人与禽兽，那么当真是反对这种“法自然”的。但孟荀言“性”，无论性善性恶，到底只是将人性诉诸自发，远不曾触及主体意志的问题。因为儒家依然是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强调人和人的粘连关系，将人间臆想成连续的网络而非个体的集合，缺乏个体的识别，便谈不上主体意志的发现。人或者因为伦理秩序（“礼”，ordre）的强制，学会支配身体，培养成某些较复杂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繁文缛节。然而繁文缛节下的肢体表演，归根结底是在被支配而不是支配自己。因而一旦腾脱出礼尚往来的范围，人便一股脑地将自己打发给自发状态了——他疲劳，他厌倦，他根本不去想活得像不像个人，法自然了。儒道互补，儒道互补，就是这么互补的。儒道果然也总归要互补的。

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这样。礼节性场所都知道要体面，走到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大街上，或者出去游玩，便将自己彻底交待，听任手脚散乱。更典型的是军人。军人的训练，军姿军容极为要紧，战士们在训练状态下，自然是极精神的，他们的一举一动更是通过意识来严格支配的。然而此时支配动作的意识实被条令（也是ordre）支配，故尔那些行为并非发自主体意志。请看逛街的军人，那散漫拖沓怠惰萎靡的劲儿，一发地托付自发状态，同一般的行人并无二致。他们被支配得太累了，他们不再想“要怎么”了，爱怎么怎么，自在逍遥。

西洋人观察中国人，总为中国人的“自在逍遥”惊奇不已。有个久居上海的法国朋友，一次给我看一幅人家送给他的国画，画的是个文人老头袒腹林间，高翘二郎腿，沉沉地酣睡。他说他反复揣摩这老头的精神状态，感到欧洲人（此人是欧洲主义者，不说西方，不说法国，言必称欧洲）决不可能进入这样自在的境界，这样的境界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他屡屡从大城市农民工若无其事的神态里找到这种精神气质。他像鉴赏艺术品一样鉴赏这种精神气质，这是他居住在中国的最大乐趣之一。好象林语堂所论证的中国人的优点，就包含着这个气质。

洋人像鉴赏艺术品一样鉴赏“我们的优点”，“我们”却不好得意洋洋地炫耀这 “优点”。这根本不是优点，而是无奈的出路。这样的自在，固然是放松休闲，却是一种消极的放松休闲。这种放松休闲里蕴含着对世界的冷漠，对工作的厌恶，对人间的无奈。这种将自身暂时托付自发状态的放松休闲，永远不可能促使人通过积极地休息而积极地工作，更严重的是，无边际的认同、主体意志的缺席，抑制了人对对象世界的兴趣。

大的不说，只说小的方面，当上海北京的街道上满街都是“法自然”的行人时，城市的环境、景观是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改善的，因为行人不在意那些。行人本是环境、景观的首席鉴赏者，可他们不感兴趣。招牌乱树、电线乱拉、空调乱挂、屋顶乱舞……他们都可以视而不见。主体意志开小差了，他们融入环境了，便见不到环境了。他们很舒坦。只有烦人的工作能让他们不安，只有做不完的苦役让他们被迫着进行一些复杂的行为，只有人和人无穷无尽的恩仇纠葛能让他们有所触动。让他们更舒坦的，则是霓虹灯、泛光照明下的夜景，这时他们根本不需要使出视而不见的功行，因为乱七八糟的丑陋景象都隐没在夜色了。在夜景里梦游，是对白天苦役的最好补偿，虽说第二天早上一切都会原形毕露。我见游走在上海马路上的行人，我见景点里打着遮阳伞视阳光如仇寇的女同志，总会想起法国动画片《国王与鸟》里不见天日的地下城——“我们”是地下城的居民，“我们”在地下逍遥自在。可其实“我们”不如地下城居民，他们渴望阳光，“我们”却制造夜景。

这样的逍遥自在，这样纯朴消极的放松休闲，因为驱走了主体意志对身体的支配作用，一任自发，所以也极脆弱。若在熟悉的环境，自可逍遥自在顺道而行，一遇陌生的情形，便立刻缩手缩脚甚至不知所措。回到那三位中国女同志，那蹑手蹑脚的样子，正以主体缺席状态下，人对哪怕那么一丁点陌生的情形都如临大敌、如履薄冰——待她们下得平地，便又立马恢复不受支配的自在逍遥了。中国的建筑设计规范，也因为这“特殊国情”，多了不少清规戒律。其他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楼房的楼梯不得只设螺旋楼梯，必须设直跑楼梯，而消防楼梯绝对不可用螺旋楼梯；至于直跑楼梯，规定好象是一跑不得超过18级，18级以上必须设休息平台。这些规范，国内视为天经地义，在法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所居住的楼房，是新造的，除了电梯，只有一个螺旋楼梯——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是要枪毙的。至于直跑楼梯，一跑超过18级的也很常见。何以在中国这些都属非法呢？只因中国人走路时自由散漫，螺旋楼梯很容易一脚踩空不可收拾，过长的直跑楼梯很容易让本来就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感到更加疲惫。我们的设计便充分地“人性化”了——其实是“兽性化”，向自发的动物状态妥协。在巴黎，类似的“非法”设计比比皆是，也没见出什么事故。我的楼房里发生过火灾，全体居民安然从唯一的螺旋楼梯撤退，并没有什么问题（螺旋楼梯下楼比上楼利索，甚至比直跑楼梯利索——当然前提是精神集中）。这就是体魄的差距，这就是主体意志对身体支配程度的差距。

太祖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疑心这是太祖说的最好的话。这两句话说的，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体魄的“野蛮”，正以精神的“文明”。当人连自己的身体都懒于支配或者根本不知道支配的时候，很难指望这样的人去支配其他什么，那么更谈不上去做什么有意义、有功效的事情。一身的栗子肉，只是肉体的“野蛮”，尚摘不掉“病夫”的头衔；对身体的高度支配，才是体魄的“野蛮”。这“野蛮”的背后是主体意志的确立，是人的纯化，是一切文明的源泉，是人摆脱苟活状态的开始。

因而，请从走路开始做起：支配着肉体机器走路，挺直腰板地走路，步伐清晰地走路，精神矍铄地走路，充满兴趣地走路。这时，走路不再是苦役间歇的怠工，上下扶梯也不再是苦刑或历险。这时你发现，周遭环境，无论漂亮的丑陋的，都充满着趣味。这时，你获得了积极的休息，你更在生年不满百的个体时间里多挣到一回做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