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5]11月1日会谈纪要：动物、中医、政治、悲惨世界

11月1日下午同法国佬会面。十个月不见，她心情似乎好多，因为在图尔找到工作。她说她生日。我表示知道了——我向来不知道生日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那么也就只好表示知道。

言归正传。她说她打算写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中国人如何对待动物》，据称是要涵盖所有中国历史阶段的。她想知道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动物是哪种。我告诉她，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动物，除了那些谁也没见过的——龙凤麒麟之类——大概是马，事实上马也经常被称作龙。汉朝李广利取天马，唐诗写马的也很多……她说，那是唐朝以前，她知道，可唐朝以后是不是还是这样。我说还是这样。当然唐朝以后中国马匹减少了，良马更少，所以在行为上宠爱马的少了。但中国人观念上依旧珍视马。譬如绘画，始终有一门叫做人物鞍马——只有马才能跟人同列。其中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马在中国是外来动物，不好养活，同时却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得马匹者得天下，故尔中国人对马有近乎崇拜的感情。欧洲人吃马肉，中国人绝对不吃（除非小说中写的军队受困，最后关头不得不斩马为粮），还因此产生了许多马肉禁忌的说辞。
——“那么为什么中国马匹少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人口多，地少。养马的空间不够。这是最根本的。明朝初年为了维持中国的军事力量同北元抗衡，曾命令华北诸省计丁养马，就是每户人家，有多少丁口，就必须义务为国家养多少马。这个政策根本无效。到永乐末年，那些有老百姓养的官马几乎全都没了。宣德年间不了了之。实在是养不起，没那些空间。二、历史上金元统治者曾严禁中国人养马，因为马匹是军事资源，金元统治者必须对之强力垄断。这也导致民间养马一度完全禁绝。”
——（后来想起）此外，中国人对马的习性向来不了解。伯乐、九方皋之类神秘兮兮的传说，正显示着中国缺少懂马的人，中国人缺少关于马的知识，缺少研究老朋友的能力。这跟欧洲天壤之别——欧洲培养出各种用途的马，到工业化前夜，欧洲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性能最良好、血统最高贵的马匹，这是欧洲崛起的一大宗本钱。至于中国人，即便汉朝从大宛抢来天马，到中原不出几代就退化，唐朝固然有大量良种马输入，但一旦西域交通隔绝，良马的来源中断，中原马种同汉朝一样，迅速退化了。汉唐从中亚输入的良种马，其血统在中国完全被蒙古马、西南矮种马等劣马的血统稀释了。中国人在马的养殖事业上，是完全失败的——然而恰因这彻头彻尾的失败，马在中国人心目中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许多“文化现象”都是产生于无能，产生于对无能的缘饰。

接下来她问：“西藏人的神兽是狮子，这是为什么？中国人怎么看待狮子？”
——“这一定是出于佛教观念。具体我不清楚。但有一点，中国人对狮子的态度同西藏人类似，都是由于佛教输入。事实上中国人西藏人都没多少机会见到狮子。无非西藏人是佛教社会，狮子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中国虽受佛教影响很深，却不是佛教独尊，所以虽然喜欢狮子，却派他去看大门——或者年节舞狮子玩儿，无非迷信这种谁也没见过的动物能辟邪。”
——“我见一些照片，中国的法院门前也喜欢摆两个狮子，这是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狮子代表威严、权力，可法院是体现正义公平（justice）的地方……”
——“在中国人观念里，法院依然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是衙门。中国人没有司法独立的概念，虽说书面上口头上都把司法和权力、行政分开的。法院门口放狮子，符合中国人对法院的理解。放狮子意味着气派、有权威。在中国，不少酒店门前也喜欢放狮子，因为酒店算是高消费场所，高消费也是权力的体现，放狮子符合酒店在中国的含义。”

接着她问：“中文里，动物就是会动的东西，那么……”
我打断她：“中文里用‘动物’指称animal是很晚的事情，应该是在晚清。在古代偶尔也有用这个词的，但很少，所以古书中一旦出现‘动物’，都要加注。另外这个词在古代意思也不固定，有时候是指天体，因为日月星辰也是会动的东西……”
——“那么古代你们管动物叫什么呢？”
——“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跟animal对应的概念。顶多叫禽兽，鸟和野兽。”
她不解，她难以想象中国人居然没有外延相当于animal的概念。我向她解释，古代中国人思维相当浅薄幼稚，比起归纳，他们更多地采用枚举：禽兽、虫鳞、草木、江河、星辰、日月、车马、舟楫……他们不会说：动物、植物、天体，更不会说交通工具。他们从来不企图分离灵魂和肉体，也就是不企图把事物的属性从事物本身中抽象出来，不会抽象，也就不会分析归纳。
——后来想起，语义上同animal最接近的中文词，应当是“生灵”。这个词上古就有，到现代汉语还使用着。但这个词也是并列枚举的结构，生命和灵魂，所以其范畴也覆盖植物。而且在古代汉语多数语境下，这个词的所指是人民，所谓 “生灵板荡”、“生灵涂炭”，都是指百姓遭殃，顺带着牲口、庄稼也都遭殃，那么那些也包括在“生灵”里了，但核心依然是人。这同animal不一样。 animal固然也包括人，但日常使用的核心意思却不是人，而是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她忽然想到，中国有《本草》一类著作，不能说中国人不会分类。
我告诉她：“古代中国人当然会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并不是基于自觉的抽象、归纳、分析，而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行为。所以，中国古代的分类，经常会把不同性质、不同层级的范畴并列，就像这样：水果、蔬菜、饮料、香蕉……汉朝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算是一种分类的学问。魏晋以后佛教流行，使得中国人分类的思维水平有了提高。唐宋类书、分门别集盛行，也代表着中国式的分类思维。实际上，这些分类工作相当随意、幼稚，因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支配了它。这种分类，并没有摆脱枚举的思维水平。”

因为《本草》的缘故，她想到了中医。我告诉她我不信中医，中医全是骗术。她大惊失色，说她有个香港朋友很信中医，说奇妙得不得了；在法国许多华人也看中医……我问她：“你看不看中医？”
——“不看——可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可没有信中医这个义务。在给自己治病这个问题上，我首先把自己看作动物意义上的人，这件事跟中国、跟文化归属没关系。我看西医，现代医学。”然后将那些道理讲与她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医的所谓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君臣佐使，全是文字游戏。我不能容忍那些只会玩文字游戏的人对我的健康说三道四，更不能接受他们的处理方案。针灸一类无害，受骗也无大碍，可冤枉钱是花了；草药多有不测之毒，就不仅是花冤钱的问题了，万不可侥幸。”
——“原来是欺骗，是欺骗，是欺骗……”法国佬喃喃自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两天正关注中医问题，她居然就撞枪口。中医的思维方式，要让法国人明白，不容易。前些年，她曾提到，法国有人设计居室，借鉴中国阴阳思想，把居室处理成黑白两种颜色，非常漂亮，是中国风格（style chinois），又将那杂志图片给我看。我告诉她，这样的居室果然是好看的，但这跟中国的阴阳思维不搭界——当然设计者一知半解得了灵感，无可厚非，但那作品并不是中国风格。设计者见阴阳鱼图，由黑白构成，便将居室处理成黑白。可是中国人的阴阳黑白，却不是这样落实的。阴阳思维的妙处就在于，千万不能落实，而要落空：你看见是白，他偏说是黑，你看见是黑，他偏说是白（就跟中医说“肾虚”、“脾虚”的肾、脾一样，告诉你他说的肾不是解剖学的肾，他说的脾不是解剖学的脾，而是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出的“功能肾脾”），横竖他就以这样虚妄空洞的大话显示他比你肉眼凡胎高明。故而中国人从来不曾企图将阴阳直白无遗地表达成黑白——除了阴阳鱼图。因为若定死了阴就是黑、阳就是白，他就没法自圆其说。譬如在五行系统里，金主白、水主黑，两者都属阴，这同阴阳的黑白不合。若黑白只是言辞，那么他可以说此白不比那白，阴阳之黑白不是五行之黑白……可若是傻乎乎将阴黑阳白坐实了，就像那居室设计一样，那就没法跟五行之说掺合了。然而阴阳五行都是他的理论依据，这不是自己找难看么？实践上，中国人分配给颜色的“意思”受五行说影响更大，阴阳鱼图后出，并没有人在用色上遵从后者。根据五行说，黑白都属阴，不吉利的。黑白的居室很漂亮，但绝对不是“中国风格”。法国人太老实了，不懂得什么叫“就这么一说”。中国人的“就这么一说”，最痛恨刨根问底，更别说忠实执行——刨根问底和忠实执行都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潜规则，弄不好是会犯众怒的。

这个话题告一段落。她又提及，近来读到柳宗元、孟浩然的诗，十分喜欢，问我中国中学生是否要学这些人的诗。我告诉她，要学，但是不多。她又问：“毛泽东的诗要不要学？”
——“当然要。也不多。”
——“我早先读到毛泽东的诗，觉得十分怪异，哪里像诗？以为中国人的诗就是这样的。现在读到柳宗元、孟浩然，才知道中国诗也是诗，跟我们一样的诗。”
佩服。到底法国缺系，对语文就是敏感。我告诉她，毛的诗的确怪，“学生读那些，无非是接受意识形态教育，但这教育其实也就是具文。”
——“你们还读红宝书么？”
——“不读。”
——“如果我去北京上海，书店里能买到红宝书么？”
——“正规书店不可能。除非旧货摊。这书现在实际上是禁书，虽然不这么说。毛选有，红宝书没有。”
法国佬大惊。我便向她解释政治原因。她明白了：“这么说，我要买红宝书，在巴黎还更便当些？”
——“当然。”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文革了解么？”
——“多数不了解。”
——“课堂上不说么？”
——“那是敏感地带，不可轻易触碰。”
——“可是家庭呢？家里有长辈，他们不会给孩子解释么？”
——“多数不会。”
——“这怎么可能？是害怕遭到监视么？”
——“没那么严重。中国人民不长记性，成天忙着扒分，谁理会三十年前的事情。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多是有一定教育水准的人，那些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里是少数。多数人遇上文革，也就是跟着起哄，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其实并不清楚。中国人的内心远远不像你们法国人那样关心政治。”
——“他们只关心家庭？”
——“对。对政治的关心多数是虚假的。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状态，国家、民族、政治，太遥远，茶余饭后谈谈，显示自己的渊博，但并不真诚地关心，那同切身利益不很相干。
“中国的社会还很落后，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不强。个人首先隶属于家庭，并不直接隶属于社会。一切道德伦理都出于家庭运作模式，公德十分薄弱。没有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团体，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群家庭的聚集，社会事务的机制主要还是被家庭‘政治’的机制支配，家庭横在个人同社会中间，妨碍着社会化。那么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政治。所以政治跟老百姓没多大关系。
“过去当局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叫做关心‘政治’——不过这个‘政治’是指意识形态，旨在培养忠诚度，不是politique意义的‘政治’。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当局这样那样的政治措施，的确也影响了几乎每个家庭的命运。但这都是外部强加的、表层的，从老百姓一方来说，对这种政治影响是谈不上选择的，那么关心也是徒然。即便在这种来自国家权力的重压下，人们真正操心的依然是家庭内部的事务和家庭之间的运作。家庭并没有因为那些政治运动发生质变，哪怕人民公社运动都没能改变这种情况。
“社团化在中国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这取决于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人为搞什么公社之类不会有效果的。当然现在情况一点点在变，各种行业集团正在形成中。但它们的成长很受制约，主要是受一些权力支配的利益集团的制约。”
——“这太难以想象了。可城市cité怎么办？城市并不仅仅是一群家庭聚居的空间，而是由许多超越于家庭的事务组成的模式，城市产生政治。police就来源于cité的意思。如果思维仅停留在家庭层面，政治politique从哪里来？社会从何谈起？”
——“这是说到点子上了。我知道你们说的politique、 politesse、police都来源于希腊城邦cité这个概念。可在中国，政治不是这个意思。政就是正，是个动词。意思是老百姓都是颟顸愚顽，需要上头的圣贤来纠正。而你们说的cit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据我所知，一切亚洲文明都不存在这种模式。”
——“什么？没有城市？北京不是城市？长安不是城市？”
——“不是，只是大的村庄。当然现代的北京是城市，是西方影响下城市化的。明清的北京，不是cité。”
——“那你们怎样翻译cité？”
——“翻译没办法，只好说城或城市。但这些词的意思并不是cité。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城市是近代为翻译cité这个词造出来的。古汉语里没有对应的词。”
——“可这不对！城墙、市场，这跟城市cité有什么关系！”
——“别激动。是没什么关系。不是没办法么。中国人只知道城墙围起来的那个空间，或者做买卖的空间。这两种空间，有时候是重叠的，有时候是相毗邻的，有时候是不相干的。把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用来指cité，是没办法的办法，总比用‘城’或‘市’好。但是像cité意味着文明（policé）、礼貌（politesse）以及文明开化必伴随政治（politique）、警察（police），等等，诸如此类的含义，就没法靠‘城市’这个词传递了。在中文里，文明、礼貌、政治、警察这几个概念，谁都不挨着谁。就拿警察来说，一般中国老百姓谁也不会拿警察跟礼貌联系到一块儿，人们更愿意把警察跟军队看成一类……至于政治，你知道台湾的民主政治么？议会里的政治家们特别喜欢肉搏，动不动拳脚相加，还有动用催泪瓦斯的——politiciens impolis（粗鲁无礼的政治家），说成法语，很荒谬，是极大的讽刺，说成中文，气味就不那么冲鼻子。”
——“那么你们的城，就是一群家庭聚居的地方，如何运作呢？”
——“主要靠习惯自治。这自治不是自觉的，不是你们历史上自治城市的那种自治，是习惯的、自发的，靠风俗，靠家庭伦理的习惯法维系的。
“在这基础上，地方官代表中央行使管制权。但这管制的范围并不限于‘城市’——或者确切的说其实是‘都会’——都会只是官府的驻地，在行政上、政治上没有特别地位，这跟你们的cité完全不同。
“官府对地方管制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官府不鼓励人民诉讼，最好什么事情都私了。除非严重案件。地方官在地方的作用，主要是监督收钱粮，并在必要时镇压民间暴力行为。有了这两项职能，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得到了贯彻。其他事务，一概不问。
“至于市政建设之类，官府大多不理。譬如造桥建寺，开河修堤，多靠地方民间集资兴办。这过程的运作机制，全靠有钱有势的家族支持，家族政治占到支配地位，公共政治相当薄弱。
“也因为这个缘故，中国都会的市政建设是很差的，多数地方几乎是零——家族运作力量有限么。譬如，中国那些都会都没有下水道，没有垃圾处理的作业。中国都会向来以脏乱著名，以满街的垃圾著名，以满城的臭气著名。19世纪80年代，有个日本文章家来中国，去苏州访友。苏州各个名园让他叹为观止，以为只有中土才有这样的魄力，日本哪里比得了。可是一出花园，到了街巷，污水浊流，狼藉满目，秽物屎尿，臭气熏天。他不解何以中国人家里能收拾得这么堂皇富丽，而城市却如此不堪。
“梁启超周游世界，也痛感中国城市脏乱之极、中国人社会混乱污浊之极。他困惑的是，中国人在乡村，多能井井有条，乡村的环境多宜人，乡村的人多有礼，何以一旦聚拢到城市，便一并成了野蛮人，造出野蛮恶劣的环境——何以欧西城市都能体现文明，而中国城市反生恶状？何以连上海租界都同中国京苏杭粤诸名都成天壤之别？……梁启超不懂，城市的事务远比乡村的事务复杂不知凡几。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乡下人，中国只有乡村文明，没有城市文明。乡村文明靠宗族政治也就是广义的家庭伦理维系。在都会这样密集的空间，宗族疏离甚至瓦解，家庭伦理的运作范围大大萎缩，而在更复杂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国人却缺乏伦理资源、政治资源来运作，城市生活的领域成了中国人的盲点。这样，所谓‘城市’的文明，在中国当然不存在。
“近代化以后，政府的职能比起传统官府听之任之只管收钱粮和判断人命案的时代加强多了，市政建设多由政府自上而下承担。进步是不小的。不过还是有限。这种进步是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施加于都会空间的结果。在这过程里，citoyen的意识基本没有觉悟过来，城市文明依然很薄弱。”
——“原来如此。可是如果你们只有家庭伦理，社会生活靠什么维系呢？譬如justice（正义、司法），以什么为标准呢？中国话里，justice怎么讲？”
——“现代汉语中最合适的应该是‘公义’，可惜这个词不大流行，一般都翻译成 ‘正义’，跟justice的原意有些偏差。古代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最接近的，是‘义’，意思是善的、美的、正确的，主要指行为。但这个‘义’同 justice最大的区别在于，justice强调公道，其实就是强调普适，不管针对的是谁，justice是一以贯之，仿佛是先天存在的loi法则。 ‘义’则是相对的、机会主义的。因为支配‘义’的是‘仁’。‘仁’强调两个人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对臣这样做是‘义’，而臣对君须那样做才是 ‘义’。孔子‘尊尊亲亲’的原则，是这仁义的机制所在。尊尊亲亲，就是说要按照远近亲疏长幼尊卑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以臣道事君，以孝道事双亲，以妇道事夫……总之角色不同，‘义’的内涵也不同。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成语，叫‘大义灭亲’，出自春秋的故事，说一个大臣为忠于君主，将作乱的儿子杀了，这叫做‘大义’，非常了不起的‘义’。但是设想反过来，假如作乱的是那个大臣而忠君的是那个儿子，那个儿子向君主检举揭发把父亲置于死地，那么照儒家的伦理，这种行为就是大大的不孝，虽忠而不义——因为儒家伦理强调家庭伦理优先，父子关系近，君臣关系远，若父亲杀死不肖之子，本来就符合父子的‘义’，顺便尽忠，便是‘大义’；可儿子若害了老子，无论如何已先违背‘亲亲’的人伦了，君臣之道是无论如何也抵消不了的这更亲近一层的关系的。所以儒家明确提出‘讳’的三项基本原则——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亲者、尊者、贤者有‘不道’的事迹，作为卑者、亲属、愚者，没有资格揭发他们，相反，应当为之隐匿，这才符合中国人的‘义’，才是道德的、善的。可见，这所谓的‘义’，并不是什么公共准则，需要活学活用，见机行事，跟你们的 justice完全两码事。”
——“太不一样了！这就是没有原则。家庭政治不是我们说的政治，你们说的政治也不是我们说的政治。当然中国文明是很不一样的文明……可是，据说现在中国人逐渐抛弃了传统，中国家庭规模越来越小，那么中国社会怎么办？岂不……”
——“有风险。以家庭为限的传统伦理，在一个由无数小家庭聚成的社会，效用会小到微不足道。而除了家庭伦理，中国文化资源中缺少公德资源，缺少公民意识。因为这个缘故，目前中国的社会，倾向于由一种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来维系秩序。就是笑贫不笑娼。有钱的腰板就直，没钱的就没底气。哪怕钱不多，只要是在出钱的时候，也可以颐指气使，出卖服务的只能忍气吞声——可钱要是到手，那又另说。甲方是老爷，乙方是孙子。整个社会由一堆主子和奴才构成。当然这个场合是主子，那个场合是奴才，全取决于买卖关系的位置。”
——“那会不会革命呢？如果压迫那么严重……”
——“这倒未必。这种赤裸裸的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但革命暴动却几十年上百年才来一阵。大凡历史上的革命暴动，主要是因为最底层的人实在活不下去，残羹剩饭已经不足以养活这些人口。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多是因为严重饥荒。气候周期在这里头影响最大。中国文明一直是个靠天吃饭的文明，对社会，对人生，从来没什么理想。一般人的幸福感指标很低，吃饱肚子养活孩子，埋在坟包里吃得上青团子，就算不虚度一生。读书人免得徭役甚至做得官，就算替祖宗争气，就算完美的人生。至于压迫，受压迫固然可气，可转过脸来可以压迫更弱的——你读阿Q就可以见到——心情也就舒畅了。所以压迫不构成大问题。当然，随着媒体传播的发达，人心会洞开，幸福感的指标会提升，人会越来越难得到满足。这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中国的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一样贫乏，那么多人口，假如一旦都获得更多的智慧、生出更高的欲求，社会很难保持平衡。
“进一步的风险主要在于，中国缺乏社会政治，缺乏公民意识，会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不可估量的阻碍，内耗会很大，力量得不到整合，表面上胃口很大，其实虚弱。虚弱而招摇，比不声不响的虚弱更不好。”
——“中国现在很富啊！法国现在很穷！”
——“法国的穷，只是健康人偶感乏力，中国的富，只是沉疴稍有缓解。别的不说，中国那么多人口，中国那些财富，其实很稀薄。”
——“啊！人多人多，你们怪罪人多！那是生命啊！你们为什么要限制生命诞生？再者，你们既然向来以家庭伦理支配社会运作，为什么抛弃传统，抛弃大家庭？”
——“小家庭是现代生产模式的必然结果。且不说经济收入的分配问题，就看住宅，城市里怎么可能到处是给过去那种子孙满堂妯娌郎舅厕列两厢的大家庭使用的住宅？世界上哪个城市是这样的？城市地价高、房价高，家庭规模小型化，有利于活跃房屋交易。若买进卖出的动辄是大户宅院，交易肯定迟滞，城市经济必然僵化。对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小家庭是必然选择。豪门财阀那自然另说了。
“至于限制人口，你是没有体会。你不知道中国是多么贫穷，中国的财富是多么稀薄，中国的人口是多么拥挤。十三亿，你嘴里就是个数字，你想象不出来那情形。你更想象不出来这些情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从上海到巴黎，在飞机上看中国的土地，看法国的土地。中国的土地上房屋星罗棋布，可那其实是农村。耕地都被切割成小块，归各家各户使用，所以看上去非常零碎。法国的土地，干净整洁，美不胜收，满眼是整片的草地、耕地、森林——法国的农业是集约化的。若是坐火车，火车出了巴黎，很少看见人，房屋也不多，土地极空旷；若是在中国发达地区，火车开出去，一路上处处见人，房屋密度比起法国农村，算得上栉比鳞次。
“不要跟我说热爱生命。中国人最热爱生命。有人把中国哲学总结为‘唯生论’ （这是陈立夫的理论）。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情节最深厚，每个人既崇拜祖先，也巴望着当上祖先，好让后代崇拜。故尔传宗接代向来是中国人一生中最要紧的事。中国人远比你们欧洲人爱生孩子、会生孩子——不然哪儿来那么多人？就这样，人口实在太多了，不得不限制了。”——（后来想起）中国人在人口问题上，不是缺乏经济理性。洪亮吉早就看到人口和经济的关系。但问题是，中国人故意无视这一点，因为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热情淹没了他的经济理性，家族繁衍替代了个人幸福，宁愿受穷，宁愿每个个人都生活在悲惨世界，也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家族，才能老死有福。还是这句话，这个文明里，人首先隶属于家庭——再补一句：然后才属于自己个人。在清朝之前，制约中国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人头税。清朝废除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便脱去了人们在传宗接代问题上的枷锁，从此玩命地生，不顾一切地生，到清末便猛增到四亿了。拿现在来说，不限制是不可能的。甚至限制都会产生问题。总之这基数一多，怎么都难。欧洲历史上恰恰相反。欧洲老百姓很早就知道节制生育，因为他们晓得自己的幸福更重要，他们晓得财富和人口之间要维系平衡关系，不然日子不会好过——这本是凭直觉都能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尽管教会一贯严厉谴责这种行为，可这行为并不因教义禁忌而收敛。

法国佬说：“法国却是人口太少。农村尤其严重。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去巴黎，去外国，农村非常萧条。市镇上没生意可做，一杯咖啡的价格比巴黎还贵，不然维持不下去。可是人口多究竟给你们带来什么问题呢？贫穷也未见得不幸福。清贫的生活照样可以很幸福。”
——“贫穷，不是清贫，是misérables（悲惨世界、不值一提的一堆、卑鄙无耻的），在这环境里，人以生存为唯一目标，故尔他的哲学充斥着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这导致中国文化的境界相当低。中国文化有歌颂清贫的，但那是标榜，多是做官不得意，表演清贫来缘饰失败，并不是真的欣赏贫穷。事实上中国文化是以势利为原则的。misérables，misérables，一堆可怜虫，像蚊蝇似因势利导地乱撞，稀里糊涂，就这么混来混去。人们不放弃一切做主子使唤人的机会，同时也不得不忍受被主子使唤的无奈。人人鼠目寸光，盯着眼前那点小利，周围那些恩仇。人总是选择性失明，对于没用的，不想看到的，就能做到视而不见。故尔中国文化对客观世界极其冷漠。没有认知的乐趣，便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审美的乐趣，便没有艺术的升华，没有做事的乐趣，便没有技术的进步——无非赋比兴宣泄一番，便是最高的文化。misérables，彻头彻尾的 misérables。”
——“明白了，明白了。”
这时我想起去年她为那些猫狗的操心——她那时何尝懂得悲惨世界的逻辑，现在该真的明白了吧。我补充说道：“你看环境，欧洲的环境多宜人，至于中国的环境，你有机会可以去体会一下……”
——“我听说了，中国污染很严重。可这跟人口有什么关系？人又不造成污染。”
——“那么多人要求活路啊！到处都要开工厂开矿……再说人多需求也多，消耗就多，加上许多东西因为要满足需求，更是粗制滥造，就更不用提投入更多成本花在环保上，还不是因为人多么。”
——“欧洲也到处是工厂啊——欧洲还有太多的汽车……”
——“欧洲的工厂是二十一世纪的工厂，中国那些工厂，是十九世纪的工厂，或许有些还不如。那些工厂根本没有环境意识，更谈不上环保措施。他们的利润本来就很可怜，哪有心思投入环保？况且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样那样就会使环境会受到污染，教育水平低么。欧洲工厂、汽车的环保措施，是高投入、高水准。中国哪有那个啊？”
——“你们人民日报不是说，国家大力促进环保、投入环保么？”
——“人民日报，又是人民日报。中国人民不看人民日报。那都是官样文章。当然国家重视环保问题，这不假。可是真的落实，真的取得实效，那还远着呢。人那么多，积重难返，怎么改得过来哦。”

——“照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中国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怎么办啊！不过有一点，你们法国人有一句话ça marche（this walks/this works），中国向来就是这么稀里糊涂混过关的。”
听见ça marche，法国人会心地笑了。啊，伟大的混，您是中国人的传家宝！只要会混，专心致志地混，机会主义地混，实用主义地混，混出水平，混出风格，就算不能混出亚洲、混向世界，怎么着也混个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是不是？

同法国人告辞，在巴黎闲逛。黄昏的光线太值得流连。我一路走到蓬皮杜附近的私人书店，买了1958年电影《悲惨世界》、70年代喜剧《中国人在巴黎（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还有一本《东方建筑》、一本《希腊建筑》，都是打折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是一出让人捧腹的喜剧，说解放军六亿大军横扫欧亚大陆，直捣巴黎。法国总统（《悲惨世界》里雅维警长的扮演者扮演）仓皇出走。然后形形色色的法国小人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阿谀奉承，跟解放军合作。那个投靠解放军的法国总督居然长得像希拉克……解放军把大跃进文革的一套全都带到巴黎。法国小人也着力配合。还搞了一场三突出的芭蕾舞剧，造形酷似红色娘子军，只是情节太可笑。反正一来二去，最后是美人救国，解放军中了糖衣炮弹，黯然撤军。接着法国人开始惩罚跟解放军上床的法国女人，重演二战一幕。法国总统赶回来，立马给自己授予无数勋章，接受记者采访，大谈自己运筹帷幄坚守民族气节自由信仰……这片子着眼点绝对是在讽刺法国小人，捎带着也拿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涮了一把。中国当年外宣材料，都被拿去处理成笑料。我看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还是这水平。还文化输出，还软力量呢！当笑话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