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亨
圆明园廓然大公烫样局部
北京城正阳门主楼立样
北京城正阳门主楼立样，放大看城楼的表达
紫禁城建福宫立样局部
前两天去拉维莱特建筑学校，见到传说中的王其亨先生。王先生此次来法，主题是样式雷档案展览以及讲座。同时拉维莱特建筑学校也配合安排了些讲座。
大凡搞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人，或者笼统地口上个大帽子，“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对于激进主义或那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篡改歪曲，人为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充塞到中国特色的躯壳里，制造出所谓民族文化。新儒家、梁刘的营造研究、民族音乐、京昆改革、国画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是固守中国文化的本质，一方面主观上对西方的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客观上却经受着西方的冲击，故而比古人更能敏感地抓住中国方面的关键。接着呢？他们将抓在手的症结当作万世不宣而终为他们揭开的奥秘，进而将这症结当作大优点，也不追究历史上的成败效果，便持着相对的价值观宣布：这就是我的特色，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洋人看我不好，我瞅洋人还不顺眼呢！我这样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我认识的最有本事的昆曲的老先生，就属于后一类。似乎周汝昌那样的人，也是这类。他们的论调，一般不曾浸透于传统文化的人，多会觉得怪诞疏阔，甚至不可理喻，简直接近江湖术士。然而恰恰是他们，比之前一类隔靴搔痒的“民族文化”的提倡者，更能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这次遇见王先生，虽只粗略的印象，却因他性格的鲜明，马上将他也归到后一类去了。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总括（适应、实践、和谐——这是我总结的，未必精确，自信大意不错），怕要高出过往不少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讲中国哲学史的专家。王先生研究风水、研究样式雷，是抓到了所谓中国建筑的症结，说句不仁义的心里话，比梁思成抓大木作、抓法式、抓外形变迁高明多了。
中国的东西都如蛇：要论它的结构、它的形象，和谐到极致，无非一头一尾，一竿子到底；它没有脚，而能行，没有鳍，而能游，盘曲随意，动静自如，唯适应环境而已。在一般少悟性的人，对这神奇的生灵，或则崇拜，或则恐惧，或则憎恨。然而蛇能让人崇拜也罢、让人恐惧也罢、让人憎恨也罢，前提是保持它玄虚的游走，千万别让人逮着七寸。若遇上那捕蛇的能手，捏着它的七寸，它也就是简简单单的死绳子。
王先生就是捏中国文化这条蛇的七寸的高人（之一）。王先生既逮着那蛇的七寸，将那蛇的无能暴露无遗，却想证明：蛇的结构是世界上顶优越的，那些长脚的长鳍的纯属费事，都是笨蛋。可惜它的七寸既被捏住，它的优越性也就被杀死了。王先生的出发点是褒扬中国文化，客观效果却是亮出中国文化的命门。所以当场不少法国人，一旦听明白，也有用言语质疑的，也有用形容表示的，总之对这一套“卑之无甚高论”了。当然也有不质疑的法国人，那是没听懂。也有褒扬这一套的，那大约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背叛，故于中国文化的含混流转，特别欣赏。（去年在北京遇到过这么一位，瑞士的意大利族，国籍却是法国，对我说：我对法国、欧洲的了解远不如对中国的了解，我讨厌基督教，他们虚伪……）。
说个例子。前天王先生在讲座时，横一个“宫廷建筑师”，竖一个“宫廷建筑师”，似乎这样式雷的画样，代表中国至少在宫廷范围里，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当场有两个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一是：中国民间有没有这画样的习惯？二是：这些画样有没有几何学的基础？我对这两个设问的理解是：（一）如果样式雷的图纸传统仅限于宫廷，那么只能将它作为个案对待；（二）如果这些画样没有几何学基础，那么它们对是否存在过所谓中国固有建筑学这个问题不起任何积极的佐证作用。
王先生的回答是：（一）民间因没有档案保存，难以确定有没有这样的画样传统；也许有，散失了；但是就他个人接触的传统工匠来说，他知道工匠们只要自己做得出，就绝对不画图；（二）没有几何学——这些图样，有些是因宫廷行政的关系，作为建设档案而作；有些则是给皇帝太后看效果；所以图画得对不对，跟实际施工没什么关系，工匠自有一套口传心授的妙诀，结合着唐宋以来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的传统，就能把大片的屋宇造出来。于是法国人的设问——倘其如我所揣度的意思——通过王先生的回答，顺利达到了一个目标：再次确认中国没有建筑学。
不过关于这第二个问题，当场因翻译的关系，沟通得不是很清楚。上面所述，是我事后参观样式雷档案展览时，向王先生当面请教才确认的。我从没接触过样式雷的图样。偶尔在书上看到这类图纸的图像，尺幅却太小。这回是看清楚了。原来这样式雷的图纸，毫无投影和比例的概念，全凭意思作为。平躺的地盘图还算勉强正确，竖起来的所谓“立样”就全乱套了。千万别说立面、剖面或轴测、透视，这套术语用不上。中国既没有几何学，便不可能有正投影的概念，没有正投影的概念，什么平立剖轴透也都无从建立。那么这图，只能表达个含混的意思，并非结构实体和建筑空间的重呈。故真的做起来，还得凭施工者身上的活计、心中的秘诀。其实《营造法式》的附图和《营造法原》姚承祖自绘的图（这些图在50年代和80年代《营造法原》两次出版的时候都没有发表，只是最近在一本介绍香山帮的书里才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性质。不过样式雷的图纸，因规模大、内容多，显得更像那么回事儿罢了。我以为，任何受过制图训练的人，决计画不出这样奇怪的图纸，无法想象图纸的作者凭什么这样随意，更不可能拿这些图纸“翻译”成现代的图纸。因为这些图纸的图像表达，哪怕画得再细致，也只是表意的，不是重呈的。
只是单凭这些展板所展示的样式雷图纸，我对自己的判断尚不能持有充分的自信。我想起了贡布里希对埃及绘画、中世纪绘画内在视觉规则的分析。保不齐样式雷自有一套视觉重呈的规则？所以我问王先生：“样式雷图纸的绘制，是不是有它的原则？”王先生勃然反问道：“什么原则？需要原则么？这些图，都是给皇帝太后看的，给他们看个效果。他们点头，就可以实施，图纸存档。施工不需要这些图纸，全在工匠心里呢。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我们从唐代开始就这样。学建筑史的这难道不懂么？能造出来不就行了么！多简单！多聪明！这难道不是最聪明么？……”
好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原则。图纸除了用来展示、存档，没用。最权威的意见确认了这一点。七寸暴露了。那么中国仍然没有建筑学，更无所谓建筑师。“样式雷”的整理挖掘，只有文献档案上的价值，并不能为所谓“中国建筑”增添任何荣誉。
这就像汗牛充栋的琴谱、昆曲曲谱，丝毫不能证明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样式雷的样式，跟锣鼓经乃至工尺谱类似，作用是存档、备忘，而不是重呈、设计。样式和曲谱，这些纸上的东西，或简或繁，若无师徒间面对面、手把手的“实授”，都不能直接拿来做实施的依据。真玩意儿都在人的“身上”，不在“纸上”。所以中国虽据称有“记谱法”，却不可能有作曲家，虽有样式雷，却不可能有建筑师。有作曲家，才有作为学科的音乐（musique），有建筑师，才有作为学科的建筑（architecture）。所以中国只有奏乐（faite de la musique），没有音乐（musique），只有房屋（bâtiment），没有建筑（architecture）。不需音乐而能奏乐，不需建筑而能造房子，这本属人类的起码智能，却经常被近代褒扬国粹的人援来作为中国人顶聪明的证据。可惜这证据不能证明中国人聪明，只能证明中国文明进化不足。
对王先生的话，我其实可以反问：“这种没有几何原则的图纸，您觉得他有建筑学上的价值么？如果不靠图纸能造出房子来是‘聪明’，那么现在的建筑系学生接受画法几何的训练，成天画图，是不是太愚蠢了？推而广之，西方建筑文化乃至整个制造工业，岂不是这愚蠢的集大成者？从螺丝钉到航天飞机，哪样工业产品不需要设计图纸？哪样工业产品的制造可以凭口传心授、一身的绝活来胜任？倘这种文化果真愚蠢（王先生那日明白地表达了他对西方建筑的不屑，北欧建筑和拉维莱特公园除外），那么何以它能在地球上大行其道？倘中国建筑，或者说风水之类居住文化，即所谓人居和环境的交融对话云云果真那么优越，那么何以自‘洋风’盛后，并不曾见他国取法于我国的那套体系？何以欧美根本无需重视这系建筑的贡献？若说那是欧美的傲慢和偏见，何以连我国都从实践到学科一概地放弃那套体系？若说是我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则何以会将自信丧失？何以我国文化会如您所说，‘被西方文明强奸无数次’？……”我以为既言优劣，便应该而且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一口一个中国优越，却无视成败的事实，然而超越成败的优劣，究属何谓呢？即自诩一万遍优胜，非阿Q精神的优胜而何？
进而言所谓“聪明”。中国文化对智慧的理解，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现代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先进文化方向”是颠倒的。一切中国文化的精髓，都仰仗这种掩耳盗铃的对智慧的理解。中国人所谓智慧，都在于一身一心的修行，精神优胜，不落形迹，故不注重有形的信息的积累；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里，不落形迹的精神优胜才是大智慧。一个人，得做到不用查书而引经据典，那他才算有学问的人，因为这标志着学问长到他“身上”了。唱曲、吹笛、打鼓板，都以不摊铺盖（不看曲谱）为上，因为摊了铺盖，说明没有把玩意儿学到“身上”，只是临时做个传译员而已。一样的道理，不看图纸能将巍峨的宫殿造起来的工匠，才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们虽然有造纸和印刷的“发明”，却将字纸视为神圣之物，既神圣，就须敬惜，既敬惜，就不大用，既不大用，也就是赘物。中国人可以将纸做成纸钱烧给亡人，做成炮仗听那一声响，甚而用来擦屁股，却并没有靠这伟大的“发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增长。过于强调一身的能耐修养，就永远只有重演。就像有些人执著地盯着真金白银，以为除此之外无财富可言，中国人以为除“身上”的能耐之外没有学问才能可言，以为一人一身的能耐就可安邦定国、经天纬地，因而“聪明地”绕过重呈一环，走上自以为是的捷径。于是师徒之间，只有“根据个人条件”做出的“调整”，其实就是动物性的“适应”，技艺知识经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多少代下来，或则失传，或则走样，总之陈陈相因，不知不觉，并不曾见什么创造发明。如此这般，一人一身固然完美和谐，社会却永远不会“进步”。其结果，便是“先进生产力”与我们无缘。
不过这些话不能对王先生讲。如我所认识的一些很有本领的昆曲老先生那样，沉浸在传统里的人，钻得深，喜爱得深，不易自拔。你若说半句中国不如西洋的话，他便不能自已，必将你或征服、或驱逐为止。最通达的态度，也无非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也就是相对主义的鸵鸟政策，也就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守、不降、不走”的八字箴言——接着就对你不屑一顾了。说心里话，我对他们很能理解，或者说太能理解了。这直抒胸臆的好人现在难得。这样对“绝学”进入颇深的人更难得。那么只要老前辈不会遭到叶总督那样的下场，何必用尖锐的问题去刺激他们呢？让他们继续生活在幻觉里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识相地闭嘴，听着王先生对几何原则的嘲讽，满脸堆笑且满心欢喜地点头得脑。却自有讨没趣的开口。一个拉维莱特建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插嘴道：“王老师，中国的东西好是好，就是没有系统性……”这小子上来的架势，还打算长篇大论呢——可才说了这一句，就被王先生当头棒喝，劈头盖脸地批上了：“没有系统性？我说你们哪，都被西方文明洗过脑子了！你懂得多少中国的东西？你读过多少中国的原典？人云亦云，都是从洋人那里贩卖来的！什么‘没有系统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系统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不是系统么？你《论语》读过几篇？四书读过么？《道德经》读过么？《周易》读过么？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家’？什么叫‘宅’？你读过《说文解字》么？你读过刘熙的《释名》么？你知道《尔雅》么？那就是系统！朱熹你了解么？你去看看他的系统性！……”小子开始还有零星招架，不多时便缴械了。即便这样，王先生的炮弹还是向小子那边灌着。我则高高兴兴地脱身了。
王先生骂得却也有理。我完全赞同。显然这小子没接触过原典，更不曾深入过传统文化的实践。要理解传统文化，更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认知，要在进入的过程中感受它，不能光站在外边静观。谁若愿意反思甚至批判中国文化，这本身没错。但先应该好好进入它，不能站在门外瞎说，开口便是武断空洞的结论。当年周作人对三四十年代时髦青年颇为不满，大致意思是，他们自己那辈人，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出来的，他们反对八股文，是因为知道八股文怎么回事，而当时那些小青年，一篇八股文都没读过，却一口一条八股文的罪状，岂非可笑？套用李克用千岁的大水词儿，盖凡有意反思中国文化的，都应做到把段文楚“抓将过来往下丢”——国舅爷整个儿大活人，一把抓过来却是要些功力的！然而必抓过来才能丢，抓不过来，甚至抓都没抓，就谈不上丢，一边儿凉快去，爱干吗干吗。
且这种对传统文化隔膜的青年，还会煞有介事地相信，中国文化也有好东西，或者宣称“中国文化好是好，就是……”。至于什么好东西，什么是“好”，他却是不曾理会得的。要之听见洋人说我们不好，便一触即跳，也就是愤青一类。上一帖《阿Q的爽》中所述关于法国大妈论中国法国对“科学”理解的差异，有学生当场反击，就是一例。我敢说那反击的学生既不懂什么是“科学”，也不懂中国，他懂的是民族尊严，也就是面子。
我说中国文化若有“好处”，便在于它的适应性、无原则，用八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混呛水”，用九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淘浆糊”——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和谐而无能的社会。它的坏处呢？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个性质，永远不可能产生强大而有为的文明。倘世界上没有西方人这样邪恶的动物，我们的文化便是最优越的了，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诩最优越。问题是西方人找上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优胜纪就不得不完结了。王先生第二日在会场外闲谈时道：“西方人现在就是故意无视中国文化给他们启蒙时代带来的影响，他们故意抹煞这一点……”盖前一日，有个华人学者作“中国”对欧洲园林影响的报告。该学者在拉维莱特求学时期的导师当场提出质疑，认为所引的纪录，不过是耶稣会士以及英国使团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故弄玄虚的夸张报道——又有人提出，中国自己既没有鉴定建筑园林“真伪”的传统和标准，那么那些报道也就成了孤证，然则十八世纪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中国，相反，是来自欧洲自身的内因。种种这些，大约都让王先生在郁积已久之上，更加耿耿于怀。对这个问题，我不曾好好研究过。但我更倾向后两种看法。所谓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实是欧洲自新的幌子之一，而且也仅仅只是“之一”，其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影响，实是微乎其微的。我须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中国文明向来只对中国文明做出贡献，并不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会上作报告的，尚有一些法国人。前天有一位阿姨，跟敝母校合作，搞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这阿姨的讲座，一如敝母校的作风，powerpoint连篇累牍地放映着谁也看不清的规划图。七彩缤纷的地图，五花八门的所谓分析，所讲述的，是世界上最幼稚的道理。我看到这种幻灯秀就烦。画图是需要的，这种图却是注水的。这种方式不给你任何机会审视其中任何一张图，多是因为其中任何一张图都经不起审视。
昨天又有一位，叫边留久（Augustin Bertin），讲六朝人居文化遗产。简直瞎掰。真是死无对证，随你怎么说了。谢灵运的诗能说明什么“人居遗产”？还不是空对空？若说这索性是谈哲学，其所用的概念，也相当混乱。中西语言的概念都混在一起。这次所言“représentation de la nature”（自然的重呈），实是东亚式的概念，却出以西方有特定含义的语言，不加任何说明。看过此人过去的文章《彻底铲平还是原封不动》，不可谓全是瞎掰。然而此人在概念的使用上显然已被东亚文明同化，激赏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却辄于中西概念间互作偷换，即将一个西方概念偷换成东亚式的内涵——如将存在偷换成生活，将永恒偷换成长生（其中区别详下）。不料此人论调大得王先生赞扬。大概一讲到人居，褒扬所谓天人和谐，王先生便引为同道吧。不过王先生身边的翻译也有些问题，所谓中外学术交流，语言隔阂常常使这种“交流”流于鸡鸭对话。
独有一位哲学学者，所说最明晰，最获我心。他的题目是《longévité长生》。其言大略谓：
大凡搞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人，或者笼统地口上个大帽子，“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对于激进主义或那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篡改歪曲，人为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充塞到中国特色的躯壳里，制造出所谓民族文化。新儒家、梁刘的营造研究、民族音乐、京昆改革、国画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是固守中国文化的本质，一方面主观上对西方的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客观上却经受着西方的冲击，故而比古人更能敏感地抓住中国方面的关键。接着呢？他们将抓在手的症结当作万世不宣而终为他们揭开的奥秘，进而将这症结当作大优点，也不追究历史上的成败效果，便持着相对的价值观宣布：这就是我的特色，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的，洋人看我不好，我瞅洋人还不顺眼呢！我这样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我认识的最有本事的昆曲的老先生，就属于后一类。似乎周汝昌那样的人，也是这类。他们的论调，一般不曾浸透于传统文化的人，多会觉得怪诞疏阔，甚至不可理喻，简直接近江湖术士。然而恰恰是他们，比之前一类隔靴搔痒的“民族文化”的提倡者，更能触及中国文化的灵魂。这次遇见王先生，虽只粗略的印象，却因他性格的鲜明，马上将他也归到后一类去了。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总括（适应、实践、和谐——这是我总结的，未必精确，自信大意不错），怕要高出过往不少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讲中国哲学史的专家。王先生研究风水、研究样式雷，是抓到了所谓中国建筑的症结，说句不仁义的心里话，比梁思成抓大木作、抓法式、抓外形变迁高明多了。
中国的东西都如蛇：要论它的结构、它的形象，和谐到极致，无非一头一尾，一竿子到底；它没有脚，而能行，没有鳍，而能游，盘曲随意，动静自如，唯适应环境而已。在一般少悟性的人，对这神奇的生灵，或则崇拜，或则恐惧，或则憎恨。然而蛇能让人崇拜也罢、让人恐惧也罢、让人憎恨也罢，前提是保持它玄虚的游走，千万别让人逮着七寸。若遇上那捕蛇的能手，捏着它的七寸，它也就是简简单单的死绳子。
王先生就是捏中国文化这条蛇的七寸的高人（之一）。王先生既逮着那蛇的七寸，将那蛇的无能暴露无遗，却想证明：蛇的结构是世界上顶优越的，那些长脚的长鳍的纯属费事，都是笨蛋。可惜它的七寸既被捏住，它的优越性也就被杀死了。王先生的出发点是褒扬中国文化，客观效果却是亮出中国文化的命门。所以当场不少法国人，一旦听明白，也有用言语质疑的，也有用形容表示的，总之对这一套“卑之无甚高论”了。当然也有不质疑的法国人，那是没听懂。也有褒扬这一套的，那大约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背叛，故于中国文化的含混流转，特别欣赏。（去年在北京遇到过这么一位，瑞士的意大利族，国籍却是法国，对我说：我对法国、欧洲的了解远不如对中国的了解，我讨厌基督教，他们虚伪……）。
说个例子。前天王先生在讲座时，横一个“宫廷建筑师”，竖一个“宫廷建筑师”，似乎这样式雷的画样，代表中国至少在宫廷范围里，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当场有两个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一是：中国民间有没有这画样的习惯？二是：这些画样有没有几何学的基础？我对这两个设问的理解是：（一）如果样式雷的图纸传统仅限于宫廷，那么只能将它作为个案对待；（二）如果这些画样没有几何学基础，那么它们对是否存在过所谓中国固有建筑学这个问题不起任何积极的佐证作用。
王先生的回答是：（一）民间因没有档案保存，难以确定有没有这样的画样传统；也许有，散失了；但是就他个人接触的传统工匠来说，他知道工匠们只要自己做得出，就绝对不画图；（二）没有几何学——这些图样，有些是因宫廷行政的关系，作为建设档案而作；有些则是给皇帝太后看效果；所以图画得对不对，跟实际施工没什么关系，工匠自有一套口传心授的妙诀，结合着唐宋以来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的传统，就能把大片的屋宇造出来。于是法国人的设问——倘其如我所揣度的意思——通过王先生的回答，顺利达到了一个目标：再次确认中国没有建筑学。
不过关于这第二个问题，当场因翻译的关系，沟通得不是很清楚。上面所述，是我事后参观样式雷档案展览时，向王先生当面请教才确认的。我从没接触过样式雷的图样。偶尔在书上看到这类图纸的图像，尺幅却太小。这回是看清楚了。原来这样式雷的图纸，毫无投影和比例的概念，全凭意思作为。平躺的地盘图还算勉强正确，竖起来的所谓“立样”就全乱套了。千万别说立面、剖面或轴测、透视，这套术语用不上。中国既没有几何学，便不可能有正投影的概念，没有正投影的概念，什么平立剖轴透也都无从建立。那么这图，只能表达个含混的意思，并非结构实体和建筑空间的重呈。故真的做起来，还得凭施工者身上的活计、心中的秘诀。其实《营造法式》的附图和《营造法原》姚承祖自绘的图（这些图在50年代和80年代《营造法原》两次出版的时候都没有发表，只是最近在一本介绍香山帮的书里才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性质。不过样式雷的图纸，因规模大、内容多，显得更像那么回事儿罢了。我以为，任何受过制图训练的人，决计画不出这样奇怪的图纸，无法想象图纸的作者凭什么这样随意，更不可能拿这些图纸“翻译”成现代的图纸。因为这些图纸的图像表达，哪怕画得再细致，也只是表意的，不是重呈的。
只是单凭这些展板所展示的样式雷图纸，我对自己的判断尚不能持有充分的自信。我想起了贡布里希对埃及绘画、中世纪绘画内在视觉规则的分析。保不齐样式雷自有一套视觉重呈的规则？所以我问王先生：“样式雷图纸的绘制，是不是有它的原则？”王先生勃然反问道：“什么原则？需要原则么？这些图，都是给皇帝太后看的，给他们看个效果。他们点头，就可以实施，图纸存档。施工不需要这些图纸，全在工匠心里呢。标准化、预制化、模数化，我们从唐代开始就这样。学建筑史的这难道不懂么？能造出来不就行了么！多简单！多聪明！这难道不是最聪明么？……”
好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原则。图纸除了用来展示、存档，没用。最权威的意见确认了这一点。七寸暴露了。那么中国仍然没有建筑学，更无所谓建筑师。“样式雷”的整理挖掘，只有文献档案上的价值，并不能为所谓“中国建筑”增添任何荣誉。
这就像汗牛充栋的琴谱、昆曲曲谱，丝毫不能证明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这样式雷的样式，跟锣鼓经乃至工尺谱类似，作用是存档、备忘，而不是重呈、设计。样式和曲谱，这些纸上的东西，或简或繁，若无师徒间面对面、手把手的“实授”，都不能直接拿来做实施的依据。真玩意儿都在人的“身上”，不在“纸上”。所以中国虽据称有“记谱法”，却不可能有作曲家，虽有样式雷，却不可能有建筑师。有作曲家，才有作为学科的音乐（musique），有建筑师，才有作为学科的建筑（architecture）。所以中国只有奏乐（faite de la musique），没有音乐（musique），只有房屋（bâtiment），没有建筑（architecture）。不需音乐而能奏乐，不需建筑而能造房子，这本属人类的起码智能，却经常被近代褒扬国粹的人援来作为中国人顶聪明的证据。可惜这证据不能证明中国人聪明，只能证明中国文明进化不足。
对王先生的话，我其实可以反问：“这种没有几何原则的图纸，您觉得他有建筑学上的价值么？如果不靠图纸能造出房子来是‘聪明’，那么现在的建筑系学生接受画法几何的训练，成天画图，是不是太愚蠢了？推而广之，西方建筑文化乃至整个制造工业，岂不是这愚蠢的集大成者？从螺丝钉到航天飞机，哪样工业产品不需要设计图纸？哪样工业产品的制造可以凭口传心授、一身的绝活来胜任？倘这种文化果真愚蠢（王先生那日明白地表达了他对西方建筑的不屑，北欧建筑和拉维莱特公园除外），那么何以它能在地球上大行其道？倘中国建筑，或者说风水之类居住文化，即所谓人居和环境的交融对话云云果真那么优越，那么何以自‘洋风’盛后，并不曾见他国取法于我国的那套体系？何以欧美根本无需重视这系建筑的贡献？若说那是欧美的傲慢和偏见，何以连我国都从实践到学科一概地放弃那套体系？若说是我国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则何以会将自信丧失？何以我国文化会如您所说，‘被西方文明强奸无数次’？……”我以为既言优劣，便应该而且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一口一个中国优越，却无视成败的事实，然而超越成败的优劣，究属何谓呢？即自诩一万遍优胜，非阿Q精神的优胜而何？
进而言所谓“聪明”。中国文化对智慧的理解，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现代的价值观是颠倒的，跟“先进文化方向”是颠倒的。一切中国文化的精髓，都仰仗这种掩耳盗铃的对智慧的理解。中国人所谓智慧，都在于一身一心的修行，精神优胜，不落形迹，故不注重有形的信息的积累；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里，不落形迹的精神优胜才是大智慧。一个人，得做到不用查书而引经据典，那他才算有学问的人，因为这标志着学问长到他“身上”了。唱曲、吹笛、打鼓板，都以不摊铺盖（不看曲谱）为上，因为摊了铺盖，说明没有把玩意儿学到“身上”，只是临时做个传译员而已。一样的道理，不看图纸能将巍峨的宫殿造起来的工匠，才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们虽然有造纸和印刷的“发明”，却将字纸视为神圣之物，既神圣，就须敬惜，既敬惜，就不大用，既不大用，也就是赘物。中国人可以将纸做成纸钱烧给亡人，做成炮仗听那一声响，甚而用来擦屁股，却并没有靠这伟大的“发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增长。过于强调一身的能耐修养，就永远只有重演。就像有些人执著地盯着真金白银，以为除此之外无财富可言，中国人以为除“身上”的能耐之外没有学问才能可言，以为一人一身的能耐就可安邦定国、经天纬地，因而“聪明地”绕过重呈一环，走上自以为是的捷径。于是师徒之间，只有“根据个人条件”做出的“调整”，其实就是动物性的“适应”，技艺知识经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多少代下来，或则失传，或则走样，总之陈陈相因，不知不觉，并不曾见什么创造发明。如此这般，一人一身固然完美和谐，社会却永远不会“进步”。其结果，便是“先进生产力”与我们无缘。
不过这些话不能对王先生讲。如我所认识的一些很有本领的昆曲老先生那样，沉浸在传统里的人，钻得深，喜爱得深，不易自拔。你若说半句中国不如西洋的话，他便不能自已，必将你或征服、或驱逐为止。最通达的态度，也无非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也就是相对主义的鸵鸟政策，也就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守、不降、不走”的八字箴言——接着就对你不屑一顾了。说心里话，我对他们很能理解，或者说太能理解了。这直抒胸臆的好人现在难得。这样对“绝学”进入颇深的人更难得。那么只要老前辈不会遭到叶总督那样的下场，何必用尖锐的问题去刺激他们呢？让他们继续生活在幻觉里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识相地闭嘴，听着王先生对几何原则的嘲讽，满脸堆笑且满心欢喜地点头得脑。却自有讨没趣的开口。一个拉维莱特建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插嘴道：“王老师，中国的东西好是好，就是没有系统性……”这小子上来的架势，还打算长篇大论呢——可才说了这一句，就被王先生当头棒喝，劈头盖脸地批上了：“没有系统性？我说你们哪，都被西方文明洗过脑子了！你懂得多少中国的东西？你读过多少中国的原典？人云亦云，都是从洋人那里贩卖来的！什么‘没有系统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系统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不是系统么？你《论语》读过几篇？四书读过么？《道德经》读过么？《周易》读过么？我现在问你，什么叫‘家’？什么叫‘宅’？你读过《说文解字》么？你读过刘熙的《释名》么？你知道《尔雅》么？那就是系统！朱熹你了解么？你去看看他的系统性！……”小子开始还有零星招架，不多时便缴械了。即便这样，王先生的炮弹还是向小子那边灌着。我则高高兴兴地脱身了。
王先生骂得却也有理。我完全赞同。显然这小子没接触过原典，更不曾深入过传统文化的实践。要理解传统文化，更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认知，要在进入的过程中感受它，不能光站在外边静观。谁若愿意反思甚至批判中国文化，这本身没错。但先应该好好进入它，不能站在门外瞎说，开口便是武断空洞的结论。当年周作人对三四十年代时髦青年颇为不满，大致意思是，他们自己那辈人，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出来的，他们反对八股文，是因为知道八股文怎么回事，而当时那些小青年，一篇八股文都没读过，却一口一条八股文的罪状，岂非可笑？套用李克用千岁的大水词儿，盖凡有意反思中国文化的，都应做到把段文楚“抓将过来往下丢”——国舅爷整个儿大活人，一把抓过来却是要些功力的！然而必抓过来才能丢，抓不过来，甚至抓都没抓，就谈不上丢，一边儿凉快去，爱干吗干吗。
且这种对传统文化隔膜的青年，还会煞有介事地相信，中国文化也有好东西，或者宣称“中国文化好是好，就是……”。至于什么好东西，什么是“好”，他却是不曾理会得的。要之听见洋人说我们不好，便一触即跳，也就是愤青一类。上一帖《阿Q的爽》中所述关于法国大妈论中国法国对“科学”理解的差异，有学生当场反击，就是一例。我敢说那反击的学生既不懂什么是“科学”，也不懂中国，他懂的是民族尊严，也就是面子。
我说中国文化若有“好处”，便在于它的适应性、无原则，用八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混呛水”，用九十年代的话，那叫能“淘浆糊”——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和谐而无能的社会。它的坏处呢？恰恰也就是因为这个性质，永远不可能产生强大而有为的文明。倘世界上没有西方人这样邪恶的动物，我们的文化便是最优越的了，至少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诩最优越。问题是西方人找上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优胜纪就不得不完结了。王先生第二日在会场外闲谈时道：“西方人现在就是故意无视中国文化给他们启蒙时代带来的影响，他们故意抹煞这一点……”盖前一日，有个华人学者作“中国”对欧洲园林影响的报告。该学者在拉维莱特求学时期的导师当场提出质疑，认为所引的纪录，不过是耶稣会士以及英国使团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故弄玄虚的夸张报道——又有人提出，中国自己既没有鉴定建筑园林“真伪”的传统和标准，那么那些报道也就成了孤证，然则十八世纪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的动力并非来自于中国，相反，是来自欧洲自身的内因。种种这些，大约都让王先生在郁积已久之上，更加耿耿于怀。对这个问题，我不曾好好研究过。但我更倾向后两种看法。所谓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实是欧洲自新的幌子之一，而且也仅仅只是“之一”，其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影响，实是微乎其微的。我须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中国文明向来只对中国文明做出贡献，并不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会上作报告的，尚有一些法国人。前天有一位阿姨，跟敝母校合作，搞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这阿姨的讲座，一如敝母校的作风，powerpoint连篇累牍地放映着谁也看不清的规划图。七彩缤纷的地图，五花八门的所谓分析，所讲述的，是世界上最幼稚的道理。我看到这种幻灯秀就烦。画图是需要的，这种图却是注水的。这种方式不给你任何机会审视其中任何一张图，多是因为其中任何一张图都经不起审视。
昨天又有一位，叫边留久（Augustin Bertin），讲六朝人居文化遗产。简直瞎掰。真是死无对证，随你怎么说了。谢灵运的诗能说明什么“人居遗产”？还不是空对空？若说这索性是谈哲学，其所用的概念，也相当混乱。中西语言的概念都混在一起。这次所言“représentation de la nature”（自然的重呈），实是东亚式的概念，却出以西方有特定含义的语言，不加任何说明。看过此人过去的文章《彻底铲平还是原封不动》，不可谓全是瞎掰。然而此人在概念的使用上显然已被东亚文明同化，激赏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却辄于中西概念间互作偷换，即将一个西方概念偷换成东亚式的内涵——如将存在偷换成生活，将永恒偷换成长生（其中区别详下）。不料此人论调大得王先生赞扬。大概一讲到人居，褒扬所谓天人和谐，王先生便引为同道吧。不过王先生身边的翻译也有些问题，所谓中外学术交流，语言隔阂常常使这种“交流”流于鸡鸭对话。
独有一位哲学学者，所说最明晰，最获我心。他的题目是《longévité长生》。其言大略谓：
中国人言长生（longévité），西方人言永恒（éternit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这涉及到中西对时间（temps）的概念根本不同。在西方，基于logos（希腊语“话”，“言谈”，“所讲的东西”，哲学上指尺度、大小、分寸、比例关系）的观念，故把时间看作一个延展的量纲，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总和。在中国，既无logos的概念，也没有西方人所谓时间的对应概念。中国哲学里不曾有过绝对静止的量，一切都在流转变动中进行。故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只是进程中的一点一瞬，从不曾把时间看作量纲，更不曾把时间重呈为空间矢量形式。这在两者的语言上也得到体现：西方语言有时态，中国语言没有。缺失延展的时间概念，他们便不曾有关于存在（être）的认知和永恒（éternité）的理想，只有关于生活（vivre）的感受和长生（longévité）的追求。前两者是静止的重呈，超越世变时异，岿然不动，故永恒（éternité）；后两者是流转的适应，与时俱进，随时而化，故长生（longévité）。于建筑，中国亦显示这一特征。一栋屋宇，动辄拆毁重建，只要仍冠以旧名，便是长生（longévité），而不可谓永恒（éternité）。同时，新建的屋宇，虽本质上陈陈相因，却也并非原先的机械重复（répétition mécanique）。中国文化里不存在我们所说的重复，它总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创造（création）。创造（création）是西方特有的事业，来源于创世纪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世间万物都是随着时代而产生而消灭的过程，并无所谓创造者，只有“造化”。
在长生（longévité）理想下，一切矛盾（contradictoire）都不是待解开的结，不是认知的对象，而是须加以适应、加以利用的环境。这便是所谓同环境交融。又见二三十年来，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盖因它长生（longévité）的哲学，令它极端灵活，适应性极强，擅长利用一切矛盾，值得西方人思考。又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虽穿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际却是中国长生（longévité）哲学的阐发。
以上所记，我自信大致不离其本意。我能记下这些，并非我法语的听力转好，实在是因为哲学学者的语言精练准确，条理分明，远胜于他人，且所言与我近日所考虑者不谋而合。他当场所言，固然是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偶尔也有磕磕绊绊，吃个螺丝，然而思维是那样清楚，这是最顺耳的。其说事实上驳斥了那位讲六朝人居的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在过往的文章里对中西概念的混淆。
我更且为这些话作评注：
我更且为这些话作评注：
一、动感的哲学范畴不能产生量纲概念
中国没有logos的观念，替代的范畴是道，以及它的体现：文、理、德、气等等。道为道路，文和理为纹理，德为得到，气为吐纳，都是须在进程中感受的范畴，无法静观。不静观，就决无可能产生量纲的概念。于是大小、分寸、尺度、比例等等，均属“六合之外存而无论”的东西了。二、词汇证据
中国人没有延展的时间观，从词汇上也可以得到体现。“时间”作为固定词汇，是近代为翻译西方的temps而构造的。原先只有单音节的“时”，而所谓“时”，正是指进程中的一点。所谓是其时也，非其时也，时也命也，诸如此类，这里头的“时”，都不是延展的量纲。所以“时间”这个词结构得好，加上“间”，便表示了延展性，造出了中国固有思维所没有的新概念。
或以“往古来今曰宙”指中国自古就有时间概念，却没有说服力。这个词长期以来同“四方上下曰宇”的“宇”连用，所谓“宇宙洪荒”云云，鲜见“宙”字独用者。然则这个“宙”即便算是关于时间的概念，却也是个无用的概念。因它始终混同于“宇宙”这个大酱缸里，并不曾真正独立出来，构成一维。况且，“往古来今”，只及过去现在，并无涉于将来（古汉语不曾有过关于“将来”的词，过去现在将来的概念，须待佛教传入才植入中国人思维，故只能采用复合词表示），并不构成完整的时间量纲；而“往来”的修辞，更证明了这依然只是个流动的“时”的概念。三、没有量纲的概念，就没有几何学
延展的时间，乃是天然的一维。有了延展的时间观，结合logos的观念，便产生维度和点线的抽象；进而引申于空间，将空间分析出三维来，并从空间里抽象出点线面的概念。我们没有延展的时间概念，便没有维度的概念。因此，关于空间，我们向来只能抱以“四方上下曰宇”的“六合”观，不曾将六合抽象成三维，因而也不可能有点线面的概念（或云墨学有之，然而即有，亦长期湮没无闻）。凡此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几何学。四、动感的哲学阻碍认知和创造
没有几何学，也就不可能有视觉重呈的事业。西方人擅长把一切视觉化，也就是重呈于视觉，其基础，是几何学（当然还有物理学，然而物理学的基础仍在于几何的时空观）。画画，是将三维空间重呈于二维空间。五线谱，是将时间重呈于二维空间。这重呈，把本来含混不可捉摸的对象变成可以把握的东西，解放了凭空思想的智力负担，让人腾出脑子来思考前人不曾思考的问题。这为知识的积累、技艺的创新、思维的丰富提供了条件。中国没有重呈，便没有创造。
譬之认路。有些人一辈子不认路，无他，不看地图。地图便是延展的地面空间的重呈。若辈不看地图，胸中没有延展的空间观，也就无方向。故永远只记着经过之途见到如何如何标志物——走过歪脖树往右拐，经过一个大斜坡，过三条横马路，往左拐，过一座桥往右拐，数到第六根电线杆，正对的红漆栅栏门，就是著名的豆腐大公司……凭着经验，若辈固然也能找到特定的一地，却束缚于那些七零八碎的标志物。在若辈的大脑里，不曾有空间的重呈，永远只限于所经历的事物序列。所以他要到某个已去过的地方，必在习惯上循着已走过的路线。他永远只能顺应习惯。然而经验也有差错，客观形势也会变化。有时数错了横马路，有时习惯的路线不通了，竟走上一条新路线，算是成就了新发现，也未可知。不过凡此尽属阴差阳错，或者出于适应，总之并不推动新发现的继续。地图则给人以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看了地图，就有了重呈了的空间的概念。走到现场，只要记住空间关系和方向，毋须背诵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标志物，便可任意选择路线。（顺便提及：我国日用的城市地图，至今不如欧美日本精详，是则一者为国民不审图案的惰性所累，不愿投入成本精益求精，二者反过来鼓励这种惰性。）
前一种思维方式是适应的、动感的，后一种方式是重呈的、静观的。唯有后一种重呈的方式，能简化识别的负担，让人真正掌握空间；唯有真正掌握空间，才使行人不至于成为习惯路线的奴隶，而当一名设计路线的创造者。重呈所系者，真是至关重要。只有欧洲人走出了这一步。五、“画”不改进，文明无可言
重呈观关乎器物的精粗、艺术的进止、思维的深浅。而检验一种工作是否基于重呈观的标准，在于该工作所造成的重呈了的信号，是否得以逆向重呈到对象本来所属的维度。如样式雷的画样，乍看也挺像，然而无法根据这画样重呈回到“六合”的空间中去，那么它就不是重呈观的绘画。
显然，“绘画”最能直观的检验从对象到作品间是否属于重呈。故种种重呈之间，以将其他信号转换成二维空间视觉信号的重呈，也就是重呈观的“绘画”，最关欧人历史上的跃进，是重呈之事的枢纽之一（另一枢纽为书写符号，另详）。文艺复兴以来，受益于绘画技术进步的建筑学，已开双向重呈的先声：（甲）现实的房子是三维的——（乙）图纸将这对象重呈于二维——（丙）施工将图纸复重呈于三维。正因为有这个过程，人才能“想”得出无穷无尽的新形式、新产品。
不宁唯是。建筑学乃至产品设计的三维——二维——三维的双向重呈，尚只是限于空间界的转换。因欧洲人向有量纲的时间观，遂更于空间之外，早早地在历时信号同空间信号间建立重呈的关系，硬是将时间信号“画”成二维视觉信号，进而又实现从二维视觉信号向时间的还原。这就涉及到欧洲的记谱法和音乐机械。
西方记谱法，于中世纪便以或高或下的圆点，按着时间次序排列，重呈出音乐的时间属性和音高属性。后来发明线谱，进而发明节奏标志，乃至强弱等等，竟将我们所说“乍听还疑几阵风”的捉摸无定的音乐给牢牢地捉定了，画出来了，也就是重呈在二维的平面上。唯此重呈的工作，能将乐师的思维从奏乐或吟唱的实践里解脱出来，产生作曲的事业，产生丰富的作曲法，进而创造出天籁的音响，也就是真正的音乐。而其他文明，因没有这重呈的转换关系，便只有奏乐，没有音乐，他们的所谓音乐，也就永远只是习惯的重演，只是因时间地点的流转，发生自发的演变罢了。我国虽早有记谱法，却以不曾有延展的时间观、维度的空间观，便不曾有重呈的想法，其所谓记谱法，乃出以文字表意的形式。故如之前所说的，这种所谓记谱法只能举以备忘，不能解放奏者的思维，自然也不可能因它产生所谓作曲。
然而这记谱法并非仅仅关乎音乐“艺术”。欧洲自记谱法完善，随着制造业的精密，于十七八世纪，更在这基础上制造出所谓“机械音乐”。大到机械风琴，小到八音盒。要之在滚筒上按着音乐的节奏、音高关系，在合适的位置做出突起的小拨子（实即小圆点），转动滚筒，拨子便顺次拨动对应的弦，或者带动对应的活塞，发出对应的声音，那么这就将重呈于二维空间的圆点，又重呈回时间和音高了，其所产出的，仍是浑然一体的旋律。
这项发明的意义，决不仅是多了一件玩具，也不在于所谓音乐艺术。它的意义至少有两方面：（一）它实现了关于时间的信号和关于空间的信号之间的可逆的重呈，也就是信号转换。这两类信号，原本隔阂，分处时空两界。有了图画的记谱法，便从时间到二维空间，在这两界之间实现了单向的重呈。至音乐机械的发明，终于实现了两界之间双向的重呈（之前照谱演奏尚不是重呈représenter，而是interpréter）。近现代电报、电话乃至录音、电影、传真、电视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种种，莫不是建立在信息形式可逆的重呈基础上，无非重呈所系的两端各各不同，重呈的手段本身也不同——或用机械，或用电磁，或用数字。而推其渊源，却不得不提到图画的记谱法以及机械音乐玩具。（二）它是程序的雏形。它将本来历时性的演奏行为，通过重呈于二维空间，预先设置成程序，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令它执行。故不久欧洲就造出机械计算器，能执行简单的运算程序。等到有了电子技术，结合二进制理论，计算机更是应运而生，日新日新日日新。今人享用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便利，自然也要归功于制造技术的精进，却不能忘了其基本原理，实是来自重呈观的记谱法，以及逆向重呈的音乐机械。总有人提周易是二进制，说什么计算机原理尽于此。不过至少可以说，凭着周易的阴阳爻六十四卦，我们永远不会产生创造计算机的想法。
这两项泽及当今的意义，无疑都受惠于量纲的时间观。有了这个观念，才可能去把握历时性信号。如我国向来把“时”看作捉摸不定的流动的一瞬，便不可能有这种努力。欧人既将时间看成延展的维度，便顺理成章地“想象”到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建立重呈的关系。诚然，现代技术的发展，早已令历时性信号的重呈摆脱了二维空间（譬如磁带录音技术是声音——电——磁——电——声音，与二维空间信号无涉；计算机操作也未必依赖二维空间信号），但今天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欧洲人当年执著地将历时性信号重呈于二维空间是分不开的，更何况电磁、数字种种技术的研究和设计，也都离不开画图。（另一方面，在语言和书写符号之间建立分离重呈的关系，同这里所述时空物理属性的重呈，庶几有同等的地位。盖这一点尤其关乎数学、逻辑以及现代数字技术。他处详论。）
早在1904年，康有为就敏锐地意识到：“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1917年提出：“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可谓法眼。今为补充，则曰：“欧人工商百器音乐世事，以至大地星河、声光电气、思想感情皆形诸画，画不改进，文明无可言。”这里所谓“画”，就是二维空间的视觉信号。从写实绘画到五线谱，从弹簧秤到指针式仪表，从地图到日用计算机的操作平台，凡此都是将其他类型信号转换为二维空间的视觉信号的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人的智力才得以解放，人的成就始能日新月异。当然，现代文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重呈跃进，即数字化显示。如仪表一类，均已摆脱二维视觉信号，更重呈为明确的数字。这又是翻了一重筋斗了。但另一方面，计算机操作平台依然循着所谓“直观化”、“人性化”的方向进步，将数字信号重呈为二维视觉信号。可见当今仪表测具之属的数字化显示趋势，其于经典的二维视觉重呈，乃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对它的否定。
动辄将艺术系于抒情啊、美观啊，都是受制于我国传统艺文的皮相之论。须知欧洲艺术中的所谓感情、激情，亦成了重呈的对象，是客体，不同于我国诗文书画歌曲主体性的随兴抒发。我国表情观、比兴观的艺文，永远只是无谓的发泄，痛快固然痛快，却不能转化成事功，反使人群社会不健全，沉浸在无病呻吟的精神优胜中。惟有重呈观的艺术，牺牲个人的和谐安逸，始能激活各方面人文活动（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社会、经济）的循环互促。六、天人关系是基础
中国适应、流转的态度，同“人情界”（moral）放逐“物理界”（physique）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相契合；西方重呈、认知的态度，同二元论的天人对立的哲学相契合。唯有将天人对立起来，才有主客体的分离；唯有主客体的分离，才有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重呈，才会在重呈之物和对象本身间加以进一步区分、对立。中国心物交融天人合一的态度，于一切采取“认同于我”的态度，必然阻碍主客体的分离，也就无从产生认知和重呈的事业，更不在重呈之物和对象本身之间作出区分。（中国始终有偶像崇拜、语音迷信，皆因他的脑子里，没有重呈观，于造型和对象之间、于语言和文字之间不加区分，是为典型例证，俟他日详论）。七、优劣何以评判？
老生常谈。这哲学学者既提到中国长生哲学可能是中国近二三十年奇迹的锁钥，我便不得不重复：这流转适应的长生哲学，造成了我们绵长的生命力。近代中国虽屡败，却百折不挠，凭着蛇的机会主义游走无定，也终于小有胜算了。
可这只是蛇的生命力。据说蛇（大概是巨蟒吧）能吞下大象，狮子老虎想来是没有这种能耐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蛇是爬行动物、狮虎大象是高等动物的事实。在人类还未进入丛林的时代，蛇固然可以自霸一方，安安逸逸地享福，一厢情愿地说自己比狮虎大象优越。然而一旦那携着解放出来的智力的人类到来，蛇皮多半是要落到人那里去的——虽说偶尔蛇也可以伤人。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人，便是闯入丛林的“智人”！
这个比喻太进化论，太“达尔文主义”，真是罪该万死，原该批倒批臭。可是没办法，直到今天，国际社会依然被丛林规则支配。虽说有些缓和的论调，有些保护弱者的措施，可是须知作为蛇，当其被人类提出来加以保护之际，它的存在已经只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了。中国文化若不能自新（然而自新是否可能呢？），满足于蛇的低等，便只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成为充实西方知识库的一份材料——虽说这过程中，偶尔也会有点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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