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辛爲赤軍舊人。是篇之作，不脫赤氛及所謂報告文學腔，曾不忍卒讀。惟其勾稽高皇帝法術之淵源於上古之說者，得之。
文末有料，始是龍睛。
《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
作者：辛子陵
在毛泽东思想深处，主席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主席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观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套路，“马克思主义”是个装饰，是一件骗人的迷彩服，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雄才大略”尽是《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理论和权谋。尹振环先生的新著《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剖析“秦家店”》，对毛泽东时代的建国理论、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这对我国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 从批《十批判书》说起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１〕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１９７４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秦始皇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目睹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读一段语录：“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２５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反对周总理，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到了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在１９４５年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君人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当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推到历史的前台，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
今人多对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屈服和奉迎有太多的微词，以至于将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忽略了。《十批判书》是好文章，比起“梁效”、“罗思鼎”那些批孔扬秦的文章来，要高超百倍。当然，郭沫若如仍有北伐途次中的豪气，像与蒋介石决裂时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那样，再写一篇《请看今日之毛泽东》，断然与毛决裂，流亡海外，那将给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晚年的郭老不能如此苛求。令人欣慰的是，郭沫若有了接棒者。对秦始皇和法家的研究和批判，类似《请看今日之毛泽东》的著作，由尹振环先生完成了。尹先生以如椽大笔，清理了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在不分精华和糟粕的复古浪潮中，尹先生继承了郭沫若的人民本位主义，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地鞭笞和彻底地否定。他说：
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但那还得首先赖于学界的研究与批判帝王文化。只有这样，像美国那样“永远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批评领导人”，才有可能在中国逐渐形成。
◇ 丢了真理迅速占领“势”的制高点
先秦诸子百家是一群游说王侯如何扩充领地完成霸业、如何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韩非（公元前２８０～２３３年）脱颖而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受到秦始皇的青睐。据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２〕韩非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采纳，成了秦皇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的理论根据。
法家的理论是专为皇帝一个人设计的。讲的是如何坐稳龙廷、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的秘笈。皇帝的龙廷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叫做“君人南面之术”。郭沫若认为韩非是法术家。〔３〕管仲（？～公元前６４５年）、商鞅（公元前３９０～３３８年）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贡献主要在“术”的方面，这个“术”的含义就是我们现在用鄙视的眼光看待的阴谋权术。郭沫若说：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寻出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１）权势不可假人；（２）深藏不露；（３）把人当成坏蛋；（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５）厉行愚民政策；（６）罚须严峻，赏须审慎；（７）遇必要时不择手段。〔４〕
郭沫若这七条，似乎是给文革中的毛泽东画了一张政治肖像，想想“伟大领袖”的作为，不是每一条都能对号入座吗？
韩非的著作是靠提供对付各种不同人等的阴谋诡计打动了秦始皇的。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５〕
这段文言比较直白，核心意思是说，法是公开的，术要深藏不露，以面对众多矛盾，施展阴谋权术驾驭群臣。术的功能是造势，“偶众端”是面对众多矛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用这个办法制服群臣。
韩非认为做国君不必讲究德能服人，才能领众，主要是造势。造成一定的势，平常的人甚至流氓无赖照样做国君。这和毛泽东家天下的谋划暗暗相合，坚定了他传位给江青、毛远新的决心。韩非引慎到（公元前３９５～３１５年）的话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正贤者也。（《难势》）〔６〕
引文译成白话是说，腾云驾雾的龙蛇，如果失去云雾的依托，类同地上的蚯蚓和蚂蚁。有德有才的好人屈服于流氓无赖，是因为流氓无赖有地位、有权势。上古最圣明的帝王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了；而夏朝昏聩淫乱的的桀当了帝王，可以祸乱天下。弓弱箭飞得远，是借助风力；帝王不贤而令能行，是借助于百姓从众的惯性。尧作为普通人教化百姓，没人听他的；如果南面称王，则令行禁止。可见道德学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７〕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慎到、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毛泽东的人，哪些是刘少奇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毛泽东的大跃进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３７５５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人民中、在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１９６４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３７５０亿斤，比上年增加３５０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据理力争，不同意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８〕毛泽东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强“势”与全党说话，与全国人民说话。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２８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２９日晚１１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
１９６４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９〕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就发行了１２１３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１０〕毛泽东搞运动治国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能把１０％的人发动起来，其他９０％的人就得跟着走。回顾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只要群众跟着走，他在党内就占了上风，就处于“力多则人朝”的地位。
毛泽东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１１〕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９０％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毛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人民的心灵和人格。邓拓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毛泽东就是这么厉害！
◇ 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跃进失败，饿死３７５０万人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共产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毛泽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党认可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有了高于全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刘少奇要纠正毛泽东和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人民度过危机，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毛泽东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文革势力与反文革势力的共同目标。毛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之风。毛借力打力，扶持林彪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毛泽东把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独裁者。法家关于专制独裁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１２〕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党内，他停止了党章，让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踏宪法，囚禁国家主席，停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
他可以让总书记邓小平、国家元帅陈毅去工厂当工人。
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洪文一步登天当了党的副主席。
他可以让农民陈永贵当副总理。
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金和季羡林去喂猪。
他可以让江青的机要员小谢（谢静宜）去领导清华大学。
……
文革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３７５５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毛泽东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
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毛泽东的伟大来。
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党和人民的裁判。
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红卫兵害死政敌。这是毛泽东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彭大将军都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红卫兵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毛泽东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毛泽东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大卡车，由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谔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８月４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更不敢杀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十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彭德怀的下场！
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 江青；
总理 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 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 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的回忆：
主席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至７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 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５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
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１３〕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王朝、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有什么错误，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他们力挽狂澜，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煞。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避免了家天下的结局，都是历史的进步。
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１４〕毛泽东对《韩非子》的理解竟不如曾国藩，他想到先秦法家那里寻找灵感，想出奇制胜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再度变成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他彻底失败了。
注释：
〔１〕《“批林批孔”运动始末》《红旗》杂志１９９４年２月号。
〔２〕司马迁：《史记》《韩非传》。
〔３〕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６月第一版第３４０页。
〔４〕同〔３〕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５〕同〔３〕第３４０页。
〔６〕同〔３〕第３５３页。
〔７〕同〔３〕第３５０页。
〔８〕王光美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８页。
〔９〕《林彪文选》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武汉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第１１９页。
〔１０〕同〔３〕３４６页。
〔１１〕同〔３〕第３７０页。
〔１２〕《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０月版第１２８页。
〔１３〕《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据２００４年５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毛远新、汪东兴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毛泽东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
〔１４〕《曾胡治兵语录》，大同书店中华民国３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再版《古代兵经》下册第１３、１５页。
２００９年２月
作者：辛子灵
在太祖高皇帝思想深处，帮主和皇帝是一个概念，他这个终身帮主是现代皇帝的与时俱进的称谓。但他不是普通的皇帝，是具有秦始皇一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称是“马渴死＋秦始皇”。观其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套路，“马渴死主义”是个装饰，是一件骗人的迷彩服，他从来不是马渴死主义者，其“雄才大略”尽是《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理论和权谋。尹振环先生的新著《太祖高皇帝的皇权专制主义——剖析“秦家店”》，对太祖高皇帝时代的建国理论、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揭露和批判。这对我国正在准备着手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从批《十批判书》说起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太祖高皇帝同王宫保、张学士谈话。他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臣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蒋朝也是一样啊！育蓉元帅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太祖高皇帝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臣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太祖高皇帝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支那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育蓉元帅骂我是秦始皇。支那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１〕
根据太祖高皇帝的战略部署，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发下青苹皇后主持起草的１９７４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计民生于不顾，转发迟修撰、谢修撰组织京师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育蓉元帅与孔孟之道》，叫全红巾会全军全国臣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太祖高皇帝要借用秦始皇的服装，演出支那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青苹皇后，大造“葛命”舆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青苹皇后下令中共中央、中书省直属机关在京师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育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相国打个招呼。会上，青苹皇后以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相国被置于受青苹皇后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青苹皇后端坐在主席台上，让迟修撰（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修撰（青苹皇后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中书令周相国，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太祖高皇帝君临天下。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目睹青苹皇后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支那科学院院长郭侍读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育蓉元帅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读一段娱乐：“我们帮主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葛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葛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毒菜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２５日晚上，周相国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侍读。秘书说：“相国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侍读和于氏十分感激，连说：“谢谢相国！谢谢相国！”
过了几天，张学士造访郭侍读。认为郭侍读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陈逆绍禹路线的产物，是反对太祖高皇帝的。谁都知道，郭侍读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相国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陈逆绍禹毫不相干。郭侍读据理反驳后，张学士又提出要郭侍读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反对周相国，郭断然拒绝。郭侍读一辈子拥共拥太祖，与太祖高皇帝诗文唱和，友谊甚笃。到了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在１９４５年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君人南面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太祖高皇帝当做他对马渴死主义的新发展推到历史的前台，所以为太祖高皇帝所不容。
今人多对郭侍读对太祖高皇帝的屈服和奉迎有太多的微词，以至于将他对支那古代史研究的贡献忽略了。《十批判书》是好文章，比起“梁效”、“罗思鼎”那些批孔扬秦的文章来，要高超百倍。当然，郭侍读如仍有北伐途次中的豪气，像与胜朝介帝决裂时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介介》那样，再写一篇《请看今日之东东》，断然与太祖决裂，流亡海外，那将给支那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人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对晚年的郭老不能如此苛求。令人欣慰的是，郭侍读有了接棒者。对秦始皇和法家的研究和批判，类似《请看今日之太祖高皇帝》的著作，由尹振环先生完成了。尹先生以如椽大笔，清理了太祖高皇帝的皇权专制主义。在不分精华和糟粕的复古浪潮中，尹先生继承了郭侍读的臣民本位主义，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地鞭笞和彻底地否定。他说：
支那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太祖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但那还得首先赖于学界的研究与批判帝王文化。只有这样，像美国那样“永远毫无拘束的批评政府，批评领导人”，才有可能在支那逐渐形成。
◇丢了真理迅速占领“势”的制高点
先秦诸子百家是一群游说王侯如何扩充领地完成霸业、如何统治臣民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韩非（公元前２８０～２３３年）脱颖而出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受到秦始皇的青睐。据传秦始皇看到韩非的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２〕韩非的学说得到秦始皇的采纳，成了秦皇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建立统一的大帝国的理论根据。
法家的理论是专为皇帝一个人设计的。讲的是如何坐稳龙廷、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的秘笈。皇帝的龙廷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叫做“君人南面之术”。郭侍读认为韩非是法术家。〔３〕管仲（？～公元前６４５年）、商鞅（公元前３９０～３３８年）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贡献主要在“术”的方面，这个“术”的含义就是我们现在用鄙视的眼光看待的阴谋权术。郭侍读说：
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因情》）不过，无论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寻出一个大概的。多设耳目的一项已经叙述过了，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大纲，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１）权势不可假人；（２）深藏不露；（３）把人当成坏蛋；（４）毁坏一切伦理价值；（５）厉行愚民政策；（６）罚须严峻，赏须审慎；（７）遇必要时不择手段。〔４〕
郭侍读这七条，似乎是给紊葛中的太祖高皇帝画了一张政治肖像，想想“伟大领袖”的作为，不是每一条都能对号入座吗？
韩非的著作是靠提供对付各种不同人等的阴谋诡计打动了秦始皇的。他说：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５〕
这段文言比较直白，核心意思是说，法是公开的，术要深藏不露，以面对众多矛盾，施展阴谋权术驾驭群臣。术的功能是造势，“偶众端”是面对众多矛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用这个办法制服群臣。
韩非认为做国君不必讲究德能服人，才能领众，主要是造势。造成一定的势，平常的人甚至流氓无赖照样做国君。这和太祖高皇帝家天下的谋划暗暗相合，坚定了他传位给青苹皇后、远新太子的决心。韩非引慎到（公元前３９５～３１５年）的话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正贤者也。（《难势》）〔６〕
引文译成白话是说，腾云驾雾的龙蛇，如果失去云雾的依托，类同地上的蚯蚓和蚂蚁。有德有才的好人屈服于流氓无赖，是因为流氓无赖有地位、有权势。上古最圣明的帝王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了；而夏朝昏聩淫乱的的桀当了帝王，可以祸乱天下。弓弱箭飞得远，是借助风力；帝王不贤而令能行，是借助于百姓从众的惯性。尧作为普通人教化百姓，没人听他的；如果南面称王，则令行禁止。可见道德学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造势得位。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７〕
太祖高皇帝发动紊花葛大命，是古今帝王最大的一次造势运动。他把慎到、韩非关于造势的理论，理解的入木三分，运用的出神入化。他彻底发动群众，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审查全国的干部，让群众评判揭发各级当权派，哪些是太祖高皇帝的人，哪些是摄政王的人？他自己“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
太祖高皇帝的大耀馑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３７５５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德和才都输了理，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在臣民中、在红巾会内威信一落千丈。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太祖高皇帝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摄政王、周相国、邓枢密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臣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摄政王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１９６４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３７５０亿斤，比上年增加３５０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摄政王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劣马主义、太祖高皇帝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太祖高皇帝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太祖高皇帝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太祖高皇帝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太祖高皇帝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红巾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在“四清”运动中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红巾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摄政王据理力争，不同意揪所谓“红巾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太祖高皇帝发生了争论，太祖竟然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８〕太祖高皇帝不再讲理了。在丢了真理之后，他要占领“势”的制高点。用强“势”与全红巾会说话，与全国臣民说话。
在广州的育蓉元帅听说２８日太祖高皇帝和摄政王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２９日晚１１时，召见总政治部副主任志坚刘校尉和《红巾军报》总编辑平铸唐校尉，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太祖高皇帝以强有力的“造势”的支持。其要点是：
１９６４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太祖高皇帝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太祖高皇帝著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太祖高皇帝著作的高潮，把太祖高皇帝著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太祖高皇帝娱乐，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太祖高皇帝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太祖高皇帝著作选读本和娱乐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９〕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育蓉元帅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育蓉元帅四两拨千斤，把云卿贺元帅、沧白叶元帅、瑞卿大将军所提倡、所组织的，太祖高皇帝、摄政王、周相国、朱太师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太祖高皇帝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太祖育蓉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太祖高皇帝的授意，育蓉元帅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五军都督府，以育蓉元帅否定太祖高皇帝。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太祖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太祖高皇帝所以能够容忍育蓉元帅这一动摇太祖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育蓉元帅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太祖高皇帝著作的高潮。”太祖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太祖高皇帝正在跟摄政王摊牌，而摄政王得到军机大臣多数、军机处多数、朝官大会多数的支持，太祖有意识地要强化育蓉元帅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军机大臣的多数、军机处的多数和朝官大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太祖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育蓉元帅和自己站在一起，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太祖高皇帝胜券在握。在他批准了育蓉元帅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太祖高皇帝娱乐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太祖高皇帝著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紊花葛大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太祖高皇帝娱乐》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就发行了１２１３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红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臣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耀馑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太祖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太祖、忠于太祖的舆论，这在太祖高皇帝与摄政王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太祖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法家造势固位理论的“活学活用”。这就是韩非说的“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
韩非是不讲理的，他讲力，有力就有理。“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１０〕太祖高皇帝搞运动治国就是这种指导思想，能把１０％的人发动起来，其他９０％的人就得跟着走。回顾太祖时代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只要群众跟着走，他在红巾会内就占了上风，就处于“力多则人朝”的地位。
太祖高皇帝还从法家那里学得了强迫干部和群众拥护他的办法。“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１１〕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就是严惩重罚。在群众语言中有“怕好”之说。一个横行乡里的黑社会老大，百姓见了表示敬意，在市场上拿东西可以不给钱，并不是百姓真敬他，而是怕他，并不是甘心孝敬他，而是怕他砸摊子。这叫“怕好”。紊花葛大命中，有几个是真心愿意跳忠字舞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早请示、晚汇报的？有几个是真心愿意三祝太祖高皇帝万寿无疆的？紊葛中太祖高皇帝把红巾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广大干部和亿万百姓天天喊万岁，９０％以上的人并不是真心爱戴他，而是“怕好”。不慎摔碎太祖的石膏像，就被打成现行反葛命。他造成了这样一种天罗地网般的阴森恐怖的势，扭曲了全国臣民的心灵和人格。邓编修在自杀之前，在遗书上含泪自责，还不忘写上“伟大领袖太祖高皇帝万岁！”嘱咐孩子们与犯罪的父亲划清界限，永远跟着太祖高皇帝干葛命。整死你还得叫你发自内心地拥护他，太祖高皇帝就是这么厉害！
◇由红巾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
在大耀馑失败，饿死３７５０万人的事情发生后，太祖高皇帝出现了皇位（领袖地位）的危机，红巾会出现了执政地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太祖高皇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要与全红巾会对他的失望、不满作斗争，打击、削弱最后废黜由他选择而又为全红巾会认可的接班人摄政王，由红巾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太祖有了高于全红巾会利益的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他代表的才是复辟倒退的势力。他推行的才是复辟倒退的路线，他是向秦始皇那里倒退。
摄政王要纠正太祖高皇帝和红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领导臣民度过危机，维系红巾会天下的合法性，争取顺利接班，阻止太祖高皇帝由红巾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维系红巾会天下的合法性，这是紊葛势力与反紊葛势力的共同目标。太祖作为领袖、作为旗帜，不能倒，不能动摇，成为重建红巾会统治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舆论导向掀起对太祖的个人崇拜之风。太祖借力打力，扶持育蓉元帅和军队，作为倒刘的基本力量和向家天下过渡的跳板。
利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势，太祖高皇帝把红巾会权、政权、军权、文权（文化思想领域的所谓话语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大毒菜者。法家关于专制毒菜的运用，有提纲挈领的提示：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管仲：《任法》）〔１２〕
在紊花葛大命中，太祖高皇帝对“六柄”、“四位”的运用，使人瞠目结舌。在红巾会内，他停止了红巾会会章，让军机处常委和军机处靠边站；他没有国家领导人的名份，践踏宪法，囚禁摄政王，停止了全国臣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明明是他篡红巾会篡国，他靠强势宣传，颠倒了是非，说他既代表红巾会，又代表国家，是别人另立了“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级干部的升降贵贱，去留生死，全凭他一句话，一个御批。他可以让邓枢密、仲弘陈元帅去工厂当工人。他可以让保卫干事王一步登天当了红巾会的宫保。他可以让农民永贵当中书侍郎。他可以让文化泰斗巴和季去喂猪。他可以让青苹皇后的机要员小谢（谢修撰）去领导清华大学。……
紊葛中有两个人是必死的，这就是摄政王和得华元帅。这两个人死盯着饿死３７５５万人的事情不放，要追究太祖高皇帝的责任，而且是他向家天下过渡的不可超越的障碍。但叫他们怎么个死法，太祖高皇帝是动了脑筋的。
第一，不能公开处决。公开处决先要撤销他们的摄政王和中书侍郎的职务，这要经过全国臣民代表大会免职，还要由最高臣民法院定罪量刑，按法律程序肯定杀不了他们。第二，不能秘密暗杀他们。暗杀这种事情，无论设计多么周密，发布指示者最终都是逃不掉责任的。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不能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更显得自己理屈，真理是在他们一边。这显不出太祖高皇帝的伟大来。第三，自杀。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自己了断自己。但这两个人特别经得起“考验”，绝不自杀，有病特别配合治疗，他们有这个底气等待最后全红巾会和臣民的裁判。第四，在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中，假手赤眉军害死政敌。这是太祖高皇帝对法家理论“遇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创造性地运用。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三，这种施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公开的、登报的，足以震慑高级干部，连顶天立地的得华大将军都被太祖高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派出几个赤眉军就把他收拾了，谁还敢出来挡太祖高皇帝的路呢？
我们回顾一个历史镜头，这个镜头作为太祖高皇帝学习法家的“优秀”作业，应该定格在支那历史上。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下午，京师航空学院“红旗”和京师地质学院“东方红”两个造反派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得华元帅大会。得华元帅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得华彭”，名字上划了红叉，被赤眉军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洛甫。京师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赤眉军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赤眉军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赤眉军的拳脚、吐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得华元帅和张洛甫抛上大卡车，由赤眉军押解在京师游街，京师市民惊谔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８月４日下午，经过青苹皇后的精心策划，把得华元帅揪到京师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洛甫外，还有得华的夫人浦氏（她是师大红巾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红巾会委书记、王继任若飞的遗孀李氏。王继任也是不赞成太祖高皇帝和青苹皇后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继任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青苹皇后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得华元帅看见浦氏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地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氏抬头看见了得华元帅，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氏嫁了个元帅，确实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氏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得华元帅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来，你来干什么！”浦氏哭了，但她理解得华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二人此时此地见面，大离奇了！这是蒋朝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京师吗？不还是支那臣民拱和掴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太祖高皇帝吗？你太祖高皇帝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红巾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得华元帅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耀馑搞错了吗……得华元帅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得华元帅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来的游斗车。“我是中书令办公室联络员。你们这样搞是违背中书令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得华元帅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得华元帅被扶上轿车。周相国作为一国中书令，他的权力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得华元帅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得华元帅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淤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太祖高皇帝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胜朝介帝都不如。关胜朝张少帅，杀杨招讨，胜朝介帝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胜朝介帝对胜朝张少帅的处置和太祖高皇帝对得华元帅的处置。胜朝张少帅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让胜朝介帝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胜朝张少帅软禁一辈子。据胜朝张少帅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个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抚台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胜朝介帝死后，胜朝张少帅送一幅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反观太祖与得华之间，得华元帅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太祖高皇帝抓起来，强迫太祖高皇帝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耀馑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太祖高皇帝就必欲置得华于死地。太祖高皇帝不敢关得华元帅，更不敢杀得华元帅，借赤眉军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太祖高皇帝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十年紊花葛大命，太祖高皇帝打接班人这副牌，将摄政王迫害致死，提拔育蓉元帅又逼走育蓉元帅，起用邓枢密又打倒邓枢密，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中书，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青苹皇后。”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青苹皇后。他披着最现代、最葛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青苹皇后顺利接班，通过“紊花葛大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青苹皇后手里，在太祖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
他自比秦始皇，以不可阻挡的底气向全红巾会全军和全国臣民宣示，他要搞家天下，谁要妨碍他，就是得华元帅的下场！
姚侍讲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太祖高皇帝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红巾会帮主青苹皇后；中书令华中书；太子太师王宫保或远新太子；大都督锡联陈将军。
太祖还将这一名单征询了军机处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贵人的回忆：
先帝从（１９７６年）４月至７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红巾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先帝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远新太子、华中书、青苹皇后、锡联陈将军、纪大司寇。对此，远新太子和张贵人都有记录资料。先帝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５日曾召见远新太子、华中书、青苹皇后、汪都堂和我本人，提出太祖后军机处常委名单，远新太子、汪都堂和张贵人做记录。名单顺序为：远新太子、华中书、青苹皇后、锡联陈将军、纪大司寇、汪都堂及张贵人。青苹皇后听后，要先帝再重复一次，并问：宫保、学士呢？先帝当即指着青苹皇后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各砍一刀，说：“老帅、王（宫保）、张（学士）都不进！〔１３〕
太祖高皇帝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宫保、张学士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紊葛四友，削弱青苹皇后的势力，让青苹皇后老老实实辅佐嗣子远新太子“即位”。青苹皇后有野心，有主见，不听太祖高皇帝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太祖高皇帝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人们对他发动紊花葛大命的高尚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华中书和汪都堂在沧白叶元帅等老葛命家的支持下秘密逮捕了青苹皇后、王宫保、张学士、姚侍讲以及远新太子，彻底粉碎了太祖高皇帝复辟封建王朝、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中书、汪都堂有什么错误，在支那历史拐点上，他们力挽狂澜，使支那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煞。在随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中书为嗣皇帝。紊花葛大命十年，太祖高皇帝与全红巾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皇帝，只要不是太祖家族的人，避免了家天下的结局，都是历史的进步。
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１４〕太祖高皇帝对《韩非子》的理解竟不如曾国藩，他想到先秦法家那里寻找灵感，想出奇制胜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再度变成开天辟地的大英雄，他彻底失败了。
注释：
〔１〕《“批育批孔”运动始末》《红旗》杂志１９９４年２月号。〔２〕司马迁：《史记》《韩非传》。〔３〕郭侍读：《十批判书》，臣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６月第一版第３４０页。〔４〕同〔３〕第３４９～３５０页。〔５〕同〔３〕第３４０页。〔６〕同〔３〕第３５３页。〔７〕同〔３〕第３５０页。〔８〕王福晋等著：《你所不知道的摄政王》，河南臣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８页。〔９〕《育蓉元帅文选》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武汉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第１１９页。〔１０〕同〔３〕３４６页。〔１１〕同〔３〕第３７０页。〔１２〕《支那历代哲学文选》先秦编上册，支那书局１９６２年０月版第１２８页。〔１３〕《历史的真象－－太祖高皇帝的生活秘书张贵人的若干回忆》据２００４年５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贵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太祖高皇帝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贵人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太祖高皇帝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青苹皇后、汪都堂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都堂、远新太子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太祖高皇帝指定的军机处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贵人。这件事情张贵人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太祖高皇帝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希望有关部门敦促仍健在的远新太子、汪都堂出来证实或证伪。这是太祖高皇帝搞家天下的唯一铁证，中央档案馆是不会有另外的材料的。〔１４〕《曾胡治兵语录》，大同书店支那民国３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再版《古代兵经》下册第１３、１５页。
２００９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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