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南方价值的捍卫者：约翰·卡洪

　　那些光荣而坚强的人们永远懂得自由的责任。为了他们的传统和信念，英勇献身的南卡罗来那人曾经站立起来并获得承认。在这里，州权之神圣不可侵犯是他们不变的信念。他们赢得了永恒的荣誉。——葛底斯堡战场，南卡罗来纳州纪念碑

　　美国的宪法和政治得益于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妥协。十八世纪末的制宪先贤们在新大陆有机会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他们中有几位对当时的和古代政体，以及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学说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知识和学识可以和当时欧洲的任何启蒙主义哲学家相媲美。他们真是生逢其时，可以把他们的学识和智慧用于创建一个新型国家这么一件千载难逢的事情上。他们制定的宪法是一种混合的制度设计，让各种不同政治原则中的矛盾成分存在于一个制度中，用这种矛盾来相互制约，实现制度的自我调节，以此来建立一种社会的动态平衡，以避免制度的腐败和死亡。

　　建国之初的美国经过前六任总统的努力，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欧洲的影响。到了一八三零年代，美国进入了西部开发时代。当时的美国有三股政治势力：北方商人们的自由贸易；南方大种植园主的农业；和西部开发的土地要求。这三种政治势力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支撑着。南方的大规模农业，所依赖的是奴隶制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北方的工商业者则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在西部开发时期，光靠移民已经无法满足北方工商业的需要了。于是，他们要求解放黑人奴隶，让黑人奴隶成为自由劳动力，为其所用。当然，北方反对奴隶制也有道义上的原因，因为奴隶制有违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几十年，美国政坛之争以畜奴与废奴为主题。最后，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成为联邦主权与州权之争。议会中的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就是制宪先贤们所设计的自我调节。这种矛盾冲突，使得美国的政治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美国力量由此而来，美国的强大也由此而来。

　　西部开发时期，美国国会中有三位有名的参议员，是三股政治势力的代表，史称参院三巨头。他们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雷，麻萨诸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德威尔·卡洪。其中，卡洪是唯一的奴隶制的维护者，他说奴隶制是“正当的财产”，而不是一件必要的坏事。卡洪有着“铁人”之称，原因是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信仰。卡洪提出了“无效理论”，称任何一个州要是认为联邦法律违宪的话，就可以宣告该法律无效。卡洪对奴隶制的维护是南方威胁退出联邦的原因之一。卡洪的“无效理论”是南方反叛的法律依据。不过，卡洪生前始终为联邦政府服务。他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副总统。一八三二年，卡洪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在参议院里他的影响力更大。一八一零年到一八一七年卡洪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他还是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四年的美国战争部部长，和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五年的美国国务卿。

　　卡洪的父亲是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到卡洪出生时，家境已很殷实，有三十多名奴隶和大片土地。独立战争时期，卡洪家族为北美独立作出了贡献，成为声名显赫的大家族。约翰的父亲帕特里克·卡洪是老资格政治家。舅舅约翰·卡德威尔是个坚强的反英斗士，在独立战争中牺牲，卡洪的母亲用弟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

　　卡洪的启蒙教育是由姐夫完成的。十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卡洪弃学回家经营南卡罗来纳州的家庭农场，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一八零零年，家境有所好转，他随即进入耶鲁大学，于一八零四年毕业。毕业后不久便进入了律师界。卡洪志向高远，决心继承父业，献身国家公共事务。受父亲的影响，年轻的卡洪是坚定的的联邦主义者，极力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卡洪与亲英的联邦党人不同，他反对英国对美国利益的侵犯，一八零七年，他公开演说，呼吁民众保卫美国的民族利益，抵御英国的威胁。一八零八年，他被选入州议会，是卡洪四十多年政治生涯的开端。

　　一八一一年一月，卡洪与弗罗里德·布诺结为连理。新娘带来了大片地产，使卡洪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他从此不必为生计所困，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政治活动。卡洪又高又瘦，面色发黄，嗓音沙哑。但他精力充沛，辩才出众，目光有神，韧劲十足。他的口头语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能低头屈服！

　　一八一零年卡洪被选入联邦众议院，是院议长亨利·克雷的主要助手。当时众院中有一群来自南方和西部的鹰派年轻议员，他们对英国在美加边境的行径深感愤怒，想通过战争把英国人从加拿大赶走，同时从西班牙手中夺回佛罗里达。卡洪的强硬态度使他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根据麦迪逊总统的密函，作为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卡洪提交给众院一份报告，建议众院支持宣战，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声誉。战争爆发后，卡洪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他促使国会加快了军队建设，并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

　　战后，卡洪呼吁美国加快建设步伐，在扩张中赢得和平。一八一六年一月，他向议会提出建立现代化海军和常备军的提案，要求更新武器装备，增加军费，建立强大的海军和常备陆军。卡洪呼吁联邦政府完善税制，建立国家银行，扶植工商业。他提出了“补助金法案”，建议由联邦建设全国公路运河体系。但这一法案被麦迪逊总统否决，称其违宪。

　　一八一七年，詹姆斯·门罗总统任命卡洪为战争部部长。卡洪对军队进行了改革，他十分重视巩固边疆的防务，从实战出发，推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建设，他特别注意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一时期，联邦主义主导着卡洪的政治思想，他关注的是联邦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他也主张加强南方在联邦中的地位。

　　在“可恶的税率”上的强硬态度和灵活手腕，使卡洪成了民主共和党领袖，也使他的政治雄心不断地膨胀。一八二四年，卡洪参加总统竞选，但未能如愿。一八二四年大选的结果有争议，最后由众议院裁决。卡洪组织了一个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联盟，他本人任副总统。后来，因为亚当斯单方面支持北方的立场，卡洪与亚当斯吵翻。一八二八年大选中，党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卡洪明确地支持杰克逊，并任其竞选伙伴，他们最终获得了大选的胜利。

　　杰克逊不像卡洪那样主张保护南方利益，这是二人不和的最初原因。杰克逊总统坚持己见，创立政治分肥制，于一八三一年把卡洪的人赶出了内阁。在“伊顿夫人事件”中，卡洪维持风化的道学家姿态，让杰克逊无法忍受。尤其是由关税问题引起的分裂联邦的矛盾，导致卡洪与杰克逊分道扬镳。

　　国会在一八二八年通过一项立法，对很多进口商品大幅度征税。该法的目的是保护国内工业。南方各州反对该法，南方是农业区，工业品依赖进口。美国若对进口商品征税，欧洲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会导致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高关税还会让南方的进口工业品涨价。南卡罗来纳州拒付进口税，称进口税违宪。时为副总统的卡洪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起草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卡洪提出了“否定原则”。卡洪指出，联邦来自各州间的协议。这协议就是宪法，宪法划分了州和联邦的权力，但最高权力——主权，并没划分，仍属各州。各州签署宪法时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联邦，一旦州和联邦间发生分歧，各州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要是联邦法律违宪，该法就无效。怎样的法律违宪呢？卡洪提出，决定权在各州，不是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是联邦的一部分。卡洪说，假设联邦政府的法案，被哪个州认为违宪，或不符合它的利益，该州就可以暂缓执行该法律。卡洪还说，要由联邦中的其他各州来判定该法律是否合宪。若三分之二的州认为该法合宪，提出质疑的州要么接受该法，要么退出联邦。如果批准该法律的州少于三分之二，该法律无效，任何州都不用执行。

　　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麻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韦伯斯特说，海恩的自由第一，联邦第二，是一派胡言，二者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为一体，不可分割，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一样。南方为了得到总统的支持，设宴纪念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晚宴上，南方议员们先是称赞杰弗逊的民主理念，又提到了一七八九年弗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的《外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接下来，话题到了进口关税问题。讲话结束，杰克逊起身祝酒，他双眼直视卡洪，等人声静下来后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卡洪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缓缓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又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让各州平等享受联邦的福利和负担，联邦才能得以保持。”

　　当时，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天内通过了一项“否定宣言”。称一八二八年和一八三二年的关税法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进口税，要是联邦试图动武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退出联邦。杰克逊总统也毫不示弱。他宣布，联邦政府来自宪法，不是各州。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无权退出联邦，强行退出是叛国。作为反应国会通过“武力法案”允许总统动用军队强迫州履行联邦法律。杰克逊派遣了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的查尔斯顿，同时派兵进驻南卡的联邦军事基地，南卡则针锋相对地宣布该法案无效。这时，亨利·克雷提出了折衷法案，定于一八四二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的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取消了早先的否定法案。然而，他们没有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理念继续对联邦构成威胁，直到一八六一年的南北战争，美国用了四年时间，六十多万人的生命，才解决了这场宪法危机。

　　一八四五年的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南北双方在奴隶制的问题上的争论再次到了内战的边缘。参议员亨利·克雷在这一关键时刻象上两次危机临头时一样，挺身而出提出了妥协提案。克雷妥协案中建议：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将其余要加入的地区，分为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州，但不提及奴隶问题；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的领土冲突，以给德州一千万美元为补偿；在华盛顿特区，废止奴隶买卖。史称“一八五零年妥协案”。

　　克雷讲话一周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说他坚信，妥协案对南方没有好处，要保持联邦，北方必须改变对南方的政策。北方要承认南方的权利，让南方人自己的奴隶进入新加入联邦的州。联邦的分裂是北方的责任，因为他们想彻底控制南方。要是不制止这种趋势的话，终有一天，北方势力会强大到改变宪法的程度，进而取消奴隶制。戴维斯说，这是南方绝不能接受的。

　　三个星期后，卡洪在参院发言。时年六十八岁的卡洪，身患重病，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了。卡洪没去听克雷的演讲，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以他的南方立场写下了演讲稿。一八五零年三月四日，卡洪走进参院，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了，参院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向他致意。卡洪白发垂肩，两眼炯炯有神。因为虚弱，卡洪请参议员梅森代读。卡洪说：如果奴隶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造成联邦解体。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联邦正在崩溃。各地的教会，已南北分裂，两大政党也分成了南北阵营。这是北方的过错，是他们打破了南北的政治平衡。随着北方人口的增加，他们夺取了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北方不顾南方的反对，强行通过进口税法；在新加入联邦的州里将南方奴隶主拒之门外。目前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南方各州体面、安全地留在联邦了。拯救联邦的出路不是克雷的妥协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公正地解决双方的所有争议。卡洪说，“南方要求的是公正，纯粹的公正，除此以外一律无法接受。除了遵循宪法，南方不会提出任何妥协，不会做出让步和投降。南方已经没有退路。”卡洪要求南方在西部新州中享受同等权利，实施遣返逃奴法，修正宪法，使南北双方的政治力量得以平衡，同时停止对奴隶制的攻击。要是上述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卡洪说，南方将从联邦分离出去，要是无法和平分离，南方会在投降还是战争之间做出选择。卡洪发言结束后，南方议员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不过很多人对他的极端要求并不认同。大多数南方人觉得，克雷妥协案才是保持联邦的出路。

　　有“铁人”之称的卡洪，最终还是抵不过肺结核对他健康的损坏，一八五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华盛顿逝世。卡洪的遗体被运回南卡的查尔斯顿，安葬在的圣菲利普教堂的墓地上。卡洪身后获得了许多荣誉，母校耶鲁大学将一个学院命名为卡洪学院。一九五七年，卡洪被美国参院评为“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二零零年，卡洪又当选为“最伟大的七人”之一。

　　卡洪所处的时代，是美国产生自己的民族性格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行动本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互动，产生出了种种他自己意料不到的结果。他对奴隶制的维护，其实是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价值观的维护。为此，卡洪不惜让南方脱离联邦。卡洪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最初的联邦宪法对奴隶制没有明确的规定，甚至对联邦主权和州权之间孰重孰轻都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奴隶制的问题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宪法之争。卡洪因其健康原因，最后没有见到南北分裂的局面。卡洪也没有看到美国最终走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

　　回过头来看历史的发展，很多事情，实出偶然。美国独立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上，但启蒙思想的根源是唯理主义的和机械论。在启蒙主义者眼里，自开天劈地以来，所有的自由与秩序，都是理性的设计与行动的产物。斯宾诺莎说过，“自由的人，就是完全按理性生活的人。”推论至国家的层面，自由的国家，就是完全按理性统治的国家。那末，理性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人类的历史究竟能否用理性的人和人的理性来解释呢？人类的道德规范、民主理念、和各种组织原则有多少是来自理性的呢？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修谟，对理性有过最理性的论断“理性只是激情的奴隶。”但是，因为理性在科学和技术中取得的成果，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权能的增加。使得人类的理性崇拜甚至是国家崇拜，越来越深入人心。

　　直到了二十世纪，哈耶克指出：人类生活中的很多秩序，不是人能设计的。市场秩序、道德秩序，国家起源、社会制度包括奴隶制、等等，也不是来自理性。这一切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非来自人类理性的预先设计。按照哈耶克的立场，它们既是“人为”的，也是“自然”的。也就是说理性不可能设计和预定一切，于是社会的发展就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所有在历史进程中的人物，无论他们的主张、观点、和行为如何，对人类整体的历史都有影响。从这一观点出发来看约翰·卡洪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会被评为“最伟大的七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