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政府的目标是改善这个社会契约中的所有签约方的生存情况,除非它能够改善那些作为政府基石的人民的生存情况,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达到其成立的合法目的”。
——约翰·昆西·亚当斯
来美国快二十年了,这些年中美国有过五次大选,产生了四位总统,有过两次战争和无数次政坛危机。其中以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和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是旗鼓相当。尽管布什父子的政绩不怎么样,但作为布什家族来说在不到十年内就出了父子两任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只有建国初期的亚当斯家族有此辉煌。美国的国体是共和制,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由选举产生;政体是总统制,总统要对选民负责。这样的制度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因此在四十多任总统中,只有两对父子和一对祖孙。与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对父子总统相比布什父子就差多了。这里要介绍的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一七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市,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母亲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是总统夫人,也是总统母亲。她在约翰·昆西·亚当斯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时去世。约翰·亚当斯有幸在九十岁时目睹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总统。
亚当斯的童年是在独立战争中度过的。亚当斯从小才华出众而且早熟,在成长的岁月中,他经历过的惊心动魄场面比任何总统都多。八岁时,亚当斯和母亲亲眼目睹了邦克山之战。父亲投身独立革命战争,常年不在家中,作为长子,亚当斯很小就承担起了男子汉在家中的责任。对孩子来说,战争永远是恐怖的。亚当斯从小就知道,他们一家可能被英军残杀,或是被劫为人质。十一岁的亚当斯作为父亲的秘书出使欧洲,一直到到十七岁,他都在欧洲。因为他流利的法语,十四岁的亚当斯被派去俄罗斯担任达纳的秘书。亚当斯对圣彼得堡的印象只有一句话:“除了奴隶和王公之外,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十五岁的亚当斯曾前往海牙与父亲相会,他独立旅行了五个月到达海牙,途经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哥本哈根、汉堡、不来梅和阿姆斯特丹。一七八五年,亚当斯回国时,已是一位成熟、彬彬有礼的青年了,并掌握了国际事务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数美国政治家都没有他阅历丰富。
独立革命期间,昆西市的正常教育终断了,亚当斯在父母和父亲的两个职员的指导下学习基础知识。十岁时,他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他的正规教育是从巴黎的帕西学院开始的,在那里,他学到了击剑、跳舞、音乐、艺术和古典文学,他与父亲一起解代数、几何、三角学和微积分习题。亚当斯还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拉丁语学校学习过。一七八一年,亚当斯转入莱登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一七八五年回国时,亚当斯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七年亚当斯在哈佛学习,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参与校园恶作剧。他是哈佛荣誉学会会员和乐队长笛手。毕业时,他是五十一名学生中的第二名。毕业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公众信任国家福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演说。亚当斯严厉批评了哈佛的教师,但他从未后悔上哈佛。刚回国时,他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洋洋得意。他认为是哈佛让他削弱了“自满情绪,并对未来的期望更接近于现实”。哈佛毕业后的三年中,亚当斯师从西奥菲勒斯·帕森斯学习法律,业余时间里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古代历史到通俗文学等大量书籍。一七九零年七月,亚当斯获得律师资格。
亚当斯是建国初期总统中最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教派。他后来写道,“我坚信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存在,他在我的心中立下了不朽的道德准则,他指引我的尘世行为;我坚定地信仰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救世主的神圣使命,他宣扬永生,在尘世传播和平、善意、人的天生平等和‘你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邻居’的原则。”亚当斯定期参加礼拜,总统任期内,他到一神教教堂参加早礼拜,在长老会教堂做下午礼拜。他每晚背诵睡前祷告辞;早晨他总要读几章《圣经》。亚当斯认为基督是超乎人类的,他不相信基督的神性,他也不接受《圣经》中提到的各种奇迹。
亚当斯打台球、读书、写日记、养花、散步、骑马、游泳、看戏、品尝葡萄酒。一次晚宴后,亚当斯从十四种葡萄酒中正确地辨别出了十一种。亚当斯用日记排解自己的感情,十七岁起开始记日记。他写道,“可能没有人像我这样详细地记录了从童年到八十岁的每天的生活。”亚当斯每天都写日记。总统任期内,亚当斯常一大早去波托马克河裸泳,他是游泳高手,一次暴风雨中,差一点被淹死。他最后一次裸泳是在七十九岁。
一七九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三十岁的亚当斯与二十二岁的路易莎·凯瑟林·约翰逊在英国伦敦结婚。路易莎生于伦敦,是惟一一位出生在国外的第一夫人,父亲是美国商人。独立时路易莎一家在法国南特避难,四岁的路易莎第一次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那时他只有十二岁。再次相遇时,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有着金红色头发和棕色眼睛。这次相遇是在伦敦,她父亲是美国领事。亚当斯开始喜欢她姐姐,后来爱上了路易莎。路易莎父亲破产后,亚当斯总统任命他为邮票局长。路易莎体弱多病,常常昏倒,她经历了几次流产。她的两个年长的儿子的不幸去世加重了路易莎的感情负担。亚当斯承认“在处理家庭开支孩子的教育等方面,我们有过许多感情、兴趣和意见上的分歧”。他又说,“她一直是忠诚而柔情的妻子,细心温柔慈爱的母亲,悉心照料着孩子们。”一八四八年,丈夫死后,路易莎一直生活在华盛顿,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五日路易莎去世,她被埋葬在昆西市,丈夫的身边。
一七九零年成为律师后,亚当斯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没什么客户。一七九四年至一七九七年,总统华盛顿任命亚当斯为驻荷兰公使,是对他的支持政府的文章的回报,还因为他熟悉荷兰和荷兰语。亚当斯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独立战争期间荷兰给美国的贷款所产生的债务的偿付问题。亚当斯细心观察了法国大革命,写出了见解深刻的报告送给国务卿,另有非正式报告送给副总统,他的父亲。一七九七年至一八零一年,亚当斯担任驻葡萄牙公使,到任之前,已就任总统的父亲改变了对他的任命,他成了驻普鲁士公使。在柏林,亚当斯缔结了一七九九年的贸易协约《普鲁士美国条约》,继续写欧洲观察报告发回美国。
一八零一年,亚当斯回国,第二年代表萨福克县被选入州参议院。他试图改革议员席位的分配,没有成功。一八零二年,亚当斯作为联邦党候选人,竞选美国议会中的波士顿议席,惜败。一八零三年,亚当斯被选为美国参议员。亚当斯虽然是联邦党人,但支持杰斐逊政府。亚当斯是国会中惟一一个支持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联邦党人,他也支持《禁运法案》。亚当斯在参议院的重大贡献,是成功地抵制了一八零三年的《金—霍克斯伯利公约》。公约的失败使美国保有了华盛顿州的北半部、爱达荷州的北端、蒙大拿州北部三分之一的领土、北达科他州的北半部以及明尼苏达州的西北部。他试图推行一个联邦支助的国内发展计划,未能成功。
一八零九年,亚当斯接受麦迪逊总统的委任,成为美国第一任驻俄公使。亚当斯与沙皇亚历山大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说服沙皇允许中立的美国船只进入俄罗斯。驻俄期间,亚当斯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的任命,被他拒绝。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战争中,亚当斯生动地记录下了这段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并将报告发回华盛顿。他为俄国的最终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一八一四年,麦迪逊总统派亚当斯作为《根特条约》的首席代表,率领五位代表与英国谈判签署结束一八一二年战争的和平条约。谈判中,亚当斯为美国争到了最大的利益:英国把占领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了美国。英国归还了在美国强占的所有财产,包括几千名黑奴,因为黑奴被全部释放了,英国为此赔了二十五万英镑。在印第安人问题上,美国得到了自作主张的权力。签约后,两国停战,各项条款一一落实。让英国感到冤枉的是解放奴隶还得赔款,原来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天理。
一八一四年,亚当斯在《根特条约》谈判中与英国首席谈判代表握手。
一八一七年,亚当斯担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才华、成就最高的国务卿。任职期间,亚当斯取得了美国在加拿大海域的捕鱼权,确定了从明尼苏达州到落基山脉的美国与加拿大边界,还从西班牙手里取得了在他父亲手中失去的佛罗里,并将西班牙势力驱出了俄勒冈地区。
一八二三年,亚当斯说服了门罗总统,只承认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亚当斯起草了“门罗宣言”,这个宣言为美国未来一百年来的外交路线制订了“孤立主义”原则:欧洲国家不得在西半球设立殖民地,欧洲国家不得干涉美洲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美国也不干涉欧洲事务。用一句话来概括“门罗宣言”,就是“美洲是美国的美洲。”反对者中,有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他们主张接受英国的邀请,发表共同宣言。但门罗最终采纳了亚当斯的主张:“我们这样做,与美国象紧跟在英国军舰后面的小划艇相比,更加坦白,更有尊严。”对欧洲来说,美国的这个宣言,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但没过多久,欧洲列强就发现,从“门罗宣言”宣布的那一天起,美洲就容不得他们横行霸道了。
门罗主义体现了国家制度的先进性对外交的积极影响。从根本上说,外交是内政的体现和延续,先进的制度能激发国民蓬勃向上的朝气,能为外交提供效率和决断,产生积极进取的外交。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制已呈颓势;与此相对的是美国的共和制的生机和活力,美国人对自己的制度充满信心,孤立主义是要将其独特的制度与欧洲大陆的旧制度分隔开来。有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美洲就不会退回到落后的制度。“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包含着共和制优于殖民制的因素。美国的决策者在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发表的门罗宣言,是对共和制有充分信心的表现,他们把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外交的优势。门罗宣言的发表,是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标志。亚当斯的意见能够为其他人接受,亚当斯的个人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门罗和其他决策者有着同样的强国理想,美国应该和英国平等。美国在一八二三年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这个国家在当时已经享有它今天所拥有的尊敬了。美国决策层对于国家强大的信心和决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一刻,美国决策者抓住了机会赢得了列强的认可。门罗主义成了美国外交的“一块基石”,开创了它的外交传统并延续了下去。门罗时代,国际关系准则是均势外交。崛起的美国,要遵循既有的国际准则,并将其向前推进。美国的制度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新的选择,它代表了时代的方向。在列强们忙于争权夺势时,美国置身其外,这是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一个超越。门罗主义提出了“非殖民原则”,适应了拉美各国寻求独立的潮流,阻止了殖民主义在拉美的复辟,受到了拉美各国的普遍欢迎,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进步。“非扩展原则”和“不干涉原则”对当时的欧洲列强的冲击很大,梅特涅诅咒门罗宣言是“邪恶的教义和危险的榜样”。门罗时代,门罗宣言是国际关系的进步,它用道义的力量弥补了美国实力的不足。
按前几届的惯例,国务卿是总统的钦定接班人。但亚当斯对于总统竞选抱着超然态度,这就促成了其他阁员的积极性。财长克劳福德,陆军部长卡洪,和众议院院长克莱都在积极争取提名。一八二三年,全国性政党大会还没有出现,总统候选人从地区的提名中产生。这一时期的国会的秘密协商总统提名声名狼藉。一八二四年六月十日,马萨诸塞州议会提名亚当斯为总统候选人。新英格兰地区迅速响应,支持他参选。肯塔基州议会提名克莱为总统候选人,西部各州纷纷聚集在他的旗下。财长克劳福德,在只有三分之一人参加的秘密协商会议上成为总统候选人,他的声势最大,因为财政部的官职最多。但克劳福德在一八二三年九月中风,险些丧命,前景为之一变。一八二二年一月,田纳西州一份报纸提名安德鲁·杰克逊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建议竟如烈火,立既燃遍大地。八月,田纳西州议会竟为此休会,提名杰克逊为总统候选人。四位候选人不同程度地支持保护性关税政策。亚当斯的联邦政府支持国内发展的计划对选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奴隶制还不是分裂性的议题。亚当斯有着新英格兰以及制造业集团的强力支持,纽约州也有大批追随者。他竞选班子中的瑟洛·威德,后来成为辉格党和共和党的政治首脑。杰克逊和克劳福德获得了南方的支持,在西部杰克逊和克莱平分秋色。一八二四年的投票结果,杰克逊在普选和选举人票中都获得了第一,没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于是,总统将在获票最多的三人中由众院做出决择。获票最多的是杰克逊,亚当斯和克劳福德。这时亚当斯急了,和克莱谈了两次话,内容没人知道。但克莱把他的票都投给了亚当斯。亚当斯上任后,任命克莱为国务卿。这样亚当斯当上了美国第一位“少数总统”。
当选后的亚当斯主张通过联邦的力量,使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他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应受到宪法的限制,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总统。在一八二五年的国会咨文里,亚当斯提醒美国人民:“建立政府的伟大目标是改善这个社会契约中的所有签约方的生存情况,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完成其建立的合法目的,除非它能够改善那些作为政府的基石的人们的生存情况”。他首先强调总统的行政权,并以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最高金融机构。另外,他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国内工业;以联邦的力量保护印地安人,防止各州侵犯其土地。他提议修建公路和运河网、设立国立大学,建立国立天文台。但当时美国国力有限,亚当斯只实现了坎伯兰公路向西延伸至俄亥俄州的计划以及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的建设。亚当斯的这些理想在当时的美国超过了时代所能接受的程度,当时的美国人很不喜欢联邦政府对地方的干涉,尤其是南方,他们对亚当斯的废奴倾向十分害怕,担心有朝一日会导致奴隶制的崩溃。
一八二八年,亚当斯总统提议对进口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保护新英格兰地区的国内企业。杰克逊的支持者极力反对并试图修改提案,他们要求对进口原料也征收高关税,这些原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生产所需,这样,他们就可以扼杀亚当斯的关税政策。没想到,新英格兰的议员们明知有缺陷,还是投票支持该法令的批准。因此,《一八二八年关税法案》就成了法律,很快它就被称为“可恶的关税”。尽管关税很快回落,该法案还是促使副总统卡洪起草了《南卡来罗纳州申辩书》,声称各州有权废除联邦法律。这为后来的南北分裂提供了依据。
亚当斯没能获得连任。从华盛顿退休后,一八二九年六月,他回到了家乡马萨诸塞的昆西市。一八三零年九月十七日,波士顿建城二百周年纪念日当天,《波士顿日报》提名亚当斯为普立茅斯的众议员侯选人,克莱是该报的后台。克莱想让亚当斯成为众议员,使他不再成为其下届总统竞选中的对手。亚当斯以高票当选,一洗他在总统选举中“少数总统”的不悦,他是惟一一位离任后又进入众院的前总统。亚当斯是最勤奋的议员,众院的发言记录中,他的名字出现的最多。亚当斯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意见,他遵守程序、遵守议事规则,是最优秀的众议员,他的对手也对他赞不绝口。在众院十七年中,亚当斯经常是众院里的少数派:他支持延长美国银行的期限,反对合并得克萨斯,反对墨西哥战争。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在黑奴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他再三声明他不主张废奴,但人们还是把他归为废奴派。宾州的教友会人士让亚当斯给国会递交请愿书,他老老实实地递了上去,同时暗示他赞同在华盛顿特区取消奴隶买卖,但不能支持废除奴隶制。教友会人士问他为什么不能支持废除奴隶制,他给出三点回答:一,他是马萨诸塞州人,不能要求别州或特区取消奴隶制,这个问题应由当地人自行解决;二,他不想激化矛盾;三,他相信他选区的选民同他有一样的想法。他又说:“从道义上讲,我同情世袭奴隶远胜过同情世袭奴隶主。我相信时代精神是趋向解放的,但我受合众国宪法约束,不能自由地去解放,这事必须由当地人来做。”即便如此,亚当斯还是接到很多恐吓信,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态度。在日记中,亚当斯这样写道:“废奴运动的目标高尚,动机纯洁,但要做这样巨大规模、巨大困难和巨大危险的事业,我一想起来就有退缩感,更不用说要我出头来做这件事了。”一八三八年,亚当斯连选连任,他仍然不断地向国会代递请愿书。他认为请愿书不是废奴问题,而是言论自由问题,他必须誓死保卫这种权力。他向国会提出了四大自由:思考自由,新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代表公民者的言论自由。他扬言要为这四大自由奋斗到底。
南卡议员平克奈针锋相对,提出了三个提案:一,国会没有权力干预任何州内的奴隶制;二,国会不应干预特区内的奴隶制;三,凡是涉及奴隶制或废奴问题的一切文字材料,不能付印,自动搁置不议。亚当斯坚决反对第三条,认为它违宪,违反众院议事规则,违反选民权利。为了反对该法令,亚当斯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阅读大量废奴主义者送来的请愿书。八年后,他赢得了胜利,众院终于在一八四四年废除了这个封口令。亚当斯的选民为此做了一个象牙手杖送给他。这位前总统在众院里获得了“雄辩老人”的称号。
亚当斯还经历了一次弹劾风波,根据言论自由原则,他代递了一份解散联邦的请愿书。弗吉尼亚议员怀斯首先发难:“对提交这样的请愿书的议员,要进行审察。”还有人还直指亚当斯叛国。亚当斯在众院中展开了辩论,辩论进行了好几天。北方人民纷纷写信给众院支持亚当斯。众院以一百零六对九十三票,决定结束辩论,这是亚当斯的胜利。事后,亚当斯说:“目前南方对北方的做法,无疑会导致危机。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恢复宪法给予的权利,要么解散联邦。”一八五五年,当年的议员怀斯已成了弗吉尼亚州长,他沉痛地回忆道:“如果我不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话,我就是个不可救药的笨蛋。我要对你们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我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承认这位已故老先生的明智和睿智。他曾一再在众院休息室内和议事厅里对我说,只要奴隶制存在一天,牧师就会在教堂内,教员就会在教室里,报纸就会在纸上反对奴隶制。他的预言完全兑现了。”
亚当斯是个内向的人,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一位女记者知道亚当斯有每天清晨裸泳的习惯后,一天清晨,她赶到他裸泳的波托马克河边,把他岸上的衣服藏了起来,然后到河边采访亚当斯,亚当斯只好接受采访。但他要求不涉及政治和奴隶制。女记者不能把总统逼的太急,就问了些宗教上的问题。在答女记者问中他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父母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圣经》是神的语言,他相信基督复活。在亚当斯看来,基督教和科学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上帝管的是灵界的事,科学管的是人间的事。
亚当斯是第一位大力提倡科学和教育的总统。为此,在接受英国人詹姆斯·史密森的遗赠的斗争中,他起了主要作用。史密森是英国伯爵诺森伯兰的私生子。伯爵去世后,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他。史密森没有儿女,他把财产都留给了侄子。但有个附加条件:要是侄子有子女的话,财产就留给他们;要是他没有子女的话,财产就送给美国,创建一个传播知识的机构。巧的是史密森的侄子真就没有子女。为了让这笔五十万美元的遗产用于建立史密森学会,亚当斯给国会写了份报告。报告大受欢迎,国会批准了建立史密森学会。亚当斯还建议建立国家天文台,但没有能实现。一八四三年,他为辛辛那提天文台的奠基仪式发表了演讲,七十六岁高龄的亚当斯不顾西部的严寒天气,长途跋涉出席了这次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事件。
一八四六年底,亚当斯在波士顿轻度中风,身体恢复后,他又回华盛顿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亚当斯在投票反对给墨西哥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授勋时,他大喊一声“不”,几分钟后,亚当斯第二次中风。这一次很严重,他一下子瘫倒在俄亥俄议员费希尔怀中。被抬到众院院长办公室后,亚当斯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很严重,他说:“这是最后时刻了,我感到心满意足”。之后,他一直昏迷,两天后去世,享年八十岁。随后的两天里,哀悼者列队瞻仰亚当斯的遗容。二月二十六日,在众院议事厅里举行了葬礼。亚当斯被安葬在昆西市的家族墓地,妻子去世后,两人被合葬在昆西市公理会教堂的墓地,他父母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亚当斯旁边。墓碑上写道:“半个多世纪里,在国家召唤他的时刻,无论在哪个半球或是什么职位,他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付出。”遗嘱中,亚当斯将他的八千五百多册藏书、个人书信、昆西市的宅邸和土地留给了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经历了四十年六任总统的美国建国初期,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就算结束了。要是从独立革命算起这段时间也就七十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美国这个全新的国家在国家的组织原则上,为新老国家的未来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同时也为其自身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反抗,以波士顿的造反和第一届大陆会议为标志,《权力宣言》为代表性文件,造反者声称没有代表在英国议会就不纳税,这一时期到一七七五年结束;战争,以英美间的战争为标志,惯穿着启蒙思想的《独立宣言》为代表性文件,参战者要从英国手中争得人权,这一时期到一七八三年结束;制宪,以制宪会议为标志,用平衡权力和自我调节的理念设计出了人类第一部成文法,确立了美国的联邦制,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制订了政府官员的产生办法,界定了政府的权限,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一时期到一七八九年结束;建国,建国初期的美国在完善政府各部门的功能的同时,还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它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国内事务以土地扩张为标志,国际事务由门罗主义为标志,这一时期到一八二九年结束。
在开国先贤们的努力下,尽管美国宪法以保护富人利益为宗旨。但其平衡权力和自我调节的功能,让美国得以在建国初期在联邦权力致上和州权致上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使其既能以州权致上的理念作为向西部扩张的动力,又能用联邦权力致上的国策来和欧洲列强打交道。宪法中唯一的隐患就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伟大的妥协”。当年宪法得以通过主要是因为把南方的奴隶按五分之三来统计其人口,才有了在国会中的南北方的权力平衡。正是这个让美国宪法得以通过的妥协,最后成了美国将要面临的最大难题,当年因它成就了宪法,后来也是因为它造成了美国的南北分裂,六十二万人为此战死。但在建国初期对西部的极力扩张和积极的对外贸易中,奴隶制没有产生严重的南北对抗,其中国会所起的折中缓冲作用不可忽视。国会中约翰·昆西·亚当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jeudi 18 mars 2010
老钱:美国往事:外交天才:约翰·昆西·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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