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陈序经《东西文化观》是第一篇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说的文章。置诸今日，如新发硎。缺点是不能摆脱“东西文化”的对称观。事实上并不存在东西文化间的对称关系（文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把这种对称关系消解了，但仍有残余）。
第一编为“复古主张的观察”，含关于孔子、辜鸿铭、梁漱溟复古主张的批评。其中关于所谓孔子复古主张的批评，实为虚指。盖当时国民政府忽而尊孔，故直指孔子而攻之。也因虚指，故这一段冗长而平淡。于辜于梁较生动。
第二编为“折衷办法的派别”，攻“道器折衷”（薛福成）、“体用折衷”（张之洞）、“精神物质折衷”（梁启超和在中国的罗素、杜威）、“静动折衷”（泰戈尔、李大钊、伧父）、“动植折衷”（刘鉴泉）、“人与物的折衷”（亚洲文化族会）、“所谓科学的选择办法”（孙本文）等折衷办法。是编论文化的整体性，证明精华糟粕说及一切中国式辩证法的妄诞。
其中驳“静动折衷”一章有未到处。盖所谓“东方”历史上之“动”与“西方”之“动”决非一事，前者为évolution，后者于évolution之上更有progrès。陈文未指出两种“动”的区别。
“动植折衷”一说尤怪诞，很有观赏性。
“人与物的折衷”一说，以及“王霸互用”说，与今日种种反动分子言论颇相似，即所谓西方霸道云者。陈说：“一部欧洲历史虽有了不少的你征我伐的事情，然而雅典人的正义主张，斯多亚的世界观念，罗马法家的自然平等之法律，基督教的博爱信条：以至近代的哲学家像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近来的民族自决，裁兵运动种种的主张和动作，难道就是霸道的主张和运动吗？……要是亚细亚人强盛起来了，那么亚细亚人之霸道之施行，恐怕还要甚过西洋人。……欧洲人之对外，两百余年来虽有了不少的侵略的形迹。然而欧洲各国之对内，却有了不少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宗教上的解放，而特别是政治上的解放，无一不是欧洲近代文化史上的特点。至于中国所谓对外既不见得有所解放，而对内呢，却无时无处不在压迫之中。中国人之于欧洲民族，在历史上固以蛮夷相视，其对于亚洲之各种民族也并不见得是当作平等民族看。……再从对内方面来说，恐怕有史以来以至今日的中国，都不见得做过什么惊人的解放。”是皆不刊之论。只是说的分量还太轻。每见七十年前皇军屠杀之事，就想到自己身上的残忍，想到儒法文化所鼓励的那种残忍。
“科学的选择办法”为当时的伪科学。伪科学来自对“科学”一词的崇拜和滥用。
第三编为“全盘西化的理由”，先从态度和事实两个层面叙述西化主张的趋向，然后论近代以来世界文化的趋向，然后从历史和结构两个角度比较东西文化，最后解释关于全盘西化的疑惑。是编内容很充实，很有趣，为全文的大轴。
摘抄一些放在今天也一样有效的言论：
事实上，中国固已逐渐的趋于全盘西化的路上，就是事实上的世界也逐渐的趋于西洋文化的路上。换言之，所谓西洋文化，可以叫做现代文化，或是世界的文化。她是世界文化，因为世界任何一国都是采纳这种文化，她是世界文化，因为现代任何一国，都是朝向这种文化。简单的说，西洋的文化，是现代世界的文化。
何以西洋文化为现代世界的文化？他没有解释清楚。为之补充：因为所谓“西洋文化”来自人和自然的对立交流的关系，本身就是追求且能够具备客观性、普适性的文化；而世界上其他一切文化，要么致力于强调人和自然的对立但取消了交流（如东正教、伊斯兰教），要么致力于取消一切对立（如佛教），要么致力于制造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对立（如华夏及儒学文化圈），因而无论追求不追求普适性，都不能获得普适性。
中国文化自从汉族从西方移植到中国以后，逐渐的已变成单调的文化。……春秋战国的时代的紊乱不定的状况，虽有了四百余年之久，然除了思想上比较自由而能稍有放异彩外，政治，社会，道德，礼法，以及物质上的各种生活，老实没有很大的变更。而且所谓思想上能略放异彩，也不外是从量的方面来说，在质的方面，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退后。……同时因为围绕着中国文化的其他的文化，事实上既比不上中国，中国人也为了传统观念及自大的态度所阻，而不愿虚心接受。……持了这种反对外来的东西的偏见的人，当然没有法子去变更和创造文化，结果是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在时间上或是空间上，所谓发展不外是死板的延长和放大，决无改变的可能性，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决不能使其再进一步。……所以明白过去中国的人，能够明白“现在”的中国，明白“现在”的中国的人，也能够明白过去的中国。
……
希腊人一方面能够尊重自己，一方面又能够虚心效人；一方面享受实在的生活，一方面却又努力来求一个至善或较好的社会。所以从他们的实际的成就和已经达到的文化各方面来和周秦时代的中国比较，固各有可取之处。然在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方面看，则他们正如旭日初升，而中国却已入了黄昏时代。…… 从文化的发展的趋势上看去，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固是优胜于中国的周秦时代的文化，就是从文化的本身来看，后者也未必就比较前者为优。从物质方面来看，伟大的长城，华丽的阿房宫，精美的丝布，也许不亚于罗马的道路，希腊的柏地那·Parthenon·然从法律，科学，哲学的成就方面来看，周秦远比不上希腊罗马。比方亚里士多德所采集百余种的宪法，罗马的法律，姚格里Eu[g]lid的几何，泰尔斯Thales的天文，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而特别是他的政治，伦理，哲学，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简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
论者每以为中古的欧洲文化，是远不及中古的中国文化。平情而论，不但中古的欧洲是黑暗时代，中古的中国也是黑暗时代。……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却和中世纪的中国有了很大的差异；[：]后者仍旧的单调，而前者又增加了外来的文化特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是希腊罗马和犹太三者的混合体。……因世俗事和精神事的冲突，小社会和大社会的对峙，中世纪的悠长历史，与其说是一种静止调和的文化，不如说是文化的过渡时代。因为他[她]是过渡时代，所以她正是在发展的途程中，正是待着机会而开新的局面。而且因为中世纪的文化恰好是好几种文化的混合，所以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并不像中国之鄙视排斥。因此之故，才能生出现代的欧洲文化。
这里论所谓“东西文化”的历史，基本正确。尤其谓中国文化为单调的、杜绝可能性的文化，西方文化为可能性的文化，一针见血。唯云“伟大的长城，华丽的阿房宫，精美的丝布，也许不亚于罗马的道路，希腊的柏地那”，是因当时中国建筑史、工艺史等研究尚未开展，陈在提及的时候不免心虚，遂取耳食之谈以为让步策略。又，中世纪以下，陈论文艺复兴之原因，归诸十字军东征和蒙元西征，过于草率，是缺点。
“民以食为天[。]”这是东方的俗话。所以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条件。孔子虽说“食无求饱”[，]然而多数的圣人，都很重视饮食。食固然是这么重要，但是中国的固有文化，对于食这件事，不但没有西洋人那样的合卫生，而且没有西洋人那样的充足。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还且找不到食，遑论什么卫生。数年前国际救济会秘书莫来利Mallory先生著了一本书，叫做《饥荒的中国》（China: Land of Famine）[，]说明中国人之对于食的问题之艰难。据他推算中国的人，平均每年只有一百元的收入，然而除别的费用外，还要养着五口之家。在南方的中国，生活程度虽较高一点，然而大多数的人，平均每月只有三四块钱的食。我们把这个统计来和西洋人的大多数的人的食用费比较，简直是没有可以比较的。中国每以食物之美夸耀于世界，而然[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饥饿，而且这些所谓精美的食，未必合于卫生。那么以食自夸于西洋的中国人却是连食都未及人的中国人了。
今天的中国人刚得了“饱”不几年，便忘记“饱”的状态代表着中国人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极乐世界。58年人民公社办食堂，最有蛊惑力的宣传就是“敞开肚皮吃”。
有人说这是一般老百姓的梦想，上层阶级自有精美的食物。其实就算地主的生活，搁在现在的上海、北京，也跟民工相仿，或许还不如。60年代有个四川方言喜剧片，《抓壮丁》，里头的地主家，现在看来几乎家徒四壁（要知道那时的电影是要突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反差的）。片子里佃农交不起租子，便在除夕给地主家送了一片猪肉，以示讨好，要求宽限，地主婆一见那小片肉，心花怒放，五官堆成了包子褶子，“这下过年可有的吃了”。这就是不经意间透露的事实：中国畜牧业薄弱，少肉食——而畜牧业薄弱，恰因为农业脆弱，因为粮食收成喂人都喂不饱，实在没有多余的喂牲口。明清江南一带，士绅固然免于饥馑，但高质量的食物却一样匮乏。从晚明笔记中，可以窥出消息。种种“精美”的烹调方式，大率是针对蛋白质不足的补救措施。所谓大鱼大肉，则是要逢着年节才有的——吃之前还得先往祖先神位前摆摆呢。祥林嫂就想替人家干这活。
计划经济时代又有所谓“主食”、“副食”之说，把淀粉类食品说成主食，把蛋白质食品（肉、蛋、禽、鱼甚至豆制品）和蔬菜类食品说成副食，真是自欺可以忘饥，欺人可以相忘，社会真和谐。实质就是喂饱已属大吉。我小时候，因某些原因（不全是体制的原因），分配不到鸡蛋，据说小时候的缺钙跟这有关。我的一个大师姐，北京人，八十年代在同济读书，回忆当年，同济给她最美好的印象就是吃，因为那时北京无物可吃，所谓菜，除了茄子就是大白菜。然而当年的上海，据我的记忆，食物依然单调。所谓“副食品”的淡季，更是顿顿如嚼蜡。当初国营菜场，一有“热气肉”即新鲜猪肉，立马排队抢购，平时则多“冷气肉”，即冷冻肉，但不是先进的速冻技术，肉质很不新鲜，有些肉库存太久，甚至呈现水泥一样的灰色。然而人们还是得嚼着这样的肉。也因为日常食物的贫乏，逢年过节的“美食”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奇怪的是，许多人的记忆只记那大快朵颐的片刻，却忘了搜肠刮肚的经年。
去年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中国文明固然处处不及西方，至少吃的方面还是很有想象力的。是啊，吃田鼠，多有想象力。因为长年饥馑，中国人什么都敢吃（中药就是这么吃出来的）。在此隆重推出中国美食：草根树皮观音土，珍珠翡翠白玉汤。
荷兰地主10月回国。朋友问她欧洲如何。她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总之，这好那好，样样都好。对方当即面露不快，终于忍不住循循善诱：那边吃的不怎么样吧？……
的确，去欧洲的中国旅游者，许多吃得很惨。不过那是因为他们不舍得吃。成天饼干、白面包，和着水往肚里咽，省下钞票买衣服买包买奢侈品——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横竖跟“那边的吃”不挨着。我是走到哪儿必鱼肉到哪儿的——当然我也就没钱买什么看得见存得住的东西了。以我鱼肉的经验，我喜欢欧洲餐馆胜过国内的餐馆——前者唯一的缺点是比后者贵得多。
尚有个事实是，中餐馆在欧洲是餐饮业的边缘。绝大多数欧洲人并不热衷于中国美食。在巴黎，北非、黎巴嫩的美食和中餐受欢迎的程度大致相仿，恐怕都不如日本餐馆受欢迎。当然在欧洲的中餐馆本身都很不专业，中国人也不爱吃。但欧洲人对正宗与否并不在乎，只当怪诞的异国风情偶尔尝试一下，如此而已——就算跑到中国吃“正宗”的中国菜，也并不怎么喜欢。中国人特别看重的饮食品种，法国人一般不大有兴趣。有个法国人说过，茅台的味道跟他们冲厕所的液体差不多。他们心目中的中餐之典型大概就是炒面、春卷。
当然这无非是口味习惯不同的缘故。其实，世界上什么地方没有“家乡菜”？而喜欢家乡的口味，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拿一己的口味当作自夸的佐证，便只是空洞的感叹号，不如藏在心底更显珍重。法国人也喜欢以饮食自夸，在我看来，一样无谓——当然他们的自夸，历史上有客观标准，量和种类，历史上法国饮食的量和种类曾经领袖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曾嘲笑英国人吃不上牛肉，嘲笑德国人饮食单调，嘲笑意大利饮食不足。不过这些差异，在现在已经很小了。以我的口味，如果论味道，意大利更优于法国——当然，这还是一己的口味，除了对我个人，没有任何意义。
大约吃的荣耀是中国文化最后一层荣耀。最近中国食品卫生的危机已然揭破了这种荣耀的现实，兹引陈文并为补充，领略一下这种荣耀的过去。
二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的发表已经超过了七十年。七十年前发表的时候，也曾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然而多数人反对他的“全盘西化”。之后，他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被淡忘了。他文章中不少在现在看来也算得透彻的观点，似乎始终不被多数人接受，每隔个若干年，又须有个人出来重申，顺带对形形色色的折衷论实施精准打击——譬如那个大师李敖 ——然而接下来照旧，闪耀一阵罢了，并不能获得普遍的接受。七十年来，最得人心的依然是形形色色体无完肤的折衷论。当然，实践层面的折衷也许从来就是比较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但这跟文化的价值取向不是一回事。价值是不应该折衷的，折衷的价值意味着价值的自我取消。中国的七十年却正好相反，实践层面经常是片面的、极端的、狂热的，折衷总是发生在价值层面。恰因价值以折衷而自我取消，导致实践的片面、极端和狂热。
其实，关于所谓中西优劣（或东西优劣）的话题，本来很小儿科，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学理，更无涉文史学科的前沿。“西方”就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是“夏”，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是“夷”，正在被“夏”全盘地“变”着，这是不需要专业研究就能看见的事实。陈序经《东西文化观》滔滔不绝，后来者喋喋不休，所说的也就是些浅显到无须证明的道理。大概也因这道理的浅显，陈序经在他文章的最后自信地预料：
我们这种观察，是完全基于过去的事实和目下的需要。比方五十余年前，或是三十年前，除了三五所谓略晓洋务的人，主张所谓中西合璧的文化外，举国人士总是相信闭关自守，而固守我们的固有的文化；就是连这三五位所谓通晓洋务的人，也是相信我们固有的文化要占优先和根本的地位，而西洋文化要占次要和枝叶的地位。所以那个时期的思想的中心，还是复古。然而三十年来，国人一步一步地感觉到西化的必要；到了现在所谓纯粹主张复古的人，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而思想的中心已完全趋于折衷，而所谓折衷或调和的论调，又已逐渐的从中本西末而趋到西本中末。同时也有了三五的人士能够感觉到中国的文化，差不多样样都不如人而趋于主张全盘西化。要是三十年前那三五位折衷论者的态度能够逐渐的变为全国稍知外事者的态度，那么现在那三五主张全盘西化者的态度，那安知三十年后，就不会变为更普遍的态度呢。
七十年过来了，事实证明陈序经显然太过乐观。他写这文章之后三十年，见到的不是“全盘西化”变为更普遍的态度，而是致他于死地的文革。又过了四十年，若向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征求他们对“全盘西化”的意见，恐怕还是摇头的多——当然我并未做过这样的调查，只是凭感觉。因为我接触不少人，平时不见他们有多么热爱中国文化——当然更谈不上了解，可当你说中国文化处处不如西方的时候，他们大凡会表现出激动的反应，更无论主张全盘西化了。我感到大多数人像出于本能一样地支持折衷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吸取外国先进经验，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妄自尊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等等，这种中国式的辩证法显然最得人心，虽说几乎所有人在政治课本上看到这些说辞大多深恶痛绝，可轮到自己思考问题，依然最沉溺于中西合璧那一套。就这么一个早就有了明确答案的小儿科的问题，至今假装着悬而未决——甚至因假装得太久，早忘了是不是假装的了。
这个小儿科问题的悬而未决，阻滞了很多学科的健康发展——直接的受害者当然是文史学科，甚至波及应用学科。许多专业的课程都设有关于本专业的中国专业史，如中国建筑史、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等等，这些中国专业史本身的内容十分稀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些专业，都是业余），却占据了宝贵的课时资源，重视程度一般等同于甚至高于相应专业的“外国”史（方才看到一个材料，说中国大学的法律专业，中国法律史是必修课，外国法律史反而是选修课，这是我看到的最荒谬的专业史课程中西比例），而所谓“外国”，西方又只占部分，虽然“西方”是“外国” 的大部分，可分配到的分量因而总比相应的中国部分轻。大多数学生于那么多中国的伪专业史当然不感兴趣，然而因中国部分占着茅坑不拉屎，挤缩了西方部分的空间，所以少了了解西方各专业史的机会，这却是知识结构的大缺陷。
当今一切专业，其为专业，都是在西方文明结构下确立的，各专业的现在，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各专业历史的延续，对后者的无知，当然地会导致对当前专业的无知。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此弊。虽说“中国物理史”、“中国化学史”不大会出现在相应专业本科学生的课程表里，但相应的西方史也一样缺席。物理学家鼓吹特异功能，笃信伪科学，留洋西医认同中医，等等怪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专业人士对本专业的历史无知，因而对本专业的性质无知。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有些专业史的教育并不那么迫切，因为那些专业就是他们文明的一部分，许多东西于他们是不言的前提，他们对之有近乎天然的领会能力，但在中国，所有可以称为专业的专业都是一百多年来从外部陆续植入的，中国人要理解这些专业本身其实很不容易，因而对专业史的了解是对专业本身领会的重要辅助。而所谓专业史，就是专业在西方的历史。中国的教育于此却是能忽略就尽量忽略的。
一个在国内大学任教的建筑史老师跟我说：要证明中国建筑体系只是一种原始的建筑体系，这件事本身其实根本算不上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因为证明这个命题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可是这件事不做还不行，这个前提不解决，下面的工作没法深入。我对这话非常赞同。可惜我赞同没用。吃建筑史这碗饭的人，谁不把中国古建吹得天花乱坠？从林徽因开始就胡说八道睁眼说瞎话，又怎么扳得过来？把生命浪费在与低幼童话作战的事业上岂不太糟践自己了？可是一日不破除这些童话，自己的手脚便一日得不到释放，又岂不太对不住自己了？……
言归正传。何以全盘西化的主张那么浅显合理，它的提出又那么久，却总不免很快地被尘封在历史迷雾里不被理睬？（1964年陈序经被调到南开大学担任副校长，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全盘西化”的提出者。）何以得势的永远是这样那样的折衷论？何以大行其道的总是中西对称观？除了折衷论的美妙言辞很能蛊惑缺乏识别力和判断力、满肚子势利经的中国人的心眼，陈氏全盘西化论本身是否有什么弱点呢？
我把陈序经的文章再三寻绎，终于发现这些全盘西化论者脆弱的脚后跟：家国情怀，或者不如说家国伪信仰。他们虽主张全盘西化，可他们的立场却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国”那边，他们的目标还是“为中国好”，“中国”在他们那里，和在那些复古论者、折衷论者那里一样，与其说是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价值象征。如这段话：
进一步来说，所谓全盘西化，正所以重视我们的文化。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然而后者的真义，却不外是变印度菲列宾的第二。到了这时，种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之苗人黎人，遑论过去固有的文化。设使我们而能自己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则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视我们的文化，而鄙视我们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为他日之重视我们在世界文化所占之重要位置，而重视及我们的祖宗与其文化。
这段奇妙的文字，也许出于某种安抚的策略，却明白地同复古论者、折衷论者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家国。中国人所谓家国，并不仅仅是pays或nation——这些词代表的都是具有时间范围的集合。譬如France作为一个pays，开始于9-10世纪加罗林王朝的西法兰克，虽则加罗林王朝的历史当上溯到8世纪，诸如矮子丕平、查里曼大帝的加罗林王朝却不属于France这个pays的范围；France作为一个 nation，则正式开始于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砍掉了国王的头，剥夺了教会的特权，才树立la nation française，虽说早在这之前一个世纪，France就是欧陆第一强盛的pays，然而强盛属于royaume，那个叫做France的 nation却还只是隐隐绰绰地萌动着。进而言之，历史上，更有不少的pays或nation已经消失——和任何动物个体生命一样，任何pays或 nation都不可能永续，一个pays或nation，所指的必是一段特定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的存在。所以，这些概念都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家国”，而家国情怀也不是真正的nationalisme，充其量只是nationalisme culturel。“家国”的观念，原本基于身份归属感，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朴素情感。当它仅仅作为个人朴素情感的时候，它是可爱的，甜美的。然而中国文明将这种朴素情感放大、夸张，抬高到价值、信仰的地位，便成了压在匹夫匹妇头上的泰山。所谓“家国”，纵向来看，向上应该追溯到遥远的祖先，向下应该延伸到没有穷尽的子孙，横向则当展延到据说沾亲带故的所有成员，然而成员间又以无数的小“家”隔着亲疏尊卑的鸿沟……总之，家国是个追求千秋万代的没有时间边界的不均匀的模糊集合。家国本是关于世俗情感的观念，不具备充当信仰（价值）的资格。然而因中国文明从来没有精神生活、没有信仰，将人生终极价值寄托在泰山之重，家国居然僭越而成为伪信仰（就是迷信），使得这个文明框架下的成员考虑一切问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家国的价值，包括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在内。
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以及之后李敖大师，乃至近日纪龙天那个孩子涉嫌抄袭的全盘西化论，都是出以“我们”的口吻，为“我们”的前途、利益着想。这里只举大师李敖的“我们”，因为其他人文中的“我们”实在举不胜举：
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了！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 S. C. 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缰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头；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这许多“我们”，有个别是出于祈使句的口吻，有些则是指潜在的西化派同仁，但绝大多数是指“中国人”，那种大声疾呼的拳拳之心因那么多“我们”而跃然纸上。然而，在这种题目场合下，说“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是一种很不“西化”的家国情怀，同复古论者、折衷论者的价值取向并无二致。三派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复古派视固有文化为“我们”的价值所在，其意以为若彻底抛弃了“我们”的固有文化，便抹煞了“我们”身份的存在，“我们”将消失于无形；西化派视文化为工具（陈序经原话），可以由“我们”搁置，可以由“我们”更换，其意以为，这样更符合“我们”的利益，有利于 “我们”的存在，不然，“我们”的实体都难保，无论文化；于是折衷派在两者间打圆场，既不能干脆地抛弃固有文化，因为这样将消解“我们”的身份，又不能拒绝现代（或“西方”）文化，因为这样将削弱“我们”的生存，于是这一派将文化视作七巧板，自作聪明地拆卸、拣取起来——凡是自作聪明的态度，向来最能让人喜闻乐见，这种态度甚得历朝历代官方的青睐，事实上也最得人民的欢心，于是中国成了现在这般古怪的模样：
折衷办法的错误，不只是本身上的错误，而且生出最大的危险来。这些危险比之真实的复古的危险，还要利害。原来要是真的复古，复孔的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或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衣不求适，也许会减少半点西洋货物经济的压迫，而免利权之外溢。然而折衷派的人，则不然，他们一方面享受了西洋的物质文化以饱私欲，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旧道德旧思想以欺骗人民。他们购买枪炮就说是物质的西化，他们杀戮无辜，就说是攻乎异端。你叫他们去留学，他们就只学了人家的跳舞，你叫他们要随着中国习俗，他们就沉醉于麻雀[即麻将]。这样的东西合璧，简直是坏上加坏了。我们放开眼睛一看，今日所谓乘汽车，住高楼，食西菜的卫道先生，以至瞒洋人欺同胞的中国人，无一不是挂起折衷办法之名，而行其因利乘便营私自饱之实。骨子里仍无半点西化，这是时代的投机者，这是文化过渡时代里的蠹虫，这是人类的公敌。
陈序经所言七十年前状况，放在现在，一样合适，只是“坏”的节目大大地丰富了。不过这里不谈复古、折衷的虚妄和坏处——陈序经们早就历陈之、痛斥之，毋待乎我多言。问题在于西化派们，既不忍舍弃“中国”这个家国图腾，念兹在兹的终究是“我们中国”的命运，其在八面玲珑的折衷派面前，便先输了一招。因为“全盘西化”确实会导致“中国”身份感的丧失。西化派对此的回应是，文化身份无关痛痒，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为国家的现代化，只能牺牲文化身份。这样，全盘西化成了壮士断腕的无奈选择。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事实上，全盘西化毕竟不合于他们自己的家国情怀。须知中国人之愿意学习西方的端倪，正在于大中华家国情怀的支配，正在于天朝身份的幻灭所致的耻辱感，正在于所谓“伟大复兴”的憧憬，正在于让中华的身份赢得世界重视（或者不如说是享受被人仰望的满足感），正在于所谓“站起来”，正在于所谓“扬眉吐气”。倘全盘西化而弃了身份，则这终极价值先已落空。西化派说：祖宗尊严、文化身份无所谓。——然则什么有所谓？西化派说：中国的实利才有所谓。——既云实利，然则不如中国解散，或者为邦联，或者为欧盟模式，甚或各自投靠列强，牟利岂不更速？（事实也的确如此，倘无“中国”为累赘，至少东南沿海的发展将顺利得多，而内地也会受到更强劲的带动）……那个复古尊儒的康晓光说过一句有见地的话，他说中国至今为止不是一个nation，而是个empire，维系它的唯一纽带便是共同的文化身份。因而，如果撤了这保证“中国”所以为“中国” 的纽带，那么从来在实质上一盘散沙的“中国”也就必定如粉末、如泡沫似的自行分裂、消解，陈序经们念兹在兹的“我们”这个前提，到头来反会因他们的西化主张而遁于无形。
因而七十年来，或者说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总是选择折衷。他们热衷于设计中西对称并举（或者更自大点，中外对称并举）的局面，什么中医西医，什么国画西画，什么民乐（国乐）西乐，什么国剧话剧，什么中建史外建史，什么中西哲学……这种设计损害了学科的发展，却很能满足中国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取巧心理：既可以维持中华身份于不坠，又不至于绝对的闭目塞听以至国破家亡。折衷最适合不知道价值和信仰为何物的人（家国之为中国人的价值是一种僭越），最适合因不知价值和信仰为何物而随波逐流投机取巧的人，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人。哪怕他们中的复古派，也不会像哲合忍耶那样执著，所以尽管放心，中国文明里没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资源。但也正因为没有信仰，不得不将家国拉来充作信仰，故在此一前提上，已经堵死了“全盘西化”的道路。于是折衷成了唯一让人接受的选择。
于是结成这样的死结：“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冒充了信仰（价值）；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冒充了信仰（价值），是因为中国人不知道真正的信仰（价值）；中国人不知道信仰（价值），是因为中国文明抹煞个人；中国文明抹煞个人，又是因为中国文明把家国说成人生的终极价值——家国压迫着个人精神的独立，个人精神的不独立又阻碍着真正信仰（价值）的诞生，于是家国安安稳稳地充当着图腾，让这个文明的每个成员都不能忘情于它。（关于信仰和个人的关系，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我曾在札记中举过我的朋友对所谓“文物”的家国情怀，提到过青鸟大师得知中国文史学科落后的事实时的家国情怀。这里更举两例。
1.去年回上海，跟一个老同学吃饭聊天。这位同学自从在大学里最后一次政治投机失败（竞选三好生），便宣布要做个商人，意谓抛弃做学生时的所谓“想法”，只图实惠。等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msn上遇到他，他声称：我是商人了……到那次吃饭，他却又说起做设计的艰难和无奈。我顺着话茬，便提到这种种现象多是中国传统的延续，诸如轻视匠艺，把艺人匠人当作玩物、工具，不承认艺人匠人的独立人格，向来缺乏造型和空间的想象力，从无“dessin/design”和重呈的观念。我记不清我说的确切内容，总括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比较低，做什么都不易，东亚文明都只是配角和学生，连日本都别指望翻身，等等。话到其间，他怅然道：“照这样说，那我们岂不完了？”
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的“我们”应该就是指中国人，“我们岂不完了？”就是说“伟大复兴”（或者崛起、赶超）的前景岂不要落空。看来这位据说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具有高尚的家国情怀。我跟他说，“我们”与中国古人无关，中国古人的文明程度不代表“我们”可以争取的文明程度——当然，会有所影响。但我没有涉及复兴、赶超、崛起的主题，事实上他也没有明确提起。不过，我的确认为所谓复兴、赶超、崛起都只是关于家国图腾的虚无缥缈的幻景，并无实现的可能——除非风水轮流转的中国谶语真能奏效——无非用这个图腾幻景凝聚人心罢了。无论中国经济如何，军事力量如何，它很难摆脱人类文明配角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是不完也得完的，假如“不完”是指复兴、赶超、崛起的话。我没有对他说这些。我记得话题是自然地岔开了。
现在想来，我确认了“我们一定完”，却没有解开对“我们岂不完了”这种焦虑。因为我对这“完了”的前景并无焦虑，所以没想到要去解开它。然而“商人”确确实实是表现出这种焦虑的，焦虑的源头自然是家国情怀。好在“商人”大抵是要迅速投入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的，想必不会为遥远的幻景作过度的杞忧。
2.八月间，我跟考古和文献专业的荷兰地主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喝啤酒聊天。我说到了全盘西化。地主说：“我觉得这是行不通的。就说我在西方的那些学长们，当初也都以愤于国内那一套的陈腐，才出国求学，然而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利益终究在中国。”——她似乎是说那些在海外为夏商周工程辩护的中国学者。我觉得也适合我所知道的为中国文明作不同程度辩护的在外华人学者。他们虽学了西方的科学方法，逢到关乎中国文明荣耀的场合，家国情怀便往往压倒了科学。
对这些话，我当时没回过神。后来想起来，这话里说的“利益”，恐不止于实惠的经济利益——须知这一行在中国向来是清汤寡水的贫困户，况且论物质生活，怎么都是在西方强。这个“利益”犹言“价值”。这话的下文大概就是说，哪怕换了护照，哪怕学术上完全西化，中国人的价值只能在中国人那里实现，因为在西方并无中国人身份的尊严。
我并不想指责这种态度是对自身挫败感的规避。须知地主的学长应该都是文史专业人士，而我说过，中国人在文史专业上很难做出国际性成就，因为目前为止中国文史专业的视野始终局限在文明成果稀薄的东亚，甚至实质上是承受着西学的衣钵，且远不如西人游刃有余，所以在西方从事文史工作的中国人，几乎命里注定是站在冷清的边缘。我觉得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并不为之感到耻辱，因而也没有什么挫败感。不过若有人为之滋生挫败感，我想也在可恕之列。
问题是自己利益为什么终究在中国呢？或者引申开来，为什么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在中国那边实现呢？在西方做边缘，难道就是利益、价值的落空么？在中国得风光，难道就是利益、价值的实现么？这当中的逻辑关系，我没法明白。我并不是说，利益和价值须在西方实现。中国也罢，西方也罢，都只是客观存在的群体场所。我以为个人同任何群体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由合作的关系，而绝对不是附庸和受监护的关系。所以，个人的利益归根结底全在于个人自己，个人的价值归根结底也全在于个人自己，把某个群体的利益当作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或手段），把群体价值当作个人价值的指向，都代表着一种受监护的心理，一种不自由的动物状态。
具体到文史这一行，则在这个或那个群体场所里做边缘抑或做核心，一样都无碍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中国文史在文史学科整体中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其研究者在西方屈居边缘才边缘的，也不会因为其研究者在中国得了风光而核心起来，它的边缘地位是缘于它本身的属性。以我的猜度，那些说“自己的利益还是在中国”的人，只是见到“中国”在世界上屡受“谁理你们？！”的待遇，便转而屈服于自家抱团的人多势众罢了。然而为什么要在乎他人对自己的感知呢？——倘知道自己一身之内的价值的话。那些中国学者恼怒着“中国”在西方的边缘地位而欣慰着“中国”在中国的核心地位，大凡就属于所谓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态度。所谓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态度，说到底也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群体中的泰山哲学，但凡看穿这种哲学的虚妄的，自然无须在鸡首的位置上得意，也不至在牛后的位置上气馁。每个人实现着个人自身的价值，或许在边缘，或许在核心，然而在人的价值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利益也罢，价值也罢，都在于自己的生命的点点滴滴，不在于这条生命坐落的位置。若使家国情怀压倒了求真的兴趣，就等于置个人于群体之后，那才是价值的落空，才是尊严的扫地。
从以上两例更可以看出，“全盘西化”并不一定有助于实现清末以来“强国保种”乃至“复兴崛起”之类旨在“中国” 的那种价值目标，至少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能，至少不是立竿见影。倘把“全盘西化”论一样建筑在“中国”的价值上，一样建筑在家国情怀上，那么这是一种不全盘的“全盘西化”，是留尾巴的“全盘西化”，是容易让人踩着尾巴的“全盘西化”。相对而言，千疮百孔、体无完肤的折衷论，反最适合“中国”这个价值前提。在家国伪信仰的笼罩下，即出于所谓大义的前提下，所谓事实就是供人隐瞒、编造、歪曲的，于是人们对陈序经们所看到的“中国样样不如西方”的简单事实完全可以视而不见，更谈不上被这些事实说服。左右逢源的只能是以乖谬见长的“行为艺术”——折衷论。
因而欲鼓吹“全盘西化”，必先割断家国之情思，须下定“哪怕国破家亡，亦要全盘西化”的决心。欲鼓吹“全盘西化”，必先破除家国迷信，必先撤倒“中国”这个图腾，必先有个人的自觉，必先树立匹夫匹妇的尊严和信心，用匹夫匹妇的尊严和信心取代家国的尊严和信心。这也就是向来所谓“首在立人”的真意。唯向来言“立人”者，大凡出于救国强国之类家国情怀，无法指出人立而“家国”破灭的必然，故总是徒然流于口号。家国的情怀，不用力破除，是割舍不去的，哪怕是自以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中国人活着，小者为“家”，大者为“国”，所谓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实质无谓之极，却深植人心，因为中国文明里没有其他可以充当价值信仰的资源。在家国的种种重压下，个人是极苍白的。许多人无法设想没有家国的生活，无法想象不受监护的精神状态，把“荷兰人”那样的漂泊生涯视为不幸之至，把在人群里的归属感视为幸福的基础。前帖《中国女愤青美国被捕记》下头一连串民族大义的声讨，正反映了这些人人格的不独立。这些爱国者其实迫切地希望着“美国”或“白人”对他们的“收留”和“喜欢”，只因得不到（哪怕拿到护照也得不到他们要的那种“收留”和“喜欢”），因而恼羞成怒地爱起“中国”来了：
又是一个贱猪奸猪，你这个猪应该去把皮刷白了，美国本国人怎么会是黄皮肤黑眼睛的。
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
一个没有家园的灵魂你，是可悲的。忘记了祖先的你，是可怜的。如果明天中美开战你就知道在你可爱的美利坚、你的美国同胞会怎么喜欢你了。和二战对待热爱美国的日本人的下场好不到哪去。
虽然我不赞同那位饭店女服务员的行为方式，我还是被她的爱国精神所深深感动。而作者——这个卑鄙的小人，他实在让我恶心！很庆幸他自称他不再是中国人。但愿美国人真正收留他，否则他不成了丧家之犬？我想这位小人想不成为丧家之犬也难，因为在我的感觉中，正直的美国人也是非常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自古以来忘根忘本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会被全世界（不分种族）有灵魂的人所鄙视！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国旅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环境多好，无论当地人多友善，我从来没有把那里当作我的家，当地人也不会把我当作他们的同胞。就像加拿大的大山，无论他中文说得多地道，也是一个老外，没人会觉得他是中国人，就算他的中国媳妇也没有把他当中国人。国人也不要认为自己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了；很多网友说的不错：在当地人眼里，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只不过英语说得流利一点。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感觉中国这不好，那不好；反而是离家久了，总能念起故乡的好来，惦记着无拘无束的乡音，惦记着浓浓的乡情，用周围朋友的话说，离家半年，肯定比在国内的国人更爱国。有时候我也会抱怨一下高房价，有时候我也会对频发的矿难感到尴尬，为那些贪官感到可耻；但是我绝对不会认为中国就是黑暗的，我绝对不会在外国人面前恶评自己的祖国，也绝对不会允许外国人在我面前批判自己的同胞，因为那是我的家人，我的家。因为我爱家，所以我会护着它，即使有时候明知它错了。
“没有家园”、“丧家之犬”以及这里没有征引的“狗不嫌家贫”之类关键词，尤其暴露了这些人的要害：他们以为，人生在世，无非就是狗想有个家，他们要做的无非是“有家之犬”。他们之所以“爱国”，只是因为得不到美国或白人的“收留” 和“喜欢”，那么万一哪天念头掇转，忽而感到自己真的被白人“收留”了，被可爱的美利坚“喜欢”了，“祖国的怀抱”也就可有可无了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外华人虽总是持着家国情怀，却从来无力影响当地文化，反而支离破碎，苟活于边缘（见龙应台《一个没有墙的华文世界》），乃至早晚被同化的原因，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家国情怀就是狗的人生观，从根本上讲，主人是谁并不重要，有没有主人收留、喜欢才是紧要处。
这些人的言论水平固然很低，不过照我看来，那些身在海外而感慨“自己的价值终究在中国”的学者实属他们的同道。
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人，乃在于他的独立和自由，乃在于他的不受监护，乃在于他与他的人间家园之间的可以剥离（当然，也可以合作），乃在于他除了人间家园而外，更于客观世界自由地找寻无限宽阔的精神家园，从而发挥他最大的可能性。这样地活着，何患乎无家？这样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是无法让渡、无法剥夺的属于个人自己的价值。显然，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已经有利于中国人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至少计划经济解体之后，人身得到了解放，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在中世纪农奴制下讨生活了。接踵而至的，早晚是精神的自由。唯以家国迷信尚炽，要全体中国人愿意以消解观念上“中国” （甚至消解实体的中国）为代价而获得个人的独立自由，恐怕为时尚早——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个人自觉的条件尚不充分。总之，一直到现在，这个死结很难打开，哪怕在陈序经以下的全盘西化论者身上。因而，现在以及可预见将来的中国，仍将是折衷论“行为艺术”的舞台。
进而作些杞忧。万一哪天中国人的大多数都获得个人的觉醒，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想，若无共同的信仰（指真正的信仰）及时填充，“中国”的消失于无形，大有可能。在中国，既然个人觉醒必然导致作为迷信的“中国”销声匿迹，而中国本来就是个靠家国迷信维持的存在，那么实体的中国也有可能因迷信的“中国”的消失而消失。在台湾，这个进程已经发轫，在中国本土，也一样可以期待。只要个人觉醒的趋势不断，去中国化就是中国的必然命运。陈序经们所盼望的西化以后的复兴、崛起，恐怕都要落空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既然取消“中国”是立人的必要条件，那就取消吧。
那么会不会有什么信仰来填充家国迷信留下的空白呢？也许可能。邓晓芒说，他的信仰是“真善美”。这个信仰虽具有充分的现代性，却以其过于抽象，不可能成为社会性的信仰，因而也就不具备替代家国迷信的资质。至于以艺术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或者索性说不要信仰，其实也都分别是真善美信仰的一部分，只可能是少数人的精神家园，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如果会有一种信仰取代家国迷信位置，那么这种信仰恐怕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我对基督教并无向往，它虽比家国迷信强得多，到底以羔羊的监护者自居。何况它的成员驳杂，而它的教义到底夹杂着古老的迷信，这是任何一个具有科学和历史观念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故个人的觉醒固然是信仰的前提，但个人的进一步觉醒却注定瓦解社会的共同信仰。譬如现在西欧的主流，正以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瓦解着一切信仰。无论拉青格怎样攻击启蒙思想，怎样指责欧洲青年不关心宗教，事实就是往这个方向进展着——这个老儿只能去西班牙、去拉美享受欢呼。问题是，中国人未来的觉醒，与欧洲人几十年来的虚无主义的觉醒，不大可能是同一个层次上的觉醒。当人初步觉醒到个人的存在，抛弃家国的归属感之际，很容易将归属感指向“天国”——除非他能获得更高层次的觉醒。对于处在刚刚摆脱家国监护这个阶段的人来说，基督教恐怕是很有吸引力的。
设使基督教真能占领中国，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局面，这却难说。也许现在的地下教会代表着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也就是欧洲所经历过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也许不至于。基督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教义，而是由各种各样人汇成的驳杂组织，无论宗教改革如何彻底，只要保持着宗教的躯壳，就不能豁免于实用的一面。因而它的属性多少总在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演变。以中国人的老奸巨猾（邓晓芒语），基督教在中国究竟会变成怎样尚未可知，那就更别说预料它在未来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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