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中国结

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5%8C%97%E4%BA%AC%E6%B0%91%E9%81%8B%2889%E6%96%B0%E8%81%9E%E7%89%B9%E8%BC%AF%29

这批视频，因题名为繁体字，钻了GFW的空子，长城以内尚可观看。为预防早晚来到的和谐，可以在这个页面http://www.downflv.com/下载视频到硬盘上。下载时出现另存为窗口时，须自己修改文件名，重要的是加上“.flv”的后缀。

这批视频均为我朝CCTV在89.5.18-5.25期间的报道。比照卡玛的那部片子以及其他相同题材历史专题片，这批未经后人剪辑和诠释的视频的史料价值很高，毕竟前者已经过事后的选择，后者虽然也是有意选择的产物，却是事件如火如荼的同时发生的，这种选择行为本身就是这桩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了。境外拍的相关专题片里，引用这方面资料的太少，太不完整。至于境内，除了事情刚刚摆平的几个月拍过些后来再也不见天日的政策宣传片（我倒很想重温这些色厉内荏的片子），之后关于这件事的一切图像、声音、文字都被就地掩埋了。

像卡玛那部片子，于抗议一方着墨较多，于当时“官方”的情形基本出于虚写。仿佛看《群英会》，都是周瑜、鲁肃、诸葛亮的戏，“发动战争”的曹操那头除了中计上当几乎无所交待，只是虚写的背景，这样呈现出来的面貌自然不是战役的全貌。卡玛那部片子的不足就跟《群英会》类似。CCTV的原始报道可补这方面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我朝中枢的微妙局面，看到周相国的螟蛉子李相国那种笨拙、木讷、僵硬乃至声色俱厉的真情流露，看到某些重臣观望风向、揣摩局势的心态，看到受命在外的万议长的态度及其遭遇，看到当年我沪江太守朱刺史接待戈大汗时的样子（尤其是江太守将登大宝而不自知，朱刺史更料不到有一天还会站到前者的边上——不过是在另一层楼），看到南京项大帅振臂高呼几乎要兴师动众的情形，看到津门李太守侃侃而谈的风度，更有关于吐蕃的消息——没出画面，没出姓名，却如侧笔交待了今上御蕃时期的雄才大略。几乎每个细节都耐咀嚼——真是舆情汹汹如风不止，臣宰诸侯各怀鬼胎，仿佛裂缝将启，天地将为一更始——坏就坏在仿佛……还可以看到CCTV播音员杜薛邢罗等的情绪——久违的杜薛诚然罕见，而当年的邢罗虽不如杜薛那样消极，毕竟消极得很，远不同于以后那样铿锵，事后杜薛消失，邢罗仍列首席，据说不少人遂将敌意指向邢罗，这却无谓的了，何必将敌意与同情搭卖？

那些天的CCTV，会议经常不隆重的，活动经常不圆满的，新闻稿经常很直的，领导形象经常很土的，相国念稿经常念错的，对人说话经常咆哮的，一档联播里观点经常对立的，矛盾经常明显的，总而言之，形势基本不大好的，气氛基本很宽松的，节目基本不恶心的，新闻基本有看头的——虽然播音员念稿子的画面占了不少。这以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CCTV。

我查过，1990年春节晚会的电视摄像质量比往年所有的春节晚会画面质量都提升了一个层次，也许是为迎接亚运会改善了设备还是怎么的……总之，电视节目越来越光鲜，越来越祥和（现在叫和谐，那几年一直讲祥和，这个词好像是从今上当年定大计的地方的宗教里借鉴来的）。十余年下来，渐渐地，再也看不见不隆重的会议、不圆满的活动，没有不是套话的新闻稿，没有不符合国际蜡像馆惯例的领导形象，有些念起稿子比播音员还流利机械，说起话来比面糊还温柔，所有新闻的观点总是因为跟屁一样空洞而完全一致，所有矛盾总是因为措施得当而顺利解决或将要顺利解决，总之形势一片大好而将更好，气氛绝对紧张而其实更紧张，没有不恶心的节目，没有有看头的新闻——虽然画面丰富得多、清晰得多、花哨得多。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社会上出现了一句谚语：做人不能太CCTV。

这些视频里的重头戏自然是李相国的两场：5月18日与诸生面谈是第一场，5月19日誓师警戒是第二场。誓师大会上李相国特别失常，很有观赏性。大约因之前与赵摄政争执，且终于破裂，所以上台七荤八素，连稿子都念不清，连月份都搞错，满嘴跑火车。全程录像都在，很足珍贵。

李相国当年给人留下木讷、僵硬、声色俱厉而笨嘴拙舌的印象，自不必说，因为那印象是最深刻的。这次我却看出些别的味道。相国对诸生开口辄言“我们的孩子”，于誓师之际亦曾提及“我们自己的子弟”。这并非相国一人的观念，实系出于自中枢到社会的通识。无论是后来使出重拳的中枢还是社会上加以声援的“精英”或众人，都将诸生看成“孩子”。

卡玛的片子里，吾回纥言及同情诸生的知识精英劝说诸生缓和下来时说：他们还是把我们当作孩子，没有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不及核对原话，略取大意）。

这是讲到了要害。同情诸生者之所以同情诸生，多少是出于家长式的爱护之情，惩罚诸生的中枢之所以惩罚诸生，基本是出于家长式的教训心态。我想，每一个体验过中国家长制的中国人，对这两种因家长监护心理引申出的相反行为都应该感同身受。在家长制社会的心理下，作为 “我们的”或“他们的”孩子，仅仅是用来承继香烟的工具，爱护是为了“争取”他们，教训也是为了“争取”他们，为了争取他们，爱护他们有什么不对呢？然而反过来，教训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无论爱护还是教训，其对象都不是平等的人，而是被监护的半人——然而诸生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是和任何其他人平等的人，他们不应该被爱护、被怜悯或者被教训、被惩罚。那个时候（也许现在还是），无论是中枢那些颟顸昏聩的大老还是社会上号称睿智的精英，乃至送水送饭的大妈之类，他们对诸生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不把诸生当作完整健全的人，而是当作“孩子”，纷纷以诸生的监护者自居。

看到李相国在与诸生面谈之初笨拙地摆出“长者”的态度，看到他被诸生敏捷的言辞激怒后言颠语倒乃至大声咆哮的嘴脸，看到他在誓师大会上那副满是委屈并拙劣地表达义愤填膺的样子，过去只觉可笑、可恶，今天却读出了历史学的“理解之同情”。一个人若将某人看成自己的 “孩子”，忽然有一天发现这“孩子”根本不听自己的话，甚至藐视自己要跟自己平起平坐，他会怎么想？——一定是受坏人挑唆了！于是告诉“孩子”：你是受坏人挑唆了！（86年那次，之所以着重处理本意是劝阻运动的方，就是按这一模式办，找个“坏人”顶罪）。“孩子”却坚持：没有谁挑唆，我自己就这么想的。那么他又会如何？——那就打屁股！打屁股不行，那就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父亲为什么要儿子死呢？因为父亲的要儿子，本是出于要一个和自己一致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延续的儿子，倘儿子不跟从父亲，成了“逆子”，父亲当然有理由要儿子死，因为对父亲来说，“逆子”就是对儿子价值的取消，甚至是负值，不如除掉了在养新的。然而对付逆子时的那种恼羞成怒的愤懑也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终于到了“父要子死”的田地。其他各界对中枢的决定自然是反感的。他们的理由很奇特，也很符合中国文化：他们说诸生就是要中枢好，中枢不能这么对待他们。这就成文死谏的荒诞剧了。问题是，诸生是不是对中枢好，有效的判断者是拥有实权的监护者，中枢。其他人觉得好也没用。好比一家人家，老子和儿子有矛盾——也许儿子真的为老子好，可老子不爽，说儿子忤逆。这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邻舍即便觉得老子不公，也不能站出来说儿子是对你老子好的。因为舆论越是偏向儿子，老子就越没有安全感，仿佛自己的财产要掉入他人手里，那么只好“不惜一切代价”、“有权采取任何措施”维持局面，烫平儿子，摆平一切闲言碎语。惨剧就这样发生——发生过后，一切照旧，只是更沉闷、更祥和，自有孝子贤孙哄着老子，熬到哪儿是哪儿吧。

其实不但中枢和社会各界有家长制的心理，诸生中间亦然。他们中有些人，一方面在场上热衷于行使家长式的权威而自以为demo，一方面又很懂得利用自己“孩子”的地位博得众多监护者的同情。这方面的情形，卡玛的片子里已经暴露了不少。柴小姐以其他诸生的性命为筹码，目标是所谓“唤醒民众”，遇到反对派出口便是“一小撮有预谋有计划的……”，对媒体辄言“他们还是孩子”，……是最恶劣的一例。

李相国誓师时说：中枢已经采取了最大克制，没有哪个国家的中枢能做到这样。也许是真的。的确，初期一个多月，中枢非常克制，克制得不正常。倘如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要求示威者停止抗议，派出代表谈判，在桌上唇枪舌剑互相指责，或者更万恶一点，既然正常秩序被认为因抗议事件而被破坏，那就用高压水龙驱散人群，甚至出动防暴警察（当时根本没这编制）架走人群——而不是发表气势汹汹的社论，同时却又手足无措，那么后来的局势也许不会恶化到那种地步。事实上，社论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理阴影远比高压水龙深得多，而中枢那边却觉得，我动口不动手，真是仁至义尽。死结就这么结下了。

有个对事件有粗略而深刻印象的法国人问我：我们也不喜欢社会运动影响社会秩序——当时你们ZF为什么不用警察维持秩序，而要动用军队坦克？……这里，他混淆了事件的前后过程。在社论发表前运动最初的一星期里，诸生的运动规模虽不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并不大。但同时 ZF对运动反应迟钝，几乎无所作为，赵摄政照常出巡高丽，仿佛没事人，其他人也一样。直到赵在外期间，因种种原因，让当时的上皇忽然觉得不妙，便指示发表了社论，激怒了诸生。事情越闹越大，影响扩及全社会，这才出现动荡——诸生说得完全正确：如果说运动导致了动荡，责任在中枢。

最让中枢窝火的，当然是在戈大汗访华时占据广场。这又是出于历史性误会：诸生虽然潜意识里多有“一家人”的影子，至少意识层面始终自视为平等的对话一方（这种矛盾似乎到现在还不大被人提及），以为中枢既然要会客，自然要个体面的门脸，那么一定会在会客前同自己对话谈判——中枢却始终抱着家长心态：“孩子”不听话哭闹自然烦心，不过大人有大人的事，不管怎么先跟戈叔叔忙完大人的事再说，便索性把孩子撂在一边——还是无所作为——面对戈叔叔，满脸赔笑：“我家小孩有点情绪，正门不方便，咱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过几天他就好了。来，卫生间请！”心里这个窝火……

从此死结更深。尤其看到社会各界都说诸生好的时候，对父权沦丧的焦虑与日俱深，他做着噩梦：“教唆我孩子的很多吗？他们就要搞定我了吗？不！他们是极少数！他们是一小撮！他们是极少数！他们是一小撮！极少数！一小撮！……”接下来，他的反应怎么激烈狂暴都不足为奇了。

甚至军队进城时候，市民、诸生都还企图用“一家人”的感情来感化军队，直到开火，许多人还不相信是真子弹，不躲不避……

这种死结，是“一家人”的中国式死结。87年开始，赵摄政曾提“对话”两字，即遭中枢大老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和人民群众是一家人，一家里面谈什么“对话”？！这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运动初期，中枢一方面发表强硬的社论，一方面又频频表白“和诸生的要求没有根本矛盾”，这种表现的实质是，中枢作为家长，正在为判断“孩子”是不是构成忤逆而犹豫。于是恩威并施，爸爸喝斥“再不听话要打屁股了！”，妈妈打圆场说 “爸爸妈妈还是喜欢你们的哦！”，总总只为摆平了事——至于“孩子”在想什么要什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没有人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不相隶属的对象。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枢诸大员见解各异（尤其万议长在北美谈话极为大胆，终致提前被召，且滞留软禁在上海，直到事情“最终解决”后表了态），这导致中枢出现进退失据的面貌，因而也令诸生产生某种幻觉，便将风帆扯足，不再考虑妥协，最后终于当上了中枢眼中的逆子，酿成惨剧——惨剧中牺牲的，还有更多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看不过去的“左邻右舍”。真是典型的中国式惨剧。读读《琵琶记》，对这种类型的惨剧可以思过半。

这种“一家人”的死结，法国人当然是不明白的。若干年后，出现了一种工艺品，叫做“中国结”，大概是要输出“一家人”的价值观吧。

于是一度众人恨透了大家长，肚里骂他是畜牲：虎毒不食子，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子民”的？当然，站在大家长的立场上，大家长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咱一家人，怎么允许这么胡闹？逆子就应该教训——对不对走着瞧！大家长给自己打气：不要管人家说咱的闲话，家和业才兴。现在终于家和了，一定要保持家和的大好局面，把事业兴起来给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

渐渐地，业果然兴了。于是摆平。众子民还有什么话好说？“没有当时果断决定，恐怕这家是不行的。”于是拥护摆平的也不在少数了。更有新的“孩子”出世，当初的事情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横竖只要家业兴旺，当年的不快都可以抹平，这叫“大家”，这叫大局。然而那时的一个个人怎么交待呢？——大局为重，个人算什么？当初你们也不就是为这个“大家”好么？看老子我现在搞得如花似锦，洋人都艳羡咱家，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的文化是最厌恶那种“一辈子只活一次”的坏思想的，我们的文化是最强调“大家”的利益的。只要还接受这种蛮横的文化，就只能接受监护人的任意爱护和任意教训。偏偏当年的诸生，为的就是“大家”。

总之还是循环，家长依然是家长，孩子依然是孩子。现在和睦着呢。又是典型的中国式结局。犹如《琵琶记》中夫贵妻荣忠孝双全——蔡公蔡婆死了？死了死了吧。本来也是自找的。蔡邕既然上了坟，哭了丧，尽了心，孝道也就齐备了。现在，还有不少人期待着中枢给平反。要求平反的那些人的位置跟蔡公蔡婆正好翻了个，他们是基于“孩子”的地位：是你当初冤枉我了，我不是逆子，你得告诉世人，我是孝子！仿佛只要中枢表个态就能大团圆似的。因而，这跟蔡邕“尽心”就算行孝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尽心”、“平反”而大团圆，这是中国式惨剧中最让人恶心的一段尾声。不过多少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对这臭不可闻的一段节目是甘之如饴的——要的就是这个。于是直到现在还有人期待平反。这种呼声以及其他各种遗产级别的言论，总让我时不时怀疑是不是生活在扭曲的时空里。

只要“一家人”的中国结不除，只要家长制不破，只要粘连的社会关系不分解，只要孔孟之道还深入人心，只要还把儒家式的“为大家着想”、“为他人着想”还被当作美德（这其实把他人当作自己私有财产延伸的思想，并非真正的社会公益心），我想，那种中国式的惨剧总是有的看的——可惜这种循环不已的戏实是没什么观赏价值的了。